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日本妇女解放运动已历经四十春秋。在第二波女权主义迎来不惑之年的时候，我自己也年过花甲，成为一名“高龄者”了。
在过去的40年里，日本女性的生活境况真的得到改善了吗？每次被国外媒体或者年轻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我都会默默陷入沉思。
如果非要找个答案的话，那我想回答：是，也不是(Yes and No)。
在某些方面，女性的生活确有改善，但在其他方面却变得更加艰难，而这种艰难好像与过去的那种苦日子完全不是一回事。
在这本书中，我将从以下几个问题入手，谈谈这样想的理由：
生活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们应该怎么办？
——当然，能不能把这些都说清楚，我心里是没底的。
在此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催生了日本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权主义的过去40年吧。这40年到底是个怎样的时代呢？没有谁可以选择自己生于何时。对40岁上下这一代女性来说，她们是这40年的“原住民”；而对我来说，这40年就是我成年以后的全部人生。这个时代的沧桑巨变，我不仅是亲历者，更是参与者。作为这段历史的活生生的见证人，我期望在自己的观察和经验之上，基于一些数据，一同为当今日本在时代浪潮中找准位置。虽然我们每个人都难免被时代的浪潮摆布，但我们还是可以谈谈日本女性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谈谈面对浪潮，我们应该如何自处。
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一言以蔽之，过去40年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时代”。
“Neoliberalism”这个术语被翻译为新自由主义，有时也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它主张，基于市场的自由竞争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因此要求不断放宽对竞争的限制，一切都由市场的公平竞争决定。成王败寇，优胜劣汰——这就是竞争的规则。
2001年的小泉内阁是第一个打着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日本也称“结构性改革”）旗号的日本政权，但小泉纯一郎并不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创者。在此之前，日本一直贯彻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管制放松路线，并且小泉早就有了榜样。所谓榜样，就是20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改革和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因此，小泉改革也被叫作“落后20年的保守革命”。
小泉下台后，严重的贫富差距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负面遗产”，饱受社会各界诟病。但小泉本人和以竹中平藏为首的智囊团丝毫不认为改革有什么问题。看看他们的发言就知道了！他们认为“创业未半”而政权中途倒台，改革因而并没有达成预期的目标。他们还不甘心地说，要是让他们接着干下去，可能不会搞得这么狼狈。后来，这位竹中先生再次成为安倍政权智囊团的一员，而“安倍经济学”正是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的延续。
这个“改革”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以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契机，新自由主义的风潮席卷全球，而《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这篇罗马俱乐部的报告 ? 【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成立于1968年，是一个研究全球问题的民间智库组织。《增长的极限》是罗马俱乐部发布于1972年的一篇报告式经济学著作，探讨了人口、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限制问题。——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原文中标注格式为[1]的均为作者注，见各章节末页。）】 ，恰恰发表于1972年。这并非巧合。当时，世界各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资源、能源和环境承载力是有限的。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复苏过来的发达工业国家一直以一往无前的经济增长为发展目标。但是随着石油输出国的出口限制和油价上涨，能源断供突如其来，发达国家顿时陷入恐慌，石油危机随即爆发。那时，日本已经成为世界汽车大国之一。想想看，可以说日本是一个根本不产石油的远东岛国，如果石油供应被切断，汽车会立刻变成一堆废铁。燃烧重油以支撑全国电力供应的火力发电厂也会立刻停摆。一旦石油耗尽，日本经济将陷入全面停顿！这样的恐慌愈演愈烈，究其原因，战后日本严重对外依存，是一个脆弱的社会。
