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书名是根据两项事实来命名。第一项事实是，某些昆虫物种早在一亿年前就发展出一系列的社会行为、实作及工具，当我们将其与人类社会相似的事物对应比较时，可以合理地称其为文化。第二项事实是，甚至在更早的数十亿年前左右，单细胞生物也已展现出符合人类社会文化行为层面的社会行为。
这些事实必定与传统观念有所抵触。传统观念认为：像社会行为这样能够改善生命管理的复杂事物，只会从已演化生物的心智中发展出来，不一定要是人类，但此生物需足够复杂且足够近似人类才能产生必要的复杂性。我所提到的社会特征，早就出现在生命的历史上，在生物圈中大量存在，无须等到任何类似人类的生物在地球上出现。这个顺序确实很奇怪，至少可以说是匪夷所思。
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些有趣事实背后的细节，我们倾向于跟人类智慧及成熟度有合理联想的那种成功合作行为就是一个例子。不过，合作策略不必等到明智成熟的心智出现才能形成。这样的策略可能与生命本身一样古老，而且不会比两个细菌间缔结互惠协议的策略更加出色，那是一个顽强新兴细菌想要接管另一个更大更成熟细菌的情况。两个细菌间的战斗以平手收场，其中顽强的细菌成为成熟细菌的附属合作伙伴。而真核生物这种具有细胞核和粒线体等复杂胞器的细胞，可能就是在生命的谈判桌上以这种方式诞生。
上述故事中的细菌没有心智，更不用说拥有聪明的心智了。那个顽强细菌的行为彷佛是下面这样的结论：「当我们无法战胜它们时，不妨加入它们。」另一方面，成熟细菌的运作则好像它正思考着：「我可以接受这个侵略者，只要它给我一些东西。」不过，当然两个细菌都没有思考任何事情。没有涉及心智反思，没有对先前知识的明显考虑，也没有奸诈、狡猾、善良、公平竞争或外交调解。问题的平衡是在盲目的情况下解决，并在过程之中以下至上的方式推行，而这个过程追溯起来是个对双方都可行的选项。这个成功的选项是因应恒定的必要需求而塑造出来，除了以诗词的意境来解读外，这并非魔术。在与物理化学相关的环境脉络中，它包含了应用于细胞内生命过程的具体物理和化学限制。值得注意的是，算法的概念适用于这种情况。成功存活的生物其遗传装置确保了此一策略会保留在后代的功能选项之中。如果这个选项无法发挥作用，它会进入演化的大坟墓，而我们就永远都不会知道这项事实了。
合作的有趣过程并非独立无外援。拜安装在细胞膜上的化学探针所赐，细菌能够感测到其他细菌的存在，并经由这些探针的分子结构区别出那是同伴还是陌生细菌。这是我们感官知觉的一个简单前身，比起立基于意象的听觉或视觉，更接近我们的味觉及嗅觉。
这些顺序奇怪的出现揭开了恒定状态的深层力量。经由反复的试验自然而然地筛选出可用的行为解决方案来解决生命管理中的一些问题，让难以撼动的恒定规范得以运作。这些生物在不知不觉中搜寻及检视牠们所在环境的物理现象及自身范围内的化学物质，也在不知不觉中对生命的维持及兴盛提出了至少可行且往往是良好的解决方案。令人惊叹的是，在生命形式混乱演化的某些其他点上，当这些生物于其他时刻遇到相当的问题状况时，也会发现同样的解决方案。它们会趋向特定的解决方案、趋向类似的计划、趋向某种程度的必然性，这些都是由活体生物结构和环境及其与环境之关系所造成的倾向，此倾向明显仰赖恒定状态。所有这些都让人联想到达西·汤普森（D'Arcy Wentworth Thompson）关于生长和形态（如细胞、组织、蛋、壳等等形式和结构）的著作168。
合作演变成为竞争的双胞胎兄弟，这有助于筛选出最具生产力策略的生物体。结果就是，当我们今天牺牲某些个人利益进行合作，并称之为利他行为时，却发现这些合作策略其实并非发明自我们人类心中的善意。这个策略很奇怪地早就出现了，现在已经是个老掉牙的东西。「现代化」合作确切的不同之处在于，遇到以无私或自私的方式都能解决的问题时，我们现在可以经由心智的处理过程来思考及感觉，并且至少有一部分会刻意选择我们能够有效运用的方法。我们可以有所选择。我们可以公开支持利他行为并承受伴随而来的失败，或也可以阻挡利他行为，这样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失去任何东西，不过也可能无法获利。
