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败犬”都去哪儿了？
“女败犬”和“男败犬”
? 【本章原标题为“オス負け犬はどこへ行ったのか？”，直译为“男败犬都去哪儿了？”，本节原标题为“「メス負け犬」「オス負け犬」”，直译为“‘雌败犬’‘雄败犬’”。日文“败犬”（負け犬）一词本来比喻一般意义上的失败者。女作家酒井顺子在出版于2003年的畅销散文集《败犬的远吠》（『負け犬の遠吠え』，講談社）一书中说：“不论多么漂亮、能干，只要符合‘30岁以上、未婚、没有孩子’三个条件的女性都是败犬。”】
说起“败犬”，指的肯定是女性，所以不会有人专门说什么“女败犬”。不过根据人口学的研究成果，在同一代人中“男败犬”（光棍儿）应该至少和“女败犬”一样多，甚至更多，但好像很少有人谈论这些“男败犬”。这是为什么呢？
我曾提到，发达国家自然状况下的人口出生性别比（男性∶女性）是105∶100。即使所有男女都牵手成功，20个人里也会剩下一个光棍儿。不仅如此，自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曾经创纪录地达到121∶100，印度也曾达到122∶100。针对这一情形，美国作家玛拉·维斯登达尔在《没有女性的世界：性别比例失衡下的恐怖景象》（大田直子译，讲谈社，2012年）一书中发出了“人口正在男性化”的警告。由于经济发展和胎儿性别选择技术的普及，在不久的将来，世界范围内人数激增的光棍儿们将带来极为严重的问题。可是至今仍没有多少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并且，我们发现各地的女性累积结婚率都略高于男性。这是因为在传统上，与男性不同，未婚女性可以选择与丧偶或离婚的男性结婚。虽说男女再婚率都在逐渐上升，但再婚男性与初婚女性相结合的情况比与之相反的情况更常见。换句话说，结过一次婚的男性很可能再次结婚，而从未结过婚的男性在此后的人生中结婚的可能性将越来越低。
男性的未婚率一直在上升。根据2010年的数据，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0.5岁，其中，30～34岁的男性未婚率为47.3%，35～39岁为35.28%，40～44岁的未婚率也有27.9%，并没有怎么降低。这与30～49岁女性未婚率急剧下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政府统计仍然使用“未婚率”一词，但因为50岁以后的单身者结婚的概率极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数据就改称“终生非婚率”。“未婚”是指以结婚为前提的过渡时期。现在早已不是全员结婚的时代，这个术语已经不合时宜。从现在开始，本章将使用“非婚”一词。
根据2010年的数据，男性有配偶率的顶峰年龄段为70～74岁。如果这一人群都在20多岁的时候结婚，那么就可推知，他们的结婚时间是日本累积结婚率最高的20世纪60年代。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累积结婚率达到顶峰。如果再加上丧偶率的话，有婚姻经历的人数比例最高的就是目前70～79岁的这代人。“结婚”是这代人的人生默认选项。那是一个不论什么阿猫阿狗都能结婚的时代，真是不可思议。可是，那个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种结婚率接近100%的“全员结婚社会”此前没有，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男性拥有配偶的比例在70～74岁达到顶峰，想必以后这一数据不会再上升了。在50～59岁年龄组中，离婚率逐渐上升。在30～39岁年龄组中，非婚率逐渐上升。在此基础上进行人口学预测的话，估计四分之一的40～49岁男性和三分之一的30～39岁男性将终生非婚。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非婚男性在此后的人生中结婚的可能性极低。
同一代女性的非婚率略低于这些男性，这是因为同龄女性人口本来就比男性少，并且还有机会进入再婚市场。酒井顺子女士认为，“没有丈夫、没有孩子、30岁以上”的女性，就可以自称败犬。如果采纳这种定义，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在“女败犬”的背后，“男败犬”的数量要多得多。
读过《败犬的远吠》的人都知道，这本书并非在传达一种轻浮的“失败感”。在这个世界里，只有被男人选中的女人才算女人，而与婚姻保持距离的女性就成了“老处女”(Old miss)、“老姑娘”、“败犬”。这些称呼既是蔑称，也是自嘲。但与此相反，酒井所说的“败犬”绝没有这种“失败感”。可以说，她采取了先发制人和大方露出软肋的策略。这是一种高级的话语策略，意味着说话人早已释怀。但是有些人不了解这种讽刺，只会见缝插针地在媒体上掀起“赢家与败犬”的争论，向父母灌输“如何不让孩子成为败犬”的说教——这些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些愚蠢的爹味媒体。
