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中生有的怪罪被低估的社会发明
我在想，人性在某些方面是否在竞争群体的情境里演进。我们可能天生就容易受到暴徒的诱惑。……什么才能阻止一群在线匿名但彼此连结的人突然变成卑鄙的暴徒，就像每个人类文化历史中群众一次又一次地变成暴徒那样？
──杰容．蓝尼尔（Jaron Lanier)，计算机科学家暨哲学家
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二年间，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徘徊在纽约市的街道上，在夜色的掩护下，她将她颠覆性的艺术作品张贴在墙上。她称它们为「激愤的随笔」（Inflammatory Essays）：彩纸印刷作品，每张印有一百个字，格式是斜体、大写字母、左边对齐、二十行。这些词汇来自文学和哲学，来自无政府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极端主义者。其中一张的前五行写着：
灾难像苍蝇一样吸引人。
观众因认出受害者而感到不寒而栗，
但受害者却一直感觉免疫！
这是一种格外不吸引人的
偷窥形式。[1]
在一九八○年代中期，霍尔泽的艺术作品登上时代广场一面八百平方英尺的广告牌，这是为公共艺术基金（Public Art Fund）「向公众传达讯息」（Messages to the Public）计划的一部分。一九八二年，时代广场已成为广告的灯光秀，是纽约市旅游和美国消费文化的种子中心。霍尔泽用她的「自明之理」（Truisms）系列中的两百五十幅作品，点亮巨大的广告牌。这些文字是由黑色背景的白色LED灯所排成。其中一幅作品写道：
保护我
自外于
我想要的东西
这则讯息与周围狂热的色彩、动作及噪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霍尔泽的告诫，让匆忙的灵魂停下来思考它的意涵。
她请求保护自己不受她所想要东西的影响，每个人都可以理解这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如果坚持到底，对自己和他人都是危险的。在社会层面也是如此：失控的模仿使欲望蔓延并剧烈碰撞。
吉拉尔看到，数千年来，人类在模仿危机中都有一种特定的自我保护方式：他们因模仿聚集在一起，针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然后将其驱逐或消灭。这个仪式具有团结他们的效果，同时也为他们的暴力提供安全的出口。他们想要保护自己免于受他们所想要事物的伤害（他们的模仿欲望让他们彼此发生冲突），方法是把击败对手的欲望导向一个固定点：可以代表他们所有敌人的某个人。一个无法反抗的人。一个替罪羊。
神圣的暴力
吉拉尔看到模仿欲望与暴力之间的紧密连结。「当今世界各地的人都面临着不断蔓延的暴力，使复仇的循环不断持续，」他在他的书《丑闻来了》（The One by Whom Scandal Comes）里这样写道。「很明显，这些环环相扣的情节彼此相似，因为它们相互模仿。」[2]
这些复仇循环是如何开始的？答案就是模仿欲望。吉拉尔在同一本书中写道：「在我看来，愈来愈多现代个人主义都拚命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透过模仿欲望，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同伴身上，我们自称爱他，但更多时候却是鄙视他。」[3]这些微小的人际冲突是一个不稳定的微宇宙，威胁到整个世界。而在世界之前，还有家庭、城市、机构。
十九世纪的普鲁士军事将领、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写的《战争论》（On War），是许多军事学校的必读书籍。吉拉尔认为，克劳塞维茨已经意识到多数冲突的模仿升级。在《战争论》一书的开始，克劳塞维茨便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战争？」他以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来解释这个问题，他回答：「战争只不过是一场更大规模的决斗。」[4]
战争是模仿敌对竞争的升级。它的终点在哪里？
纵观大部分的人类历史，战争有明显的赢家和输家，胜败都经过正式流程的认定。当一方透过一些仪式承认失败，如签署和平协议，冲突也随之结束。但今日已非如此，恐怖细胞从一个群体里冒出来，并在任何一个细胞受到攻击时，像九头蛇一样生长。一场战斗人员伪装成平民百姓的战争，怎么会有明确的结束？吉拉尔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危险的历史新阶段，而克劳塞维茨所说的「升级到极端」（the escalation to extremes）已经成熟，也就是冲突里的一方都有摧毁另一方的欲望，进而强化、升高对方的暴力欲望。
