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从新自由主义中受益了吗？
回答：“是，也不是。”
在前文论述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女性到底是受益了，还是受损了？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之所以很难回答，是因为既有从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受益的女性，也有受损的女性。只是，受益的女性是极少数精英，而受损的女性是没有任何特殊资源的大多数普通人。前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青云直上；后者却被迫在同样待遇下增加劳动强度，否则连以前的待遇也不能保证。换言之，新自由主义改革将女性分裂为精英和大众。但是我必须及时指出：精英，是极少的精英；而大众，是绝大多数的大众。
出现在保守逆流派眼中的总是这些处于时代风口上的精英女性形象，他们才有如此怨念：“老子吃亏都怪这些女人！”这无非是只看到了事实的一个侧面而已。
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女性到底受益了吗？
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也不是(YES AND NO)。
第一个回答：“YES”。
原因在于，女性的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种选择。可以结婚，可以单身；可以生育，可以丁克；如果婚姻不顺，还可以离婚；结婚、生育之后可以工作，也可以不工作；工作方式可以是正规就业，也可以是非正规就业；可以从事综合职，也可以从事一般职；通过劳务派遣，也能找到工作——女性有了这种生活的多元化，任何选择都不再包含特殊意义。并且与过去相比，无论选择哪种生活，都不会遭到那么多的歧视和偏见。
一提到“选择”，很多读者会立即产生一种“违和感”：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迫选择。的确，生育离职不是因为“不想工作”，而是想工作却根本不被允许工作；参加劳务派遣或者打零工不是因为“喜欢”，而是根本没法成为正式员工。持如此看法的女性不在少数。不过在另一方面，的确有女性“结婚前不想工作”，也有数据表明，当被问到“想不想成为正式员工”时，有些女性派遣工和临时工的回答确实是“不想” ? 【支持“兼职歧视”的政治势力长期以来都在利用“兼职劳动者不希望转为正式员工”这个意愿调查结果。当然，只希望短时间劳动和主动忍受低工资者除外。大泽真理的著作《超越以企业为中心的社会——在〈性别〉中阅读当代日本》（『企業中心社会を超えて―現代日本を〈ジェンダー〉で読む』，時事通信社，1993年）指出，兼职劳动与正规就业之间的工资差别只能被解释为“身份歧视”，也就是一种不公正的工资歧视。当然，有些人为了家庭责任，不想长时间工作或加班。这些人不应受到工资歧视，“同工同酬”的原则应当在此适用。】 。女性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究竟是女性选择的结果，还是社会强制的结果？这确实是个难题，如果硬要回答的话，“两者兼有”才是最准确的答案。
过去，一些女性无法适应正式员工朝九晚五、需要加班的工作节奏，只能辞职。与那时相比，现在有了折中的“多样工作方式”——又叫灵活就业(Flex Labor)，这么看来，生活的选项确实比过去更加丰富。不仅如此，在20世纪70年代，用人单位用“结婚离职制度”“生育离职制度”“30岁离职制度” ? 【结婚离职制度（結婚退職制）就是要求女性员工一旦结婚，就要离职的制度。生育离职制度（出産退職制）就是女性员工一旦生育，就要离职的制度。30岁离职制度（若年退職制）就是企业用各种方法都无法逼女员工离职的状况下，强行规定一个“青年退休年龄”（比如30岁），让女员工离职的制度。】 之类手段千方百计地将女性在短期内赶出职场，而现在的女性是职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战斗力。
增加生活方式的选择不仅意味着能够选择某个选项，而且意味着不会因为选择这个选项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现在，离婚和不婚的女性数量比以往大大增加。这不仅是因为女性开拓了一条不结婚也能生活下去的崭新道路，更是因为伴随着这种选择的污名化情况已经大大改善。10年前，离婚的女性被视为人生失败者，而非婚女性被视为“不合格产品”。现在，即使包含“失败”或“打叉”等负面表达，人们也能大方地说“我就是败犬”或“我可是打过一个叉的人”（离过一次婚的人）。这不仅是因为选择如此生活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更是因为社会对这种生活方式越来越宽容。