现在，远离婚姻的生活也成为可能，婚姻只是女性的“备选项”，而不再是“必选项”。在过去，女性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业机会极其有限，更不用说，如果有孩子，那么她们就会不可避免地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即使在今天，人们也会讨论单亲妈妈们不依靠男人的经济力，独自养育孩子的困难。换句话说，对于女性来说，婚姻是不可或缺的生活保障，是赖以生存的“铁饭碗”。行笔至此，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安稳祥和的田园时代——“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正因如此，那时的女性拼死也要保卫自己一生的安定生活。
其实相比以前，对于女性来说，现在这个非婚率和离婚率不断上升的时代才是好时代。因为，现在结婚仅仅是一种选择。人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婚姻，也可以避免乃至解除不想要的婚姻。与此相对的是，过去的社会中，不论婚姻怎样不幸，女人也没有下贼船的机会。一个禁止离婚的社会，一个逼死离婚者的社会，一个非婚者抬不起头的社会，一个饿死非婚者的社会，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女性不自由的社会。
反过来说，那也就是一个男人翻云覆雨，把女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社会，男人把女人逼入婚姻的社会。谁从婚姻中受益？与女性相比，男性更能从婚姻制度中受益——想必男性对这一点早已心知肚明。
如此看来，就算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女性也未必会感恩戴德。因为在这种婚姻中，女性即使终日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也会一生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曾经听说，有一位老妇人生活不能自理，而她的丈夫状况稍好。这位老妇人独自搬进养老院之后，长舒一口气地感叹道：“终于能睡个好觉了。”这位老妇人只要在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遭到丈夫的责骂或暴力，而这种永无宁日的婚姻生活不知持续了多少年。她第一次有机会摆脱丈夫的暴力，竟然是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搬进养老院的时候。
父母“基础设施”庇护下的“单身贵族”
“女败犬”拥有独身的资本。具体来说，她们具备不需要结婚也可以生存下去的经济实力、资格、住房以及生活能力。像酒井老师这种靠自身能力赚出上述资本的女性可能属于少数，但女性还有一个强大的盟友。那就是可以作为“基础设施”的父母。在男女经济差距依旧显著，女性就业形势日益恶化的今天，能够真正“独居”的女性并没有增加很多。但是，如果女性寄生在父母家里，无论收入多低，那么她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增加。有住房这个核心基础设施，还有“吃饭、泡澡、洗衣”的配套服务，女儿们实际上过的是拥有家庭主妇的“老爹生活”——让女儿过上父权制家长生活的社会背景，正是少子化。
而这种生活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是父母一代的富裕。
以酒井老师为先驱的“败犬”一代，她们的父母现在都已七八十岁。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正是由她们父母一代人支撑起来的。这一代人就是一生背负房贷，最终赚得一套房子的“社畜”丈夫以及他们的全职太太。同样，他们也是日本第一代二孩家庭的父母，体验了漫长的“后育儿期”。在这个时代，每个孩子都能分到一间“儿童房”，所以如果孩子永远不走出自己的房间，父母也就永远不会成为空巢老人。
对于光棍儿们来说也是如此。有父母提供的基础设施兜底，他们的可支配收入可以花在手办模型或者游戏之类的个人兴趣上。并且，那些人生价值在于服务儿子的父母绝不会忍心剥夺他们的爱好。他们到家就有饭吃、有热水澡洗，衣服也已经洗好叠好、放回了原位。性欲可以在外面随时处理：自由自在地找一个单间放映厅，看着AV撸一发就可以了。他们过的是随心所欲的生活。这些在儿童房里长大，长大了也不会离开儿童房的孩子，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父母只是口头上催促孩子自立，内心并不想让孩子离开儿童房——这些光棍儿就利用了父母的这一弱点。
