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月经这种常见现象早已因为会引发焦虑性幻想而成为女性的困扰。尤其当我们进一步发现焦虑和性密切相关时，便更加认同这一点。我们的经验不仅来自于对个案的分析，而且还来自于人种学研究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存在着这种焦虑性幻想，原始人[47]的禁忌证明了男性会对女性产生恐惧感，确切地讲，这种恐惧主要指向月经现象。通过对女性进行精神分析，我们发现，月经来潮会激发女性内部的主动、被动特征的强烈冲突和幻想。虽然我们尚且不够了解这些幻想及女性对此体验的重要性，但它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实用的工具，使我们能够在治疗中干预种种心理性和功能性的月经失调。但需要强调的是，人们很少注意到，失调现象不仅会在月经期间出现，而且在月经开始之前的几天更容易出现。通常情况下，人们都能感受到这些失调，它们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紧张感，例如感觉受到沉重的压力、打不起精神，或者有被贬低感、自轻自贱，以致严重的压抑感和抑郁感。这一切感受通常都混杂着易怒或焦虑情绪。人们往往认为这些情绪波动是正常现象，而不属于真正的月经失调。这种情况通常是在健康女性身上出现，而且人们往往很难发现其中的病程发展。此外，人们也几乎不会将它们与心理失调或转化的歇斯底里症联系起来。
这显然无关乎对月经来潮的幻想的详细阐释，它们或许真的能够转化为月经失调，但随着出血带来的解脱感，它们往往就弱化了。对于月经的这些联系，有些女性会感到非常诧异，她们在解释出血带来的解脱感时，坚称这一切痛苦只是生理过程所引发的错觉而已。这种理论——即认为这些情况与出血及其解释没有关系——的另一种支持因素，就是在首次月经来潮前，它们会频繁出现。换句话说，就是在与预期的出血没有潜意识的联系时出现。我们之所以可以类比月经的心理过程与生理过程，恰恰是由于月经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出血现象。
而内科医生与我们不同，他们习惯于从生理角度进行诊断，因此很少关注月经前的紧张，因为他们知道，整个事件的基本过程——或许是最基本的过程——是在出血之前出现的，他们更容易认同心理压力源于生理因素这种普遍观点。
对这些情况进行简要的回顾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大约在两次月经中间，一个卵细胞在卵巢中成熟，周围的薄膜（卵泡）破裂，如果出现受精情况，卵细胞就会通过输卵管进入子宫并着床。卵细胞会存活两个星期左右，期间随时准备受精。同时，破裂的卵泡会变成脂肪黄体素，从功能上讲，这种黄体是一种内分泌腺，换句话说，它的分泌物相当于一种提纯物质，被称为“雌激素荷尔蒙”，因为它能够引起发情周期，从试验来看，即使摘除了老鼠的卵细胞，这种现象仍然会发生。这种雌激素荷尔蒙会对子宫产生下述作用：使子宫内的分泌粘液膜出现类似怀孕时的变化，换句话说，整个分泌粘液膜变成海绵体并充血，子宫内腺充满了分泌物。假如没有受精，粘膜表层便会脱落，为胚胎发育而聚集起来的物质就会被排出，死卵细胞会随着经血排出。同时，又开始新一轮分泌粘液膜的生长过程。
此后，雌激素荷尔蒙的功能依然存在，其他生殖器官的充血情况会加剧，例如经常出现的乳房增大，这种情况甚至在月经来潮之前就会发生。而且，血液、血压、新陈代谢和体温受荷尔蒙影响而产生的变化都是可以测量的。根据这些影响的程度来看，女性生活中这种重要周期的生物学意义，就在于每月为生殖过程做准备。
从本质上讲，这些生物学知识完全没有涉及月经前紧张的特定心理因素，但我们依然有必要了解它们，因为某些心理过程与这些生理过程是同时发生的，或者是由这些生理过程而产生的。
基本上，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观点，生物学研究早已证实了上述过程中会出现性能量增加的情况。我们在动物身上也能清楚地看到这种两个过程同时发生的现象。荷尔蒙之所以被命名为“雌性激素”，恰恰是因为这种联系。我们认同哈威洛克·艾利斯等著名研究者的观点，他们假设人类女性在性能量增加的同时，也存在着与之一致的心理过程，因此，女性有必要理解自身性能量紧张增加的问题，但由于文化所限，这个问题并不容易理解。换句话说，只有在满足了基本本能需求的前提下，才能够轻易地理解这个问题。如果由于内部因素或外部因素而无法满足这种需求，那么就很难理解这个问题。在健康女性身上，也就是说，在那些心理性欲（psycho-sexual）发育得相对稳定的女性身上，我们也发现了这样的联系。当她们的性生活能够得到满足时，月经失调现象也就随之消失了，当性生活无法得到满足或因外部因素而受到挫折时，这种现象就会复发。通过研究引发紧张情绪的心理机制，我们发现，这些女性研究对象由于某些原因而无法应对挫折，只会产生愤怒的反应[48]，她们无法将这些愤怒——哪怕一部分愤怒——指向外界，而只能指向自己。
