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对女性的影响
——在“胜间派”和“香山派”之间
母亲和女儿
在上一章，我讲述了“女儿受苦的时代”的开始。而在那些女儿的背后，还有她们的母亲。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近以“母女”为主题的书一本接着一本。信田小夜子的《母爱会伤人》（春秋社，2008年）成为畅销书。《母亲研究》（理论社，2010年）同样是信田女士的作品。还有男性心理医生斋藤环的《母亲支配女儿的人生——“弑母”困难吗》（NHK书籍，2008年），甚至在此之前，描写母亲嫉妒女儿的通俗心理读物已经流传甚广。散文和小说有佐野洋子的《静子》（新潮社，2008年）、中山千夏的《幸子与我——一对母女的病例》（创出社，2009年）、村山由佳的《放荡记》（集英社，2011年），仿佛让人感觉突然迎来了“母女纠葛”的热潮。最近，水村美苗的长篇作品《母亲的遗产：报纸小说》（中央公论新社，2012年）非常热门，但腰封上写着可怕的话：“妈妈，你到底什么时候死啊？”少女漫画有萩尾望都被改编为电视剧的杰作《蜥蜴女孩》（小学馆，1994年）。不仅如此，《朝日新闻》周六版有个烦恼咨询栏目“烦恼的坩埚”，我负责撰写回答。读者们的经典烦恼之一就是女儿们发来的“实在没办法爱自己的母亲”。
在心理学中，“父子问题”早已被当作课题讨论。很多学者都讨论过儿子的“弑父”倾向。相反，因为恋母情结是男性的宿命，因此儿子的“弑母”倾向似乎是一个得不出什么结论的课题。把研究对象从儿子换成女儿，并不意味着能够仅仅得出相反的结论。此前大家普遍认为，女儿没有俄狄浦斯情结 ?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俄狄浦斯情结是指儿子对母亲的性欲。取自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的故事。父亲以阉割焦虑干预儿子的欲望，但对于没有阴茎的女儿，阉割焦虑无效，女儿对母亲的依恋不被父亲认为是性欲，因此父亲不会介入母女关系，也不会像对待儿子那样强迫“母子分离”。最终，女儿保持着对母亲的依恋，迟迟无法最终成熟。】 ，所以不需要把母女分开，也没必要把女儿的“弑母”倾向发展成儿子的“弑父”倾向那样的重要课题。女儿的恋父情结无非就是找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丈夫，换个庇护者而已。所以女儿“弑母”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崭新课题。
在女性学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20世纪70年代，也出现过一次母女关系的研究热潮。在此之前，心理学毫不掩饰其男性中心主义色彩，“男孩如何成长为男人”是心理学研究的绝对主题，而女性心理研究仅仅是附属品而已。根据对当时巾帼不让须眉的成功女性的研究，她们成功的条件之一是“良好的父女关系”。也就是说，父亲能否成为女儿的榜样和父亲会不会像支持儿子一样支持女儿，左右着女性的人生轨迹。比如父亲平常用“老子可是把你当儿子养啊！”这种话来鼓励女儿，或者虽然是女儿，但因为是独生女或者长女而得到父亲的同等重视之类的。当然，父亲能否成为女儿的榜样，既取决于这种像男孩一样成长的社会选项是否对女儿开放，还取决于父亲对女儿的认同是否会慢慢淡化(cool down)。如果父亲又关闭了这一社会选项——“毕竟你只是个女孩啊”，那么是不可能培养出在社会上成功的女儿的。相反，弗洛伊德的理论甚至认为，选择“向男而生”的生活方式的女性是得了一种叫作“阴茎羡妒”的精神病。“痛女”们希望取回“忘在妈妈肚子里”的阴茎，拼命模仿男人生活。人们认为这样的女人心病之重，到了必须治疗的程度。因此，这些假小子只能把自己的人格熔化、重铸在标准女性的模具之中。
对于这样的女儿，自己的妈妈就是“反面教材”，是自己绝不想成为的样子。不过，妈妈作为妻子被自己尊敬的、作为模范的爸爸爱着，那么自己作为女性，大概只有像妈妈一样才能得到女人的幸福吧。但如果“像妈妈一样”得到女人的幸福，那就必然不能“像爸爸一样”获得成功。这样一来，一个永远也成不了儿子的女儿，一旦她以父亲为榜样，就会被这种无法解决的矛盾撕裂。有一位美国女性就发出了这一矛盾的哀号：