利他行为的问题，完全就是区别早期「文化」与发展完善之文化的极佳切入点。利他行为的起源是盲目的合作，但利他行为在家庭和学校的解析和教导下可以是经过审慎思考的人类策略。正如同情、钦佩、敬畏与感恩这些仁慈且有益的情绪一样，利他行为可在社会中受到鼓励、锻炼、训练和实践。或许也可能不会。没有什么能够保证利他行为一定可行，但它就是种在有意识下，可经由教育来取得的人类资源。
在起源与成熟发展文化之间的另一个对比例子，可在利益的概念中找到。细胞寻求利益其实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意思是控制细胞的新陈代谢，好让细胞产生正向的能量平衡。那些确实成功存活的细胞善于产生正向的能量平衡，也就是善于产生「利益」。但是就文化而言，利益是自然且普遍有益的这项事实并不一定就会带来好处。文化可以决定什么时候自然事物是有益的及其有益的程度，也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它们并不具好处。贪婪与利益一样自然，但贪婪在文化上并不具好处，这与戈登·盖克（Gordon Gekko）著名的主张相反169。
高等官能中出现顺序最为奇怪的可能是感觉和意识。认为「我们所知之感觉这类心智精炼产物，若不是来自人类，就是来自演化中的最先进生物」这样的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就是不正确。同样的状况也适用于意识。主观性是意识的标志，是拥有自己心智体验并赋予这些体验一种个人视角的能力。普遍的观点仍然认为，除了精密复杂的人类之外，任何生物都不可能出现主观性。更加不正确的是，人们经常以为，像感觉和意识这种精益求精的过程，必是中枢神经系统里最现代化且最符合人演化之结构所运作的结果，也就是优越大脑皮质运作的结果。对此类事情感兴趣的公众实际上偏好的就是大脑皮质，研究心智的著名神经科学家与哲学家也是这样，当代科学家积极追求的「意识之神经相关性」也专注在大脑皮质上。不仅如此，它还聚焦于产生想象的过程上。想象也是心智哲学家精挑细选的过程，用以做为他们有关心智体验、主观性和讨论感受性参考物的基础。
然而，这个普遍性看法在各方面都错了。就我们所知，感觉和主观性仰赖具有中央部分的神经系统先出现，但没有理由可以证明负责运作的就是大脑皮质。相反地，位于大脑皮质下的端脑神经核及脑干神经核才是支持感觉及其延伸之感受性的关键结构，感受性是我们对意识所理解的其中一部分。就意识而言，我所讨论的关键过程中只有两个可能主要得仰赖大脑皮质，这两个过程为：身体幻影视角的建构以及整合体验的处理过程。此外，感觉和主观性的出现根本不是最近的事情，更不用说专属于人类了。它很可能早在寒武纪时期就已经出现。不只所有脊椎动物可能是具各种感觉的有意识体验者，大量的无脊椎动物可能也是，就脊髓和脑干来看，这些无脊椎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设计与人类相似。社会性昆虫以及脑部设计非常不同的迷人章鱼可能也具有这样的能力。
无可避免的结论就是，感觉和主观性是古老的能力，无须仰赖高等脊椎动物（更不用说人类）的复杂大脑皮质才能首次登台亮相。这样的认定虽奇怪，但事情还会变得更加奇怪。在远比寒武纪还要早的时期，单细胞生物体就已经可以经由防御及稳定的化学和物理反应来对本身的伤口做出反应（所谓的物理反应就是如退缩之类的动作）。而这些反应实际上就是情绪反应，是后来演化过程中于心智上以感觉来表现的那类行为程序。奇特的是，即使是取得视角的过程也可能有个非常古老的起源。单一细胞的感测和反应有个隐含的「视角」，也就是这个特定「个别」生物体本身的视角，除了这个隐含视角并非单一对照图中的次要呈现之外。这可能是主观性的原型，一种在某一天就明确出现在具心智生物体中的原型。我要强调的是，这些早期的过程是如此出色，它们全然就是与行为（聪明有效行动）相关的过程。据我所知，它们与心智或体验无关，也就是它们没有心智、没有感觉、也没有意识。我对于能从微生物世界获得更多启示抱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但我并不预期也从未预期过，我们很快就能读到微生物的现象学170。
