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想法
当我们受伤以及遭受痛苦之际，无论造成伤口或痛苦出现的原因为何，我们都可以做些处理。造成人类痛苦的情况不只局限在身体伤口上，失去挚爱的人或受到羞辱都会产生这类痛苦的感觉。对于相关记忆进行大量回想会持续及扩大痛苦感受。记忆协助我们将情况投射到想象的未来中，让我们得以预见结果。
人类试图了解自己的处境，也发明补偿、矫正或根本有效的解决方案，藉由这些方式，人类得以因应痛苦感受。除了痛苦感受，人类也能够在广泛不同的状态中，感受到与痛苦截然不同的愉快与热情。这些感受从平凡简单到崇高出众、从对味道、气味、食物、酒、性与生理舒适的愉悦反应，到对戏剧的赞叹、沉浸于景致之中所引发的敬畏与兴奋，或是对他人钦佩与深深爱慕等等。人类也发现施展权力、统治或摧毁他人，以及造成纯粹的混乱与掠夺，产生的不只是策略上具价值的成果，也会带来愉悦的感受。同样的，人类可以将这些感觉的存在运用在实际目的上：像是作为动机去质疑疼痛为何一开始就存在，或是去苦思在某些情况下可从他人痛苦中获利的怪异现象。他们也许可以运用相关感觉，包括害怕、惊讶、生气、悲伤与同情等等，来引导自己想出对付痛苦与其根源的方法。人们也许已经了解自身拥有的各类社会行为中，交情、友谊、关心与情爱都与激进及暴力极不相同，反而明显与他人及自身福祉有关。
为何感觉能成功驱动心智去采取这类有利的行动？其中一个原因来自于感觉在心智中形成了什么，以及对心智做了什么。在标准情况中，个别身体内的感觉在任何时候都无须以言语传达就能告诉心智，个体的生命历程是走在对或错的方向上。藉由这样的作法，感觉自然而然地就能确认生命历程是否往幸福与兴盛的方向前进 1。
而一般想法做不到但感觉却能成功驱动心智的另一个理由，则与感觉独特的本质有关。感觉并不是由脑部独自建构而成。感觉是身体与脑部合作关系下的产物，经由游离化学分子与神经路径产生交互作用。这种能够监督一切的特别安排，确保了感觉能够干扰那个应该就是心流（mental flow）的状态。感觉的源头就是走在钢索上的生命，在兴盛与死亡之间平衡自身的作用。因此，感觉就是心智上的起伏，会有困扰或愉悦的情况、也有温和或激烈之分。感觉能够以某种智能化的方式微妙地扰动我们的心智，或以明显激烈并牢牢地抓住我们注意力的方式造成我们的心智起伏。即便是最正向的感觉，也会干扰平和并打破宁静 2。
而我所指的这个简单想法就是，从各种程度的幸福到不安与疾病所获得的疼痛感觉与愉悦感觉，将会催化质疑、了解与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也是让人类心智与其他物种心智最为截然不同的差异。经由质疑、了解与解决问题，人类得以为生活困境建立有趣的解决方案，也得以建构促进兴盛发展的工具。他们会精进在饮食、衣着与居住上的方式，也会更加完善地照顾身体创伤，并以更完美的方式开始发明医学那类东西。当疼痛与痛苦是由他人所造成（从他们对别人的感受，或是从他们觉得别人对自己的感受所造成）或当疼痛是自身情况所造成，像是面对无可避免的死亡，人类会采取扩大个人与集体资源的方式，并且发明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因应，其范围从道德规范与公正原则到社会组织与治理模式、艺术表现、宗教信仰都包含在内。
我们无法确切说出这些发展是在何时所发生。它们不同的进展速度显然取决于特定族群与其地理位置。我们当然知道大约在五万年前，在地中海沿岸、中欧与南欧以及亚洲地区，也就是智人（Homo sapiens）出现的区域，这样的过程就已经在发展中，不过还要再算上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s）的部分。这是在智人首次出现的许久之后，智人大约是在二十万年前或更早之前就出现了3。因此我们可以想见人类文化的开始是发生在狩猎采集时期，远早于所谓的农业这个文化发明（农业大约是在一万二千年前形成），也在文字与钱币发明的许久之前。文字系统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期，是文化如何在多个中心的情况下进行演化的极佳映证。文字首先于公元前三千五百年至三千二百年，在埃及以及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Sumer）发展。但不久之后，腓尼基（Phoenicia）发展出一套不同的文字系统，这套系统最终由希腊人与罗马人使用。大约于公元前六百年，位于当今中美洲墨西哥的区域，也在马雅文明下独自发展出一套文字系统。
我们要感谢西塞罗（Cicero）及古罗马将「文化」（culture）一词应用在思想的范围中。西塞罗用文化一词来描述灵魂的栽种（cultura animi），他必定想到了土地耕作与其成果，也就是植物在生长上的完美改良。而可以应用在土地上的东西，同样也适用于心智。
