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到二○一三年间，谢家华与他的伙伴斥资九千三百万美元，买下二十八英亩的土地与建筑物，包括空置的饭店、高楼层公寓以及陷入困境的酒吧。他们的长期目标是投资该空间，并散播Zappos的文化给在地的居民、吸引硅谷才华洋溢的创业家，最终创造一个由创业家主导的生态系统。
这是一个社会实验，谢家华称之为「一座城市，一家新创公司」。一座幸福城市。
将Zappos出售给亚马逊之后，谢家华仍然留在Zappos担任领导者。亚马逊容允Zappos在营运上拥有很大的自主空间。同时，谢家华也推动旧城区计划。旧城区计划的文化融进Zappos文化，反之亦然。Zappos与旧城区计划成为同一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警讯从一开始就已经出现。Zappos的员工告诉我，当时士气低落。变化太多，速度也太快──包括采用试验性质的扁平化管理结构。这创造了混乱。
旧城区计划也是同样的处境。二○一四年，奈莉．鲍尔斯（Nellie Bowles）在《VOX》批露，计划实施不到一年，其中一位明星创业家乔迪．谢尔曼（Jody Sherman）在自己的车内举枪自尽。[22]
谢尔曼死后一年，奥维克．巴奈及（Ovik Banerjee）也从他位于旧城区的高楼层公寓阳台跳楼自尽。巴奈及是旧城区计划的主要成员，也是拉斯韦加斯第一个「为美国创业」（Venture for America）组织成员（「为美国创业」是杨安泽创建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培训年轻的创业工作者与创业家）。
巴奈及死后不到五个月，该计划育成的Bolt Barbers的创办人麦特．伯曼（Matt Berman）被发现在自己房内上吊自尽。
回到新鲜人岛
究竟拉斯韦加斯的旧城区出了什么问题？答案是Zappos新的扁平式管理结构，以及延伸的旧城计划，产生没有人预见或考虑到的模仿后果。
根据鲍尔斯那篇《VOX》报导所引用的消息来源指出，巴奈及「从来没有明确的职务」。「没有人有明确的职务，」消息人士继续说道（黑体是作者的强调标示），「谢家华领着大家，说『出来做些事，走出来，玩得开心』，然后你就到了这里，没有任何组织结构。」
当重心从鞋业与客户服务转移到幸福，模仿的榜样的数量便增多。谁开心或者谁不开心；谁该模仿，谁又不该模仿，谁是榜样，谁是又不是榜样，都变得不明确。Zappos及旧城区计划都变成新鲜人岛。
祖宾．达曼尼亚医师（Dr. Zubin Damania）在拉斯韦加斯旧城区经营一间健康诊所，他也是旧城区计划团队的一员，他针对这个情况对鲍尔斯论述道：「在创业小区中，很多很多的界限都消失了。人们被带离他们的社交圈。压力特别大。」
他认为，自由的错觉（认为每个创业家都是自己欲望的主人）是危险的。「创办人的处境最糟糕，」他这样说道，「他们觉得自己一定是约翰．高尔特〔John Galt，艾茵．兰德（Ayn Rand）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里的英雄人物〕。你可以爱怎么自由就怎么自由，但是你有一个连结网，而他们都忘记这点。」
欲望便是连结网的一部分。当人们否认他们受到周围其它人想要的东西所影响时，最容易陷入一种不健康的欲望循环，而他们甚至不知道该抗拒。
模仿欲望造成敌对竞争，而敌对竞争又导致碰撞和冲突。
每个陷入模仿危机的社群（社群失去差异性，榜样与模仿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都有自己的循环二飞轮。旧城区计划有个特意使人产生碰撞的焦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正在加剧模仿的敌对竞争。
谢家华喜欢用一个关键指标来测量成功，他称之为「碰撞报酬」（与「投资报酬」相对应）。根据谢家华的说法，碰撞是两人之间一种无法预期、偶然的会面，会带来正面的结果。举例来说，两个创业家都在咖啡厅里工作，又刚好并排而坐，最终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又或者投资人到酒吧喝一杯琴汤尼，然后在杯觥交错间找到可以投资的新人。在谢家华的眼中，碰撞报酬是测量文化或小区如何引领价值创造的最佳方式。
