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在首都圈，“单身寄生虫”的年收入只有达到400万日元，才能从父母家搬出去单过。在居住成本高昂的首都圈确实如此。根据家计经济研究所的调查，在未婚女性中，与父母同住者的人均年收入为280万日元，而在外单过者人均年收入为330万日元，其中80%为正式员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固定的工作和固定的收入，那就不可能成为“独立的个人”。
当然，当“寄生虫”的条件是父母负担得起。然而，这本书的作者提出了一个可怕的疑问：
“战前、战时出生的父母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孩子之间的那种关系，在战后出生的父母与他们的子女之间能够成立吗？如果这种关系不再能够成立的话，为什么呢？”
随着养老金的减少和人口的超老龄化，父母这一代人的余粮也越来越少。如果他们的孩子又面临普遍的失业，那么“优雅的寄生虫”就永远是过去式了。父母离不开孩子，因为父母们没人照顾；孩子也离不开父母，因为他们没地方住。未来会不会形成这种互相依赖的关系？父母对孩子、孩子对父母的双重依赖关系会不会轰然崩塌？谁也预测不了。
真正的少子化对策是什么？
在家计经济研究所的面板调查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以下教训：如果日本社会在真诚地寻觅少子化的对策的话，让育龄女性有稳定的正规就业才是救命良方。并且，这份工作劳动强度也不能太高，使得女性劳动者可以做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但事与愿违。我认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看不到少子化改善的迹象。《女性的平成萧条》的作者用以下三行结束了最终章，也结束了其整本书300页的写作：
“确信孩子们的未来将一片黑暗的女性、生活在慢性焦虑中的女性、不得不忍受这种焦虑的女性……她们的形象，就是我们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在对未来的无限悲观中，我们为什么养育孩子呢？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活呢？”（第300页）
一篇读罢，如当头棒喝。面对这个过于坦率的结论，大概不止我一个人感觉黯然无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