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少子化
少子化：新自由主义的“效果”
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新自由主义改革吹响了把女性和年轻人当成“一次性劳动力”的号角。然而，改革的结果让人始料未及：那就是远超预期的不婚和少子化。
上文提到，在“1.57冲击”之下，政界、商界和官僚界争先恐后地采取措施应对少子化，这一事实在第一章已经论述过。然而，这些措施非但没有一点效果，总和生育率的下降速度更是刹不住车，2005年竟然降至1.26，到了世界最低水平。处于同一水平的国家只有西班牙、意大利和韩国。之后，生育率一直低位徘徊于1.39左右。虽然2012年生育率突然达到1.41，但这应该只是一时的现象，而非生育率趋势转向上升的征兆。
生育率如此之低，我认为是理所当然。这是因为育龄男女在经济衰退中首当其冲。
把女性和年轻人当成一次性劳动力，主要是试图在短期内抑制日本在全球化中高企的劳动力成本。伴随着“合理化”的努力，资方把工资牢牢控制在手中。与各种高度刚性的支出相比，工资更容易控制。如果遇到工会意料之中的抵抗，资方就会一方面保证那些拥有既得利益的劳动者的工资，同时在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的工资和劳动条件上砍一刀。
资方购买了劳动力，那就必须承担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简单地说，工资要足够让劳动者有的吃、有的住，第二天还能接着奋斗。这就是“可持续”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而其标准是社会公认的“正常生活”水平。如果你是大企业的员工，这个水平就是养活老婆孩子，供孩子升学，到退休能够还清房贷，最后能落下一套一户建 ? 【一户建（一戸建て）是日本城市的主要民居形式之一，即独门独户的民宅。】 。
与此相对，资方不必为一次性劳动力的再生产承担责任。这一政策瞄准妇女和年轻人是有原因的。女性有丈夫养着，而年轻人有父母养着（更准确地说，是资方不分青红皂白地“假设”这一条件），这样一来，资方就认为这些人的工资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也没问题，并且不管什么时候解雇他们，他们的生活都不会陷入困境。所以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实际上依赖于日式家庭的存在。
劳动力市场不仅要完成个体劳动者的再生产，还要再生产劳动人口本身，即再生产下一代劳动者。通过抑制工资，企业可能获得了短期利润。但是如果他们有心的话，就会注意到由于出生率下降，新生儿越来越少。饮鸩止渴，后果大约会在20年后显现。很容易预测，从长远来看，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将越来越紧张。因此政界和商界已经着手制定少子化的对策。
从晚婚化到不婚化
据说有以下三个因素会导致出生率下降。一是结婚率下降，二是婚内生育率下降，三是非婚生育率下降 ? 【婚内生育率又称有配偶出生率。非婚生育率也叫非婚生子女出生率。】 。
日本出生率下降首先是由于结婚率的下降，这与其他经历出生率下降的发达工业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在其他国家，结婚率下降导致的生育率下降被婚外生育率的上升所抵消，但日本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就这个问题我们细说端详：
在日本，结婚率下降首先表现为晚婚化。截至2011年，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约为30岁，女性为29岁。战后“团块世代”形容适婚年龄的说法是“女孩是圣诞蛋糕”：24岁之前好卖，25岁就崩盘了。虽说当时晚婚化趋势不断发展，但是政界和商界并不焦急。因为可以预料的是，日本的年轻男女总有一天会结婚，结了婚总会生两个孩子。当时的婚内生育率长期维持在2.0ǐ上下，因此结了婚就当“俩孩子的妈”（二児の母），谐音“彩虹妈妈” ? 【日语“二児の母”中“二児”日语读音与“虹”的读音相同，都是にじ(niji)。】 ——女孩子们迟早会成为彩虹妈妈的。
但是晚婚早晚会变成不婚——她们就是“败犬”一代，酒井顺子就是不婚化的先驱。她在畅销书《败犬的远吠》中提出了“败犬”这个说法，定义是“30岁以上没有丈夫、没有孩子”的女性。在此之前，酒井女士还写了《少子》（讲谈社，2000年）一书。在那本书中，她不加掩饰地说女人不生孩子是“因为实在太痛了”。酒井女士面对大行其道的“看到孩子，阵痛就全部抛在脑后”之类的“母职神话”，毫不留情地吐露了这些败犬女性的“真心话”。
酒井女士在年近四十时撰写了《往里冲！安全吗？》一书。当然，所谓“往里冲”就是往婚姻里冲。“适婚年龄”延后，女性的“保质期”也延长了。当然，这个“保质期”保的“质”包括生育的可能。
