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目标
二、方法
三、范围
四、分期
这一系列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这就是把《泄露内情的首饰》的寓言写成历史。
边码：101
饶舌的性是我们社会的众多标志之一。性既受到约束，又急于表白，一旦我们碰上它和拷问它，它的回答就会滔滔不绝。终于有一天，一种有着美妙隐身法的机制逮住了这个多嘴多舌的性。它让性在快感与强制、赞同与审查的混同中说出了自我和他人的真相。长久以来，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芒戈古勒君主的王国里：深受一种对性的巨大好奇心的折磨，执著于质询它，不知满足地倾听和敦促性的自我表白，并且善于发明一切可以强迫它保密的魔戒。好像最根本的是，我们能够从我们自己身上获取这小不点儿，不仅包括快感，而且还有认知，以及二者之间微妙的相互作用：快感的认知、认知快感的快感和快感—认知。好像我们寄居其中的这个异想天开的动物有着非常好奇的耳朵、非常犀利的眼睛。能说会道的舌头和敏捷的思想，就是为了慢慢地认识性，一旦我们稍微挑逗一下性，它就完全能够说出性来。西方世界要求不停地探询我们每个人与我们的性之间的真相：因为我们的性无法把握真相，所以我们要从它身上获得它的真相；此外，因为我们的性把我们的真相藏在暗处，所以要让它向我们说出我们的真相。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性是被隐藏起来了？它是否被花样翻新的羞耻感回避了？或者是被资产阶级社会的阴暗要求掩盖了？相反，它是活泼的。几百年来，它已经占据了伟大的“认知意志”的中心。认知意志是双重的，因为一方面我们被迫从我们的性中认识它究竟是什么，而另一方面从我们身上认识性究竟是什么，这又是可疑的。
边码：102
在几个世纪中，我们喜欢向性提出我们是什么的问题。但是这不是向性—自然（生物机体的要素、生物学的对象），而是向性历史、性意义或性话语探询。我们置身于性的影响之下，但不是在“物理学”的影响之下，而是在“性逻辑”的影响之下。这里，我们一定不要弄错：在一系列二元对立（身与心、肉体与精神、本能与理性、冲动与意识）的支配下，性似乎被传递到一个毫无理性的纯粹机制之中，但是西方世界不仅把性纳入理性领域之中，因为性是不起眼的，从希腊人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这些“战利品”了，而且还几乎让我们的一切（我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个体性、我们的历史）在色欲逻辑的影响下自行其是。既然其目的在于了解我们是谁，那么这种色欲逻辑对我们就是万能钥匙。数十年来，遗传学家们不再把生命理解为一个天生具有奇特的自我繁衍能力的组织。他们在生育机制中发现了这种与生物学有关的组织：它不仅仅是生物的母体，而且是生命的母体。然而，许多世纪以来，无数研究肉体的理论家和实践家都是用非“科学的”方法把人塑造成为既专横又明智的性的产物。这样，性成了理解一切的根据。
边码：103
还需要提出以下问题：为什么性是如此秘密的东西？是什么力量如此长久地让我们对性三缄其口，最近才勉强松松紧箍咒，允许我们从性压抑出发质疑性？事实上，这个在当代经常重复的问题，只是用最新的形式重复了确认性和规范性这个重要的和古老的问题：真相就在那儿，请你们去那儿发现它。它在滚滚的冥河（Acheronta movebo）之中：这是古老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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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码：104
你们聪明、学问高深，
你们知道万事万物
何时、何地、怎样联为一体
……你们这些伟大的智者，请告诉我它究竟是什么
请告诉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请告诉我何时、何地和怎样
为什么相似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1)
因此，最好先问：这一命令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折地追逐性真相呢？
在狄德罗的笔下，好精灵居居发从口袋里的几个小玩意（圣谷、小铅塔和发霉的糖果仁）之间摸出一个小小的银戒指，转动它的宝石镶框，就会让我们碰到的性说话。他把这个银戒指给了一位好奇的苏丹。我们想知道什么奇妙的戒指给我们带来了同样一种力量，它被戴在哪位主人的手指上；还有，它允许或要求什么样的权力游戏，对自己的性和其他人的性而言，我们每个人又怎样能够成为一个既好奇又冒失的苏丹呢。只有当这个魔戒、这个首饰让别人说话时，它才会泄露真情的，但是对自己的机制却是口风甚紧的，因而最好是让它说起来没完。我们必须谈论它。我们必须写出这一求真意志、认知意志的历史，很多世纪以来，它现在才让性反映出来：这是有关固执和顽强的历史。因为我们是这样执著，我们在可能的性快感之外又向性要求什么呢？是什么耐心或贪欲促使我们把性变成秘密、无所不能的原因、被掩盖的秘密和连续的恐惧呢？为什么发现这一艰难真相的任务最终又会反过来要求我们解除禁忌和松开羁绊呢？是不是这一工作太过艰难，以致我们必须顽强地坚持这一承诺呢？或者，是不是性知识的获得是要付出高昂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伦理的代价，所以为了征服每个人，我们必须自相矛盾地让他确信已获自由？