简而言之，对于我们来说，集合组成感觉及意识的东西，是以逐渐增加的方式，沿着不同的演化历史路线不规则地形成。我们可以在单细胞生物体、海绵及水螅、头足类动物和哺乳动物的社会及情感行为中发现如此多的共同点，这为不同生物的生命调节问题提供了共同的根源，也提出了共同解决方案：遵循恒定规范。
在恒定充分扩展的历史中，神经系统的出现极为重要。神经系统为对照图和意象开启了大道，也为「相似」的结构表征开启了大道，这件事最为深层的含义就是：彻底转变。即便神经系统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独立运作、即便神经系统主要效力的目标是更大的要求（在复杂生物体中维持具生产力及持久恒定状态的生命），神经系统还是彻底转变了。
上述想法将我们带向心智、感觉和意识出现的奇怪顺序中另一个重要部分，一个微妙且容易错过的部分。它与「神经系统的任何部分或整个脑部都不是心智现象的唯一制造者和提供者」此一概念有关。单凭神经现象不太可能产生心智诸多方面所需的功能性背景，但可以确定的是，单凭神经现象也不可能产生感觉。生物体神经系统和非神经结构之间紧密的双向相互作用是必要条件。神经和非神经的结构及过程，不仅是相连的互动伙伴，也是连续的互动伙伴。它们并不是像手机芯片那样互传讯号的分离实体。简单来说，脑部和身体都位在心智能够运作的同一个境界中。
一旦我们以新的方式来理解「身体和脑部」的关系，就可以开始有效处理哲学和心理学的无数问题了。从雅典开始的牢固二元论，经过笛卡儿的解放，抵挡了史宾诺莎的猛烈抨击，已经在计算科学上被充分利用，然而这是个已经过时的地位。现在则需要一个新位置将生物学整合进来。
没有什么比我职业生涯初始的心智和脑部间之关系概念更加不同的了。我二十岁时开始阅读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和克劳德·夏农（Claude Shannon），由于命运的转折，麦卡洛克很快就与诺曼·格施尚温德（Norman Geschwind）成为我的第一位美国导师。那是个为科学打下基础且令人振奋的时代，也为神经生物学、计算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非凡成功开启了大道。然而，回想起来，它几乎没有藉人类心智进行观察及感觉的现实观点来提出些什么。那么，有鉴于个别理论将神经元活动的贫乏数学描述从生命过程热力学中跳脱出来的情况下，这又是如何做到的呢？布尔代数在创造心智上有其局限性171。
不必等到大脑皮质在人类或其他生物上出现，能够善加利用大脑皮质的能力就已经存在，那就是能够检视活体生物内众多系统运作的能力，也是能根据生物体过去历史和当前表现来预测这些运作未来的能力。换句话说，我正在谈论的就是监测，这是个我刻意使用的字眼。
当我描述我们周边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时，我曾提到，由于神经系统和生物体具有惊人的连续性和交互作用性，因而让神经纤维得以「穿梭」在我们身体的每个部位，并将所有局部运作状态报告给脊神经节、三叉神经节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神经核。简而言之，从某种意义上说，神经纤维是生物体广大区域的「检视者」。顺带一提，巡视我们身体所有区域，并寻找需要防范入侵细菌和病毒的免疫系统淋巴细胞也是「检视者」。脊髓、脑干和下视丘中的许多神经核带有对所收集之信息做出反应的神经知识，并据此采取所需的因应行动。此外，大脑皮质可以详细检查先前的大量相关数据，并预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它们甚至还能有效预测内部功能的不当动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些有效预测显然就是感觉，它是混合来自身体某些区域或甚至是全身的实时数据所产生的复杂心智体验172。