今日，对于「文化」一词的主要含义殆无疑问。字典告诉我们，「文化」指的是着重在集体智力成就的表现，除非特别注明，否则一律指的是人类文化。艺术、哲学探索、宗教信仰、道德官能、公平正义、政治管理、经济制度（市场、银行）、科技与科学是「文化」一词努力成就的主要项目。让一个社会群体与其他群体有所区别的想法、态度、习惯、风俗、实践与制度都在文化的整体范围之中，而文化透过语言与特定事物及仪式在人群与世代中传递的此一理念，也同样是在文化的整体范围中。文化最先创造出来的就是特定事物及仪式。在本书中，无论何时所提到的文化或文化心智，都在我所认定的现象范围里。
「culture」（文化）一词还有另一个常见的用法。有趣的是，它指的是实验室中对细菌之类的微生物进行培养：它暗指在「培养」（culture）中的细菌，而不是细菌具有我们现在提到的这种文化行为。无论如何，细菌都注定是文化伟大故事里的一部分。
感觉与文化塑成
感觉以三种方式对文化过程产生贡献：
一、做为智力创造的动机；
甲、经由促进对恒定状态缺陷的侦测与诊断
乙、经由确认出值得创造努力的理想状态
二、做为文化工具与实践之成败的监督者
三、参与文化过程随着时间所需的调整协商。
感觉对上智力
传统上会从人类智力卓越这个方面来解释人类的文化企业，在不考虑随着时间演化的基因程序下，这在所有生物体中是非常值得骄傲的成就。反倒是感觉很少被提起。人类智力与语言的扩展以及人类卓越的社会化程度，是文化发展的主角。乍看之下，我们是有充足的理由认定这是个合理的说法。因为要解释人类文化，却不分析我们称为文化的那些新兴工具与实践背后的智力，那是不可能的。不用说我们也知道，语言在文化的发展与传递上有决定性的贡献。对于社会化这个具有贡献却经常被忽略的能力而言，其不可或缺的作用现在明显可见。文化的实践取决于成人所擅长的社会现象，例如：共同思考相同事物的两人，如何分享对事物的意图4。然而这种智力的说法似乎还缺少了什么。就好像创造性智力在没有强力的刺激下就实体化了，并且除了单纯理由外，在没有背景动机之下就自行发展了。把生存视作动机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排除了生存为何值得我们关注的理由。就好像创造力并非蕴藏在情感的复杂体系之中；也好像是，文化创新过程的持续与监督只有透过认知手段才能进行，而在生活中实际产生的感觉价值，无论是好是坏，在过程中却没有发言的权利。若是你采用A、B两种方法治疗你的疼痛，你会依据自己的感觉说出哪个疗法减轻了疼痛、哪个疗法让疼痛完全消失，哪个疗法根本没用。感觉在这里就是对问题做出反应的动机，也是反应疗法成功与否的监督者。
感觉，更广泛的来说，无论是什么样种类及强度的情感，都是文化会议桌上不被认定的存在。虽然每个与会者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但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与它们交流，它们的名称也没有被标示出来。
我在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是在个体上还是社会上，若没有强大的正当性，人类卓越的智力就无法往前发展出智慧性的文化实践与工具。由实际或想象事件所造成的每种细微差异的感觉，将会提供动机与征召智力。人类试图让自己的生活状态变得更好、更加舒适、更为愉快、在未来更能获得幸福且减少麻烦及损失，这一切首先激发出的就是这类创造，实际上这最终不只是要求得一个更能存活的未来，还想要拥有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当人类有前述意图时，人类本身就会创造出文化上的响应。
最先定出黄金定律「我们怎么待人，别人就怎么待我们」的人类，是经由感觉的协助下定出这个定律，那些感觉来自于他们被不当对待或看见他人被不当对待时所产生。逻辑在此扮演的角色就同如它在事实上的作用一样，当然，某些重要的事实其实就是感觉。
犹如频谱二极的苦难与兴盛，是塑成文化创造性智力的主要动力。但情感的体验也是动力，这些情感体验有关于饥饿、贪婪、社交关系等基本欲望，或是有关于害怕、生气、对权力与名声的渴求、憎恨、摧毁对手及他们所有或收集之物的欲望。事实上，我们在社会化能力的许多面向背后都会发现情感，其引导着大大小小群体的组成，也以结合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类结合中，个人创造出他们的欲望、创造出戏剧的美妙；情感也出现在资源与同侪冲突的背后，这类情感则以激进与暴力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他强大的动力包括了有关提升、敬畏与超越的体验，这些体验来自对美学、自然或制造的研究上、来自于期盼发现能让我们与他人成功的手段上、来自于对超自然或科学奥秘可能出现的解答上，或者以这方面来说，纯粹就是来自于对未解奥秘的对抗而已。
