性在人类价值中的位置
讨论性主题的作家经常被指责过度沉迷于这一话题，这种指责来自那些认为不应该提及这些主题的人。人们认为，作家通常不会冒险承受那些假正经的好色者的谴责，除非他对这个话题的兴趣超过了它应有的重要性。然而，只有那些提倡改变传统道德的人才会接受这种观点。有些人鼓励折磨妓女；有些人名义上反对“白奴贸易”，但实际上反对自愿的和自发的婚外情；有些人痛斥穿短裙、涂口红的女性；有些人在沙滩上四处窥视，希望发现身着不得体泳衣的女性。他们都不应该是性沉迷的受害者。但事实上，相比于那些提倡更多性自由的作家，他们在这方面可能遭受更多的痛苦。激烈的道德通常是对好色情绪的一种反应，表达这种情绪的人通常充满了下流的思想——这些思想之所以下流，不仅是因为它们包含了性的内容，也是因为思考这些问题的人由于道德而无法纯洁、健康地思考。教会认为对性话题的沉迷是一件坏事，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但我不同意教会所说的避免这件坏事的最佳方法。众所周知，圣安东尼比历史上最极端的纵欲者更加沉迷于性。我不想引用最近的例子，以免冒犯别人。性是一种自然的需求，就像食物和水一样。我们批判老饕和酒鬼，是因为这种兴趣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只占有一定的合理位置，而对他们来说却占据了过多的思想和情感。但是，如果一个人正常而健康地享受合理数量的食物，我们就不能批判他。的确，苦行者做到了，他们认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营养减少到能够生存的最低限度，但这种观点现在并不普遍，而且可能被忽视。清教徒决心要规避性的快乐，他们比以前的人们更加关注食物的快乐。正如17世纪的一位清教主义批评家说：
你要享受快乐的夜晚和美味的晚餐吗？
那就必须和圣人同食，与罪人同眠。
天主教的七宗罪分别是：傲慢、嫉妒、愤怒、怠惰、贪婪、暴食、色欲。在但丁的《神曲》中，地狱共有九层，纵欲在第二层，暴食在第三层。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清教徒似乎并没有成功地征服人性中纯粹肉欲的部分，因为他们从性爱中拿走了一部分，并把这部分加给了暴食。暴食是天主教认为的“七宗罪”之一，但丁把暴食者放在地狱的更深层 ，这是一种模糊的罪，因为很难划出界限，区分对食物的合理兴趣以及暴食的罪行。吃没有营养的东西就是邪恶的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吃的每一颗椒盐杏仁都会让我们面临被诅咒的危险。然而，这样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当我们看到了一个暴食的人，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暴食者，他有可能受到轻视，但不会受到严厉的谴责。尽管如此，那些从未遭遇过饥馑的人，很少表现出对食物的过度沉迷。大多数人在吃完饭之后就会去想其他的事情，直到该吃下一顿饭。另外，那些奉行禁欲主义哲学的人，只吃最低限度的食物，他们沉迷于宴会的幻想，梦见恶魔手持甜美的水果。而被困在南极的探险者，只能以鲸脂为食，他们每天都在计划回家之后要吃卡尔顿的晚餐。
这些事实表明，要使人们不沉迷于性，道德家对性的态度应该像现代人对食物的态度，而不是像沙漠中的隐士对食物的态度。性是人类的自然需求，就像食物和水一样。的确，人类的生存可以没有性，却不能没有食物和水，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对性的欲望非常类似于对食物和水的欲望。欲望因节制而极大增强，因满足而暂时缓和。当欲望变得急迫的时候，世界上的其他事物都被排除在精神领域之外。其他的所有兴趣都会暂时消失，人们会做出一些在事后看来非常疯狂的行为。而且，就像食物和水的例子，禁令极大地刺激了这种欲望。我知道有些孩子不吃早餐里的成熟苹果，反而直接跑到果园偷不成熟的苹果吃。我认为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的富裕阶层对酒的欲望比二十年前强烈得多。同样，基督教的教义和权威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性的兴趣。因此，最早质疑传统教义的一代人必然会沉迷于性自由，其程度之深，是那些在性观念上未受迷信教育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的人所无法预料的。只有自由才能防止对性的过度沉迷，但自由必须成为习惯，并且结合明智的性教育，否则就无法实现这种效果。然而，我要竭尽所能地再次强调，我认为过分地关注这个话题是有害的，这种有害的事情在当今社会非常普遍，特别是在美国，我发现它更加显著地发生在美国的更严厉的道德家中，这些道德家特别容易轻信针对他们对手的谎言。暴食者、纵欲者和苦行者都只关注自我，他们的欲望限制了他们的视野，要么满足欲望，要么放弃欲望。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不会像这样只关注自身。他会放眼世界，并在其中发现他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有些人认为专注于自我是顽固不化之人的自然状态，这是错误的。它是一种疾病，几乎总是源自对自然冲动的抑制。沉迷于性满足的纵欲者，通常是因为某种欲求不满，就像囤积食物的人通常经历过饥荒或贫困。抑制自然冲动无法造就胸怀开阔的男女，只有通过均衡平等地发展幸福生活所需的一切冲动才能实现该目标。