近来，被视为现代科技发明的大数据及其预测能力，已经成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热门话题。但是，如上所述，当脑部（不单只是人脑）在神经高阶层级维持恒定状态时，脑部长期以来就一直是「大数据」的掌舵手。举例来说，我们人类凭直觉知道某个争议的结果时，就是充分利用了我们的「大数据」支持系统。我们运用了存在记忆中的过往监测信息，也运用了能够进行预测的算法。
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政府、社交媒体巨头和猎人头公司的非凡监测和专业能力，只是大自然最初未付费专营权的最新用户。我们不能因为大自然发展出有效的恒定监测系统就怪罪大自然，但相反地，我们可以质疑和评判那些只为了强化权力和货币价值就彻底改变监测准则的政府和公司。质疑和评判是合法的文化业务。
所有这些文化相关事物出现的顺序确实很奇怪，几乎不符合人们的第一个猜测。不过，还有一些受人欢迎的例外。人们会期望哲学探索、宗教信仰、真正的道德体系和艺术在演化的后期出现，并能普及人类。它们做到了，所以也成就了它们现在的样子。
当我们将这种顺序奇怪的出现纳入考虑时，就能看到更加清晰的景象了。对于生命的大半历史，特别是在三十五亿年左右或更长的时间里，众多动植物物种展现出对周遭世界丰富的感测和反应能力，也展现出具有智力的社会行为，并累积了使它们能存活得更有效率或更为长久或两者兼具的生物装置，以将生命兴盛的秘诀传承给后代。它们的生命所显现的，只是心智、感觉、思考和意识这些官能的前身，而非官能本身。
无论对生物体外部还是内部而言，它们缺少的是展现其中真实物体与事件之相似物的能力。让意象与心智世界物质化的状态大约是在五亿年前开始出现，而人类心智出现的时间甚至更接近现在，可能只有几十万年而已。
早期类似形式的表征出现，产生了基于不同感官形式而来的意象，并为感觉和意识开启了大道。后来，符号表征出现并涵括代码和文法，显然也为语言和数学开启了大道。接续出现的是意象记忆、想象、反思、探索、辨别和创造等等的世界。而文化正是它们主要的表现形式。
尽管不是那么容易，但存活于现在的生命与其文物及文化习俗，还是可以跟过去的生命相连结，那是在「感觉和主观性」以及「文字与决策」都还未出现的过去时代。这两组现象之间的联机则游走在一个复杂的迷宫中，很容易就会转错方向并迷路。不过，人们处处都可以发现引导自己的线绳，也就是爱瑞雅妮（Ariadne）的线绳173。而生物学、心理学和哲学的任务是就是让线绳连续。
人们时常会害怕，更多的生物学知识会将具有复杂心智及意志的文化生命降级成无心智的自动化生命。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首先，更加深入的生物学知识实际上产生了极惊人的不同影响：让文化与生命过程之间的联系日益加深。其次，文化诸多方面的财富和原创性并未减少。第三，关于生命以及关于我们与其他生物共有之基质及过程的更深入知识，不会降低人类在生物学上的特殊地位。值得重申的是，人类在与其他生物共有之其他一切事物上的优越地位并不是讨论重点，这个优越地位源自人类扩大痛苦与快乐的独特方式，那是经由对个人与集体之过去记忆以及对未来之可能想象来扩大的独特方式。从分子到系统等等在生物学上所增加的知识，都强化了人文主义的计划。
这里值得再重申一次的是，在解释人类目前行为的说法上，偏好自主文化影响的说法与偏好基因天择影响的说法之间绝对没有冲突，这两种影响皆以不同的比例和顺序发挥自身的作用。
虽然本章对能够协助我们解释人性的能力和官能之出现，已致力重新排序，但我也已经运用传统生物学与传统演化的思考模式，来解释事件修正过程中出现的意外奇怪情况，并且也解释了我尝试以较不传统方式来解释的心智、感觉和意识这类现象。在这方面，我还有两点意见要补充。
首先，在新兴且强大之科学研究发现的统御下，陷于不成熟的认定和解析当中是极自然的事，这些不成熟的认定和解析会被时间无情地抛弃。虽然我随时都可以捍卫我目前在感觉、意识与文化心智根源的生物学观点，但我知道这些观点可能在不久之后就需要修正。再来，我们显然可以有些信心地谈论活体生物的特征和运作及其演化，我们显然也能够定位出约一百三十亿年前时的宇宙起点。然而，对于宇宙的起源和意义，我们并没有任何令人满意的科学解释，简而言之，没有任何关于我们所有一切的理论。这点醍醐灌顶地提醒了我们，努力的成果多么的微小及短暂，而我们需要多么开放的胸襟来面对未知的事情。