在因情感压抑而产生不满情绪的女性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加严重的症状和更加复杂的机制。我们由此发现，虽然她们失去了一部分活力，但依然无法维持稳定的平衡。而性能量一旦增加，这种失衡就会表现得更加明显，并引发退行现象，在这一点上，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现，整体上来说就是一种早期反应的再现。
临床观察研究证实了这些观点，对此几乎毫无争议。但我们依然有必要检查这种因果关系是否受到了某些条件的限制，因为，虽然经前的紧张——特别是那种不太强烈的紧张——会经常性地出现，但出现的次数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么多。它们甚至并不会在各种神经症中体现出来。为了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有必要考虑种种神经症中生殖性能量汇聚这一典型现象及其阐释与经前紧张是否出现之间的联系。这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个案中的某些情况。而这个问题就是：经期紧张真的源于这种性能量的增加吗？
事实上，我们对心理事件受到的影响考虑得并不全面，我们忽略了很多在生理上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我们必须牢记，性能量的增加为受精提供了生理准备，而基本器官的变化则为怀孕提供了准备。
因此，我们要问：女性是否有可能无意识地知觉到这一过程？怀孕的生理准备是否有可能存在精神层面的表现？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的经历。根据我的观察，这种可能性显然是存在的。T患者自述在月经来潮之前，她梦中的色彩总是红色的，有着非常强烈的感觉，自己似乎处于邪恶和罪恶的重压之下，身体也变得又丰满又沉重。开始出血后，她很快就会轻松下来，经常会产生一种得到了孩子的感觉。她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些经历：她在家中排行老大，有两个妹妹；她的母亲是个强势的人，喜欢与人争吵；她的父亲对她温柔体贴，像个绅士一样。她和父亲一起旅行时，经常被误认为是夫妻。她在18岁时与一个大她30岁的人结了婚，这个人的内在和外在都酷似她的父亲。他们一起度过了几年幸福时光，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性关系。在那段时间里，她非常不喜欢孩子。后来，她逐渐对自己的婚姻和生活环境感到不满，同时也变得不再那么讨厌孩子。此后，她决定出去工作，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在护士学校的教师与助产士这两种职业之间选择了前者。在多年的任教生涯中，她对孩子表现出特别的爱，但当她意识到这些孩子并不属于她的时候，她又开始厌倦这份工作。除了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外，她始终在性方面十分保守，甚至抵触性欲望，当时，她关于子宫的幻想并不是怀孕，而是认为自己长了纤维瘤，必须切除子宫。她的性欲望似乎只是在无法满足拥有孩子的愿望后才变得强烈起来。我希望这些极其零散的描述能够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案例中，对孩子的渴望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压抑。从她的神经结构来看，她有着强烈的母性和稚气，总之，这种神经结构是普遍式核心问题的一种表现。