在《企业》（Inc.）杂志二○一三年的一篇文章里，谢家华说，「我对于偶然的迷恋始于大学时期。我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学时期是可以经常与人巧遇的最后机会。随着年龄增长，你开车上班，每天见到同样的人，然后回家。但最好的事情发生在人们相遇并且分享想法的时候。」[23]
他想把拉斯韦加斯的旧城区变得像大学。一个新鲜人岛。
但并不是每一种碰撞都相似。有些会造就好事，如友谊、婚姻，或者创业构想。但有些则会造成混乱与矛盾。
碰撞报酬
谢家华鼓励碰撞的策略之一就是空间的最适运用。他想要将随机相遇的机率增加到最大。他和同事举办音乐会和聚会、黑客马拉松、欢乐时光、即兴表演之夜，并在奥格登（Ogden）创造开放门户的感觉（奥格登是拉斯韦加斯市中心的一座高层建筑，许多Zappos高阶主管都住在那里）。气氛有点像不关门、任何人随时可以进入别人房间的大学宿舍。
一天晚上，我在谢家华的顶层公寓参加一场为了旧城区计划而以碰撞为主题的聚会。我们在一个铺硬木地板的大房间里，房间的落地窗可以俯瞰「佛蒙特街体验」（Fremont Street Experience）。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几十张附椅子的可移动书桌，就是那种你可能会在三年级教室里找到的家具，让老师可以经常要求孩子移动位置，分成小组。不过，这里的书桌是成人尺寸的办公桌，但是概念相同。每个人都有一张桌子。
谢家华走进房间，双手插在口袋里，要大家坐下。他解释我们应该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尽可能多认识人──就像新创公司版的快速约会。我们坐在房间的椅子上，利用椅子的滚轮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与其它人「碰撞」、开始对谈。他自己挑了一副桌椅坐下，也加入其它人，一起转来转去。
我不太记得那天遇到什么人。我只知道，当体验结束，我离开房间时，比我坐到椅子上的那一刻还要焦虑。现在的我，要和至少二十几个企图心旺盛的人比较。而他们大多住在不超过半径四条街的区域里，或者计划搬到旧城区──如果他们还没搬过去的话。先忘掉那些滚动的办公桌──我们每个人都坐在一辆隐形、由自我驱动的成人碰碰车里。
蚁丘之下
旧城计划是Zappos的延伸，而Zappos早就被认为是一个相对扁平的组织，最高经营管理者与员工之间没有太多管理层级。但谢家华想要更进一步。
二○一三年，Zappos实施一项新管理哲学，称为「全体共治」（holacracy）。三元软件（Ternary Software）创辨人布莱恩．罗伯森（Brian J. Robertson）协助将全体共治发展成组织的「社群科技」与「操作系统」，因为那时他也正在找新方法来经营他的公司。罗伯森将这个术语注册商标，并且努力将它置入他的公司，也在其它公司测试。很快地，如Zappos、在线出版平台Medium等大型公司也采用全体共治。
罗伯森在他的书《无主管公司》（Holacracy）里描述到谢家华在一次研讨会听过他的演讲后如何联络上他。「Zappos正在成长，」谢家华告诉他，「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千五百名员工，我们必须衡量如何在不失去我们的企业文化或陷入官僚体系的情况下扩大营业。因此，我想找一个方法，把Zappos经营得更像城市。」[24]全体共治便是用来帮助他做到这点的一部法典。
全体共治以项目的自我编组团队取代传统的管理阶层，这个想法是取消如执行长或营运长这类的传统头衔，并以多重角色取代，以追求相同的组织目标，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担任这些角色；他们根据章程，透过治理程序选出填补这些角色的人选。
罗伯森在我们谈话时告诉我，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让组织做出最佳决策，将角色与人区分出来，这样有助于在关键任务过程中去除个人的自我。但角色与个人的脱钩有时也会曝露一些隐藏的问题。
谢家华卸下执行长一职，是过渡到新制度的一个环节。Zappos先前的经营管理阶级制度几乎在一夜间消失。为了走向全体共治，旧城区计划也采取相同的措施。正如同我们即将看到的，结果发生一场模仿危机──这倒不一定是失败的管理制度（如流行商业媒体所言），而是它为隐藏的模仿欲望打开了大门。[25]
