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性别
新自由主义的两种影响
新自由主义确实称得上一种改革。改革派把“负隅顽抗”的守旧派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攻城拔寨，真可谓雷霆万钧之势。
研究指出，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改革像嵌入既得利益集团的楔子，很可能将其一分为二，破碎瓦解。另一方面，改革也会在没有既得利益的社会弱势群体中嵌入楔子，在同样的程度上破坏其团结。
女性当然属于后者。仅仅因为“是女性”，她们至今长期受到歧视。但是在她们之中，也有一些女性被给予了机会——《均等法》所说的“机会均等”。“既然有和男性均等的机会，就要和男性一样努力！”面对着这样的“逆耳忠言”，一些女性脱颖而出，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女性管理者数量的不断增加，“雌辩”地证明了“女性根本没有领导力”的偏见的本质是由于女性过去根本没有机会展示领导力。岗位可以培育能力。在过去，女性根本没有机会获得这种培育能力的岗位，而她们的老板、上司也都压根儿没有想过要去培育这些女性的能力。
然而，这种“机会均等”是“和男性的机会均等”，而不管“男性的工作方式”到底怎样。这种机会均等造成了女性的分化。一方面，是那些像男人一样工作并像男人一样成功的精英女性。另一方面，大多数女性无法像男性一样工作，因而只能满足于“女性化”的职位，别无选择。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楔子将女性劳动者分化为精英和大众两极，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状况就可以看出，后者的工作条件远比以前更差。
女性的高学历化
面对这个新自由主义时代，我们每个女性该怎么适应它呢？
在这一章里，我们来谈谈这个时期女性面貌的转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了。
虽然90年代的高校入学率在整体上都有所提高，但女性的入学率与男性相比大幅上升。2011年18岁人口的高校入学率为57.6%，考虑到未来18岁人口会减少，如果高校的录取名额不变，“全员大学”的时代不久就会到来。顺便说一句，韩国的高校入学率是92.8%（2010年），几乎达到全员入学，而美国为54.5%（2008年），英国为66.1%（2008年），法国约为41%（2009年），德国为26.5%（2009年） ? 【参见文部科学省生涯学习政策局调查企画课编《教育指标的国际比较》，2012年3月。】 。在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的美国和英国，高校入学率超过一半，而在社会等级较为固化的法国和德国，约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当然，入学率和毕业率还是不太一样的。在美国和英国，有很多学生进入了高校，但最终没能毕业。而入学率与在籍率也有所不同。在不需要支付学费的德国高校，有很多延期多年没有毕业的成年学生，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为了掩饰德国高企的青年失业率。
另外，随着少子化时代的到来，上大学的门槛越来越低，如果不考虑个人偏好，想上就能上的“全员大学”时代真的会到来吗？欧美的大学入学率长期稳定不变，而大学入学名额并没有减少。所有发达工业社会都在经历少子化和18岁人口的减少，而在同一时期，学生人数为什么没有减少？这是因为国内学生人数的下降造成的缺口被留学生填补上了。在英语国家尤其如此。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产业”，营销瞄准全球市场。而留学生的国际流动非常活跃，大学只要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学生，国内入学率即使不怎么提高也不用担心。在这方面，可以说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名牌大学，在国际竞争中已经胜出。不过，美国的问题在于，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崩溃导致了基础教育和高水平的高等教育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日本的高校入学率的统计有一个小把戏：把短期大学和本科的入学率加起来计算。在日本，提起短期大学，就想起“女子短大”。在这个大多数短大生都是女生的社会中，把短大和本科的入学率加总的主要目的就是掩盖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差异。
那么，如果我们在考虑入学率中的性别差异以及普通大学和短期大学的差异的基础上，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入学率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见图5-1）：
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生的大学和短大入学率迅速上升。
