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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作者:奥地利-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译者:郑世彦 当前章节:15510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18:42

《性格心理学(出版书)》

作者:[奥地利]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译者:郑世彦

内容简介:

本书初版于1927年,是作者面向公众的心理学普及演讲的讲稿,主要介绍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理,结合大量真实案例,展现具体生活经历对人的行为模式的影响。全书分为“性格科学”和“人类行为”两部分。作者运用个体心理学的原理,对人的性格进行了科学的剖析,着重强调人的社会性和社会感,强调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性格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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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言

第一部分 性格科学

1 概论

2 攻击型性格特征

3 非攻击型性格特征

4 性格的其他表现

5 情绪和情感

第二部分 人类行为

1 心灵是什么

2 心灵活动的社会性

3 儿童与社会

4 我们生活的世界

5 自卑感与追求认可

6 为生活做准备

7 两性之间

8 家庭格局

附录

教育概论

结论

译后记 走近阿德勒

出版说明

据瓦尔特·伯兰·沃尔夫(Walter Béran Wolfe)1927年的英译本Understanding Human Nature译成。

全书脚注共分两类:句末带*的脚注为译者所加,其余均为作者所做的原书注释。请读者注意区分,内文不再标示。

本书根据我在维也纳人民学院为期一年的演讲而写成,演讲的听众是成百上千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男男女女,旨在让普通大众了解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并阐述这些基本原理在人们日常关系中的实际应用。

本书的目的是:首先指出个体的错误行为如何影响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和谐,然后教会个体去识别自己的错误,最终向他指出如何和谐地适应公共生活。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导言

人的命运取决于心灵。

——希罗多德

研究人性的科学不能带着太多的傲慢和骄傲。相反,对人性的理解需要一定程度的谦逊。人性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完全解决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所追求的目标。这门科学不能仅以培养几个专家学者为目的,而是要让每个普通人都对人性有所了解。这会触及某些学院派研究者的痛处,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只是某个科学团体的财产。

由于我们过着孤立的生活,没有人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以前,人类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过着孤立、隔离的生活。如今,从孩提时代开始,我们就对人性接触甚少。家庭把我们孤立起来。我们受到自己整个生活方式的约束,无法与同伴进行亲密接触,而这种接触对于发展理解人性的科学和艺术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我们与同伴缺乏足够的接触,我们就成了他们的敌人。我们对他们所做的行为经常是错误的,我们的判断也经常是错误的,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没有充分了解人性。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人们天天见面,相互说话,却没有任何深交,因为他们都视彼此为陌生人,不仅在社会中如此,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圈子中也是如此。我们最常听到的抱怨就是:父母说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孩子,孩子则说父母总是误解自己。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对他的了解,这种理解的必要性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如果人类对人性有更多的了解,就能更轻松地相处。这样一来,令人苦恼的社会关系就可以避免。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当我们彼此不了解而被表面的假象所欺骗时,不幸的事情才会发生。

现在,我们要解释为什么要尝试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而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个广泛的领域中为一门精确的科学奠定基础。此外,我们还要确定这门人性科学的前提是什么,它必须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它可以预期什么结果。

首先,精神病学已经成为一门需要大量人性知识的科学。精神病学家必须尽可能迅速而准确地洞察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在这一特殊的医学领域,只有当我们确定病人的内心在发生什么时,才可能有效地进行诊断和治疗并开处方。浅薄的认识在这里完全行不通。诊断错误很快会受到惩罚,而对病症的正确认识则会带来成功的治疗。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测试我们人性知识的非常有效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个人做出错误的判断不一定会产生引人注目的后果,因为这些后果可能在错误发生很久之后才会显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我们常常惊讶地发现,对一个人的错误判断产生的巨大不幸在几十年后才会显露出来。这些令人沮丧的事件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也有责任掌握关于人性的实用知识。

我们对神经症的研究证明,在神经症中发现的心理异常、情结和失调等,从结构上来说与正常人的心理活动并没有本质区别,我们面临的都是同样的要素、前提和运动变化。唯一的区别就是,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些表现得更明显,也更容易识别。这一发现的价值在于,通过从变态案例中学习,我们可以使自己的目光变得敏锐,从而在正常的心灵生活中发现相关的心理活动和性格特征。这里所需要的是训练、热情和耐心,而这是从事任何职业都必备的。