168 D’Arcy Thompson, “On Growth and Form,” in On Growth and For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2).
169 Howard Gardner, Truth, Beauty, and Goodness Reframed: Educating for the Virtu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Mary Helen Immordino-Yang, Emotions, Learning, and the Brain: Exploring the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Affective Neuro science (New York: W. W. Norton, 2015); Wilson, Does Altruism Exist·; 以及先前引用过的马克·强森（Mark Johnson）论文。
170 Colin Klein and Andrew B. Barron, “Insects Have the Capacity for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imal Sentience (2016): 100; Peter Godfrey-Smith, Other Minds: The Octopus, the Sea, and the Deep Origins of Consciousnes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6).关于非人类行为和认知能力的问题，我的立场与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雅克·潘克沙普和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一致。正如其他部分所指出的，人类无须削弱其他动物的能力来展现自己优越的地位。另一方面，虽然我承认最早的物种具有大量的智力行为，但我也假设了能够良好运用智力并不代表具有意识，我在这点上与阿瑟·芮伯（Arthur Reber）的看法不同。此外，由史蒂文·哈纳德（Steven Harnad）所编辑的期刊《动物感知》（Animal Sentience），是个有关这些问题知识的优秀新兴论坛。
171 在近来关于心智与身体问题的论文中，胡思薇（Siri Hustvedt）表达了同样的看法。Siri Hustvedt, A Woman Looking at Men Looking at Women: Essays on Art, Sex, and the M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6).
172 Seth, “Interoceptive Inference, Emotion, and the Embodied Self.”
173 译注：爱瑞雅妮是古希腊时期的公主，她在忒修斯要进入迷宫打怪前交给他一球线绳和一把魔剑，让他可以先把线绳的一端系在迷宫入口的廊柱上，再放线进入迷宫寻找怪物。忒修斯在与怪物激烈搏斗并用魔剑诛杀怪物后，就循着线绳走出迷宫。因此爱瑞雅妮的线绳就被引申为脱困的方法。
志谢
撰写一本书是个长期规划和反思的过程，但是当一个人需要坐下来写作时，写书的那一天就到了。我试图鲜明记住每一本书的这个时刻以及书写当下的情况。我也试图回到彷佛揭开书中所写重点的那些记忆。就本书而言，那一天发生在普罗旺斯，在我们朋友温加罗夫妇（Laura and Emanuel Ungaro）的家中，就在我与温加罗先生谈论特定创伤如何常是促成个人创作的这个议题之后。我们谈论着尚·惹内（Jean Genet）的一本有趣著作《贾科梅蒂的画室》（L’Atelier d’Alberto Giacometti），这是毕加索认定为艺术创作有史以来的最佳著作。惹内说：「美丽源自每个人各自拥有的独特创伤，无论是隐藏还是外显」，这段话与「感觉是文化过程中之关键角色」的想法有极佳连结。我就此开始尽心投入写作之中，一年后，在一模一样的情况下，我记得自己向另一位朋友尚巴蒂斯特·黄（Jean-Baptiste Huynh）解释我的初稿。
我在法国其他地方写了本书的前而部分，就在芭芭拉·古根汉（Barbara Guggenheim）和伯特·菲尔兹（Bert Fields）的家中。我要感谢所有这些朋友，他们以及他们所创造出的地方如此自然地为我提供灵感。
