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吉拉尔的说法，替罪羊机制在古代社会是自发性地发生。最终，这些社会开始仪式化地重演导致替罪羊机制的过程──也就是制造混乱，让模仿张力达到高峰，尔后驱除或牺牲一些象征性的东西（这便是电视真人秀的公式）。他们发现，净化效应会流向每个人。
这些仪式因献祭的替代品而奏效。人们意识到他们可以用动物代替人类。动物的献祭逐渐被高阶主管的解雇、大规模的监禁或社群媒体账号的注销给取代。谈到满足我们对献牲祭的渴望，人类的聪明才智似乎没有限制。
替代品的献牲祭弥漫在我们的文化里。它们已经渗透到运动、组织生活、大学和文学作品中。
史蒂芬．金（Stephen King）的第一本小说《魔女嘉莉》（Carrie），是一本关于替罪羊机制出错的恐怖故事。在小说的结尾，嘉莉这个被霸凌的高中女孩，当她在舞会之夜被羞辱之后，向她的同学复仇，以念力造成死亡和屠杀。
在构思这部小说时，金反思他心目中扮演主角的女孩类型。「每个班级里面都有一只山羊，那个在抢座位游戏里总是抢不到位子的孩子，那个总是被贴上『用力踢我』标语的孩子，那个社群等级永远排在最后面的孩子，」金回忆着。他用自己高中时班上「两个最孤独、最受辱骂的女孩」做为嘉莉的原型，包括「她们的长相、举止以及被对待的方式」。她们其中一人后来在癫痫发作时死亡。根据金的说法，另一个人在生完孩子后，朝自己的腹部开枪。[26]
金的天才是将一个可能的替罪羊变成一个有能力施展报复的可怕人物。现实生活中的替罪羊并非如此。
一九四八年，雪莉．杰克森（Shirley Jackson）的短篇小说《乐透》（The Lottery）讲述一个小区每年集会一次、以抽签方式进行石刑的故事。替罪羊仪式的设计是为了确保丰收能够继续──换言之，是为了维持和平。祭祀并没有真正为收成带来神圣的祝福；然而，它们可以解决人与人之间争夺稀缺资源的模仿张力。二○一九年的恐怖片《仲夏魇》（Midsommar）也有类似的动态。
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小说《苍蝇王》（Lord of the Flies）描绘被困在偏远岛屿上的一群青少年之间的模仿危机。其中一个名为小猪（Piggy）的孩子，一直被要求要为整群人的罪孽承担责罚，并代替他们受苦。
电影《饥饿游戏》（Hunger Games）的情节围绕着一场体育大赛，在这场大赛中，十二到十八岁的男孩和女孩被一个反乌托邦国家施惠国的领袖选中，进行生死战争。这些游戏将社会上所有内部的冲突都集中在少数被选中的人身上，他们被迫代表其它人承担暴力。[27]
我不知道这些作家在写故事的时候，是否明确想过替罪羊机制。但是这个主题的普遍性的确惊人，而值得一问的是，它是否指出一个潜在的真相。吉拉尔认为这个真相便是替罪羊。
职业运动依靠这些来吸引球迷。美式足球比赛是一场神圣的仪式，两支球队及其球迷在其中重新演绎一场无差异的危机。联盟的组织是为了促进平等；在任何一个星期天，任何一支球队都可以获胜。在数小时的赛前分析之后，开球时刻将紧张的气氛带到高峰。整个球季就在一系列戏剧般的起起落落中结束。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后，教练被解雇，球员不再续约。ESPN掩盖了组织内部的戏剧性和失能。一旦有人被清除，使团队摆脱瘟疫，该组织就可以继续前进，重新争取荣耀。
国家美式足球联盟（NFL）的明星接球手特雷尔．欧文斯（Terrell Owens），在他的职业生涯后期，成为效力球队的替罪羊。在篮球界，二○一九年被纽约尼克队解雇的戴维．费兹戴尔（David Fizdale），是过去二十年里被选为替罪羊的一长串尼克队教练名单里的一个（成为任何纽约职业运动球队的主教练，已在无意中成为最终可能的替罪羊）。就连担任过麦可．乔丹（Michael Jorden）及柯比．布莱恩（Kobe Bryant）教练的传奇人物菲尔．杰克森（Phil Jackson）也沦为替罪羊。谁能忘记史蒂夫．巴特曼（Steve Bartman）？二○○三年世界大赛期间，这个小熊队球迷干扰自家球队在看台附近要接球的球员，导致球员在比赛的关键时刻漏接。巴特曼不得不躲起来，而事件中的那颗棒球，在二○○四年被一名特效专家公开引爆；那些残骸在二○○五年被煮沸并用来制作意大利面酱。
替罪羊本身是问题？或替罪羊是解决方案？
卡瓦菲斯（C.P. Cavafy）的诗作〈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讲述了一个处于危机中的小区。他们因邻近野蛮人即将发动袭击的消息而聚集在主广场。野蛮人从未出现。「现在没有野蛮人，我们会怎样？」诗中倒数第二行这样写道。而诗的结尾是：「那些人是解决方案。」
看见替罪羊的无辜
