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可以这样解释，审慎（这一践行让人可以解决混淆，分清混合在一起的东西，去除错觉，在主体中区分出来自自身的东西与受他者启发的东西）只能通过自己对自己的唯一考查来进行，但是，它还必须同时进行常态化的坦白。考查必须立即表现为（一旦各种思想滋生出来）一种向另一个人说出的有效话语。这另一个人外在于我们，他能够是一位最好的判官吗？当然是。但是，向他说出的话语行为有点特别，它是通过摒弃羞愧、阴影与光明的博弈、物质驱逐与实际的划分活动进行的。让人可以在太多与太少这两种危险之间追踪迈向完善的正道，是不可或缺的审慎，而人并不具有这一天赋，反而被敌人的诱惑力所纠缠，因此，这一审慎只能借助上帝的恩宠、通过考查—坦白这一博弈活动来进行：在这一博弈活动中，自己对自己的关注必须不断地与“说出自己的真相”联系在一起。于是，在这一对“思想”（cogitationes）的来源、性质与种子的常态化辨识之后，灵魂只接受各种纯粹的思想，它们通达上帝，因为它们只来自他。这就是“纯粹的思想”（puritas cordis），它是作为僧侣生活之目的的这一沉思的条件。在《制度》第5卷的一开始，卡西安提到了一篇以赛亚的文本，其中，永恒者允诺他的仆人古列（Cyrus），“使列国降伏在他面前”“打破铜门”“砍断铁闩”，并把“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他（45，1—3）。卡西安玩了一次奇怪的评论翻转，把打破铜门与砍断铁闩解释成人必须对“邪恶的黑色地狱”做的工作，以便“让它们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一探究（indagini）与这一曝光（expositioni），“地狱的隐秘”会揭露出来，所有把我们与真实科学区分开来的东西都会被打败，而且，“我们通过内心的纯洁应该可以达到焕然一新的境地”。(107)
因此，尽管具有某些共同特征，“诉说自己”（exagoreusis）（这是在僧侣生活中发展出来的对自己的不间断的考查践行，它与向其他人不断的坦白活动连在一起）已经远离了古代践行中的咨询、哲学家的学生必须对有着真理和智慧的老师的信赖。首先，考查—坦白是永远与义务、服从连在一起的。如果灵魂中发生的一切、乃至最微小的变动 必须向其他人展示 ，那么这就要允许一种完全的服从。与表面上最无关紧要的行动一样，最短暂的思想不应该回避其他人的力量。反过来，在所有事情上的严格服从，其目的是阻止了内心绝不要自我封闭，而且，它在热衷于自律的同时可能会受到寄居于它自身的欺骗力量的诱惑。普遍的服从方式与永恒的考查—坦白义务必然是成对出现的。
此外，这一考查—坦白不是针对某个确定的要素范畴（如行动，或者犯法）在它面前有着一个不确定的任务：总是不断地向前深入到灵魂的隐秘之中；总是尽快地抓住最微妙的思想；占有隐秘，隐秘之后的隐秘，尽可能地深入到其根本。在这一工作中，没有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也没有要去尊崇的预设界限。考查—坦白的践行必须遵循一条斜线，让它无限地迈向自身近乎不可察觉的部分。
因此，它的目的不是口头承认所犯的过错。“诉说自己”不是像法庭上的坦白那样。它在司法机制中没有地位，对于犯法的人来说，它也不是为了减轻惩罚而承认自己责任的一种方式。它是为了不仅向其他人，而且向自己吐露在内心神秘处和混沌阴暗里发生的事。这就是曝光尚不为人所知的真相。方式有两种：一是把无人能把握的非常模糊的东西放到光天化日之下；二是去除让人以假币当真币、以魔鬼的劝告当上帝的真实启发的幻觉。而人所期待的拯救就是通过从模糊到明确，从混淆的诱惑到严格的区分。这不是在对人承担责任的行动进行司法审判的范围内，而是在“说出”人所忽视的自身隐秘“真相”的层面上。
最后，如果诉说自己（exagoreusis）是要不停顿地检查自己，那么这不是为了能够在自己的主权内确立自己，甚至不是为了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它永远是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进行的：在普遍的指导方式中，让主体的意志服从其他人的意志；其目标是暴露自己的根基处他者的存在、敌人的存在；而且，其终极目的是在纯洁的内心里对上帝的沉思。不要把这种纯洁性理解成自己的再生，或者是主体的解放。相反，它是对自己的全部意志的摒弃：一种不成为自己的方式，也不与自己发生任何联系的方式。这是这些基督教的精神性践行的本质悖论：说出自身真相根本上是与摒弃自己相关的。这一旨在发现和说出自己真相的无止境的工作是一个苦行。因此，“诉说自己”中有着一个复杂的机制，其中，无限深入内心的义务是与永远通过向其他人诉说而向外展现自身真相的责任连在一起的；而且，其中，对自身真相的寻求必须构成为某种在自身中死去的方式。