人类的文化心智有多原始？
在这一点上出现了几个有趣的问题。根据我刚刚所写的内容，文化企业是以人类企划的形式开始。但问题在于，文化是由人类所独创，还是其他生物也参与其中呢？人类文化心智提升的解答又是什么？这完全是人类的原创发明吗，还是至少有一部分是从在演化上早于我们的生物身上所获得？相对于可能无法获得的幸福及兴盛，与痛苦、苦难及必然死亡的对抗，也许就是隐藏于人类某些创造性过程背后的动机（几乎可以这样断定）；而这些过程产生了现代惊人的复杂文化工具。但这就可以说，人类的这类创造并没有受到出现在人类之前的早期生物策略与工具的协助吗？在我们观察大猩猩时，就意识到人类文化前身的出现。众所皆知的，当一八三八年达尔文观察刚到伦敦动物园的猩猩珍妮的行为时，他吃了一惊。同样震惊的还有维多利亚女王，她发现珍妮是个「不开心的人」5。黑猩猩可以创造简单的工具、运用智慧来养活自己，也能以眼观察学习，将发明传授给其他猩猩。牠们某些方面的社会行为可以说是具有文化性的（特别是倭黑猩猩〔bonobos〕）。与人类关系遥远的物种，像是大象及海洋哺乳动物，其行为也一样。由于基因的传递，哺乳动物拥有精心规划的情感装置，牠们情感装置表现出的情绪种类在许多方面都跟我们人类相似。认为哺乳动物的感觉与牠们的情绪无关，不再是个经得起考验的观点。在非人类的「文化」表现上，感觉可能也扮演着推动的角色。重要的是，牠们的文化成就之所以会这么少，原因在于某些特性像是共享意向性（shared intentionality）与语言发展得较少或缺乏，或更普遍的说法是牠们的智力较低。
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考虑到文化实践与工具的复杂度以及牵涉范围极广的正负结果，认为只有具心智的生物，如那些非人类的灵长类才能想到与拥有文化概念，则是个合理的预期；也许在感觉与创造性智力间的神圣结盟后，文化本身就能致力于解释存在群体中所会产生的问题。在文化表现于演化中出现之前，首先必须等待心智及感觉的演化发展（加入意识后，感觉就能完整，也就可以被主观感受到），然后等待心智导向创造力的正向发展。传统看法也是这样认为，但如同我们即将看见的，实际上这并不正确。
卑微的起点
社会管理有个卑微的起点，在它诞生之际，智人或其他哺乳动物物种的心智都尚未出现。极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仰赖化学分子来感测及反应，换句话说，就是以此来侦测环境中的状况，这些状况包括其他生物的存在，以及在社会环境中引导安排及维持生命所需的行动。目前已知当细菌生长在富含所需养分的肥沃土壤中时，相对上生长得较为独立；而在贫瘠土壤中生长的细菌则聚集成团。细菌可以感觉到自己所形成之团体中的细菌数量，以无须思考的方式评估团体的实力；它们可以依据团体的实力，决定是否参与捍卫团体领域的战争。它们实际上可以排列成栅栏状，并分泌能够形成薄膜的分子，这种薄膜可以保护它们全体，可能也在对抗抗生素的攻击上扮演重要角色。顺带一提，这就是感冒或是咽喉发炎时，我们喉咙中常常发生的情况。当细菌大举占领喉咙时，我们就会变得沙哑失声。在这些冒险中协助细菌的过程就是「群体感应」（Quorum sensing）。这项成就是如此卓越，让人不禁联想到感觉、意识与理性思考这类能力，但细菌其实并没有这类能力，不过它们拥有这类能力的强大前身。我认为它们缺少这类前身的心智表现。细菌不在现象学所探讨的范围之中6。
细菌是最早的生命形式，几乎可以追溯到四十亿年前。它们的身体由一个细胞所构成，此细胞中甚至没有细胞核。它们没有脑部；它们没有你我所拥有的那种心智。它们显然过着简单的生活，根据恒定状态的定律过生活，但没有什么事情是简单的，它们制造的那些可以灵活运用的化学物质，让它们得以在不能呼吸的情况下呼吸，在没有东西吃的情况下进食。
在细菌所创造的复杂且无心智的社会动态中，它们可以与其他细菌合作，无论对方在基因上是否与自己相关。结果显示，它们在无心智的状态下，甚至还拥有某种尚可被称为是「道德态度」的东西。在细菌社会团体中最亲近的成员（我们可以说是细菌的家人），可以经由它们所产生的表面分子或所分泌的化学物质来相互识别，这接续又跟它们个别的基因体相关。但细菌的团体必须对抗环境的恶劣，也常得为了获取领域及资源而与其他细菌团体对抗。为了让自己的团体获胜，成员之间必须合作无间。在团体努力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相当引人注意。当细菌发现团体里的「背叛者」，也就是某些无法一同出力协助抵御的成员时，即便它们具有基因关联性，也就是同为家庭成员的一分子，细菌还是会回避这些背叛者。细菌不会与那类不尽本分又不同心出力的细菌合作，换句话说，它们会冷淡对待那些不合作的背叛者。最终至少会有一段时间，那些骗子细菌得付出极高代价才能得到团体其余成员所提供的能源资源与防御。细菌各式各样可能的「行为表现」颇值得注意7。
