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再次回到第二节的开头：对于海老原的女性后辈，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
人生的盈亏不是五年、十年就能搞清楚的。她的职业生涯将因育儿而中断，她之前不让须眉的自尊心可能会被打破。但是，即使她选择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公司并不一定给予她相应的回报。这样一来，工作的压力必将转嫁到孩子身上，这可能给她带来无法挽回的遗憾。而如果为了眼前的孩子选择牺牲事业，她会享受到小生命成长的快乐。正如一个从未参与育儿的丈夫，以后必然为淡漠的亲子关系付出代价。比方说，一旦离婚，一位丈夫很可能因为孩子的一句“从没跟爸爸说过话”而丧失抚养权。不论育儿还是长期照护，这两种劳动都是等不得的。并且，至今没有任何一种职业像育儿和长期照护一样，对专业化如此排斥，对人的综合能力要求如此之高。一位女性在育儿期间获得的综合能力，不论在哪里工作都能派上用场。倘若真有哪个岗位用不上如此宝贵的综合能力，别犹豫，跳槽就行了。现在，人生越来越长，育儿时间越来越短。一定存在这样一个职场，能够让她在完成育儿之后，重返马力全开的工作模式。如果一家企业、一个组织任由她困在“妈咪轨道”上逐渐贬值，也不允许她挑战新的职业生涯，那么，这家企业、这个组织必然没有未来。又或者，能够让她一展身手的地方不是企业，而是社区或NPO。可能在这些地方工作更有社会参与感，能带给她更多的生机和活力。职业顾问福泽惠子 ? 【福泽惠子就是第一章提到的早稻田大学《我们的应聘手册》的创立者和编辑之一。】 将这种不在企业中谋求晋升，而是在“After Five” ? 【“After Five”指下班之后的业余时间。】 的场所一展才能的发展方式称作“横向发展”。这样，不仅收入来源将会变得多样化，而且生活的根基和自我认同也会变得多样化。这也是一种良好的风险分散方式。
思考如何工作，就是思考人生的资产负债表。听起来有些矛盾的是，正是拜各种歧视所赐，今天的女性得以更加中正平和地审视自己的人生资产负债表。
后记
今年7月，我也正式迈入了“老年人”的行列。就在前几天，我收到了政府寄来的“照护保险一号被保险者证”。就算真的如樋口惠子所说，现在是个“人生百年时代”，我的人生也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或许正因为如此，最近回顾这个时代的著作越来越多了。 ? 【上野千鹤子、荻野美穂、西川祐子著《在女性主义时代生存》（『フェミニズムの時代を生きて』，東京：岩波現代文庫，2011年）。上野千鹤子著《女性的思想：我们，不会忘记你》（『〈おんな〉の思想 私たちは、あなたを忘れない』，集英社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2013年）。】
“世道怎么这个样子，实在讨厌。”年轻时，我时常这么想。“老头子们，真烦。”这种念头也时不时地冒出来。不过等我回过神来，发现我也已经上了年纪，被更年轻的后辈逼问：“到底是谁把世道搞成这个样子的？”现如今年纪已到，面对年轻人的逼问，我确实没什么托词。
是我们造成了核事故。是我们污染了日本列岛。我无法阻止、无法防范这些灾难：我就是同谋，我就是共犯——对不起。
是我们对女性处境不断恶化坐视不管。是我们制造了一个年轻女性不想生孩子的社会。虽说为了对抗恶化的现状，我也尽了一点儿绵薄之力，我曾说过，在这种世道下想生孩子才是奇怪的想法——这条预言后来也的确应验，但我的这点儿反抗力量还是太绵薄了。不，与其说是绵薄，不如说是彻底无力。我无法阻止、无法防范这些灾难：我就是同谋，我就是共犯——对不起。
说句实在话，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向年轻的女性道歉。
但大家都明白，现在年轻的女性，也终将青春不再。
最近遇到40岁左右的女性，我总是这样说。
40岁是人生的转折点。仍在蒸蒸日上，衰老也确确实实。虽说还能继续奋斗20年。但20年后，她们一定又要被更年轻的后辈逼问：“到底是谁把世道搞成这个样子的？”
而20年的时间又是如此白驹过隙。
这本书的写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自不必说，去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和今年7月的参议院选举过后，这个担子就更重了。
为什么呢？不管怎么讲，日本政治都正朝着对女性不利的方向发展。这并非因为女性不曾发声。从各种民意调查来看，女性早已清晰地对核电问题和宪法问题表明态度，但女性的态度似乎从未反映在政治上。
我正在把自己在各种场合所说、所写全部整理起来。我想准确地记下日本女性生活在什么样的现实中。一旦下笔，再难停笔，一章接一章，一口气写了12章。
本书主要讨论《均等法》颁布至今的近30年，也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30年。我认为对于女性来说，劳动问题和雇佣问题无疑是这个时代最深刻的问题，本书因而聚焦于此。换句话说，没有工作，就没有饭吃。养得起家庭主妇的男性急剧减少。这并不是因为女人抢了他们的饭碗，而是新自由主义者的错。如果非要恨，不要恨女人，去恨那些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罪犯吧。