新自由主义和“女女格差”
第二个回答是“NO”。
这是因为女性的社会分化造成了彻底的分裂，称为“女女格差”也不过分。
男女之间的性别差距自古就有。仅从工资来看，在日本男女工资差距方面，如果以男性工资为100日元作基准，那么女性长期劳动者（无固定雇佣期限的劳动者）的工资为52日元，一般劳动者（正式员工）为66.9日元（2007年）。独立行政法人“国立女性教育会馆”出版的《男女共同参画统计数据手册2009》指出：“在发达国家中，日本的性别工资差距最大，并且没有缩小的趋势。”首先，非正规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是正式员工的七成。其次，男性正式员工的工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上升，而女性的工资在30岁以后就趋于不变。因此，随着年龄增长，性别工资差距往往越拉越大。然而，只有获得综合职岗位的大学本科毕业女性与男性的工资差距正在缩小。随着工龄增长，女性是否身居管理岗位会影响工资差距，如果“后均等法”一代达到20年工龄、晋升到与男性不相上下的位置，这种工资差距将继续缩小。但这样的职业生涯只属于在企业中幸存下来的极少数女性。在日本，正式员工和非正规劳动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极大，因为正规和非正规工作之间的差距很大，而且非正规劳动者中，女性的比例远高于男性。这意味着，除了男女性别差距，女性与女性的差距，即职业精英女性与普通女性之间的差距已经极为惊人。
大约在《均等法》被众人吹捧的同时，各大企业和金融机构纷纷在集团内部设立专司人才派遣业务的子公司。该战略的目的是登记此前离职的女员工，并让她们从带孩子的任务中抽身后能够重返工作岗位。有工作经验的前女性员工不仅不需要培训，而且熟悉内部做法和“潜规则”，可以立即成为有效的战斗力。在对客户负有保密义务的金融机构，很欢迎知根知底的女性前员工重新入职。但是，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拿同样的待遇是不可能的，企业的如意算盘就是低成本聘用资深女性员工。
给一心扑在事业上的女性以充分的空间，也给受家庭和育儿责任拖累，没法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女性以适当的工作机会——由此而产生的“女女格差”，是受到一部分女性的拥护和欢迎的。因为在此之前，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受到的歧视如此之多，内部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格差”。
在21世纪最初10年，当“格差”成为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时，人们把寻找犯人一样的怀疑目光投向雇佣的非正规化。正是因为雇佣的非正规化产生了逐渐拉大的差距。当时，率先倡导女性就业非正规化，并以此为商业契机发展劳务派遣业务的奥谷礼子，面对众人的指责不仅恬不知耻，还大肆宣传自己的理论。此人是个很典型的“确信犯”。小泉的结构性改革时期，在经济学家竹中平藏的推动下，非正规雇佣管制不断放宽。竹中退出政坛后，就跑到劳务派遣公司Pasona就任高管，不得不说是个前后一贯、光明磊落的人。The R和Pasona都是以女性为对象——不如说是以女性为猎物——的劳务派遣企业。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些企业推动了女性的就业崩溃，并且从中赚了个盆满钵满。
不过，劳动形式灵活化也没什么不好。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太阳当空照，本来就是每天最适合活动的黄金时间。而不把这段时间全部出卖就没饭吃的劳动方式显然存在问题。因此，有些人每天只想工作半个工作日、每周只想工作三天，也是很自然的想法。而且最重要的是，事实证明，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根本无法兼顾育儿。因此，生育率较高的国家往往会率先促进劳动灵活化，较早引入弹性工作制。问题在于，日本的劳动灵活化伴随着极端工资差距。换句话说，灵活就业等于不利的就业。竹中一贯反对将劳务派遣和零工纳入就业保障，反对干预不断拉大的正规和非正规雇佣之间的工资差距，还反对扩大非正规雇佣的社会保险，因此灵活就业一直是“不利的就业”，这种状态从未有所改观——更不必说，“不利就业”人员中近80%都是女性。
女性的分裂与对立
我已多次强调，拣选和竞争是新自由主义的原理。它给竞争者带来了优胜劣汰、自我决定、自我负责的原则。请大家回想一下“男女雇佣平等法”是如何狸猫换太子，变成《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