以人为本的商业经营方法，要处理人际互动的混乱，也要处理人性。引入一些对人性而言很陌生的东西，无法与人性相辅相成（像是没有考虑到模仿欲望的组织「操作系统」），等于是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Zappos移除了管理的阶级，却无法消除欲望的网络以及人们必须与榜样建立关系的需求。从个人观点来说，欲望的层级总是存在的：有些榜样比其它榜样更值得跟随，而有些东西比其它东西更值得追求。人类是阶级型生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列表与评等的原因。我们需要知道事物如何堆栈、如何组合。移除所有层级的表象不利于这类基本需求。
当Zappos转向全体共治，从台面上消失的东西（看得到的角色与头衔），会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出现在台面下。[26]「环境变得更为政治化，」曾为《石英》（Quartz）杂志写过关于集体共治的记者艾米．格罗斯（Aimee Groth）这样告诉我。「人们在他们的工作中缺乏安全感。……不太清楚他们该如何保住自己的角色和工作。然而，仍然有几个人因为与谢家华的关系密切而拥有无限的权力。」那里还是有一张隐形的欲望网络，而那是没有人可以解碼的。
不知不觉地，模仿的敌对竞争大门已经敞开。到了二○一○年，谢家华出版他的新书《想好了就豁出去》，公司的飞轮似乎找到新起点。在原来的飞轮，「传递幸福」是过程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在新飞轮里，找寻幸福变成第一步，也是过程中的首要步骤。
不管是谁，认为自己可以「传递幸福」给其它人，就算是自己的配偶，这种想法都很武断。那并不是我们的工作。它当然也不是一间公司的工作。
做为飞轮的起点，「传递幸福」与「让买鞋更容易」非常不一样，前者比较有企图心、比较有意义，但也比较危险。
多数人透过和别人比较来衡量自己的幸福。当飞轮的起点是传递幸福给顾客、也是公司文化时，系统就围绕着一个充满模仿的模糊幸福概念。
在一个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幸福、也不知道如何实现幸福的群体里，当幸福变成主导欲望，每个人就会左顾右盼，从周遭找寻值得追随的欲望榜样。在新鲜人岛上，既然人人近在咫尺，也都有相同的立足点，就会导致所有人彼此间的冲突。
我看到幸福被视为一种迷因，可以用一条公式从一个人传递或传输到另一个人身上。但幸福不是迷因，无法被传递。
人们总是从寻求幸福榜样中去追求幸福，无论那是已经实现美国梦的人，或是硅谷的执行长，又或是你隔壁的邻居。但是外部的阶级只是个人系统的表象：欲望结构隐藏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并透过模仿欲望与他人连结。
鲁益师（C. S. Lewis）称这个隐形系统为内圈（inner ring）。它指的是，无论一个人在生活中处于哪个位置，无论一个人有多富有，又或者多受欢迎，总是渴望自己身处于某个特定圈子，而害怕自己被挤出圈外。鲁益师表示：「这个〔留在圈子里的〕欲望，便是人类行为最大的永久动力。这是建构我们所知世界的一个因素──这斗争、竞争、冲突、贪污、失望、广告等乱成一团的世界。……只要你被欲望所支配，你就永远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27]
Zappos拆除外圈所有看得到的标示。他们忘了内圈。
价值的层级
原则上，谢家华企图将拉斯韦加斯打造为创业中心与幸福小区，这项计划是个很崇高的理念。它的崩解是因为欠缺对人性本质的观点。
执行长、教师、决策者以及其它负责形塑环境的人应该了解决策如何影响人的欲望。正如同城市规画人员需要把公园、壁画、脚踏车步道对于从交通到犯罪等所有一切的影响都列入考虑。因此，优秀的领导者需要考虑他们的决策对于人类生态学的影响，也就是如何影响人类生活与发展的关系网络。在人类生态学里，最被忽略的层面就是模仿欲望。
早期在我的一家公司，我犯了一个错误，我筹组了一支很拚的腰旗美式足球队，参与城市联盟竞赛，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我们这家年轻的新创公司因此分出派系。在工作之余享乐、自由往来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身为执行长的我是筹组、领导这个活动的人。在我们公司的那个阶段（那时我们只有十个人），这个构想和组织应该要由除了我以外的其它人发起，以免感觉像是公司文化对上令下行的期待。我的足球狂热激起一些竞争，把欲望转向小目标而不是伟大的目标。