即便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当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战争似乎已经升级到极端。事情已有变化。战争的破坏会多大或多广，没有任何的缓冲或煞车。今天，我们在政治言论和立场都看到升级到极端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拥有自我毁灭的技术方法。有哪些机制可以有效地阻止升级，目前还不明朗。
这一点与早期社会非常不同。早期社会是以骇人的社会创新来防堵冲突的蔓延。
吉拉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发现，人类一次又一次透过牺牲（献祭）来阻止模仿冲突的蔓延。[5]当社会受到混乱的威胁时，他们会使用暴力来驱赶暴力。他们会驱逐或摧毁一个选定的个人或团体，而这个行为具有防止暴力行为蔓延的效果。吉拉尔将发生这样情况的过程称为替罪羊机制（scapegoat mechanism）。
他发现，替罪羊机制将「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转化为「所有人反对一个人的战争」。它带来暂时的平静，因为人们刚刚才将所有愤怒发泄在替罪羊身上，他们暂时忘记自己的模仿冲突。
吉拉尔认为这个过程是所有文化的基础。在我们周遭的体制和文化规范（尤其是像选举和死刑等神圣仪式），还有许多禁忌，都是为了遏止暴力而发展出来的机制。
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替罪羊机制仍然在我们的世界里运作，即便它已经改变形式，也伪装得更好。我们从它的神圣起源开始谈起。
纯洁的危险
《托拉》（Torah）记载了古代以色列的一种奇怪仪式。每年一次，在赎罪日庆典或赎罪日当天，人们把两只公山羊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以抽签方式决定哪一只山羊当祭品献给上帝，而哪一只会被送去给阿撒兹勒（Azazel），也就是传说中居住在沙漠偏远地区的恶灵或恶魔。
大祭司会把手放在被送去阿撒兹勒的山羊头上，宣读以色列人的所有罪孽，并象征性地将罪转移到动物身上。[6]祭司做了适当的祈祷后，人们把山羊赶到沙漠中，也就是阿撒兹勒那里，同时消去他们的罪孽。这只山羊就叫做替罪羊。[7]
替罪羊的概念并非犹太人所独有。古希腊人也有自己的替罪羊仪式──只是它们牺牲的是人，而不是动物。遇到瘟疫和其它灾难时，希腊人会挑出一个代罪者，通常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如被抛弃的人、罪犯、奴隶或者被认为过于丑陋或畸形的人。
希腊文的「代罪者」（pharmakós）与英文的「药物」（pharmacy）相关。在古希腊，代罪者最初被视为对小区有害的人。人们认为他们必须摧毁或驱逐这个人来保护自己。除去代罪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代罪者既是毒药，也是解药。
人们经常在公共场所折磨、羞辱代罪者。[8]他们通过仪式体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情绪净化（catharsis）：参与某项外部活动以释放强烈的情绪或冲动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情绪净化是悲剧的目的。透过悲剧，观众可以释放一些悲伤和痛苦，从而给那些情绪一个安全的出口。
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投资银行，有位主管在香港总部外面的山上举办一场漆弹射击活动。当我们回到办公室，他微笑着说：「啊，那是一种净化。」这场漆弹射击其实与漆弹射击无关。这位主管知道，如果我们在几个小时内跑来跑去，用颜料漆弹互相射击，我们就不太可能在办公室里互相攻击和辱骂。每家公司都需要自己的净化仪式──这比醉酒的假日派对更有效。但是今天很少有公司像希腊人那样公开他们对情绪净化的需求。
对于古希腊人来说，代罪者充当他们想要对彼此做的事情的替代品或替身。有时，羞辱代罪者的场景会持续数天。人们需要时间来释放他们的紧绷情绪。
仪式完成后，他们会全体参与某种形式的驱逐或杀戮。在希腊城市马萨利亚（Massalia），也就是今天的马赛（Marseille），人群将代罪者逼到高高的悬崖边缘并包围他，让他无路可逃。他们最后会将他逼到绝境。[9]
因为消灭代罪者是一个集体且匿名的过程，每个人都是受益者。谁应该对这场谋杀负责？每一个人，同时也一个人都没有。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自己应该负责，每个人都免除了内心的罪恶感；与此同时，整个团体都因为对某人施暴而受益，因此大家都免于遭受报复的威胁。
