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中的人类文化心智
所有的心智能力都会干预人类的文化过程，但我在最后五章中要强调的是形成意象、情感和意识的能力，因为没有这些能力，文化心智就毫无可能。在文化产生的过程中，记忆、语言、想象力与推理是主要参与者，但还需要形成意象的能力。而负责文化实践与文物的创造性智力，在没有情感与意识时就无法运作。奇特的是，情感与意识刚好就是在理性主义与认知革命的剧痛中出走并被遗忘的能力。这两项能力值得我们特别关注。
十九世纪末期，达尔文、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佛洛伊德与涂尔干（·mile Durkheim）等人都认同生物学对文化事件的形成具有影响力。117大约在此同时，也就是二十世纪的前几十年左右，许多理论学家（其中包括了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与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引用了生物实证来捍卫达尔文思维在社会方面的应用。在这些通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努力下，造就了欧洲和美国优生学的兴起。后来在第三帝国（Third Reich）时期，生物实证遭到误解，并以促成社会文化彻底转变为目标，应用在人类社会上。结果就是以种族背景或政治上与行为上的认同为由，针对特定族群进行大规模恐怖屠杀。生物学因为此种非人道的曲解而受到指责，这对生物学是不公平的，但我们可以理解。生物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还需经过数十年的时间才能成为可接受的学术主题118。
从二十世纪末的最后二十几年迄今，社会生物学与其衍生学科「演化心理学」，为文化心智的生物学观点以及文化相关特征的生物性传播，都提供了充分的原由119。文化相关特征的生物性传播，全力聚焦于文化与基因复制过程之间的关系上。感觉与理性的世界永无止尽地相互影响，而文化想法、事物与实践则无可避免地陷入彼此间的调和与矛盾之中。前述事实并非演化心理学致力研究的焦点，虽然演化心理学家也已建议将情感世界的行为组成（如情绪）纳入其中。这同样也适用于我在本书中特别提出的主题：文化心智对于人生剧场与人类潜能的应对处理方式，以及文化筛选让文化心智作用变得完整且圆满完成基因传递的方式。我并非因为偏好情感与人生剧场，就排除了文化过程中的其他参与者。我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情感上（尤其是感觉上），希望情感能够更明确地融入到文化生物学的说法中。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必须强调恒定状态的作用以及它在文化过程中的意识代理人：感觉。尽管在历史上，生物学为进入文化世界尽了一切尝试，然而即便从生命调节的传统和狭义上来看，在经典的文化论述中从来也不曾存在有恒定状态的概念。如前所述，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从系统的视角考虑文化时，确实提到了恒定状态，但在他的说法中，恒定状态与感觉或个人无关120。
人们如何将恒定状态与能够导正恒定状态缺失的文化工具连结起来呢？正如同我所说的，连结两者的桥梁是由感觉这个恒定状态的心智表现所提供。因为感觉在心智上代表当前主要的恒定状态，而且由于感觉会产生剧变，因此会如动机般对创造性智力发挥作用。在负责文化实践或文化工具实际建构的链结上，创造性智力即是串起链结的线。
恒定状态与文化的生物根源
在本书第一章中我曾写到，在比我们更简单的活体生物行为中，找到了人类文化反应几个重要面向的前身。然而，这些生物体惊人有效的社会行为并不是由强大的智力所发明，也不是由类似人类的感觉所驱动。它们源自生命过程应对处理恒定规范的卓越自然方式，也就是在盲目的情况下，个人与社会优势行为的胜利者。恒定状态促成了能够确保生命延续和兴盛的行为策略与设备出现，无论是在简单生物体中或在包括人类在内的复杂生物中都一样。因此，我所提出的构想着重在上述状况的人类文化心智生物根源上。在缺乏心智过程的早期生物体内，恒定状态形成了感觉和主观视角的前身。无论是感觉或主观性，当时都尚未现身，在神经系统和心智发展之前出现的只有协助调节生命的充分必要机制。
所有这些机制都仰赖天择筛选出的化学分子（在内分泌和免疫系统的前身内）以及天择选出的行为程序。这些机制中有许多都妥善保存至今，也就是我们所知的情绪性行为。
在神经系统出现后的近代生物体中心智变得可能，感觉与代表外部世界和其相关生物体的所有意象在心智内部一起出现。这些意象得到了主观性、记忆、推理，还有最终出现之语言和创造性智力的支持。于是传统意义上构成文化与文明的工具与实作也随之现身。