关于这个案例，我不想探讨这种想要孩子的愿望因为什么得以强化，又是什么引发了强烈的压抑感。案例中的事实令人深思，它们足以证明，与其他性质类似的案例相同，在这里，想要孩子的愿望由于原本就与破坏性冲动存在着联系，从而引发了过度的焦虑感和内疚感。
假如这种压抑发展到极端地步，那么就会造成彻底放弃拥有孩子的念头。根据我的分析，这些念头与其他神经结构没有任何交集，那些出现经前紧张的人强烈希望有自己的孩子，但同时又会出现强烈的抵触情绪，以至于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我们对此感到诧异，并且由此做出这样的假设：当机体准备孕育孩子时，想要孩子的愿望就会从压抑状态重新被调动出来，但这种愿望并不坚定，因此又会导致心理失衡。在月经前，会频繁出现暴露这种矛盾心理的梦境。但是，我们需要更加精准的检测结果，才能证明这种情况与某些体现母亲身份的梦境相巧合的频率有多高。例如，这些患者会有规律地出现经前紧张，也就是强烈地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但又害怕这种愿望真的实现，因此对于性行为、照顾婴儿等事情感到焦虑；还有一些女性由于害怕分娩时死亡，从而抵触想要孩子的强烈愿望，她们同样会出现这种紧张情绪。
在我看来，在那些充满了矛盾的生育愿望，但会真实发生怀孕和生育的案例中，很少有规律地出现经前紧张。对此，我想到了很多女性，在她们的生活中，母亲身份起到了明显的重要作用，但她们也会以种种形式表现出上述这种无意识的矛盾心理，例如晨间生病、分娩时虚弱，或者对孩子过度保护等等。
在此，我想以非常谨慎的态度来总结一下我的观点。当现实经历强化了生育孩子的愿望，但这种愿望因为种种原因而几乎无法实现时，紧张情绪显然就有可能出现。我认为，通过观察一个充满母性但又具有严重矛盾的女性，就可以发现性能量的增加其实并非问题的原因。即使她的性生活非常满足，但她依然承受着经前紧张这种失调状况。此时，生育孩子的愿望虽然依旧强烈，但因为一些原因的强烈干扰而不得不落空。她的乳房在经前变得非常丰满，在这段时间里，她总会谈论有关生育孩子的话题，有时候，她也会想到避孕手段可能带来的影响和伤害。
还有一种现象我尚未进行深入探讨，这一现象表明，在通常情况下，性能量的增加确实诱发了经前紧张，但并非其根源。我还要提到与月经来潮相伴而至的明显的解脱感。由于整个经期都会持续出现性能量的增加，因此这个观点无法解释紧张情绪的突然缓解。但月经来潮使得怀孕的幻想被终止，就像T患者所说的，“得到了孩子”。不同的个体可能有着极为不同的心理过程。在上述的一个案例中，表现出明显的牺牲倾向，案例中的女性在月经来潮时会认为这种牺牲是受到了上帝的认可。同样，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紧张情绪之所以得到缓解，有时是因为以月经来潮为主的幻想得到了无意识的满足，有时是因为超我得到了放松，因为强烈抗拒的幻想已近尾声，它们随着月经的开始而消失便成了既定事实。
总而言之，根据上述的各种观点，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为怀孕而准备的生理过程直接缓解了经前紧张。现在，我已经非常确信这种联系，甚至当遇到失调状况时，我可以预判疾病与个体性的关键部分出现了与生育孩子的愿望有关的冲突，而且，对于这种预判，我很有自信。
关于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与妇科角度的区别，我想再次做出界定。我们并不是在解决一个基本的弱点，一个可能导致对女性的偏见的因素，而是认为女性周期中的一个特定阶段意味着某种压力，而只有那些对于母亲身份怀有强烈的内心冲突的女性才会面临这种压力。
我相信，对女性来说，母亲身份有着远比弗洛伊德的假设更加重要的意味。弗洛伊德坚称，生育孩子的愿望“绝对属于自我心理学范畴”[49]，由于缺少阴茎而引发的失望感会让这种愿望成为一种次要的存在[50]，也就是说，它并不属于主要的本能。
我的看法则相反，想要获得阴茎的愿望确实可能让生育孩子的愿望变得强烈，但后者本身却是主要的，它有着根深蒂固的生理学基础。只有经由这一基础，我们才能理解对于经前紧张的观察。其实，我也认为，这些观察刚好表明了生育孩子的愿望能够满足弗洛伊德关于“内驱力”的假设的一切条件，因此，与母亲身份有关的内驱力表明了“连续流动的生理刺激的心理表现”[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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