全体的暴力总是匿名的暴力。行刑队员的枪有时候会装进一个空包弹，这样就没有人知道是不是自己开了致命的那一枪，也因此没有特定的人来承担罪责。[10]
暴民会有心理安全感，就像行刑队一样。「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有责任」总是一种很好的防卫──至少对自己是这样。
吉拉尔发现，几乎每一个古老文化都有自己的替罪羊仪式，替罪羊通常是随机选择的。但替罪羊一定是那些被认为不同的人，有着标记为局外人的一些显著特征──某种让他们被注意到的东西。
替罪羊通常是违反团体正统观念或犯下禁忌的内部人。他们的行为让他们看起来像是群体团结的威胁。他们被视为癌症或可怕的局外人，违反或破坏将群体凝聚在一起的社会关系，而消除替罪羊是使群体重新团结起来的行为。
没有人可免于成为替罪羊。在模仿危机中，感知受到扭曲。在新鲜人岛，差异通常微小，但即便是最微小的差异也会被放大。人们将他们最害怕的恐惧投射到替罪羊身上，而不是正向面对危机。没有人愿意付出代价。
群体的自我拯救
雷击时，倘若你身处海洋之中，那你没有什么好担心。但如果你在游泳池，而泳池被闪电击中，那你就得非常害怕了。名人岛就像是海洋。新鲜人岛则像是泳池。
假设在日本拥挤的海滩附近，停着一艘游艇，而现在游艇上有一部插着电源的大型电器掉进海里，数千伏特的电从高压插座直接传导到水里。在远达数千英里外的加州海滩游泳的人，这个电力对他们完全无害。就连在日本的海滩上，大多数人也不会有任何感觉。[11]水是极好的导电体，但是在像是太平洋这样的广大水域，电会迅速扩散。请记得，在名人岛上，人际社交距离很远；模仿传染的风险很低。
现在我们另外假设，同样的设备掉进一个二十乘以四十英尺的泳池，水里有二十个人。这样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可以肯定，结果不会像在海洋中那样。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说明为什么模仿传染在新鲜人岛上会如此危险。以下的场景不太合理，科学部分也不讲究精准。我之所以用寓言故事，是因为它可以用多种方式套用于现实。游泳池是新鲜人岛；池里的人陷入模仿危机；电代表该群组里的人带给自己的重大危险，那是一种在人与人之间快速传播并使他们丧失能力的模仿传染，使他们无法自行解决危机。[12]
这些事件如何展开的逻辑是关键──不是理性的逻辑，而是模仿的逻辑。
场景如后。二十名大学生正在泳池里玩一场猛烈的水球比赛，其中许多人都醉了，有些人则是快要醉了。有一个人稍微违反游戏规则；另一个人便使劲地推撞他做为报复。这两个人因此打了起来。紧接着便是吼叫、辱骂和拳脚相向。其它人快速选边站。
混战中，一个靠近泳池边扭打的人，手臂不小心勾到距离泳池边仅仅几英尺远的电器电线。他不知不觉地把电器拖进了水池。
就像你一样，我在安全距离外观察到这一幕，清醒地看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不像日本海滩上的人群，这些游泳池里的孩子遇上严重的麻烦。在几秒钟内，电流透过水找上他们。每个人都将成为其它人的导电体。这就是在模仿群众里发生的事。
英文的「传染」（contagion）这个字，来自拉丁文的contāgiō，意思是「触摸」。在暴徒群众里，传染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就像是传染病在小区传播，群众没有人知道谁是超级传播者。隐形敌人渗透防卫的确切时间也无从确认。在模仿的情境下，没有人想到自己正受到欲望的感染。
我们无法预测群众智慧何时会演变为群众暴力。我们看不到发生在公园或房间另一边的暴力互动。我们只是一个大系统里的一小部分，身处其中的任何人都无法掌握整个系统的动态。在暴徒群众间发生的一切都在迷雾中。
二○一九年十一月，塔尼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描述到这种迷雾：
新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对有冒犯言行的组织或人物发起的抵制行动，尤其是在网络上发起的行动）是这个没有隐晦神话世界的世代的产物。那些过去只是点到为止、猜疑或是街论巷议的讪骂，现在全都毫无保留地上了推特。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更重要的是，没有什么是正当合法的──尤其是那些负责伸张正义的机构。因此，正义被抓在群众的手上。这不是最理想的状态。现在我们似乎只能二选一，要不就建构经得起公共详细检视的平等机构，不然就退回隐身的迷雾。[13]
我们泳池畔醉酒的狂欢者，曾因他们的嬉闹玩耍与打斗聚集在一起，现在因恐惧而团结。电流穿越那些站在浅水处的温暖身体。在为时已晚之前，他们有五到十秒的时间可以离开，但是他们自己完全无能为力。他们在恐惧和犹豫不决下动弹不得。但还没有任何事物能触发他们采取集体行动。