恒定状态实现了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并协助创造了能让个体延续与兴盛的环境状态121。一开始，活体生物无须仰赖神经系统与心智来处理这些目标，但后来的生物体则会运用思考过的审慎方法来行动。在演化过程中，最有利的策略从大量的可用方法中被筛选留下，结果就是此策略经由基因在世代中延续。在简单生物体中，筛选是从自身组织的自发过程中自然产生的选项来加以选择；而在复杂生物体中，出现的是文化性筛选，也就是对主观引导之发明所产生的选项进行筛选。两类筛选的复杂度不同，但隐含的基本恒定目标维持不变，此目标即为生存、兴盛与尽可能的繁衍。这是个极佳的理由，说明了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表现出「社会文化」特征的实作和工具为何早就出现，并且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演化中。
在细菌这样的单细胞生物身上，我们发现它们在没有任何思考之下却表现出丰富的社会性行为，这类行为反映出细菌对其他个体行为是否有利于群体或个体生存的内在判断。它们表现得「好似」它们做出了判断。这是种在没有「文化心智」下所达到的早期「文化」。一旦心智成熟到可以思考一个本质相当的问题时，智慧和明确的理由就会被运用并奠定下来，细菌的状况就是这种示意性解决方法的一种早期表现形式。
在社会性昆虫这种具有复杂神经系统的多细胞生物中，「文化」行为的复杂度更高，其行为的实践也更为复杂，另外也有一些具体工具建造的产物，例如聚居的建筑实体。许多其他物种也会制作加工品，像是精巧的巢穴和简单的工具。当然，主要的区别在于，非人类文化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在适当环境下，主要沿用旧法部署的惯用程序所产生的结果。这些程序已经藉由天择在恒定状态的控制下进行了极长期的汇集组合，也已藉由基因来传递。在无脑的无核细菌中，部署程序的指挥中心位于细胞质里；而在昆虫这类多细胞的后生动物中，指挥中心则位于神经系统，也就是基因形塑出牠们的地方。
当人们思考演化及其分支时，可以缓慢收集在生物体心智出现前后于边界上所呈现的转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边界对应到「文化前」行为与「实际文化」行为和心智之间的区别。有趣的是，前者可以说是纯粹的遗传演化，而后者则可以说是以文化为主的众合演化。
独特的人类文化
我们为人类文化心智与其文化所绘制出的意象有众多不同之处。虽然统御一切的仍是同样的「恒定」规范，但在取得成果的路途上则存在着更多的步骤。首先，简单的社会反应从细菌生命开始以来就已经存在，这类反应包括了：竞争、合作、简单的情绪易感性（emotivity）、生物膜这类防御工具的集体制造。利用已经存在的整体简单社会反应，谱系早于人类的许多物种，演化出一类能够产生有利于恒定情绪反应的复杂中间机制，并以基因传递，这些情绪反应也常常是社会反应。而前述中间机制的关键组成则被置于第七章所述的情感装置中，负责有效运用本能需求和动机，并以情绪响应各种刺激和情景。
其次，利用中间机制产生复杂情绪反应及后续心智体验（也就是感觉），恒定状态现在可以采取明显的行动。感觉成为新反应形式的动机，而产生新反应形式的则是人类独特丰富的创造性智力和动作能力。这些新反应形式能够控制生理参数，并达到对恒定状态至关重要的那几类正面能量平衡。然而新反应形式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创新。人类文化的想法、实践与工具可以经由文化进行传递，并且开放给文化进行筛选。除了在某些情况下让生物体以特定方式做出反应的基因前身之外，文化产物在恒定状态及其决定价值的引导下，根据自身优势，各自走向生存或灭绝等不太一样的道路。这种创新引领我们来到感觉与文化关系的第三个同等重要特征：感觉也可作为过程的仲裁者。
作为仲裁者与协商者的感觉
生命调节的自然过程让活体生物在环境中确立自己的方位，以便它们能在维持生命及兴盛的兼容参数范围内运作。在个体细胞以及整个生物体中，维持生命的英勇过程需要精确且强大的调节过程。在复杂的生物体中，感觉在这个过程中的两个层面上有着关键作用。首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生物体被迫在健康范围外运作时，它们就容易生病并濒临死亡。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感觉就会强力介入，将想要获得理想恒定范围的欲望注入思考过程中。其次，除了引发关注以及引起显著的思考和行为之外，感觉还可以作为反映质量的仲裁者。最终，感觉成了文化创造过程的评判者。这是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文化发明的优点最终是在感觉的接口下对其效用进行判断分类。当「疼痛的感觉」促使解决方案产生以消除疼痛时，就会出现「疼痛消退的感觉」来显现疼痛的减轻。这是对疼痛的努力是否奏效的决定性关键讯号。感觉和理性都涉及一个不可分割的反映式循环封包。这个封包可以较有利于感觉或理性这两个合作伙伴其中之一，但它与两者都有关系。