第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女生的短大入学率下降。1996年女生的大学入学率超过了短期大学。
图5-1 大学、短期大学入学率推移
资料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调查》
第三，尽管大学有大众化的趋势，但目前男生的大学入学率为55.2%，女生为42.6%（2008年），仍然存在十几个百分点的性别差异。在21世纪初，女生的大学、短大入学率之和超过了男生。即便如此，在大学中，女生仍然是少数。并且，考虑到经合组织国家基本不存在高校入学率的男女差别，还有很多国家的女性入学率高于男性，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在高等教育投资方面，日本父母的确偏爱儿子，歧视女儿。在日本社会，高等教育费用由国家承担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大部分教育费用都由父母的私人收入负担。换句话说，日本父母更舍得给儿子投资教育经费，而不是女儿。
教育的成本和收益
入学率由什么因素决定？
它由18岁人口的规模和大学的招生名额决定。
虽说逐年稳定扩招是件好事，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因为人们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并不总是随着招生名额一同增加。有人预测，随着少子化，越来越多的高校削减招生名额，也不断有高校合并、停办，因此高校招生名额将随着18岁人口的减少而下降。因此，日本的高校入学率将保持在50%左右。
有一个研究领域叫作教育经济学。这是一门对大学教育的成本和毕业后在职业生涯中获得的收益进行比较和计量的学问。对于成本，不仅包括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还包括取得高中文凭就立即工作而取得的工资，也就是机会成本。所谓“投资”，就是具有预期回报的成本。如果将教育视为一种投资，就会推导出这样一种假设：如果高等教育的回报大于成本，具有投资效应，入学率就会上升；反之，入学率的增长就会趋于停滞。日本大学入学率的变化趋势几乎支持了教育经济学的这一假设。日本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学历社会”。不同的教育背景会带来差别极大的工资水平、差别极大的就业企业的规模、差别极大的晋升空间以及生涯工资总额。不过纵观整个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随着中等教育的大众化，日本进入“全员高中”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差距缩到最小：大学毕业生的起薪金额和高中毕业生就业四年后的工资金额相同。换句话说，工资不是由学历决定，而是由工龄决定。在那时，虽说入职后的晋升空间略有学历差距，但考虑到大学四年的成本，大学毕业和高中毕业的生涯工资总额几乎没有差距。就生涯工资总额而言，企业规模，也就是企业雇员总人数，带来的差距更大。高中毕业生如果入职大企业，那么他的工资和小企业的大学学历员工相比也毫不逊色，这就是所谓的“一亿总中流” ? 【指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的黄金时期，大多数日本国民自认进入了中产阶级的说法。当时，日本人口数量刚刚突破1亿，和欧美发达国家一样，日本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大量消费、大量生产、就业稳定、国民收入持续增加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在这个时代，大学入学率基本上是停滞的。这是因为不论父母还是学生本人都没有意识到高等教育的投资效应吧。
学历社会又叫优绩主义(Meritocracy)社会。确切地说，日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优绩主义社会。这就是说，工资收入不会反映学位的差别。虽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生培养越来越受重视，“培养高度专业化的人才”成了硕士、博士培养的目标之一，但也很少有日本企业因为某人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就对其高看一眼，也不会认为研究生学历有什么经济附加值。
如果问问那些成功就业的硕士应届生，就会发现他们的工资与大学毕业两年后的同龄员工的工资水平相同，和大学毕业两年后换工作一样。而博士生毕业后就业难度更大。在这种情况下，算上研究生几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再算上这一期间的机会成本（利益损失）的话，读硕、读博完全是亏本买卖。学位无法转化为生产资料，是那时日本社会的现实。
无论是工商管理硕士还是法学硕士，情况都是一样的。在美国，如果你拥有名牌大学的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你的起薪将比其他新员工高四倍，而日本企业并不把工资和学历绑定在一起。也许是因为日本企业对大学教育的内容一点儿也不认可。