“机会均等”地争夺同一个目标，这种竞争必然产生赢家，也必然产生输家。一方面，胜者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赢得胜利，赢得败者心悦诚服，这就是公平竞争的规则。另一方面，败者别无选择，只能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己不努力、没能力。这样一来，即使败者明知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也只能忍气吞声。换言之，所谓“机会均等”的原则，实则是大量败者支撑少数赢家的原则。
在优胜劣汰的原则之下，赢家因自己而赢，输家因自己而输，因而胜者对败者不抱丝毫的理解和同情。但同时，败者对胜者怀有极大的羡慕和嫉妒。这样，在“女女格差”之下，女性群体一旦分裂，她们再想结合为利害一致的同盟就变得非常艰难了。
年轻的社会学家妙木忍出过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女性之间的争端因何而起》（青土社，2009年）。这本著作指出，随着生活方式选择的多样化，女性之间的对立往往会加剧。是否结婚生子，区别了“胜犬”“败犬”；而是否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划分了“赢家”“输家”。当初，女性的人生是人人一样的固定套餐；而现在，同样是20年前的同窗，有人升职加薪做高管，有人结婚生子当主妇。落差越大，嫉妒和焦躁就越强。这就叫人比人，气死人。
实际上，大量数据表明，日本的职场既不“公平”，也完全称不上“机会均等”。不过，学校之类的教育机构表面平等，学生意识不到性别歧视的存在。比方说，偏差值竞争是平等的，考试成绩也不会按照男女分开公布。如果男女同学结为夫妻，妻子往往就有底气对丈夫说“那时候我成绩比你强多了”。
我在教育领域中观察到这样一种现实：在考试战争中过关斩将的“赢家”女生，往往早已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深刻地内化了。在这种已经渗入骨髓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这些女生一味地自责、自伤。每每看到这些年轻的女性因自己的缺点而自我谴责、自我孤立，看着她们刻意远离他人，自己摧残自己的身心，心中便升起毫无希望的暗淡之感。
倘若自己的处境真的是“自我决定、自我负责”的结果，那么即使对自己的境遇不满，也完全无法归咎他人。这样一来，女性就不能发现和谴责自己外部的敌人。这是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处境。女性也无法面对共同的敌人而结成统一战线。看到她们被分裂、被孤立，我不由得怀念起过去那段女性一致对外、痛骂父权社会的激情岁月。
新自由主义和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有何反应？
新自由主义是女权主义的强大对手。
如前所述，新自由主义乍看之下似乎已经洞穿了父权制看似牢不可破的基石。从现状看，《均等法》无疑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部分，但与这部法律颁布之前相比，女性现在可以从事的工作和职位多得不可想象。在报社有常驻地方支部，披星戴月赶赴新闻现场的女记者，在交易所也有不分昼夜、连续奋战的女交易员。
当然，这些变化既非《均等法》的效果，也不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恩惠。这是一个更大的世界历史变革的结果。正如比较福利制度理论家哥斯塔·埃斯平-安德森所指出的，这一系列变化都是有如地壳变动一般的社会变革——所谓“未完成的革命” ? 【G饐sta Esping-Andersen(2009).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Adapting Welfare States to Women's New Roles,Cambridge,Polity Press.日文版为《平等与效率的福利革命：女性的新角色》，由大泽真理监译（『平等と効率の福祉革命―新しい女性の役割』，岩波書店，2011年）。】 的产物。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各国政界、商界和官僚界对世界历史大变局做出的反应，而女权主义是这一社会变动的历史产物之一。正是变革中产生的裂缝为女性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对于社会少数群体来说，变革永远是机遇。在一个停滞不前、一潭死水的社会里，像女权主义这样的少数群体的思想根本没有诞生的空间。世界历史变革往往在先，而思想紧随其后。千万不要误以为是女权主义改变了历史——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太好了。