“父亲教过我如何上得厅堂，但他从来没教过我怎么上床！”
对于女性学来说，母女关系确实是个难题。儿子和父亲的冲突是自然而然的：为了成长为男人，男孩必须“弑父”——战胜父亲。但即使对于把母亲视为“反面教材”的女儿来说，讨厌自己的母亲也是绝对的禁忌。相反，女儿的职责是奉献自己作为同性的同情和理解，一生支持甘愿过着不如意生活的母亲。母亲同样期待自己的女儿能够扮演这个角色，早早就能听自己说贴心话。等到老了，母亲们嘴里面念叨着“真好啊，生了这个女儿！”体味着这种幸福。
守墓女的负担
当我第一次在信田老师的书中看到“守墓女”一词时，我顿时觉得：哎呀，这个词用在今天似乎是“犯时代错误” ? 【时代错误（時代錯誤），又称时代错置(Anachronism)，指把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不同时代的要素安排在一起的错误。译者使用“犯时代错误”这个说法，来自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4页。】 。不过我立刻提醒自己：非也非也，“守墓女”这个词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也就是说，在少子化的背景之下，妈妈指望女儿成为自己的守墓人已经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了。
“守墓女”不仅指一直没出嫁的女儿。由于晚婚化、不婚化程度日益加深，不出嫁的女儿（单身寄生虫）的数量肯定是增加了。然而，今天的父母并没有指望她们传宗接代、给她们招上门女婿。现在是个“长男长女时代” ? 【指每对夫妇平均生育两个及以下孩子，家中只有长男长女（姐弟或兄妹），没有次男、三男的时代。】 ，能派出去倒插门、给别人家当上门女婿的次男、三男已经很少见了。女儿结婚可以，改姓也可以，但必须要能给父母养老送终，给父母守墓……在少子化时代，似乎真的需要像樋口惠子所说的“坟墓整合” ? 【坟墓整合（お墓の統廃合）指将多个坟墓整合为一个，以便祭拜和管理。】 ，但女儿即使出嫁也要承担的期待并没有就此解除。超老龄化的时代，就是嫁出去的女儿也无法逃避赡养父母责任的时代。
这一时代的背景如前一章所述，女儿和儿子一样，成为人力资本形成的投资对象。换句话说，在今天即使将教育投资用于女儿身上，也可以期待收回成本。《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创造了这个条件。这是因为过去男性专属的“上好学校，进好企业”的人生轨迹作为一种选项，已经向女性开放。
“努力总会有回报”——以与男性相同的条件，进入与男性相同的激烈竞争的社会，就会得到与男性相同的回报——不论是女儿还是父母都这么想的时代到来了。然而，我已经论证过，这种均等仅仅是和男性“机会均等”。“好，我们会不论性别平等对待的，所以丢掉你的女性包袱，努力拼搏吧！”——为了得到平等对待，那就必须丢掉“对女性的偏袒”。《均等法》中“机会均等”的本质，就是放开《劳动基准法》中“女性保护规定”的限制，就是让女性忍受超长时间的劳动和夜班，就是让女性必须接受出差和调职要求，就是让女性成为和男性一样的“社畜”。当然，不言而喻，符合这些条件的女性屈指可数。不仅如此，很多接受这个条件、进入企业（综合职）的女性，立刻就注意到：“就算做出了男人的业绩，也不一定会得到和男人一样的回报。”这就是冷酷的企业组织中性别歧视的现实。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谈到。
《均等法》颁布实施后的1990年，某城市银行的一名综合职女性员工过劳而死。这件事被媒体报道为“首例女性过劳死事件”。听到这个消息，我十分感慨：过劳死以前是男性的专属，现在女性过劳死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不过这根本不是什么可喜可贺的“平等”。第二年，一位女学生给我来信，她就在那个出事的城市银行工作。收到她的来信，我很吃惊：她最后竟然在这种地方就业了。她对我说：“自从出了那事，老板对女员工非常小心，所以在这儿工作感觉还挺舒服的。”