在这些单身寄生虫中，有一种“家里蹲”男性。根据家里蹲思想家胜山实的《家里蹲日历》，他家里蹲是为了“不让当专业主妇的妈妈失业”，真是恬不知耻。不过，盗亦有“道”，胜山的话不无道理。母亲承担了照料家庭的性别分工，如果没了照料对象，确实会“失业”。孩子自立之日，就是母亲退休之日，这个孩子给母亲办了一个延迟退休。更深入地讲，家里蹲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儿童房”这个住宅基础设施；二是父亲的经济支持；三是母亲的照料劳动。总而言之，离开了现代家庭这个机制，家里蹲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而在上述叙述中没有登场的，其实还有一位关键角色——对儿子的状态视而不见的父亲、对妻子的苦境充耳不闻的丈夫。
《社会意义上的家里蹲：无尽的青春期》的作者、心理医生、家里蹲专家的斋藤环预言，将来的日本是个“百万家里蹲时代”。他的预言引发了社会热议。家里蹲的年龄和原因都各不相同。据了解，有人因遭受霸凌、学习成绩差而辍学，从学龄期就开始家里蹲；也有人因求职失败、失业、企业改制等原因，在就业年龄陷入家里蹲，并且这些人往往陷入了长期的困境。而且众所周知，如果没有第三方的强力干预，从家里蹲状态中恢复出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家里蹲赖以存在的基础设施”这个问题，我曾向斋藤老师询问过。他同样指出，带有儿童房的住宅和家庭主妇支撑了家里蹲的存在。即使儿子没有收入，即使儿子从不外出，甚至即使从来不和儿子打照面，母亲还是会每天做好饭，送到儿子房间门外。有其母必有其子，只要自己的主妇职责尚未终结，自己尚未从母职中失业，这些母亲就十几年如一日。等她们回过神来，儿子已经过了不惑之年……
在日本，根据厚生劳动省的定义，34岁以下的人才能被称为“啃老族”或“自由职业者”。“啃老”和“自由职业”实际上被视为青年就业问题。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啃老、打零工仅仅是正式就业之前的过渡期而已，但事实并非如此。目前，年轻人处于啃老或自由职业状态的时间不断延长，有逐渐固定为失业者或非正规劳动者的倾向。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将成为处在劳动力市场最底层、既无年金也无保险的人群。
这里同样存在性别不对称。处于毕业年龄以上、34岁以下的“自由劳动者”并不包括无业在家的未婚女性，也就是所谓的家务助手。人们始终认为这些年轻的家务助手是在待字闺中。因此不论是父母还是家务助手本人都从没认真考虑过，她们是不是非正规劳动者或者无业人员。她们始终在盼望，盼望某天和某人邂逅，盼望开启新的生活。维持家务助手身份的条件当然是父母提供的基础设施。不知不觉间，女孩子们的这种状态不断延长，等到过了“保质期”，结婚这个人生选项已经消失，她们和父母才大吃一惊。正如已经讨论过的，正规就业女性的实际结婚率高于非正规就业女性，正是这个原因。
男性也是如此。大家往往认为“自由职业”是成为正式员工之前的过渡期，他们这种“追梦人”的状态是被家长默许的。儿子们宣称：“我玩音乐玩到30岁为止。如果那时还没玩出个名堂，我就打个领带进公司上班。”慈爱的父母不想破坏儿子人生的各种可能性，便会宽容地默许他们追梦。话说回来，能够提供条件，让追梦少年当寄生虫的也只有他们的父母了。不过，让“单身寄生虫”这个词流行起来的山田昌弘指出，这些寄生虫往往自称在“追梦”，而实际上他们完全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来实现梦想。“追梦”只是一个逃避的借口，而他们的父母也把“儿子在追梦”当成避免直面现实的安慰剂。追梦少年一晃眼的工夫，就已经成了40岁的追梦中年。
家里蹲也存在性别不对称性。一般认为，家里蹲是一种偏向男性的病态特征。但其实家里蹲中也有女性，只不过她们被当作家务助手，因而这一问题没有显露出来。并且，不仅有未婚的家里蹲，还有已婚的家里蹲。即使有家庭主妇成了“家里蹲”，也不会有人认为这是社会问题。不仅如此，如果家庭主妇总往外跑，一定会被指责为不守妇道。相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内人”才是好妻子。
关于日本到底有多少家里蹲和这些人的性别比例如何，我们都没有现成的数据。并且，这些人也不被统计为失业者。这是因为，在日本的失业率统计中，仅将有求职意愿的无业者视为失业者。
但是，认为家里蹲主要是“男性问题”的观点是有根据的。日语中的家里蹲(ひきこもり)是对英文withdrawal的翻译，乃是退缩之意。退缩？从什么之中退缩？从一个自身价值被别人评估的竞争社会中退缩。与女性相比，男性更是处于这种你死我活的竞争之中。事实证明，选择家里蹲的青年并非缺乏上进心。正相反，他们已经把优绩主义的原则彻底内化，因此产生了极为严苛的自我谴责。总体来看，他们一开始往往是有上进心的中产阶级子弟，与其被父母或他人责备，不如自己责备自己，这就是家里蹲青年的痛苦现实。他们不是在安逸中退缩，而是在苦闷中退缩。可以说，他们是在“拼尽全力地”退缩。这样一来，曾经是“家里蹲青年”的人，很快就会变成“家里蹲中年”和“家里蹲老年”。
