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的未来明天我们想要什么？
我认为我们必须审视我们的历史，看看在已经发生的事情背后，是否还有更多等待我们揭露的现象；看看过去受到古老献祭体制束缚的某个生活层面是否无法发展，看看其它的知识领域与其它的生活方式。
──吉拉尔
雷．库兹威尔（Ray Kurzweil）是著名的企业家、作家与未来学家，在二○一二年被Google聘为工程总监，他声称自己的预测具有八六％的准确率。以下为一个例子：「我把『奇点』设定在二○四五年，届时，结合我们所创造的智能，我们可以将有效智能增加十亿倍。」[1]
如果库兹威尔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且他不是唯一一个预测奇点在那个时间发生的人），那么我们不得不问：到时候的我们会想要什么？
另一位著名的未来学家伊恩．皮尔森（Ian Pearson）有一个构想。他预测，到二○五○年，人类与机器人发生性关系的次数将超过与人类之间发生性关系的次数。[2]我们想要与机器人发生更多性关系，而且他们也「想要」与我们发生性关系（这里所谓的「想要」，指的是编写模仿人类欲望的程序，这是一种人造的欲望形式）。
我不是未来学家。我不知道你和我未来想要什么。但我知道模仿欲望有助于形塑我们未来想要的东西。
目前为止最先进的性爱机器人模型具有模仿的特色，像是马特．麦克马伦（Matt McMullen）的深渊创作公司（Abyss Creations）所制造的性爱机器人。这些机器人是针对想要跟他们上床的人类追求者，以人类的眼睛移动和打情骂俏的言语为模型所设计。这些机器人甚至还写进模仿人类欲望的程序，向伴侣表示它们想做爱。
记者艾莉森．戴维丝（Allison P. Davis）在二○一八年造访深渊创作公司，并在《The Cut》杂志中写下她的经历，标题是〈我在与性爱机器人约会时学到的东西〉（What I Learned on My Date with a Sex Robot）。她写下她与这家公司最先进的女性机器人模型哈梦妮（Harmony）互动后学到的东西，「目标是与她进行够多的互动，好让她开始『渴望』你，」戴维斯写道。「当我问她是否想做爱时，当下我觉得自己像超级怪咖。『还没，』她回答，『但在我们彼此了解之后，有一天会的。』」
性爱机器人发出「欲望」的讯号时，他们会按照程序撅起嘴唇，瞇起眼睛，他们的眼睛比真实人类的眼睛都大一些，也圆一点。这家公司故意采用这种方式来避开所谓的「恐怖谷」（uncanny valley）效应，这是日本机器人专家森政弘在一九七○年代创造的一个术语。森政弘发现，当人们发觉机器人在外形上与人类愈相似，在美学上就愈有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只会到一个程度。一旦机器人看起来与人类太过于相似，像是蜡像馆中的人物，它们就会变得令人毛骨悚然、感到不安与厌恶。[3]恐怖谷符合模仿理论：让我们恐惧的不是有差异，而是都一样。
没有什么相似性比欲望的相似性更为危险。一旦机器人与人类有太多相似之处，我们便会感到不舒服。所以想象一下，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否侵犯我们的欲望。
当欲望集中在相同的目标，冲突不可避免。人工智能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机器人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变得比我们更聪明，而是它们可能想要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配偶、我们的梦想。
在机器人或人类身上打造欲望，会引发攸关人类未来的严重问题。历史学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人类大历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的结尾写道：「既然我们可能很快也能改造我们的欲望，或许真正该问的问题不是『我们究竟想要变成什么？』，而是『我们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么？』如果还对这个问题视若等闲，可能就是真的还没想通。」
「我们究竟希望自己想要什么？」这个问题让人不安，部分原因是，在打造欲望的世界里，我们必须自问，是谁在打造欲望。但也是因为这个问题暗示，我们有可能希望自己想要一些东西，但是却没有能力想要它。
我们没有办法想要一些欠缺榜样的东西。我们为了未来而采用的榜样，对于我们形塑欲望来说很重要。