一旦石油供应停止，一切经济活动都会受到影响，生活用品一定会短缺，由于老百姓的这种预感，各地还发生了抢购厕纸的骚动。那时，已经有很多人住在高层公寓和居民楼之类的都市住宅中。对他们来说，缺乏厕纸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当时很多日本人已经选择了这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告别旱厕，而且人们也不会再用报纸当厕纸了。（人们确实曾用报纸当厕纸！）
我们最近还意识到，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政府开始把核能发电当作国策推进。这一政策的意图正是寻找石油的替代品，以确保能源安全吧。
我们知道，自由主义(Liberalism)是支撑市场经济的原则。而随着萧条和失业等市场失灵的情况出现，国家就需要伸出“看得见的手”，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市场，凯恩斯主义政策也算是一种“修正资本主义”。在凯恩斯主义的统治仍在继续之时，自由主义重新梳妆打扮，以另一种姿态再次登场。这就是新自由主义。
1973年的石油危机改变了国际经济秩序。为了打造“强劲的经济”，市场选择机制变得至关重要。因此，必须淘汰效率低下的亏损部门，发展高利润率的产业部门。这就是所谓“产业结构调整”(Restructuring)。由此，发达工业国家（日本也是其中之一）必须将无利可图的产业部门转移到追赶型经济体——发展中国家，从而将本国投资集中在高附加值领域。这种调整的紧迫性一日强于一日。为此，这些国家推出了一揽子改革政策：取消对传统产业的保护；放宽对新进竞争者的限制；将效率低下的公共部门（包括铁路和邮政服务等）从国家机关中拆分出来，将其民营化；一项接着一项废止公共福利。
在英国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是前首相“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所以你看，主张邮政民营化的小泉改革，根本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在此之前，还有中曾根内阁力推日本国有铁道的民营化 ? 【1987年4月，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领导内阁进行日本国有铁道（国铁）的分割和民营化改革，将原来的国铁拆分为6个“旅客铁道会社”和1个“货物铁道会社”，并将拆分出来的经营实体全部民营化。】 。从那时起，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就在推进中了。
撒切尔夫人是一个打造了“强劲经济”的“强劲政治领袖”。此言非虚，撒切尔夫人成功重塑英国经济，使得英镑汇率重新坚挺，饱受慢性“英国病” ? 【英国在战后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推行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国有化，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社会负担过重，经济活力不足，英国陷入滞胀：财政状况恶化，劳资纠纷频发，社会不满丛生……这就是所谓的“英国病”。】 之苦的老大帝国由此续上了若干年寿命，撒切尔夫人作为政治家，所获的评价不低，可实际上，她却很不得人心。
英国电影《铁娘子：坚固柔情》(The Iron Lady)的主人公是80多岁、罹患了阿尔茨海默病的撒切尔夫人。这部电影描绘了她在英国民众中不受欢迎的程度。撒切尔夫人首次就任英国首相是在1979年。从那以后，英国的失业补贴和福利就一直缩水。不论在东洋还是西洋，这种抛弃弱者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阴影，最终都会降临到妇女和年轻人身上。英国女权主义者刻骨铭心地感受到，即使女性成为国家领袖，也不能保证她会对女性施行善政。
比撒切尔夫人稍晚，里根于1981年就任美国总统，并推动了类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就是所谓的“保守革命”。
“保守”和“革命”组合在一起，很奇怪吧？通常，如果“保守”和“进步”互相较量，那么“进步”方的立场才应该叫作“革命”立场。然而，从这个时期开始，为了应对新的全球秩序的变局，挥舞着改革大旗的恰恰不是进步力量，而是保守阵营。攻守之势变易，保守派摇身一变，成了“改革派”；而原来的进步派被逼到墙角，成了“守旧派”。不论什么力量，只要开始被动防守，不再进取，也就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这个时代就是“进步”大厦将倾，失去魅力的时代。