酒井出生于1966年。根据预测，在她这一代人中，女性的终生未婚率将超过10%，而男性将超过15%。顺便一提，终生未婚率是50岁时的未婚率。根据研究，一旦超过这个年龄，人们结婚的概率就会变得极低。此前，统计部门习惯以40岁为限统计未婚率。这次统计口径变更，我好像感受到了人口统计工作者让大家“不管多大都赶紧结婚”的良苦用心。并且这似乎意味着统计部门认为40多岁的人仍然应该有结婚的可能——甚至还有生育的可能。
取代“女孩是圣诞蛋糕”说法的是“大年夜”神话：30岁之前还有人来说媒，一过“三十”顿时冷冷清清 ? 【原文是“过了31岁”，这是因为日本的大年夜（大晦日）是公历12月31日。为了符合汉语的语言习惯，在不影响文意的情况下做此调整。】 。虽然“适婚年龄”随着晚婚化而延后，但可惜女性有生物钟——最佳生育年龄的限制。当时的厚生省在《母子健康手册》中称30岁以上怀孕会大大提高分娩风险，并且盖了“高”字大红章提醒大家注意。众所周知，卵子在女性的胎儿期就在体内形成。卵子数量是确定的，并且一生也不会增加。卵子依次在排卵期被从卵巢送到子宫，等待受精。因此，高龄产妇的卵子已经老化，并且据说高龄产妇不仅有流产和难产的风险，而且生下来的孩子也有可能患上唐氏综合征等疾病。后来，高龄产妇的年龄标准从30岁提高到了35岁，最近连提都不提了。相反，现在由于生殖技术的发展，据说只要没有闭经，就还可以生育 ? 【绝经后的女性也有取得其他女性的卵子，受精后植入自身子宫，并成功怀孕、生产的案例。】 （尽管是理论上），但是与此相伴的风险却基本没人强调。说这些话的人显然是预料到晚婚会影响婚内生育率，因此话里有话，似乎让人感受到“无论结婚多晚都赶紧生孩子”的良苦用心。最近，有些声音重提“卵子老化说”和“适龄生育”。后来这种声音逐渐消失，但政府似乎开展了编写“女性手册”，向女性普及正确的孕产知识的工作。不过我并不觉得这会对提升生育率有什么效果。相反，强调高龄产妇的风险只会使得那些错过最佳生育年龄的人更加踌躇不决。
“奉子成婚”越来越多
上述三个指标之二——婚内生育率（也称“有配偶生育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一对夫妻平均生育子女人数从5人急剧下降到2人左右，并长期保持在2.0附近。总和生育率为2.07，勉强达到维持人口不增不减的世代更替水平。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结婚的全员结婚社会中，如果大多数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还有一些夫妇生育三个或更多孩子，人口数量就可以维持下去。在日本，被称为DINKS（Double Income No Kids的缩写，中文也叫丁克族）的无子女夫妇未见增加，而大多数夫妇都生了孩子。更进一步说，现在不同以往：有了孩子，所以决定结婚；而不是决定结婚，然后要了孩子。因此，伴随着晚婚化，奉子成婚的比例变得越来越高。
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大概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公布结婚时新娘已经怀孕的比例。当第一次看到“九对新人中有一对新人奉子成婚”的数据时，我就奇怪：这么隐私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测算出来的？或许是从登记结婚日期和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日期的间隔时间中推算到的。但即便如此，这些个人信息是如何获得的，仍然是个谜。现在，奉子成婚比例越来越高，据说最近（2013年）已达到四分之一。如果新娘已经怀孕，那当然就不是处女了。在这里我很想吐槽一句，既然已经不是处女，婚礼上就不要穿什么“白无垢”，走什么“处女之路”了 ? 【“白无垢”是和服形制之一，表里都用纯白色的布料制作。白色代表神圣纯洁，因此白无垢也被用作新娘礼服。“处女之路”(ヴァージンロード，Virgin road)是日本西式婚礼业界创造的和制英语，指西式婚礼现场中央的走道。英文为“Wedding aisle”。】 。不过，婚前性行为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
在日本，比起与爱侣相伴终生，生孩子、组建家庭才是结婚的动机。如果说正是结婚和生育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过强的联系）导致日本的少子化，大家会不会吃惊？
当晚婚化被不婚化替代，结婚率下降，结婚申请的数量就会减少。即使并非如此，在年轻人口减少的情况下，结婚人数必定减少。出生人数是婚姻登记数乘以婚姻内的出生率，因此很容易预测，不管婚内生育率怎样维持不变，人口减少都无法避免。因此，各地政府纷纷把提高结婚率作为少子化的对策。地方政府策划单身男女的相亲甚至海外“爱情之旅”，把地方的税金用在这些婚恋活动上。“如果他们结婚了……肯定会给我（地方政府）生孩子”就是这些策划者的如意算盘。