一个意想不到的救星出现了。一个在打斗开始之前也在池里的人，这时买啤酒回来。他不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
他两手拿着冰镇啤酒，微笑站在漂浮在水面的电器附近。电流从电器里流出时发出吱吱声和火花，他对此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泳池里的人看到他们的朋友正站在池边。他平静地微笑着。而他们濒临死亡的危险。
泳池里的一个人用手指着他说：「是他做的！」那个拿着啤酒的人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他被指控了什么。但是，现在泳池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
出现第二只手指着他，第二个声音喊道：「是他！」然后第三个声音出现：「他想要杀了我们！」
第四、第五个指控很快地接踵而至。
指控是危险的模仿。而第一个指控是最难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榜样可以跟随。唯有依据压倒性的证据，我们大多数人才会指控一个人做了什么真正可怕的事情。但在极度恐惧或困惑的情况下，标准会改变。一个人在战区比在管理良好的教室更容易表现出邪恶罪犯的模样。
第一个指控即便完全错误，也会改变对于事实的看法。它会影响一个人的记忆与对于新事件的理解。而随着每一个新指控的出现，榜样也在增加。榜样的数量可以解释为何第二个指控比第一个容易、第三个指控比第二个容易，而第四个又比第三个容易。
榜样可以扭曲现实，正如我们在贾伯斯身上看到的那样。在一波模仿式的指控中，有够多的人形塑另一个人有罪的信念，而能够改变我们眼前这个被指控者的形象。我们不去看他本来的样貌，因为他们是我们自身暴力的一面镜子。在我们的故事中，对于游泳池里的人而言，那个站在游泳池外面的人瞬间变成一个怪物、一个凶手。全都是因为他刚好在错的时间出现在错的地方。
吉拉尔藉由讲述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的「可怕奇迹」故事来呈现模仿的变形效应。[14]阿波罗尼乌斯是公元二世纪艾菲索斯（Ephesus）著名的药师，希腊作家菲洛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记录了这个故事。当艾菲索斯人无法终结肆虐他们小区的传染病时，他们求助于伟大的阿波罗尼乌斯。他向他们保证：「鼓起勇气，因为我今天会阻止这场疾病的蔓延。」他带着他们来到一间剧院，那里住着一个活在肮脏环境里的失明老乞丐。「去捡石头，愈多愈好，然后对这个众神的敌人丢石头，」他说。[15]阿波罗尼乌斯开的是替罪羊机制这道处方签。他用这个方法来结束一场我们认为是生物性的事物，这似乎很奇怪，但是如果我们将这视为一场模仿危机，事情就会变得更清楚。
在许多古代文献中，生物性的流行病和心理流行病之间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吉拉尔认为，像瘟疫这样的自然灾难故事，可能是神话化的真实事件：像是社会危机、破裂的关系、模仿传染。
吉拉尔在杜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中发现这个现象，在《罪与罚》中，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v）「梦到一场影响人们彼此关系的世界级瘟疫」，正如吉拉尔所描述的，「具体的医学症状只字未提。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崩溃，整个社会逐渐瓦解。」[16]正如同许多古老的故事，阿波罗尼乌斯和艾菲索斯人的故事也把模仿暴力隐藏在图谋复仇的神与恶魔的奇幻故事里，而这个暴力起源于他们自己的社群。
于是，药师阿波罗尼乌斯开出他的处方：他告诉艾菲索斯人，用石头砸死一个瞎眼的乞丐，如此便可摆脱他们的疾病。起初，他们对阿波罗尼乌斯的指示感到震惊。为什么这样伟大的治疗师会要求他们杀害一个无辜的人？阿波罗尼乌斯继续劝诱他们，然而没有人行动。终于，有人拾起第一块石头，扔了出去。
「当他们当中一些人开始拿石头丢他时，」菲洛斯特拉图斯写道，「那个原本似乎瞇眨着眼而失明的乞丐，突然瞥了他们一眼，眼里充满火焰。」现在，艾菲索斯人将他视为恶魔。在他们用石头打死这个人后，在石堆下发现的是一头野兽，而非他的尸体。这象征他的形象已在群众心中默默地转变。
安宁重新降临城市。艾菲索斯人在事件发生的地方，为神立了一座祭坛。毒药成了解药。阿波罗尼乌斯带着艾菲索斯人到药房。他提供一个代罪者做为解药。
回到游泳池的案例，最先发现并指控嫌疑人的那个人现在满腔愤怒。他使尽全力，克服肌肉麻痹，走到水池边，并从水里走出来。
电代表了危险的模仿传染病，它将泳池里的人连结在一起，也将他们困在原地──除非有什么东西或某人出现，激发更强大的力量。替罪羊机制便是打破它的力量。
第一个离开游泳池的人成为其它人的榜样。当他采取行动，其它人就得到行动的冲劲和动机。他们不仅被激起逃离致命水域的动力，现在他们还有朋友拉他们出来。