总而言之，属于今日部分功能的文化反应类别，可能已经成功地导正失调的恒定状态，并让生物体恢复到之前的恒定范围内。我们可以合理认为，这些类别的文化反应因为实现了具有效用的功能性目标，而在文化演化中被选中，所以得以生存延续。奇特的是，具有效用的功能目标也会增加某些个体力量，进而增加与其他相关个体的群体力量。科技就是这种可能性的一个好例子：想一想导航专业技术、贸易技巧与会计、印刷以及现在的数字化媒体就可以知道。可以肯定的是，增加的力量对那些掌控力量者而言是项优势。但是，力量的实现则是被适当感觉到的雄心壮志所推动，并随着有益的情绪而产生。认为文化工具和实践的构想是以管理情感为目的，进而修正恒定状态，这是个合理的想法。不言而喻地，对于具有成效的工具和实作进行文化筛选，可能会对基因频率产生影响。
评估一个想法的价值
这种关于文化心智运作的想法，如何能够切合人类文化的实际表现呢？在早期的各种技术中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这类例子，早期技术无疑就是部分文化最初的表现形式。为了狩猎、防御、攻击而制作的工具，还有居所及衣物，都是智力发明如何响应基本需求的好例子。这些需求首先经由诸如饥饿、口渴、极冷或极热、不适和疼痛等自发性恒定感觉的方式为人类所知，这些感觉与个体生命状态的管理有关，并且意味着恒定状态出现了缺失。我们有对于食物的需求，并寻求能够合理快速生产能量的食物来源（如肉类）；我们也有对于居所的需求，以保护自身免于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并为婴儿和孩童创造安全的庇护所；我们还有捍卫自己和群体免于受到掠夺者和敌人迫害的需求。所有需求都能经由感觉有效传达，例如与亲子连结及依附有关的感觉，以及有关恐惧的感觉。这些感觉后续经由知识、理性和想象力来发挥作用，简而言之，就是经由创造性智力来作用。同样地，从伤口和骨折到感染的疾病状态，主要也是经由恒定感觉来检测，并经由效用渐增的新科技来处理，而这些新科技就是历史上后来所知的医学。
大多数引发性感觉来自所涉及的情绪，而这些情绪不仅与独立个体相关，也与在他人背景脉络中的个体有关。损失的情况会导致悲伤和绝望，而悲伤和绝望的出现则会引发同理心和同情心，进而激发出能对抗悲伤和绝望的创造性想象力。结果可能很简单（像是做出关爱的动作，也就是以肢体接触来提供保护），或也可能很复杂（像是一首歌或一首诗）。随后恢复的恒定状况则为征召更复杂的感觉状态（如感恩和希望）以及对这些感觉状态后续进行合理阐述开启了大道。有益的社会性形式与正面情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而两者与负责调节压力和发炎的一系列化学分子（例如内源性类鸦片）也有着同样密切的关系。
在情感的脉络之外，我们无法想象出成为医学或任何主要艺术表现的反应起源。患者、被抛弃的情人，受伤的战士和热恋中吟游诗人都具有感觉的能力。他们的情况与他们的感觉，激发了自身以及其他参与者在个别情况下的智力反应。有益的社会化能力会获得回报并改善恒定状态，而激进的社会化能力则完全相反。但在这里应该要清楚知道的是，我并不是将今日的艺术局限在治疗作用上。从艺术品上所获得的乐趣仍然与它们的治疗起源有关，但这种乐趣也能翱翔在增加了复杂思想和意义的新智力区域中。我也不是说，所有的文化反应都是组织良好的智力成就，必定能对原有困境产生具有效用的回应。
情绪反应与文化反应的其他（正面）例子，包括：渴望减轻他人痛苦并乐于发现减轻他人痛苦的做法；欣然寻找改善他人生活的方式，从提供物资到能够带来快乐的有趣发明皆有；乐于思考大自然的奥秘并试图解决它们。这也许就是许多文化想法、工具、实践与制度适度地以各种小团体来诞生的方式。随着时间过去，这些反应变成了礼拜场所、知识书籍、经典小说、学习机构、原则宣言与国家宪章。
负面的部分则是，对他人施暴或来自他人的暴力产生了过度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情绪的神经装置参与其中，这些神经装置的发展可能在大猩猩身上达到顶峰，而其阴影后来持续笼罩在人类的处境上。
这种暴力主要来自男性，而且不一定与饥饿或争夺领土的群体打斗这类理所当然的理由相关。它可能会以女性、年轻人以及其他成年男性为目标。人类继承了这些潜在的行为模式，而这些行为模式也在人类漫长历史中产生高度的适应性，而且生物演化并没有成功消除这些潜在暴力122。文化演化经由人类的创造力，实际扩展了暴力表现的范围。佛罗伦萨传统暴力足球（calcio storico），还有英式橄榄球及美式足球都是很好的例子。继承自罗马角斗士竞技表演的身体暴力在一些竞技运动中仍然存在，并且在电影、电视与网络上的各类娱乐中不断上演。在现代战争、恐怖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突击中，也出现了大量的身体暴力。至于无形的心理暴力，则出现在无限滥用的权力上，现代科技对隐私权的侵犯就是滥用权力的极佳例证。