该亚法（Caiapha）是公元一世纪时的犹太大祭司，根据吉拉尔的说法，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倒不一定是崇高的意义，但在某种意义上，他确实知道怎么做才能在争端中满足所有利害关系人，并平息社会动荡。根据吉拉尔的说法，该亚法只是将替罪羊机制付诸于政治实践：他求助于替罪羊机制，「做为避免更大暴力的最后对策」。[28]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被捕时，该亚法、大祭司以及宗教和政治委员会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他们必须想办法处置这个来自拿撒勒的人。他在原本已是紧张的时刻，在耶路撒冷制造紧张局势。社会各方面已出现裂痕，形成数十个支离破碎的团体和宗派。耶稣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他来自一个偏僻的小镇，生活在社会的边缘，他打破文化规范并挑战当局的权力。因此，该亚法所面临的挑战不仅是耶稣，而是该如何保护以色列。
在会议召开时，该亚法坐下来，看着其它人反复提出不具体又摇摆不定的假设问题和抽象想法。终于，他受够了。
「你什么都不知道！」他大喊。「你不明白，让一个人为大家而死，总比让整个国家都毁灭来得好。」[29]
该亚法可能并没有完全明白他说的话的全部意义。「只要我们相信它有罪，替罪羊就会一直有效，」吉拉尔在他的最后一本书《战斗到最后》（Battling to the End）中写道。「替罪羊的存在表示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替罪羊。」[30]
所以，该亚法可能没想到他的计划便是替罪羊机制。然而，他一定知道将暴力的目标集中在具有影响力的象征性人物身上，可以有效地平息动荡的人群。杀死耶稣可以让人们心满意足；这将使他们团结起来，防止危机升级。
该亚法的想法赢得支持。几天后，耶稣被钉上十字架。
该亚法提出的建议完全合乎实际。他建议进行一场仪式般的献祭（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实现特定结果（增强团结与和平）。这并没有出乎宗教领袖的意料之外。「宗教思考的目的与技术研究的目的完全相同，也就是实际行动，」吉拉尔在《暴力与神圣》中写道。[31]他将替罪羊机制视为宗教或神圣行为的缩影。
当吉拉尔提到「宗教思维」有着实际行动的目的时，他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贬低宗教信仰，他指的是人们为解决问题而带来的献牲心态。几乎所有人都信奉宗教，因为他们下意识地相信献牲会带来和平。
想一想献牲的念头在我们的心灵中是多么地根深柢固。如果我们能摧毁其它政党、那间公司、那些恐怖份子、那个麻烦制造者、隔壁那间让我胖了十磅的快餐店，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32]献牲似乎总是正确且恰当。我们的暴力是好的暴力；而别人的暴力总是不好的。
根据吉拉尔的说法，多年来，祭祀仪式非常有效，以至于阻碍了科学进步。「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发明了科学而停止焚烧女巫；而是因为我们不再焚烧女巫，我们发明了科学，」吉拉尔在二○一一年接受CBC采访时，和戴维．凯利（David Cayley）这样说。「过去，我们常常把干旱归咎于女巫；一旦我们不再责怪女巫，我们就开始寻找干旱的科学解释。」[33]
人性仍然倾向于回归原始、献牲的心态，这种心态是我们祖先的特征，并使他们陷入暴力循环。从群众的角度来看，替罪羊机制完全合理。因此，当替罪羊成为文化转变的神圣中心时，也就是当神话和迷信再次成为文化中的主导力量时，实际的理性就退居次席。
在吉拉尔看来，关于替罪羊机制的理解，是由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沿革中发展出来的──包括圣经故事清楚交代替罪羊的无辜，以及过去两千年来，替罪羊机制在带来虚幻的和平这点上，似乎也变得不那么有效。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典籍经文都记载着非常奇特的替罪羊叙事。它们的叙述与其它纪录之间的不同之处令人震惊：经文中似乎特别提到模仿欲望，而替罪羊的故事似乎总是从被控诉方的角度来讲述。这是对传统记载的颠覆，即使是非常熟悉这些经文的人也没有意识到它们有多么不同。[34]
然而，在我们谈替罪羊机制的启示之前，请注意摩西的十诫早已影射模仿欲望。在出埃及记中，第十条戒律相当突出。它似乎直接禁止任何形式的模仿欲望：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记 20 : 17）
其它戒律禁止的是行为，而第十条戒律禁止的是某种特定的欲望。吉拉尔指出，这个希伯来字汇经常被翻译为「贪求」，但它的意思其实是更简单的东西，那便是「欲望」。这些圣经故事通过欲望的镜头来阅读，具有丰富的人类学意涵。[35]