边码：105
好吧，为了明确以后的研究，让我们先就目标、方法、范围以及大家暂时会同意的分期作一般的说明。
一、目标
为什么要进行这些研究呢？我深知在上面的分析中尚有不明确之处。它很可能会否定我提出的十分详细的研究计划。我多次说过，西方社会最近几个世纪的历史没有表明权力的作用本质上是压抑性的。我已经强调过要把压抑概念排除在外，而且对别处在欲望理论的层面上对性压抑的更彻底的批判假装不知道。性没有遭受“压抑”，这其实不是一个新看法。很久以前，心理分析学家们就说过这种话。他们拒绝人们谈起压抑时就情不自禁地想象出那个简单的小型机制；对于他们来说，一种必须被控制的反抗能量的观念不适于用来解释权力与性欲相互连接的方式。他们认为权力与欲望相互联系的方式，比一种不断地从下面升腾上来的野蛮的、自然的、活泼的能量与一个力图从上面阻碍它的秩序之间的相互作用要更加复杂和根本。因此，他们认为不要以为欲望之所以被压抑，就是因为法律是由性欲与确立性欲的匮乏构成的。只要有性欲的地方，那里就会有权力关系，因此，要在权力关系确立之后出现的压抑中揭示权力关系，只是一种幻想；而探寻权力之外的性欲，则是虚荣心在作祟。
边码：107-108
然而，我一直用一种混乱的方式来说明问题，一会儿谈“压抑”，一会儿说“法律”、禁忌或检查，好像它们是同等的概念似的。因为固执或马虎，我没有认识到所有可能区分出它们的理论内涵或实践内涵的东西。而且，我认为人们有理由对我说：当你不断地谈及积极的权力技术时，你是在两头讨好；你把你的对手们都当成最软弱的人了，而且，在讨论惟一的压抑时，你一再想让别人相信你已经摆脱了法律问题；然而，你却从权力—法律的原则中得到了关键的实践结果，也就是说，人们回避不了权力，它一直存在着，构成了人们企图用来反对它的东西。为了批评权力—压抑，你从这一观念中保留了最脆弱的理论要素；为了保存权力—法律供自己使用，你从这一观念中保留了最缺乏意义的政治后果。
以下进行的一些研究不是要提出一套有关权力的“理论”，而是对权力的一种“分析”：我指的是，界定权力关系形成的特殊领域，确定用来分析它的各种工具。然而，我认为，只有界定清楚权力关系的领域，摆脱一种被我称作“司法的—推理的”——等一下，大家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称呼它——权力表现，这种分析才能够形成。正是这一“司法的—推理的”权力概念决定了压抑主题和法律是构成欲望的要素的理论。换言之，根据本能压抑做出的分析和根据欲望法律做出的分析的不同之处，一定在于它们是怎样看待冲动的本能和动力，而不是在于它们看待权力的方式。它们各自诉诸一种共同的权力表现，后者根据人们对它的用法和它相对于欲望的位置，导致了两种相反的结果：若是权力是外在地控制了欲望，那么就导出了“解放”欲望的承诺；若是权力是欲望的构成要素，那么就会得出你已经落入陷阱之中的结论。此外，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这一权力表现只属于那些提出权力与性的关系问题的人。事实上，它更为普遍；我们经常在各种对权力的政治分析中发现它，而且，毫无疑问，它是深深地扎根在西方历史之中的。
边码：109
以下是它的几个主要特征：
边码：110
1．否定的关系。它只是以否定的方式建立起权力与性之间的关系。抛弃、排斥、拒绝、阻碍、掩饰或伪装。权力除了对性与快感说不外，对它们“无能为力”；若是它产生了什么，那么就是缺席或空白；它省略了各个要素，引入了断裂，把相互连接的东西分离开来，划定边界。其结果带有限定与匮乏的一般形式。
2．法规的权威。权力本质上就是向性颁布它的法律。这首先意味着性被它纳入一个二元体制之下：合法的与非法的、允许的与禁止的。其次，权力为性规定了一个“秩序”，这一秩序的作用同时是可以理解的形式：对性的解释根据的是它与法律的关系。最后，权力是通过宣布法规来起作用的：权力是通过语言来控制性的，或者说是通过一种创造法律状态的话语行为来控制性的，因为权力是被说出来的。它说出的话就是法规。我们发现，纯粹的权力形式出现在立法者的作用中，而且，它的行为方式对于性来说是司法—推理型的。
3．禁忌的循环。你不要接近，你不要接触，你不要消费，你不要体验快感，你不要说话，你不要露面；说到底，除非躲在阴影与秘密之中，你不要存在。对于性，权力使用的只是禁止法律。它的目标是让性否定自己。它的手段则是威胁对性进行压制和处罚。否定自己，否则就会受到压抑；若是你不愿销声匿迹，那么就不要露面。你存在的代价是消灭你。权力就是通过玩弄这种在两种不存在之间作出抉择的禁忌来约束性的。
边码：111