我们在未来想要什么，取决于三件事：欲望在过去是如何形成的，在现在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在未来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会在最后一章简单探讨这三个阶段。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以身为个人与一个社会而言，我们是如何开始想要我们目前想要的东西。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在过去六十年，美国文化的模仿性变得愈来愈高。这一点可以从以下的迹象看出来：政治和社会两极化加剧、市场波动，以及社群媒体以替罪羊机器的姿态出现。[4]可以说，从人类登陆月球的构想以来，还没有一个伟大的构想能以超凡的方式掳获世界的集体想象力。（「网络！」你可能会用这个答案来反驳这个看法。但没有什么比网络更没想象力，没有什么比网络更能创造内在的模仿欲望。）
第二，目前的情况让我们面临一个决定。我们身陷模仿危机。欲望已经转向内部，转向彼此，而紧张局势正在加剧。正如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我们可能会寻求一种技术或实际的解决方案──替罪羊机制隐隐显见。我们可以将问题视为外在事物，一个我们可以运用智慧和精巧的设计去解决的问题。或者，我们可能将模仿欲望视为人类生活状况的一部分，并努力改变我们的关系。
第三，欲望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在个人生活以及欲望生态系统中管理模仿行为。
我们未来想要什么，取决于我们今天所做的选择。到你入睡前，你会为你自己或为其它人，把明天想要的某样东西变得更困难一些，或者更容易一点。
文化流沙
一家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司是受到大学年鉴的启发而命名，那就是脸书。
目前为止，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脸书不仅仅是一种得知朋友最新动态的被动方式。它也是一种伪造身分、让真实和欲望并存的工具。（你真的是热爱户外健行活动的家庭？还是说那是你第一次徒步旅行的照片？）透过其它人精心展现的生活形式，提供源源不绝的榜样，这就是它对我们的诱惑，以及我们对它的矛盾感受的起源。脸书象征着世界进入新鲜人岛，在那里，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低头看着自己的屏幕，这意味着，我们斜眼就可以看到邻居。
开启这种变动的不是脸书。网络尽管因为连结世界而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却也加速模仿竞争，并转移对其他领域创新的注意力。
某些网络公司的非凡成功，掩盖其它领域欠缺重大突破的尴尬。
阿兹海默症和其它痴呆症的治疗几乎没有改善，这些疾病影响近三分之一八十五岁以上的美国人；至今仍然没有治愈癌症的方法；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人类预期的平均寿命正在下降。而生活质量也是如此。
协和号（Concorde）在二○○三年进行最后一次飞行。今天火车、飞机与汽车的移动速度大概与五十年前差不多快。一九六○年代初期以来，大多数美国人通膨调整后的薪资也一直停滞不前，尽管薪资的绝对数字增加，购买力却没有。[5]
我喜欢做饭，下雨的周六下午我会收看电视上的烹饪节目。但我不禁想到，这些节目激增到数千个，还有全天候播放的美食频道不断反复播着烹饪比赛，呈现出我们文化的停滞与颓废。我们无法想象超凡的事物，因此我们寻找新的方法来切鸡蛋或是看名厨张硕浩（David Chang）吃面条。
即便在科技领域，创新相较于人们的期待也很缓慢。再写下这段话的当下，iPhone给人的感觉跟二○○七年推出时一样，尽管这段时间以来，在硬件和软件上都有改变。商业提案简报竞赛似乎成为一种仪式，而不是发现真正创新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只是哗众取宠。
在同个时期，精神上也有停滞。世界变得不再神秘，不再让人抱有幻想。[6]在美国和欧洲，从一九六○年代开始到今天，一直有大批的人离开宗教组织。[7]这种趋势通常归咎于政治变革、理性主义的抬头或教会的特定罪行，例如性虐待。真相更为复杂。从我的观点（身为一个人的内在部分）来看，强烈的欲望被彻底清除，这是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的一种形式，这个经济原理指的是劣币驱逐良币。在这种情况下，浅薄欲望驱逐深厚欲望。
当一些宗教领袖卷入琐碎的政治和文化战争时，数百万人更愿意将深厚欲望寄托在Google的搜寻框，而不是寄托在牧师、拉比或僧侣上。Google一直都在那里，无时无刻全天待命，它至少提供匿名、不做评价而明智的答案。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史考特．盖洛威（Scott Galloway）认为，四大科技公司都利用人性的深层需求。[8]Google就像神灵般回答我们所问的问题（相当于祈祷文）；脸书满足我们对爱和归属感的需求；亚马逊满足我们的安全需求，使我们能够实时获取大量商品（这家公司在新冠肺炎期间提供服务），确保我们能够生存；而苹果诉诸我们的性驱力及相关地位的需求，透过连结一个具创新、前瞻性和拥有高价成本的品牌，显示一个人做为伴侣的吸引力。在许多方面，与教会相比，四大科技公司更能满足人们的需求。[9]