机会均等和优胜劣汰的原则
正如我多次说过的，《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追求的是机会均等，而非结果平等。
也就是说，此前不许女性参加的竞争游戏，从今往后对女性开放了入口而已。不过游戏规则最初就是为男性设计的，仅有女性参与并不能改变这一点。
这个竞争游戏乍看之下还算公平，但是，随着“预备——跑！”的发令声，在终点一定有赢家，也有输家。换句话说，所谓竞争，就是拣选赢家、淘汰输家的游戏。
在这个竞争游戏中，男性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女性不输也得输，男性不赢也能赢：没有家庭责任这个包袱，回到家就可以被家庭主妇伺候，能够将全部精力投入工作的男性是这场比赛内定的赢家。但是在形式上，竞争游戏的规则是性别中立的。因此赢家会因为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受到赞扬，得到应得的奖赏；而败者只能怪自己不努力、没能力，只能愿赌服输。这就是所谓的“优胜劣汰”原则。
赢家是一小撮，败者是大多数。失败者的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竞争原则的真正支柱。如果失败者不服输，那么对竞争的信任将无法维持；如果败者觉得赢家是靠狡猾、抢跑、贿赂取胜，那么赢家的地位也会不保。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ǐrel de Tocquevi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 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何平息这些失败者不服输的怨恨——所谓的“无名怨愤”——是形式平等社会的永恒挑战。
学校是形式平等社会的典范。在形式上，学校绝对没有性别歧视。没有学校分性别进行考试，也没有学校分性别公布考试成绩。众所周知，即使体育课男女分开，但文化课的偏差值肯定不存在男女差异。“努力总会有回报”——学校和老师试图让学生彻底接受这个原则。
女性学中“教育与性别”这一领域的研究指出：
在教育场所这一形式平等社会的背后，存在着不言不语、暗中生效的“努力的冷却装置”，即“女孩用不着那么努力”“反正努力也不会有什么回报的”。这就是所谓的看不见的“隐藏教学大纲”。
这个隐藏大纲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女生进入“女性专属”的人生轨迹，也就是所谓的“性别轨迹诱导” ? 【关于“隐藏教学大纲”（隠れたカリキュラム）和“性别轨迹诱导”(ジェンダートラッキング，Gender tracking)，请参木村凉子《女性内部分化/差距产生的原因和方式：性别与学校文化》（『何がいかに女性内分化/格差を生むか ジェンダーと学校文化』），收录于井上辉子等编《新编日本的女权主义》第八卷《性别与教育》（岩波書店，2009年）。】 。性别轨迹诱导不仅表现为家长的教育投资的多寡，还通过其他的方式起作用，例如升学指导老师的一句话，或者同学间的同侪压力。
因此，仅仅研究表面上的教学大纲，例如教科书、课程表，根本无法充分洞察学校的性别歧视。
心理健康问题增加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女生的大学入学率迅速上升。当时，我注意到了学生的变化，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越来越多。而且，其中有不少人都有自残倾向。男学生常见“家里蹲”、对人恐惧症；女学生常见割腕和进食障碍 ? 【“家里蹲”（引きこもり）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定义，是指连续6个月以上，不上学、不工作、不与家庭成员之外的人交流的人，也叫作蛰居族。对人恐惧症（対人恐怖症）是神经症的一种，指在面对他人的场合会产生极大的紧张、不安等不快感，严重者会发展为社交恐惧症和恐慌症。进食障碍（食べ吐き）指因对食物及体重和体形的过分关注，进行暴食或催吐等行为的进食异常疾病。】 。很明显，很多学生都有心理问题。