近代社会性别分工森严，并且能够为男女分别提供固定的社会位置——这也就是伊万·伊里奇所说的“性别隔离”。而这个社会形态的崩溃所带来的，使得男女能够共同参与社会活动的一系列变化，就是埃斯平-安德森所说的“未完成的革命”。之所以称之为“未完成”，是因为在各国社会中，这一变化是不彻底的。这种中途受挫的不彻底性又在社会内部引起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
在其背后，首先是一场重大社会历史变革——后工业化，还有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也就是信息革命。由此，“得信息者得市场”的知识产业诞生，取代制造业，以信息、服务为中心的软经济也蓬勃发展起来。第二产业的时代已经结束。目前，一半以上人口从事第三产业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一想便知，重化工业的时代就是“男人的时代”：在效率至上的大旗之下，以军事化形式组织起来的产业劳动者一刻不停地进行着大规模生产。但是在知识密集型的信息产业，劳动者有没有体力都无所谓。已有数据可以证明，无论体力如何，在智力水平方面，男女并无差异。的确，男性工人可能更适合站在炼钢高炉旁，但计算机屏幕前的工作是无所谓性别差异的。计算机行业的早期程序员大多数都是女性。甚至有人预测，在信息化大潮之下，现有的劳动力性别差异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逐渐消失。
有一个事件象征着这种变化。越南战争是最后一场“男人的战争”——士兵肩上扛着沉重的武器在泥泞中爬行——这场战争不论是理念上，还是实践上都称得上一场“肮脏的战争”。与此同时，尽管妇女解放运动已经风起云涌，但仍没有什么人主张“妇女也应从军”，不仅如此，这种主张还遭到保守派男女的抵制：他们认为“不能让女人做这些事”。然而，这一风向在海湾战争时发生了大转弯：国家不仅鼓励女兵参战，女性自己也积极要求参与后勤支援乃至前线战斗。战斗的高科技化为这一变化提供了条件。瞄准目标，按下按钮，摧毁目标。这种电脑游戏一样的战斗既不要求操纵机器的技术，也不要求过硬的体力。女兵的参与仿佛使得人们对战争的印象从“肮脏”升级为“干净”。
很多人期待信息技术的革新将结束工业社会以男性为中心的野蛮时代，创造男女可以并肩工作的后工业时代。然而，进行了十几二十年的信息革命并没有消除劳动力的性别差异，只是对劳动力进行了简单重组。人们发现，不论在哪个国家、哪个社会中，信息产业的高管都以男性为主，即使在新兴产业领域，女性也往往被固定在程序员、操作员等低级岗位上 ? 【Osawa,et al.ed.(2007).Gendering the Knowledge Economy:Comparative Perspectives,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an.（《性别化知识经济：比较视角》，暂无中、日文版）】 。
由于新自由主义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自古以来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女权主义对其抱有期望也不奇怪。但实际上，这一期望最终遭到了背叛。性别歧视并未消失，只是改头换面。因此女权主义绝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然而即使如此，女性已经越来越难以为共同利益而结成统一战线。
日之丸女权主义？
我已经在上文论述过，新自由主义政权为何以“男女共同参画”为名大力推进国策女权主义。在高龄少子化社会，“女人也要给我去工作”成了绝对命令。此外，女性还背负着第二重期待：“女人还要给我生孩子”。
我们女权主义者——至少我本人——绝不会使用“男女共同参画”这个词。这是一个在英语中没有对应概念，只能在日本国内使用的生造词。
生造了这个词的是政府。之所以创造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词，是因为提倡性别平等的女权官僚希望尽可能减少反对派的反弹。1999年，《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的颁布意味着日本性别平等政策法制化达到了顶峰。据说此时，“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日本已经实现。生造“男女共同参画”，是为了避开“平等”这个当时执政党的大老爷最讨厌的词而万不得已的断腕之策。这部法律的渊源是1985年批准的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所以这部基本法应该被简单易懂地命名为“男女平等社会基本法”或“消除对妇女歧视基本法”。不过这样的话，能不能在国会通过就两说了。因为在这一时期，强烈的保守逆流已经开始，因此法案的提出者必须慎之又慎。