这30年与我参加工作后的30年人生几乎完全重叠。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评论，也绝不仅仅是一份研究。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在这个时代中，我有时怒，有时笑，有时被算计，有时也抱憾。
《均等法》颁布时，我在一所女子短大当教员。当时，我首先开设了女性学的课程。在课堂上，我对大家说：“各位，《均等法》昨天在国会通过了！”……不过，我不得不补充一句：“和在座的各位关系不大。”那种悲凉的感觉我至今无法忘怀。当派遣劳动者和合同工被随意解约时，我禁不住想：来了，这一天终于来了。为了废除结婚离职制度、30岁离职制度，女性劳动者前辈们进行过无比艰苦的斗争。今天她们的成果毁于一旦了。资方在劳动者面前总是占尽先机。随着“总评”解散、“联合”成立，我痛苦地意识到，轰轰烈烈的日本战后劳工运动终于走向了终结。因此，这本书也是我对这个时代的一份证言集。
女权主义高扬“女性也要走出家门去工作”的旗帜。“让女性去工作”同样是新自由主义的意图之一。于是女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抱着同一个目的，进入了短暂的蜜月期。但女权主义者万万没想到的是，新自由主义给女性提供的竟是如此一种劳动方式。女性要么抛弃家庭和孩子，选择一种和男性一样的工作方式；要么抛弃稳定的雇佣关系，成为一次性的灵活劳动力。《均等法》的出台，实际上是逼迫女性进行选择的第一步。但对于那时的女性来说，左右为难才是她们真正的心里话。
另一方面，女权主义也要求“男性也要承担家庭责任”，但这条呼吁完全石沉大海。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她的新书《向前一步》 ? 【シェリル サンドバーグ著(2013)『リーン イン――女性、事、リーダーへの意欲』，日本経済新聞社。［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美国计算机领域经营企业家、Facebook首席运营官和第一位女性董事会成员。她的著作《向前一步》俨然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圣经，而Lean In也就成了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代名词，相当于本书所说的“胜间路线”。原书：Sheryl Sandberg,Lean In:Women,Work,and the Wil to Lead,New York:Knopf,2013.中文版于2014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中写道：女性早已活跃职场多年，但不论在职场中还是在家庭中，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始终不曾改变。读到她的文字，我意识到原来美国也是如此。桑德伯格随后指出，重要的是男性做出改变：只要男性不承担家庭责任，女性的工作方式就不会改变。可是，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桑德伯格本人在产下幼子之后也没有得到丈夫的照顾，她依靠保姆才渡过了这一难关。现在，Facebook正在推行下午五点半下班的制度，但她在书中并没有提到她的丈夫是否也能五点半下班回家。
我在20多年前的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曾经预测，职业女性的家务和育儿负担，并不会转移到机会成本极高的丈夫身上，而是会由外包、商品化以及机械化的力量分担。现在看来，这个预言已经应验。
与经合组织内的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男性参与家务劳动的时间最短。有人认为，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日本男性的工作时间相比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男性工作时间都要长。所谓日本父亲不承担家庭责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完全是一派胡言。在我看来：首先，日本男性没有这个意愿；其次，企业也不希望日本男性这样做；最重要的是，日本妻子也并不这样要求他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日本的妻子们从不想为了家庭而牺牲丈夫的事业。正因如此，日本女性只能反过来委屈自己，于是她们把不满和怨恨都积累在育儿过程中。我亲眼见过无数年轻女性在如此纠葛中与丈夫日益水火不容，乃至最终分道扬镳。
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作或家庭”的选择题已经变成了“工作和家庭”的必做题。这意味着女性的选项变得更加狭窄，负担变得更加沉重。不过，男人们依然只能从“工作或工作”中进行选择。与工作相比，家庭的价值完全微不足道。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结果。日本社会既不想在孩子们身上花钱，也不想在孩子们身上投入人手。日本社会在表面上“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实则是一个仇视孩子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难怪女性都无意生育下一代。