而这个“一亿总中流”社会只是昙花一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贫富差距的征兆逐渐显露，高校入学率再次上升。当高校入学率逼近50%，意味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开始了。此后，不仅是学历差距，学校之间的差距也逐渐产生了。学历竞争本应是公平的能力竞争，但从各种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出身校偏差值 ? 【偏差值（偏差値）是日本考试制度中用来衡量学生成绩的指标。偏差值越高，排名越高。】 的差别与出身家庭的阶层差别有着强烈的相关关系。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教育背景对以后的工作经历有重要影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子女继承父母经济阶层的趋势越来越强，也就是阶层的代际再生产趋势越来越强。
这样的话，人们会不会选择不上大学？其实并不会。在同龄人口50%都能进入大学的时代，大学毕业生找到适合岗位的机会大大减少。劳动力市场不能只提供白领工作。因此，即使是大学毕业生，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当蓝领或者从事“现业职” ? 【在日本，“现业职”指国家或地方政府中的非权力职务类工作。类似于我国的事业编制工作。比如公务用车、公交车和轨道交通司机，环卫工人，学校职员，等等。有时也指在企业内的技术职务。】 。常见的例子就是大学毕业生去开出租车。当然，出租车司机受过良好的教育是值得欢迎的好事情，但无论是父母还是他们自己，已经付出的教育投资的目的，绝不是培养一个出租车司机。
英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学历通货膨胀”。他指出，高等教育大众化开始得越晚，学历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韩国。韩国的高校入学率超过90%。其中不乏学术能力跟不上大学教育的学生。即便如此，韩国人对高等教育的热情也丝毫没有消退，这是因为一旦到了这个地步，就绝对无法回头了：大学毕业已经是“成为人”的初始条件了。在这一点上，日本与韩国十分相似。这简直就是浪费教育资源。并且，日韩两国那些被迫参加教育竞争的孩子才是最大的牺牲品。
对女儿进行的教育投资
是否能够升读高等教育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和能力。没有父母的支持，继续深造是不可能的。更明确地说，这取决于父母的经济实力。如果家长认为高等教育的成本是一种投资，那么就有“优良投资标的”，也有“不良投资标的”。在日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认为儿子是投资标的，但女儿不是。这是因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最终会成为一个为别人家干活的外人。为这样的女儿进行教育投资是没有意义的。
事实上，一个家庭如果有很多孩子，而教育资源又是有限的，那么在将有限的教育资源分配给兄弟姐妹的“家庭战略”之下，无论长幼次序如何，女儿都处于最低的地位。姐姐妹妹初高中毕业就去打工、供兄弟上学的“美谈”到处都有。即使女儿不为家计做贡献，出去打工也能少一张吃饭的嘴。经济高速增长期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在各种调查中，大多数家长的教育意向都是“儿子上大学，女儿上高中或者短大”。
在日本，有“学历上升婚”的惯例。女性倾向于选择比自己受教育程度高的丈夫，而男性倾向于选择比自己受教育程度低的妻子。在教育资源分配具有很大性别差距的情况下，当适龄男女相互选择时，男方选择的女方的学历较低的可能性很大；与此相对，女方则更倾向于选择比自己学历更高的男性。可以说“学历上升婚”不是一种主观倾向，而是一种在统计学上概率极高的客观现实。本科毕业的男性经常对着高中学历的老婆装腔作势：“你这家伙，脑子不怎么好使……”这样说话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女儿的教育背景是由父母的意图决定的，而不是由“脑子好坏”，即成绩和偏差值决定的。
那么父母一方的什么变量决定了女儿的教育背景呢？是父母的经济实力。女儿的教育背景，取决于父母有多少乐意“打水漂”的闲钱——短大两年，大学四年——也就是让女儿“玩几年”的闲钱。我在一所女子短大当了十年老师，见识了各式各样的父母。如果即将毕业的女生不想工作，而是希望继续深造的话，这样的台词等待着她们：
“爸妈没钱再让你瞎玩了……”
原来如此，父母认为短大也好，大学也罢，都只是孩子们的“游乐场”而已。
一直以来，希望在不依赖父母经济供给的同时接受高等教育的女生可以选择就读女子师范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的“接班人”是御茶水女子大学和奈良女子大学。这些学校不仅学费便宜，而且还有免费生制度，即使是贫困家庭出身的女儿也能接受高等教育。有些女生希望从事的职业有学历和资格证书的要求，对于她们来说，还有其他的选择，比如护理职业学校。但在一个“职业女性”被鄙视的时代，很多人嘲笑那些进入师范学校深造的女生，说她们长着一张嫁不出去的“师范脸”。