文化的其中一项工作就是驯服暴力这头经常出现的野兽，至今依然存活的这头野兽也提醒我们自身的起源。塞缪尔·冯·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的文化定义提及了这些要点：「（文化）此一手段让人类克服本身的原始野蛮，并经由巧妙的方式成为全人。」123普芬多夫并没有提及恒定状态，但我相信他的话是这样的意思：野蛮行为导致痛苦动荡的恒定状态，而文化和文明则以减少痛苦为目标，并经由重设与限制受影响生物的进程来恢复恒定状态。
今日，大量的文化工具与实践最终成为对权利不满与权利受到侵犯的响应，其不仅表现出对某些困境和情况的事实陈述，也表现出诸如充满生气和厌恶的强烈情绪以及后续的感觉状态。在这里，我们发现情感和理性是社会运动的两个组成部分。而颂扬在浴血胜仗中击垮敌人的赞美诗和诗歌，则是此过程背后历史的一部分。
从宗教信仰与道德到政治管理
早期的医学并非用来处理人类灵魂的创伤。但我们可以合理认为，宗教信仰、道德体系和公平正义以及政治管理，主要就是针对人类灵魂的创伤，并以从创伤后果中恢复过来为目标。我认为宗教信仰的发展与个人损失的悲伤最为密切相关，这迫使人们去面对无可避免的死亡及造成死亡的无数方式：事故、疾病、他人暴行及天灾，还有老死之外的任何情况，因为老死在史前时期极为罕见。但人类灵魂的许多创伤是社会空间中的公共事件所造成，而宗教信仰就是以各种方式来因应的适当反应124。
因暴力造成之损失与悲痛而产生的反应各式各样，会出现什么反应取决于主体本身，其中包括了同理心和同情心，但也包括愤怒及更多的暴力。我们可以理解这种悲伤也许适合以超人类力量的概念来抵销，这种力量以能够解决大规模冲突并结束高度暴力的神祇形象现身。在泛灵文化时期，人们不但会祈求神祇给予个人痛苦协助，还会祈求神祇保护个人和公众的财产（像是农作物、家禽家畜及重要领土）。之后，在一神论文化的时期，对这类实体的信仰最终会采取单一上帝的形式，而上帝则能以正当甚至可接受的方式来解释损失。最终，超越死亡以延续生命的希望可能会完全消除任何损失的负面影响，并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意义。
关于宗教信仰和习俗的感觉和恒定动机，没有比佛教更能清楚详细说明的了。佛教的创始人，也就是具洞察力、见识广博且亲切达观的王子释迦牟尼，将苦难定义为人性的腐蚀面，并经由减少其最常见的原因来消除苦难，这原因就是：渴望以任何方式放纵享乐并且无法持续这样享乐。释迦牟尼提出了经由完全跳脱自我以换取存在本质体验的救赎，也就是从追求永恒的不稳定恒定状态中解脱，同时意识到这是种徒劳无功的追求。
全然理性也会运用警戒性感觉来促成本身的贡献。因偷窃、谎言、背叛和荒诞法纪而反复遭遇到的痛苦事件，强力促成了行为规范的创建，而行为规范的建言与实践则能减轻痛苦。
我看到道德规范、司法体系与政治管理的发展，从早期人类部落平等主义式的安排协定开始，延续到青铜时代王权或希腊和罗马帝国的复杂政府制度，这与宗教信仰的发展密切相关，而宗教信仰与感觉又有关联，也经由感觉而与恒定状态有所连结。神祇与最终单一上帝的出现，是一种超越人类非稳定利益的手段，也是一种寻求公正、可信和敬重之无私威权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二十年间，与道德和宗教相关之神经及认知现象的研究调查，已经与感觉和情绪有所连结，正如我们研究小组和强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乔舒亚·格林（Joshua Greene）和利安·杨（Lianne Young）的研究所示。此外，马克·强森（Mark Johnson）和马莎·纳斯邦（Martha Nussbaum）则从道德哲学的观点对这些发现发表了极佳的论125。
宗教习俗经由恒定状态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大规模威胁和灾难的情况。这类例子包括：对抗主要气候灾难（洪水和干旱）、地震、瘟疫和战争126。上述情况会引发社会动机，并形成强大的集体合作行为。恐惧、担心与愤怒是这类灾变的直接结果并会危及恒定状态，但合作团体的支持随后则以建设性的方式来试图理解、证明和响应。部分响应包括了后来纳入宗教习俗、艺术实作与管理实践的行为。战争形成了一个特例，因为它们可以同时促进建设性的补救措施与以暴止暴的无止境循环。荷马（Homer）、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与莎士比亚的史诗剧作对此争议的阐述已足矣。