在微生物学家史蒂文·芬克尔（Steven Finkel）所设计的可信实验中，有数个细菌族群竞相争取烧瓶内的资源。芬克尔在数个烧瓶中放入不同比例的必需养分。在其中一个经历数个细菌世代的实验中，出现了三个成功存活且各自为阵的细菌族群：其中两个族群彼此对打至死，在过程中伤亡惨重，另一个族群则在这段时间中小心行事，不正面参与冲突。三个族群都成功迈向一个繁衍长达一万二千个世代的未来。我们不用花费太多力气就可以想象大型生物社会里的类似模式。我们马上就会想到骗子所组成的社会，或是平和且守法市民所组成的社会。也很容易就会想到一些鲜明的人物，像是虐待者、霸凌者、恶棍及小偷，但社会上还有一些安静消极的角色存在，他们安分守己，只是不够出色，这里最后提到但并非不重要的社会角色就是美好的利他主义者8。
若是有人将人类发展的复杂道德规范以及公平正义的应用，降级模拟为细菌的无意识行为，那就太蠢了。当细菌最终与没有关系的敌人连手而不是与有关系的朋友合作时，我们就不该将细菌所运用的这种策略模式跟人类法律规范的制订与思考运用混为一谈。在无心智引导下，细菌为求生存会加入有着共同目标的其他细菌阵营之中。依循着同样无思考的规则，成群细菌对于所有攻击的反应也包括了，在寻找伙伴时会自动组成在数量上达到一定实力的群体，而其数量差不多就是依据最小作用量原理所得出的量9。对于维持恒定状态这件重要的事情，细菌是绝对遵守的。道德原则与法律也遵循同样的核心规范，但不单单只是这样。当人类碰上必须面对的情况以及要管理集体创造与颁布的法律力量时，对此进行智力分析的成果就是道德原则与法律。道德原则与法律以感觉、知识与推理为基础，运用语言在心智空间（mental space）中进行处理。
简单的细菌依据自主方式在几十亿年的时间中管理它们的生活，这可以视作人类数种文化建构行为与思想的前身。然而若是有人不能了解这一点，那也是一样愚蠢。人类有意识的心智显然没有告诉我们，这类策略在演化中存在已久，或也没有告诉我们这类策略首次出现的时间，但在我们反思并寻找如何因应一切的心智时，的确发现了「直觉与倾向」。直觉与倾向是依据感觉而来，甚至其本身就是感觉。那些感觉温和或强力地引导我们的思维与行动往特定方向前行，为智力的发展提供了支持架构，甚至为我们的行为提出了正当性，例如：欢迎及拥抱那些在我们需要时提供帮助的人；避开那些对我们困境漠不关心的人；惩罚那些抛弃或背叛我们的人。但若不是现代科学的明白揭示，我们从来就不知道细菌采用了效果相同的聪明作法。我们自然的行为倾向引导我们有意识地阐述合作与斗争的无意识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就显现在众多生命形式的行为上。在很长的时间与许多物种中，这些原则也指引着情感的演化集合与其关键组成：所有的情绪反应都是感受到各种内外刺激，以及了解到需要情绪反应的情况而产生。内外刺激指的是由欲望驱动的刺激，像是口渴、饥饿、性爱、依附、关心、情谊等等欲望，而所需的情绪反应则像是愉快、害怕、生气与同情等等情绪。如同之前所提，这些在哺乳动物身上能够轻易辨识的原则，在生命的历史中处处可见。在塑造社会化环境以建构人类文化心智的支持架构上，天择与基因传递显然已努力塑造出各种反应模式。主观感觉与创造性智力一同在此设定中运作，并创造出满足我们生活所需的各种文化工具。如果情况确实就是这样，人类其实在无意识中就已经回归到早期生命的形式，其所达程度远比佛洛伊德或荣格所想的更为深远。
从具社会行为的昆虫生活来看
现在来思考下面的情况。大约占所有昆虫物种2%的少数无脊椎动物，具有复杂程度可媲美人类社会成就的多种社会行为能力。蚂蚁、蜜蜂、黄蜂及白蚁就是最显著的例子10。牠们的基因设定与不变的常规让群体得以存活。牠们在群体中采用智能型分工，以处理找寻能源资源的问题，并将资源转变成为生活所需的产品，还可管理产品的物流。牠们还能做到依据可获资源多寡来改变特定工作所需劳工的数量。无论什么时候需要牺牲奉献，牠们似乎都会采取无私的行动。牠们在群居地中所建造的巢穴，拥有惊人的都市建物且提供有效能的住所与交通模式，甚至还有通风与废弃物清除系统，更不用说女王还配有侍卫。我们都几乎要认为牠们会用火及发明轮子了。牠们的热忱和纪律在任何时候都能让人类重要的民主政体蒙羞。这些生物的复杂社会行为，不是从蒙特梭利学校或常春藤大学中习得，而是从生物学中获得。然而，虽然无论是从个体还是群居者的角度来看，蚂蚁及蜜蜂早在一亿年前就拥有了这些惊人的能力，但牠们在同伴失踪时不会为此难受，也不会问自己在宇宙中的定位是什么。