男女共同参画行政和女权主义的“蜜月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各地陆续开设了男女共同参画中心，相关预算、报告也都搞得热火朝天。本来，搞女权主义是“不能当饭吃”的，但那时，女权主义真的成为一种工作了……对于女权主义来说，一个“市场”诞生了。但是，女权主义真的成为“当饭吃”的工作了吗？不好说。受劳动管制放松的影响，行政机关的非常勤 ? 【“非常勤”也就是劳动时间较短的兼职劳动，与全职工作（常勤）相对。需要注意的是，本书中出现的“兼职”全部是“パート”和“アルバイト”的翻译，特指服务业、体力劳动或其他门槛较低的兼职工作。而“非常勤”全部保留原汉字表记，特指有一定门槛的兼职工作。如大学的非常勤讲师、政府的非常勤职员等。】 、短时工之类“女性友好型”岗位增多，使得男女共同参画中心本身沦为女性就业崩溃的最前线。不过原本是不计回报的志愿工作突然变成了有偿劳动，对于女性来说，两者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顺便说一句，我对“男女共同参画中心”这个称呼有强烈的抵触心理。这些地方原本叫作“妇人会馆”或“女性中心”（女性センター），是有着丰富历史内涵的场所，政府随随便便就将其改成“男女共同参画中心”。如果把“女性センター”翻译成中文，那就是“女性中心”，清楚明白。有些人批评说：“时至今日，‘女性中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我的回答是：“当然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一旦踏出女性中心的大门，就到了“男性中心”。这样看来，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里，最好还是有那么一个叫作“女性中心”的场所比较好。不过，如果能把这个中心更加通俗易懂地命名为“消除对妇女歧视中心”，就能让大家毫无误解地了解它的使命了。
根据《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推进男女共同参画是“地方政府的职责”。其中之一就是制定各地的《男女共同参画条例》。女权主义学者和活动家作为“有识之士”被动员起来，作为理事会成员在各个地区参与条例和行动计划的制定。东京都在2000年制定了《男女平等参画基本条例》，但该条例是在石原慎太郎任知事时通过的。时任东京女性问题审议会的会长是樋口惠子女士 ? 【樋口惠子在2003年石原政权争取东京都知事第二任期连任的竞选中参选，成为石原的政敌。樋口惠子（樋口 恵子，1932— ），日本评论家、东京家政大学名誉教授、改善高龄社会女性联合会理事长，著有多部女性学著作。】 。审议会把报告提交给刚刚上任还没反应过来的石原知事，在都议会迅速获得了通过，真可谓千钧一发。在石原执掌东京时期，这个审议会的成员几乎全部被替换，所以该条例能够通过实属侥幸。该条例草案的名称并非“男女共同参画”而是“男女平等参画”，这是“男女平等”和“共同参画”两个词语并存时代的遗迹。石原知事一上任，就拿东京女性财团开刀，将其解散。所以如果没能抓住时机，这部条例很可能在东京流产。
此后，“男女共同参画条例”的制定成为与保守逆流派斗争的“战场”。为了修改或废除已经通过的条例，阻止尚未通过的条例，反对派们在地方议会中摩拳擦掌。不过条例也仅仅是条例而已，即使获得通过，也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改变。首先，作为条例制定依据的《男女共同参画社会基本法》本身就仅仅是一部理念法，没有任何强制力或处罚规定。然而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赌上自己的老脸，坚决不许条例制定的老爹们在各地结成了男女共同参画的反对势力。
当时，作为男女共同参画行政主管部门的总理府敦促各地方政府搞一项不花钱的启蒙事业：自封为“男女共同参画宣言城市”。发表宣言的地方自治体将举行庆祝活动。当时，我也参加了一些庆祝活动，只不过留下的回忆让人感觉如鲠在喉。在举办庆祝活动的仪式厅，市长和嘉宾在主席台上排成一列，背后悬挂着日之丸旗帜。嗯……我从来没想到，我也会站在日之丸旗前发表讲话。应该也有皇族女性出席庆典吧。难道就连性别歧视受害者——因为一直没能生出男孩而备受白眼的雅子女士也会出席吗？本来，堪称父权制总后台的皇室和“男女共同参画”政策应该是水火不容的吧。如果真的和雅子女士同席，我该怎么办？我该和她说点儿什么好呢？典礼开始之前，我就这样想东想西，坐立不安。不过最后事实证明我完全是杞人忧天。其实早在这些庆典仪式举办之前，男女共同参画行政已被保守逆流逼得开起了历史倒车。