众所周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这种国立大学本来就有很高的学生自杀率，很多学生都有心理问题。并不是说90年代之前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学生。然而，越来越多的学生表现出自残倾向。这一现象不能归为一时的特例，而必须被理解为一种新趋势。
东京大学的学生都是残酷竞争的赢家。他们都是优等生，坚信“努力总会有回报”的信条，绝不辜负老师和家长的期望。他们能够考上，至少说明在此之前的努力确实得到了回报。高考大战的胜利者一定相信，考上名校是因为自己有能力、肯努力；落榜是因为能力有限、努力不足。败了就是败了，落榜生就应该相信竞争的公平，责备自己不够努力，拼命复读，来年再战。
然而，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单靠能力和努力是无法解决的，比如尽力也是徒劳的恋爱或者朋友关系、不遂人愿的学业成绩、迷雾重重的前途选择。他们面临的最大麻烦就是求职期。即使是那些轻松通过笔试进入面试的人，也有可能铩羽而归，而且他们还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被淘汰。在那种情况下，学生们似乎会觉得自己整个人格都被否定。反复经历失败的人，就会低着头走进我的办公室，面如死灰。有的学生仅仅因为求职失败，就陷入了“我没有存在的价值”或“想死”的大脑短路状态。也有一些男生因此一直旷课。当我问起来时，他说：“我离开家去上课，但感觉电车上的所有乘客都盯着我看，我吓坏了，就回家了。”当时我在东京大学的办公室被同学们叫作“保健室”。
即使是男生也面临着求职的挑战，更别说许多女生有生以来第一次直面性别歧视。一个女孩曾经开朗积极地跟我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性别歧视，相反，我因为是个女孩得到的都是好处。”但这个女生在求职时，被企业上了有关性别歧视的生动一课，此后就变得意志消沉，黯然而归。企业对于怎么看条件都和自己完全相同的男生却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面试官不顾性别歧视的黄牌警告，竟然堂堂正正询问女生是不是自宅通勤，还试探其结婚生育意向；男生哪怕成绩可能更差，却能接二连三地拿到录用通知……还有自己在不知多少个企业间兜兜转转，却一无所获的焦躁心情。
那是在就业冰河期。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衰退开始，应届生就业市场首当其冲：录用率显著下降，其中性别差距拉得更大。尽管《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已经颁布，但正是从这一时期经验来看，这部法律并没有在经济衰退期保护女性的就业权益。虽然法律已经明文规定，招聘、录用过程中严禁性别歧视（1997年修订前仅仅是企业的“努力义务”），但从录用比例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招聘企业对女性的歧视是半公开的。在前文提到的早大女生编写的《我们的应聘手册》中，登载了招聘过程中的歧视女性案例，其中出现了企业真实名称。在没有处罚规定的《均等法》之下，劳动省（当时）本应公布违规企业的真实名称，但这一许诺从未兑现。
即使如此，我认为，这些男生女生依然会坚持对“努力总会有回报”的“公平竞争”的信仰，依然会把“优胜劣汰”的结果内化。这就是《均等法》最大的效果——负面效果。在现实中的歧视并没有消失的社会，单纯地相信形式的平等，胜也好，败也罢，都把原因完全归于自己：胜则鄙视败者，败则妄自菲薄……这就是《均等法》带来的效果吗？我实在觉得一片黯淡。
新自由主义的效果？
