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作应征实验让我们看到女性面临的双重标准。同样的行为，男性被视为有自信，女性却被认定为傲慢；男性是有能力掌控全局，女性则是嚣张跋扈；男性是意志坚定，女性则是坚持己见。
《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登过一篇漫画，女王向国王抱怨：「如果是女性砍下别的人头，她就是个坏女人。」
不只是职场有这种双重标准，美国最有名的政治夫妻柯林顿与希拉里（Bill and Hillary Clinton）的从政之路也一样。柯林顿蓄势待发参加1992年总统大选时，他事业成功的太太显然是个问题。该年竞选团队的策略备忘录提到他们遇到的两难：
选民的确欣赏希拉里的头脑与毅力，然而，他们对于女性拥有这样的特质感到不安。希拉里必须展现出较为柔软的一面，多一点幽默，多一点随和。
简单来讲，让选民觉得柯林顿精明干练的特质，放在希拉里身上，他们觉得她冷酷无情。人们赞扬希拉里先生的魄力与不屈不挠，但希拉里本人表现出相同的特质时却被惩罚。
此外，不只是男人另眼看待企图心强的女性，女性自己也给差别待遇。前文提到的鲍尔斯教授所做的谈判研究显示，对于开口要求的女性，女性和男性给予惩罚的程度是一样的。鲁德曼所做的研究也发现，男性和女性都比较不可能雇用企图心强、大力推销自己的女性。女人自己也为难女人。
不过，最会为难女人的女人是女王蜂。
· 女王蜂：当女性排挤女性
物以类聚，同类会互相吸引。过去一百多年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发现，我们喜欢跟和自己相像的人打交道。我们挑选员工和提拔下属时，我们会选校友、同乡、想法一样的人……也会选择同性别的人。社会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同构型」，我们倾向于和自己相像的人合作与建立关系。
同构型几乎放在任何情境都试用，除了女王蜂。前文讨论阶级制度时，我们提到蜜蜂是象征合作的模范超有机体，然而有一个例外。统治蜂巢的女王蜂不合作，她们竞争，而且她们竞争时会螫伤与排挤其它蜜蜂。有权势的女性被称为「女王蜂」，女王蜂最会欺负组织中地位不如她们的女性，她们视其它女性为必须打击的敌人，而不是盟友。
凯莉．史密斯（Kelly Smith）了解被女王蜂叮的滋味。凯莉是聪明、企图心强的年轻顾问，在一家很大的顾问公司上班，上司是公司罕见的女性合伙人。凯莉原本很开心自己的主管是女性，成就这么大的女性是令人景仰的对象，说不定主管还能以当初辛苦地在男人世界出头的经验，指导她克服女性遇到的困境。然而，凯莉不但未感受到偶像的支持与指导，还经常被刁难。开会时，凯莉的意见完全被无视，有时甚至没被邀请参加会议，而且情况越来越糟，女主管在背后讲她坏话，其它人开始怀疑她能否胜任目前的工作。
凯莉的上司为什么要打压她，不让她参加会议，还在背后偷偷中伤她？因为凯莉的上司想当唯一的女王。如果她摧毁凯莉的自信，不让她有机会升合伙人，她就不会是威胁。
当然不是所有掌权的女性都如此小心眼，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有的人变成女王蜂？华盛顿大学的米歇尔．杜盖德（Michelle Duguid）多年研究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境，造成高地位女性阻挠其它女性分享王位。
杜盖德发现几种情境会制造出女王蜂。首先，只有在团体只有单一或很少女性时，才会出现女王蜂。身为团体中唯一的女性，让女人感到自己很特别，她不要别的女人入侵自己的私人城堡。第二，女王蜂出现在社会地位高的团体，那个团体可以让人得到社交或物质上的好处。第三，女王蜂只会刁难条件好、有能力抢王位的女性。
前述三个令人变身的要素——身为唯一的女性、地位高的团体、只针对有能力的女性——让我们看到，基本上女人会化身为女王蜂，是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女王蜂担心别的雌蜂让自己不再独特、不再拥有高高在上的地位，就会伸出刺。
杜盖德做了数个聪明的实验室研究，证实职场何时会出现女王蜂。她的标准实验让受试者参与甄审委员会，有的委员会地位高（直接与大学高层合作），有的委员会地位低（和学生指导老师一起工作）；有的委员会成员几乎都是男性，有的委员会女性较多。委员会的任务是挑选新成员，人选有两个，一男一女，有时的设定是女性人选能力较强，以及很重要的是，她们的分数高过目前的女委员。有时的设定是女性人选的条件较弱。