(1) 还是有一点轻视：“来看看懒洋洋的蚂蚁吧！观察它的习性，就变聪明了”（“格言”6），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有关圣马太的第17次布道》，7，（P.G.，t.57，col.263）。
(2) 参见J.汉尼：“导言”，载普吕塔克的《安慰阿波洛尼奥斯》，巴黎，1972年。
(3) “必须让其他人来识别灵魂的疾病，而不是让我们自己来；不要提出让先来的人做这方面的监督人 …… 。必须救助于其他人：让他们来观察，让他们来给我们指出我们的差距”，见伽里安的《论灵魂的情绪》，VI，23。
(4) 我要向你指出我感受到的：你会发现这种病叫什么 …… 。因此，如果你有药方的话，我请求你给我…… （R.瓦尔兹译），参见塞涅卡的《论灵魂的安宁》，I，4与18。
(5) “Non tempestate vexor sed nausea”，同上。
(6) 参见I.阿多：《塞涅卡与灵魂指导的希腊—罗马传统》，柏林，1969年，第64页以下。
(7) 关于这些众多的训练，参见P.拉伯欧的《灵魂指导：古代的训练方法》，慕尼黑，1954年。
(8) 比如，斯多葛派与伊壁鸠鲁派之间就讨论过为了考查人的反应方式，是否必须考虑到可能发生的不幸问题。
(9) 后面的句子是比较晚出的：“从头开始，一直检查到最后。随后，如果发现你做了错事，那么斥责自己；但是，如果你做得好，那么你就高兴吧。”
(10) 关于这一为睡眠和梦做准备的践行的记忆术价值及其意义，参见H.耶格尔的“在非基督教与前基督教时期中的良心考查”，载《神意》（Numen），第VI卷，1959年，第191—194页。
(11) 塞涅卡：《论灵魂的安宁》，I，4。
(12) 伽利安：《论灵魂的情绪》，VI，22—24。
(13) 塞涅卡：《论灵魂的安宁》，I，2。
(14) “然而是我在其中经常突然发现自己的状态”（R.瓦尔兹译），同上。
(15) “Facta ac dicta mea remetior”，见塞涅卡的《论愤怒》，III，36。
(16) 注意 《论愤怒》III中 这些表述：“excutere diem, speculator, remetiri, scrutari totum diem”。
(17) 参见爱比克泰德。
(18) 塞涅卡：《论愤怒》，III，36。
(19) 参见J.-C.居伊的论文“（教会教父们）的良心检查”，载《灵性词典》，第4卷。
(20) 亚历山大城的克莱蒙：《导师》，III，i，1。这一段参照了柏拉图有关灵魂三部分的论题，其中，第一部分（logistikon）是神引导的内心的人。
(21) 圣希莱尔：P. L.，t.9，col.556a—b。参见相同意义的文本，即圣安布罗斯的“《诗篇》大卫的诗CXVIII的解释”，P.L.，t.15，col.1308c。
(22) 参见爱比克泰德。
(23) 亚历山大城的克莱蒙：《什么样的富人会被拯救？》，XLI。
(24) “我给我兄弟的灵魂找了这么好的保护者！”， 同上，XLI，10 。
(25) 亚历山大城的克莱蒙：《什么样的富人会被拯救？》，XLI，13。
(26) 必须指出，即使基督教的指导术后来得到了发展，基督献身的榜样并没有因此消失。它不断出现，不过，其地位受到限制。
(27) 参见圣尼尔：“ Philosophia gar estin] êth?n katorth?sis meta doxês tês peri tou ontos gn?se?s alê-thous”， 《话语修行》，III，P.G.，t.79，col.721。
(28) 圣巴西尔：《修道院章程》，P.G.，t.31，col.1321a。
(29) “Di’erg?n philosophia”（完成使命的哲学），纳西盎的格利高里：“讲话VI”（P.G.，t.35，col.721），I.豪斯赫尔曾引述过，见他的著作：《过去东方的灵性指导》，罗马，1955年，第57页。
(30) 注释是空的。
(31) 手稿中是“tekhnê tekhnês”，但是，纳西盎的格里高利的文本中是：“t? onti gar autê moi phainetai tekhnê tis einai tekhn?n kai epistêmêepistêm?n, to polutrop?taton t?n z n kai poikil?taton”。