我并不是说在性方面不应该有道德或自我约束，在食物方面也是如此。关于食物的约束有三种：法律的约束、礼仪的约束、健康的约束。偷窃食物、多吃多占、危害健康地饮食，这些行为在我们看来都是错误的。在性方面，类似的约束是至关重要的，但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的自我控制。此外，一个人不应该占有另一个人的财产，偷窃的等价物不是通奸，而是强奸——强奸显然必须被法律禁止。涉及健康的问题几乎完全与性病有关，我们已经在关于卖淫的章节中讨论过这个问题。显然，除了药物之外，对付这种罪恶的最佳方法是减少职业卖淫，而减少职业卖淫的最佳方法是给予近年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更多的自由。
译者注：教宗儒略二世(Julius Ⅱ，1443—1513)，1503年当选罗马教宗。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雕塑家、建筑师、画家。1505年，米开朗琪罗受教宗儒略二世之邀，前往罗马为儒略二世设计陵墓，其间儒略二世不断地给他安排新的任务，导致他无法回到自己的故乡佛罗伦萨。
一种全面的性道德，不能仅仅把性看成一种自然的渴望和一种可能的危险来源。这两种视角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记住，性与人类生活中一些最伟大的东西有关。最重要的事情有三件：抒情的爱、婚姻中的幸福、艺术。关于抒情的爱和婚姻，我们已经讲过了。有些人认为艺术是独立于性的，但拥护这种观点的人没有以前那么多。很明显，每一种审美创作的冲动都在心理上与求爱有关，这种关联可能不是直接的或明显的，但仍然很深刻。从性冲动到艺术表现，有很多必要的条件。必须有艺术能力。但即使在同一个种族内，艺术能力也可能在一个时期很普遍，在另一个时期很少见，由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在艺术冲动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环境而不是天赋。必须有一种自由，不是奖励艺术家的那种自由，而是不强迫或引诱艺术家养成市侩习惯的那种自由。当教宗儒略二世拘禁米开朗琪罗的时候， 他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干涉这位艺术家所需的自由。他之所以拘禁米开朗琪罗，是因为他认为米开朗琪罗是个重要人物，他不允许教宗之下的人对米开朗琪罗有丝毫冒犯。但是，如果一名艺术家被迫向富有的赞助人或市议员低头，并且在自己的作品中适应他们的审美标准，他就丧失了艺术自由。如果他害怕社会的和经济的迫害，从而被迫维持一段已经无法忍受的婚姻，他就被剥夺了艺术创作所需的精力。传统上有道德的社会并没有产生伟大的艺术。那些产生了伟大艺术的社会，是由被绝育的人构成，比如爱达荷州。目前，美国的大多数艺术天才都来自仍然有自由的欧洲，但欧洲的美国化已经使他们不得不求助于黑人。似乎艺术的最终归宿，不是在西藏的高地，就是在刚果河上游的某个地方。但艺术的最终消亡拖延不了多久，因为美国准备慷慨地给予外国艺术家奖励，这必然导致他们在艺术上死亡。过去，艺术有大众基础，这依赖于生活的乐趣。反过来，生活的乐趣依赖于对性的某种自发性。在性被压抑的地方，剩下的只有工作，但“为工作而工作”的信条永远不会产生值得做的工作。请不要告诉我，有人统计了在美国每天(或者应该说每晚？)发生的性行为次数，并发现这个数字不低于其他任何国家。我不知道情况是不是这样的，我也不打算否认。传统道德家最危险的谬误之一，就是将性简化成性行为，以便更好地抨击它。任何一个文明人，以及我听说过的任何一个蛮野人，都不会因为赤裸裸的性行为而得到本能上的满足。若要满足最终导致性行为的冲动，就必须有求爱，必须有爱情，必须有情谊。
如果没有这些，即便暂时满足了生理上的渴望，也无法缓解精神上的渴望，得不到深刻的满足。艺术家需要的性自由是爱的自由，而不是通过某个不相识的女人满足肉体需求的粗鄙自由。最重要的是，传统道德家不承认爱的自由。在世界被美国化之后，如果艺术想要复兴，美国就必须做出改变，它的道德家应该少一点道德，邪恶者应该少一点邪恶，总而言之，两者都应该认识到，性包含了更高层次的价值，快乐可能比银行存款更重要。在美国，最让旅行者痛苦的莫过于缺少快乐。快乐是狂乱而放纵的，是短暂的遗忘，而不是愉悦的自我表达。有些人的祖辈曾经在巴尔干或波兰的村庄里随着笛声跳舞，而他们自己整天坐在办公桌前，坐在打字机和电话中间，神情严肃，自命不凡，毫无价值。他们的逃避方式是在夜晚喝酒，听一种全新的噪声，他们自以为找到了幸福，却只找到了一种疯狂的、不彻底的遗忘，忘掉那些钱可以生钱的绝望循环。为此目的，他们借用了人类的躯体，而灵魂早已被出卖为奴隶。