但如果模仿欲望普遍存在，又是我们做为人类的一部分，那么十诫中怎会有一条是在禁止它呢？第十诫禁止的是敌对竞争的欲望。第十诫之所以禁止它们，是因为它们会导致我们现在看到的暴力。
其余经文读起来就像是暴力的展现，沿路上都有着警告。在《托拉》中，替罪羊机制最突出的例子是雅各布（Jacob）之子约瑟夫（Joseph）的故事。约瑟夫被他的十一个哥哥卖到埃及为奴，因为他们嫉妒他是雅各布最喜欢的儿子。那是一个所有人对付一个人的案例。在其它任何故事中，就像在我们的泳池派对的故事里，约瑟夫都会被指控做了一些足以受到驱逐或成为祭献的事情。然而，在圣经的纪录中，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他是完全无辜的。
他以奴隶的身分到达埃及，后来让自己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最后赢得该国领袖的尊重，并立于权重的高位。然后，一样的事再一次发生。身为外国人的约瑟夫被诬告犯罪。但是他再次对读者证实自己完全无辜。一次又一次，约瑟夫被证明是不公正的指控和暴力的无辜受害者。
最后，在故事的结尾，约瑟夫成为了维齐尔（即大臣），权力仅次于法老。他的兄弟们在长期的饥荒中来到埃及乞求援助，他们直接与约瑟夫互动，却没有认出他。
约瑟夫不想以暴力回报暴力。他不像大仲马笔下的基督山伯爵那样精心策画报复每一个得罪他的人。相反地，约瑟夫原谅他的兄弟，不过并不是没有给他们任何考验。
约瑟夫设计他的兄弟便雅悯（Benjamin）被误认为小偷而被捕。约瑟夫让兄弟们认为他会带走无辜的便雅悯，并惩罚他的过错。但是另外一个兄弟犹大（Judah）介入，自愿取代便雅悯接受惩罚。这让约瑟夫理解到他们已经改变。破坏性循环已被打破。约瑟夫被这个行为感动，向他们透露他的真实身分。约瑟夫和犹大都拒绝参与替罪羊机制。
吉拉尔在《创世纪》中看到揭开面纱后的替罪羊机制。他将在一段更后面的经文里，从一个事件中看到它浮现全貌。
吉拉尔敦促每个人，无论他们的宗教信仰为何（或没有宗教信仰），都要注意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发生的事情。吉拉尔主要以人类学家的身分阅读这个故事。他发现人类行为的运作方式与他在阅读历史时所看到的都不一样。
暴徒试图让耶稣成为他们的替罪羊。但这个机制被彻彻底底地颠覆──这也是它具有如此不朽的文化意义的原因之一，即使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耶稣被钉十字架一事，未能团结整个社会一致反对替罪羊。它出现相反的效果，也就是造成了巨大的分裂。在短时间内，钉十字架似乎达到预期的效果。暴徒被镇压，秩序暂时恢复。但就在耶稣死后不久，那些与耶稣密切相关的一小部分人站出来，宣布他的无辜，并说他还活着。
那些想要保留旧祭祀秩序的人和那些看到替罪羊机制真相（一种不公正的祭祀机制）的人之间出现了分歧。
福音书的文本与希腊、罗马和其它常见的神话完全不同。在异教对全体一致的暴力的描述中，读者或听众会得到这样的印象：暴力是针对有罪的人而实施，他应当受到惩罚。那是因为唯一留下来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正是替罪羊仪式的执行者。这些故事是从迫害者的角度讲述的，他们真的相信替罪羊有罪。[36]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故事既要读者认同人群，也要看到人群的愚蠢，而且还要看得更远，及至最后第一次掌握人类暴力的真相。
我从一个全观叙述者的角度讲述泳池派对的故事，我知道啤酒男是无辜的。如果今天说故事的人是其中一个凶手而不是我，你便永远不会知道替罪羊没有做任何值得人群激愤的事情。你只会听到对这事件的一种解释，甚至不知道去寻找另一种。泳池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说同样的故事：受害者有罪。
我以一个了解替罪羊机制的人的身分讲述这个故事。这就是福音书的运作方式。历史上第一次从受害者的角度讲述这个故事。吉拉尔认为这是一个明确的转折点──也是替罪羊机制开始失去绝对权力的那一刻。这个故事迫使人们正视自己的暴力行为。人类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暴力循环，面纱终于揭开。[37]
众所周知，揭开面纱并没有遏止暴力。这个启示透过时间慢慢发酵。但启示不可逆转。如果现代世界似乎即将疯狂，部分原因是我们非常了解对无辜受害者的剥削和暴力发生的方式，但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就好像我们被告知一些我们不想知道的可怕事情，而我们无法完全靠自己解决。这是集体疯狂的温床。
在被这段历史触动的文化下成长的我们，被灌输对无辜受害者的关心，因此，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些根深柢固的信念最初是如何形成的。