牠们不会探寻自己的起源，更不用说自己的命运了。牠们看似负责且成功的社会行为，并非来自对自己或他人的责任感，也非来自对身为昆虫的哲学反思。那些行为完全是由生活规范所需的引力所主导，它作用在牠们的神经系统上，并在基因体的微调控制下，产生了历经多个演化世代筛选出的特定行为组合。群居的昆虫想得并没有做得多，我在这里的意思是当牠们提出某项需求时，无论是牠们自己的需求，或是整个群体的需求，还是女王的需求，牠们都不会像人类那样地去想些替代办法来满足需求。牠们就只是去达成。牠们的行动方式有限，在许多情况下就只有一种选择。牠们复杂社会的整体模式与人类文化的整体模式类似，但那是个固定的模式。威尔森（E. O. Wilson）称社会性昆虫像「机器人」一样，他的理由很充分。
现在我们把重心转回人类身上。人类的确会为行为思考出替代方法、会悼念消逝的人、会想弥补损失并将获利最大化，也会对自身起源与命运提出问题与解答，在源源不绝又相互矛盾的创造力中，我们显得杂乱无序，常常就是一团糟。我们并不清楚人类确切在什么时候开始会哀伤、对损失及获利产生反应、对自身情况发表意见，并问出生命从何而来且往哪而去的此种难题。根据从埋葬地点和洞穴出土的文物显示，目前已经知道，这些过程中的某些部分在五万年前就已经成形。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演化过程短暂得令人惊奇，相较于社会性昆虫一亿年的生命还有细菌数十亿年的历史，人类却只发展了五万年而已。
虽然人类不是直接源起于细菌或社会性昆虫，但我相信反思以下三条线索能带来启发：一、无脑或无心智的细菌会捍卫自己的地盘、发动战争，并依据相当于行为规范的准则来采取行动；二、企业化的昆虫创造出了城市、管理系统与功能性经济；三、我们人类发明文学、创作诗词、信仰上帝、征服地球与进入周边太空领域、对抗疾病以减轻痛苦，但也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毁灭他人，我们还发明网络、找到方法将网络转变成进步或是灾难性的工具，并开始问出关于细菌、蚂蚁、蜜蜂以及自己的问题。
恒定状态
在人类处境的问题上，感觉激发出智能化的文化解决方案，这个想法看似合理。而实际上，无心智细菌表现出的有效社会行为，则可视作某些人类文化反应的前身。对于人类处境的想法与细菌表现出的事实，我们要如何自圆其说？这两套生物现象在几十亿年的演化中分别出现，连结它们的线索又是什么？我相信它们的共同点与线索可以在动态恒定状态中找到。
恒定状态指的是在生命核心处运作的基本设定，而这里的生命是指从早期生物化学中消失已久的最早起始点至现今的生命。恒定状态是无须思考且不用语言的强大规范，无论对大大小小的哪一种生物体而言，实行这样的规范就意味着完全的持久与盛行。恒定规范中有关「持久」的部分是一目了然的：持久力让物种得以生存，无论考虑的是任何生物或物种的演化，都是如此理所当然，无须有任何特别的参考数据，或也不用带有敬畏之意。恒定规范中有关「盛行」（prevailing）的部分则更为微妙且几乎无人知晓。它确保了生命会在一定范围中进行调节，在此范围中不只对生命有益还能兴盛发展，以将生命投射到生物体或物种的未来之中。
感觉是对每个个体心智的根本启发，而心智则存在于个别生物体的生命状态之中，一种从正面到负面完整范围都有的状态。恒定状态的缺乏会以大量负面的感觉表现出来，而正面感觉则展现出适当的恒定状态，并为生物体开创了冒险的机会。感觉与恒定状态彼此有密切且具一致性的关系。在所有具有心智与意识观点的生物中，感觉是生命状态的主观体验，也就是对恒定状态的体验。我们可将感觉视作恒定状态的心智代表11。
我对感觉在文化本身的历史中受到忽视感到遗憾，但相较之下，恒定状态和生命本身的情况更为糟糕。恒定状态和生命完全被排除在外。二十世纪最卓越的社会学家之一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确实将恒定的概念应用在相关的社会系统上，但他并未将此概念与生命或感觉加以连结。帕森斯就是感觉在文化概念中被忽视的最佳例证。对帕森斯而言，脑是文化的生物基础，因为它是「控制复杂运作的主要器官，特别是在手工技能方面，它也负责协调视觉与听觉的信息。」最重要的是，脑是「学习与操作符号能力的生物基础」12。
在无意识也非审慎的情况下，恒定状态无须事先设计就能引导出生物构造与机制的天择，这些构造与机制不只能够维持生命，还能推动在演化树（evolutionary tree）不同分支上的物种演化。这种恒定概念非常符合物理、化学与生物学上所获得的证据，与了无新意的传统恒定概念截然不同，传统的恒定状态本身受限在生命运作的「平衡」调节上。
我的观点是，恒定状态不可动摇的规范在所有形式上已普遍成为生命的主宰。恒定是天择背后价值的基础，而这接续又有利于能表现出最创新与有效恒定状态的基因，以及基因所造就的生物种类。基因装置的发展能将生命调整得更完美，并将其传承给后代子孙，而这一切在没有恒定状态的情况下是无法想象的。