4．审查的逻辑。这一禁忌应该有三种形式：断定性是不被允许的，阻止它被说出来，否定它是存在的。表面上看，这是一些很难相互调和的形式。但是，人们从此设想出了一种体现了审查机制的特征的关系逻辑：它把不存在的、非法的和无法表述的这三者以互为因果的方式联系了起来。人们不应该谈论被禁止的东西，直至它从现实中消失掉；不存在的东西不应该表现出来，即使是在陈述它不存在的说话范围内也是如此；人们必须保持沉默的东西作为特别要被禁止的东西，是被排除在现实之外的。权力对待性的逻辑是一种法律的悖论逻辑，这种法律只能把自己表述为不存在、不表现和沉默的命令。
5．机制的统一性。权力对性的作用在所有层面上都是一样的。从上到下，无论是在它的全局决策中，还是在它的微观干预中，不管它依赖的机制或制度怎样，它都是以统一的和大量的方式起作用的；而且，它是根据那些简单的和无限再生的法律、禁忌和审查的机制来起作用的：从国家到家庭，从君主到父亲，从法庭到日常零碎的处罚，从社会的统治当局到构成臣民的各种结构，人们在不同的范围内发现了权力的一种普遍形式。这一形式就是法律，以及合法的与非法的、违法与处罚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赋予它的形式有制定法律的君主、发布禁令的父亲、让人沉默的检察官，或者是颁布法律的主人，总之，人们把权力图式化为一种司法形式；而且，人们把它的后果界定为驯从。面对作为法律的权力，被塑造成臣民——被“驯服了”——的人是驯从的臣民。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权力的形式同一性在它所约束的人——指的是面对君主的臣民、面对国家的公民、面对父母的孩子、面对老师的学生——那里，对应的是驯从的一般形式。一边是作为立法者的权力，另一边是驯服的臣民。
边码：112
在权力压抑性这一一般主题之下，就如同在构成性欲的法律观念之下，人们重新发现了同一个权力机制。它是以一种奇特的限制方式被界定的。首先，因为这是一个资源匮乏、步骤简单、手法单调的权力，它没有创新能力，注定是一直自我重复。其次，因为这是一个只能说“不”的权力；它不会生产什么，只会划定界限，本质上是反能量的；这是权力效能的悖论：除了让它压制的对象做它允许的事情外，像它一样，无所事事。最后，因为这一权力本质上是以法律为模型、以法律的表述与禁忌的作用为中心的。一切统治、服从和驯服的方式最终都是要达到让对象服从的效果。
边码：113
为什么人们轻易地就接受了这种权力的法律观呢？而且，为什么从此忽略权力中一切可能带来有效的生产、丰富的战略和肯定性的东西呢？在当代社会中，权力机制是如此众多，它的仪式显而易见，使用的工具又十分有效；在这样一个在灵活的权力机制方面比其他社会更有创造性的社会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只以否定的和虚弱的禁忌形式来认识权力的趋向呢？为什么要把统治机制归结为禁忌法律的手段呢？
权力只有掩盖自己的一个重要部分，才是人们可以容忍的。这种一般的和策略性的理由是不言而喻的。权力的成功是与它是否掩藏了自己的机制成正比的。若是权力完全厚颜无耻的话，它会被接受吗？对于权力来说，秘密并不过分，而是权力运作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不仅是因为权力强迫受它统治的人接受它，也许还因为它对于他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若是他们没有看到对他们的性欲的简单的限制，还有一部分未受限制的自由（即使自由度减少了），他们还会接受权力吗？权力作为给自由划定的纯粹界限，至少在当今社会中是它可以被人们接受的一般形式。
边码：114
这也许有历史的原因。中世纪发展起来的那些庞大的权力制度——君主制、国家及其机构——依靠先前多样性的权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且达到了反对它们的地步。这些先前的多样化的权力包括密集交错的和互相冲突的权力、直接地或间接地与控制土地、掌握军队、农奴制、宗主制与藩臣制相关的权力。若是这些庞大的权力制度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知道怎样通过一系列的策略联盟被接受，那么这是因为它们是作为调节、裁决、限制的权威机构出现的，它们给这些权力带来了秩序，确定了按照各种界限和既定的等级制来缓和与分配这些权力的原则。这些庞大的权力形式面对的是众多的、相互冲撞的力量，超越了所有那些作为法律原则的不同性质的权利，表现出了把自己构成为单一的整体、把自己的意志等同于法律和通过禁止与惩罚的机制来行事的三重特性。它标榜“和平”（pax）和“正义”（justitia）。根据它的要求，和平是指禁止封建的或私人的战争，正义是指中止诉讼的私下规则。毫无疑问，在这些庞大的君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不是一种纯粹的和简单的法律建设。但是，权力的语言就是如此，这就是它对自身的再现，而且，中世纪建立起来的或根据罗马法重建的所有公法理论都见证了这一点。法律不仅仅是一件被君主灵活使用的武器，它还是君主制表现自身的方式和可以被人接受的形式。在西方社会里，自中世纪以降，权力的运作总是表现在法律之中。
边码：115