实验结果符合杜盖德的假设。如果女委员是委员会目前唯一的女性成员、身处地位高的委员会，而且女性人选分数高，那么女委员较可能投给男性，而不会投给女性。有趣的是，这样的女委员通常会坦诚自己感受到威胁，同意以下叙述：「如果莎曼珊进入团队，我的团队喜欢她的程度可能胜过喜欢我。」
莱顿大学的娜欧密．艾伦曼（Naomi Ellemers）发现，学院也有类似的女王蜂情形。在学院还少有成功的女性时，这时出头的女性就特别容易变成女王蜂。这些担任先锋的女性达到罕见的成就，然而，一旦有了成就，就退守自己的城堡，筑起高墙，不让别人进入。
或许一切听来令人沮丧，不过别悲观，杜盖德发现，当女性觉得自己地位稳固时，就会收起自己的刺。此外，有安全感的女性也更可能支持其它女性，就算那些女性有一天可能发光发热，她们也会帮。
女王蜂现象似乎正在减少，女性领导者越来越多之后，会带来女王蜂的心理因素（单一女性处于高社会地位团体）也开始减退。有一天女王蜂效应将成为心理学遗迹，消失在历史上。
杜盖德的研究，让我们初步了解企图心强的女性，可以如何在「获得权力」与「因为被视为太有企图心而受到惩罚」之间，抓到正确平衡。
· 找到正确平衡：大家一起挺身而进，就不会被推回来
权力影响女性的方式，相当近似权力影响男性的方式，然而，由于女性在社会上较为弱势，规范性刻板印象防止她们企图心过强，种种因素加在一起，造成女性比较无法展现自己的力量。换句话说，女性挺身而进时，经常面临把她们推回去的阻力。
若要真正消除女性面临的双重标准，需要所有人一起努力，不能只有女性。好消息是，依据我们的研究，如果团体一起让性别更平等，每一个人都能受益，连男性也一样，性别平等会带来一人受惠，众人得福。
· 组织可以这么做
想象一下，你是一家公司的男性执行长，你认为应该培养尊重多元精神的企业文化，让全公司的人都能拥有公平的机会，任何性别与种族都能在公司往上爬。你能做什么来达成这样的理想？
如果你像许多公司的领导者，你可能提出多元训练计划，希望让组织里每一位成员，尤其是白人男性，能够意识到自己经常无意间容忍了偏见。你希望公司经理注意到偏见问题，而且拥有打击偏见的实用工具，进而创造出平等的文化，让每一个人都有出头的机会，最终让女性与少数族群也能进入管理阶层。
多元训练计划很好，只有一个问题——它们通常没用。
哈佛大学的法兰克．道宾（Frank Dobbin）取得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1971年至2002年间七百零八个私部门组织的数据，发现多元训练计划在「增加女性管理职」这件事上，完全未带来任何效应，甚至还减少黑人女性进入管理阶层的人数。为什么会这样？道宾认为相关计划带来反弹效应，以至于所有的正面效应都被盖过去。
如果多元训练计划行不通，什么才行得通？组织其实可以做几件事打造出不会排挤女性、允许女性挺身而进的工作环境。
首先，组织得让高层支持与鼓励多元，并且让多元文化成为高层的责任。高层的支持不能只是把多元当成一种美好的道德理想，而是非做不可。
鼓励多元不能只是喊口号，研究显示，多元可以让团体与组织做出更好的决策，赚更多的钱。例如瑞士信贷研究院2012年的研究发现，董事会有男有女的公司，股价表现胜过只有男性董事的公司。达拉斯德州大学的席恩．李文（Sheen Levine）发现，多元会减少实验市场的投机性价格泡沫，而且在亚洲与北美的多元市场，股价符合股票真实价值的程度高58％。
多元有许多好处，但领导者要怎么做才能增加多元性？光是开研讨会没有用，必须成立委员会与正式职位。举例来说，德勤会计事务所成立的委员会，不仅要分析与解决性别差距，也负责监督成果，让每个人负起应负的责任。另外，PwC会计事务所任命的「多元长」是公司合伙人，也是领导团队的一员，直接向执行长鲍伯．莫理兹（Robert Moritz）报告。如同莫理兹所言：
计划很重要。所有提倡多元的主张，最终目标都是改变文化，但正式的计划可以宣誓公司的决心。
道宾分析的聘雇数据显示，成立多元部门与委员会带来重大成效，能够增加组织雇用白人女性与黑人女性（以及黑人男性）的人数。
此外，人脉计划与导师制度也能助女性与少数族群一臂之力。不过相关计划要成功的话，必须让资深领导阶层一起加入，举例来说，PwC会计事务所近日要求旗下两千七百名合伙人，每个人至少要当三名多元员工的导师。这样的社会连结不但能建立信任感，还能让员工得知非公开的信息与机会。相关计划藉由让优秀女性经理认识男女资深高层，协助她们了解该如何在组织里做事。道宾研究的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数据显示，相关计划与白人及黑人女性担任管理职的人数增加有关。