我并非暗示，也绝不相信人类生活中最美好的一切都与性有关。我不认为科学(无论是实用科学还是理论科学)都与性有关，也不认为某些重要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都与性有关。对于成年人生活的复杂欲望，导致它的冲动可以归纳为几个简单的类别。在我看来，除了必要的自我保护之外，权力、性和为人父母似乎是人类所做的大部分事情的根源。在这三者中，权力是起点，也是终点。孩子拥有的权力非常小，所以他被拥有更多权力的欲望所支配。事实上，他的大部分活动都源自这种欲望。他的另一个主要的欲望是虚荣——希望被表扬，害怕被批评或忽视。虚荣使他成为社会生物，赋予他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美德。虚荣是一种与性紧密交织的动机，尽管在理论上两者是可以分离的。但根据我的了解，权力和性几乎没有什么关联。权力欲促使孩子努力学习，锻炼肌肉——这一点虚荣也能做到。我认为，好奇心和求知欲都应该被视为权力欲的一个分支。如果知识就是权力，那么求知欲就是权力欲。因此，除了生物学和生理学的某些分支，科学必须被排除在性情感的领域之外。由于弗里德里希二世已经不在人世，这种观点或多或少只是一种假设。倘若他还活着，为了判断真伪，他肯定会阉割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一位杰出的作曲家，然后观察对他们各自工作的影响。我认为前者受到的影响为零，而后者受到的影响很大。既然求知欲是人性中最有价值的因素之一，那么人类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摆脱了性的束缚——如果我们没错的话。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权力也是大多数政治活动的动机。我并不是说伟大的政治家会完全漠视公共福利。相反，我认为他的内心充满了为人父母般的情感。但是，除非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否则他无法付出足够的努力，以便在政治事业中取得成功。我认识许多从事公共事务的高尚之人，如果他没有强大的个人抱负，就很难有精力完成自己的目标。在某个重要场合，亚伯拉罕·林肯向两位顽固的参议员发表了演讲，开头和结尾都是这样一句话：“我是美国总统，我拥有巨大的权力。”毫无疑问，在声称这个事实的时候，他获得了一些乐趣。在所有的政治活动中——无论是善的政治还是恶的政治——两个主要的力量分别是经济动机和权力欲。在我看来，试图用弗洛伊德的观点解释政治是错误的。
译者注：科布登，指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英国政治家，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推动者。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1811—1889)，英国政治家，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倡导者。科布登等人成功地促使国会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这标志着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开始，即从保护关税转向自由贸易。译者注：原文为“The thousand natural shocks that flesh is heir to”，出自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译文参考了朱生豪的译文。
如果前面所说的都是对的，那么除了艺术家之外，大多数伟大的人物完成重要活动的动机都与性无关。如果这些活动要持续下去，并且以平凡的形式变得普遍，那么就有必要不让性掩盖一个人情感和激情的其余部分。认识世界的欲望和改造世界的欲望是进步的两大动力，没有这两种动力，人类社会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倒退。也许，过于全面的幸福会打消求知和改革的冲动。当科布登希望招募约翰·布莱特参与自由贸易运动时， 科布登依据的是布莱特因为妻子最近去世而经历的悲伤。如果没有这种悲伤，布莱特或许就不会那么同情别人的悲伤。许多人由于对现实世界的绝望而被迫从事抽象的追求。对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来说，痛苦可能是一种宝贵的刺激。我承认，如果我们都非常幸福，就不必努力使自己更幸福。但我不承认这种说法：人类有责任为其他人提供痛苦，因为痛苦有极小的可能性会带来成效。在99%的情况下，痛苦只会造成破坏性的结果；至于剩下的1%，最好还是交给“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 。只要有死亡，就会有悲伤；只要有悲伤，人类就不应该增加悲伤，尽管有一些罕见的灵魂知道如何转化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