根据前述内容，我们可以对感觉与文化的关系提出一个有用的假设：能够开启人类文化的那些反应，其催化剂就是代表恒定状态的感觉。这样合理吗？难道真是感觉激发了各类智慧发明而赐予了人类：（1）艺术、（2）哲学探索、（3）宗教信仰、（4）道德规范、（5）公平正义、（6）政治管理系统与经济制度、（7）科技与（8）科学？我会真心诚意地回答是的。我可以证明在前述这八个领域中的文化实践或工具，都需要感觉到实际或预期的恒定衰退情况（如疼痛、痛苦、急需、威胁或损失），或是可能受惠的恒定状态（如获得回报），感觉在此做为动机，运用知识与理性工具，去探究降低需求或经由回报得到富足的可能性。
但这不过是事情的起头而已。成功的文化反应是要能够降低或消除引发动机的感觉，这个过程需要监督恒定状态的变化。然后，最终纳入文化主体内的实际智力反应与其内涵（或被舍弃掉的东西），是各种社会团体随着时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结果。这取决于团体的多种特性，从团体大小与过去历史到地理位置与内外部力量的关系等等。这也牵涉到智力与感觉后续所会实行的步骤，例如文化冲突发生时，正负两面的感觉会牵涉其中，也许能化解冲突，或也可能会扩大冲突。这里运用了文化筛选。
心智与感觉的前身不等于心智与感觉的产生
没有恒定状态所赋予的特性，生命不会存在，而且我们知道，打从生命开始出现，恒定状态就已经存在。但生物体内恒定状态的短暂主观体验，也就是感觉，在生命出现时尚未现身。我认为感觉是在生物具有神经系统之后才现身的，而这约是在六亿年前才开始发生的极近期发展。
神经系统逐渐启动一个对周遭世界绘制多维度对照图的过程，也就是在生物体内开始建造一个世界，心智以及心智内的感觉因此得以成真。此对照图绘制过程奠基于各种感觉能力上，这些能力最终可以归结为嗅觉、味觉、触觉、听觉与视觉。心智的形成，特别是感觉的形成，是立基于神经系统与其生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上，这部分将在第四章到第九章中描述清楚。神经系统并非独立产生心智，而是与自身生物体的其余部位一同产生。这背离了传统上认为脑部是心智唯一根源的观点。
虽然感觉的出现比起恒定状态开始的时间要晚许多，但依旧非常早于人类出现的时间。并非所有生物都具有感觉能力，不过所有的生物则都配有可视为感觉前身的调节装置。（其部分内容将在第七章及第八章讨论。）
当我们考虑到细菌及社会性昆虫的行为时，突然会发现到早期生命形式只不过是在名称上比较卑微而已。最终成为人类生命、人类认知与心智阵容（我喜欢称为文化心智）的东西，真正的起点可以回溯到地球历史中已经消失的点上。哺乳动物的脑部与人类脑部有许多共同特征，而认为我们心智与文化的成就是立基于脑部的说法是不够的。我们还得要加上其他部分，也就是人类心智及文化与远古单细胞生命及许多居中生命形式的方式及工具有关。有人可能会打个比方说，人类心智与文化已经毫无尴尬与愧疚地向过去大量借入了。
早期生物体与人类文化
这里非常重要的是，确认「生物过程」与「心智及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连结，并不意味着我们概述的生物机制就能完全解释社会形态与文化形成。当然，无论行为法则的发展是在何时何地出现，我对此发展是经由恒定规范所启发的说法仍然只是种猜想。这类法则的目标通常在于降低个体与社会团体的危机与风险，并确实减轻苦难与促进人类福祉。它们会强化自身与内部的社会凝聚力，而这有利于恒定状态。然而除了这些法则是由人类设想出来的这件事实之外，汉摩拉比法典、十诫、美国宪法与联合国宪章都是在它们所属时代与地点的特定环境中，由特定人士所建立。这类发展背后有数个公式，而不是只有一个全面性的公式，虽然任何可能公式的其中某些部分是通用的。
生物现象可以促进与形塑在特定环境中成为文化现象的事件，而且必须经由情感与理性的相互作用在文化初露曙光时完成；而所谓的特定环境，则是由个体、团体、其位置、其过去等等来定义。而情感的介入也不局限于最初的动机。它会重新在过程中扮演监督的角色，持续介入许多文化发明的未来之中，像是情感与理性永久协商所需的那类发明。但在文化心智中之感觉与智力这类重要生物现象，只是故事里的一部分而已。文化筛选必须被列入考虑，而且要这么做，我们还需运用历史、地理与社会学等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同时我们还必须了解，文化心智所实行的应用与官能，是天择与基因传递所产生的结果。