领导者应该考虑到经济诱因永远不只是经济诱因。如果讯号够强烈，它们甚至可以扭曲欲望，并在人们的职涯罗盘上显示「错误的北方」。想象一下，一间大学给历史系学生现金一万美元，而其它系所都没有。这笔钱可能在主修选择的市场引入一个异常现象。倘若有些学生突然发觉自己「想要」变成历史系学生，大家也不必感到讶异。他们可能会说服自己真心相信，他们新发现的学习课程是一种他们真实自我的展现。
你现在知道，欲望这种东西有多么薄弱。但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父母会为孩子大量投资某项运动的设备和训练，却不是别项运动；或者愿意为某所大学（或某一门学习课程）付费，而不是别所大学。孩子在心理上并非总是有足够的自由或成熟度，以分辨他们想要什么，什么又是不得已。
有些人在二十年后的某一天醒来，疑惑着他们是怎么进入他们的职涯，以及为什么他们还在这里。无疑地，你可以用经济诱因来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但经济诱因本身并不能解释为何人会被某些特定的榜样给俘虏。你不能买欲望。当我们用金钱补助风险时，我们也扭曲了谁想要什么的观点。有时候，那个人就是我们自己。
如果价值没有明确的层级，营销、金钱以及榜样也会扭曲人的欲望。这个现象在我商学院的新生中很明显。他们处于人生中的形成期，这是一个高度模仿的阶段。因为我知道我是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榜样，我在传达某些主修课程、实习或工作的价值讯息时，会特别谨慎──至少在我了解他们之前是这样。因此，当学期开始三周后，有学生跑来告诉我，说他们的长辈、朋友或职涯顾问一直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主修会计，工作会有保障，这让我变得沮丧。（在这里，会计只是举个例子，任何科目都可以。）即使是没有会计魂的学生，也开始对他们已经踏进的跑道感到患得患失。不过，这不是他们的错：会计职涯的榜样是一个完美榜样。他们散发出沉稳的气息、经济稳定、看起来很快乐。
「会计真的是你想要的工作吗？」我问。
「我……不知道，」他们回答，「或许吧？」
他们就像身在异国的自助餐厅，眼前有上百种不曾尝过、甚至不知道有这种东西的食物。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着那些看似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排队。我们都是这样做。
我跟他们谈论他们的价值层级可能长什么样子。他们觉得什么是重要的？他们想要遵奉的五项、十项、或者十二项规则是什么？
说出他们关心的所有事物还不够。他们必须把这些事物排列顺序。我要求他们决定这些事物的优先级。圣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称之为「爱的排序」（the ordo amoris）。[28]
价值与欲望是不一样的东西。从价值观的角度排列欲望的顺序就像节食的人面对食物。如果一个爱吃肉的人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观是不再想吃肉，那么在他们实践自己的价值观一段足够长的时间之后，他们就不再想吃肉。就算你把最多汁美味的汉堡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还是无动于衷，不会想去吃它。
对很多人而言，欲望的排序是在无意识中开始。排序可能简单到像这样：我先照顾好我的直系亲属，然后才照顾其它人；我从我认识的人开始回复电子邮件，最后才回复那些不请自来的推销讯息；或者，如果我今天的空闲时间只够我整理一个地方，那么我会先整理厨房。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的大脑无时无刻都从层级在思考事情，无论是日常待办事项清单、选举的优先议题，甚至瞥一眼餐厅的菜单（前菜、主菜、甜点）。少了帮忙组织与支配欲望的价值层级，我们甚至无法开始思考该专注于什么，又或者要关注到怎样的程度。