如果这些家里蹲男性都是安逸平和的人就好了。行笔至此，我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这个男青年在新潟县柏崎市诱拐了一名小学四年级的少女，并将她监禁了九年。这个“不成熟”的男性在九年间把一个人当成宠物——当成宠物一样虐待。这个男性拥有一套大房子，大到没人能察觉被监禁女孩的存在；他还拥有亡父留下的巨额财富，以及一位无法干预施暴儿子的无力的母亲；他还拥有一件东西，那就是来自社会的孤立——这种孤立使得没有任何人会去干预他的所作所为。这些就是他实施罪行的条件。如果把他这种行为轻描淡写地称作“不成熟”，不免也是残酷的犯罪。想起那个女孩以后的人生，我不禁颤抖起来。
《败犬的远吠》为什么没有男性版？
为什么不写一本男性版的《败犬的远吠》呢？有一种观点认为，“被男人选择”是女性主体性的核心，反过来却不成立。果真如此吗？
“败犬的远吠”包含着自嘲的幽默。那些没有读出这份幽默的人只是缺乏阅读理解能力。但是，我认为，类似的自嘲幽默绝不适用于“男败犬”。换言之，严酷的现实是，这些男性“败犬”的的确确、完完全全是失败者——是竞争的失败者，而非幽默自嘲的对象。
并且，这些不想承认失败的男人绝对不会去阅读这种自虐式的书籍。可以想见，这种书写出来也卖不出去。书籍同样是投向市场的商品，如果一本书没有销售前景，那根本就不会有人去写。
顺便说一句，如前所述，男性收入与结婚率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正如堀卫门 ? 【堀卫门(ホリエモン，1972— )，本名堀江贵文（堀江貴文），日本企业家、作家、投资家、艺人。“堀卫门”是支持者对他的爱称。】 所说，“女人跟着钱走”确实包含着片面的真理。由于收入差别与就业类型的差别高度相关，因此正规就业男性和非正规就业男性的结婚率也存在明显差异。即使急于“婚活”的女性，也不会把非正规就业的男性列入结婚对象范围之内。所谓“婚活”，就是把“就活”成功（获得一流企业的正规就业）的男性当作目标，夺取其配偶地位的女性战略。这样看来，“婚活”和“就活”确实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虽说“社畜”配“昭和妻” ? 【指昭和时代的专职家庭主妇。】 的组合未免看起来老气，但不同的是，相比父母那一代，这种夫妻组合的“指定座位”已经锐减。正如汤浅诚所指出的，椅子越少，“抢椅子游戏”越激烈。不过人人都能当“社畜”的父母一代，对于这些变化似乎并不很清楚。如今，当“社畜”也要付出百倍的努力，而对于欲“畜”而不达的人来说，“社畜”无疑是其艳羡的对象。
雇佣崩溃的风险
我在前文提到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差距扩大是由劳动管制的放松带来的，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劳动大爆炸”。这一变化的标志就是日经联发表于1995年的著名报告《新时代的“日式经营”》。与资方预想不同，雇佣崩溃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女性，同样对男性造成了冲击。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大萧条降临。团块世代的子女一代，在毕业求职季正好赶上就业冰河期，遭遇了严重的挫折。但是，对于一直生活在经济上升期的团块世代来说，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子女的生活水平竟然会不如自己。
应届生统一招聘制、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是“日式人事管理”的三件套。这意味着，一旦无法顺利进入应届生市场，那么“再挑战”就变得异常艰难，起点的悬殊差距往往会造成一生的悬殊差距。尽管政府要求企业将“应届生”范围扩大至毕业后三年以内的人，但实际上，企业对于“长期积蓄能力活用型”人才的招聘依然坚持“应届生统一招聘”，并没有颠覆传统的日式人事管理。与此相对，大量求职者以“第二年应届”“第三年应届”等名义背负着第一年求职失败的烙印。治本的解决办法是禁止“应届生统一招聘”，但这意味着，对于尚未开发出新型人事管理机制的企业来说，政府的要求无疑是纸上谈兵。
如上所述，雇佣崩溃不仅打击了女性，男性同样受到冲击。而且，首当其冲的就是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2011年非正规劳动者的比例（1—3月的平均值，不包括岩手县、宫城县和福岛县 ? 【当时这三个县遭受东日本大地震的严重破坏，故不纳入统计。】 ）占全体劳动者的35.4%。在女性劳动者中，非正规劳动者占总数的54.6%，而这一比例在男性中为20.1%。这似乎意味着雇佣崩溃是一个性别问题。但如果着眼于15～24岁的年轻一代，我们会发现，在年轻女性中，非正规劳动者的比例为51.3%，而在年轻男性中则为49.1%。