〔榜样激励人们采取行动，有时有助于引导突破性的表现。就在许多科学家认为人体已经达到发展极限，二○一二年伦敦夏季奥运会又刷新三十多项世界纪录。二○一九年，伊里尤德．基普柯吉（Eliud Kipchoge）以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跑完马拉松，这是许多人曾经预测至少二十年内不会发生的情况；现在，部分由于模仿欲望的缘故，我们可以预期，障碍会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破。〕
随着他们的身体从电击中恢复过来，从水池中走出来的那些人变得更加愤怒。他们聚集在他们现在认为试图电击他们的人面前。
他愈是抗议，愈是响应他们的愤怒，便愈是在他们的愤怒上浇油。「我做了什么？」他大叫道，「我只是──」
「别对我们撒谎！」他们大喊。
每个人都这样认为：去买啤酒的这个人就是将设备撞入泳池的人。还能有谁？游泳池外没有其它人。
这就是他们根本的盲点。他们在游泳池外找答案，尽管他们是因为自己在池内打架导致设备掉进水中。
替罪羊继续企图为自己辩解，但他所说的一切，在暴徒耳中都是他们找到罪魁祸首的证明。他抗议得愈大声，他们的愤怒就愈强烈。
暴民是一种超模仿生物体，当中的个体成员很容易失去个人主体性。模仿传染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性──尤其是他们欲望的差异。你参加集会时，一开始想要的是某样东西，而离开的时候，想要的却完全是别的东西。
群众心理与个人心理不同。[17]想想在狂欢时跳舞的人们，他们在DJ或乐队的影响下，像是催眠般地摇摆自己的身体。一九三○年代后期，逃离德国纳粹的作家埃利亚斯．卡内堤（Elias Canetti）于一九六○年首次出版他的代表作《群众与权力》（Crowds and Power），在书中描述了这个现象。「人一旦屈服于群众，」卡内堤写道，「他便不再害怕它的触摸。理想情况下，所有人在那里都是平等的；彼此之间没有区别……突然间，彷佛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身体中。」[18]
在游泳池里打架的孩子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充满暴力。但是他们现在在醉酒与愤怒中，打算对啤酒男施加严重的暴力。
我们不幸的替罪羊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困境时，开始寻找逃脱的路线。但是群众正在向他逼近。
这个故事至少有三个可以想象的结局。
第一个结局，啤酒男被逐出小区。他再也无法毫无愧色地在公共场合露脸。他被迫搬到一个没人听过这个故事的地方。
第二个结局是浪漫启蒙的想法，根本不符合现实，但人们仍然喜欢这样想象：当他们愤怒到极点时，所有参加泳池派对且酒醉的人都清醒了，他们坐下来，制定一份社会契约。他们认为啤酒男不小心将设备撞到水中情有可原。他们禁止他以后在聚会上喝酒，并要求他支付每个人的医疗费用。但是他们的社会契约是受迷因驱使而产生的意见，并非透过理性思考。它将责任归咎给最没有权力影响合约本质的组内成员。
在第三个结局里，其中一个男生猛然朝替罪羊的脸挥拳，并将他击倒在地。第二个人加入殴打。然后，第三、第四和第五个人加入。他们的暴力，正如同所有暴力一样，似乎是正义的。他们并非启动暴力；他们是在主持公道。在故事的高潮中，他们做了一些无法避免的事情：他们拉起受害者被殴打的身体，并把他扔进通电的水池里。
在这三种情境下，都是局外人（意如其字，就是那个唯一在泳池外的人）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
在我们的故事中，暴徒选择第三个结局：他们抓住他们自认为是正义的东西。
替罪羊机制在不稳定时期最有效。纳粹党兴起之前，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陷入经济和社会混乱。而其它的种族大屠杀（包括但不限于亚美尼亚、卢安达和叙利亚的种族大屠杀），也发生在社会极度不稳定的时期。
不太明显的例子则包括单一性或地区性的替罪羊事件，事件里会有一个人（通常是一般被视为邪恶的人），透过他的死亡或驱逐提供一种宣泄般的解脱。人类学家马克．安斯帕契（Mark Anspach）在《逆向复仇》（Vengeance in Reverse）中讲述一个男人被士兵包围、被剥光衣服、被嘲笑和折磨的故事。他血淋淋的尸体被拖行在街道上，还被吐口水。你觉得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的死亡被人们用手机拍下并庆祝，之后利比亚过渡时期的新领袖宣布：「所有的罪恶都已经从我们这个心爱的国家消失了。是时候开始一个新的利比亚，一个统一的利比亚，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未来。」
被处以私刑的领袖正是格达费（Muammar Qaddafi）。