无论是从安抚和慰藉的角度来看，还是从集体组织和社会化能力所带来的好处来考虑恒定状态，宗教与恒定状态在起源和历史持久性上都有令人信服的连结，而后者还象征着强大的文化筛选。我猜想，将宗教根源置于部落民族集体仪式中，而非个人或小群体痛苦缓解上的涂尔干，应该会同意前述说法。正如涂尔干所言，这类集体行为释放了强大且有益的情绪和感觉。然而，涂尔干所述的部落民族集体行为，也许最初就是由不稳定的恒定状态所引发。对于群体内的个体而言，恒定性的稳定结果也依然适用。
马克思（Karl Marx）应该说过宗教是「群众的鸦片」（虽然他的用词并不是这样；他是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群众」可能是后列宁时代的修正用语）。还有什么能比「以处方类鸦片治疗人类疼痛和痛苦」这项概念更具恒定上的启发呢？
马克思在上述名言之前还写了一段话：「宗教是受压迫生物的叹息，是无心世界的心灵，也是无灵魂状态的灵魂。」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对文化心智进行社会分析与探究检视的有趣混合体。这个混合体将马克思对宗教的屏弃与务实认定相结合，此认定即是宗教可以成为无人性与无灵魂世界的灵魂避难所。值得注意的是，要考虑到当时的马克思不知道世界将变得如此无人性与无灵魂，尤其这还是他得负责鼓舞人心的那个世界。还要注意的是，几乎所有一切皆起因于生命状态、感觉和文化反应的清楚连结127。
宗教信仰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造成了无人想要的痛苦、暴力和战争，在整个宗教历史中充斥着这类事件。上述事实绝不会与这些信仰所具有的恒定价值有所抵触，而这些信仰在过去就具有人类大部分的恒定价值，现在显然仍是这样。。
最后，我要清楚说明的是，就像在艺术上的努力一样，我不认为宗教仅仅只是治疗反应。宗教信仰和习俗的最初动机与恒定状态的补偿有关，这是既合理又具可能性的事情。这种早期的企图如何演化则是另一回事了。随之而来的智力建构已经超出了抚慰的原定目标，在补偿因素已成残迹之下，转而成为探索与形成意义的工具。实践的目标则随着人类和世界意义的哲学探索之后现身。
艺术、哲学探索与科学
艺术、哲学探索与科学运用了极为广泛的各种感觉与恒定状态。我们如何能在想象艺术诞生的同时，却不去想想个体为解决某种感觉（艺术家本身的感觉或他人的感觉）引发之问题所进行的推论？我认为这就是音乐、舞蹈和绘画的发展方式，也是最终出现的诗歌、戏剧和电影的发展方式。所有这些艺术形式都与强大的社会化能力紧密相连，因为引发动机的感觉往往来自群体，而艺术的影响也超越了个体。除了满足最初参与其中的个人情感需求之外，从宗教仪式到准备战争的多个场合中，艺术对团体结构与凝聚力皆有重大影响。
音乐是感觉的强大诱发者，人类则受到这类产生有益情感状态的特定乐器声音、形式、音调和乐曲所吸引128。音乐制作为多种场合和目的提供了感觉，就是那种可以有效消除痛苦并提供个人及他人安慰的感觉。音乐产生的感觉也可用于魅惑及纯粹玩乐和个人满足上。早在大约五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制作出了至少有五个洞的长笛。若是没有找到有用的成效，他们为何要这么做呢？他们为何要花费时间努力完成这些新工具，并在测试其效果后淘汰一部分并留下另一部分呢？在音乐制作的早期，他们也许已发现某些种类的乐器声与歌声，会产生可预期的愉悦或不愉悦效果。换句话说，由气流声（唱歌或吹奏发出的气流）所引起的情绪反应，以及随之而来的感觉，也许已让他们欣然发现到这些声音具有安抚或诱惑的效果；而棍棒和石头一起磨擦所产生的粗糙刺耳声音，就不具这种效果。此外，当声音合奏时，它们可以延长愉悦感并产生其他层面的效果，例如以适当的顺序模仿物体和事件，并开始讲述故事。
与声音相关的特定情绪易感性，就类似于与颜色、形状或表面纹理相关的情绪易感性。这类刺激的物理性质构成了整体对象的优劣象征讯号，能表现出此对象的这种特有物理组成。这些对象始终与演化的正面或负面生命状态相关，也就是与危险和威胁或幸福和机会有关，简而言之，这些状态就是快乐或痛苦的基础。我们人类以及从生物学观点来看在我们之下的生物，都居住在同一个世界中，在此世界中的物体和事件，无论有无生命，都没有情感中立。相反地，由于本身结构与行为的结果，任何物体或事件都自然而然地会对个别体验者的生命有利或有弊。物体和事件对恒定状态会有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因而引发正面或负面的感觉。物体和事件的个别特征，像是它们的声音、形状、颜色、材质、动作、时间结构等等，会经由学习而与整个物体／事件相关的正面或负面情绪／感觉产生关联，这是很自然的事。我相信，这就是某些声音的声学特征如何被描述为「愉快」或「不愉快」的方式。作为物体／事件一部分的声音特征，获取了整体事件对个人的情感意义。独立特征和情感价值之间的系统性链接，无须仰赖产生它的原始关联就能持续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后会说大提琴的声音优美而温暖：特定声音的声学特性曾经是由全然不同物体所带来的部分愉悦体验。基于同样的理由，来自喇叭或小提琴的尖锐声音可能会让人感到不愉快或恐惧。我们仰赖长期建立的关联性，以便以情感用语对音乐声音进行分类，其中有许多关联性在人类现身之前就已出现，现在已成为人类标准神经设备的一部分。人类能够探索这样的关联性，因为他们能对声音进行叙述，并为声音的组合订定各种规则129。