自21世纪初，媒体开始热炒“差距”问题。在此之前，差距并非不存在，而是表现为性别差距。但男女之间的差距似乎是“天经地义”，已经被“自然化”了。年轻女性就业的非正规化也被父母和她们本人正当化为“待字闺中”的过渡期。只要不平等表现为性别不平等，那么不管是政客还是媒体，都不会把这种问题当成问题。而当不平等问题在男性之间产生的时候，这个问题似乎才变成了“政治问题”。这就是日本政客和媒体男性中心主义的明证。不仅如此，似乎在这些人眼里，只有当学历无法保证地位的时候，换句话说，当东京大学毕业生也可能上街要饭的时候，差距问题才真正能够成为政治问题。
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的罪犯加藤智大 ? 【加藤智大（加藤 智大，1982—2022）是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的犯罪者。2008年6月8日当地时间12:30，在东京都千代田区外神田（秋叶原），加藤首先驾驶一辆卡车无视红灯，闯入十字路口，撞倒绿灯时正常穿过马路的5名行人。下车后，加藤又用随身携带的求生刀和匕首攻击伤者、其他行人以及警察，共造成7死10伤。2011年3月，加藤被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处死刑，2022年执行。】 就是泡沫经济崩溃后走进社会的那一代人。加藤出身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绝对称不上贫困。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因此进入了短大。毕业后，他进入了一个保安公司工作，之后被转为“注册型派遣员工”。后来他作为劳务派遣员工进入一家汽车公司工作，成了制造业劳务派遣“派遣合同终止” ? 【指用工企业取消与劳务派遣公司的用工合同，停止使用该合同涉及的劳务派遣员工。也指用工合同被用工企业取消后，劳务派遣公司解雇劳务派遣员工或者拒绝更新雇佣合同的行为。2008年5月，劳务派遣公司通知加藤智大，6月末雇佣合同即将解除，并介绍他到其他劳务派遣公司上班。加藤对此非常不满。】 的受害者。当然，“派遣合同终止”的遭遇并不能为他脱罪，但这条滑向深渊的人生道路仿佛是被什么人精心设计的剧本。这不得不令全社会为之震惊。
注册型派遣业务最初是为女性设计的。其目标群体是拥有丈夫或父母提供的基础设施，因此只需要赚点儿小钱“补贴家用”的女性。限制她们的工资，让她们成为经济波动的安全阀，就是资方的如意算盘。出乎资方设计者意料的是，这种本意是“补贴家用”的雇佣形式变成了“养家糊口”的劳动形式。加藤搬出了父母家单过，许多单身女性和单亲妈妈也拿着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由于最低工资一直没有上调，因此也有人即使劳动时长达到了标准劳动时间（每日8小时、每周40小时），收入还赶不上低保户。他们被称作“穷忙族”(Working Poor)。有的单亲妈妈同时打两三份工，有的只好沦为性工作者。这种状况同样发生在男性身上。日本的企业家们一致认为，在日元走强的情况下，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非正规劳动者当成用完就扔的一次性耗材。并且，这个阴谋还得到手握正规就业既得利益的工会的赞成。
男性的“婚活”压力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结不了婚的男人”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婚姻市场上出现了“女性分配不均”的现象。据说当时的“结不了婚的男人”有“长子、家业继承者、人口稀疏地区” ? 【指由于人口显著减少而社会活力显著下降的地区。】 的“三重苦”。顺便说一句，20世纪80年代“非婚男性”的标志性人物就是当时皇太子的长子浩宫 ? 【指平成天皇太子、现在的令和天皇德仁。浩宫是他的“御称号”。日本皇族在年幼时会由学者从汉文经典中选取寓意美好的汉字作为称号。下文提到的“千代田区千代田一番地”是皇居所在地。】 。他就在“婚活”上一败涂地。有人看到他的遭遇而笑话他：除了是“长子、家业继承者”之外，还是千代田区千代田一番地这个“超级人口稀疏区”的居民，确实饱受“三重苦”的折磨。浩宫出生于1960年，1993年结婚，当时他33岁，雅子马上就满30岁。与当时初婚的平均年龄相比，新郎新娘都算晚婚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口新娘”突然成了热门话题。有些长期单身的农村中老年男性，为了结婚继承家业，远赴菲律宾、泰国进行“婚活”。他们一周之内就能讨到老婆，回国“闪婚”。地方政府也在积极组织相亲活动，婚姻中介做出了带有韩国、中国女性照片的新娘目录。在东日本大地震的受灾地区，有一些菲律宾妻子存在文化、生活、语言障碍，给救援工作增加了难度，此事还成了日后街谈巷议的谈资。
日本的国际婚姻也发生了各种变化。长期以来，婚姻市场呈现“顺差”：日本女性和外国男性结合的例子相对较多。而日本男性和外国女性结合的夫妻数量反超，也就是婚姻市场呈现“逆差”是在1975年。在日本人结婚对象的国籍方面，自1997年以来，亚洲人的比例稳步提高，大体呈现为中国居首位、菲律宾居第二位、朝韩两国居第三位的格局。比方说，长途卡车的男司机与他在菲律宾酒吧遇到的女子恋爱结婚，就是日本国际婚姻的典型组合方式。不过，就连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也被揶揄，没有“交际能力”就娶不到老婆。因此各种“花婿学校” ? 【指向男性传授婚恋知识的培训机构。】 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