我们的第一个重大发现是:心灵生活结构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产生于童年早期。就其本身而言,这并不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所有时代的伟大学者都有过类似的发现。这一发现的新奇之处在于,它使我们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童年的经历、印象和态度与后来的心灵生活中出现的现象联结成一个清晰、连续的模式。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童年早期的经历和态度与个体成年后的经历和态度进行比较。在这样的联系中,我们有了重要的发现,即绝不能把心灵生活的单个表现看作独立的实体。

只有把这些单个表现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的一部分,我们才能够理解它们。只有确定这些单个表现在整个心理活动和行为模式中的位置,也就是说,只有发现一个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并弄清楚他童年态度的隐秘目标与他成年后的态度是一致的,我们才能够对这些单个表现做出评估。简而言之,这惊人地清晰证明,从心灵运动的观点来看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某种心理现象的外在形式、具体表现和言语表达可能会有所变化,但它的基本要素、目标和动力,以及指引心灵生活走向最终目标的东西始终是保持不变的。

例如,一位焦虑不安的成年患者心中总是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竭尽所能离群索居。这个人显示了他与自己三四岁时同样的性格特征和心理活动,尽管这些特征在童年时可以得到更清晰的解释。因此我们形成了一个规则,将我们的大部分研究投向病人的童年时期,也正因此,我们发展出一种能力,经常在了解一个成年人的童年状况之后,就能够说出他现在的性格特征。我们把在成年人身上观察到的情况,视为他在童年经历过的东西的直接投射。

当我们听到病人生动的童年回忆,并知道如何正确地解释这些回忆时,我们就可以准确地重建他现在的性格模式。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想要偏离自己童年时期形成的行为是很困难的。很少有人能够改变自己童年时期的行为模式,尽管在成年后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完全不同的情境中。即使成年人的生活态度有所改变,也不一定意味着行为模式的改变。心灵生活的基础不会改变,一个人在童年和成年期保持着同样的活动路线,这使我们推断他的生活目标也没有改变。

如果我们希望改变一个人的行为模式,还有另一个理由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童年经历上。我们是否改变了一个人成年时期的无数经历和印象,并没有多大区别,真正重要的是发现病人的基本行为模式。一旦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了解他的基本性格,并对他的病症做出正确解读。

因此,对儿童心灵生活的考察成了这门科学的支撑点,许多研究都致力于探索人生的最初几年。在这个领域中,有许多尚未被触及和探索过的材料,所以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这将对人性的研究起到巨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展出了一种预防不良性格特征的方法,因为我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了人类的利益。尽管事先没有想过,但我们的研究进入了教育学领域,而且已经做出了许多贡献。任何希望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希望将自己在人性研究中有价值的发现应用于其中的人,都会发现教育学是一座有待开发的宝藏。因为教育学就像人性科学一样,其知识不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源于实际生活。

我们必须亲自了解心灵生活的每一种表现,让自己置身其中,分享他人的喜乐哀愁,就像一位优秀的画家把自己从模特身上感受到的性格特征画出来一样。人性的科学应该被认为是一门有许多工具可供使用的艺术,一门与其他艺术密切相关并对其有用的艺术,尤其是在文学和诗歌中,它更具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性。人性科学的首要目标是增进我们对人类的了解,也就是说,它必须使我们所有人都获得一种可能性,可以让我们自己得到更好、更成熟的心理发展。

这里最大的困难之一是,我们经常发现,人们恰恰在对人性的理解这一点上格外敏感。很少有人不认为自己是这门科学的专家,即便他们没有获得学位,也没做过什么研究。而且,如果有人要求检验他们关于人性的知识,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受到了冒犯。那些真正希望了解人性的人,则是通过自己的同理心体验到他人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自己也经历过心理危机,或者能够充分识别他人身上的危机。

由此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有必要找一种适当的战术和策略,来应用我们的知识。因为如果在探索一个人的心灵时,我们把自己发现的赤裸裸的事实粗暴地扔到他的面前,这无疑是最招人怨恨和批评的。我们建议那些不愿招人仇恨的人最好在这方面小心谨慎。获得坏名声的一个极好的方法,就是不小心地利用或者滥用自己从人性知识中获得的事实——这就好像在餐桌上,有人急于展示自己对邻座之人的性格知道多少或者猜得多准一样。