我们来看看数据。2010年版的东京大学《第60次学生生活状况调查结果报告》 ? 【东京大学学生委员会学生生活调查办公室，2011年12月12日发布。】 是东京大学以本科生和研究生为对象，每年进行一次的调查，持续记录了60年的长期变化，积累了极为宝贵的数据。今年校方首次在调查项目中增加了心理健康相关问题。根据上述报告，心理问题中占比较高的有如下几个选项：“感到强烈不安”占49.2%；“感到沮丧或对一切事情失去兴趣”占37.4%；“没有干劲、昏昏欲睡”占37.2%。在几乎所有心理问题项目中，女生的比例都高于男生。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项目性别差异较大：女生的暴食倾向达到42.7%（男生为22.6%）；女生的厌食倾向达到15.2%（男生为10.3%）；男生的“对人恐惧症”倾向达到15.0%（女生为11.3%）。这次难得增加调查项目，但仍有一些项目没有被纳入调查，包括“失眠”“割腕”和“自杀念头”。我希望加入性相关项目的调查，校方却没有对相关项目进行询问。就女生而言，心理健康问题与性相关问题关系密切，所以我希望校方调查性经历、避孕、堕胎、性病经历以及LGBT（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的简称）等性别认同情况。但在校方已经进行的调查中，我还没听说涉及这一领域，我觉得这些问题不应该成为调查的禁区，比如性别认同在60年前同样是不可想象的调查项目。
至于我亲身体验的变化，就是精神科的就诊者增加了，接受精神药物处方、持续服用精神药物的药物依赖者增加了。有一次，一个学生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把小山一样的一堆处方药摊开给我看，我们还就停药、减量问题争论了半天。也有学生说：“因为我想让大夫给我开药，所以故意把症状说重了。”还有人说：“停药之后我该怎么办呢？没有药太可怕了，我不敢停。”我觉得我正隔着一座药山，和学生身后的精神科医生对抗。学生们往往面对想停药但停不下来的矛盾，否则也不会在深夜来办公室找我诉苦。
这些学生将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不成功完全归咎于自己，进行着自我谴责。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转嫁责任的人，常常把攻击矛头对准自己。自残就是自我惩罚的一种。不仅是割腕，进食障碍同样是自虐的一种形式。
我怀疑，把自我决定、自我负责、优胜劣汰等原则完全内化，也许就是新自由主义最可怕的效果。
胜间派vs香山派
《胜间女士，努力能够换来幸福吗？》（朝日新闻出版社，2010年）一书收录了胜间和代与香山丽香 ? 【香山丽香（香山 リカ，1960— ），日本精神科医师、立教大学现代心理学部教授、临床心理咨询师、评论家、随笔作家、政治活动家。】 在AERA杂志上的激烈对谈。
标题的问句包含着讽刺意味。如果你回答“YES”，那么你就是“胜间派”（支持胜间和代的女性的总称）；如果你回答“NO”，那么你就属于“香山派”（支持香山丽香的女性的总称）。这个问题就像江户时代的“踏绘” ? 【踏绘（踏み絵）是江户幕府禁止基督教时期，用来分辨基督徒的器具。一般是木制或金属制成的雕版，上面雕刻有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等宗教形象。江户幕府下令让日本人以及来日的外国人踩踏这种踏绘。违抗者即被认作教徒或传教士，将被逮捕、遭受处罚。】 ，起着让人群自动分边站队的作用。
胜间女士作为新自由主义女性的标志性人物，经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努力总会有回报”，如果你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要么说明你不努力，要么说明你努力的方式有问题——现在鼓吹这种价值观的“胜间系列”是极为火爆的畅销书。
胜间女士把女性分为“Indies”（独立女性）和“Wendies”（依赖男性的女性） ? 【这一说法来自《彼得·潘》的配角温蒂(Wendy)。她追随热爱冒险的彼得·潘，是落入困境并被男主角救出的少女角色。】 ，并且指出，想要成为Indies，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1)年收入超过600万日元；
(2)有一个可以向别人炫耀的男友；
(3)获得与年龄相配的成功。