20世纪90年代雇佣崩溃后，婚姻差距与经济差距的联动性昭然若揭。女性的雇佣崩溃更为严重。经此打击，女性失去了生活的回旋余地。
然而，就像大家默认“败犬”是女性一样，为什么“婚活”似乎只能指女性的行为？男性的“婚活”真的不存在吗？媒体为什么对男性的婚活视若无睹呢？
在这一现象的背后，有一种机制正在发挥作用。也正是这种机制抑制了“男败犬”，使其很难成为热门话题。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新闻事件，男人的“婚活”绝不是什么轻松愉快的话题——这个问题太沉重了。
我的一位男性研究生表示，他想选择“男性婚活”作为他的研究主题。他选择这个研究题目的理由基于他的假说：他认为，事实上，男性的“婚活”压力比女性更大。我仔细听了他的说明，发现他的假说十分有趣。
男性生活在激烈的优绩主义权力博弈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如果结婚与否是衡量年收入的指标，那么“已婚”就是一个十分有力的身份象征。很久以前，有家有室是男人成熟、能够独当一面的标志，但那是在每个人都能结婚的时代。与那时相比，现在能够结婚的男性数量相对减少。难怪他们围绕着为数不多的席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正如山田昌弘所说的那样，对男性来说，婚姻和家庭已成为维护成本高昂的资产 ? 【山田昌弘著《婚姻的社会学：不婚化、晚婚化会继续下去吗？》（『結婚の社会学 未婚化·晩婚化はつづくのか』，丸善ライブラリー，1996年）。】 。在美国，娶到一个“花瓶妻子” ? 【原文是Trophy wife，一般指拥有巨额财富、较高社会地位的年长男性娶到的貌美的年轻妻子，用以彰显自身魅力、财富和权力。这个称谓也包含着对女性的轻视。】 （很花钱的美女）往往被视为成功的标志。而在日本，拥有一个专职家庭主妇妻子，同样是男性成功和地位的象征。既然婚姻已经变成了优绩主义之下“努力追求”的对象，那么留给非婚者的往往是“为什么不努力”的谴责。
这样一来，对单身人士的歧视更加严重。在中老年人的婚姻市场中，离异男性往往比未婚男性更受青睐。虽然处在离异状态，但是这段婚姻经历既证明了他们的经济能力，可能也证明了他们的性能力。并且，女性往往认为未婚者“恶心”而回避他们。因为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结婚，说不定有什么不得了的隐情。因此，有过婚姻经历的男人再次结婚的可能性更大，而从未结过婚的男人离婚姻越来越远，这一趋势日渐明显。
小仓千加子 ? 【小仓千加子（小倉 千加子，1952— ），日本心理学家、女权主义者。主要研究领域是女性学、性别学、心理学。】 将婚姻称为“金钱换美貌”。从数据来看，我们无法否认，金钱确实是男性结婚的条件之一。那么，“美貌”是女性结婚的条件吗？女性杂志的“婚活”专刊确实充满了受男性青睐的“人气发型”和“轻松可爱系时装”之类的内容。在结婚率接近100%的“全员结婚社会”中，没有结婚的女性可能确实比较特殊（没人看得上），但大量“败犬”的出现证明，未婚女性在美貌、金钱和性吸引力等方面绝不亚于已婚女性。因为长相丑而不受欢迎的命题也被木岛佳苗 ? 【木岛佳苗（木嶋 佳苗，1974— ），连续骗婚杀人诈财案（又称首都圈连续可疑死亡事件）犯罪者。该案件发生在2007—2009年，木岛利用“婚活”等理由与多名男性交往。随后这些男性纷纷死亡。据警方调查，木岛对他们实施了欺诈、盗窃等行为。在这里，作者之所以说木岛佳苗否定了“美貌或性”是婚姻市场的有效资源，是因为从一般的观点来看，木岛既不美貌，也缺乏性魅力。】 彻底否定了。她证明，“婚活”市场上最有效的资源是关怀和照料，而不是美貌或性。
换言之，社会对女性的评价标准已经趋向多元化，不仅是长相，还包括职业、收入、成就等方面；相比之下，对于男性的评价标准则更加一元化：只有金钱。因此，那位男性研究生的论点是，与“全员结婚社会”相比，目前的社会对于男性来说更加严酷。听完他的阐述，之前令我不解的事情一下豁然开朗了。
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的犯人加藤曾在网上写道：“我要是有个女朋友就好了……”如果按照上述逻辑，他的这句话就不难理解了：身边有女人才是“男人的证明”。
针对这种情况，有些人（主要是男性）认为应该复兴媒人、婚姻中介以及爱拉家常的大妈。虽说过去是“全员结婚社会”，但那时也有很多张家长、李家短的保媒拉纤爱好者。不，不如说正好相反：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媒人，“全员结婚社会”才能实现。这种理论认为，在当今社会，如果把人放着不管——没有第三方的干预——男女自动结婚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婚姻条件已经完全改变，可以说是犯了时代错误吧。