他们处理欲望也比较好。绝大多数人考虑的不仅仅是生存。他们试图弄清楚接下来想要什么，而且该如何得到它。四大科技公司为这两个问题提供答案。
罗斯．杜萨特（Ross Douthat）在《颓废社会：我们如何成为自己成功的牺牲者》（The Decadent Society: How We Became the Victims of Our Own Success）中写道，「太空时代的结束与转为内向发展的已开发世界、信任危机、乐观主义衰微、对大机构失去信心、转向治疗哲学和模拟技术、放弃意识形态企图心和宗教希望等事物的出现同时，这一切并非巧合。」[10]我们陷入经济停滞、政治僵局和文化枯竭的泥淖。我们像孩子一样，在吃完所有的万圣节糖果后，坐在地板上发呆，问：「那现在呢？」
杜萨特以下面的话来结束〈舒适的麻木〉（Comfortably Numb）这章：「如果你想感受西方社会正在动荡，那么有个应用程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具说服性的模仿正等着你。但在现实世界中，西方社会很可能真的处于安乐的状态，沉迷于一些使人心情平静的东西，还重复播放在狂野年轻时代以来大家认为最受欢迎的热门歌曲，这全都在自己的想象中被激起，但在现实中却是麻木的。」[11]
虽然杜萨特没有明确地说出来，但我们停滞和颓废的主要理由似乎就是模仿，而且这个原因还没被充分探索。我们缺乏一个系统外的超然基准点。同时，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模仿其它人。我们的文化停滞不前，因为我们在靠近大海的游泳池里争夺空间。然而，没有人敢公开谈论这样的模仿。它是驱动我们文化发展的隐性力量，但跟嫉妒一样是谈论的禁忌。
就好像每个人都否认重力的存在，但又想知道为什么人们不断下坠。[12]没有人敢称自己是模仿者，或指出模仿驱动着他们的决定、信念或在群体中的行为。
阿勒克西．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是美国编年史家，在一八三五年的著作《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中，描述听起来像是同一化的模仿危机。他看到天真想象独立的危险。在一个愈来愈自由、愈来愈个人主义、高度平等、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却很明显的社会，会发生什么事？与一个不那么平等的社会相比，它会冒着人与人之间存在更多敌意的风险。「当所有条件都不平等时，没有任何平等会大到碍眼，」托克维尔写道，「而在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最小的差异似乎令人震惊；随着条件变得愈来愈一致，看到差异便更难以忍受。」[13]
当我们在真正重要的领域为平等而奋斗，像是为了基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或者为了每个人追求他们深厚欲望的自由（在美国，这被称为「追求幸福」），我们也开始在其实并不重要的领域争取平等，如我们的浅薄欲望：赚和其它人一样多的钱、拥有相同数量的IG粉丝，与地球上近八十亿个榜样中任何一位拥有一样的地位、得到一样的尊重或专业声望。
争夺重要事物与争夺无关紧要的事物两者之间会相互交会，而且会相互作用，因为模仿欲望具有模糊界限的效果。它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深厚欲望转移到浅薄欲望上。当我们对于平等的渴望被模仿欲望挟持时，我们看到的只是想象或表面上的差异。[14]
我们会发现自己处于破坏性的欲望循环之中。但这本身并不致命。这种情况致命的原因是人们似乎认为没有其它选择。社会之所以颓废和停滞，是因为缺乏希望。所谓希望，就是对于（1）在未来、（2）良好，但（3）难以实现，却（4）可能实现的事物产生的渴望。第四点很关键。如果不相信有可能实现愿望，就没有希望，也因此没有欲望。希望是深厚欲望生长的土壤，人们会因为缺乏远见而灭亡。[15]
为了打破这种模仿循环，我们需要找到值得期待的东西。
工具 VS. 关系
人们通常采用两种方法来逃离循环一。
第一种方法，打造欲望。这是硅谷、威权政府和专家崇拜者所使用的方法。硅谷和威权政府使用智能和数据来集中规画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们想要其它人希望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就是有利于特定人群的东西。这种方法对于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构成严重威胁。这是不尊重人们有能力自由渴望对自己与所爱的人最好的事物。以按部就班的方法获得幸福的专家崇拜者，则欠缺对于人类复杂性的尊重。