大部分公司都有使命宣言，其中有许多都有核心价值或是类似的东西。但无论是对内或对外，很少有公司会对价值做明确的排序。当价值观相互抵触时，他们就难以抉择。比如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保护员工的健康与安全，以及保持业务继续运作就必须有所取舍。
必须在好事中做选择时，价值层级显得格外重要。倘若价值同等重要，又或者没有清楚了解各项价值之间的相关联性，模仿就成为做决策的首要动力。
我有个大学时期的好朋友说，「对我来说，朋友与信仰都很重要。」很好。那万一他有个好朋友把他的单身派对安排在一个重要的圣日，办在迈阿密的南部海滩，他该怎么做？把两件不同的事情并列为「超级重要」没有帮助。少了明确的等级顺序，他更可能依据周遭对他的影响来选择。他的决定将会是模仿导向，而非价值导向。
公司的价值每天都在面临其它主张的挑战。公司的两个核心价值观可能是「包容性和多样性」，还有「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如果有家公司所处的产业，某个老男孩俱乐部是主要业务来源，而俱乐部会员之间已经建立信任关系，那么公司在召募人员时，若不是明确地以「包容性与多样性」为优先考虑，又怎么会聘雇年轻女性担任销售人员，并给她机会以不同的方式建构信任感？价值观缺乏等级顺序下，在面对九五％的应聘者都是经验丰富的男性时，负责召募工作的主管会不知道该怎么做。模仿的动力将继续主导销售团队。
在公司的资本结构中，对于公司资金的主张权利一定有顺位。新创公司的股权结构表（依照层级列出哪些人对哪些东西享有所有权、谁在何时得到偿付）可能包含（按照权利优先级排列）：担保债权人、无担保债权人、优先股股东、普通股A股股东、普通股B股股东、创办人股份。[29]讲到谁能优先获得偿付时，我们会要求如此清楚的顺序，那么涉及我们应该先想要什么时，我们至少要能够提出类似的价值层级。
策略 6：建立并传达清楚的价值层级
价值层级是模仿的万用解药。倘若价值都被视为一致，那么最常被模仿的价值就会胜出，在危机时刻尤其如此。（新冠肺炎爆发初期出现一阵卫生纸的恐慌抢购潮。那不是供给问题，是模仿问题；文化价值也会受到这种不理性所宰制，人往往因恐慌购买当时最方便的东西，而不是最有利于公共利益的东西。）
光是指名价值还不够。价值需要分出等第。所有的价值都相同，就没有所谓的价值可言。这就像是把一本书上的每个字都用荧光笔划线。
最好是为价值层级建构一个心理模块（又或者是你们共同的价值观，如果你现在身处于恋爱关系。）直接在纸上画出来。你也可以鼓励公司这么做。随着时间流逝，层级也会改变。但是当你必须在复杂情况下做决定时，你可以透过事情是否满足你的价值观来权衡选项。
记住，冲突产生的原因都是相同性，而不是差异性。如果每件事都一样好、也等同重要，那么出现冲突的倾向也会较高。不要助长相对论的暴政。它已有太多的暴君。
许多公司因为价值观欠缺清楚的优先级，任由模仿绑架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并把它变成无效的营销噱头。企业社会责任计划所主张的价值观并不是不重要，但是「社会责任」已让人感觉变成一种模仿的美德指标游戏，似乎更讲求「社交」，而不是责任。[30]建立并传达企业的价值观与各项价值相对的重要性，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有些价值是绝对价值。认识它们。指名它们。捍卫它们。它们是金字塔底部的基础，又是同心圆的中心（就看你选择怎么描述你的价值观阶级）。[31]
欲望的崩解
危机出现时，有明确层级的价值系统，比欠缺层级的价值系统来得更有效。
蓝宝坚尼就有这样的一套价值层级系统。保护自己的儿子免于赛车道对抗竞争的人生，以及随之而来受伤或死亡的可能性，比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比赛更重要。当模仿升级到疯狂状态，蓝宝坚尼在欲望的高峰做了一件一般人很少做的事情：退出。他可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用一套清楚的价值层级检视自己的欲望，避免他的欲望失控。
人总要在车祸之后才会思考车祸带来的损失。事实上，没有人在欲望的碰撞发生之前就想到它们。对蓝宝坚尼而言，欲望的碰撞就等于汽车的碰撞，两者是同一件事。
谢家华想追求最大化的正向碰撞，但是他没有考虑到隐藏在人类内心深处、人与人之间的模仿空间里所发生的欲望的碰撞。