专业的性别隔离
要了解女生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仅凭入学率数据是不够的，必须得看看女生们选择了什么样的专业。
谈到女性的高等教育问题，就不得不面对“专业性别隔离”(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谜团。也就是说，不论女生怎样全力以赴，力图进入高校，接受高等教育，但她们最终总会集中进入那些没办法收回成本的专业。
在女子短大、大学入学率上升之初，女生们选择的专业主要是“虚学”而非“实学”：比如文学、艺术、教养学 ? 【日本大学中的“教养学部”是一种基于博雅教育(liberal arts)思想设置的本科专业（学部）。教养学部不设特定的学习专业，而是培养学生学习人文、社科、自然科学的综合学术能力。】 之类与就业没什么直接关联的专业。也就是说，进入一个不能期待收回成本的专业学习，既是女生本人的选择，也得到了她父母的同意。
从数据上看，其实直到20世纪80年代，女生的主要领域都集中在人文学科，即文学、语言、艺术和教养学等专业（见图5-2）。相反，男生专注于理工类专业，即使进入文科，也会选择法律和经济专业。其结果就是，虽然大学实行男女同校，女生占据了文学部，而理工科的男生毕业之前根本没机会和女生邂逅，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另外，虽然男生的专业与毕业后的职业道路直接挂钩，但女学生似乎只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专业，并不考虑自己的职业道路。这样一来，女生们临到毕业才慌慌张张地找工作，自然是来不及。而且，女生入学之初就没有找工作的觉悟，那么她们就业上受到歧视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事实上，就在团块世代的就业季被石油危机直接冲击的时候，不论男女，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部学生收到企业的招聘广告，但理工科那边，招聘广告却堆积如山。这说明就业市场的歧视不只是性别歧视，还有专业歧视。专业歧视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毕业季，理工科学生天天睡在实验室，过着艰苦的学术生活；而文学部的学生要么搞社团，要么出去打工，好不快活。似乎在这种气氛之下，对文学部毕业生的就业歧视就变成理所应当的事情了。
图5-2 大学各学科在校生性别构成比（1985年与2009年）
资料来源：根据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调查》（1985年、2009年）制作
1961年，时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的晖峻康隆提出了“女生亡国论”。他认为，虽说大学里女生越来越多，但是她们早晚会嫁人，这些女生享受教育投资，但对社会没有任何回报，完全是浪费资源。
女儿的学校
为什么女性会做出如此“非理性的选择”？
因为女生脑子笨，不考虑未来，是不理智的生物……这样的原因能找出一箩筐。
有一位学者用“理性选择理论”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就是法国社会学家玛丽·杜鲁-贝拉 ? 【玛丽·杜鲁-贝拉(Marie Duru-Belat,1950— )，法国社会学家、教育和高等教育专家、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她对教育中的社会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问题有深入研究。】 ，她的老师就是以“文化资本”理论而闻名的皮埃尔·布迪厄。
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与日本一样，大学教育中也存在专业性别隔离。在《女儿的学校》（L’ǐcole des files，藤原书店，1993年）一书中，杜鲁-贝拉指出“大学专业性别隔离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并且用数据证明了这一论点。
用在男性身上的教育投资，是对未来劳动力市场之中人力资本的投资。然而，对女性教育的投资却并非如此。与男性不同，女性处在两个市场之中：劳动力市场和婚姻市场。虽说男性也在这两个市场之中，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劳动力市场的评价标准和婚姻市场的评价标准往往是一致的；而对于女性来说，这两个市场的评价标准并不相同。因此，对女性进行教育投资之时，必须审时度势，同时考虑两个市场的动向。
婚姻是女性重新选择出身阶层的最大机会。结婚之时，不论是父母还是女儿都会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家庭战略。杜鲁-贝拉发现，对于女性来说，在婚姻市场进行投资，比在劳动力市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更有效。换言之，女儿未来通过择偶在婚姻市场上实现阶层上升的可能性，比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阶层上升的可能性更高。我们不妨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比起自己苦哈哈地奋斗，以求赚来地位和收入，傍上一个大款就能轻松获得这些东西。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因此，杜鲁-贝拉的结论是，在婚姻市场上投资女性的“性资源”是比在劳动力市场上投资人力资源更“理性”的选择。