《文学界》 ? 【《文学界》是由文艺春秋发行的月刊杂志，主要内容是纯文学。《文学界》与新潮社发行的《新潮》、讲谈社发行的《群像》、集英社发行的《昴》、河出书房新社发行的《文艺》并称“五大文艺杂志”。】 杂志是一个为自由表达、自由书写提供空间的媒体。可我为什么会在《文学界》投稿呢？在每期的文学作品中，我那些艰深难懂的稿件连载似乎显得格格不入。打开杂志就会发现，只有我的稿件密密麻麻，全是汉字，与其他版面对比起来充满违和感。不过，文学也是从同时代的现实中诞生的，绝不是与社会无关的东西。当然了，也同样有很多读者期待我的连载。当时，是主编田中光子拍板接受我的稿件。不愧是作为女性主编的英明决断。最近不仅是《文学界》，《世界》还有《新潮45》之类并非“女性杂志”的杂志社中，女性主编越来越多。就这一问题，在稿件连载期间，我接受了一位记者的采访。“那是因为杂志本来就在走下坡路吧。”“正所谓遇到麻烦事，就找女人来解围。”听到我一如既往的毒舌，田中主编却赞同地说：“确实如此。”这么说来，我发现弱小政党的领袖似乎往往是女性，安倍政府也总是把女性当作救火队长使用。
虽说如此，女性能够一展身手的空间越来越大也是事实。只有身居高位、乾纲独断，才能有权拍板：“就这么干！”桑德伯格也说过，位置升得越高，工作越是好搞。顺便一提，当初是两位年轻的女编辑拍板，决定让我做这个项目。她们是衣川理花和鸟岛七实。她们二位都是东京大学的优秀生，也都是我的研讨班学生。现在，她们在文艺春秋这家名企就职，也受了不少“爹味企业”的文化冲击。“事到如今还说什么？之前你不知道吗？”听她们二位的抱怨，我起初挺想说她们两句。不过，越听越发现，我想得还是太简单了。
说实话，我还真没想过文艺春秋会出版我写的书 ? 【我从文艺春秋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与辻井乔先生合著的《后消费社会的未来》（『ポスト消費社会のゆくえ』，文春新書，2008年）。当时的负责人也是一位名叫河村容子的女性编辑。】 。当然，我肯定没有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是文艺春秋早已悄然改变。最重要的是，他们聘请了女性编辑。正是由于女性在其中努力生存了下来，才带来了出版社今天的改变。文艺春秋，您能够出版我的书，真的十分感谢。
后来，鸟岛编辑因工作调动，不再负责本书的编辑工作。同样毕业于东京大学的丹羽健介编辑加入进来，于是本项目成了一个“男女共学”的团队。丹羽编辑向我坦白，他在东大时也参加过我的研讨会，只不过半路知难而退了。这次，丹羽编辑想要一雪前耻，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他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出了很大力。
回归正题。不管在怎样的世道之下，女性都必须顽强地生存下去。
比起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要优先选择自己的生存。在我看来，时代终于到了逼迫人们做如此抉择的时候了。
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把无辜的人民推向战争深渊；现在的日本政府尸位素餐，以致海啸和核事故的灾难。在这些灾难之后，男人们或者推诿争斗，或者茫然自失。看看吧！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拉着老人，努力逃生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女性。想方设法填饱孩子们的肚子、寻找避难所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女性。
最近，如果遇到和年轻人谈话的机会，我已经不和他们说什么“你们担负着日本的未来”之类的话了。正如之前所说，日本早就成了一艘泥巴做成的船。正如敏锐的小动物们纷纷逃出沉船一样，你们也快快逃生吧。与舰同沉是船长的责任，你们不需要一同殉葬。这个国家不值得你们做什么。相反，你们快逃吧，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活下去就好。不管你们怎么做，不管你们在哪里，充满活力地活下去就好。如果我有亲生儿子或者亲生女儿的话，我一定也会这样劝告他们，而不是任由他们困死在这片土地上。
我们这些造成核事故的罪人，没有资格要求年轻人留在这块被污染的土地上，让他们继续养育他们的子孙。
是啊。事到如今，怎么可能拉下脸来，向年轻人做出这样的请求（不过，还真有些厚颜无耻之徒要求那些离开家园避难的人回到被核污染的土地上，要求重新开启核反应堆）。这就是报应。对于“把世道搞成这个样子”的罪人的报应。
但是，如果你不能逃离，或者你不想逃离的话……请务必谨记弱者的抗争。即便是官邸前的游行示威，即便是不受欢迎的女权主义，这些绵薄之力或许真能为世界带来些许改变。“当年你在哪里？你在做些什么？”你想面对儿孙这样的质问吗？如果不想，那就请做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斗士。