有些东西，我们一旦看见，就永远不会看不见。
受害者主义
吉拉尔写道：「检视古老的数据，四处询问，挖掘地球的各个角落，你仍找不到任何一点与现代的我们对于受害者的关心相似的东西。」[38]想一想，它是多么奇特。
目前，我们对无辜受害者非常敏感，以至于我们每天都会发现新的不公正现象来指责自己。只要想到受到严厉对待的人可能是无辜的，我们便会感到非常不舒服。这种为受害者辩护的激烈情绪从何而来？
它是否仅仅来自启蒙运动──认为我们现在是更聪明、更理性的人，可以从我们高高在上又有文化的高位，正确地评断过去？或者它有完全不同的源头？
根据吉拉尔的说法，我们的文化意识来自圣经故事。这种意识不可能透过努力思考而产生。我们有盲点，因为我们参与犯罪。圣经中所记述的事件告诉我们任何推理都无法得到的事物：受害者的清白。
我们就像一个头上钉着钉子的人，怎么也想不出来是什么让我们头痛，直到有人拿镜子照我们的脸。即便你本身不熟悉这些故事，但它们影响着那些在这些故事所触动的文化下成长的每个人，因为数千年来，它们已经渗入我们的生活结构。
西方文化以保护受害者为中心发展茁壮。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保护弱势群体的公法和私法、经济政策和刑法都取得长足的进步。民间（而非军事）医院在公元四世纪兴起。[39]中世纪的修道院保护年迈长者和垂死者、旅行者和孤儿。它们的功能一如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安全网。它们保护受害者。今天，支持生命和支持选择的运动都以自己的方式讲述受害者的语言。没有语言比受害者的语言更为强大。
现代世界最大的讽刺之一，是像美国这种政教分离的西方民主国家，将保护受害者奉为绝对的道德义务，尽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将宗教从公共生活中抹去。就好像他们在说，「我们会为无辜的受害者、犹太人和基督徒辩护，我们会抚养你──我们在维护受害者这方面会做得比你更好。」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确实这样做。
许多宗教人士对此的响应是将世俗文化视为模仿对手。文化战争是一场规模庞大、与一头多面千头蛇之间的模仿敌对竞争，在这场敌对竞争中，任何一方都应该明智地从中抽身。
正如我们所知，人权的发展部分是因为我们间接承认只要情况适当，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替罪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约七千五百万人丧生后，联合国发布《世界人权宣言》，保护适用于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它被翻译成五百多种语言和方言。该宣言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战争期间无辜受害者的数量惊人。
这些发展大幅改变权力的平衡。之前，大多数受害者完全没有能力为自己辩护。今天，没有人比被公认是受害者的人具有更大的文化影响力。就好像地球磁场的两极每隔几十万年就会转变位置。替罪羊机制已被彻底颠覆，因此出现某种反向替罪羊机制，也就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被认为受到残酷的对待，然后在他周围涌起一股支持浪潮。
原始的替罪羊机制在混乱中带来秩序，但是那个秩序取决于暴力。逆向过程将混乱带回原本的秩序。混乱是为了动摇以暴力为基础的「有秩序的」系统，直到采取严正的措施来改变它。二○二○年五月，美国的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显然，为受害者辩护是一件好事。但这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危险。就像古代宗教中的替罪羊仪式是完全务实的做法（也就是用于达成实际的目的），为受害者辩护也可以用于达成实际的目的。在詹姆士．威廉斯（James G. Williams）为吉拉尔的名作《我看到撒旦像闪电一样坠落》（I See Satan Fall Like Lightning）所撰写的序文当中，他试图总结吉拉尔在这一点上的想法，他写道：「受害者主义利用关切受害者的意识形态来获得政治、经济或精神力量。有人声称，受害者身分是获得优势或为自身行为辩解的一种方式。」[40]受害者现在有权制造出自己所选择的新替罪羊。
要避免这种权力变得专横，需要公开和诚实的记忆。