这就是理性——现金的理性、功利主义的理性。即使在法国，人们也不会仅凭“丘比特之箭”来选择婚姻对象。
当然，这一现象是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距为前提的。即使女性具有相同的教育背景，也无法达到与男性相同的职业地位。在这种性别歧视下，身处高经济阶层的男性选择配偶时，更偏好拥有文化资本而不是经济实力的女性。比如，掌握几门外语，或者会弹钢琴，虽然没什么用处，但是在婚姻市场中，拥有这种文化资本的女性，与拥有药剂师资格证的女性相比要有利得多。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兴趣、爱好、举止、教养之类不能换算为货币价值的，但代表某种社会阶层的指标。简言之，文化资本就是一种非经济的地位象征。比方说，婚宴上媒人喜气洋洋地宣布：“新娘是名门女子大学英语文学系毕业的才女！”这种话起的就是文化资本的作用。
虽然文化资本很难转化为经济资本（爱好和教养很难转化为金钱），但如果愿意的话，经济资本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花钱培养爱好和教养）。因此，既然文化资本也是经济资本的一个指标，那么可以说，男人选择拥有文化资本的女儿，其实就是选择了有钱的老丈人。毋庸置疑，比起那些催着女儿考资格证的父亲，在看似无用的教养方面培养女儿的父亲显然更有经济实力。对于男性而言，婚姻同样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家庭战略之一。
女生的“实学”志向
现在我们知道，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学教育中专业性别隔离现象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如果阅读杜鲁-贝拉的著作，我们就会发现法国的情况与日本的情况相同。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前文已经提到，日本的女性升学率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增加，并且大学入学率超过了短大。与此同时，专业性别隔离也发生了变化，“实学”领域的女生数量大大增加。
其中，女生人数增加趋势最为明显的是人文学科中的法学部和理工科的医学部。在保健、医学领域，此前女性往往进入药学和护理学专业，而现在医学部的女生入学率越来越高。在上述趋势的影响下，通过司法考试和医师国家考试的女性比例显著上升，目前这两种职业的女性比例都在30%左右。女法官、女检察官、女律师不再是稀有动物，以女性为主角的律政剧层出不穷。此外，女医生也越来越多，“女医”这种带有歧视色彩的称呼随之逐渐消失。如果大学的医学部有教授发表“我们医学部不要女的”之类的“暴论”的话，来报考的学生就会急剧减少。
律师和医生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是高度专业化的职业，能够自己创业，可以说是“手艺人”的终极形态。
上文提到过，女儿的高等教育方向并不仅仅取决于她本人的意愿和能力。女儿升学需要父母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女性的父母们比团块世代还要年长。那一代的父母，尤其是父亲，好多都固执地认为“女人不需要教育”。而大多数母亲是高中毕业生或短大毕业生，她们是女儿的应援团：“虽然爸爸那么说，但我还是支持你读书！”
女儿的高等教育离不开父母的支持，尤其是母亲的支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注意到在我任教的东京大学，女生中的复读生人数有所增加。复读肯定也需要父母的同意。“明明是个女孩子，复读也太可笑了，考上哪儿去哪儿吧！”这样的父母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尽你最大的努力，复读争取上更好的大学”这种鼓励鞭策女儿上进的家长。女生的复读经历似乎会成为履历上的瑕疵，进而影响就业和婚姻。那些鼓励女儿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不输男孩，能够越过这一道坎。
支持女儿升学的母亲们是处于“M型就业率” ? 【日本不同年龄女性的就业率呈现明显的“M型分布”：育龄前（15～24岁）女性就业率随年龄增长依次上升。进入婚育年龄（24～34岁）后，由于女性承担育儿照料等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就业率急剧下降。随着子女入学，女性就业率在34岁以后重新升高，到45～49岁进入第二个高峰期，随后随年龄增长依次下降。M型就业曲线反映了日本的性别不平等状况。具体数据可参考日本男女共同参画局每年发布的《男女共同参画白皮书》。】 第二个高峰期的中老年女性。45～50岁女性的就业率接近70%。完全没有收入的女性是少数派。