同样很危险的是援引这门科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为金科玉律,以此教导那些没有从整体上理解这门科学的人。即便是那些真正理解这门科学的人,也会觉得这种做法带有侮辱性。我们必须重申前面已经说过的话:人性这门科学迫使我们谦虚。我们大可不必仓促地宣布我们的实验结果。这种做法无异于一个急于炫耀自己本领的小孩,成年人这样做实在有点不妥。

我们建议那些探索人类心灵的人最好先检验自己。他不应该把自己在为人类服务中获得的实验结果,扔给一个不情愿的受害者。他这样做只会给这门还在发展的科学制造新的困难,而实际上这与他的目的背道而驰!

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得不为年轻探索者的盲目热情而导致的错误承担责任。我们最好保持谨慎并牢记这个事实:在对各个部分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必须先看到一个整体。而且,只有当我们确信这些结论对某人有益时,才能发表这些结论。如果以错误的方式或者在不恰当的时候,即便对一个人的性格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同样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现在,在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必须面对许多读者心中已经提出的反对意见。前面说个体的生活方式不会发生变化,许多人可能难以理解,因为一个人在生活中有太多经验,这些经验会改变他对生活的态度。我们必须记住:任何经验都可能有许多种解释。我们会发现,即便是同一种经验,不同的人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实:我们的经验并不总是使人变得更聪明。

诚然,一个人学会了避免某些困难,也获得了一种对待他人的哲学态度,但他的行为模式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会看到,一个人总是用他的各种经验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更进一步的考察表明,他所有的经验都必须适合他的生活方式,符合他的生活模式。众所周知,我们每个人都在塑造自己的经验,每个人都决定了自己体验什么以及如何体验。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观察到,人们会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自己想要的任何结论。例如,一个人总是犯某种错误,即使你成功说服他相信自己错了,他的反应也是各式各样的。他可能会得出结论:确实,是时候该避免犯这样的错误了。但这种情况是很罕见的。他更有可能表示反对:这个错误已经根深蒂固,现在很难改掉这个习惯了。或者,他会因为这个错误责怪自己的父母,或自己所受的教育;他也可能会抱怨从来没有人关心过他,或者自己从小就被宠坏了,或者遭受过残忍的虐待。总之,他会寻找各种借口为自己的错误开脱。

无论寻找什么借口,他都暴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希望推卸自己的责任。这样一来,他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逃避了所有的自我批评。他自己永远都是无辜的。他从来没有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全是因为别人的错。这些人忽略的事实是,他们很少努力去避免自己的错误。他们更希望一直停留在错误中,然后一个劲地怪罪自己所受的不良教育。只要他们愿意继续如此,这就始终都是一个有效的借口。

由于同一种经历可以有许多种解读,并且从任何一种经历中都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个事实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个人不去改变他的行为模式,而是竭力扭曲自己的经历,直到它们符合自己的行为模式。人类最难做到的事情就是认识自己并改变自己。

任何一个不精通人性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的人,在试图教育他人成为更优秀的人时,都会遭遇极大的困难。他的工作会完全流于表面,而且他会错误地认为,由于事物的外在形态已经发生变化,所以他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实际案例告诉我们,这种方法几乎不会使个体发生什么改变,所有貌似发生的变化都不过是表面上的。只要行为模式本身没有发生改变,这一切就毫无意义。

改变一个人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需要一定的乐观和耐心,最重要的是抛弃个人的虚荣心,因为要被改变的人没有义务成为他人虚荣心的对象。此外,这个改变的过程还必须对被改变的人来说显得合情合理。我们都不难理解这种情况:有的人会拒绝享用他本来非常喜欢的菜肴,只因为这道菜没有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烹调和呈现。

人性科学还有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性”的一面。毫无疑问,如果人类能够更好地相互了解,他们一定会相处得更融洽,彼此之间会更亲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对彼此失望,也不可能互相欺骗。对社会的巨大威胁就在于这种欺骗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向一些新同仁说明这种危险。必须能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对象理解自己,理解在自己内部运作的那些未知的、无意识的力量。为了帮助那些人,必须认识到人类行为中所有隐蔽、扭曲和伪装的诡计和把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通晓人性科学并自觉地实践它,而且牢记它的社会目的。

