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上述组合中最危险的是组合②，也就是无业妻子和正规就业丈夫的组合。“昭和妻”可以说是风险最高的选项。似乎男性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也倾向于避开希望成为“昭和妻”的女性。这样一来，希望成为“昭和妻”的女性结婚意愿虽然很高，但仍旧可能成为婚姻市场的败者。
甚至像胜间和代这样的新自由主义女赢家也建议大家不要依赖于公司，而要自立。应该说，无论是对公司的依赖，还是对丈夫的依赖，都是充满风险的。顺便说一句，依赖父母也是充满风险的。一开始是看起来不错，但如果时间长了，就会有承担照料责任的风险。 ? 【日本并没有强烈的“养儿防老”观念，故有此说。】
经历过跳槽、辞职的男性，普遍有着这样的感慨：因为妻子有收入，他们才能安心地提出辞职。从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键的经验：单一收入或双重收入都不是可靠的收入来源。我们必须使收入多样化，从而分散风险。
从实践上来讲，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一个人或一个组织，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单一收入或者双重收入来源。我们要追求三重，乃至四重收入，最大限度地使收入来源多样化。
事实上，比起个人，企业组织早就开始谋划生存战略以延长寿命了。为了应对组织内外的多样化，企业纷纷实行经营多元化、市场细分与多样化、人力资源多样化等战略，比如日本的关联企业。如果母公司安全，下属关联企业的运行自然也会顺畅无虞；但中小关联企业同时也在努力实现客户多样化和分散化。一些NPO为了减少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制定了公共资金不得超过预算一半的规定。如果组织都具有如此灵活的多样化战略，那么个人为了生存下来，也应该多样化发展。我将这种生活方式称为“个人的多样性”。
回归“百姓”生活
? 【日语的百姓与汉语泛指人民的含义不同，在传统上（江户时代以后）指农民。在7—10世纪的律令制时代，日本实行良贱分籍，百姓泛指除天皇、奴隶等贱民、化外之民（虾夷人）之外的所有人民。后来，也指各种职业的从业者。日本的“姓”与中国的姓氏不同，在古代是氏族及其世世代代从事的职业的称谓，有种姓的性质。】
我从已故的日本中世史学家网野善彦那里受到启发，得到了这个想法。他大胆地改写了日本历史，主张日本的“百姓”并非定居农民。“百姓”的字面意思就是“各种各样的种姓”(くさぐさのかばね)，也就是多种多样职业的组合。他们根据气候风土，夏季种植水稻，冬季种植小麦和油菜。在农闲季节，他们纺织、烧炭以赚取现金收入，也有人拥有酿酒之类专业技能，可以外出打工。这些人并不仅限于农业，而是通过多种多样的职业谋生。最近，有人将第一、二、三产业结合起来，提出了“第六产业”的概念。但即使不创造这种新词，林区的加工业，比如木材加工业早已发展起来；养蚕的地区也有繁盛的纺织业。日本农民成为单一的稻作农民的时间并不长。只是由于工场手工业发展起来，社会分工逐渐确立之后，养蚕区逐渐成为单一的原料供应区，不再生产制成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分工和专业化的力量创造出了一批又一批被狭窄的专业领域限制的、片面的“专业人士”。
不论这些专业人士拥有怎样的高超技术，一旦环境条件改变，他们的专业技能随着落后的技术一起被淘汰，他们也就不再是可用之才。比如说当年的排字工、打字员就是被这样淘汰的。看来，不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不应该为了适应某个特定的技术或者领域而过于特化。这是因为，生活本就不是这样的细分化、专业化的东西。在我看来，“后现代”作为现代化完成之后的时代，也是一个重新“去专业化”的时代。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补充了网野善彦的观点。今后，正规就业必将越来越稀缺，因此未来将是一个多种收入的时代，而非单一收入的时代。这种收入形式也被称作“分散式家庭经济” ? 【原文是“持ち寄り家計”，指家庭聚会时参加者各自携带自己制作、购买的食物与大家分享。“分散式家庭经济”在这里指收入来源更为多元化的家庭经济模式，不同于以往男性家长挣钱养家的日本传统家庭。】 。能够获得收入的成员当然是越多越好，但一个人也可以实行分散式家计，换言之，我们要选择不将自己的收入限定在一个单一来源。
正因如此，我一直主张“回归百姓生活”才是21世纪的可持续生活方式。确切地说，这个回归绝不是简单的复归，而是创造新的、多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想想看，只依赖一种收入来源的上班族生活的历史其实极为短暂，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是昙花一现。