从早期生命形式到今日的人类生命，基因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在解答基因如何出现且如何作用的问题上，更完整的答案也许是：即便是在已经消失的最早时间点上，生命过程中的物理与化学条件都肩负着建立出一个能充分表现恒定一词的状态，而包括基因装置在内的所有其他事物都是从这项事实中生成。上述情况就发生在没有细胞核的细胞（或称原核生物〔prokaryotes〕）中。接下来，具有细胞核的细胞（或称真核生物〔eukaryotes〕）进行天择的背后出现了恒定状态。再接下来，具有许多细胞的复杂生物体就出现了，最终这类多细胞生物体将现行的「全身系统」精心规划成内分泌、免疫、循环与神经系统。这类系统产生出心智、感觉、意识、情感装置与复杂的动作。若是没有这类全身系统，多细胞生物将无法运作牠们的「整体」恒定。
协助人类发明文化想法、实践与工具的脑部，是历经数十亿年的天择与基因遗传汇集而成。相较之下，人类文化心智与人类历史的产物则主要来自文化筛选，并大多藉由文化工具传承给后代人类。
在人类文化心智形成的过程中，感觉的出现让恒定状态产生了戏剧性的跃进，因为它们可以代表生物体内的心智生命状态。感觉一旦加入到心智组合之中，恒定过程就会因生命及必需状态中的直接知识而变得更加丰富，这种知识当然就是意识。在明确参照经验主体的情况下，每个感觉驱动的意识心智最终在心智层面上能代表两套重要的事实与事件：（1）生物体本身内在世界的状态；（2）生物体所处环境的状态。后者明显包括了其他生物在各种复杂处境中经由社交互动与共同意图所产生的行为，许多行为取决于参与者的本能需求、动机与情绪。
随着学习能力与记忆的进步，个体变得能够建立、回想与操纵事实与事件的记忆，开启以知识与感情为基础的智力新层级。于是我们进入智力扩展过程中出现语言的阶段，语言提供我们易于在想法、文字与句子之间运用传递的一致性工具。从此之后，创意的潮流就不受局限。现在天择又征服了另一个战场，那就是隐藏在特定行为、实践与文物背后的各种想法。现在，文化演化可以加入基因演化的行列中了。
惊人的人类心智与复杂的脑部，让人类与促成心智及脑部出现的长串先前生物有所不同。心智与脑部辉煌的成就，让我们可以想象人类这个生物体的本身与心智，能像从未知中诞生的凤凰般跃出成形。然而在这样的奇迹背后，有着长串的先驱者与程度惊人的竞争与合作。在我们心智的故事中，复杂生物的生命只有在能够被策划的情况下，才能持久与盛行；而脑部之所以在演化中受到青睐，就是因为脑部擅长协助策划工作，特别是在它们能够协助生物体制造出富有感觉与思想的意识心智之后。前述的一切是多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人类创造力最终根植于生命之中，也立基于生命具有明确使命的惊人事实上，这项使命就是：无论如何，对抗并将生命本身投射到未来。当我们面对不稳定与不确定的当前局势时，想想那些卑微但强大的起源，也许会有帮助。
当前生存的指示就缠绕蕴藏在生命的规范与其表象恒定的魔法中，而这些指示包括了：细胞组织新陈代谢与修复的调节、团体中的行为法则、偏离恒定状态的正负偏差量测标准，这一切让适当的反应得以启动。而生命规范还包含了在更复杂且更强健结构中寻求未来安全的倾向，并持续不懈地投入未来之中。借着促成天择的无数合作、突变与残酷竞争，这个倾向得以成真。早期生命预示出许多未来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在充满感觉与意识以及被文化滋养的人类心智中观察到，而文化也就是由人类心智所形成。复杂且有意识的感觉心智，启发并引导了智力与语言的扩展，并发明能在生体物外动态恒定调节的新兴工具。这类新兴工具的目标仍与早期生命规范具有一致性，不只是要能持久，还要能够盛行。
那么，为何这些非凡发展的结果是如此的不一致，更别说也毫不稳定呢？为何人类历史中有这么多偏离恒定的情况与这么多苦难呢？初步的答案是（将于本书后续加以说明）：文化工具首先是建立在有关个人与核心家庭及部族等小群体的恒定需求上。将其扩展到大型人类群体上，在过去还未被纳入考虑，也无法纳入考虑。在大型人类群体中，文化团体、国家、甚至区域政治联盟都会如同个别生物体那般在单一恒定控制下运作，不会认为自己是大型生物体中的一部分。每个团体运用个别的恒定控制来捍卫本身的利益。文化恒定不过是个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工作，而且常在逆境中遭到破坏。我们可能会大胆认为，文化恒定的终极成功，取决于一个以调和不同规范目标为宗旨的脆弱文明成就。这也是为何费滋杰罗（F. Scott Fitzgerald）的《大亨小传》中有段对人类处境淡然且绝望的描述，至今仍是一段适当且具有先见之明的描写—「因此我们努力向前，但只是逆水行舟，不断被推回到过去之中。」13
1 此陈述无法套用在躁狂或忧郁状态等非标准的情况中。因为在这类情况中，感觉或许不再是恒定状态的准确指标。