非婚生育率之谜
然而，在其他经历出生率全面下降的国家中，具体情况却有所不同。所有进入成熟社会的OECD国家，总和生育率低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2.07。这些国家被分为三类，分别是：总和生育率高于1.8的高出生率国家（瑞典和法国）、1.5左右的中等出生率国家（瑞士和德国）以及1.3左右的低出生率国家（意大利和西班牙）。日本处于低出生率国家的水平。
高出生率国家与低出生率国家最大的不同，是高出生率国家中的非婚生育率很高。顺便说一句，根据2010年的数据，瑞典新生儿中有二分之一是非婚生子女，德国则有三分之一。1990年以前，法国的新生儿中非婚生子的比例是三分之一，2006年激增到50%以上。换言之，在这些国家，非婚生育率弥补了因结婚率下降和婚内生育率下降而导致的出生人数下降。
晚婚化和不婚化并非日本独有的现象。所有国家的结婚率都在下降。然而，这个“结婚率下降”指的是合法婚姻率的下降。欧洲国家的年轻人在正式登记结婚之前就开始同居。同居和事实婚姻是一种在法语中被称为“自由结合”(union libre)的生活方式。从开始同居到正式登记结婚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甚至有数据显示，如果仅限正式婚姻，那么晚婚化的现象确实存在，但如果将同居的开始视为婚姻的开始，那么初婚年龄实际上并没有怎么上升。
从事实婚姻到正式登记结婚，往往是以怀孕或分娩为契机。但即使怀孕分娩也不结婚的案例也在增加。这是因为成为单亲妈妈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甚至在瑞典这样的社会，这些女性可以享受优先入住公共住房和子女优先进入幼儿园等单亲妈妈优待政策。可以说，正是这些政策减少了结婚的诱因。当然，这背后是女性经济实力的提升。
日本事实婚姻不增加的原因
结婚的主要动机之一是获得固定的性伴侣。所以想要发生性关系的爱侣希望一起生活是很自然的。
如果开始同居并进行性行为，那就存在怀孕的可能性。即使采取了避孕措施，怀孕的概率也会增加。再比如说一对同居并且有怀孕意愿的情侣，在这种事实婚姻的同居生活中出生的孩子就是非婚生子。
因为日本的结婚率完全没有上升苗头，所以有人认为在进行国际对比的时候，应该比较事实婚姻的比例而不是正式婚姻的比例。因此这些人罗列了同居率的国际比较数据。根据这一数据，以北欧国家为中心的欧洲各国同居率极高，50%以上的已婚夫妇在正式登记结婚前都同居过，而在日本，同居率只有2%到3%。在团块世代年轻的时候，出现了以上村和夫的漫画名作《同居时代》和民谣团体辉夜姬的歌曲《神田川》为标志的同居热潮。从那时起，人们预测日本将有越来越多年轻人与伴侣同居。但事实并非如此，正相反，年轻人对婚姻的看法变得越来越保守。
日本的婚姻之谜在于，事实婚姻的数量并没有增加，而正式登记婚姻的那天也正是同居的开始。所以在日本，晚婚化和非婚化都不是数据注水，而是事实。难道日本人真的认为婚姻如此神圣，如此遵守法律？
我一直都在苦恼，到底该如何回答国外的人口学家这样的提问：
“若真是如此，日本年轻人到底是如何过性生活的？”
晚婚化在20多岁的年轻人中不断推进。这个年龄段既是性行为最活跃的年龄段，也是生育的合适年龄。众所周知，在日本，未婚男女基本上都与父母同住。性问题也是个住房问题。如果不能把男女朋友带到父母家，那他们在哪里做爱呢？或者说他们真的守身如玉？难怪外国人觉得奇怪。
其实，这个时期的青年男女根本没有遵守“结婚之前守贞”“新婚之夜就是初夜”的性道德。他们根本不是苦行僧，从奉子成婚的数据就可以看出，“处女神话”早已崩溃。“已经有交往对象了”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已经发生过关系了”。
那么他们在哪里做爱呢？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别担心。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都市基础设施——情趣旅馆。”
情趣旅馆(Love Hotel)是日本独创的专门提供性行为空间的场所。情趣旅馆的外观和内部装修都引发人们文化史方面的兴趣，甚至成为学术研究对象。社会学家金益见曾写过一本名为《性爱空间的文化史——从“小旅店”到“情趣旅馆”》的专著。在技术发展的驱动之下，情趣旅馆“不露脸”的交流方式，已经成为色情行业和犯罪的温床。我虽然把情趣旅馆称作“都市基础设施”，其实不仅在首都，在地方上的任何一个城市，甚至在郊外，只要有汽车社会的基础，就有情趣旅馆。日本男男女女已经充分受益于这种性的设施，所以他们可能不必出于性方面的理由积极同居。在未婚的情况下继续生活在父母家中对经济方面更有利，因此这些男女结婚的唯一动机就是怀孕和分娩。这是我的推理，是不是说中了呢？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一种保守的婚姻观，也就是说男性除非成为家庭收入的顶梁柱，否则是没有资格结婚的。
建立现代家庭