几乎每个人都一致认为格达费是坏事做尽的坏人。他的确是。但他不可能是整个国家里唯一一个做错事的人。那个过渡时期的领袖声称，一切邪恶都已消失，这就是让格达费成为替罪羊。安斯帕契指出：「他愈是有罪，代替所有其它有罪者牺牲就愈具有说服力。」替罪羊机制并非取决于替罪羊是有罪或无辜，而是取决于小区是否有能力利用替罪羊来实现他们想要的结果：统一、治疗、净化、赎罪。替罪羊具有宗教功能。
阻力最小的路径
纵观历史，替罪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基于某种原因从人群中脱颖而出，而且很容易就被挑出来。在我们的泳池派对寓言里，那个啤酒男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卷入被视为替罪羊的危险里，因为他是唯一站在泳池外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替罪羊通常会因以下几种情况而被挑选出来：他们具有极端的个性或神经多样性（例如自闭症），或是引人侧目的身体异常；就地位或市场而言，他们处于社会边缘（他们身处体制之外，如阿米希人或选择远离喧嚣而自给自足的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者（他们的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无论是关于生活方式、性取向还是与人沟通交流的方式）；他们无法反击（这一点甚至适用于统治者或国王──当所有人都反对时，即使是最有权势的人也无能为力）；他们彷佛是魔法变出来的，而整个社会都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又或者如何变成这样，这使他们很容易被归咎为社会动荡的原因〔气候变迁的社运人士格蕾塔．童贝里（Greta Thunberg）抵达纽约，在联合国发表演说，这件事便让她成为潜在的替罪羊〕。
所有的替罪羊都有团结人们并平息模仿冲突的能力。替罪羊没有传统的权力；但是有团结众人的能力。一个死囚所拥有的能力，甚至连州长都没有。对于身处危机的家庭或小区而言，似乎只有囚犯的死才能带来他们寻求的那种治愈。囚犯拥有一种无人可取代的超自然特质。只有他能医治。
吉拉尔在其一九七二年出版的《暴力与神圣》（Violence and the Sacred）一书中提到替罪羊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他们是国王或乞丐的比例很高，而且往往身兼这两种身分。当一个乞丐被选为替罪羊，在他死前或死后，都具有半神般的特质，因为他被视为和平的工具。他有能力为人们带来他们自己无法带来的结果。艾菲索斯人以石头击毙阿波罗尼斯指给他们的盲眼乞丐后，在事发地修建一所祭坛，原因即在此。某些神圣的事情在那里发生。
在《暴力与神圣》中，吉拉尔解释《伊底帕斯王》（Oedipus Rex）为何是替罪羊国王的故事。[19]当城市遭受可怕的瘟疫袭击时，伊底帕斯是底比斯（Thebes）的国王。但是，那是什么样的瘟疫？底比斯到底发生什么事？那里真的爆发瘟疫吗？
根据吉拉尔的说法，我们不应该太相信这些故事表面的细节。我们必须深入探究。在他看来，这座城市更有可能陷入一场模仿危机──「一千场个别冲突，」他写道。[20]这里可能真的有一场瘟疫。或者社会危机可能就是那场「瘟疫」。
伊底帕斯找寻杀害前国王拉伊奥斯（即他的父亲）的凶手，他认为只要破案便能结束瘟疫。令他恐惧的是，他得知自己弒父娶母。就底比斯人而言，这一定就是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但这不是很奇怪吗？伊底帕斯的罪行是社会性的，并不是生物性的。他犯了弒父的大罪与娶母的严重禁忌。这怎么会带来瘟疫？这表示我们必须跳脱文献数据，更深入地探究。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伊底帕斯挖出自己的眼睛并与女儿一起流放。
我们可以合理怀疑，针对伊底帕斯被指控的罪行，他是否有罪。但他真的带来细菌引起的疾病吗？当然没有。然而，在吉拉尔看来，这是一种伴随着替罪羊的修正论者的历史。
倘若你认为只有很久以前的人才会编造这些替代性的故事，那你就错了。你是否注意过，今天人们多久会使用一次自然灾害的语言来描述危机的后果？二○○八年，美国人遭受如雪崩般的房屋债务的打击。[21]在CNBC上谈到COVID-19的著名避险基金经理人比尔．艾克曼（Bill Ackman）表示，在公众开始认真对待这场传染病的前几个月，他感到海啸即将来临。[22]白宫在二○二○年二月四日发布的说明文件暗指在总统采取行动之前，将会有大批移民潮涌入国内（文件指出，「川普总统已采取行动，结束逮补与释放，并阻止涌入我们边境的移民潮」。）自从二○○八年金融危机以来，当我们提及美国政府给予银行和其它陷入危机的公司的金融援助，我们说公司获得纾困（bail-out）；而「bail-out」是一个海事术语，意思是用水桶把进水或下沉中船只里的水舀出，通常是在发生不可预测的风暴或其它事件之后。