另一个选择是转化欲望。打造欲望就像精致化的工业化农业，使用杀虫剂，并用大型机械耕种土地，然后藉由季节性产量、保鲜期和一致性来衡量成功率。而转化欲望就像再生农业，可以根据生态系统的原则和动态，将一块贫瘠的土地变成肥沃的土壤。在我们的案例中，生态系统是人类生态系统之一，欲望则是它的命脉。
欲望的转化会透过人际关系发生。欲望的打造则是在拥有冰冷、无生命仪器的实验室里。
打造欲望
科技公司有权力操纵欲望，因为它们逐渐成为人类与人类想要的东西之间的传递者。这就是模仿榜样的定义。亚马逊传递对事物的渴望。Google传递对信息本身的渴望。Google最初只是一间搜寻引擎公司，帮助人们在网络上找到网页，并进入网页。几年后，这家公司意识到它的搜寻结果不仅仅是人们在任何特定时间试图找到信息的数据点，而是与人们想要的东西有关的早期指标，这是与他们的欲望有关的信息，这是Google比任何人都早看到的机会。Google开创的是哈佛教授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所说的监控资本主义。[16]按照这种模式经营的公司会将私人的人类经验转化为可以用来操纵他们欲望、至少可以用来谋取利润的行为数据。[17]
在二○一一年的法说会上，Google共同创办人赖瑞．佩吉（Larry Page）说明Google的新使命是从「搜寻」（search）转变为「满足」（satistfy）。「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改变整体的Google体验，让它变得非常简单，几乎自动化，因为我们了解你想要什么，并且可以立即传送给你。」[18]
祖博夫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中讲述下面的故事。二○○二年的一个早晨，一组Google工程师来到办公桌前，发现有个奇怪的句子飙升到全球搜寻查询的首位：「卡洛．布雷迪的娘家姓氏」。为什么大家突然对一出一九七○年代情景喜剧中某个角色的家庭背景感兴趣？这项搜寻连续五个小时都在整点的四十八分达到巅峰。〔编注：卡洛．布雷迪（Carol Brady）是知名影集《欢乐家庭》（The Brady Bunch）里的角色，是任何时刻都让人快乐的妈妈。〕
Google的工程师们很快就弄清楚发生什么事。原来，在前一晚，数百万人观看的电视游戏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 Wants to Be a Millionaire?）向其中一位参赛者提出这个问题。由于这个节目在不同时区播放，这个问题便在整点的四十八分重复出现。
因为Google可以撷取与人类欲望有关的领先指针数据，所以他们几乎是利用内线消息进行交易。科技大师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在二○一八年出版的《后Google时代》（Life After Google）中写道：「Google的致富之路是透过足够的数据与处理器，它可以比我们更了解怎么做能满足我们的渴望。」[19]这是真的，只要我们的愿望平凡，而且可以预测。
如果你想知道，卡洛．布雷迪的娘家姓氏是马丁。花两秒钟上Google搜寻，你就可以免费知道答案。只不过它并不是真的免费。每次我们在搜寻框中输入文字时，我们都会告诉Google我们想要什么。有时我们会透露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一些事情。Google在○．五九秒内为我们提供大约两百八十三万笔的结果〔至少这是我刚才在规划晚餐时搜寻「柠檬酒鸡」（limoncello chicken）得到的结果〕。而我们在这○．五九秒内告诉Google我们的欲望。
这是非常高的代价。
中央计划的欲望
我们打造欲望应该到什么程度？这样的政治辩论已经存在许久，只是我们从不用这种方式来谈论它们。
这里不是深入探讨欲望和政治的地方，但在看待政治问题上，我要提出一种最不受重视的方式：政治制度或政策对人们想要的东西产生什么影响？它对欲望有什么影响？
只要能够控制人们想要的东西，威权体制便可存在。我们通常认为这种体制是透过法律、法规、监督和惩罚来控制人们可以做与不能做的事。但他们真正的胜利并非在有权支配人们的行为的时候，而是来自于有权支配他们的欲望的时候。他们不想把囚犯关在牢房里；他们希望那些囚犯学会爱自己的牢房。当没有欲望可以改造时，他们的权威就是完整的。