一个源自18或19世纪的传统让我们习惯于认为绝对的君主权力属于非法一类：独裁、滥用权力、反复无常、刚愎自用、享用特权、不受法律约束、因循守旧。但是，这却遗忘了一个根本的历史特征，即西方的君主制是作为法律体系被建立起来的，是通过各种法律理论来反思自身的，而且是通过法律的形式启动自己的权力机制的。布兰维叶对法国君主制的陈旧指责——即法国君主制利用法律和法学家来剥夺人们的权利和贬低贵族阶层——大体上是有根据的。这一法律的—政治的向度在君主制及其机构的发展过程中被建立了起来。当然，它不足以说明权力过去和现在的运作方式；但是，它是权力展现自身和规定我们认识权力所依据的法则。君主制的历史和通过法律的—政治的话语来恢复权力的事实与做法是成双成对的。
边码：116
然而，尽管人们一再努力让法律摆脱君主制和把政治从法律中解放出来，权力的表现仍然局限在这一体系之中，试举两个例子。在18世纪的法国，对君主体制的批评不是针对法律—君主制的体系，而是以纯粹严格的法律体系（其中，所有权力机制都可以既不过分、又有规则地运作起来）的名义反对一种口头上遵守法律而实际上不断地绕过法律的界限、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君主制。于是，政治批评就利用了伴随君主制发展的一切法律思想，以便谴责君主制。但是，它却没有质疑这一原则，即法律必须是权力的形式和权力应该总是以法律的形式行事。另一种对政治制度的批评出现在19世纪。这是一种更加彻底的批评，因为它不仅仅要指出现实的权力避开了各种法律规则，还要表明法律体系本身只是实施暴力、为少数人的利益而使用暴力，以及打着普遍法律的招牌实施一种不对称的和不公正的统治方式。但是，这一对法律的批评还依靠这一前提，即权力本质上和理想上应该根据一种基本法来行事。
边码：117
总而言之，尽管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目标，但是权力的表现仍然受到君主制的纠缠。在政治思想与分析中，人们一直没有砍去国王的脑袋，因此，在权力理论中，人们还是认为有关法律与暴力、合法与非法、意志与自由、国家与君权（即使主权不再作为君主个人所有，而是作为一种集体的存在受到质疑）的问题是重要的。从这些问题出发来思考权力，就是从当今社会特有的一种历史形式——法律的君主制——出发来思考它们。这一法律的君主制是独特的，而且是短暂的。因为它许许多多的形式过去存在过，现在仍然存在，各种崭新的权力机制渐渐地渗透其中，它们也许无法归结为法律的再现。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权力机制至少部分是那些从18世纪开始就管理着作为活生生肉体的人的生命的权力机制。而且，若是法律真的可以以不尽周详的方式表现一种本质上以收税与死亡为中心的权力，那么它在性质上绝对不同于那些新的权力步骤，因为这些新的权力步骤不是凭借权利、法律和惩罚，而是根据技术、规范化和控制来实施的，而且其运作的层面与形式都逾越了国家及其机构的范围。经过数世纪，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法律愈来愈少地规范权力或充当它的表现体系的社会中。这一惯性让我们愈来愈远离了法律统治。法国大革命以及随后的宪法与法典时代，似乎许诺过法律的统治不久将会实现，但是，就是在这个时代里，法律统治已经开始后退了。
边码：118
这一法律表现在当代有关权力与性的关系的分析中仍然起作用。然而，问题不是去了解性欲是否不同于权力，它是否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先于法律，或者构成权力的是否不是法律。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性欲如何，人们总是不断地参照一种法律的和推论的权力（它在法律表述中找到了自己的中心）来设想它。人们仍然倾向于一种由法律理论家和君主制所描绘的权力—法律、权力—君权的形象。但是，人们必须要摆脱的，正是这一形象。这也就是说，若是想分析权力及其具体的和历史的运作，人们必须摆脱法律和君权的理论特权。为此，人们必须建立起一种不再以法律为模型和法则的权力分析。
边码：119
我认为这一性经验史，或者说这一系列有关权力与性话语的历史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循环的计划，因为它涉及两个相关的意图。首先，我们试图让自己摆脱一种对权力的法律的与否定的表现，拒绝根据法律、禁忌、自由和君权来思考权力。但是，我们如何分析在最近的历史上有关性经验（它似乎是我们的生活和身体中最忌讳的东西）所发生的一切呢？若是不使用禁止和阻碍的方式，那么权力又怎样靠近性呢？它借助的是什么机制、策略或装置呢？但是，我们反过来也同意，只要进行稍微细心的考察，就可以发现在现代社会中，权力其实不是以法律与君权的方式管理性经验的。假定历史的分析表明了存在一种真正的性“技术”，它比单一的“禁止”效果更加复杂，也更加肯定，那么，这一例证——我们必须把它视为特例，因为权力在这里似乎比在其他地方更好地作为禁令起作用——没有促使人们去发现各项不属于法律体系和法律形式的权力分析的原则吗？因此，这就是要在提出另一种权力理论时形成另一种历史解释的框架；与此同时，在仔细研究历史材料时逐渐地提出另一种权力观。这就是说，不通过法律来思考性，与此同时，不通过国王来思考权力。