当人类在制作长笛时，他们也许已经可以善加使用第一种乐器「人类的声音」，或是第二种乐器「人类的胸部」，这是一种适合打鼓的天然空腔。至于第三种乐器，则可能是实际制作出来的中空鼓。
无论是安慰还是诱惑，在涉及两个人或一个群体所参与的公共活动（像是庆生、吊丧、丰收、计划或宗教之类的庆典、玩乐或部落战争开打）中，音乐为人们提供了多层次的恒定效果，早期最可能会以层层的感觉做为开始，最后则以想法做为终点130。音乐的普遍性与卓越持久性似乎来自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将每种心情与环境局势融合在一起，无论是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也无论关乎爱情还是战争，身在其中的个人、小群体或大群体在音乐的力量下突然凝聚在一起。音乐能如旧时代管家那般地安静，也可以像重金属乐团那般地响亮，音乐就以这样的方式为全体人类所用。
舞蹈与音乐密切相关，舞蹈动作展现出与音乐不相上下的情感表达：同情、欲望，还有达成诱惑、爱情、激进与战争的极致喜悦。
对于以洞穴绘画开始的视觉艺术而言，有关其恒定功能的例子并不难找，而在诗词、戏剧和政治寓言中也不乏传统口述故事的例子。这些表现常常涉及生命的管理，例如食物来源和狩猎、群体组织、战争、联盟、爱情、背叛、羡慕、嫉妒，以及参与者经常在面对问题时所运用的暴力解决方式。绘画及非常后期发展出的文字则为人们的反思、警示、玩乐和享受提供了指标和停顿。它们试图厘清在对抗现实上所出现的困惑。它们也协助整理与组织知识。它们提供了意义。
哲学探索和科学也是从同样的恒定状态发展出来。哲学和科学要回答的问题是由大范围的感觉所引发。痛苦毫无疑问是显而易见的感觉，而对于现实难题长期困惑所造成的不安与担忧感受也是如此，这些现实难题再次包括了：气候、洪水与地震的多变和无常、星体的运动、在植物和动物以及其他人类中所观察到的生命周期，以及描述众多人类个体行动的好坏行为所产生的奇怪组合。而时常造成战争的破坏性感觉，则在科学和科技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技与科学在武器发展上的成败，决定了对战争所投注的心力会获得成效还是崩溃瓦解，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一再重演。
此外，还有其他感觉存在，尤其是那些试图解决宇宙谜团之过程以及预期解决方案会带来回报所产生的愉快感觉。完全相同类型的问题与同类型的恒定需求，引领不同的人类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为自身困境想出宗教或科学上的解释。他们的最终目的在于缓解痛苦以及降低需求。至于反应的形式和效率则是另外一个议题了。
哲学探索和科学观察的恒定优势永无止境：它们显然在医学领域以及物理学和化学领域上，促进了我们世界长期仰赖的技术。这些技术包括对火的运用、轮子的发明、文字的发明，以及后续出现的书面纪录（记在脑中以外的另一种方式）。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近代的创新，这些创新产生了现代性，就是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那些已知的帝国和国家治理观念，例如在宗教改革运动、反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以及更普遍现代性所表现出来的那些。
虽然大部分的文化成就必须归功于专门解决各类困境的智力发明。但我们还是要注意到，即使是经由情感装置所中介的自主恒定矫正尝试，本身都会产生有益的生理成效。简单的社交欲望藉由打破孤立并将个体聚在一块，提供了改善或稳定个人恒定状态的机会。哺乳动物互相梳理的机制就是文化现身之前出于本能安排的一个例子，其恒定效果是显著的。以严谨的情感用语来说，梳理提供了愉悦的感觉；而在健康方面，梳理则可减轻压力，并防止蜱虫感染，也避免了因蜱虫而产生的疾病。
沿着完全相同的路线并运用高度保留下来的相同神经和化学机制，由集体文化表现产生的伙伴关系引发出反应，这些反应能够减轻压力、产生愉悦感、提高认知的流动性，并对健康更为普遍有益131。
与想法发生矛盾
我们可以试着经由解决与想法相矛盾的情况以及确定矛盾的真假，来挑战我的一般假设。举例来说，当宗教本身会造成如此多的痛苦时，我们要如何将宗教信仰视为恒定状态呢？导致自残或过度增肌的文化实践又是何种情况呢132？