至今为止，只有把自己生活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一个组织，只有拿到“正规就业”的入场券，劳动者的生活才能得到保障。相反，如果没能获得这种名为“正规就业”的承诺，劳动者的生活将无依无靠。将企业和自身合而为一——将个人利益与组织利益牢牢绑定，达到“我运即社运”的程度固然是好；但是，仅仅与企业签下劳动力的买卖契约，进行两不相欠的等价交换，不去谋求以“福利厚生”为名的企业福利，不把生活和人生一股脑儿地托付给企业，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选。这样一看，与正规劳动者相比，似乎非正规劳动者更符合我所说的“百姓生活”。当然了，前提是正规劳动与非正规劳动之间不存在如今这样巨大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
目前，很多专业技术人员和创作者都在实践这种生活选择。其中不乏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都很成功的例子。这样的人可能受上天眷顾，拥有特殊的才能和旁人没有的条件。但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能力和条件，“百姓生活”大概也会相应地有A级、B级、C级之类的等级区分。我认识一位日本女性，她远渡重洋，没有任何后盾就孤身赴美。这位女士在日本家庭中做过孩子的家教，也曾通过按摩的技能谋生，还一个人运营进出口代理业务，在国外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就算不至于这么传奇，也有很多人同时在做两三份工作。比如可以工作日在公司上班，周末做电商，不定期开设讲座，还额外配置一些收益性资产；也有一些人在赚取固定收入的同时在一些NPO工作。正因为在某个领域可以认真赚钱，在其他领域才可以不计报酬地贡献力量——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志愿服务精神。
互助机制
“百姓生活”之“个人多样性”的优势之一在于，我们可以适应任何环境变化而生存下来。如果考虑一下日本女性的未来就会发现，“生存下来”是比可持续生活更迫切的问题。如果有多样性的技能傍身，倘若日本真的“沉没”，我们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也可以生存下来。不同于考取各种资格证所获得的技能，我所说的能力是指，一个人即使没有肉体上的力量，也可以利用这种技能调动其他社会资源为我所用。换言之，这种能力就是求生的能力。
这么说的话，似乎日本这艘缓缓下沉的泥巴船上，只有掌握了求生能力的人能够逃过一劫，其他人的呼救则被置若罔闻。这样一来，我这条建议似乎像一条只顾自己的自私建议，那样就有违我的本意了。因此在最后，我们来谈一谈：不仅要自救，而且更要互助。日本的就业之所以崩溃得如此之快，就是因为劳动者的力量薄弱。并且，把持正规就业的老爹们所领导的工会又与资方串通勾结。工会不仅没有保护非正规劳动者的打算，而且还在隔岸观火。大多数劳动者认为职场中的工会根本没有帮助过自己。因此，工会的参与率越来越低。在“日式经营”三件套中，“企业内部工会”是共存共荣的劳资合作路线的象征。劳资双方利益一致时还好，但一旦劳资利益发生冲突，这条路线就行不通了。企业内部工会的功能早已陷入瘫痪，取而代之的是以个人名义就能加盟的社区工会、妇女工会和管理层工会。在一些地方，既有的工会早已成了摆设，这些组织为陷入绝境的工人提供了临时的庇护所。它们的组织者也都是在不公平的劳动条件下受尽压迫、无家可归的劳动者。可以说，这些新兴工会都是互帮互助的产物。竹信女士呼吁大家积极参与这些工会的活动。此前，这些工会的活动并没有多少人知道。
“我就是我，与他人无关。在集体之中真烦人，真老土！”这种心态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产物。新自由主义制造强者和弱者，但问题是弱者却和强者拥有着相同的心态。弱者也是独立的个体，没有理由依附于强者。但是，正因为弱者是弱者，所以弱者不得不依附于强者。当今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女性都被既有权力结构置于弱者的地位。更何况，连家庭资源都没有的“单身贵族”是最弱的弱者。这也是我在《一个人的老后》一书中极为重视弱者互助的原因。因此，《一个人的老后》这本书，绝不是在鼓励大家完全不靠他人，去过一种咬牙硬扛的日子。
我们大概无法改变制度，也无力涉足政治。但我们和同伴或许有能力使自己的小世界变得更加舒适。“如果每一天都能高高兴兴地生活就好了”，为了创造这样的社会，很多女性前辈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智慧和经验。这些前人留下的宝物，就是这本小书的全部内容。
女性运动的存在意义就在于此。即使眼前的问题不能立即解决，但我们互相分担痛苦，使得受难者不仅不向苦难低头，还能重拾直面问题的勇气——千百年来，女性正是如此生存至今的。有人讥讽我们：“你们不过是互相舔舐伤口罢了！”没关系。受伤的人总要互相舔舐伤口。也正因如此，女性才会彼此联结起来。谨记勿忘！
最后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