边码：120
二、方法
因此，分析某种性知识的形成，不能根据压抑或法律，而要从权力出发。但是“权力”一词有着引起许多误解的危险，包括对它的身份、形式和统一性的误解。我不想把权力说成是“特定的权力”（le pouvoir），即确保公民们被束缚在现有国家的一整套制度和机构之中。我也不想把权力理解成一种奴役的方式，具有与暴力不同的规则形式。最后，我还不把它理解成一套普遍的控制系统，其中一个要素或一个组织控制另一个要素或组织，并且依次影响到整个社会。从权力出发来分析，不应该把国家主权、法律形式或统治体系视为原始的所予，因为国家主权之类只是权力的终极形式，我认为，我们必须首先把权力理解成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们、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锁链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距和矛盾。它们还具有发挥影响的策略，在国家机构、法律陈述和社会霸权中都体现着对它们的策略的一般描述或制度结晶。权力可能的条件就是使得权力的运作及其无远弗届的影响易于理解的视点，它还允许把权力的机制当作理解社会领域的格式。不过，千万不要在某一中心点的原初存在中、在惟一的最高权力中心（其他派生的和次要的权力都是从它衍生出来）中寻找它。正是各种力量关系的旋转柱石永不停歇地通过它们不平等的关系引出各种局部的和不稳定的权力形态。权力无所不在：这不是因为它有着把一切都整合到自己万能的统一体之中的特权，而是因为它在每一时刻、在一切地点，或者在不同地点的相互关系之中都会生产出来。权力到处都有，这不是说它囊括一切，而是指它来自各处。而“特定的”权力，在这一永恒的、重复的、惯性的和自生的力量关系中，也只是整体的结果，是从这些变动中归纳出来的；这些变动构成了锁链，它一方面求助于每一次变动，另一方面又回过头来努力确定这些变动。因而，我们必须是唯名论者：权力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某些人天生就有的某种力量，它是大家在既定社会中给予一个复杂的策略性处境的名称。
边码：121-123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改变权力的定义，而说政治是用其他手段进行的战争呢？如果我们想坚持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差异，那么我们也许应该更进一步地说，权力关系的多样性可以部分地（决不会是完全地）被解释成“战争”形式，或者是“政治”形式。这是整合这些不平衡的、异质的、不稳定的和紧张的力量关系的两种不同的策略。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命题：
1．权力不是获得的、取得的或分享的某个东西，也不是我们保护或回避的某个东西，它从数不清的角度出发在各种不平等的和变动的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运作着。
2．权力关系并不外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经济过程、认识关系和性关系），相反，它们内在于其他形式的关系之中。它们是在此产生出来的差别、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直接结果。它们彼此是这些差异化的内在条件。权力关系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结构，只有简单的禁止或继续的作用。相反，它们在运作时有着一种直接生产的作用。
边码：124
3．权力来自下层。这就是说权力关系的原则和普遍基础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整体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是自上而下发生影响的，愈到社会下层，限制愈多。相反，我们必须认为在生产设备、家庭、纪律组织、机构之中形成和运作的力量的多样关系极大地支持了贯穿于整个社会的对立。它们形成了一条贯穿和连接各个局部冲突的一般力量轨迹。当然，它们又会反过来重新分配、排列、同化、整理和混合这一系列的力量关系。各种规模庞大的统治都是得到所有这些剧烈冲突持续支持的霸权结果。