宗教信仰的议题很值得思考。宗教信仰的正面恒定效应可以从各种文献记载来证实，它确实减少或消除了痛苦和绝望，并以不同程度的幸福和希望取而代之。这在生理上是可以证明的133。文献也记载，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都有着各类的宗教信仰，信徒的整体数量实际上相当稳定，甚至还继续成长而非减少，这也显示出文化筛选的强大。这个假设并非针对信仰的特征、内部结构或外在结果，而仅仅只针对一项事实，那就是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化反应，可以减少个人或群体损失以及伴随痛苦产生的恒定混乱。宗教信仰也能引发痛苦的这件事实，与此假设并不矛盾。除此之外，宗教信仰产生了其他显著的好处，像是正面恒定效果显著的社群成员关系。还有因宗教信仰与相关宗教组织而直接产生的音乐、建筑和艺术也是如此。有些想法能够促成许多具有恒定优势的结果，而扮演着仲裁者角色的感觉，将有助于这些想法持续存在。文化筛选确保了相关想法与制度的采用。
某些文化工具实际上可能会造成恒定调节的恶化，甚至成为恒定失调的主因。对于政治与经济管理系统的采用就是个明显的例子，这些系统最初意在对广大社会苦难做出建设性的响应，最终却导致人类灾难。举例来说，共产主义正是如此。共产主义这项发明以追求恒定为目标，这是无可否认的，也符合我之前的假设。但是其短期与长期的效果却是另一回事，在某些情况下，它比夹带掩护这些体系传播的世界大战造成了更多贫困与暴力死亡。这是一个矛盾的例子，拒绝不公不义这个理论上有利于恒定状态的过程，却在无意之中导致更多的不公不义与恒定状态的衰退。但在一般假设中，并无法保证与恒定有关的好主意一定会成功。成功首先取决于文化反应构思的良好程度，还取决于应用的环境局势以及实际执行的特性。
这个假设明确指出，反应的成果是由产生动机的同一系统所监督，也就是「感觉」。我们可以说，这种社会体系所产生的痛苦和苦难是造成其灭亡的原因。但是，为什么需要这么久的时间才会灭亡呢？乍看之下，是否采用这些文化反应取决于文化筛选。理想情况下，文化反应的结果受到感觉的监督，且由集体来权衡考虑，并经由理性与感觉之间的协调来判断其为有益或有害。但真正有益的文化筛选所认同的某些情况，在实际执行上却可能会失败。举例来说，就管理和道德体系而言，文化筛选采纳的是民主自由，因此不会强制接受或拒绝响应。在知识、推理与洞察力上，它所采纳的也是某种公平竞争的环境。在各种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政权的例子上，文化筛选过去必须等待自己的时机，现在仍然一样。
评断
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我们现在所认为的真正文化是在恒定规范的引导下，以具有效社会行为这种假象的单细胞生命中悄然开始。在数十亿年后，只有在文化心智运作的复杂人类生物体中，文化才称得上名副其实，这样的文化心智就是探索与创造性心智，其仍在同样强大的恒定规范下运作。在文化心智的早期无心智前身与晚期兴盛之间，文化心智历经了一系列的发展，回溯这些发展也可以发现，其与恒定需求具有一致性。
首先，心智必须能够以意象的形式表现出两组不同的数据：个别生物体的外部世界（其中属于社会结构的其他部分以显著且相互作用方式交织展现），以及作为感觉体验的个别生物体内部状态。这种能力运用了中枢神经系统的创新功能，即是在神经回路内制作位于神经回路外之物体与事件对照图的可能性。这些对照图能够捕捉到这些物体与事件的「相似点」。
其次，个体心智须为整个生物体创造一个与两套表征相关的心智视角，这两套表征就是生物体内部的表征以及生物体周遭世界的表征。这个视角是由生物体根据本身的整体架构，对自身与周遭环境进行感知期间产生的意象所组成。这是主观性的关键要素，而我认为主观性就是意识的决定性组成组件。若没有多种个体主观性的运作，就不可能创造出具有社会集体意志的文化，这些主观性一开始是为了让自身拥有优势而运作，也就是为自身利益而运作，不过随着利益圈的扩展，最终就促成了群体的优势。
第三，在我们今天所知的文化心智尚未成形之前，当心智开始出现，就需要经由增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特征来扩展其丰富性。其中有一种立基于意象的强大记忆功能，能够学习及回忆独特的事实和事件，并让这些事实和事件相互关联；还有一种能够将扩大想象、推理和象征性思考的能力，其可以产生非言语性叙述；另外还有一种能将非语言意象与符号解译成编码语言的能力。最后一项能力为建立文化的决定性工具开创了大道，这项工具就是：同步的语言叙述。字母与文法就是这项能力的「遗传」工具，并且促进了这项能力的发展。最终发明的书写是创造性智力工具箱里的最佳工具，这是一种能够经由感觉因应恒定问题和可能性的方式来驱动的智力。