最后很关键的一件事是，聘雇与升迁体系必须公平公正。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艾瑞克．乌尔曼（Eric Uhlmann）进行的系列研究，让我们看到可以怎么做。
乌尔曼请受试者评估两位人选谁适合当警察局长。两位人选各有比对方优秀的地方，一个学历比较好，一个实务经验较为丰富。乌尔曼操弄人选性别，一半的评估者看到学历高的履历上写着男性的名字、实务经验丰富的履历上写着女性的名字；另一半的评估者看到的履历则倒过来，女性学历高、男性实务经验丰富。评估者看见男性学历高的时候，他们会挑男性，并宣称学历是很重要的条件。然而，评估者看见女性学历高时，他们依旧会挑男性，并宣称经验比学历重要。评估者出现性别歧视，只要是对男性人选有利的条件，他们就会宣称那个条件比较重要。
不过，乌尔曼接着又做了新实验，评估者必须事先决定要采取哪一种评估标准，接着才会看到应征者的数据，结果性别偏见消失了！
乌尔曼及其它相关研究让我们看到，事先决定好筛选标准很重要，而且一旦有了标准之后，必须永远以公开透明的方式，依据标准做出决定。如此一来，便能减少性别偏见，鼓励多元。
前文提过，女性在社会上参与经济与政治的程度越高，性别之间的数学能力差异会消失。同样的，组织创造出增加女性参与度的文化时，女性也会有好表现。道宾的数据显示，女性占高阶管理职的比例越高，其它女性越可能被提拔为管理职。还记得吗？杜盖德的研究显示，担任高阶职位的女性一多，女王蜂现象就会消失。让高层出现更多女性，不仅可以减少男性的偏见，也能减少女性的偏见。
此外，不能光靠女性推动性别平等。虽然性别平等感觉像是零和竞赛，女性权力变多，男性权力就变少，其实不然。性别平等可以让资源的饼变大，男女都能受惠。
还记得吗？性别特别平等的国家，女子国家足球队表现较佳。我们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史瓦伯共同进行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结论，而且更出乎意料的是，性别特别平等的国家，不仅女子队表现较佳，男子队也比较强！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重视女性的国家，也比较可能重视社会上不同的群体，社会以及企业因而得以利用更大的人才库。我们的研究发现，性别特别平等的国家男子足球队表现之所以更优秀，是因为那些国家有办法网罗球技更高超的团队。
西班牙近代提倡女权的努力，让我们看到，提倡性别平等的文化，不仅能提升女性的表现，也能提升男性。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939年至1975年间统治西班牙时，让性别不平等制度化，女性如果没有丈夫的允许，无法开设银行账户，不能申请护照，甚至不能签合约。
佛朗哥去世后，性别平等的浪潮开始传遍整个国家。西班牙的「性别赋权指数」自1990年的40分（满分100），仅仅十二年后就升至70分。2008年时，西班牙还成为欧洲第一个女性阁员多过男性阁员的国家，九女八男，包括西班牙第一位女性国防部长卡梅．查孔（Carme Chacon）。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内阁成员还出现「平等部部长」，宣誓国家从制度面着手带给女性更多机会。对于一个高度崇尚男性、甚至创造出「machismo」（男子气概）这个词汇的国家而言，这是相当了不起的里程碑。
性别平等的改革，或许解释了为什么西班牙的男性运动员就此进入体育界的黄金时期。2010年，西班牙足球队赢得第一座世界杯冠军；阿尔博托．孔达多尔（Alberto Contador）连续两届在环法赛夺冠；拉斐尔．纳达尔（Nafael Nadal）连续三次在重要网球冠军赛称王，包括法国公开赛、温布尔登与美国公开赛。世界杯足球队平均出生于1984年，孔达多尔生于1983年，纳达尔生于1986年，全是佛朗哥政权结束后才出生的男性运动员。
西班牙首相荷西．刘易斯．罗德里格兹．萨巴德洛（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说得好：
世上最不公平的事，就是一半的人类支配另一半人类。女性取得越平等的待遇，社会会变得更文明，也更宽容。
组织只需要采取简单的行动，就能让人人拥有更公平的机会。那些行动的出发点或许是协助女性，但人人都能受惠，连男性也一样。桑德伯格与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提到一个例子，电视节目《光头神探》（The Shield）制作人葛兰．马札拉（Glen Mazzara）发现，提案会议上两名女性编剧很少发言。他很关切这件事，把她们拉到一旁，鼓励她们发言，但女编剧听完后大笑：「那你就观察一下我们发言时会发生什么事。」