「再教育」营的目的不是重新学习如何书写、阅读或解释历史，甚至不是教导如何思考；基本上，它是关于欲望的再教育。俄罗斯学者卡特琳娜．凯利（Catriona Kelly）和瓦迪姆．沃尔科夫（Vadim Volkov）在论文〈被引导的欲望：文化与消费〉（Directed Desires: Kul'turnost' and Consumption）中强调，苏联的成形就是透过他们所谓的「被引导的欲望」（directed desires）来实现的。透过一个细致的宣传活动来引导人们想要某些东西，拒绝其它东西。「Kulturnost」的概念，或是英文culturedness（文化）的概念开始出现。以共享俄罗斯文化价值观为基础来生活，是一种正确的方式。[20]
在古拉格劳改营，当囚犯的欲望与领导的期待背道而驰，领导人就会企图消灭这些欲望。同时，他们喂养那些符合期待的欲望。作家罗伊．梅德维杰夫（Roy Medvedev）讲述一位女性获释后的经历：「我对一切都感到失望，而且不再相信任何东西，但我有一个愿望，我不要美丽、不要爱情，而是要每天吃冰淇淋。」[21]除了吃冰淇淋，她的其它欲望都已经被摧毁。但现在，她需要一台冰箱与经济上的保障，她才能一直吃冰淇淋。最终，她仍是支持奴役她的政党，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承诺帮助她实现他们赋予她这个浅薄欲望的政党。[22]
朗顿．基尔凯（Langdon Gilkey）是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年轻美国教师，在二战期间被捕，且被关押在山东集中营，也就是位于今日中国潍坊市的日本集中营。他在那里与商人、传教士、教师、律师、医师、儿童、妓女等分属各个领域的人一起被羁押两年半。基尔凯很震惊这样的拘留如何影响他的欲望：「我很惊讶我们欺骗自己的方法，」他在一九六六年出版的《山东集中营》（Shantung Compound）中写道。「我们穿上一些符合职业或道德的衣着，藉此自我隐藏我们真正的欲望和需求。然后，我们向世界展示客观和正直的表象，而不是我们真正感受到的自私自利。」[23]山东集中营影响每个人的欲望，让每个人的欲望失去方向，这使他们更容易被那些负责的人暗中操纵。
意识形态是封闭的欲望系统。对于什么东西可接受或不可以接受，它们提供明确的限制，无论这些限制是政党的平台、公司引导的意识形态，还是塑造家庭体系的意识形态。
不论哪种意识形态，显著的特征都是的暴力，这样的暴力被掩盖又受到约束。换句话说，意识形态可以让一个群体「安全到」不被带有传染性思维的入侵者影响。这里没有反对的空间。吉拉尔曾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切事物非好即坏的观念」。[24]
在有时间仔细辨别之前，能够同时坚持两种相互冲突的欲望或两种相对的想法，而不立即拒绝其中一种欲望或想法，就是成熟的标记。与欲望一起生活，就是与紧张一起生活。
策略 13：寻找对立面的共存
迅速理解意识形态，有助于注意到拉丁文中所谓的对立统一说（coincidentia oppositorum），也就是对立面同时发生或共存，像是似是而非的人事物、自相矛盾的人事物。像是既温顺又大胆的人，谦逊而自信的人，或者完全扰乱预期的人。有些人、事或经验，会让我们抓着头皮说：「等等，那些东西不应该共存」。
这些对立面的巧合，指向某种超凡的东西。事情看起来似乎不应该共存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无法反映我是如何体验这个世界。它们不在我的意义地图（map of meaning）上，也就是不在我对世界如何运转的心智模型中。它们是我必须走得更远、重新评估、更加推进的指标。他们显示出超越我目前所在位置之外的东西。
有智之士曾说过，与自己比较最好的方法是与昨天的自己比较，而不是与今天的其它人进行比较。这是摆脱「比较与衡量」陷阱很好的开端。
但这还不够。昨天的我并不是我可以模仿的榜样。我只能回过头看他（就我而言，我通常只会感到失望）。
我需要的是一个未来的榜样，一个超凡的榜样，当我的欲望不再处于持续且无法解决的紧张状态，不再有对立面的似非而是，也不再有矛盾。我们全都是这样。
对立面的共存往往是为我们指明正确方向的指标。
逃脱的快捷方式
一九三○年，波兰作家史班尼斯劳．维卡其（Stanisław Ignacy Witkiewicz）发表一部名为《贪得无厌》（Insatiability）的讽刺小说。[25]在小说中，波兰被来自亚洲的军队征服。人们被彻底摧毁、毁灭，直到他们听说来自亚洲军队的哲学家墨提宾（Murti-Bing）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在一颗药丸中给人类一种新的生活哲学。
士兵们很快地出现在街角，投掷「墨提宾药丸」。波兰人迷上这种新药。这些药丸是打造欲望的一种方式，这样他们就可以轻松地接受自己的新生活方式。
但由于这些药丸并不是从他们思想和欲望自然发展出来的，服用药丸的人会出现人格分裂。于是，他们发疯了。他们的内心起了冲突。[26]
墨提宾药丸是电影《黑客任务》（Matrix）的前身，与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提到名为索麻（soma）的药物有一些相似之处。人的欲望是由外力人为塑造的。我们应该面对我们即将拥有或已经拥有墨提宾药丸的真实可能性。