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拉斯韦加斯评论报》（Las Vegas Review-Journal）证实，谢家华在Zappos掌舵超过二十年后离开Zappos。[32]而我在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就在这本书送印不久之前得知，谢家华在感恩节后一天离开人间──距离我和他在他家共进一顿难忘的感恩节晚餐已经快十二年。我为他在世间这四十六年创造出的成就深感叹服。旧城区计划仍然在继续。有许多令人赞赏的计划是由旧城区计划发展出来的，如「作家空间」（Writer's Block），这是独立书商与娜塔丽．杨恩（Natalie Young）主厨合作的餐厅。[33]尽管如此，在二○一五年到二○一九年间，大多数媒体对于旧城区计划的报导都是负面的，其中有些批评是公允的。但是叙事仍然流于表面的「管理理论」，从来没有道尽事实的全貌。
在拉斯韦加斯旧城区，人们对于谁是谁的榜样感到混淆，但有一个榜样脱颖而出，那就是谢家华本人。他超级富有，但常常在旧城区计划范围里空间狭小的餐厅或酒吧出没，就像佛蒙特街几个街区外在吃角子老虎机旁喝着百威淡啤的赌徒一样平易近人。
他是个矛盾的人物。谢家华真心希望其它人幸福快乐，但他自己似乎没有想要什么事物。当欲望的传染力散播到拉斯韦加斯的旧城区，谢家华变得与众不同。我们会在下一章里看到，那是很大的风险。
你想知道埃及人对他们的猫做了什么吗？
二○一八年，一具古埃及的石棺出土，里面有数十只木乃伊猫。这样的发现（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七九九年）已经消除埃及人是终极爱猫者的神话。事实更为黑暗。
埃及人用猫祭祀与献祭。这就是为何猫被视为神圣的动物。在模仿理论里，混乱与秩序、暴力与神圣之间有个近乎牢不可破的连结。无论是古埃及献祭的猫，或者现代的教练或执行长的解雇仪式，祭祀的仪式都是用于防堵或控制模仿传染的机制。
我们接下来要谈模仿循环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这是欲望在人类社会中从混乱走向秩序的过程：替罪羊机制。
* * *
[1] Tribune Media Wire, “Man in Coma after Dispute over Towel Sparks Massive Brawl at California Water Park,” Fox31 Denver, August 26, 2019.⤴
[2] 关于费鲁齐欧．蓝宝坚尼的数据大部分取自一本由费鲁齐欧的儿子东尼诺．蓝宝坚尼（Tonino Lamborghini）所写的珍贵书籍，这本书是我在意大利找到的（我在二○一三年至二○一六年间住在意大利）。这本书只有意大利文版。从故事中摘录的所有对话都是我自己翻译的。这本书是：Ferruccio Lamborghini: La Storia Ufficiale by Tonino Lamborghini, Minerva, 2016，是儿子对父亲的致敬。当然，这个故事是由单方面的角度阐述。当我搜索那本近一千页的恩佐．法拉利传记时（Luca Dal Monte, Enzo Ferrari: Power, Politics, and the Making of an Automotive Empire, David Bull Publishing, 2018），我发现里头完全没有提到蓝宝坚尼。这是明显的遗漏──或是自创立以来对事物有所隐瞒的证据……⤴
[3] Lamborghini, Ferruccio Lamborghini.⤴
[4] “The Argument Between Lamborghini and Ferrari,” WebMotorMuseum.it.⤴
[5] Nick Kurczewski, “Lamborghini Supercars Exist Because of a 10-Lira Tractor Clutch,” Car and Driver, November 2018.⤴
[6] 但是蓝宝坚尼的动机不只是竞争。进军汽车制造业具有商业意义。豪华车的获利率使拖拉机相形见绌。他还看到高性能汽车在市场的缺口。那时已经问世的车款，没有一种能与法拉利车在赛车跑道上的动力相比，同时配有奢华内装。这便是他的利基市场──蓝宝坚尼将让他的超级汽车打造成一款超级跑车或旅行车，它的动力可媲美法拉利，但舒适度却超越它。⤴