下一次开会时，马札拉立刻发现只要女编剧开口，就会不停被打断，马札拉于是立下开会新规定：不准打断他人。新规定适用每一位编剧，不论是男性与女性发言，大家都不能打断，结果不只是女性得到发表看法的空间，整个团队也因此想出更好的提案。不能打断的规定让大家都有公平机会发言，整个团体因而受惠。
平权不只能让社会与国家更为宽容，还能更欣欣向荣。不论是教室、体育场、提案会议室、董事会，出生平等文化的团体在面对较不平权的对手时，更具竞争优势。合作与兼容并蓄的性别精神，可以扩大人才库，增加竞争优势。
· 「盲目」一下更平等
前文提到，企业与国家如果让性别平等制度化，可以同时增加男性与女性的竞争优势。然而，有时候就算政府与企业正式介入还是不够，毕竟许多性别偏见深植人心，很多时候人们是不自觉流露出歧视。我们（不论男女）要怎么做，才能消除自己心中的性别双重标准？
首先，我们可以仿效交响乐团，让自己完全看不到性别。今日美国音乐家参加乐团征选时，通常会在布幕后演奏。音乐家隔着布幕演奏，评审在征选过程中不会知道哪一位人选是男性、哪一位是女性。哈佛大学的克劳蒂亚．戈丁（Claudia Goldin）发现，盲选让乐团选出女性音乐家的机率多300％！1970年前，女性只占交响乐团不到10％的成员，然而采取盲选制度后，现在女性占将近一半。此外，为了确保评审真的不晓得性别，应征者在上台前必须脱下身上一件东西……他们的鞋子！为什么？因为高跟鞋踩在地上的喀喀声也会「露馅」。为了确保盲选真的是盲选，今日的音乐新星参加征选时脚上没有鞋子。
另一个盲选的方法是以数据为依据，不看主观的表现评估，例如讨不讨喜或其它人为因素。如果普华会计师事务所当年只看数字，他们会看到安．霍普金斯的收费时数与业绩（超过4,000万美元），胜过其它八十七个也想升合伙人的人选。评估流程如果只看白纸黑字的事实，刻板印象与双重标准就难以产生影响。我们可以靠着客观、可量化的标准让竞争更公平。
不过，有时光以数据为依归还不够，还记得前文提到的警察局长研究吗？评估者得知应征者的性别时会改变筛选标准，刻意或无意间让男性得利。然而，如果在得知人选性别前，事先决定好采取哪一种筛选条件，偏见就会消失。因此，就算我们无法让自己完全不知道性别，订定程序与标准也能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
综合以上发现，我们知道公司、经理、团队领袖可以如何增加旗下能干女性（与男性）的人数。决定谁能升迁时，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是在还不知道人选之前，就先决定好筛选标准。第二，尽量不要知道任何性别信息，只看所有人选的客观条件。我们得不到性别线索时，就能真正专心评鉴音乐。
当然，有时不可能盲选，例如做简报的时候，不可能改变声音，或是让做简报的人待在布幕后面。此外，有时筛选标准很主观，什么样的简报才叫好简报，难以量化。我们可以怎么做，让自己不会抱持不同的标准看待女性？
一个方法是在心中帮当事人换性别！问自己：如果做这件事的人是男性，我会有相同反应吗？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好笑，不过德州基督教大学的查尔斯．罗德（Charles Lord）发现，在心中模拟不同的性别情境，可以减少双重标准。
· 律师、熊妈妈，以及「我们」的力量
机构与评估者显然需要采取一些步骤，避免打压与惩罚自信能干的女性。然而，在性别偏见消失之前，女性可以做什么让自己逃脱双重标准？
女性明显受规范性刻板印象束缚，被要求合群，不过，女性其实也能反过来利用这样的刻板印象：如果她们是为他人谋福利，就能拿出魄力又不会被打压。
前文提过，女性比较不会帮自己开口，例如要求加薪，然而，如果是帮另一个人要求，她们会更愿意拿出不屈不挠与企图心强的一面。人道主义者特里萨修女（Mother Teresa）为人赞赏的一点，是她募款能力非常强，她成功的秘诀可能就在于她是为了其它人挺身而出。
哈佛大学的鲍尔斯与德州大学的埃米莉．亚曼纳图拉（Emily Amanatullah）发现同样的现象——女性为了其它人挺身而出时会发生两件事：第一，她们谈判时会和男性一样拿出魄力，而且同样成功；第二，此时她们不会因为企图心太强而受到惩罚。