古代以色列的先知普遍是受嘲弄并成为替罪羊的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遭到杀害。法利赛人（Pharisees）是公元一世纪巴勒斯坦的一个宗教派别，他们崇敬那些古代先知，并为他们建造纪念碑以纪念他们。法利赛人反对暴力，恪遵律法。他们声称，如果他们生活在他们祖先的时代，他们不会杀死先知。[41]
然后，他们合作杀死耶稣。
当今活着的人回顾那些活在纳粹德国、苏联、一九五○年代的美国或基督所在时代的人时，发誓他们永远不会参与那种意识形态、种族主义或煽动性活动，而他们的这种思维和法利赛人的思维一样危险。替罪羊机制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不够谦逊，因此看不见自己陷入模仿过程。
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古拉格（苏联劳改营）度过八年，目睹他的国家陷入混乱和邪恶，他后来反思时写道：「要是一切都这么简单就好了！要是有恶人阴险地在暗中作恶，只要将他们与我们其它人分开，并消灭他们就好了。但是，善恶的分界线贯穿每个人的内心。又有谁愿意毁掉自己心里的一部分？」[42]
矛盾的符号
如前所述，霍尔泽在时代广场的一块广告牌上恳求道：「保护我自外于我想要的东西。」它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是一种矛盾的符号。透过与周围环境的鲜明对比，霍尔泽的艺术引起公众对其讯息的关注。人们被吸引并更诚实地自我检视。这个讯息并不会引起竞争、责备和暴力，而是导向自我反省，甚至可能是转变。消费文化不一定有最后的主导力量。
同样地，在人类历史的中心，耶稣的受难与周围的一切（如罗马帝国的政治、对罪犯的暴力处决以及流行的叙事）形成鲜明对比。它促使我们诚实地审视自己在暴力循环的推进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会出现的新替罪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话。
美国作家娥苏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在一九七三年写了一部短篇小说，名为《离开奥梅拉斯的人》（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乌托邦式的「幸福」城市奥梅拉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甚至不知道故事的时代背景。我们只知道，所有市民都找到一种构建社会的方法，将所有人的幸福最大化。
除了一个人，就这样。
故事描述到市民的一个夏季节日，并揭开一个黑暗的秘密：整个城市的全部运作，以及它所有的幸福，都是因为有一个被关押在城底下的孩子，他被驱逐、诱捕、孤立并永久受苦。
当奥梅拉斯的市民都大到可以了解他们城市的真相时，他们感到震惊和厌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这座城市的幸福，大多数人开始接受这样的不公义。
但是，有些人离开了。故事的结尾描述到这几个人的去向：「他们去的地方，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比幸福之城更加难以想象的地方。我根本无法形容。它可能根本不存在。但是那些离开奥梅拉斯的人，似乎知道他们要去哪里。」[43]
全镇都知道城底下孩子的事，但是只有一些人离开。其它的人接受妥协。多数人是如此。
「每个人都必须问自己与替罪羊是什么关系，」吉拉尔写道，「我不知道我自己的情况，我相信我的读者也是如此。我们只有理直气壮的敌意。然而，整个宇宙都充满了替罪羊。」[44]
* * *
[1] © 2020 Jenny Holzer, member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2] René Girard, The One by Whom Scandal Comes, 8, trans. M. B. DeBevois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4.⤴
[3] Girard, The One by Whom Scandal Comes, 7.⤴
[4]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83, ed. and tran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Everyman's Library Publishers, 1993.⤴