在日本，非婚生育率或者说非婚生子女的出生率几乎没有增加。所有发达国家在少子化狂飙突进的同时，非婚生子女的出生率也在急剧上升，只有日本的这个数字仍然低于1%，到1990年终于超过1%，2008年达到2.1%，不过在统计上几乎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与此同时，在同样是低出生率国家的意大利，非婚生子女的出生率逐渐上升，2008年达到17.7%。这绝不是一个“小到可以忽略”的数字。就连直到最近才强调处女、禁止堕胎、禁止离婚的意大利，非婚生子女的出生率也大幅增加，只有日本的这一数字并没有出现任何变化。这一现象对于研究人员实在是个难解的迷。难道日本人真的如此有道德感，如此重视家庭和婚姻？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每年非婚生子女数量变化的数据，就会发现直到明治中期还有大量的非婚生子女。这是因为有很多女性处于法定婚姻之外的重婚状态中，这种关系被称为“内缘”，这些女性被称为“内妻”或“权妻”。而她们的孩子被称为“妾腹”或“私生儿”，一直是受歧视的对象。随着明治《民法》 ? 【此处指1896年（明治29年），日本颁布的新编纂的《民法》。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建立资本主义法律体系，曾于1890年颁布“旧民法”。由于这部法律在家庭制度方面与日本传统存在很大冲突，因此遭到激烈反对，由此爆发了一场“民法典论争”，最终“旧民法”未获实施就夭折了。新编纂的《民法》（明治29年法律第89号）一直沿用至今。】 颁布，非婚生子女的数量急剧下降。特别是战后，非婚生子女的数量下降到了特例的程度。这个时代也正是男女全员结婚、现代家庭建立的时代。
明治《民法》禁止重婚，并制定了以单婚制（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家庭制度。而重婚通常是一夫多妻，顾名思义，一个男人拥有很多女人。在人口出生性别比几乎是1∶1的社会里，如果一些男人垄断了很多女人，就会有另一些男性只能打光棍儿，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所谓身份制社会：权高位重的男性妻妾成群，而另一些男性与女性无缘，终生无法结婚。据说在前现代社会，男性终生未婚率能够达到20%左右。在普通人家，根据“家督相继”制度，只有长男才有资格结婚，而他的弟弟们被迫终生独身，只能当“部屋住” ? 【在日本传统的嫡长子继承的“家督相继制”之下，次子及以下的男性无法继承父亲的家业。如果他们没有分家或独立居住，而是在长兄继承家产后仍留在家中，那么就成了所谓的“部屋住み”，意为“住在房间中”。万一长兄无后过世，他们将承担传承家族香火的任务。“部屋住”们在长兄家地位低下，不能娶妻，生活条件也很恶劣。】 ，在大哥手下过着奴隶一样的生活。那就是深泽七郎在小说《东北的神武们》（1957年）中描绘的世界。
结婚率会随着现代化而提高。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变成了一个“全员结婚社会”，40岁时的累计结婚率为男性97%、女性98%。这是一个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见到、陪伴他们的伴侣，一个以一夫一妻制为基础的现代家庭模式就形成了。
人类学家认为一夫一妻制是人类社会的终点。也有人说，这是“女性嫉妒心的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也就是对其他妻妾的存在感到不安的女性废除了男性的重婚。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家庭社会学家落合惠美子把这个变化称为“女性在男性之间的平等分配”的“再生产平等主义”（《朝向21世纪的家庭：战后家庭体制的审视及超越》，有斐阁选书，1994年）。也就是说，不论什么男人都可以娶妻生子，男性之间平等分配女性的制度已经确立。支撑这一进程的是工业化。换言之，老二、老三们不必依赖家产，现在可以赚取足够的收入来组建家庭。
这一变化的结果就是前所未有的婚姻热潮，不论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结婚。近代的人口增长不能简单地用生育率上升来解释。正是伴随着结婚率的上升，在婚姻登记数和婚内出生率的乘积作用下，人口高速增加。
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前现代时期就有一定数量的终生未婚者，那么社会经历现代化之后，终生未婚者依然占一定比例，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经济学家森永卓郎指出，是婚姻市场的自由化导致了弱肉强食现象的出现，但是我们似乎最好换一种思考角度：我们的社会虽在过去的某个时期确立了“再生产平等主义”的原则，但这种原则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多久。婚姻市场的弱肉强食，虽然在过去表现为按照权力和财富这种显而易见的次序分配，那么现在就是按照魅力和沟通能力的“自由竞争”来分配，仿佛变得很公平，大家都应该欢迎才对。这是因为女性不再是简单的、等待被分配的资源，而变成了积极行使选择权进行选择的主体了。