如果女生说“妈妈会支持我的”，那么这句话其实暗含着母亲“即使你爸爸不出钱供你上大学，我也能给你挣出学费”的支持和鼓励。多亏母亲的经济支持，女儿才能够获得以前只会分配给儿子的教育资源。这样一来，在子女上大学的同时，母亲就不得不继续兼职。数据已经证实，对于这一年龄组的女性，兼职收入的主要用途要么是住房贷款，要么是子女高等教育的费用。母亲们只有在孩子完成学业后，才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收入。
女儿的高等教育是母女两代人共同完成的。每当我看到一个高学历的女儿，我仿佛看到了像守护神一样默默支持女儿读书的母亲。在支持女儿读书这件事背后，似乎有母亲这一代女性的怨念：嫁给一个学历更高的丈夫，一辈子忍受着“脑子不好使”的嘲笑。这些母亲希望女儿拿到学历之后结婚，万一将来丧偶或离婚，女儿还能有一门手艺。她们希望女儿即使无依无靠，也不会陷入经济困境。支持女儿进入法学部或者医学部接受高等教育，就是母亲们这种意愿的现实化。
另一方面，女生数量一直没什么变化的是人文学科的经济学部和理科的工学部。这两个领域的共同点是，除非隶属于一个组织，否则这些专业的学生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母亲这一代女性在结婚之前大都有工作经验。她们是自由恋爱结婚比例超过相亲结婚的一代。她们大多是高中或短大毕业生，一般都是经历了职场恋爱、结婚离职（寿退职）的女性。职场经历让她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地记住了日本企业对待女性的方式。只需看看她们女儿的选择，就能管窥她们对日本企业这种“组织社会”的彻底绝望了。
那么上面提到的女律师和女医生后来过得如何呢？日本律师协会经过调查出版的《律师白皮书（2008年版）》包含“男女共同参画”专题。这部《律师白皮书》用丰富的例证说明，即使女性成为律师，也无法摆脱性别歧视的鸿沟。同样是从业20年，男性律师的年收入几乎是女性律师的三倍。原因之一是很多男性律师都经营着律师事务所，客户一般是企业法人而非个人。与此相反，女性律师的委托人绝大多数是与离婚、继承、亲子关系等家庭案件相关的个人。没有富裕的客户，就没有发财的律师。
下面我们谈谈女医生。女性即便成为医生，婚育导致的离职率也非常高。医疗现场也属于“3K职场” ? 【在日语中，“3K职场”指三个首字辅音为K的职场条件，即“劳动强度大”(きつい，Kitsui)、“肮脏”（汚い，Kitanai）、“危险”（危険，Kiken）的工作。】 ，虽说工资很高，但由于夜班等因素，劳动条件非常严酷。
因此，女性医生倾向于进入皮肤科、眼科这种没有夜班和急诊的科室。尽管如此，医护工作依然是必须为使命而牺牲私生活的领域。本来，即便对于男性医护人员来说，在现有的劳动条件之下也基本不可能达到家庭和工作的平衡。而这种劳动条件并没有因为女性人数增加而改善。相反，随着医院经营状况的恶化，在职医生的劳动条件越来越严酷。其结果就是女性医生选择在临近生育时离职。这件事不需要责怪谁。不是选择离职的女性医生们不好，而是医生这种无法兼顾家庭责任的工作方式本身就有问题。如果经济上负担得起，有些女性即使拥有医师资格也不会重返工作岗位。即使再就业，也会选择不用上夜班的保健所、专科门诊等兼职工作。不过这是时薪很高的“专业兼职”。
母亲们拼命也要供女儿学医，而这就是她们教育投资的成果吗？这就是女儿本人梦想中的工作方式吗？
目前，女性医生人数大约占医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她们是宝贵的医疗资源，这样的使用方式就是对人力的浪费。
女儿偏好之谜
女性高学历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少子化。并且我认为，教育背景的性别差距缩小的最大原因实际上就是少子化。
目前，在有孩子的家庭中，二孩家庭比例为42%，独生子女家庭为45%，三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占13%。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独生女或只有几个女儿、没有男孩的家庭占比约为40%。用老话讲，这就叫“绝户”。就算皇太子一家也是如此。雅子只生了一个女儿，一直没能生出一个“继承家业”的儿子，因此她一直被非难。秋篠宫家也是一直生孩子：女儿、女儿……直到生出一个儿子，也就是所谓“末子长男”才停止生育。小悠仁就是末子长男。 ? 【“绝户”的原文是“「跡取り」のいない家”，“跡取り”即在日本家督相继制度下的继承人。日本《皇室典范》对皇位继承的规定严格遵循长子继承制，女性皇族没有继承皇位的权利。文中所说的“皇太子”就是平成上皇（明仁）的儿子、现在的令和天皇（德仁）。令和天皇与现在的皇后、当时的太子妃雅子只有爱子公主一个女儿，因此不能继承皇位。目前的皇位继承人是令和天皇之弟、平成天皇次子秋篠宫亲王（文仁）。秋篠宫和皇嗣妃纪子共有子女三人：长女真子公主已经与小室圭结婚，脱离皇室，成为平民。次女为佳子公主。“末子长男”就是悠仁亲王（2006年生）。按照皇室典范，悠仁亲王是仅次于其父的第二顺位皇位继承人。】 在过去的日本，有很多这样的末子长男。那些不这样做的家庭，是因为实在没有继续生老三、老四的体力、精力和财力了。