“全员结婚社会”对于男性来说，是每人都能分得一个女人的社会；而对女性来说，是不结婚就不能生活的社会。换句话说，那是一个非常不自由的社会。婚姻在当时是一种生活保障品，而现在已经转变为一种为生活增色的奢侈品。如果真要回到过去，不要说女性一定不愿意，男性也不会同意的。
“男败犬”的老后
木岛佳苗的“婚活”诈骗震惊世人。我在上文提到过，木岛证明了“婚活”市场上，最有效的资源是照料与关怀，而不是美貌或性。这一事实的背后是超老龄化社会中男性的老后焦虑。
目前的男性一直在享受着照料。如果没人照料，他们大概没有能力一个人平安度过一生。“至少我还有妻子在啊……”不过，这种情况不适用于“男败犬”。
与“败犬”一样，在日本，人们其实默认“单身贵族”指女性。“独身男”这词很难说出口，因为比起“独身女”，“独身男”的处境更加无可救药。在写作《一个人的老后》（法研，2007年）时，我阅读了吉田太一 ? 【吉田太一（吉田 太一，1964— ），日本企业家。创立了日本首家遗物整理公司。】 所著的《遗物整理人看见的》（扶桑社，2006年）。本来以为会读到什么可怕的东西，但后来发现这并不是一部吓唬人的书。不过我注意到，大部分“孤独死”的人，都是五六十岁的男性。
在孤独地死去之前，他们孤独地活着。社会学家河合克义长期研究单身老年人。他的研究表明，高龄男性是被社会高度孤立的。
那么他是如何将社会孤立指标化的呢？吉田在横滨市鹤见区采访了大约4000名老年人。他的问题是：“请问您在大年初一 ? 【日本的大年初一即公历的1月1日。】 到初三和其他人见过面吗？”对于这个问题，有61.7%的前期高龄男性（65～74岁）回答“没见过”，而同年龄段的女性只有26.5%一个人度过大年初三。而对于后期高龄者（75岁及以上），回答“没见过”的男性下降到46.8%。新年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光。但对于独身人士来说，这是一段地狱般的时光，这些独身高龄男性中，过年时孤身一人者十之有六。反观女性，这个数字急剧下降，这样看来，社会对高龄独身男性的孤立化是显而易见的。后期高龄男性的孤立度较低，很可能是因为这一代人即使独居，也有分开居住的亲戚。他们的结婚率、生育率都很高，也有很多兄弟姐妹，因此即使独居，亲戚之间的来往也很频繁。而前期高龄男性孤立程度较高，据推测是因为这一代人中离异者、非婚者人数都大大增加。大概这个数字在未来还会进一步上升。这是因为从未有过家庭的以及家庭破裂的独身老人都在增加。作为“享受照料劳动的性”，单身男性的晚年前景一片暗淡。
事实上，“男败犬”晚年的确困难重重。
一是经济问题。我们知道，“男败犬”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而且有很多人是非正规就业者或者失业者。所以这些人年老之后，很可能无法领取养老金，或者养老金极低。这些人被称作威胁着老龄化社会的安全和保障的“不良债权”。但是，他们正是政界、商界和官僚界合谋造成的雇佣崩溃的产物。经济界难道没有预料到雇佣崩溃的风险会成为长期负担吗？
二是他们的家务能力不足。不过“鳏夫生蛆” ? 【这是一句日本谚语，原文是“男やもめにウジが湧く”。意思是由于鳏夫没有妻子操持家务，不注意个人卫生和生活环境，导致身边的卫生状况很差。】 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文明的进化不是朝着家务能力普遍提高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不论男女，即使不会做家务也能生活下来的方向发展。便利店现在已成为“男败犬”的强大基础设施。如果有便利店的话，虽说“男败犬”的营养均衡情况可能不太乐观，但是生活质量不至于降低。可以说，只要有便利店，就不需要家庭主妇。不仅如此，如果一个“男败犬”长期寄生在父母身边的话，母亲还会继续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即使他完全没有家务能力，也不会体验到生活的艰辛。
三是照料他人的能力不足。从来没有承担过照料劳动的男性，也终将直面照料劳动。对于与父母同住的“男败犬”来说，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与父母的权力关系终将扭转。当与之同住的父母需要长期照护时，就会出现问题。缺乏照料能力的男性的某些无意之举很有可能就属于“虐待老人”，例如放弃照料或者忽视。比方说，在父母病倒的时候，“男败犬”自顾自地去便利店买个盒饭独自享用。这种例子并不罕见。这种桥段让人联想起另一种剧情：当妻子病倒时，丈夫“温柔地”说：“我今天在外面吃饭，不用管我。”男性作为“被照料的性别”，似乎从未把自己放在照料别人的位置上。