不得不说，成为Indies的门槛相当高。首先，在日本的职业女性中，年收入能够超过400万日元的女性只有10%。如果要达到600万日元，不知道要在高度专业的岗位上连续工作多少年。其次，什么样的男友才算“可以向别人炫耀的男友”？我问过胜间和代本人，她回答说：“（男朋友的）年收入在1000万日元以上。”这个门槛同样很高。为什么这么高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么高的收入，日本男人脆弱的自尊心就难保了。为了配得上一个年收入600万日元的女人，男性如果没有全面凌驾于其上的自信，体面的伴侣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最后，“与年龄相配的成功”意味着Indies们不只要比拼青春和美貌，还要在事业上步步高升。这种绝不允许退步的人生，想想都觉得令人疲惫。
与此相对，香山派不认可“努力换来幸福”的信条。这些人绝不是单纯的输家。“机会均等”的神话，说明输家才是游戏规则的真正支柱。只有输家认赌服输，赢家的身份才具有合法性。因此，在相信“努力换来幸福”的胜间派中，既有真的获得了幸福的人，也有希望落空的人。不如说，正是因为大部分胜间派现在都不怎么幸福，少数像胜间和代那样的人才能“靠努力换来幸福”。
而香山派是“过于努力”而身心俱疲的人，是拼命努力而没有回报的人，是再也没有力气继续努力的人。这些人的心中郁积着不安和不满，积蓄着自责和愤怒。这些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烦恼，走进香山丽香女士的诊室。
可以说，胜间派是赢家，是赢家的候选人；而香山派是输家，是输家的后备军。有趣的是，并非高学历的职业精英都是胜间派，其余人都是香山派。与此相反，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不少人选择了香山派；而在社会阶层较低的人群中，也有很多胜间派女性。更恰当地说，大部分女性在两派之间摇摆不定。因为香山派也曾一度相信努力和竞争的价值，但是她们遭到了背叛。如果她们一开始就没有投身竞争，那么现在会不会少些自责呢？
女儿的双重负担
这些男女自残自罚的背后，有着父母的期许。如果没有背负如此沉重的期望，他们就不必如此自责了。在达到这个年龄之前，他们都曾是从不辜负父母期许的生龙活虎的孩子。这种前所未有的期望和负担从何而来？由带给女孩前所未有的机会，扩充了女性人生选项的《均等法》而来。
然而，父母对女儿的期许多少有点儿扭曲。正如玛丽·杜鲁贝拉所指出的，女儿既属于劳动力市场，也属于婚姻市场。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论述过。儿子只需在劳动力市场取得成就即可，但女儿则不然。就算事业有成，但如果不能结婚生子，得到“女人的幸福”，那么就永远不会被当成一个完整女人。另一方面，如果女性优先考虑“女人的幸福”而离开劳动力市场，那么父母又会念叨“好不容易供你上学……”换句话说，成为一个“成功”的女儿——从父母的角度看，“成功”地养育一个女儿——就是既要不让须眉，事业有成，又要相夫教子，获得“女人的幸福”，二者缺一不可。
我称之为女儿的“双重负担”。我之所以想对现在的女儿们道一声“辛苦了”，就是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两个目标之中不论达成哪一个都很厉害了——家庭、事业不可兼得，这是那个时代的社会共识——不过这个说法现在已经失效了。
由于今天这种时代背景，母女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母亲对女儿前所未有的期待，女儿对母亲前所未有的背叛……这不能不成为女儿的“重荷”。
自从母亲开始对女儿“投资”，女儿就成了母亲的“作品”。在此之前，只有儿子称得上母亲引以为豪的作品，但现在女儿同样包括在内。母亲的“业绩”以孩子的“成就”来衡量，这种习惯至今没有消失。诺贝尔奖得主刚出炉，媒体马上跑去采访他的老母亲：“您是怎样培养出这么出色的儿子的？”这种问题的女儿版已经诞生了。我把这样的女儿称为“长着一张女人脸的儿子”。