[5] 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 Patrick Gregory,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6] 以下是一则献祭山羊时的祷告译文：「主啊，我在你面前犯了罪，犯了罪，犯了罪：我，我的家人，亚伦的子孙──你的圣者。主啊，赦免我、我的家人和亚伦的子孙──你的圣民──在你面前所犯的罪孽、罪过和罪恶，正如你仆人在摩西律法上所写的那样，『因为在这一天，他必赦免你，在主面前洗净你一切的罪；你会是纯净的 。』」Isidore Singer and Cyrus Adler, The Jewish Encyclopedia: A Descriptive Record of the History,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Customs of the Jewish Peopl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 367, Funk and Wagnalls Company, 1902.⤴
[7] 来自新教改革学者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在一五三○年为摩西五经（Pentateuch）翻译的英文译本。在拉丁语中，山羊被称为「caper emissarius」，意为「被派遣的山羊」，也就是「离开的山羊」。廷代尔最初将其译为「[e]scape goat」（逃跑的山羊），最后变为「scapegoat」（替罪羊）。⤴
[8] René Girard, I See Satan Fall Like Lightning, Orbis Books, 2001.⤴
[9] Todd M. Compton, Victim of the Muses: Poet as Scapegoat, Warrior and Hero in GrecoRoman and Indo-European Myth and History,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2006.⤴
[10] 行刑队的枪枝中有一支装的是空包弹，这个想法已被一些人质疑为迷思。有人说真正的子弹会使枪产生很大的后座力，而空包弹不会，因此任何射击行刑队员都会知道他们打的是不是空包弹。但是，文献证据显示，行刑队的确会使用空包弹。行刑队的每个成员是否都知道他们当中有空包弹并不是最有趣的事情。事实是，空包弹已经被使用。⤴
[11] 地方性的金融危机也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始于泰国，导致泰国股市暴跌七五％以上。危机迅速蔓延到其它亚洲国家，但对美国的影响却是微乎其微。⤴
[12] 派对的想法是受到吉拉尔对酒神节的反思的启发。这些在古希腊祭祀酒神戴欧尼修斯的庆典汇集了重建某种形式的原始单一性的目的，这种单一性已经在模仿欲望的混乱中消失。这些庆典重新创造出从单一性到分裂和混乱的动态，并在祭祀仪式中达到高潮，替罪羊透过防止进一步的混乱和内部冲突来恢复秩序。吉拉尔亲近的合作者雷蒙．施瓦格（Raymund Schwager）在给吉拉尔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偶然发现一本赫曼．科勒（Hermann Koller）在一九五四年出版的《反抗的模仿》（Die Mimesis in der Antike）非常引人入胜。在这本书中，作者反映柏拉图对希腊词「μιμεῖσθαι」（mimesthai）的使用，并断定它来自献祭舞蹈。他写道，「mimos」这个词指的是酒神节中的演员。⤴
[13] Ta-Nehisi Coates, “The Cancellation of Colin Kaepernick,”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 2019.⤴
[14] Girard, I See Satan Fall Like Lightning.⤴
[15] Flavius Philostratus, The Life of Apollonius of Tyana, the Epistles of Apollonius and the Treatise of Eusebius, trans. F. C. Conybear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2 vol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16] 全文如下：「在他生病期间，他梦见整个世界都注定要成为某种可怕、在过去不为人知的瘟疫的受害者，这种瘟疫正从亚洲深处向欧洲蔓延。除了被选中的少数人，每个人都会死亡。某种新的旋毛虫出现，这些微生物在人体内定居。但这些是具有智慧和意志的生物。受到影响的人会立即变得痴迷和疯狂。但是，这些人从来、从来没有像他们被感染时那样认为自己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如此聪明、如此万无一失。