危机似乎总是悄悄地袭击，让人们感到震惊。凭借我们所有的现代科技和智慧，仍无法预测或者避免。我们不断地遇到自己造成的危机，那是因为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自己陷入了模仿过程。大多数人仍有着自己拥有独立欲望的错觉──那是浪漫谎言。但当这世界的金融与技术系统变得更为复杂，我们的欲望系统也是如此。
我们每个人都占据着多个、经常重迭且有所交集的欲望系统。如何培养能力以理解并因应我们所处的环境，这是这本书后半部的主要目标。
模仿系统至少和实体系统一样重要。有些人会想知道一只在日本振翅的蝴蝶是否会导致海啸袭击佛罗里达海岸（浑沌理论的蝴蝶效应）；而有些人会想知道俄罗斯的某人能否以一则脸书贴文在美国引起混乱。第一个例子是实体系统；第二个则是欲望系统。
接下来是一则关于欲望系统的极短篇故事，而这是一则没有人理解、因此每个人都误认的故事。人们使用神话语言来描述他们无法理解如何运作的事物。这便是神话的用途。我们需要故事来解释无法解释的事情。当人们发现自己身处混乱之中，而自己无法解释这是如何开始、也不知道他们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他们会怪罪任何可以怪罪的东西──就连蜘蛛也可以成为怪罪的对象。
一五一八年的舞蹈狂热
一五一八年，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这个法国小镇，一个年轻的女人在街上不由自主地起舞。约翰．沃勒（John Waller）在他的书《跳舞瘟疫》（The Dancing Plague）中提过这样的场景，我据此写下这个故事。她一连跳了好几天的舞。小镇里的人们都围绕在她身边。他们在一旁观看，当特罗菲亚（Troffea）持续跳舞跳到第三天，她的鞋子已被血液浸透，汗水从她疲惫的脸流下，」沃勒写道。[23]几天内，三十多人带着同样无法控制的冲动走上街头跳舞。首席法官、主教和医生强制他们其中一些人住院治疗。但是，对于这种古怪起舞的原因和治疗方法仍旧不明。
造成一五一八年舞蹈瘟疫成因的理论流传了数十年。精神错乱和被恶魔附身是两种热门的说法。但没有一个说法能解释，为何这个行为似乎会从原来的舞者蔓延到她周遭的人。什么可以解释社会传染？
整个欧洲的城市都会出现自发的舞者。在某些地方，人们只在一年的某些特定时间里开始跳舞。在意大利南部的普利亚（Puglia）地区，每个夏天都会出现歇斯底里的舞者，意大利人称之为「塔兰塔蒂」（tarantati）。大多数人认为跳舞是被塔兰托（tarantula）这种大毒蛛咬伤而感染的疾病症状，这种疾病使人模仿蜘蛛的动作。
一些奇特的仪式因而产生，包括相信跟随着某首歌曲跳舞，并依循特定礼拜仪式是治疗疾病的唯一方法。人们会在一个房间，或者在城镇广场，聚集在感染者的周围演奏音乐，并在他们试图跟着蜘蛛的节奏跳舞时，鼓励感染者，为他加油。人们相信，如果他们的舞蹈能让这个生物满意，那么它的影响就会结束。
一个被感染的人具有准神圣的特质。深受毒蜘蛛舞蹈症折磨的男女是被社会遗弃的贱民，是造成小区灾难和恐惧的原因，但也是唯一有能力恢复秩序的人。
但这是真的吗？
几世纪以来，没有人可以确认引发跳舞的真正原因。直到一九五○年代，意大利文化人类学家和民族精神病学家厄内斯托．德马蒂诺（Ernesto de Martino）前往普利亚区，一幅更真实的画面才开始浮出水面。[24]在采访过数百名当地民众之后，他才了解，跳舞的人有一些共同点：大多数经历过某种创伤。引发跳舞的似乎是一场危机──不可能的爱情、被迫的婚礼、失业、进入青春期等事情，它们扰乱生活动态，并透过模仿扰乱社群。
这些痛苦似乎来自人际关系层面。德马蒂诺的研究揭露隐藏的权力关系、社会张力，以及未被承认的欲望危机。
毒蜘蛛舞蹈症是一种宗教仪式，具有将混乱的社会回复秩序的效能。蜘蛛成为替罪羊。为了将蜘蛛的影响从饱受折磨的舞者身上移除而举行的仪式，把每个人聚集在一起，历经一场净化体验，据说可以消除他们之间的疾病。尽管这种仪式很奇怪，但它的作用是保护小区免于遭受更大的社会危机，也就是人际关系进一步的破裂。把这场疯狂的舞蹈视为一个警铃（甚或是教堂的钟声）意味着，是时候让每个人都聚在一起，驱除他们的恶魔。
虽说毒蜘蛛舞蹈症已逐渐消失，但它的文化遗迹依旧存在。当今意大利南部最受欢迎的民俗音乐形式之一、流行的民俗舞蹈塔兰泰拉（tarantella），便是源于这拥有五百年历史的仪式里所使用的舞蹈。
为什么意大利南部的人们要欺骗自己造成他们危机的真正原因？声称人们被蜘蛛咬了之后会有「自发性」的跳舞冲动是一个古老的浪漫谎言。跳舞其实是模仿欲望引起的。这是社会传染的症状，需要替罪羊来恢复秩序。在这个案例里，塔兰托蜘蛛便是替罪羊。
顺道一提，塔兰托蜘蛛如同多数的狼蛛，只有在不断被激怒的情况下才会咬人。牠们毒液会造成轻微的肿胀、轻微的疼痛、以及搔痒。
丢第一颗石头
替罪羊是透过模仿的审判过程而选出，并非理性的过程。
想想古代的石刑：一群人向某人扔石头，直到他们死于创伤。这是古代以色列死刑的官方形式，《托拉》和《塔木德》都把它编入法典，做为对某些罪行的惩罚，但是它的起源甚至更早。