[7] Lamborghini, Ferruccio Lamborghini.⤴
[8] Austin Kleon, Steal Like an Artist: 10 Things Nobody Told You About Being Creative, 8, Workman, 2012.⤴
[9] 这与一般大众的看法相反，公牛的冲锋与牠对红色的仇恨无关。公牛其实是色盲；激怒他们的似乎只是挥手的动作。⤴
[10] Girard, 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176.⤴
[11] Lamborghini, Ferruccio Lamborghini.⤴
[12] 迷因理论专家、《迷因》（The Meme Machin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繁中版由八旗文化出版）的作者苏珊．布拉克莫（Susan Blackmore）明确阐述模仿的作用。我推荐她的书给任何想了解迷因的人。⤴
[13] 道金斯最初对迷因理论的阐述很少说明为什么某些特定的迷因在一开始时会被选中以进行模仿。他说，迷因「会因随机变化和达尔文式选择的形式」而产生变异（Olivia Solon, “Richard Dawkins on the Internet's Hijacking of the Word ‘Meme,’” Wired UK, June 20, 2013）。在模仿理论中，模仿的对象是透过模仿选择而被选中，也就是说，它们之所以被选择，是因为榜样先选择他们。⤴
[14] James C. Collins, Good to Great, 164, Harper Business, 2001.⤴
[15] James C. Collins, Turning the Flywheel: Why Some Companies Build Momentum… and Others Don't, 9–11, Random House Business Books, 2019.⤴
[16] Collins, Turning the Flywheel, 11.⤴
[17] Aristotle, Metaphysics, Book IX (Theta), trans. W. D. Ro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v. ed. , 1924. See also.⤴
[18] 谢家华在著作《想好了就豁出去》中（原书第58页），引用Zappos创办人史温姆的话「我记得我那时想着，买一双鞋不应该那么难」来描述他是如何得到他最初的想法。这并不是为了传递幸福。谢家华写道（原书第56页）：「他的想法是建立鞋类的亚马逊，并创建世界上最大的在线鞋店。」⤴
[19] 谢家华在他的书中提到，他在二○○○年十月寄了一封电子邮件给Zappos所有员工，说明专注于毛利、增加网站的合格新访客以及增加回头客百分比的重要性。他在电子邮件里这样喊话：「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未来九个月内增加我们的总毛利。这意味着我们平常可能会推行的一些计划将不得不暂停，直到我们开始获利。一旦我们开始获利，我们就能思考更长远、更大的愿景，更可以做如何统治世界的大梦。」⤴
[20] 「午餐结束时，我们意识到最大的愿景是打造Zappos品牌，提供最好的顾客服务，」谢家华在《想好了就豁出去》（原书第121页）中提及他在二○○三年初与莫斯勒共进的一次午餐。⤴
[21] 这是成交当天的交易价值。因为这是一笔全股票交易（Zappos收到的是亚马逊的股票，而不是现金），因此无论何时，交易的价值都与亚马逊股票的价值连动。亚马逊的股价在二○○九年十月三十日的收盘价为一一七．三○美元。截至撰写本文时，它的股价约为三,四二三美元。Zappos要求进行全股票交易的确是非常地明智。⤴
[22] Nellie Bowles, “The Downtown Project Suicides: Can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Kill You?,” Vox, October 1, 2014.⤴
[23] “Tony Hsieh's “Rule for Success: Maximize Serendipity,” Inc.com, January 25, 2013.⤴