有人将政府主导的“国策女权主义”称为“日之丸女权主义”。不知道将其称作“国策女权主义”是否合适，因为，正如上文所论，“男女共同参画行政”能够与女权主义画上等号吗？似是而非。不过，一方面因为外行很难理解这种区别，再加上二者在支持女性参与社会活动方面看起来是一样的，所以在保守逆流派看来，女权主义者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扛着日之丸旗的多数派。这样一来，保守势力的少数派意识就更强了。
女权主义者的参与？
其实，女权主义者对待“国策女权主义”的态度各不相同：有人卷入其中，有人试图利用，也有人保持距离。各地还有很多在大学中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纷纷跑到各种审议会就任委员。“地方政府好不容易有意愿制定男女共同参画条例，那么至少得干出个样来！”大家抱着这种使命感加入其中。审议会的委员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职务，如果认为她们贪图名利而掺和到里面去，那就有点儿过分了。
不过事实上，她们确实成了政府的合作者。她们从批评者逐渐变成了反对案的提出者，乃至成为需要分担责任的市民参与行政代表……往往发生在地方行政工作中的变化，在男女共同参画行政实行过程中也不例外。
一些女权主义者把这种变化当作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有很多人希望进一步成为政府的合作者。由于政、商、官僚三界对少子化的危机感很强烈，因此有些人发表“如果女性还不生孩子的话就糟糕了”“如果不继续推进男女共同参画行政，事态会进一步恶化”之类的言论，进一步煽动危机感，以此胁迫地方当权者通过其主张。她们主张的根据是发达国家妇女就业率与生育率相关性的数据。
日本的出生率从1989年的“1.57冲击”开始持续下降，并在2005年达到1.26的史上最低水平，相信大家对此记忆犹新。和日本同属超低出生率社会的还有德国、意大利和亚洲的韩国。这些社会的共同点是女性的社会参与程度较低。换句话说，性别歧视和低生育率似乎存在相关关系。另一方面，保持着较高生育率水准的发达国家（虽说较高，也不过是指生育率保持在低于人口更替水平2.07的1.8以上）是瑞典、挪威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及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把这些国家的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数据比较来看，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高度相关性，因此，她们提出了一个命题：女性参与劳动越多，生育的孩子就越多。
这一发现意味着，造成日本低生育率的罪魁祸首是较低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因此，从中推导出的政策建议就是解决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的问题。
例如，禁止企业“生育离职”的惯例，增加保育所数量以消除待机儿童问题，以及工作与育儿“两立支援”政策，也就是促进企业的“工作生活平衡”，使育儿更加容易。
消除待机儿童的呼声很久之前就有，并非这两天出现的新要求。有人想利用少子化的机会危机来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是很合理的。但是，消除待机儿童问题，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于已经生育的人来说，可能的确是有意义的政策，但对尚未生育的人来说是否有效，目前还无法确定。
比如，民主党政权倡导的孩童津贴（2012年改称儿童津贴）对于已经有孩子的人来说确实是个好消息，但这个津贴真的可以激励更多人做出生育决定吗？这一点就很难说了。事实上，在海外各国的各种生育激励措施中，现金补贴政策在促进生育率提高方面没什么效果，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了。
“两立支援”政策如果真的实施，大概可以抑制在职母亲的离职倾向，女性的就业率也将得到提高。但是，这并不能使得“‘两立支援’政策提高出生率”这个命题成立。
社会学家赤川学 ? 【赤川学（赤川 学，1967— ），日本社会学家，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代表作即《少子化有什么不好！》（『子どもが減って何が悪いか！』，ちくま新書，2004年）。】 的著作《少子化有什么不好！》中对上述女权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女性越是参与劳动，出生率就越倾向于提高”这种观点是女权主义者误用数据的产物。他批评说，女权主义者出于无知或者故意滥用数据，从而诱导政策的决策。他认为，如果数据的范围扩大到OECD诸国之外，就会发现有很多国家呈现女性就业率低、生育率高的特征。