石刑最原始的形式是自发性的。它发生在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正当程序」之外。〔我们现代对于正当程序的认知（一个人在被处以法律的正当程序之前，不能被剥夺任何的自由，或者处以刑罚），源于一二一五年书面形式的英国《大宪章》。〕
几乎西方每个人都知道「丢第一颗石头」这一句话。那么，如此重要的第一颗石头究竟是什么？
这句话来自于公元一世纪巴勒斯坦的一位拉比──拿撒勒人耶稣，他出现在世界历史上最奇怪的石刑现场──奇怪的原因在于，石刑从未发生，但我们对于它的了解却更胜其它石刑。我们对这个已有两千年历史的无石刑事件了如指掌，这是非常不寻常的。是什么让它如此重要？那是个有关模仿与替罪羊机制的故事。
耶稣偶然遇见一名在通奸时而被抓的妇女，她即将被一群生气的暴徒以石头打死。他出面介入这件事，并说：「你们当中有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这些话让一切都失去了平衡。破坏性暴力的循环被打断了。围着这个妇女的男人，一个接着一个放下手上的石头并走开。第一个，然后另一个，一个接着一个，愈来愈快离开。
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丢第一颗石头如此困难？因为第一颗石头是唯一一颗没有模仿榜样可依循的石头。丢第一块石头的人经常表现出暴怒，给人群提供一个危险的榜样。如同我们稍早看到的阿波罗尼斯以及艾菲索斯人的故事，一旦有人丢出第一颗石头，要丢第二颗就变得较为容易。当某样东西已经是别人想要的物品时，渴望得到那样东西总是比较容易──甚至或许正因为那是暴力。
丢第一颗石头的人点出方向。第二个人强化我们的欲望。现在人群中的第三个人，被先前两个模仿榜样的模仿力道影响，投出第三颗石头，并且成为第三组榜样。丢第四、第五、及第六颗石头，与第一块石头相比都相对容易。丢第七块石头则是毫不费力。模仿传染性已经变强。这些丢石头的人已不受任何形式的客观判断的影响，因为他们对于替罪羊的渴望已经胜过他们对于事实的渴望。
愤怒很容易地转移并扩散。在一项于二○一三年进行、二○一四年发表的研究中，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微博的影响力与传播性。他们发现，愤怒远比其它情绪（例如喜悦）传播的速度还要快，因为当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薄弱时（网络上的常态），愤怒很容易传播。[25]
许多人死于「路怒症」（road rage，即公路暴力）。据我所知，没有人死于「路喜症」（road joy）。
上述故事中，耶稣用来避免石刑的策略在于剥夺群众中的暴力榜样，并以一个非暴力的榜样取而代之。暴力传染没有持续，反倒是非暴力传染出现。第一个人放下手中的石头。之后，其它人也一个接着一个放下石头。循环一（即模仿暴力）转化成循环二，也就是一种正向的模仿过程。
两者都依赖榜样。
策略 7：以反模仿的方式达成判断
如果你在公开场合进行民意调查或选举，务必不要让人们看到其它人投票的内容──这样你才会看到人们在模仿别人之前内心的真实想法。模仿的影响太过强大。设法让群体的每个成员尽可能地透过最独立的过程做出判断，这点很重要，无论是投资决策或法院陪审团的判决都是如此。
观看仇恨的乐趣
超过十二年了，数千万个美国人都在观看同一个电视节目。每一集的开始都画下战线。节目里的每一个参赛者都想要同样一个东西：被宣告为胜利者的殊荣能为他们赢得权威人物的称赞，并获得大众的崇拜。为了得到它，几乎一个人都愿意做任何事情。
他们失败了。他们互相指责、暗箭伤人和背叛。然后，游戏结束时，他们走进一间巨大的会议室。川普（Donald Trump）皱着眉坐在大长桌的中间。每个人都想当他的下一个接班人，但只有一个人会赢。
川普让模仿危机升级，直到它沸腾。最后，他手指着他们其中一人说：「你被开除了！」危机就这样被避免了。替罪羊回家。团队可以继续比赛。同时，每当川普这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伸出手，指着其它人并说出「你被开除了」这句话时，他身为模仿榜样的形象也就变得更强烈。
川普用十几年培养、巩固自己身为「大师」以及其它人是他的「学徒」的身分地位，他会成为一个邪教般的人物也就不足为奇。在《谁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这个一共一百九十二集的真人秀节目〔包括收视率更高的《名人接班人》（The Celebrity Apprentice）〕，他为每一集带来秩序，只手解决一个个模仿危机。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政治人物或潜在的政治人物想要获得支持，可能没有什么方法比解决模仿危机更有效。他们模仿的是古代以色列大祭司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