对婚姻市场的“自由化”和“管制宽松化”表示担忧的也大有人在。这些人经常说：“以前明明有很多看到未婚男女就问‘为什么不结婚’的爱串闲话的大妈，现在似乎都不见了。”他们还经常说：“还是过去好”“过去结婚多容易”……请大家记住，他们说的“过去”已经是半个世纪前了。这些60多岁的人，把他们年轻时候的“常识”在脑中“冷藏”到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仿佛还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
性革命的历程
在这里，我们先绕个远路，从社会史角度来回顾一下晚婚化、不婚化、少子化等人口现象为何出现。
出生率升降这种所谓人口现象的成因，目前并不是很清楚。结婚生子是育龄男女的个人选择。每个个人都是基于对自己的幸福或者生计的考虑而结婚生子，而非考虑自己对国家的贡献，或者考虑劳动力市场的未来。人口现象是个体微观行为的累积而产生的宏观结果，因此往往不清楚其中具体涉及哪些因素。反过来说，人们也不清楚，在制度和政策上引入哪些因素可以调整人口现象。历史告诉我们，除非有极为强大的强制力，人口政策——不论是试图增加人口还是减少人口——都没有成功的先例。事实上，日本在战时实施“多生多养” ? 【原文是“産めよ、殖やせよ”。该政策的目的就是“增强兵力、劳动力”，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 生育激励措施最厉害的时候，出生率不升反降；而战后复员人员大规模回国，需要控制人口时，反倒出现了婴儿潮。
20世纪70年代之前，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人口现象都很相似：高结婚率、婚内生育率维持在正常水平，而婚外生育率稳定在低位。所谓普遍意义上的“标准户”就是一对夫妻养育两三个孩子的核心家庭。这也就是“现代家庭”。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日本在经过经济高速增长期后达到了这一阶段。众所周知，从那时起，“标准户”就成了各种社会制度设计的基本单位，而这个基本单位日后也逐渐变得不合时宜起来。
这种“现代家庭”伴随着诸如“婚姻是一辈子的事”“结婚前必须是处女”“出轨就是犯天条”等价值观，也就是所谓的性道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性道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性革命”。
其实各种数据都表明，直到20世纪70年代，日本都保持着这种性道德。比如离婚率很低、有很多蜜月宝宝，而且人们（尤其是女性）首次发生性关系的对象是结婚对象的比例很高。
那是一个“初夜”和“婚前性行为”（以结婚为前提的性行为）这两个词还存在的时代。综观不太能上台面的性行为调查，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妻子》(Wife)杂志的读者自愿投稿样本中，40多岁的已婚女性与丈夫以外的异性发生过性关系的比率能够低至15%，许多年长女性回答说，她们的丈夫是她们一生中唯一的性伴侣。
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事情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急剧变化。
不要将“性革命”看成性放纵或交换性伴侣那种带有桃色意味的现象。性革命意味着支撑现代家庭的性道德发生根本动摇。换言之，这是一个现代家庭中爱、性、生殖“三位一体”神话瓦解的过程，也就是原来以婚姻为纽带的爱、性、生殖三者分离的过程。（见图4-1）
有两个人口统计指标可以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经历了性革命：一是离婚率的上升情况；二是非婚生子女出生率的上升情况。这两个指标就是现代家庭“三位一体”规范瓦解的指标。爱情、性和生育通过婚姻联系在一起，离婚率表现出婚姻与爱情的分离，而非婚生子女出生率表现出婚姻与性的分离。顺便说一句，（尤其对于男人）爱和性早就分离了。
图4-1 “三位一体”神话瓦解
依然没有彻底撕破现代家庭性道德这块遮羞布的是女性。我记得在一次集会上，一位老妇人说：“我这辈子除了丈夫以外，从没接触过任何男人。”
我问她：“那是你守贞呢，还是贞守你呢？”老妇人回答：“应该是贞守我吧（被迫守贞）。”