这幅育龄妇女（25～34岁）的劳动参与率作为X轴、总和生育率作为Y轴的散点图经常被引用（1995年） ? 【赤川举出了以下两个例子：阿藤诚《现代人口学》（『現代人口学』，日本評論社，2000年），第202页；大泽真理《缔造男女共同参画社会》（『男女共同参画社会をつくる』，NHKブックス，2002年），第15页。正如赤川指出的那样，这些数据被政府的政策宣传杂志和女性研究人员的论文反复引用（赤川，同上书，第12页）。】 （见图9-1）。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13个OECD国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瑞典、挪威、芬兰、美国、日本）数据点的分布呈现向右上倾斜的趋势，也就是说，可以推导出“女性劳动参与率高的国家生育率也高”的结论。
然而，赤川批评说，仅凭13个国家的数据就推导出相关关系，显然存在问题。OECD共有25个成员国（截至1995年）。如果加上新西兰、澳大利亚、丹麦、加拿大等其他加盟国，再观察其相关性的话，就会发现相关系数为负，也就是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换言之，应该得出“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越高，生育率越低”的结论。也就是说，“女性越是参与劳动，出生率就越高”是结论先行、操弄数据的结果，是把样本限定于出生率较低的发达国家，有意控制调查取样范围的产物。
确实，如果只考虑就业率和出生率之间的相关性就会发现，在日本，女性就业率越高的地方，出生率也就越高。顺便说一句，按照女性就业率从高到低排序，前三名是福井县、石川县、富山县；女性就业率和出生率都处在高位的是富山县、山形县和石川县。如果这样对全日本各都道府县排个序，就会发现一个规律：人均所得较低的地区，女性地位也较低。与此相对，在已经实现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比如东京、京都、神奈川、奈良等大都市圈，女性就业率较低，生育率也较低。如果按照上述观察进行推理，似乎能够得出一个极端的结论：如果想要提高生育率，最好不要推动城市化和现代化，而是应该让女性拿着低工资辛苦工作。另外，有人观察到出生率随着女性就业率的提高而降低，便搬出了人力资源理论，主张为了提高出生率，应该加强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因此“为了提高女性就业率，应该推行男女共同参画政策”这个因果关系不能成立。
图9-1 育龄女性（25～34岁）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1995年）
出处：赤川学著《少子化有什么不好！》
资料来源：女性劳动参与率来自OECD：劳动力统计1996(OECD Labour Force Statistic,1996)，出生率来自欧洲理事会：欧洲最近人口发展(1997)(Recent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in Europe,1997)，转引自阿藤诚《现代人口学》。
但是，仅从经历了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来看，如果加上数据的长期变化，我们就会发现，一度下降的女性就业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升的同时，生育率也有所回升。并且，如果我们观察育儿假、保育所之类“两立支援”政策因素的影响，就会发现：一度被少子化困扰的发达国家中，有些国家曾经直面出生率低下的问题，但此后政府接连出台干预政策，扭转了就业率下跌的颓势，从而使得生育率转而回升。这么看来，虽说不能全盘接受赤川先生的批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上述政策在提高出生率方面的效果方面确实存疑。这是因为在同一时段生育率趋势相似的国家中，瑞典和芬兰曾实施过慷慨的“两立支援”政策，而法国和英国没有出台类似的措施，但最后的结果却没什么不同。
无论家庭政策实施与否，结果都相同的情况称为“趋同效应”。众所周知，生育率相对较高（生育很多孩子）的移民群体往往会在一两代人之间与移民东道国社会的生育率趋势保持一致，不过这一现象的原因尚不清楚。由此看来，人口现象是个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复杂效应，很难彻底解明，政策干预的效果也就无法准确度量了。