日本有一组很有趣的数据。如果一辈子只能生一个孩子，那么生男孩好，还是女孩好？这组数据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一组常年追踪同一个问题，展现数年变化的珍贵数据。我们从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希望生女孩的比例超越了希望生男孩的比例（见图5-3）。
不可思议的是，在东亚儒家文化圈各国中，只有日本人偏好女孩，其他国家都更喜欢男孩。由此可见，女孩子们在出生之前就开始承受苦难了。
这种失调的出生性别比，将在不久的将来造成严重的男性结婚难问题。如果出生性别比保持在自然的105∶100，假定每个女性都结婚的话，大约二十分之一的男性会打光棍儿。这绝不是小问题。可想而知，如果出生性别比达到了115∶100，大约八分之一的男性无法结婚，“新娘荒”的时代将会到来。据说中国目前的“新娘荒”已经极为严重。为了弥补缺口，跨国婚姻常有耳闻。
图5-3 理想子女数为1人时，按理想子女性别分类的夫妇对数的比例
注：调查对象为理想子女数大于1人，且希望儿女双全的初婚夫妇。
资料来源：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第14次出生动向基本调查”
生男孩的偏好是东亚地区的普遍倾向。不仅在韩国和中国，而且在新加坡也是如此。为什么只有日本偏好生女孩？
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在于老龄化。
随着养老金制度的建立，父母在经济上对子女的依赖越来越少。这样一来，儿子作为养老保险的价值下降，女儿的身价反而上升。
对照护劳动长期化的焦虑也有所增加。关于卧床不起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报道煽动了人们的焦虑。现在紧缺的是长期照护者，特别是女性照护者，而不是金钱。在女性照护者中，父母更倾向于女儿而非儿媳。婆媳关系自古以来就是火药桶，并且老人也不想让嫁进来的儿媳妇端屎端尿。不仅如此，现在的女性与丈夫的平等意识越来越强烈，早已不是过去那种“侍奉”婆婆的媳妇。就算儿媳妇如此孝顺，婆婆也很难轻易接受，因为毕竟婆婆也不是按照如此要求教育自己要出嫁的女儿的。在养老方面，比起儿媳妇，女儿才是贴心小棉袄，因此妈妈们尽心竭力抚养女儿，也是希望将来老有所养，而生个儿子的话，就有“娶了媳妇忘了娘”的风险。这样看来，还是有个女儿好。我脑海中立马浮现了会说“只能生一个孩子的话，那么还是生个女儿吧！”的父母一代人的脸庞。
母女之间能够延续到女儿出嫁之后的牢固纽带从此开始。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数据显示，与男方亲属相比，女方亲属和新家庭之间的代际互助关系更为紧密。新婚夫妇选择新居的重要条件是离娘家近（不怎么在乎与男方父母家的距离），回娘家而非婆家过年的家庭也越来越多。过年的时候媳妇去婆家吃年夜饭，总有一种做客般的紧张感，想赶紧逃走。这样，妻子们抱怨“过年去婆家根本没法放松”，丈夫们也就妥协了。如此一来，就轮到公公婆婆念叨“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与此相对，本来已经“嫁出去”的女儿总是往娘家跑。即使女儿已经搬出去住，连姓也改了，但女儿毕竟还是女儿，母女之情永远打断骨头连着筋。于是，这一代偏爱女儿的父母建立了一个“娘家优先”的亲情网络。
这种母女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与父母的意愿、子女的利害关系交织在一起。
父母的意愿包括：(1)老龄化带来的养老焦虑和对女儿长期照顾的期望；(2)因为育儿成本，特别是包括高等教育费用在内的育儿成本水涨船高，父母希望不仅从儿子那里，也从女儿那里收回一些成本。尤其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女儿，父母强烈希望她们婚后继续工作。作为交换，父母也会帮忙照顾外孙（女）。因此女儿的身价确实上升了。
不允许失败的育儿
女孩的生育偏好在20世纪80年代超过男孩，是不是女性地位上升的标志？
我并不这么认为。毕竟父母在女儿身上寄托的是“长期护工”的期望，而这种期望基于“家务、育儿、照护都是女人的事”。这是女儿们无法逃离的性别规范。理想的养老照护者由儿媳转变为女儿这个现象，反映的是女儿就连结婚出嫁也无法摆脱照护父母的劳动重担的现实。未出嫁的小女儿和姐姐们相比，连“已经出嫁”这种借口都找不出，因此一直留在家中照料父母的，往往就是这些小女儿。
另一方面，女儿们也有自己的心思和打算：好不容易拼出来的学历和工作，难道结婚生子时就要前功尽弃？幸亏还有个娘家妈能照顾小外孙。同样都是奶奶辈，麻烦亲生母亲比麻烦婆婆容易得多。总有一天我要给我妈养老送终，现在让她老人家帮我带孩子，不过分吧。因此，新家庭接近娘家或者和娘家合住的现象越来越多。虽说不是真正的入赘婚姻，男方也没有改随妻姓，但“上门女婿”却有所增加。既然男方本来就没打算在养孩子方面出多少力，那么娘家的势力扩大一些也没什么。虽说多少委屈了丈夫，但是为了孩子，男方也没什么意见。
不仅如此。少子化还在相反的方向上影响了性别平等。少子化确实提高了女儿的相对地位——过去说“儿子上大学，女儿上高中或者短大”的那些父母如果只有女儿的话，他们就不会在升学规划方面搞性别歧视了。再者说，如果女儿也很争气，那么家长就会像过去鼓励儿子一样鼓励女儿了：加把劲，考上更好的学校。