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
为了应对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国际秩序重构，各国普遍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这是一种适应性策略。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正式启动。与其他发达工业国家相比，日本实际上成功拖延了本应该在石油危机之后就立即实行的结构性改革，从而也拖延了改革阵痛的到来。
通过走“劳资协调路线” ? 【劳资协调路线（労使協調路線，労資協調路線）指劳动者通过工会与资方谈判、协作，促进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在最终的收入分配中享有更多的份额。】 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日本社会，在确保稳定就业的同时，利用公司内部的职务调动熬过了结构性改革的阵痛时期。日本企业十分类似变形虫，长期实行多种经营战略。这种将触手伸向各行各业的经营方式是一种劳资双方共存共荣的战略，使得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企业可以守护所有的员工。日本企业内部遵循着这样一种人才培养原则：与其提升员工的专业能力，不如让他们成为全能的组织型人才。只要继续把蛋糕做大，无论怎么分配都没有关系。
企业福利与现代家庭的组合，被称为“企业社会主义”。这一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的组合，一直延续到结构性改革时期。20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就是这一体制的最后一朵灿烂而无果的花。在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都在为产业结构转型而苦苦挣扎的时候，我们为“日式经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内部工会）的成果感到自豪；当西方国家直面“性革命”和家庭崩溃等问题时，我们为“日本式家庭制度”的稳定性感到自豪。回想一下，所谓的“家庭主妇优待政策”——年金制度的“第三号被保险者” ? 【日本的年金制度即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加入者共分为第一号、二号和三号三个种类。第一号被保险者是自营业者、农民、学生和无业人员等；第二号被保险者是企业职员、国家公务员等；第三号被保险者是全职主妇（主夫）。成为第三号被保险者的条件是“年收入未达到130万日元，且是第二号被保险者的配偶”。前两类被保险者都有缴纳养老保险的义务，而第三号被保险者无须自己缴纳养老保险，其养老金由其配偶加入的年金制度负担。】 正是在1986年被制度化的。在这个时期，国家政策显然这样诱导女性：“嫁给上班族，成为全职主妇，走上人生巅峰。”
这时候，像傅高义这样的外国学者纷纷吹捧“日本第一”，日本也举国上下陶醉其中。
然而，日本社会不得不为改革的推迟付出代价。
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请大家牢牢记住这一年。在这一年，对于日本来说，发生了三件足以动摇国本的事件：一是泡沫经济的崩溃；二是冷战秩序因苏联解体而瓦解；三是“战后处理问题” ? 【指日本的战争罪行的善后问题，包括领土归还、战争赔款、受害者补偿、战争谢罪等事宜。】 的集中爆发，其中就包括后来进步派与保守派长期争论的“慰安妇”问题。
20世纪90年代，面对日益猛烈的全球化风暴，日本被迫卷入了这三个难题之中。然后，众所周知，长期的结构性衰退和无穷无尽的通缩螺旋就开始了。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日本又陷入了人口持续减少等人口结构变化的泥沼。时至今日，我们还深陷其中，无法脱身。
此时，已经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日本进行“业务扩张”，以“行政改革”的名义正式启动。经济衰退开始时，虽然政府也用强心剂一样的传统行政手段——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但这种手段已经显露颓势，成了负债无底洞。仔细想想，20世纪80年代苦于财政、贸易“双赤字”的美国，现在已经重整财政，振作起来了；而享受着从容富裕、“健全财政”的日本，现在却变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负债大国。这才过了20年啊！这就是人祸，政治带来的人祸，而人祸的代价总是由我们老百姓承担。
表1-1列出了1991—2012年的日本内阁。因为基本上都是短命政权，记住这些首相的名字并非易事。但还是让我们牢牢记住，哪个政党的哪个政客都干了些什么事情！我们正在反刍的记忆不是别的，正是这些无能政客给国民带来的无尽哀叹。
表1-1 1991—2012年的日本内阁
（续表）
新自由主义、“男女共同参画”与国家主义