在欧美，这两项指标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离婚率直线上升，据说现在欧美国家每两对夫妻中就有一对离婚。婚姻不再是一辈子的事。其次是非婚生子女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在欧洲部分地区，有二分之一的新生儿都是非婚生子女。在同一时期，日本的离婚率逐渐上升，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剧烈的变化。如上所述，非婚生子女出生率直到最近都一直保持在1%或更低的“微不足道”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保守主义的老爹们为“世界上最稳定的日本家庭制度”感到自豪是有原因的。
然而，与此同时，上述人口数据无法表现的性道德变化正在发生。
初夜对象就是初婚对象的比例下降，“婚前处女”越来越难找。性行为看似自由化，但根本没有表现在人口数据中。这就是日本社会不可思议之处。
日本到底经历过性革命吗？虽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展现出人口指标的剧烈变动，但性行为的解放程度已经向欧美看齐……因此，有人称之为“渐进式的性解放”。
作为少子化对策的单亲妈妈支援
性革命的另一个指标是非婚生子女的出生率。这也是婚外性行为活跃程度的间接指标。怀孕是性行为的结果，未婚生子就是“意外怀孕”的“意外后果”。因此，在历史人口学中，非婚生子女出生率的上升一直被认为是社会变迁的标志。支撑婚姻的性道德摇摇欲坠，也是社会失范的一大指标。
不过这个说法可能只适用于无法节育的社会。在避孕技术进步，堕胎越来越容易的社会中，防止意外怀孕并阻止婚外生子是有可能的。
在日本，年轻人的性经验率和少女怀孕的人数都在增加。与此同时，青少年的堕胎率也在上升。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婚外性行为越来越活跃，但这并没有导致日本非婚生子女的出生率上升。因为这些生命都被埋葬在黑暗之中了。
如果她们把孩子生出来会怎么样呢？这样的话，日本的非婚生子女的出生率就会上升，这将有助于出生率整体的恢复。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女孩知道，在日本，单亲妈妈，尤其是未婚单亲妈妈，被迫过着怎样悲惨的生活。
单亲妈妈按照丧偶、离婚和未婚的顺序排列。丧偶的单亲妈妈值得同情，并且是慷慨照顾的对象。而离婚的会被指责为“不懂忍耐”，但同时，也会受到一些援助。而未婚先孕的单亲妈妈会被贴上“不负责任”“放荡”的标签，她们的孩子也会受到歧视。虽然在制度上对单亲家庭的公共援助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有人发现，具体的行政举措对丧偶、离婚和未婚单亲妈妈的待遇存在差别。比如，九州的一个地方政府虽然规定单亲母子家庭有资格优先入住公租房，但是这个政策把未婚的单亲妈妈排除在外。
虽然嘴上说着应对少子化，但政府只是鼓励青年男女结婚，并没有试图支援非婚生子女。即便是对离婚的单亲母子家庭也很冷淡。如果要问原因的话，我只想出了一个答案：日本社会希望孩子们在婚姻制度下（在丈夫的控制下）出生和长大，而不想让那些游离于婚姻制度之外的女人为所欲为。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充斥着这种父权偏见。除非日本社会努力支持未婚单亲妈妈，不然我绝不相信它在认真地搞什么“少子化对策”。
不结婚的都是谁？
前文提到，日本少子化的特点是少子化与结婚率下降直接相关。
说起来，结婚率为什么会下降呢？即使结婚率下降了，也不是所有社会群体的结婚率都出现了同样程度下降。结婚容易的人和结婚困难的人之间是存在差距的。
如果我们调查一下不同年龄组中什么样的人结婚了，什么样的人没有结婚，就会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对于男性来说，年收入与结婚概率成正比（见表4-1）。再明白不过了：有钱就能结婚。结婚概率也和就业状况相关。正式员工和非正规劳动者相比，前者结婚的概率更高。换句话说，有固定收入、稳定职业的男性结婚概率更高。这意味着男性当“顶梁柱”的家庭模式在今天仍然存在，而对于女性来说，婚姻具有生活保障的意义。
另一方面，女性的状况如何呢？
内阁府的外围组织中，有一个名为“家计经济研究所”的机构。政府的工作分工分了又分，分到这个研究所，和内阁府的关系也就是连着点儿肉皮。这个研究所做了一项独立研究：追踪调查泡沫经济崩溃以来的女性生活境况。这项研究使用了面板调查的方法。所谓面板调查，就是长期跟踪同一组调查对象的调查方法。在面板调查中，调查对象不可中途替换。因此，和每次调查都更换对象的省事方法相比，面板调查追踪调查是识别代际效应、时代效应和年龄效应的有效方法。民间机构很难进行这样的调查。如此看来，政府的外围机构能够干这些挑剩下的活，说明这些机构还是有存在价值的。
表4-1 年收入不同的男性的未婚率
数据来源：《第二次关于人口问题的意识调查》，日本人口问题研究所，1995年