不仅如此，“百日床前无孝子”，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男性甚至可能会对父母施加拳打脚踢之类的身体暴力，做出字面意义上的“虐待”行为。根据一项关于虐待老人的调查显示，头号施暴者就是同住的儿子。照护支援专员是在照料现场处理照护保险制度“困难案例”的工作人员。根据社会学家春日来栖代 ? 【春日来栖代（春日 キスヨ，1943— ），日本的社会福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家庭问题。文中引用的报告为出版于2010年的《变化了的家庭与护理》（『変わる家族と介護』，講談社現代新書，2010年）。】 的报告，照护支援专员亲身感受到，在这些“困难案例”中，由高龄母亲和中年儿子组成的家庭数量正在增加。照护支援专员还认为：“如果亲子两代人可以分开生活的话，我们对老人照料的介入工作会更容易一些。”这是因为寄生的儿子往往指望父母的养老金生活。这就叫经济虐待。
虽然这么说，春日对这些寄生虫儿子还是怀有同情心的。由于企业改制和经济萧条，“男败犬”被迫与父母一起生活，只能当养老金寄生虫。他们在社会上走投无路，过着自己无法承受的窘迫生活。这些儿子自己的生计都不能维持，更别说照顾父母了。然而，这并不是虐待比自己更弱的老人的借口。
最后是沟通能力的缺乏。导致他们孤独地死去的，正是他们此前孤独地活着。必须被消灭的不是“孤独死”，而是“孤立生”。但更令人担忧的，与其说他们是缺乏沟通的能力，不如说是缺乏沟通的动力。NHK的《现代特写》节目采访团队出了一本书，叫作《说不出的“帮帮我”》。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被孤立的三十几岁”。这些当时三十几岁、喊不出“请帮帮我”的人，现在马上就要40岁乃至50岁了。
九州有一位男性，他在生活保障停止之后毫无抵抗地饿死了。他去世时就是50多岁。这位男性生前在笔记本上留下了一句话：“我想吃饭团。”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试图通过联系他人来求生。不仅如此，中老年男性的自杀率也非常高。并且据知情者透露，负责照料别人的男性在面对困难时，与同样处境的女性相比，更加难以开口向他人求救。他们被逼入绝境之后，往往选择虐待被照料者。
从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窥见“男败犬”的生活是多么残酷。
然而，我们再次回到了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与“女败犬”相比，关于“男败犬”的书籍和研究那么少见呢？
男性的绝招？
当男性处于危急关头会怎样做呢？——根据一项男性学研究，直面危机的男性有几种反应模式。说起男人的危机，既有企业改制、失业之类，也有自己的疾病、离婚危机和孩子的烦恼之类。要田洋江女士和我同为社会学者，我从她的研究中了解到了以下发现。要田女士是残障儿童研究者。通过这项研究她意识到，如果生出一个有先天残疾的孩子，在接受孩子的过程中，父母的行为存在很大的差异。
第一种反应，是否认。不可能，我的人生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的家族不可能生出这样的孩子——面对被孩子的先天性残疾吓坏了的妻子，丈夫和婆婆咄咄逼人：“这绝不是我家的孩子。”妻子已经被逼到悬崖绝壁的边缘，他们还要做出这种把妻子彻底推下深渊的言行。
第二种反应，是逃避。不想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所以不看、不听、不想。即使心理医生要求就残疾儿童后续成长过程中的问题与家长进行面谈，也只有母亲会出席。父亲总是以“忙”为借口，把抚养孩子的一切责任推给妻子。当学校心理辅导员发现孩子有学习障碍或者经常旷课，要求与其父母面谈时，来的也总是母亲。有专家感叹道，这简直就是没有父亲的“丧偶式育儿”。
抚养一个有残疾的孩子当然比抚养一个健全孩子需要直面更多挑战和困难。在育儿方面，父母双方必须成为“战友”，这也难怪妻子对临阵脱逃的丈夫无比失望。事实上，有残疾子女的夫妻往往会离婚。面对危机时能够休戚与共的家庭之所以成为美谈，就是因为极其罕见。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第三种反应，就是沦为瘾君子。男性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里，有一张写满了成瘾品的菜单。此外，更要紧的是，社会并不对这些成瘾品抱以否定态度。酒、女人、赌博、毒品——对它们上瘾甚至本就是“男性气质”的证明。众所周知，陷在成瘾品之中只能暂时逃避痛苦的现实。并且成瘾品的毒性就在于，实现这种逃避的阈值必将一次比一次高。
大家可以想象这么一个例子。上班族丈夫和妻子挤在狭小的公寓里，丈夫还从乡下接来了需要伺候的老母亲。丈夫一下班，回到家听到的就是妻子的抱怨。丈夫逐渐厌烦这种生活，回家越来越晚。起初，丈夫还只是拿工作当借口，后来一下班就去居酒屋找老板娘鬼混，渐渐地连家也不回了。被扔在家中的婆媳渐生嫌隙，昔日和睦的家庭变成了修罗场，这一切都是丈夫造成的，而他却不断地否认现实、逃避责任，遁入令人上瘾的温柔乡里去。这就是男性典型的危机反应三部曲。不客气地说，与婆婆一起被扔在家中的妻子也有一张厚脸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