你要来一颗吗？
转化欲望
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个别对应打造欲望和转化欲望，那就是计算型思维（calculating thought）和冥想型思维（meditative thought）。我从哲学家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著作中大略地勾勒出这些区别。[27]
计算型思维是不断探索、寻求、策划如何达到一个目标，例如：如何从A点到B点、如何击败大盘、如何获得好成绩、如何赢得争论。根据精神科医师伊恩．麦克里斯特（Iain Mc-Gilchrist）的说法，它是我们技术文化中的主要思维形式。它带领着我们无止尽的追求目标，通常没有先分析这些目标是否值得开始追求。[28]
一位在修道院负责培训新人的修道士告诉我，近年来他注意到，年轻的修行者（也就是为了成为修道士而正在修行中的男性）在教堂祈祷时会随身携带成堆的书籍。他们已经习惯性地认为，没有「输入」就没有「输出」。计算型思维的增生是我们科技发展的结果：模仿机器的人类。
计算也反映一种建构心态。计算型领导者藉由构建一套算法，更有效地预测他们的欲望，创造一个应用程序来让他们朝某个方向或其它方向推进，或者构建一种人造的「公司文化」来形塑他们。有时我会想知道由上而下管理的公司文化仪式，与神圣罗马帝国里「吾皇立吾宗」（cuius regio, eius religio，意即统治者有权决定国家信奉的宗教）的现象有什么不同，在那里，不同的君主或统治者有权强制人民信奉他们偏好的宗教信仰。[29]
人为建构本身并没有错。有些东西本来就需要人为打造（例如摩托车），但有些东西并非如此（例如人性）。
计算型思维已经成为主要的思维方式，还往往会把冥想型思维排除在外，这最终会产生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与技术操控的形式，以及同理心的消逝。「从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到纳粹与柬埔寨大屠杀，再到卢安达的罪行，整个民族都被冷酷地杀害，有时甚至是出于官僚主义的狂热，」吉拉尔写道。[30]计算型思维模式使得替罪羊机制得以迅速发展。
另一方面，冥想型思维是有耐性的思考。这与冥想并不相同。冥想型思维只是一种缓慢、非生产性的思维。这并不是保守主义。这是一种在听到新消息或遇到令人惊讶的事情时不会立即寻找解决方案的思考模式。相反地，它会提出一系列问题，帮助提问者更进一步地沉浸在现实之中：这是什么样的新状况？这件事的背后有什么？冥想型思维有足够的耐心，让真相自己显露。
冥想型思维打开转化之门。当我们大脑的计算与处理的部分平静下来时，冥想的部分（也就是吸收新经验的部分）则被赋予工作的能力，将这些新经验整合到一个新的现实框架内。
计算的大脑只能将新经验融入既有的心智模型。而冥想的大脑则是开发出新模型。如果我们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计算模式，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将每一次的新际遇装进盒子里。讲到欲望，这是致命的思维。
策略 14：练习冥想型思维
奥古斯特．图拉克（August Turak）是得奖作品《约翰兄弟：修道士、朝圣者和生命的目的》（Brother John: A Monk, a Pilgrim and the Purpose of Life）一书的作者。一九八○年代初期，网络才刚开始发展时，他是MTV的业务主管。我到北卡罗来纳州的牧场拜访他时，他告诉我以下这个故事。
图拉克和一位MTV高阶主管一起乘坐纽约地铁。那位主管是一位才华洋溢的思想家，喜欢出谜题给朋友和同事解题。他给图拉克的挑战是：「给我这个数字序列的下一个号码：14、18、23、28、34、42。」
图拉克原本以擅长解题而自豪。「我绞尽脑汁，」他告诉我。「18减14等于4；23减18等于5，以此类推。但我怎样都推敲不出来。」最终，他放弃了。
说着，说着，就在他们的车厢刚刚好停下来的地方，他的同事指了指四十二街地铁站墙上大大的「42」。谜题里的数字就是列车经过的地铁站名──第十四街、第十八街、第二十三街等等。「我大声念着所有这些算术，」他说。「我一直从他给我的谜题里的数字来看待这些符号，仍然没看懂他的意思。」
因为他一直在做数学计算，于是错过眼前的一切。冥想型思维帮助我们沉浸在现实，并注意到不同的可能性，而不是把思绪集中在一个可能性上（「这是一个数学问题」）。冥想型思维对于辨别欲望的过程也很重要。[31]
开始练习冥想型思维最好的方法就是为自己倒一杯饮料，然后花一个小时看一棵树。整整一个小时。这个练习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学习不抱任何目的──除此之外，别无其它。你在看树时，去留意你所注意到的一切。你会发现你的计算型思维慢慢地让位给冥想型思维。如果没有，请依照你的需求重复练习。