2 想要对本能需求、动机、情绪与感觉等人类情感有更多了解，请参阅第七章与第八章。其他相关研究文献，请参考：Antonio Damasio, Descartes’ Error (1994;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10); Antonio Damasio,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Body and Emotion in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Harcourt, 1999); Antonio Damasio and Gil B. Carvalho, “The Nature of Feelings: Evolutionary and Neurobiological Origins,”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14, no. 2 (2013): 143–52; Jaak Panksepp, Affective Neuroscience: The Found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Jaak Panksepp and Lucy Biven, The Archaeology of Mind (New York: W. W. Norton, 2012); Joseph Le 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Arthur D. Craig, “How Do You Feel· Interoception: The Sense of the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of the Body,”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3, no. 8 (2002): 655–66; Ralph Adolphs, Daniel Tranel, Hanna Damasio, and Antonio Damasio, “Impaired Recognition of Emotion in Facial Expressions Following Bilateral Damage to the Human Amygdala,” Nature 372, no. 6507 (1994): 669–72; Ralph Adolphs, Daniel Tranel, Hanna Damasio, and Antonio Damasio, “Fear and the Human Amygdala,”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15, no. 9 (1995): 5879–91; Ralph Adolphs, Daniel Tranel, Antonio Damasio, “The Human Amygdala in Social Judgment,” Nature 393, no. 6684 (1998); Ralph Adolphs, F. Gosselin, T. Buchanan, Daniel Tranel, P. Schyns, and Antonio Damasio, “A Mechanism for Impaired Fear Recognition After Amygdala Damage,” Nature 433, no. 7021, (2005): 68–72; Stephen W. Porges: The Polyvagal Theor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2011); Kent Berridge & Morten Kringelbach, Pleasures of the Br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Mark Solms, The Feeling Brain: Selected Papers on Neuropsychoanalysis (London: Karnac Books, 2015); Lisa Feldman Barrett, “Emotions Are Real,” Emotion 12, no. 3 (2012): 4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