研究所基于这些数据编辑出版了《女性的平成萧条》（樋口美雄、太田清、家计经济研究所编，日本经济新闻社，2004年）一书。根据该书描述，研究所追踪调查了两组对象：第一组是1993年25～34岁的女性，连续追踪10年；第二组是1997年23～28岁的女性，连续追踪6年。该调查2002年结束，调查结束时，第一组女性35～44岁，第二组女性29～34岁。
调查结果出人意料地清晰。在年龄效应方面，有结婚生子经验的受访者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如果我们关注这一时期就业形态的差异，就会得到如下结论：在25岁时未婚的女性，如果是企业的正式员工，那么她们将来结婚、生育的概率都高于无业女性和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在该书中称为“自由职业者”）（见图4-2）。
让我们先看看时代效应。在哪个时代，迎来哪个年龄，人们是无法选择的。影响女性就业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1985年颁布的《均等法》；二是1991年泡沫经济的崩溃。基于这一事实，调查对象被分为三组，分别是“前《均等法》一代”（1986年《均等法》实施前毕业）“《均等法》一代”（1986—1990年毕业）以及“泡沫破灭后一代”（1991年以后毕业）。简便起见，我们以下简称这三代人为“前均等”“后均等”和“萧条”。比较“前均等”和“后均等”两代人，书中说：“后者未婚时的正规就业率较高，并且正式员工婚后或生育后继续工作的比例更高。”另外，“萧条”一代“未婚女性的正规就业率并不是很高，但非正规就业率却很高”（该书第16页）。并且该书还指出：“虽然支持女性婚后、产后再就业的制度不断扩充，但就正式员工的数据来看，女性婚后、产后继续工作的比例并没有上升。”
图4-2 25岁时自由职业者和正式员工在此后有配偶率的对比
资料来源：樋口美雄、酒井正，“‘《均等法》一代’和‘泡沫破灭后一代’的就业比较”，《女性的平成萧条》第二章，日本经济新闻社
该书作者分析了宏观背景之后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比起《均等法》和之后颁布的《育儿照护休假法》对女性就业的利好，泡沫经济崩溃造成的通缩经济对女性就业起到的抑制作用要强得多。”我曾在第三章得出《均等法》无效的结论。该书也在这里侧面印证了我的分析。
再来看看代际效应：根据该书第31页提供的数据，第一代（1959—1963年出生）、第二代（1964—1969年出生）、第三代（1970—1972年出生）30岁时的结婚率分别为84.6%、76.1%和67.6%，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虽然学历各有差别，但是仅考虑本科毕业生的话，就正好是“前均等”“后均等”和“萧条”三代人）。可以看出，不同的世代到了同样的年龄，结婚率不断降低，晚婚和不婚的趋势愈加显著。第三代的终生未婚率目前还无法预测，要等到她们50岁的那一年，也就是2020年才能见分晓 ? 【根据日本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最新的“日本户数预测”（日本の世帯数の将来推計，2018）数据显示，该研究所根据2013年数据估计，在2020年，文中提到的“第三代女性”50岁时的未婚率为25.5%。由于该研究所在2017年解散，因此没有2017年以后的统计数据。】 。但是不婚率一代高过一代的趋势大概不会变。该书还指出，“越是年轻的世代，就业率就越高，但正式员工比例就越低”，因此我们可以结合之前的结婚率数据，得出“正式员工比非正规劳动者结婚率高”的结论。
等待结婚的女性
20世纪90年代，“自由职业者”(Freeter)和“啃老族”(NEET)这两个词逐渐流行起来。“Freeter”是“Freearbiter”（从事兼职工作的人）的缩写，而“NEET”是“Not in Employment,Education or Training”（未处在就业、求学或职业培训状态的人）的缩写。在青年失业率不断上升的英国，二者成了社会问题。顺便说一句，自由职业者和啃老族都是指“既没在上学，也没有固定工作的15～34岁年轻人”。
这个定义巧妙地包含着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如果一个人到了35岁，如本书前文提过的，那他就不是什么自由职业者，而只是一个失业者或非正规劳动者。此外，还有帮忙做家务的未婚女性——“家务助手”(カジテツ)也不属于自由职业者。因为有人认为，无业未婚女性毕业后到嫁人之前在家帮忙做家务的这段时间，属于“新娘培训”的一部分，所以她们也不被计入失业人数。在职业女性社会地位极低的年代，家务助手是“良家女子”的标志，不用上班，地位还是很高的。随着晚婚化的推进，本来不长的“待字闺中”越来越久，如何度过这段时期也成为未婚女性的一大难题。20世纪80年代某大企业总裁的千金被绑架，但报道中说她的身份是“公司员工”，举世震惊。不过，这个案子表明，即使贵为总裁千金，婚前有过被称为“社会学习”的办公室经历而不是单纯“待字闺中”，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常识来看，待字闺中的无业或非正规就业的女性结婚的意愿似乎更强，而作为正式员工的女性则拥有能够推迟结婚的财力。可为什么数据中的结果与常识正好相反？