这两种型态的思维方式在不同的情况下发挥效用。如果我想要投资股票市场，我应该运用计算型思维。如果我想要理解世界上一个意想不到的新情况，或发掘深厚欲望，我需要的是冥想型思维。计算型思维停留在现在的时间，就是无法长到足以让任何深厚事物现形。
冥想型思维是超速模仿文化的解毒剂，因为它有足够的时间得以发展出深厚欲望。当我花费足够多的时间来了解我的欲望，可以指名它们，也知道自己是否想与它们一起生活时，转变就此发生。
计算型思维是更具模仿形式的想法。但仅有心态是不够的。我们与他人之间存在着关系。而人际关系是模仿欲望的存在之处。
轴转空间
许多人际关系会透过模仿连结而联系在一起：如球员之间为了得到教练的尊重而竞争，同事之间为了地位而竞争，而学者之间则是为了累积资历而竞争。
整体而言，即便是健康的关系中也存在着模仿张力：像是在配偶之间、父母和孩子之间，或同事之间。甚至你和你最好朋友的关系也可能（而且很可能）略带一些模仿色彩。健康的竞争是好的；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模仿的敌对竞争。关键在于了解人际关系是模仿的管道，并且面对它们。
转化欲望涉及改变我们人际关系的本质。我们就从大多数人花费大部分时间的三个地方开始谈起：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想象力以及我们的工作。
家庭
家庭是人们第一次了解如何想要以及想要什么的地方。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欲望清单──我们可以选择想要或不想要的东西，多数局限于我们的家庭可提供给我们的物品和角色，还有奖励我们去玩的物品或扮演的角色。这些角色可能包括为在情感依赖性强的父母做个听话的孩子、效法哥哥姊姊树立的榜样、成为优秀的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成为虔诚的教徒或无神论者，或是家庭价值系统想要塑造的任何其它事物。
孩子幼小时，父母是他们唯一的模仿榜样。父母想要什么，孩子便想要什么。之后的榜样是年长的手足。但是没过多久──通常是到三岁，或是当他们意识到父母不是神时（看哪一件事先发生），他们会开始四处寻找其它榜样。几乎任何榜样都可以。
根据二○一五年杰科布．格什曼（Jacob Gershman）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新奥尔良的两岁孩童格雷森．多布拉（Grayson Dobra）对于人身伤害律师莫理斯．巴特（Morris Bart）的广告十分着迷。当格雷森会开口说话时，就脱口而出说：「巴特！巴特！」于是，在他两岁生日那天，他的母亲为他举办一个以巴特为主题的生日派对：有一个巴特的主题蛋糕、一个巴特的人型广告牌以及巴特的周边商品礼物。格雷森在名人岛上找到了他在家庭之外的第一个榜样。
当儿童成为青少年时，他们早已将童年时代的榜样抛在脑后。青春期开启一个超级模仿阶段，即使是最理智的孩子也逃不过这个冲击。每个人都试图回答一个基本问题：我是谁？我想成为谁？透过这一切，父母可以帮助他们的孩子认识到他们的欲望有哪些是深厚欲望、哪些是浅薄欲望，并鼓励他们培养深厚欲望。他们可以透过强调可能带来满足感的事情来做到这一点（例如提到孩子去年令人惊叹的钢琴音乐会，这样似乎可以将他们对音乐的热爱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并淡化那些没有带来满足感的事情（例如适当看待他们因为自己最好的朋友拿到A、自己只得到A-的焦虑）。
最重要的是，父母有责任形塑健康的关系。这意味着要仔细注意他们的模仿冲动，即便是看似无害或微不足道的方式。吃饭时谈到的每一条政治新闻，或是孩子在学校或运动中所遭受每一个轻微不公正的待遇，都以模仿模式响应，或是将孩子做为与其它父母竞争的棋子（例如给孩子买一辆超越过他们朋友父母负担能力的车，以显示你的地位），这所有的一切都创造出一种学习模仿行为，并让它成为常态的氛围。
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和周围的人一样从事模仿。父母的模仿行为往往被孩子学习与吸收。通常，他们的替罪羊也是如此。我们应该注意我们的孩子学会爱谁与讨厌谁。
想象力
盲人的梦想是什么？答案取决于他们何时失去视力。一个八岁就失明的人，可以利用还能看到的时候，以大脑接收到的所有感官讯息来编织梦想。天生失明的人则不一样。他们不会用影像编织梦想，因为他们的大脑里没有影像可以使用。他们在感觉和声音里编织梦想（掉进没盖上人孔盖的下水道入口或被看不见的汽车撞到很常见）。简单地说，我们只能以我们接收到的讯息来编织梦想。[32]
讲到我们的欲望，我们通常表现得好像是盲人一样。我们会仰赖那些我们认为比我们「看得更清楚」的人（也就是我们的榜样），以了解什么是值得注意和追求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欲望宇宙，它和我们的想象力一样大。