顺便说一句，新自由主义政权、国家主义、“男女共同参画”政策之间存在一种奇怪的关系。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进，国家主义得到了加强，但同时政府也有推进性别平等政策的倾向。
举个例子：1999年，《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获得通过。这部法律的序言指出：“实现男女平等，是决定21世纪我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最重要课题。”但也就在这个一致通过性别平等法案的国会会场上，执政党不顾在野党的反对，依靠多数强行通过了《国旗国歌法》，也就是所谓“君之代、日之丸法” ? 【该法规定《君之代》为日本国歌，“日之丸”即日章旗为日本国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实行绝对主义天皇制的法西斯统治和军国主义体制，国旗、国歌都带上了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日本在战败之后，国旗、国歌虽然没有更换，但是升国旗、齐唱国歌不再是国民的义务，而这一行为也成为反战进步人士与保守右翼势力斗争的焦点问题之一。支持性别平等的人士，往往也是反对军国主义、国家主义，主张反思战争，促进民主化的进步人士。】 。这些保守派政客在同一场国会中，为《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和“君之代、日之丸法”同时投了赞成票！
那一年通过的《国旗国歌法》为持续至今的保守浪潮提供了法律依据。这部法律只有两行简短的条文：“国旗是日章旗，国歌是《君之代》”，没有对违法、处罚事项做任何规定。推进这项法律的自民党鹰派政治家野中广务做证说“本法没有任何强制的意图”（所以没有任何违法处罚内容）。据说在某次宫中的游园会上，天皇也有“不要强制”的口谕。
然而在21世纪初，东京都政府根据这部法律，规定在公立学校的官方活动（毕业典礼和入学典礼）中，参加者有义务出席升旗仪式并齐唱国歌 ? 【2003年东京都教委出台了《国旗国歌法实施通知》（『国旗国歌実施通達』），并依据该《通知》对“职务命令违反者”进行处罚。受到处分的教职员工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虽然判处东京都一方败诉，但该《通知》仍在实行。大阪府大阪市计划中的教育基本条例也有强制升国旗、唱国歌的内容。】 。违反东京都教育委员会《通知》 ? 【东京都教委的《通知》指《关于在入学典礼、毕业典礼等仪式中升国旗、唱国歌的通知》（『平成15年10月23日15教指企第569号：入学式、卒業式等における国旗掲揚及び国歌斉唱の実施について』）。】 的公立学校教职员工将受到训告、诫告、停职等处分，如果屡次违反，还要重罚。自从《通知》下发，教育界的紧张情绪每到春天 ? 【日本学校的毕业、入学典礼都在春季举行。】 都会被调动起来，每年都有三位数的教职员工遭到处分。即使东京都知事从石原慎太郎换成了猪濑直树， ? 【石原慎太郎（石原 愼太郎，1932—2022），日本右翼政客，1999—2012年任东京都第14—17任知事，他在任上推动所谓“钓鱼岛国有化”。猪濑直树（猪瀬 直樹，1946— ），日本作家、政治家。】 违反《通知》者依然会受到处分。
我想毫不客气地质问这些政客：“你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此前，自民党当局在1985年的国会中批准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以下简称《消歧公约》）。令人难以置信，投票通过这部“修正、废除一切歧视女性的既存法律、规则、习惯和习俗”公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包养艺妓、情妇成群的日本“爹味”政治家。公约条文的目标与日本现实之间的落差，实在是令人怅然若失。
众所周知，性别研究专家大泽真理 ? 【大泽真理（大沢 真理，1953— ），日本经济学家、性别学家。】 作为政府审议会的专家成员，在制定《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和她的谈话 ? 【大泽真理、上野千鹤子《对谈：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的目标·立法前的里里外外》（「対談 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のめざすもの 策定までのウラオモテ」），收录在《上野千鹤子对谈集：谈到激进……》（『上野千鶴子対談集 ラディカルに語れば…』，平凡社，2001年）。最初发表在《女性设施期刊5》（『女性施設ジャーナル5』，財団法人横浜市女性協会編集，学陽書房，1999年）。】 中，我略带挑衅地提了一个问题：“（为了让法案终获通过）你是怎么糊弄那些人（政治家）的？”听了我这个提问，保守派立刻就“破防”了，追着我骂了好一段时间。其实在我提出问题后，大泽老师立即回答说：“我没有糊弄他们。我当时认真参与讨论，整个审议会都达成了共识。”骂我的人根本没有引用大泽老师这句回答。我的提问本来是为了插科打诨，而对号入座的恰恰就是那些保守派。大泽老师将与《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在同一场议会通过的《国旗国歌法》称为“老爹抚慰法”。对于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而失去自信的老爹们，国家主义多多少少可以让他们体验到一种团结感。