我也要在这里发表一份有关书名的免责声明。有几个人在第一次听到书名时就问我，这是否与米歇尔·傅柯（Michel Foucault）有关。虽然我知道他们是因为傅柯写了本法文版原名为《词与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但英译版书名却是《事物的顺序》（The Order of Things）的著作才会这样问，但我的书与傅柯并无关联。
我的智囊团是南加大的文学、艺术暨科学朵尔塞夫学院。我们脑部与创造力研究所的多位同事都有足够的耐心阅读整篇手稿，并详细讨论其中的几个段落。我从他们的意见中获益良多，我对他们皆由衷感谢，其中更要感谢金森·曼、马克斯·亨宁（Max Henning）、吉尔·卡瓦略（Gil Carvalho）和强纳斯·卡普兰（Jonas Kaplan）。此外，穆尔塔扎·德赫加尼（Morteza Dehghani）、阿萨勒·哈比比（Assal Habibi）、玛丽·海伦·伊莫蒂诺—杨、约翰·蒙特罗索（John Monterosso）、雷尔·卡恩（Rael Cahn）、海尔德·阿劳霍（Helder Araujo）和马修·萨克斯（Matthew Sachs）几位的看法、评论及鼓励，对我也都极为重要。
其他诸多学科的同事们也同样慷慨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感谢几年来一直伴我想法发展的出色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以及史蒂文·芬克尔、马可·维尔维吉（Marco Verweij）、马克·强森（Mark Johnson）、拉尔夫·阿道夫斯（Ralph Adolphs）、卡梅罗·卡斯蒂略（Camelo Castillo）、雅各布·索尔（Jacob Soll）与查尔斯·麦肯纳（Charles McKenna）。非常谢谢他们出色且有智慧的学术建议。
还要谢谢凯思·巴文斯托克（Keith Baverstock）、弗里曼·戴森、玛格莉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萝丝·麦达莫（Rose McDermott）、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珍·伊塞（Jane Isay）和玛丽亚·德索萨（Maria de Sousa）等同事贴心地阅读部分手稿或协助回答特定问题。
最后，要感谢一些深具耐心的朋友阅读本书的数个版本并给予评论。他们还聆听了我在准备前言这个始终令人头痛的问题上所思考的想法。谢谢乔丽·格雷厄姆（Jorie Graham）、彼得·萨克斯（Peter Sacks）、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马友友和班奈特·米勒（Bennett Miller）。
本书所依据的许多研究都是在马塞斯基金会（Mathers Foundation）与贝格鲁恩基金会（Berggruen Foundation）的支持下才能有所成果。马塞斯基金会几十年来在支持生物研究方面堪称典范；而贝格鲁恩基金会的主席尼可拉斯·贝格鲁恩（Nicolas Berggruen）则一直对人类事务充满好奇心。我很感谢两个基金会对我的信任。
万神殿书社的丹·法兰克（Dan Frank）给了我博学明智且温和冷静的意见，他是面对岔路却无法抉择时所需的良师益友。我对他由衷感谢。我也要谢谢法兰克办公室的贝西·沙莉（Betsy Sallee），感谢她贴心的协助。
麦可·卡里索（Michael Carlisle）是我三十多年来一直非常亲近的朋友，他担任我的经纪人也有二十五年了。他有完美的专业及一颗善良的心。我非常感谢他与他在墨水池文学经纪公司（Inkwell）的团队，特别是团队中的艾利西斯·赫尔利（Alexis Hurley）。
我非常感谢丹妮斯·中村（Denise Nakamura），她对细节的重视，还有可靠的程度及耐心都堪称典范。我也要感谢辛希亚·努滋（Cinthya Nunez）让脑部与创造力研究所的行政办公室运行顺畅，随时都准备好马上迎接问题。这份稿子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奉献。我还要感谢莱恩·韦加（Ryan Veiga），他为我输入部分手稿，并协助我准备好参考书目。
最后我一定要说的是，汉纳读了我写的所有内容，也是我的最佳（其实我的意思是最坏）评论人士。所有想得到的地方都有她的贡献。我总是试图说服她列名共同作者，不过仍然徒劳无功。当然，我最要感谢的就是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