部分行业的基本精神就是站出去替他人谋福利，例如法律就是这样的行业，因此不意外的，相较于其它领域的女性，女性律师比较不会因为精明干练而被惩罚。马凯特大学法学院安丽亚．施耐德（Andrea Schneider）的研究是让律师互评谈判表现，评鉴结果并未出现性别差异，男性与女性的谈判能力都一样得到正面评价。施耐德认为，这结果与法律这一行的本质有关，律师原本就被期待应该自信过人地替他人发言，女性律师不会因为表现出相关特质而被打压。
此外，女性还能在另一个情境下勇敢表现出果决的样子，不必担心招来反效果：保护孩子利益的母亲。英文以「熊妈妈」（Mama Bear）形容那样的家长，如同熊妈妈不顾一切保护小熊，女性在保护孩子时，被允许表现出魄力，甚至是攻击性强的行为。
乔治城大学的卡西．汀斯利（Cathy Tinsley）证实女性可以用相关手法替自己谋福利，诀窍是同一时间也替他人争取权益。汀斯利称这种做法为「为我们挺身而出」。女性主张自身利益时，如果表现出是在为团体中所有人争取福利，就不会蒙受阻力，例如替全部门争取被取消的奖金。
本章讨论了女性等弱势团体争取资源时，将碰上无形的歧视与打压。然而，有时弱势者还会碰上公开的歧视，例如被中伤、被叫难听的名字。下一章要讨论名字的力量，以及绰号与昵称可以带来朋友，也能树立敌人。
CHAPTER 5
称谓：拉近关系或霸凌的起点
小布什总统（George W. Bush）用错英文be动词，说出：「Is our children learning·」（我们的孩子在学习吗？）这种句子时，强化了许多人心中第三十四届美国总统口才不佳的印象。
然而事实上，小布什总统也有妙语如珠的时候，他经常靠着语言拉近自己与他人的距离，只不过他的专长不是修辞（显然也不是文法），而是昵称。小布什总统很会帮人取外号，例如他叫自己的副总统「强者」（big time），叫国务卿「大师」（Guru），还用重量级拳击手的名字，称两位加州女性参议员「阿里」（Ali）与「佛雷泽」（Frazier）。小布什甚至帮全球政治领袖取绰号，例如友邦领袖英国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是「胜选王」（Landslide），潜在对手国俄国总统普亭（Vladimir Putin）则是谐音的「噗噗」（Pootie-Poot）。
对小布什来说，绰号是促进合作的工具，他帮别人取绰号时，可以拉近距离，强化两人之间的重要情谊。我们称呼他人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和朋友变得更亲密，友谊更坚固。
然而，不是每个人都靠着帮别人取名字来交朋友。事实上，许多称呼是敌人用来对付我们的工具。小的时候，大人会告诉我们：棍棒石头或许会弄断我们的骨头，但言语永远伤不了我们。然而这句话不是真的，欺负别人的人通常会恶言相向。别人说的话的确会伤到我们，而且伤得很深。
有时充满恶意的言语甚至杀人于无形，例如明尼苏达州的瑞秋．安克（Rachel Ehmke）就是牺牲者。七年级的瑞秋被霸凌数个月，她连接吻经验都没有，同学却一直叫她「骚货」（slut），甚至在她的学校置物柜喷上那个字。还有几周就要放暑假时，瑞秋再也受不了，十三岁的她在房间上吊自杀。
绰号有时能拉近我们与其它人的距离，有时则成为别人霸凌我们的工具。了解运用昵称的时机与方法，可以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如鱼得水。不过，其它人也可能叫我们难听的名字，或是恶言恶语伤害我们，我们要懂得回应，保护自己。
本章的主要概念是，名字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一个词汇是什么意思，要看用的人是谁、在什么情况下用，以及那个人为什么开口说出那个字。此外，称呼的意义可能在一段时间后出现巨大改变。难听的嘲笑用语，有一天也可能变成表达亲昵的方法。举例来说，「黑鬼」（n-word）等歧视性用语，如果是从白人的口中说出，相当不妥，然而如果是非裔美国人叫其它非裔美国人「黑鬼」，却是好兄弟、两个人是好麻吉的意思。
由于名字的意义一直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改变，就算是别人用名字伤害我们，我们依旧可以决定如何看待加在自己身上的称呼。就连「骚货」这种难听的话，也能赋予新意义。
语言的确有力量，我们帮物品、情绪、经历取的名字，深深影响着我们思考、感受与行动的方式。本章要探讨「名字」如何影响人们是敌是友，包括绰号、头衔与骂人的话。
· 促进合作的名字
帮自己取绰号不好取，为什么？
因为绰号是一种社交产物。有绰号，代表我们是一段人际关系或团体中的一员。也因此，一直跟着我们的绰号，通常都是别人帮我们取的。