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是好伙伴吗？
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有着不可思议的关系。由于某种原因，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政府往往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
让我们回顾一下日本新自由主义的旗手小泉纯一郎做过什么。
2006年8月15日，小泉纯一郎穿着燕尾晨礼服 ? 【燕尾晨礼服是日本政要的西式正装，下文的羽织袴是和服中的男性第一礼装，二者都是极为庄重的礼服。】 ，成了战后第一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在“终战纪念日” ? 【指日本无条件投降日。】 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后来几年，小泉还穿着羽织袴参拜，搞得跟Cosplay（角色扮演）一样。每次新任日本首相上台，是否参拜靖国神社，参拜的话什么时候进行，以官方身份还是私人身份参拜……都会成为社会热点话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是反映政治家对于侵略战争的历史认识的一面镜子。不仅如此，靖国神社参拜问题还挑动着东亚战争受害国的神经，直接影响外交关系。不出所料，对于小泉的这出闹剧，中韩两国政府立刻表示谴责。拜小泉所赐，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了长达五年的冰封期。
如果说小泉在亚洲外交方面有什么成就的话，那就是访问朝鲜、促成被绑架受害者回国 ? 【日本官方认定，20世纪70—80年代朝鲜在日本本土和其他国家绑架多名日本公民。】 。不过，如大家所知，从此以后自民党政府对绑架问题的政治利用是很彻底的。
小泉是一个爱好歌剧的“文化人宰相”。已经离婚的小泉还证明，即使没有第一夫人，他也能把首相官邸打理得井井有条。他长发、消瘦，和此前的保守派政治家形象完全不同。但就是这样一个首相，却穿着羽织袴去参拜靖国神社……违和感实在太强。话虽如此，我对他这么做的原因是一清二楚的。
小泉高举“砸碎自民党”（自民党をぶっこわす）的改革大旗，插手自民党地方支部事务，保守派的执政基础就此产生了裂痕，简直和字面意思一样“砸碎”了自民党。小泉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因此，他才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只手离间自民党旧势力，另一只手修复裂痕。这种“看人下菜”的本事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行事风格，倒也真是“优秀政治家”的特质。所以穿着羽织袴的小泉首相也没少享受保守派“干得好，纯一郎！”的欢呼。
小泉指名的后继者安倍晋三组阁之初，曾在某个场合说：“修复保守派的裂痕是我的政治使命。”嚯！他还怪有自知之明。修复裂痕——换句话说，把利益立场不同的各色人等团结起来的最方便的动员工具，就是国家主义。除了利用前述的绑架问题，2002年日韩共同主办的足球世界杯的应援歌《日本恰恰恰》也是国家主义动员手段之一。不出意料，安倍晋三强推《国旗国歌法》、“改恶”《教育基本法》 ? 【《教育基本法》是规定日本教育基本原则的法律。目前实行的《教育基本法》是于2006年在国会通过的。此前实行的旧《教育基本法》颁布于美军占领下的1947年。该法的修改主要涉及删去“宪法所确定的……”相关内容，加入带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尊重传统文化、热爱国家乡土”等内容。】 ，认为现行宪法是“美国强加”的而试图修宪……虽然第一次安倍政权是个短命政权，但它在2012年大选中又复活了。按惯例来说，辞职的首相不可能再次当选。因此，我把第二次安倍内阁叫作“僵尸复活内阁”。
新自由主义与“男女共同参画”之间的危险关系
不可思议的是，新自由主义政权不仅与国家主义兼容，还与“男女共同参画”政策兼容。
让我们展示一张日本自1985年联合国《消歧公约》批准以来性别平等政策成就的时间表（见表1-2）。在《消歧公约》批准的同时，《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国籍法（修正案）》等国内法相继出台，1999年颁布了《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同年，修订后的《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将预防和应对工作场所性骚扰规定为“雇主的责任”。根据2001年的《反家暴法》，丈夫的家庭暴力终于被认定为违法行为。仅从法律的发展来看，自联合国公约批准以来，日本的“男女共同参画”政策远远不能望其他国家的项背。
表1-2 男女平等政策法律的通过施行情况