4．权力关系既是有意向性的，又是非主观的。如果它们事实上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不是因为它们与另一个权威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后者是“解释”它们的原因。相反，它们一部分一部分地受到一种计划的渗透：如果没有一系列的对象和目标，那么就不会有权力的运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主体个人选择或决定的后果。我们不要寻找主导权力合理性的领导部门。既不是统治阶层、控制国家机构的集团，也不是手握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大权的人控制着在社会中起作用的整套权力网络（并且让它起作用）。权力的合理性是各种策略运用的合理性，这些策略在它们运作的有限层面上常常是非常清楚的（权力的局部运作是厚颜无耻的），它们相互连接、相互激发和相互推广，它们还在别处发现了对它们的支持和它们的条件，最后勾勒出整体的机制：在此，推理极为清晰，对象可以辨认；然而，不再有人理解它们，也不再有人能够说出它们：这就是各种宏大的匿名策略的隐含特征。这些匿名策略几乎是默不作声的，它们协调着各种饶舌的策略，而且这些饶舌策略的“发明者”或负责人经常是不虚伪的。
边码：125
5．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抵制。但是，抵制决不是外在于权力的。我们是否必须说我们“处于”权力之中是必然的，无人可以避开它，对它而言，没有绝对的外在，因为我们必然受到法律的支配？或者，历史是理性的诡计，而权力则是历史的诡计，它总是赢家？这是没有认识到权力关系严格的相对性特征。它们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才能存在：后者在权力关系中起着对手、靶子、支点、把手的作用。这些抵抗点在权力网络中到处都有。在此，对于权力来说，不存在一个大拒绝的地点——造反的精神、所有反叛的中心、纯粹的革命法则。但是，存在着各种抵抗，它们在不同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必要的、不可能的、自发的、野蛮的、孤立的、协调的、低调的、粗暴的、不可妥协的、善于交易的、有利害关系的或是奋不顾身的。从定义上看，它们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的战略范围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只是对权力关系的反弹和虚以应付，或者对主流统治来说，只是一个总是被动的和注定失败的反面。这些抵抗不从属于一些不同性质的原则；但是，它们并不因此一定是让人失望的诱饵或许诺。它们是权力关系中的另一极，是权力关系不可消除的对立面。因此，它分布的方式是不规则的：抵抗的各个点、结、中心以强度不等的方式散布在时间和空间中，有时以一种明确的方式挑动团体或个人，激发某些身体部位、某些生命时刻、某些行为类型。那么，是否存在重大的根本断裂、大量的二元分割呢？有时会有。但是，人们最经常打交道的是一些变动的和暂时的抵抗点，它们把各种变动不定的划分引入社会之中，打破一个个团体，让其重新组合；它们还对个人进行划分，把他们分解之后再重新塑造他们，在他们的身体和灵魂中划出一些不可还原的区域。如同权力关系的网络最终形成了一个贯穿各个机制和制度、却又不局限其中的稠密的网络一样，大量的抵抗点也贯穿了各个社会阶层和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毫无疑问，这些抵抗点的战略规范使得革命成为可能，这有点像国家取决于对权力关系的制度整合一样。
边码：126-127
在这一力量关系的领域里，我们必须试图对权力机制进行分析。这样，我们将会避开长久以来迷惑政治思想的君主—法律体系。而且，若是马基雅维利真的是根据力量关系思考君主权力的极少数人之一——这正是他的“犬儒主义”臭名昭著之处，那么也许我们必须再向前迈出一步，绕过君主这个人物，从内在于力量关系之中的一种战略出发破译权力的机制。
边码：128
为了回到性和看护性的真实话语上，那么要解决的不应该是这样的问题：在一个既定的国家结构中，权力是怎样和为什么需要建构一种性知识呢？也不会是这样的问题：从18世纪以来，对真实性话语的生产的关心是为哪种集权统治服务的呢？也不是这一问题：哪种法律同时主管对性行为的调节和让人们口径一致地谈论性呢？而是这类问题：在特定的性话语中，在对历史地出现在一些特定地点（以儿童的身体为中心，有关女人的性，在限制生育的实践中，等等）的真相探究的形式中，哪些是正在起作用的最直接的和最局部的权力关系？它们是怎样让这些话语成为可能的呢？反过来说，这些话语是怎样来支持它们的？这些权力关系的互动是怎样被它们的运作改变的——加强一些关系，削弱另一些关系，加上抵抗的作用和反控制，以致不存在一种一劳永逸的稳定类型的驯服？这些权力关系是怎样根据类似一种单一的和唯意志的性政治的整体战略的逻辑相互联系起来？总之，不要把一切针对性的微不足道的暴力、一切盯住性的困惑的目光和一切妨碍可能认识性的掩饰手段纳入巨大权力的统一形式之中，而是把性话语的大量生产纳入多样的和变动的权力关系的领域中。
边码：129
因此，这就促使我们要预先提出四项原则。但是，它们不是方法律令，最多只是审慎的规范。
（一）内在性的规则