(32) 纳西盎的格利高里：“讲话II”，16，I.豪斯赫尔曾引述过，见他的著作：《过去东方的灵性指导》，罗马，1955年，第57页。
(33) 因此是作为例证： 注释不全 。
(34) J.卡西安：《制度》，“前言”，7—8。
(35) J.卡西安：《讲演集》，I，2。也参见《讲演集》，II，11，与II，26，僧侣生活的特点是“技艺”与“规训”。同样，见《讲演集》，XIV，1；XVIII，2；X，8。
(36) 《箴言》，11，14（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 。
(37) 讲演说出了三类僧侣：隐修士、隐居者与撒拉把人（即“挂单僧侣”——译者注）；但是，第四类僧侣到了第8节中被补上。
(38) 约翰·卡西安：《讲演集》，XVIII，7。
(39) 同上，8。
(40) “说他们的邪恶没有被克服，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变得更坏，只因为无人鼓舞他们（a nemine provocata）”，同上。
(41) 这指的是帕夫努蒂乌斯的情况，他的生活与教训在《讲演集》（III）中被提到。
(42) J.卡西安：《制度》，V，4，2。相反，在前面一点，卡西安追随修道院长皮努菲乌斯，认为隐修士必须在共同体中只跟随一位老师，而不是依靠许多老师的指导（IV，40）。
(43) 关于这一点，参见O.夏德维克：《约翰·卡西安：原始僧侣生活研究》，剑桥，1950年。
(44) 帕科姆在临死时，承认接受了小人物的劝诫（“帕科姆生平的片断摘要”，R.德拉盖译，载《沙漠教父》，巴黎，1949年，第116—117页）。
(45) “我认识一些僧侣，他们在做了一些重要工作之后堕落了，有时会发疯，因为他们看重他们的工作，并通过错误的推理避开了神的命令，即问问你的父亲，他会再教育你的”，圣安托万，P.G.，t.65，col.88b 这一译文见豪斯赫尔：《过去东方的灵性指导》，罗马，1955年，第16页 。第二次“讲演”是有关“辨识”的，引述了一系列的僧侣例子，他们只靠自己来指导自己的固执让他们堕落了。其中，有一个僧侣的例子是有意义的，他自以为避开了所有邪念，非常刻薄地指导一个门徒，而且以惩罚的名义落入一种诱惑之中，而唯有修道院长阿波隆的帮助才能拯救他（§13）。
(46) 《制度》，IV，30—31；《讲演集》，XX，1。
(47) 《讲演集》，II，3。
(48) 在圣伯努瓦的《规则》中，有关僧侣的说法是：“ambulant alieno judicio et imperio”（第5章）。
(49) J.卡西安：《制度》，IV，8。
(50) J.卡西安：《制度》，IV，9。
(51) J.卡西安：《制度》，IV，30。
(52) Nec de majorum sententia judices，cujus officium est obedire，圣哲罗姆：“致鲁斯蒂库斯教士的第125封信”（P.L.，t.22，col.1081）。
(53) 圣巴西尔：《世俗报告》，4（P.L.，t.31，col.363b），I.豪斯赫尔引述过，见《精神指导……》，第190—191页。
(54) J.卡西安：《制度》，IV，10。
(55) 伽扎的朵罗泰： 《朵斯泰生平》，载《精神作品集》，巴黎，S.C.，1964，第122—145页 。
(56) J.卡西安：《制度》，IV，24。
(57) 同上，IV，12。
(58) 《讲演集》，XVIII，15。
(59) 《制度》，IV，27。
(60) 圣尼尔：《话语节制》，第XLI章（P.L.，t.79，col.769d—772a）（译文载豪斯赫尔：《精神指导……》，第190页）。
(61) J.卡西安：《制度》，IV，39。也参见《讲演集》，II，10：“谦卑的首要考验就是让长老们评断他的所有行动与思想，比如他一点都不相信自己的感觉；但是，人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接受长老们的决定，而且，人们只想从他们的口里了解什么才是好的，什么才是坏的”。
(62) J.卡西安：《制度》，IV，12。
(63) 同上，IV，39。
(64) 参见在《讲演集》（III，1）中所叙述的帕菲努蒂乌斯的历程。在隐修院，他“坚持不懈地谦卑与服从”，学会了侮辱自己的一切意愿；他曾经避入绝对的孤独之中，为了从中“感受到每天都有天使陪伴的快乐”。
(65) 关于斯多葛派的训练的意义，特别是在马可·奥勒留那里，参见P.阿多：“希腊化时期与古代末期的神学与神秘主义”，载《高等研究实验学校年鉴》，第5部，t.LXXXV，第297—309页。