他们从来不曾如此坚信他们的主张、他们的科学结论、他们的道德信念和信仰是如此无懈可击。全部的人、整个城镇和国家都被感染而疯狂。每个人都很着急，没有人了解其它人，每个人都认为真理只存在于他身上，于是为其它人而痛苦、搥胸、哭泣、绞着双手。他们不知道该审问谁、该如何裁断；他们无法就善与恶达成共识。他们不知道该谴责谁，该宣判谁无罪。人们在毫无意义的愤怒中互相残杀。他们集结全部的军队，要攻击彼此，但是军队在行军之际忽然开始内斗，队伍瓦解，士兵互相打斗、互相刺杀、互相砍杀、互相咬食。镇上整日响着警钟：他们召集所有人，但没有人知道谁被召唤或为什么被召唤，每个人都焦急万分。他们放弃最普通的交易，因为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他们无法达成一致；农业荒废。在一些地方，人们结成小组，共同就某事做成协议，并发誓不解散──但他们立即开始做一些与他们刚刚提出的完全不同的事情。他们开始互相指责、互相争斗、互相残杀。大火爆发，饥荒接踵而至。几乎所有的东西以及所有人都殆尽。瘟疫愈演愈烈、愈演愈烈。全世界只有少数人能得救；这些是纯洁和被选中的人，他们注定要建立一个新的种族和新的生活，更新和净化地球；但没有人见过这些人，没有人听过他们的话或他们的声音。」Fyodor Dostoyevsky, Crime and Punishment, 600, trans. Michael R. Katz, W. W. Norton, 2019.⤴
[17] 个体间心理学的概念值得探索，这是由吉拉尔、欧奥良和盖伊．黎弗特（Guy Lefort）在《自世界创立以来隐藏的事物》中创造的一个短语，以摆脱一元论的观点，并正确解释心理学的关系结构。⤴
[18]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15,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4.⤴
[19] From Sophocles's play Oedipus Rex, 约莫于公元前四二九年首度演出。⤴
[20]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79.⤴
[21] 博奇（Christian Borch）在他的书中以这个词汇来形容群众心理学。Social Avalanche: Crowds, Cities, and Financial Marke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22] Yun Li, “‘Hell Is Coming’ — Bill Ackman Has Dire Warning for Trump, CEOs if Drastic Measures Aren't Taken Now,” CNBC, March 18, 2020.⤴
[23] John Waller, The Dancing Plague: The Strange, True Story of an Extraordinary Illness, 1, Sourcebooks, 2009.⤴
[24] Ernesto De Martino and Dorothy Louise Zinn, The Land of Remorse: A Study of Southern Italian Tarantism, Free Association Books, 2005.⤴
[25] Rui Fan, Jichang Zhao, Yan Chen, and Ke Xu.“Anger Is More Influential Than Joy: Sentiment Correlation in Weibo,” PLOS ONE, October 2014.⤴
[26] Stephen King, On Writing: A Memoir of the Craft, 76, Scribner, 2010. See also Stephen King, “Stephen King: How I Wrote Carrie,” Guardian, April 4, 2014, para 6.⤴
[27] 《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系列小说是古罗马「面包和马戏团」的现代版本。罗马统治者知道他们需要给罗马人面包（有食物吃）以安抚他们。但他们也必须提供马戏团或娱乐活动。战士或动物的献祭仪式保护罗马免于自身的暴力，防止暴力暴动并保护其领导者的安全。⤴
[28] René Girard, The Scapegoat, 113,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29] 约翰福音11章49–50节，原经文如下（中文版和合本）：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作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甚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