不要认为存在着一个理当属于科学的、中立的和自由的知识的性经验领域，相反，在性经验的领域里，权力的各种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要求启动了各种禁忌的机制。若是性经验被构成为认识的领域，那么这是权力关系造成的，权力关系把性经验确定为可能的对象；反过来说，若是权力能够把性经验作为对象，那么这是因为认识的技术和话语的程序有能力控制它。在认识的技术与权力的战略之间，没有外在性，即使它们都有自己专门的作用，并且是立足于它们的差异之上彼此连接起来的。因此，我们将从所谓的权力—知识的各个“局部中心”出发：比如，忏悔者与坦白者之间或信徒与指导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在要被控制的“肉体”的影响下，不同的话语形式——自我检查、拷问、坦白、解释、会谈——在一种不间断的来回运动中承载着各种驯服形式和认识图式。同样，受监视的儿童的身体，在他的摇篮里、床上或房间里，被父母、奶妈、佣人、老师、医生监视和包围，关注他最细微的性表现。这样，尤其是从18世纪开始，儿童的身体成了另一个权力—知识的“局部中心”。
边码：130
（二）连续变化的规则
不要在性经验的领域里寻找谁是掌权的（男人、成人、父母、医生），谁被剥夺了权力（女人、青少年、儿童、病人……）；也不要去找谁有认识的权力，谁只配处于无知状态。相反，我们要探寻这些力量关系在其运作中包含的变化图式。“权力分布”和“知识占有”只代表了一些过程中的各个瞬间片断，这些过程要么是最强大的要素累积增强的过程，要么是关系逆转的过程，要么是双方同时增长的过程，权力—知识的关系不是既定的分布形式，而是“转变的母体”。在19世纪围绕着儿童及其性欲由父亲、母亲、教师、医生构成的整体已经处于不断的变化与变迁之中，其中，最惊人的结果之一就是一种奇特的倒置：既然儿童的性经验一开始就在医生与父母的直接关系中遭到了质疑（以提建议、提监视孩子的看法和为了未来威胁父母的方式），那么最终也正是在精神病医生与儿童的关系中，成年人的性经验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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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重调节的规则
若是不通过一系列连续的步骤，最终被纳入一个整体战略中，那么任何“局部的中心”和“转变的图式”都无法发挥作用。反过来说，任何战略如果不从那些明确和细微的关系（不是作为这一战略的应用与后果，而是它的支撑与支点）取得支持，那么它就无法确保全盘效果。这两者不是互不关联的，好像分属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微观的，一个是宏观的）；而且也不是性质相同的（好像一个只是另一个的放大或微型化的投影）；相反，我们应该考虑到战略与策略的双重调节作用，一方面，战略是通过可能采用的特殊策略来调节的，而另一方面，策略则是通过让它们发挥作用的总体战略来调节的。因此，父亲在家庭中不是君主或国家的“代表”；君主或国家也不是父亲在另一个范围内的投影。家庭生产不出社会；反过来，社会也不模仿家庭。但是，家庭机制因为它对其他权力机制的独立性与异态性，可以支持那些为了马尔萨斯式的生育率控制、人口论者的煽动、性的医疗化和它的不育形式的精神病学化而使用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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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话语在策略上的多价规则
性话语不应该被作为这些权力机制投射的简单的表面现象来分析。权力与知识就是在话语中相互连接起来的。因此，我们必须把话语理解为一系列非连续的环节，其策略性的功能既不是一律的，也不是稳定的。确切地说，我们不应该设想一个被划分为被接受的话语与被排斥的话语、主流话语与从属话语的话语世界，相反，我们应该想象一个由能够在不同的战略中起作用的大量的话语要素构成的话语世界。我们必须重建这一分布，使用的是它包含的那些说出来的和被隐匿的事物、所要求的和被禁止的陈述，它根据说话者、他的权力地位、所处的制度背景而确定的各种变体和效果，它包含的用于各种相反目标的相同公式的变迁和再利用。如同沉默一样，话语不是一劳永逸地服从于权力或反对它。我们必须承认一种复杂的和不稳定的相互作用，其中话语可能同时既是权力的工具和后果，又是障碍、阻力、抵抗和一个相反的战略的出发点。话语承载着和生产着权力；它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又削弱和阻碍权力。同样，沉默与隐秘庇护了权力，确立了它的禁忌。但是，它又放松了它的控制，实行多少有点模糊的宽容。比如，让我们考虑一下曾经违反自然的“那个”大罪恶的历史。涉及鸡奸（这一范畴是十分混乱的）的文献都极端审慎，一谈到它时，几乎都三缄其口，长期以来，这就可能造成一种双重作用：一方面是极其严厉的处罚（在18世纪里，仍然使用火刑，在18世纪中叶之前没有出现任何重要的抗议），另一方面是一种相当广泛的宽容（这是我们间接地从司法机关极少对鸡奸判刑中推论出来的，而且通过有关存在于军队或学校中的男人社团的一些见证可以更加直接地看出来）。