顺便说一句，我们今后不要再使用“男女共同参画”这个词了。根据日本政府的标准翻译，“男女共同参画”的英文是“Gender Equality”，这个词显然只能翻译成“男女平等”。当时正是为了体谅那些自民党政府保守派政客，官僚们生造了一个字典里都找不到的，难以理解的术语。这是因为那些保守派“爹味”政客最讨厌“平等”。相比之下，“男女平等”不论在国际上还是历史上都是一个已成定论的词。所以，我们不要使用这种羞答答、弯弯绕的官话，而应坚决采用“男女平等”一词。最近，内涵更广的“社会性别”(Gender)一词广为流行，所以说采用“性别平等”可能比“男女平等”更好。
为了生造出“男女共同参画”这种谁也不懂的新词，官僚们必须得阐述其丰富深刻的内涵。有学者这样说：“男女共同参画”包含着“性别平等”的目标，而“男女共同参画”本身就是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这种车轱辘话谁能听得懂啊！为了强推这个概念，各地的女性中心 ? 【女性中心（女性センター）是日本地方政府自主设置的为女性服务的综合设施。设立的目的是“解决女性的问题”“提高女性的地位”“促进女性参与社会”，对女性的所有问题进行信息提供、咨询、研究等事务。据目前（2022年3月）日本男女共同参画局的官方介绍，也有地区称其为“男女共同参画中心”。】 都改名“男女共同参画中心”。明明“女性中心”这个名称无论在起源上还是在目的上都已一目了然。实际上，因为联合国《消歧公约》是这个“中心”设立的上位法，所以如果将这些女性中心命名为“消除对妇女歧视中心”，可能更容易让人理解其工作内容和目的。中心的一些工作人员吐槽说：“就算在我们单位里，也没人说什么‘男女共同参画’。”这种官僚们瞎编乱造的谁也听不懂的新词，没人用是理所当然的。
顺带一提，新自由主义政权大都成为性别平等政策的推行方。在桥本内阁时代，因桥本龙太郎推行的“行革”（“行政改革”的简称）路线而被架空的“总理府男女共同参画室”反倒是在新自由主义政权执政时期，被升格为“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局”。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政权还在内阁中任命了“男女共同参画担当大臣”专司性别事务。《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也是小渊惠三执政期间通过的。小泉政权陆续任命了几位女大臣，这个时候女性担任阁僚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众所周知，小泉纯一郎在“邮政选举”期间，将被称为“刺客”的女性候选人派往选区，成了大新闻。 ? 【“邮政选举”指2005年的第44次众议院议员选举。由于此前参议院否决了日本邮政公社民营化法案，而众议院通过了这一法案，因此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解散了众议院，进行改选。在选举期间，小泉纯一郎领导的自民党宣布不再提名支持邮政民营化的党内反对派参选议员，改为提名党外的竞争候选人，由于自民党提名这些候选人的目的是使反对派落选，因此这些人被称为“刺客”。自民党提名了很多女“刺客”，有名的有现任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在此期间，女议员的比例有所增加。“邮政选举”后，众议院女性议员的比例从6.9%上升到9.0%。在2009年政权更替的大选中，女性议员比例一度达到11.3%，但在2012年底的大选中又回落到7.9%。
这些政权给性别平等政策相关的女性官僚提供了一展身手的舞台。坂东真理子、椋野美智子等女性主义官员声名鹊起，被称作“Femocrat”（Feminist与Bureaucrat的组合词）。众所周知，福田康夫政权成了她们的后盾。总的来看，新自由主义政权扮演了Femocrat支持者的角色。
男女共同参画、国家主义与保守逆流(Backlash)
(Backlash) ? 【原文是バックラッシュ(Backlash)，该词在广义上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逆流，在这里特指父权制反攻倒算、反对女权主义的逆流。】
在新自由主义、男女共同参画和国家主义的三角关系中，新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男女共同参画彼此之间都有亲和力，但国家主义却是男女共同参画的死对头。因为不论哪国的国家主义者都喜欢强调男性气质、女性气质，而男女共同参画政策的背景——联合国《消歧公约》正是“以消除基于性别而分尊卑观念或基于男女定型任务的偏见、习俗和一切其他做法” ? 【参见联合国人权事务《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一部分第五条(a)款。】 为目标的。
新自由主义改革是把双刃剑。一方面，改革像嵌入既得利益集团的楔子，很可能将其一分为二、破碎瓦解。另一方面，对于被排除出既得利益集团的人群，新自由主义同样会创造差别，破坏团结。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对于前者是威胁，而对于后者是机会。改革把一切集团都投入机会均等、优胜劣汰的竞争之中。这意味着，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不能再守着铁杆庄稼过日子，他们也可能随时从目前所处的阶层滑落下来。相反，对于弱势群体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翻身好机会——女性正属于后者。