[24] Brian J. Robertson, Holacracy: The New Management System for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Henry Holt and Company, 2015.⤴
[25] 对于许多局外人而言，一旦人们无法对他人进行阶级排序且没有可以依循的架构，走向全体共治的行动似乎可能会以混乱告终。毕竟，人类是从自我组织开始，并用它来建立那套全体共治想要抛弃的阶级架构。但是集体共治是谢家华一直喜欢的运作方式的自然延伸。和硅谷的许多人一样，谢家华是「燃烧者」（Burner），长期热情参与火人祭这个每年在内华达州西北部黑石沙漠举行的盛大聚会。燃烧者往往具有强烈的反阶级精神，谢家华和他的团队以类似的精神，想象着将拉斯韦加斯旧城区转变为一个完全随心所欲的小区，在那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自己有能力追求自己的幸福。⤴
[26] 本着杜思妥也夫斯基的《地下笔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的精神，我故意这样写，根据吉拉尔的说法，它主要关注的是模仿欲望和竞争。吉拉尔为这部作品写过一本书，名为《从地底下复活》。（注意：Fyodor这个名字在英文中有多种拼写方式。此处是作者选择的拼音。）⤴
[27] C. S. Lewis, “The Inner Ring,” para. 16, Memorial Lecture at King'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1944.⤴
[28] 圣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中写道，爱的排序是「美德简洁而真实的定义」。了解价值观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以及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追求什么事物，追求到怎样的程度──然后培养这样做的意愿──是一生的工作。二十世纪的哲学家舍勒（Max Scheler）阐释一种有影响力的价值观与情感的阶级，它部分点出所有情感是如何不平等。它们是因应价值的响应而出现，它们或多或少符合该价值的真实性。如果我对另一个人的不幸感到高兴，那么我的情感反应（我的情绪）就表明我的价值观层级──或者更深刻地说，我的爱的秩序──出了问题。如需更进一步的研究，请参阅希尔德布兰（Dietrich von Hildebrand）的作品和他的伦理价值反应理论。Dietrich von Hildebrand and John F. Crosby, Ethics, Hildebrand Project, 2020.⤴
[29] 股权结构表因公司而异，甚至连我自己使用的名称也是如此。它们取决于公司如何定义不同类别的股票、债权等。⤴
[30] 毫无疑问地，人们在某些程度上透过模仿来培养价值观。亚里士多德将勇气、耐心、诚实和正义等美德比喻为人们透过学习而想要的东西，因为他们的榜样若不是拥有它们，就是渴望它们。我们透过模仿我们的榜样来培养美德。（那么，在一个大多数人不重视古典美德的社会中，人们对它们的兴趣不大，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31] 我在我的网站提供一些免费资源来做这个练习，https://lukeburgis.com.⤴
[32] Bailey Schulz and Richard Velotta, “Zappos CEO Tony Hsieh, Champion of Downtown Las Vegas, Retires,” Las Vegas Review-Journal, August 24, 2020.⤴
[33] Aimee Groth, “Five Years In, Tony Hsieh's Downtown Project Is Hardly Any Closer to Being a Real City,” Quartz, January 4,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