母亲觉得自己与女儿参加了两人三足比赛，因此为女儿的成就感到自豪。众所周知，这一现象背后是“欲望代偿”的心理机制。而且，由女儿作为母亲的“代理人”，比儿子更容易同一化，更容易控制，这也是事实。母亲的另一个优势是，肩负着照料劳动的性别分工，她可以在家务和育儿方面支持女儿的社会成就。
在母亲的双重期待和“双重负担”的压力之下挣扎的女儿们，走进香山女士的诊室、信田女士的咨询室——也有一些人来到我的“上野保健室”——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她们清楚地知道母亲的牺牲和奉献，因此封印了对母亲的仇恨和愤怒；但在更深层的情绪中，她们无时无刻不呼吸着母亲的支配和占有所散发出的压抑空气，试图拼命逃出母亲的枷锁。这场母女冲突不是别的，正是这个“女儿成为母亲投资的对象”的时代造成的历史性产物。
如果真是这样，我想，如果女儿成了母亲的“作品”的话，就必然有“成功作”和“失败作”之分。如果是“成功作”，母亲是永远也不会放手的。但如果成了“失败作”，是不是可以摆脱她的控制呢？我带着这个疑问，咨询了信田女士。信田女士的回答比我预想的更可怕。
“妈妈其实一直在贬低女儿是‘失败作’，这样做是为了让女儿永远像自己的奴隶一样，做妈妈的可以永远不放手，永远支配女儿。” ? 【参见上野千鹤子、信田小夜子对谈《黏液质妈妈和守墓的女儿》（『スライム母と墓守娘』），收录在信田小夜子《即使如此，家族也要延续》（『それでも、家族は続く』，NTT出版，2012年），第210页。】
也就是说，无论是“成功作”还是“失败作”，母亲一生都不会放弃对女儿的控制。
于是，母亲和女儿两方心中各自怀揣着烦恼前往信田女士的咨询室。我日常接触的那些“普通女孩”，很可能是两者都不是的“半吊子作品”。正因为她们既非成功，也不能算失败，才会在胜间派和香山派之间摇摆不定。
代际锁链
在母亲们的支配和控制背后，让她们一辈子喘不过气的怨念时隐时现。她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战后男女同校改革，一边学习性别平等的场面话，一边直面男性社会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场面话和真心话之间的差距缩小了，或者换句话说，更巧妙了。“努力总会有回报”，对于一些女性来说的确不是谎言。而“即便努力也没有回报”，对于另外一些女性来说同样是真相。“即便努力也没有回报”，对这一事实心知肚明的女性们保持了一种“正气” ? 【“正気”(しょうき)的原意是“正常的精神状态”。作者用这个概念表达弱者面对结构性压迫和不公时，正视自身的受害者身份，不将压迫和不公内化，不进行自我谴责和自我压迫的态度。】 ：绝不为企业拼命，绝不把一生托付给企业，只是“半身心”投入企业。不知这种“正气”还能保持多久。
顺便说一句，胜间女士也建议大家“不要把一生托付给企业”。我曾经邀请胜间女士来我的研讨会。当时，她开场就毫不避讳地说：“女人只是二流劳动者。”对于她这个超写实主义的现状认识，我颇感惊叹。她并不是在阐述“女人本身是二流劳动者”的实然命题，而是在给出忠告：“因为你一定会被社会当成二流劳动者，所以请怀着这种觉悟，生存下来！”“努力也不会得到对等的回报。”正是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胜间女士才会离开企业，自主创业。作为新自由主义标志性人物的胜间女士，也暗怀这种苦涩的现实认知。
身处历史之中，当事者迷。女性的生活选项越来越多，母女纠葛也就越来越深……在这个过程中受苦的女儿们，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母亲呢？她们以后会和自己的女儿结下怎样的关系呢？还有，面对耄耋之年的母亲，面对一个曾经试图控制、支配自己，现在却已经变得衰老脆弱的母亲，这些女儿将怀着怎样的心情接受照顾母亲的责任呢？
在佐野洋子的《静子》中，直到母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时，女儿才与她“和解”。在中山千夏的《幸子与我——一对母女的病例》中，直到母亲去世之后，女儿才第一次反思与母亲的关系。母女纠葛不会在一代人中画上句号。在延续两代、三代人的锁链中，下一代母亲会创造怎样的母女关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