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过程中，女性无疑获得了更多机会。《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扩大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就业机会，只要她们有意愿和能力，她们就可以像男性一样从事综合职 ? 【日本企业的职务类别人事管理制度（コース別人事管理制度）将员工分为“综合职”员工和“一般职”员工。综合职是管理、技术岗位，有更大的晋升空间，而一般职只是综合职的辅助。详见本书第二章。】 。在该法颁布之前，女性完全没有机会担任综合职——这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长期以来，“女性缺乏领导力”“女性不能胜任领导职务”之类的说法仿佛天经地义，这显然只是因为此前女性根本没有机会发挥领导力。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只要有机会担任领导职务，女性也能和男性一样当领导。职位是可以历练人的。而在此之前，女性根本无法获得这种职位。
如此说来，新自由主义改革对既得利益者不利，而对弱势群体相对有利。这种竞争的结果之一，就是人们被分成赢家和输家。而既得利益者中也有输家，这些输家被排除出既得利益集团，于是开始对赢家产生怨气。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日本。有些男性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成了啃老族或者自由职业者。 ? 【详见第四章“等待结婚的女性”一节。】 这些人往往倾向于将女性赢家视为“假想敌”，不分青红皂白地视对方为“女权”，认为“女权”是造就咄咄逼人、专横跋扈的女强人，把男性逼得走投无路的元凶，从而把“女权主义”当成靶子来打。这些男性不去敌视让他们在竞争中落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而是专找软柿子捏。
女强人、女精英并不等同于女性主义者。我相信这一点，只要充分说明就能明白。否则，胜间和代、林真理子 ? 【胜间和代（勝間 和代，1968— ），日本女性作家、评论家。林真理子（林 真理子，1954— ），日本女性小说家、随笔作家。这两位都是日本知名的“精英女性”。】 都成了“女权主义者”。你想想，如果她们被这样称呼，会有什么反应？
新自由主义改革拉着国家主义和男女共同参画这一对死对头，在平衡木上颤颤巍巍地推进改革。
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什么推进男女共同参画？
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动性别平等政策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他们想让女性成为劳动力。
原因是少子化。在如此低的总和生育率 ? 【总和生育率，英文为“total fertility rate”(TFR)。总和生育率为15～49岁（育龄）女性各年龄段生育率之和，相当于一位女性一生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通常，人口学界将总和生育率2.1作为世代更替水平，将总和生育率低于2.1视为低生育率的门槛。】 下，很容易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劳动力必然短缺。因此改革的目的就是用女性劳动力来弥补这一不足。
1989年有一场总和生育率骤降的“1.57冲击”。此前，总和生育率在丙午年（1966年）曾一度下降到1.58。这是因为有这么一个说法：丙午年出生的女孩会克夫。信不信由你，但是这一年的总和生育率确实大幅下降。在20世纪的日本，育龄的青年男女竟然还有这种迷信思想，实在不可思议。而在第二年，总和生育率回升到正常水平，这证明了1.58的总和生育率的确是因为迷信而人为避免生育的结果。
然而，生育率在此后逐年下降，1989年降到1.57，低于战后最低的丙午年。这个数字把政商两界都吓了一跳，因此被称为“1.57冲击”（见图1-1）。
此事一出，各大经济团体 ? 【经济团体（経済団体，Economic organization）是雇主、企业主结成的团体。日本的主要经济团体有“三团体”，分别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经济同友会（同友会）和日本商工会议所（日商）。】 立即表示担忧。很快，在1991年《育儿照护休假法》获得通过。在此之前，《劳动基准法》所保障的产前、产后假期最长为14周。长达一年的育儿假期是只有部分公务员才能享有的特权。这部法律赋予了所有民营企业雇员休满一年产假的权利。
育儿假期制度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女性劳动者的夙愿。孩子出生后到1岁期间是哺乳期。其实，只要克服了哺乳期的难关，女性就无须辞职。但实际上不知道有多少女性为了哺乳而含泪中断职业生涯。女性劳动者早就要求制定育儿假期制度，但她们的呼声犹如石沉大海。可是，一直对女性呼声充耳不闻的经济团体突然被“1.57冲击”搞得狼狈不堪，慌里慌张地推动了《育儿照护休假法》的出台。这次冲击的强烈程度可想而知。