[30] René Girard and Chantre Benoît, Battling to the End: Conversations with Benoît Chantre, xiv,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1]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33⤴
[32] 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Penguin Publishing, 2012）中破除他所说的暴力的「水压理论」，即压力在表面底下聚集并需要在暴力中定期释放的概念。需要澄清的是，这不是吉拉尔的理论。替罪羊机制在模仿危机期间发生，是因为一个群体采取实际和策略性的行动──替罪羊机制是一种化解暴力的社会策略。虽然平克没有特别提到吉拉尔或替罪羊机制，但他谈到暴力的策略性质：「当趋势朝暴力演进时，它总是具有策略性。只有在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对生物体施展暴力。」⤴
[33] 这段访谈于二○一一年三月在加拿大电视节目David Cayley's Classic IDEAS series中播出。⤴
[34] 我不太熟悉其它宗教传统的文本，如佛教、印度教或伊斯兰教，但我欢迎进一部探讨这些文本可能揭露替罪羊机制的方式，我邀请研究这些文本的学者加入在线讨论区：subredditr/MimeticDesire。⤴
[35] Girard, I See Satan Fall Like Lightning.⤴
[36] 吉拉尔将这些文本称为迫害文本。它们是迫害者写的文字，它们掩盖罪行或掩盖所发生事情的真相。Girard, The Scapegoat.⤴
[37] 吉拉尔在他的著作中强而有力地阐述这个观点。I See Satan Fall Like Lightning, and Evolution and Conversion: Dialogues on the Origins of Culture (Bloomsbury, 2017).⤴
[38] Girard, I See Satan Fall Like Lightning, 161.⤴
[39] 第一家医院通常被认为是由西泽利亚（Caesarea）的圣巴西尔（Saint Basil）在西泽利亚市外所建造的医院，即今天在土耳其的开塞利（Kayseri）。⤴
[40] Girard, I See Satan Fall Like Lightning, foreword, xxii–xxiii.⤴
[41] 耶稣与一些法利赛人相遇时，呼吁他们为这种伪善负责：「你们……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马太福音23章30节）。⤴
[42] Aleksandr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 HarperCollins, 1974, 168.⤴
[43] Ursula K. Le Guin, 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 A Story, 262, Harper Perennial, 2017. 摘录自 The Wind's Twelve Quarter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hardcover in 1975 by HarperCollins.⤴
[44] René Girard, The Scapegoat, 41,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第二部 欲望的转化
我们现在可以走进这个世界，找到所有的替罪羊，指出每一次竞争，甚至可以嘲笑那些依旧深陷于模仿欲望的唐吉诃德式困境的人。不过要小心。替罪羊机制会转向运作；我们在别人身上看到的愈多，我们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就愈少。
当然，我们可以「利用」模仿欲望，就像我们可以利用别人的信任、心灵或身体一样。它可以帮助我们辨识下一个脸书，或者成为更高明的把妹达人，或者在动荡的股市中赚大钱。
但这是浮士德式的交易。它将使我们陷入竞争，使我们无法努力寻找和追求那些最终让我们得到满足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