顺便一提，赤川先生在同一本书中对几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其一，“为什么少子化来势汹汹？有可能阻止它吗？”赤川先生的回答是“不可能”。其二，“如果说‘男女共同参画社会’作为少子化对策来说并没有效果，那么男女共同参画政策也就没必要推行下去了吧？”赤川先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其三，“为应对少子化不断加剧，人口即将减少的未来社会，应当出台怎样的政策？”赤川先生的回答是“应当设计以少子化为既定前提的政策”。也就是说，赤川先生主张，虽然我们无法用政策手段阻止少子化，但是男女共同参画作为独立政策而非少子化对策，依然有其存在的意义。
“如果想要提高出生率，那就请采取‘两立支援’政策吧！”这个说法确实站不住脚。因此，确如赤川先生所说，这是女权主义者的“阴谋”：她们表面似乎是为了解决少子化问题，实则把少子化当成“人质”，胁迫政府实行女性友好政策。用“两立支援”政策提高出生率的主张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正如他所主张的，无论是否能够增加出生率，对于已出生的孩子来说，家庭友好和儿童友好的政策是绝对必要的。
说到儿童友好，就让人想起满员电车上婴儿车造成的困扰，最近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带着孩子、推着婴儿车外出的女性，会遭遇到与残疾人相同级别的困难。我曾听一位正在育儿期的年轻朋友说，带着孩子乘坐电车时往往能感受到周围乘客投来不友好的目光。年轻的母亲在这种压迫感之下往往紧张不已。一些年轻女性觉得日本根本算不上儿童友好型社会，在这种地方完全不想生养孩子。听了上面年轻母亲的苦衷，大家应该可以理解这些女青年的想法吧。
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希望女性多工作，女权主义者同样希望女性多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新自由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似乎有着共同的目标。在旁人看来，二者似乎结成同盟，并肩作战。比如保守逆流派就持这种观点。
但二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劳动方式。新自由主义者逼迫女性进行二选一：要么与男人激烈竞争“一决雌雄”，要么甘做一次性劳动力。与此相对，女权主义者同时拒绝这两种选择。结果如您所见。在市场重组和劳动灵活化的过程中，劳方被迫在资方面前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可谓节节败退。如此也就如上所述，导致了过度的少子化。
如果女权主义者有什么不甘心的话，那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进行有效的反抗。不仅是女权主义，包括劳工运动在内的所有反抗力量都逐渐被抽筋剥皮，失去了抵抗能力。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在“劳动大爆炸”的雇佣管制宽松过程中，作为全国性工会组织的“联合”都投下了赞成票，工会显然从未关心过非正规劳动者。在其中，为非正规劳动者组织化而东奔西走的全国社区工会联合会会长鸭桃代，在2005年的“联合”会长选举中对阵时任会长高木刚。当时高木会长似乎是众望所归，而鸭桃代对其领导提出了异议，并且抱定了必败的觉悟，毅然参选。所谓社区工会是一种地区性工会组织。与在各个企业中组织的工会不同，中小企业的劳动者可以以个人名义自愿加入这种社区工会。不仅是鸭桃代女士，很多这种社区工会的组织者都是女性。
女权主义为什么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斗争呢？
这个问题无时无刻不在逼我做出回答。全球化之下不断加剧国际竞争、泡沫经济崩溃后的长期衰退和日元升值、高龄少子化和人口减少带来的暗淡前景，还有似乎要把可悲未来坐实的大地震和核事故。这些理由要多少有多少。右倾化的政治气候、媒体的不理解、保守逆流派的攻击……这一类“敌对势力”也能举出不少。但是我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女性分裂，以及女性无法在关键时刻团结起来的状况，才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没听说过也没了解过女权主义的年轻女性，不用自己的力量与其他女性团结起来，而是用这种力量把其他女性排挤下去，才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