然而，在19世纪的精神病学、法理学、文学中还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同性恋、性倒错、鸡奸、“心理阴阳人”及其变种的话语，使得这一“反常”领域里的社会控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它还促成了一种“补偿”话语：同性恋开始利用人们在医学上贬低它的用词和范畴来谈论自己，要求人们承认它的合法性或“自然性”。不存在一边是权力的话语，而另一边是与它相对的其他话语。话语是力量关系的领域里的策略要素或原因。在同一个战略中，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话语；而且，它们不用改变形式就可以在相互对立的战略之间穿行。我们不必首先向性话语询问它们来自哪一种模糊的理论，或者它们遵循的是哪些道德派别，或者，它们代表的是哪一种意识形态（主流的，还是从属的）；而是要在它们的策略生产（它们确保了权力与知识之间哪些互动的效果）与它们的战略整合（在发生的各种冲突的不同时期里，什么样的局势和力量关系使得对它们的利用成为必要的）这两个层面上询问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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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键在于迎合一种权力概念，它用目的观取代了法律的特权，用策略有效性的观点取代了禁忌的特权，用对多元的和变动的力量关系领域（其中产生出了各种总体的控制效果，但是总体上决不会产生出稳定的控制效果来）的分析取代君主的特权。这就是用战略模式来取代法律模式。而且，这不是出于思辨的选择或理论的偏好，而是因为长期以来出现在所有战争形式中的力量关系及其主要表现形式逐渐地进入了政治权力的领域；其实这是西方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
三、范围
千万不要把性经验描述成本质上与一种竭力驯服它而又往往无法完全控制它的权力毫无关系的一种桀骜不驯的倔强的冲动。相反，它是权力关系中来往特别密集的通道：如在男人与女人之间、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神父与俗人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等关系中。在权力关系中，性经验不是最沉闷的要素，而是手段最高强的要素之一：适用面最广，而且对于各种最具变化性的策略，它也能够提供支撑点和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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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对所有社会都重要和对一切性活动都普遍适用的单一的和完整的战略。例如，大家往往想通过不同的方式把所有的性还原到性的生育功能、异性成年人之间的性形式及其合法婚姻，但是这种想法没有考虑到在涉及两种性、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阶级的性政治中所指向的多重目标和所运用的多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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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可以区别出从18世纪以来的四种伟大的战略集合，它们发展出有关性的各种特殊的知识和权力的机制。当然，它们不是全部出现在那个时候，但是从那时起它们之间有了连贯性，它们在权力秩序中运用有效，在知识秩序中更是富有成果，这些使得我们可以描述它们相对自主的本质。
1．女人肉体的歇斯底里化。这是一个三重过程。首先是女人的肉体被分析——被肯定和被否定——成性饱和的完整肉体；其次是女人的肉体在其本身的病理学的影响下被整合到医学实践的领域之中；最后它被纳入与社会团体（女人的肉体应该确保社会团体具有可以调节的强大繁衍力量）、家庭空间（女人肉体应该是其中一个实体要素和功能要素）和儿童的生活（女人的肉体生育了儿童，它应该承担起教育儿童的生物道德责任，确保他们的生活）之间的交流之中。母亲及其负面形象——“神经质女人”——构成了这种歇斯底里化的最明显的形式。
2．儿童的性的教育学化。它是一种双重的肯定，认为几乎所有的儿童都沉溺于或可能沉溺于一种性行为之中；而且，这种不正当的性行为同时是“自然的”和“违反自然的”，它自身带有各种身体的和道德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危险；儿童们被界定为“原初的”性存在，既在性之外，又已经在其中了，处于一条危险的分界线上；父母、家庭、教师、医生、心理学家们随后必须不断地看护这一既珍贵又可怕、既有害又有危险的性萌芽；这一教育学化尤其体现在反对手淫的战斗中，后者在西方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