上一节提到的《女性的平成萧条》根据调查结果指出：“与已婚者相比，更多尚未结婚者将‘经济上可靠的人’作为他们寻找结婚对象的条件。”（第17页）那么反过来说，那些不准备从对象那里寻求经济支持的人会倾向于早早结婚，而那些认为婚姻是生活保障的人，往往会推迟结婚时间。事实上，很多未婚女性在“理想伴侣条件”调查中的回答是“经济可靠的人”和“生活、育儿理念一致的人”；而已婚受访者的回答以“能够称为心灵支柱的人”“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人”居多（同上书，第100页）。
针对这一事实，该书的作者给出了如下的评论：
“（关于理想的结婚对象——引用者注）现实主义的回答者离结婚越来越远，而理想主义的回答者却纷纷结婚了。是不是应该这样解释：越是不懂现实生活、不懂油盐酱醋，才越能早早结婚？真是有趣的现象。”（同上书，第100页）
而我的解释恰恰相反。现在，想要在经济上依靠丈夫，建立家庭的保守主义的女性的婚姻愿望，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把性格和相处融洽与否放在第一位，不重视经济实力的结婚愿望，才是低门槛的现实主义选择。我的解释也得到了山田昌弘 ? 【山田昌弘（山田 昌弘，1957— ），日本社会学家、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研究领域是家庭社会学、情感社会学以及性别理论。他1999年的著作《寄生虫·单身时代》（『パラサイト·シングル時代』）在日本引发了激烈讨论。】 等人调查结果的印证。通过对推迟结婚的“单身寄生虫”女性，也就是毕业未婚、住在父母家中的女性的调查，山田先生得出结论：结婚的欲望越强，结婚对象要求的条件越高，晚婚的倾向就越强。
事实上，根据近几年的平均初婚年龄数据，我们会发现初婚夫妇的年龄差距越来越小，同龄夫妇的数量在增加。与年龄相差较大的婚姻不同，女性不能指望同龄的男人有什么经济实力。或者，应该这样解释：比起“不能指望”对方经济实力——那些“本来就没指望”对方，而着力提高自身经济实力的女性正式员工结婚的概率反倒更高。不过，话说回来，这种女性结婚的前提当然是对方同样是正式员工且有稳定的收入。而男性自由职业者很少能够被她们选中的原因，已经一目了然地体现在表4-1的男性结婚概率数据中了。
该调查还显示了一些不言而喻、一目了然的结论，也就是正式员工、无业和非正规劳动者三类女性的丈夫年收入差别。结论是：“泡沫经济刚刚崩溃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及经济变得更加严峻的90年代后半期，自由职业女性丈夫的平均年收入和正式员工丈夫平均年收入发生了逆转。”（同上书，第80页）更简单易懂地说，在泡沫经济余温尚存的时候，结婚前（25岁时）干自由职业的女性能够比正式员工找到更有钱的丈夫，但当经济衰退严重时，女性正式员工找到的丈夫比自由职业的更有钱。换句话说，正式员工（或曾经是正式员工）的女性更有可能与同为正式员工的男性结婚，而其余女性与男性正式员工接触的机会几乎消失了。或者说，是不是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男性正式员工也产生了依赖妻子收入的动机呢？再者说，女性自由职业者选择同样身份的丈夫的可能性不大，这样一来，男性自由职业者结婚的概率就更低了。
从优雅寄生到被迫寄生
“单身寄生虫”这个词在山田昌弘等人的书出版之后流行起来 ? 【山田昌弘《寄生虫·单身时代》（『パラサイト·シングル時代』，ちくま新書，1999年）。】 ，但他们的研究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数据进行的。其中描绘的是一些自己收入不多，依靠父母提供的“基础设施”生活，还有不少可支配收入的“单身贵族”的情况。不过该书的作者随后指出，“优雅的单身寄生虫形象已经起变化了”。数据显示，过着寄生生活的未婚女性中，正式员工的比例有所下降，收入也有所减少，但她们贡献给家庭的钱却增加了，做家务活的时间也延长了。这些女性现在是“被迫寄生”，想走也走不了。对这些女性来说，如果与父母妥协，那么父母就会要求她们为家庭做更多经济和家务方面的贡献。由于晚婚化和不婚化，“寄生期”会延长，而在此期间，父母日渐衰老，开始领取养老金。一项家庭调查显示，当父母年龄超过70岁时，与父母同居的未婚女性的消费行为发生了变化：买衣服花的钱越来越少。
此外，当父母需要长期护理时，“寄生”的女儿就成了长期护工。如果女儿无业或者是非正规劳动者，在自己的养老金和保险都不够的情况下，突然需要照料自己的父母，她就很有可能成为父母的“养老金寄生虫”。如果父母去世，就只剩下一位养老金不足的初老单身女性度过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