电影《捍卫战士》（Top Gun）让「独行侠」、「冰人」、「呆头鹅」等绰号流行起来（各位甚至可以造访网站，找出自己的捍卫战士代号：http://www.topgunday.com/call-sign-generator）。这些流行的绰号并非凭空而来，真实世界的军队的确会使用空中代号取代飞行员的名字，代号甚至就绣在飞行服上。各军种都会利用外号团结士气，让个人和自己的小队产生亲密连结，凝聚促进合作与忠诚的独特团体意识。
不只是军队会另取名字。还记得吗？先前的章节提到，军队和天主教会都有强大的阶级制度。对这两种机构来说，团结的意识十分重要，这两种团体都靠着名字来营造出凝聚力。天主教信徒接受坚信礼时会得到新名字，教宗被任命后也会得到新名字。犹太教的传统是展开生命新页时改名，伊斯兰教一般也会让新成员换名字。此外，兄弟会与姊妹会在昵称这方面非常像军方，藉由给外号让成员感到自己是团体中的一员。
各种团体都靠着昵称促进团结的感觉。举例来说，华顿商学院的学生会被分配到由校方指定名字的团体，以货币命名，例如卢比（Rupee）、人民币（Yuan）、美元（Dollar）。哥伦比亚大学MBA学生入学时会分配到只有字母的组名，接着新生训练时，每一组用那个字母帮自己取名，例如A组可能某学期是「飞行员组」（Aviators），上另一堂课时又取另一个A开头的名字，例如「动物之家」（Animal House）。此类命名仪式的用意也是增强连结，让陌生人变朋友。
昵称甚至能让爱来得更猛烈，人们恋爱时为了方便称呼对方而取的小名，实际上还能助长爱意——昵称让情侣感到自己很特别，可以增添浪漫的感觉。
人们都取什么亲昵的名字？我们分析两百五十个最常见的英文情侣昵称，大部分的名字都和「食物」与「动物」有关。各位大概猜到了，像是「甜心」（honey）、「蜜糖」（sugar）、「小南瓜」（pumpkin）非常受欢迎，松饼（waffle）也有很多人取。动物王国的话，「小猫咪」（kitten）、「小兔子」（bunny）、「蜂蜜熊」（honey bear）广受欢迎。为什么大家这么爱用食物和动物取名字？大概是因为食物给人甜滋滋的感觉，动物则给人温暖和依偎的感觉。
不论是情侣、大学生或海军飞行员，昵称都能区分自己人与外人，强化「我们同一国」的感觉。不过，除了昵称之外，团体区分「他们」、「我们」的语言工具还包括术语，也就是内部成员才懂意思、觉得自己是「圈内人」的词汇。我们靠着术语区分圈内与圈外人，其中一个历久不衰的方法，就是靠着首字母缩写发明新词汇。
换句话说，术语让团体感受到自己是独特的一群人，成员因而更能协调合作，向心力强过其它团队。不过，术语也让外人难以和小圈圈里的人沟通，感到自己格格不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教授上课会规定NAZ。等一下，你不知道什么是NAZ？NAZ就是No Acronym Zone（教室不准用缩写）的缩写！
对圈外人来说，缩写显得做作。如果是两个法学院同学在准备考试，对话时自然而然提到法律术语，听起来很正常。然而，如果法学院学生平日说话时，对着学校工友抛出一堆高深的法律词汇，八成听起来相当自以为是。
各位大概不会意外，昵称和「地位」与「权力」有很深的关连。情侣之间地位如果平等（理应如此），昵称是双向的，就连小布什夫妇也互给昵称。不过职场上则是权力高的人帮权力低的人取绰号。各位只要想象一下，就能懂这个重要概念：给老板取一个打打闹闹的亲昵小名，是什么感觉？很怪，对吧？
当然，虽然理论上是权力高的人取昵称，但小职员永远会帮主管取绰号，不过，没权没势的小职员是在背后偷偷这么做，而且的确也不该搬上台面。帮有权有势者取绰号可能会有悲惨的下场，尤其是难听的绰号，例如一个讽刺的例子是爱荷华人权委员会的三名员工，上司发现他们在电子邮件中称理事为「霹雳游侠」，称自己的直属主管为「少年狼人」，结果丢了工作，连失业救济金都不能领。
绰号与术语常被用于展现权力与地位，不过有的名字则可以用来获得权力与地位。这样的名字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头衔」。
· 为什么有博士学位的人要别人称他们为doctor
谁是真正的doctor？
如果请大家解释什么是doctor，所有人都会说，doctor就是用现代神奇医术治疗身体不适的那种人。简单来讲，人们口中的doctor是指医生。
然而，doctor还有别的意思。拉丁动词docere的意思是「教学」，历史上第一批被称为doctor的人是传授圣经的使徒，后来很快的，doctor也被拿来指学识丰富、有资格教导他人的学者。