(66) J.卡西安：《讲演集》，II，16。
(67) J.卡西安：《讲演集》，II，2。
(68) 同上，II，4。
(69) 这一强调在《讲演集》中比在《制度》中要清楚得多，因为前者讨论的是迈向沉思之路，而后者关注的是有关初学者进入隐修院的问题。
(70) 比如，埃龙（Héron）在经过五十年的沙漠节制之后，自认为可以被丢到井里，而他的功德会保护他免去一切危险。还有两位僧侣想要在没有必需品的情况下穿越沙漠；有位僧侣想要模仿亚伯拉罕的献祭；或者，还有一位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僧侣，“从可悲的堕落转而皈依犹太教，并行割礼”，或者，特别严厉的老师受到自己学生欲求的蛊惑（同上，II，5—8）。
(71) J.卡西安：《讲演集》，II，2。
(72) 同上，II，16。
(73) 同上，II，17。
(74) 同样参见圣哲罗姆。
(75) J.卡西安：《制度》，II，5。
(76) 关于恶灵对于人的灵魂的作用方式，参见《讲演集》（VII），第7—20章。
(77) J.卡西安：《讲演集》，II，1。
(78) “Discretionis gratiam atque virtutem”，同上，II，26。
(79) 同上，II，2。
(80) J.卡西安：《讲演集》，II，13。
(81) 圣巴西尔：P.G.，t.30，col.985 I.豪斯赫尔译 。关于东方性灵中的“exagoreusis”（诉说自己），参见I.豪斯赫尔的《精神指导……》，第155页以下。
(82) 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对于演说者与听众来说，说话讨人喜欢是危险的”，4。
(83) 这一考查的“管理”特征就像在塞涅卡那里一样，是非常倚重的：“检查对我们有利的与有害的 …… 。不再花钱大手大脚，努力把金钱用在有利的方面，而不是有害的方面”（同上）。
(84) J.卡西安：《讲演集》，I，2—4。
(85) 埃瓦格尔（346—399年）出生于庞特地区（今属于土耳其），常年生活在埃及沙漠，是基督教中最早系统提出苦修思想的神甫，著有《僧侣，或修行生活》《诺斯替派教徒》。——译者注
(86) 庞特人埃瓦格尔：《践行论著》，48。关于埃瓦格尔的“logismoi”（思想），参见A.纪尧蒙的“《践行论著》导言”，巴黎，1971年，第56—63页。
(87) J.卡西安：《讲演集》，XXIII，5。同样，见《讲演集》，VII，3：“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心灵的目光会自己指向它的对象；但是，我们的精神不知不觉中从这些高度上滑落，狂热地加速，落入了它最初的胡话之中”。
(88) 同上，VII，4。
(89) 同上，I，16—17。
(90) “Aeikinêtos kai polukinêtos”。在使用这些希腊语词时（同上，VII，4），卡西安指出，他从东方灵性中借用了这一观念。埃瓦格尔认为精神的特征是“plan?menos”与“eukinêtos”（《践行论著》的第15章与第48章）。
(91) J.卡西安：《讲演集》，IX，4。
(92) 同上，I，18。
(93) 同上，VII，5。
(94) 同上，I，20。
(95) J.卡西安：《讲演集》，I，20。
(96) 塞涅卡问的是，他是否有理由相信人能够教育大家；或者，所有真理不论对于谁都是好的（《论愤怒》，III，36）。
(97) “Trompeur”，指“魔鬼”。——译者注
(98) 这一表述出现在J.卡西安的《制度》，VI，11。
(99) 这一表述出现在J.卡西安的《制度》，IV，9。
(100) 这一表述出现在J.卡西安的《制度》，IV，9。
(101) 参见一个老人的轶事，他在过分的指责下把初学者推到了绝望的地步。他遭受了惩罚是因为他自己成了困扰年轻人的诱惑的牺牲品（J.卡西安：《讲演集》，II，13）。
(102) 圣安托万给予独处者的劝诫是有意义的：在记事簿上记下他们的行动与他们灵魂的活动，就好像他们必须向某人揭示这一切一样（圣阿塔纳斯：《安托万的生平》，55，9）。
(103) J.卡西安：《制度》，IV，9。
(104) J.卡西安：《讲演集》，II，10。
(105) 但是，还是有间接效果的，泰翁自己强调：门徒们会被长老有关贪欲与隐秘思想的训诫说服（J.卡西安：《讲演集》，II，2）。
(106) 同上，II，11。
(107) J.卡西安：《制度》，V，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