而我，只能为诸君的生存作战祈福了。
上野千鹤子
2013年盛夏
译后记
经过近一年的翻译、审校和修改工作，《女性生存战争》中文版终于要交给读者批判了。这本书篇幅不长，也并不是艰深难懂的学术著作。但正因如此，这本书的实践意义将远大于其理论意义。
自1985年日本政府颁布《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至本书在日本出版的2013年，近30年的社会变迁构成了这本书的叙事语境。本书介绍了这三十年间日本女性在教育、就业、婚恋、生育、照护等方面直面的种种挑战，同时系统地探讨了性别、新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书的主要内容来自上野千鹤子在不同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演讲稿，这些针砭时弊的文字时常夹杂着作者的嬉笑怒骂。本书基于性别视角写就，又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深度，还是一部容易阅读的“轻学术”著作，填补了中文性别研究著作在这方面的空白。
1970年，随着反越战和左翼学生运动气氛高涨，参与运动的女学生逐渐体会到了根植于新左翼运动“日常”中的矛盾：即便在激烈的学生运动中，女性依然需要遵循性别劳动分工。1970年10月21日（日本的“国际反战日”），一队女性在东京游行中高喊“女性解放(ウーマンリブ)”的口号，自此拉开了日本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序幕。田中美津、榎美沙子、秋山洋子、上野千鹤子、井上辉子等人纷纷加入日本第二波女权运动的浪潮中。
本书前三章介绍了日本第二波女权运动的两项成果《男女共同参画基本法》和《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的历史意义和评估。审校者有幸作为一名学生，聆听过上野千鹤子老师为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性别专业硕博生开设的课程（2015年10月到2016年1月）。当时，上野老师选用的教材正是这本刚出版不久的《女性生存战争》。除了上课，我们还要求参加了一场由日本学术会议组织的研讨会。这场研讨会的题目是“均等法这只丑小鸭长成白天鹅了吗”。《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自1985年颁布后，历经数次修改，变得愈加完善，被外界戏称为“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但是，就像作者在本书第三章“劳动大爆炸”中提及的现实问题：1985年以后，日本政府逐渐放宽劳动力管制，拉大了社会差距，特别是拉大了女性之间的差距。一方面，有部分女性走向综合职岗位，另一方面，大量女性进入劳务派遣领域，成为临时工、合同工、承包工、兼职等非正规雇员。换言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化问题逐渐凸显。这次研讨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尽管《均等法》颁布实施已有30余年，日本女性的就业状况并没有改善。而这一结论也印证了当初反对立法的妇女团体的担忧。南希·弗雷泽(Nancy Frazer)指出，有人利用女权主义对“家庭工资模式”的批评，为“弹性资本主义”赋予正当性，女权主义因而沦为了新自由主义的“婢女” ? 【Fraser,Nancy.“How feminism became capitalism's handmaiden - and how to reclaim it”（《女权主义如何沦为资本主义的婢女》），The Guardian,30th June 2013,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oct/14/feminism-capitalisthandmaiden-neoliberal】 。日本反对《均等法》立法的妇女团体早已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比南希·弗雷泽早了几十年。
1992年，丽贝卡·沃克(Rebecca Walker)在杂志MS.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成为第三波》的文章，标志着第三波女权运动的开端。第三波女权运动试图超越第二波女权运动中存在的对阶级、种族、性少数的偏见。日本较少讨论第三波女权运动，本书正好补全了日本第二波女权运动到第四波女权运动（2010年左右）之间30年间的女权运动的历史。而这30年也是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30年。作者从性别研究和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新自由主义改革对性别的影响，令人耳目一新。具体来说，第四章从宏观角度分析新自由主义改革如何导致少子化问题产生；第五章和第六章作者通过母女关系这个巧妙的微观视角，展示了女性是如何利用代际间策略应对新自由主义改革导致的“女女格差”，以及女儿的双重负担。