但是诸位知道吗？养一两个孩子比养一群孩子难多了。孩子越少越难养。俗话说，“三个孩子好养活”，不仅是因为父母积累了育儿经验，还因为大孩子可以帮忙照看弟弟妹妹。7岁的孩子已经可以算一个劳力了。在明治时代，7岁的孩子就可以帮忙带更小的弟弟妹妹。一个7岁的孩子，既可以在家帮助母亲照顾孩子，也可以到别人家照顾小孩，做“子守奉公” ? 【子守奉公（子守り奉公）是明治时代兴起的一种民间习俗。在某家人手不足时，会雇用附近其他家庭的女儿帮忙照顾孩子。一般是农民、渔民家庭的女儿到富裕家庭进行子守奉公。】 。7岁就到了学龄期，不过即使在明治5年学制颁布之后，义务教育的入学率也没有多大的提高。特别是女孩的入学率并没有增加。原因不仅在于“女子无才”的性别歧视，还在于家长们认为如果女儿去上学，那么更小的孩子就没人照顾了。因此，作为提高女童入学率的措施，国家甚至还下达了可以背着小婴儿上学的指示，真可谓“明治陈美龄” ? 【陈美龄(1955— )，中国香港出身的流行歌手，在日本很有影响力。1987年，陈美龄在日本一边照料孩子，一边工作。她曾为了给孩子哺乳，背着孩子到电视台录制节目，受到一些持保守性别观念的日本人的舆论攻击。陈美龄一气之下带着长子、身怀次子到斯坦福大学留学。1994年，陈美龄获得了斯坦福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对比了东京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十年后的处境，分析了美日两国的性别不平等状况。】 。不过，如果婴儿哭闹就会影响其他学生，所以那时还专门为带孩子的学生设置了“子守学级”。
看到现在带两个孩子就叫苦叫累的年轻妈妈，人们就会由衷赞叹：过去的日本女人真是从鬼门关里闯出来的啊，一个母亲要养育五六个孩子！实际上，生的孩子一旦多起来，孩子们自己就会创造自己的小社会，母亲也就自然轻松起来。现代母亲因为孩子少而感受到的前所未有的压力，对于那些赞美老一代母亲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
中国曾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在某次访问中国期间，我就日本的少子化做过一个演讲。当我说到“少子化下的日本年轻父母，正承受着以前父母从未经历过的育儿压力：绝不允许失败的育儿压力”，我至今还记得台下观众无不伸颈侧目的严肃神情。
没错，如果有五六个孩子的话，可能有的聪明，有的笨；有的听话，有的淘；有的好，有的坏；有的孝顺，有的浑蛋。即使能够送一两个孩子出国留学，也会有其他孩子让父母想放弃。但是，如果只有一个孩子……那只能好好把他/她养大。失败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留退路，是绝路 ? 【20世纪80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空前激烈，据说原因就是少子化。许多年轻的苏联士兵在阿富汗阵亡，他们的母亲们来到前线，要求苏联军队“还我儿子”。阿富汗战场以游击战为主，对于现代军队来说，重装备无用武之地，牺牲颇大。后来，当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时，地面战的艰难和牺牲，从苏联的经验中是可以预见的。】 。
怎样才算育儿成功？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就是把孩子送进好学校、好企业吗？如果是一个儿子，那么失败是不可接受的。但如果是女儿的话……似乎不那么优秀，也可以找借口：“好吧，女孩子嘛，不那么优秀也没关系，只要可爱就好……”家长们似乎认为，女孩有女孩的人生路，不必和男孩比高低。
不仅如此。如果只有一两个孩子的话，孩子们给父母养老的担子太重了。对于不再依赖孩子的经济能力养老的父母来说，孩子正在从能够收回投资的“资本品”转变为用来享受天伦之乐的消费品。特别是对于母亲来说，女儿和她们拥有同样性别的共通感。母亲可以听女儿说悄悄话，把她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并且女儿也不用费劲谋生，只要嫁个好人家就行（这些母亲是这么想的）。女儿真是不用操心费劲的理想消费品。
人称“日本的理性”的男性知识分子宫台真司和东浩纪两个人出版过对谈《像父亲一样思考》（NHK出版，2010年）。读了之后我都变成豆豆眼了 ? 【原文是“目が点になった”，也就是“眼睛变成了点”。在日本漫画中，人的眼变成两个黑圆点，也就是所谓“豆豆眼”，是吃惊无语的表情。】 。他们作为女儿的父亲，聚在一起大谈特谈如何抚养女儿，竟然说什么“女孩可以走后门”。“后门”指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后门”。换言之，“女人只要结婚就可以逃脱竞争了”。现在说这样的话无疑属于性骚扰，要吃黄牌警告。并且，他们认为“女儿有女儿的养法”，这种看待女性的观点之保守令人咋舌。此外，他们还说“这扇后门随着年龄增长就会关闭了，这个道理必须早点儿教给女儿”，也就是说，“婚活” ? 【“婚活”是日语“结婚活动”（結婚活動）的简称，指与寻找结婚对象相关的活动，如联谊、相亲等。后文出现的“就活”是“就职活动”（就職活動）的简称，也就是与求职相关的活动。】 是有年龄限制的。这种“父亲的良苦用心”里写着：如果不早点儿教给女儿，一不留神她们就过了适婚年龄，注意到之后已经变成“单身贵族”，这样可不行。事实上，我在《一个人的老后》（法研，2007年）一书中早就批判过这种观点了。两位父亲为女儿安排长大后十几年不变的人生轨迹，这种悲观主义和保守主义让我感到十分沮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