令现代人讶异的是，自从亚里士多德的年代，教师与学者的地位不断上升，然而另一种职业的地位却一直没有太大进展——医疗人员。举例来说，1348年时，黑死病在英格兰肆虐，死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真正的问题出在卫生，然而当时的医生还在用水蛭与药草治病。
由于那个时期的民众不太敬重医生，医生希望彰显自己的地位，便开始自称doctor。
又过了数个世纪后，医生终于抛弃水蛭疗法，改用可以救命的抗生素。到了21世纪，医疗这个行业靠着科学的力量，从根本改变健康照护的质量。由于今日的医疗人员能够施展现代奇迹，doctor变得很有地位。
然而，各位如果走在大学校园，就会发现不只是医生被称为doctor。大学一般要求老师得拥有「哲学博士学位」（doctorate of philosophy, PhD）才能教书，老师们也是doctor（博士）。虽然大部分的大学老师被称为「教授」，有的学者坚持要别人称他们为「doctor」。
有趣的是，以美国来说，这种现象在某些地区特别盛行，例如美国东北部十分推崇教育，「教授」代表着崇高的地位，人人敬重，被称为「贾林斯基教授」与「史威瑟教授」非常好。不过，在美国南方的话，「教授」听起来没就那么厉害，因此当地的教授喜欢被称为「doctor」，例如「贾林斯基博士」与「史威瑟博士」。
为什么各地不一样？研究显示，缺乏权力与地位时，人会更倾向于公开展示头衔，例如系所网页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新南韦尔斯大学的辛迪．哈蒙——琼斯（Cindy Harmon-Jones）发现，排名后面的学校比排名高的学校在系所网页上列出更多的专业头衔。同样的，相较于研究常被引用的教授，研究引用率低的教授写电子邮件时，署名比较会附上头衔。
用头衔彰显地位的不同程度，也出现在男教授与女教授身上（别忘了，性别差异其实通常是权力差异）。工程系所的非裔美国女教授卡萝塔．贝瑞（Carlotta Berry）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特约社论解释：
我在课堂上自我介绍时会说自己是贝瑞博士，而且我坚持别人也这么叫我……有的老师人喜欢别人叫他们的名字就好……但那些老师大多是男性，而且清一色是白人，他们可以被叫名字没关系，我是一个身处由白人男性主导的领域的黑人女性，我没有这种余裕。
我们其中一人曾经身处两男两女、共四个人的商学院教学团队。两位男教授写电子邮件给学生时，永远用自己的名字（没加姓氏）来署名，两位女教授则永远署名「╳╳╳教授」（姓＋教授）。在女教授得到的尊敬不如男教授的学校（这点令人遗憾，也不公平），女教授靠头衔来争取自己应得的尊重。
总而言之，doctor这个字最初被拿来描述一种职业，后来随着时间过去，开始隐含高地位的意思。不过，头衔的演变也可能从原本的中性词汇，变成负面词汇，例如「纳粹」最初只是普通名词，用来指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的成员，就像「民主党人士」或「共和党人士」。然而，该政党的种族至上主义与独裁政策为世人所知后，「纳粹」变成排除异己、独裁专制的同义词，并在不久后与大屠杀的残忍暴行连在一起。今日「纳粹」变成最严重的咒骂，叫一个人「纳粹」是非常大的污辱。
以上几个例子证明名字的意义会随时间改变，甚至不同地区有不同含义，某些名字——例如doctor——可以帮助我们彰显自己的地位，感觉更有权势，更能有效竞争。接下来，我们要看人如何靠着谩骂与难听的绰号，把名字当成伤人的武器。
· 「巴塔哥尼亚齿鱼」为什么变成「智利海鲈鱼」
骚货、贱人、黑鬼、犹太佬、娘炮。
以上都是骂人的难听话。这一类的词汇充满恶意与歧视意涵，部分不幸被冠上相关称呼的人，愿意不惜一切躲开那些词汇带来的歧视。雪城大学的布莱恩．穆伦（Brian Mullen）一项关于1950年代美国大型族裔移民的研究发现，谩骂如果特别针对某个团体，那个团体自杀率特别高。此外，穆伦分析美国一百五十年间的数据后发现，被取难听绰号的群体，在社会上特别容易被兄弟会排除在外，而且只能住在特定地区，还会碰上就业歧视。
不过，前文也提到，语言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就算是无伤大雅的词汇，也可能一夕之间变成骂人的话。四十多年前，爱荷华州一个三年级班级就发生这样的事。在那场今日广为人知的实验，老师珍．艾略特（Jane Elliott）依据眼睛的颜色把学生分成两组，接着对蓝眼睛的学生比较好，给他们更长的下课时间，饮水机使用权，还可以多拿一份食物——至少对八岁小朋友来说，这些好处代表着地位。相较之下，褐眼睛的学生得到的待遇则像次等公民。