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改革也拉开了社会整体差距，还有一部分人从既得利益集团中跌落。第七章、第八章作者介绍了“男性败犬”，并且详细记述了亲身经历的保守逆流下女权运动受挫的历史。另外，作者第九章解答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下女性是否受益”这个提问。第十章、第十一章针对经济学家川口章在其著作《性别经济差距》的主张（性别歧视对企业来说是“经济合理”的行为）进行了质疑和批判。
正如开头所说，《女性生存战争》是一部通俗性大于学术性的著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抽象的理论阐述并不多见。但正是这一特征，使得本书的翻译工作要比一般的学术翻译更具挑战性。“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 ?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41页。】 上野千鹤子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具体的日本社会，这个社会由政治、经济、法律、道德、习惯等诸要素构成，这些要素的背后又有各自的历史和权力结构。这个诸要素构成的整全总体就是日本女性的“生存战场”。对于日本读者来说，本书之所以通俗易懂，就是因为作者直接呈现了这个熟悉的、整全的世界，而非用理论将其分析得七零八落，但是反过来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作者对具有各种要素的日本社会描述可能成为阅读和理解的障碍。为了让中国读者能够通过文本，走进这个丰富的总体，从而感性地理解日本女性的处境，译者必须替读者扫清障碍。
这个工作的主体部分并非翻译本身，而是译者注。译者为人名、著作、法律、制度、语言表达等可能构成理解障碍的内容加入了尽可能详尽的注释，审校者也逐条审阅、修改了这些注释，为其准确性和可读性保驾护航。本书约18万字，其中1.4万余字都是译者注。在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译者时常扪心自问：加入如此多的注释，是否有画蛇添足、喧宾夺主之感？做得越多，出错的可能性是不是越大？但译者的责任不仅是翻译文本，更是转换语境。译者的目标就是让读者能够在译者注的帮助之下“无痛”阅读这部著作，走进日本女性的生存战场。如果读者觉得阅读本书的体验还算轻松，不会被不断冒出的新名词打断思路，那么译者和审校者就不会在乎“喧宾夺主”或者“画蛇添足”的批评了。这些冗长的脚注难免出错，请各位师友、读者批评指正。
其次，在文字方面，译者尽量保持了原文口语化的文风，对于能够直译的部分，译者尽量保持原文原意；对于谚语、俚语和文字游戏，译者或将其替换为含义一致、语气相同的汉语俗语，或者按照原文形式编排新表达。因此，有些地方矫揉造作，有些地方语气古怪，也请大家多多包涵。
最后，是专有名词的翻译。这是一部女权主义著作，涉及诸多性别研究领域的专有名词，尤其是性别相关的日本法律、制度等。很多名词都是在本书中首次译为汉语，缺乏参考。在专有名词方面，译者秉持以下原则：如果原文为汉字表记，且不影响中国读者理解，或有特殊含义的，则保持原有汉字；如果原文为汉字，但中国读者无法理解或容易产生歧义的，则在尽量保留原有形式的前提下进行翻译；原文为外来语的，则参照词源语言的标准译法进行翻译。审校者在这方面投入了巨大精力，运用专业知识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但时间紧任务重，出错难免，不足以成为以后译者的参考，希望大家多多指正。
由于学科背景不同、语言表达习惯也有差异，译者和审校者在翻译审校过程中吵吵嚷嚷，热闹非常。在这里我们互相致敬、互相致谢，也希望我们的工作不会为上野老师的著作拖后腿。
我们必须感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陈雁教授。陈教授为我们提供了这次宝贵的机会，让我们，尤其是名不见经传的译者有幸翻译上野老师这部重要的著作，我们无以为报，只能尽全力保证翻译质量，不辜负陈教授的信任和托付。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日语语言文学系的艾菁老师、大学英语教学部的夏威老师为译者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和指导，译者在这里衷心感谢二位老师的教导之恩。译者的父亲郭建斌先生是从业30余年的老编辑，他审阅了全稿并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校对和修改。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没有他无私的工作和译者母亲张桂峡女士的支持，没有他们的生产劳动和再生产劳动，这部译稿不可能与各位见面。译者、审校者的同学、朋友也群策群力，为本书的细节出谋划策，限于篇幅，无法一一提及，在这里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用鉴湖女侠秋瑾的诗句作结，诸位共勉！
郭书言 李亚姣
2022年9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