那么我们的想象力是如何形成的呢？
大部分的生活是由内隐知识所组成，也就是哲学家麦可．博蓝尼（Michael Polanyi）所说的「难以言喻的理性」。这些是我们知道但无法解释的事情。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当我们企图清楚地与另一个人（甚至是与自己）传达这些事情时，总是会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楚。[33]当我第一次试图教导我的妻子克莱儿（Claire）使用滑雪板的方法时，我也经历了这一点。这不漂亮，我指的不是她的滑雪技术，而是我笨拙的教学尝试。
我们在山顶系好安全带。我跳了起来，本能地将重心转移到脚后跟边缘，以免滑下我们所处的缓坡（这是我的第一个错误：没有为课程找到平坦的地面）。「这里，就只要靠着……」碰一声！我话还没说出口，克莱儿企图起身，但她的屁股已经跌坐在地面上。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一直在努力描述我是怎么做的，但都没有效。克莱儿透过反复测试，并从错误中学习，自己找到转移重心的方法。她告诉我所有我原本可以给她的简单提示，让她可以不用在六十分钟内跌倒五十次。但事实是，我其实并不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我早已不记得我第一次学习时是什么状况。
我想起那则蜈蚣的寓言。有一天，蜘蛛看着蜈蚣，被他的灵巧所吸引。蜘蛛问他怎么协调自己的一百条腿同时动起来。蜘蛛只有八条腿；他无法想象如何让额外的九十二条腿移动。「嗯，嗯……我想一下，」蜈蚣说。「我移动这条腿……不，等等，这条……不，也许这条……然后我……不，那不对。」蜈蚣想了想，缩成一团。这是他的内隐知识。
新语言的流利度、幽默感、情绪智商和美学感知，这些都是我们可能心照不宣但无法完全表达的东西。充满活力的想象力也是如此，充满了年轻时的欲望榜样。
从孩子听到的第一个童话故事开始，他们的想象力就以崇高的理想和冒险的奇幻形象起飞：英雄主义、牺牲、美丽、爱情。这些都是我们人性素质的核心，但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它们很重要。
文学是想象力的主要影响之一，它是欲望的学校。文学是年轻人进入他人欲望故事的地方，无论是真实，还是虚构。当然，孩子在文学里接触到模仿的力量，并经常因此激起自己的欲望（你那个读过哈利波特的孩子会很开心能当一天的巫师），不过我们可以把文学当做训练场，用来处理和辨别哪些欲望会带他们到哪里。好小说会在故事里演绎这点。
我们的欲望只会与我们所接触的榜样一样大（或一样小）。形塑伟大、深厚欲望的虚构人物，可以弥补现实生活中渺小、浅薄欲望榜样的不足。
教育已经从人文艺术转向日益专业化的技术知识──计算型思维。这将如何影响未来世代的欲望形成？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我们的教育系统是如何塑造学生的想象力，进而形塑他们的欲望。
工作
我相信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创造更多，而是为了变得更多。工作的价值不能单就工作本身客观的产出做为衡量；它必须将实际工作者的主观转变列入考虑。
两名医生在同一家医院可能做完全相同的工作。十年后，其中一人可能会因为工作时间长、餐厅食物差、保险制度不完善和病人忘恩负义而变得满腔痛苦和怨恨；另一个人可能经历同样的事情，但这些生活经验让他成为一个更有爱心、耐心和理解力的人。
雇主有责任考虑工作上的这种主观层面。公司及其内部工作的性质如何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
二○一五年，西雅图信用卡帐款处理公司重力支付（Gravity Payments）的创办人兼执行长丹．普莱斯（Dan Price）自愿放弃大部分的年薪（将近一百万美元），让公司员工在接下来三年的最低薪资提高到七万美元。他做出这个决定时，公司的平均工资是四万八千美元。这个薪资水平偏低，但其实已符合一般市场的给薪标准，也就是说，就类似的工作而言，他的竞争对手也是支付这样的工资。但是在物价不菲的西雅图，他们所提供的薪资仅能勉强糊口。许多员工仍感觉财务不够稳定，无法成家。
在普莱斯做出决定后的五年里，公司营运蒸蒸日上。这家帐款处理公司处理的交易金额从三十八亿美元增加到一百零二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员工人数也在成长。员工人数增加一倍多，而且员工也能够追求他们的深厚欲望，比如养儿育女。在最低工资调整之前，重力支付的员工每年总生育数从约为零增加到两个新生儿。调整后，新生儿人数在四十人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