虽然我们一听就觉得，用眼珠颜色区分学生也太随便，然而艾略特的实验带来不可思议的影响。前一天还只是不重要又中性的外貌特质，瞬间变成合理的排挤与霸凌理由。老师问一个学生，为什么要在下课时打同学，那个男孩回答：「因为他叫我褐眼睛。」老师问他觉得「褐眼睛」是什么意思，他说：「那是我很笨的意思。」形容一个人是「褐眼睛」变成骂人的话。
别人叫我们难听的话，我们该怎么办？一个方法是不要理会，然而这个方法不太可能成功。虽然爸妈要我们不要管学校的小混混，但通常不理流氓并不会让他们离我们远一点。
另一种处理方式，则是说话时完全不要使用不理想的字词，例如《挺身而进》（Lean In）作者、脸书营运长桑德伯格曾在2014年提倡这种做法。她读到一份2008年女童军做的调查后，提议抵制「bossy」这个词汇（字面意思是「像老板的」，引申义为飞扬跋扈、专横、爱指使人）。调查发现，八岁到十七岁女孩会避免扮演与领导有关的角色，因为她们担心被贴上「bossy」的标签，被同伴讨厌。然而，bossy这个词汇男女大不同，女性被形容为bossy的机率是男性的四倍。桑德伯格的确该关切bossy这个词汇，这个词汇让女性不敢追求自己的野心。
我们能理解为什么要提倡这种做法，不过，光是不用一个字，就能让那个字从语言中消失吗？
有时可以。华盛顿国家美式足球联盟（NFL）的「华盛顿红人队」就是一例。「红人」（Redskin）是歧视北美原住民的词汇，经过冗长的公开辩论后，《Slate》杂志在2013年8月8日宣布，「本期将是我们最后一次称这支华盛顿NFL队伍为红人队。」其它新闻机构也跟进，包括知名运动作家席蒙斯亦不再使用这个词汇。虽然红人队老板表示「我们绝对不会更改队名」，但时代的浪潮在变，「红人」这个名字可能以后只会出现在历史书籍。
然而，禁用一个字很难，需要各界有共识才能做到，因此另一个方法是干脆改变群体的名字，例如历史上非裔美国人原本被称为「有色人种」（Colored），后来称为「尼格罗」（Negro），再后来称为「黑人」（Black），近日则改为非裔美国人。非裔美国人拒绝使用先前的称呼，创造出让自己远离奴隶与弱势等负面联想的新词汇。
就连企业也可能靠着改名摆脱坏名声，例如「瓦卢杰航空」（Valujet）历经一连串沸沸扬扬的坠机事件后，更名为「穿越航空」（AirTran）。抽烟与香烟开始变成不好的事之后，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Philip Morris）更名为奥驰亚（Altria）。
此外，不用说，企业靠改名这一招推销产品行之有年。1977年时，年轻的鱼货商李．蓝特滋（Lee Lantz）发现，智利渔夫平日捕捉一种美味但名字让人没食欲的鱼，那种鱼叫「巴塔哥尼亚齿鱼」。蓝特滋想到干脆换个名字，听起来会更诱人，「巴塔哥尼亚齿鱼」就此成为「智利海鲈鱼」。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后来接受这个名字，自此这种鱼食用量大增。
这种「品牌重塑法」可以用在公司身上，也能用在个人身上，那也正是为什么袭击对手南希的花式溜冰选手谭雅，她的先生把法律上的名字从杰夫．基利勒（Jeff Gillooly）改成杰夫．史东（Jeff Stone）；以及为什么麦特．桑达司基（Matt Sandusky）一家人要隐姓埋名，麦特的养父杰瑞．桑达司基（Jerry Sandusky）是宾州州立大学性侵无数男孩的前橄榄球教练，消息爆发后震惊社会。
有些人改名则是为了配合观众，例如艾伦．康尼斯堡（Allen Konigsberg）改名为伍迪．艾伦（Woody Allen），卡洛斯．埃斯特维兹（Carlos Estevez）变成查理．辛（Charlie Sheen），娜塔莉．赫许勒（Natalie Hershlang）变成娜塔莉．波曼（Natalie Portman）。我们诚心盼望，有一天人们可以放心使用能看出族裔源流的本名，让歌手布鲁诺．马尔斯（Bruno Mars）可以继续当彼得．埃尔南德斯（Peter Hernandez）。
就连立法者也可能采取改名的手法。多年来，美国政府在人民去世后会征收遗产税，然而，税叫什么名字很重要。政治顾问法兰克．蓝兹（Frank Luntz）发现，如果「遗产税」改成「死亡税」，就能改变民众对于这个税的观感，因此他发起大规模正名运动。如他所言：
多年来，政治人物和律师……使用「遗产税」这个名字。多年来，他们无法取消这个税，民众不会支持，因为「遗产」听起来像是有钱人要缴的税。但我发现，那不是遗产税，而是死亡税，你死时会被课税。原本无法通过的提案，就这样突然间获得75％美国人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