第四，还有一个被大大忽视的功能，但它却是文化心智的一项重要工具，那就是：游戏。这是一种想要参与看似无用活动的渴望，这些活动包括了移动真实世界或玩具世界的实体部分、或像跳舞或弹奏乐器那般在那个世界中移动我们的身体，以及移动心智中真实或想象的意象。想象力当然是这项功能关系密切的伙伴，但想象力却没有完全捕捉到「游戏」（PLAY；潘克沙普在谈论这项功能时偏爱使用大写的形式）的自发性及其所能触及的范围。当你想到可以用无限的声音、颜色、形状或者乐高那类组装玩具或计算机游戏中的零件来做什么时，请想到游戏；当你想到单词意义与读音的无限可能组合时，请想到游戏；无论你打算做什么，当你计划一项实验或者细想不同的设计时，也请想到游戏。
第五，与他人合作以实现明显共同目标的能力，是人类特别发展出来的能力。合作性仰赖另一种良好发展的人类能力：共享式注意力（joint attention），这是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致力开拓研究的一种现象134。游戏及合作本身与个别活动（有利于恒定性之活动）的结果无关。游戏及合作会以许多愉悦感觉来奖励「游戏者／合作者」。
第六，文化反应从心智表征开始，却是经由动作的恩赐而存在。动作深植于文化的过程之中。其是从发生在我们生物体内部的情绪相关动作而来，我们就是在生物体内部建构感觉，而这份感觉会驱使文化进行干预。文化干预通常是由情绪相关的动作所引发，也就是明显表现在手部、声音装置、脸部肌肉组织（促进沟通的关键因素）或整个身体的动作。
最后，从生命开始到人类文化发展和文化传递大门的进展，只有经由另一种以恒定状态来驱动的发展才有可能实现，那就是：标准化细胞内生命调节，并让生命传递到新世代的基因装置。
人类文化的崛起应该归功于有意识的感觉和创造性智力。早期人类或是文化企业上层（像是艺术、宗教信仰和哲学探索、道德系统和公平正义、科学等）中所需出现的正面及负面感觉都缺少了最初的动力。除非体验过产生痛苦的背后过程，否则这不过就是种纯粹的身体状态，是一种我们生物体规律运作的模式。这同样适用于幸福、喜乐、害怕或悲伤。为了让我们能够进行体验，与痛苦或愉悦相关的运作模式必须变成感觉，这等同于说：这些运作模式必须获得心智面向，而心智面向必须由心智在其中发生的生物体所拥有，因此就会变得主观，简而言之就是具有意识。
至于无法体验的痛苦和愉悦机制，我的意思是无意识且非主观性的疼痛相关机制与愉悦相关机制，明确地以未经思考的自动化方式协助早期生命调节。但是，在缺乏主观性之下，发生这种机制的生物体并无法考虑机制或结果。于是，个别的身体状态就无法受到检查。
构成人类历史最崇高部分的大量问题、解释、慰藉、调整、发现和发明都需要一个动机。独自感受到疼痛与痛苦，特别是与愉快和兴盛的感觉产生对比时，确实能驱动心智并采取行动。当然，前提是心智中要有某种事物可以驱动，特别是在智人发展的时候，这些东西会以前面讨论过的认知和语言能力的扩展形式出现。以最实际的方式来说，可驱动的某种事物就是可以对当下感知事物之外的东西进行思考的能力，以及能够解读与分析情况以了解原因及后果的能力。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解读与分析的正确性有多高并不是重点。它们显然常常是不正确的。重点是会有一个解释，无论正确与否，必定是由正面或负面的强烈感觉驱动产生。在此基础上，具有密集社会性的人类则可能在单独和集体空间中，从过去不存在的反应中激发出发明。这种可驱动的心智对象不仅涉及我们当下在这里所感测到的现实，而且与可能已经发生或已经预测会发生的现实有关。我指的是回忆中的现实，这种现实可经由我们的想象力产生改变，可透过每种感官类型（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的连锁记忆意象来处理，这些意象可以分割成块并移动，有趣地重组形成新的安排并达成特定的目标：工具、实践和解释的建构。这些都与早期在智人之前出现的石器那类有限文化表现形式兼容并蓄135。
可驱动的东西确定了「某些人、事、物或想法」与「痛苦或欢乐开始产生」之间的关系；并让我们意识到痛苦和快乐的直接与间接前身，并且确定了造成此情况的可能甚至适当原因。事件的规模实际上可能相当巨大，其后果也同样巨大。历史提供了这类前身的例子，例如在犹太教、佛教和儒家等主要宗教信仰体系发展之前的社会动荡，像是具破坏性的战争以及瓦解公元前十二世纪地中海文明的「海上民族」（Sea Peoples）恐怖主义；公元前十二世纪可能是一个有着毁灭性地震、干旱以及经济和政治崩坏的环境。但是在黄金轴心时代（基督教时代之前横跨六个世纪且包含了雅典哲学和戏剧爆发的时期）文化发展的几千年前，人类一直在发展各种社会发明，并以此响应自身的感觉。这些感觉并不局限于损失、疼痛、痛苦或期盼的乐趣。其中也包括了对社会群体有所渴望的反应，可将其视为大群体感觉的延伸，这始于对后代、依附与核心家庭的关怀，也是向产生钦佩、敬畏和威严之物、人与情境靠拢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