图1-1 历年出生人数及总和生育率
资料来源：厚生劳动省《人口动态统计月报》
围绕着《育儿照护休假法》的制定，社会各界进行了各种讨论。起初，该法案仅仅保证劳动者可以休假，但休假期间完全无薪。雇主们的理由是“No Work,No Pay”（不工作就不支薪）。育儿假期补贴少得可怜，仅相当于休假前工资的30%的福利还是从失业保险中支付的（后来增加到50%）。同时期，瑞典等福利发达的国家有提供休假前工资80%的福利的“父母保险制度”。日本福利水平之低，无法与这些国家相提并论。虽然不是事事如意，至少有了育儿假，女性可以不用辞职了。这对女性劳动者来说依然是个好消息。只要有一年后重返职场的希望，即使是育儿期最艰难的日子，女性也能安心度过，而不会有那种前途无望的闭塞感。
另一个问题是，男性是否应当取得休育儿假的权利。雇主们认为，育儿假的目的是保证母亲在哺乳期正常休假，因此没有理由给不能喂奶的男性假期。但是，有些母亲没有母乳，也有些孩子是靠奶粉长大的。除了分娩和哺乳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女性能做男性却不能做的事情。因此劳方主张应当给男性以休育儿假的权利。再加上有些预测认为，即使允许男性休育儿假，也很少会有男性真正行使这一权利，故而雇主们同意在此让步。事实上，在这部法律实施的第一年，全国只有两名男性真正休过育儿假。这两位很快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即便是现在，日本民营企业中男性劳动者休育儿假的比例也只有2.63%（2011年）。正如雇主们预测的那样，给男性休育儿假的权利并不影响他们挣钱。
在1991年以来持续的经济衰退中，女性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最近，想要在育儿期结束后重返工作岗位的女性比例越来越高。女性重返职场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早，即使当时孩子还很小。与此同时，不能进入保育所而只能排队等号的所谓“待机儿童”也在增加。
孩子的数量明明在减少，而保育所依旧不足，这不是很奇怪吗？这是因为即使孩子数量减少，如果想上班的母亲数量增加，那么对保育所的需求也会增加。幼稚园只开园半天，这样就无法满足希望上班的女性的需求。为了容纳这样的“待机儿童”，政府一直在放松相关管制。政府放宽了以往严苛的保育所设立标准，为增设提供便利，并允许企业资本进入这一领域。最近还在构想一种结合了保育所和幼稚园的长时间育儿机构“儿童园”。
那么，保育所真的是“一切为了孩子”吗？幼稚园是文部科学省管辖的早教场所，而保育所是厚生劳动省管辖的福利设施，两者的设置目的完全不同。保育所是为了照顾因父母的事务而导致“无人照管儿童”的日间保育设施，重点是确保儿童安全，兼顾其饮食、睡眠等，不包括教育职能。这就是为什么保育所的入学审查仍然需要“母亲的就业证明”，这是为了证明申请人是一个本应专心照料孩子，但不得不外出工作的母亲。一直以来，被送到保育所的是“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的这种刻板印象，像阴影一样笼罩在母亲和孩子的头顶。而相应地，幼稚园的教师则以“幼儿教育专家”的身份为荣，反对将幼稚园与保育所合并成“儿童园”。
日本保育所的开端是过去的电电公社（现在的NTT） ? 【日本电信电话公社（日本電信電話公社），简称“电电”，日本国营的电信企业。1985年民营化，改制为以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为核心的“NTT集团”。】 的职场托儿设施。这一设施的设置目的，本来是避免电话接线员这种宝贵的熟练工人因为孕产而离职。因此，电电公社在单位内部设立了托儿设施，允许女性在休息时间哺乳。从这个角度看，保育所原本是确保女性劳动力的劳动政策，而儿童福利政策是次要的方面。
既想让女性工作，又想让女性生育……日本的家庭政策的管理对象已经完全从全职家庭主妇转向职场妈妈。“WLB”(Work Life Balance)，即工作生活平衡政策，就是这种转变的象征。这是一项女性友好政策，还是一项儿童友好政策？规定“支持兼顾工作和育儿”的WLB，从其推出的目的上来讲，它是一项劳动政策，是一项应对少子化的政策。但仅仅是这些基本构想，也都根本没有实现。
未来弥补劳动力短缺的途径，不仅要促进人口的自然增长，还要促进人口的社会增长。实现前者是提高生育率，增加孩子的数量；要实现后者是引进外国人劳动者。日本政府之所以急于推进女性就业政策，应对少子化，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商两界都不愿意采取后一种选择。让女性既工作又生育，就是这些官僚财阀的如意算盘。
这一盘算背后的现实是，日本女性主要从事的职业，恰恰就是其他发达国家中移民劳动者在从事的职业。我想在本章最后指出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中，如果与移民劳动力普遍涌入的其他发达国家对照来看就会发现，日本社会的性别差异机制与其他国家的种族差异机制十分类似，二者在劳动力市场中所起的作用恰好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