那么,什么样的人最适合搜集这门科学的材料并实践它呢?我们已经指出,仅仅基于理论来实践这门科学是不可能的。只是知道所有的规则和资料是不够的。有必要把我们的研究转化为实践,并将二者联系起来,这样我们才能获得比以前更敏锐、更深邃的洞察力。这才是人性科学理论研究的真正目的。只有当我们走进生活本身,检验并运用我们获得的理论,才能使这门科学具有生命。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人性知识太少了,而且学到的知识很多还是错误的,因为当代教育仍然无法给我们提供关于人类心灵的正确知识。每个孩子都完全由自己来评估自己的经验,在课堂学习之外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我们还没有学习和教授人类心灵真正知识的传统。因此,人性科学在今天的处境就像化学在炼金术时代的处境一样。

我们发现,那些尚没有被复杂混乱的教育体制从社会关系中分裂出去的人,最适合从事人性的研究。归根结底,我们所指的这类人要么是乐观主义者,要么是还在继续战斗的悲观主义者。但仅仅与人接触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有经验或教训。在今天教育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只有一类人能够真正理解人性,那就是悔悟的罪人。他们要么曾经陷入心灵生活的旋涡,纠缠于各种错误而最终实现了自救;要么曾经靠近心灵生活的旋涡,感受到了旋涡激流的拍打。

当然,其他人也可以了解人性,特别是那些有认同和同理心天赋的人。不过,最了解人类心灵的还是那些亲身经历过强烈感情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悔悟的罪人就像身处各大宗教的创始时代一样,是极有价值的一类人。他比许多正派之人都站得高得多。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越过了人生的重重困难,从生活的泥潭中挣脱出来,从糟糕的经历中获得了力量,并因此提升了自己,所以他既理解生活中好的方面,也理解其中坏的方面。在这一点上,没有人能和他比肩,即便是正派之人也不行。

当我们发现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使他无法过上幸福的生活,对人性的认识就会使我们产生一种责任,帮助他重新调整使他在人生中徘徊不前的错误观点。我们必须给他更好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可以让他更适应社会生活,更适合在人生中获得幸福。我们必须给他一套新的思想体系,向他指出另一种行为模式,在这种行为模式中,社会感[1]和公共意识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我们并不打算为他的心灵生活建造一个理想化的结构。对一个困惑的人来说,一种新的人生观本身就很有价值,因为从这种人生观看过去,他会知道自己在哪里犯下了错误。在我们看来,把人类的所有活动都纳入因果序列的严格决定论并非一无是处。但只要自我认识和自我批评的力量仍然存在,并且仍然是一个鲜活的主题,这种因果关系就是可以改变的,经验的结果也可以获得全新的价值。当一个人能够确定自己行动的源泉和心灵的动力,他认识自我的能力就会提高。一旦明白了这一点,他就成了一个不同的人,就不会再逃避他的知识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

[1]德文原文为Gemeinschaftsgefühl,一般译作“社会感”(social feeling),但与此概念并非完全对应,其中隐含着人类社会中的集体感、团结感及人与人的联系这一更广泛的含义。*

第一部分 性格科学

1 概论

性格的本质和起源

我们所说的“性格特征”,是指一个人试图适应自己所生活的世界中某些方面时的表现。“性格”是一个社会性概念。只有在考虑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才会谈到性格特征。所以,谈论鲁滨孙是什么性格几乎毫无意义,至少在他遇到“星期五”之前是这样。[2]性格是一种心理态度,反映了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所生活的环境。性格还是一种行为模式,根据这种行为模式,个体对权力的追求以其社会感的表现得到详尽阐述。

我们已经看到,优越感、权力和征服他人,是如何成为指引大多数人行动的目标的。这个目标调整着个体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并将他的各种心理表达导向特定的轨道。性格特征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的外在表现。因此,它能使我们理解个体对环境、对同伴、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以及对生存挑战的整体态度。性格特征是一种工具,是整体人格在获得认可和权力时所使用的技巧,在人格中所起的作用相当于一种谋生技能。

性格特征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遗传而来的,或是先天存在的。它应该被看作一种生存模式,这种模式使一个人在任何情形下都能轻松生活和表达个性,而不需要有意识地进行思考。性格特征不是遗传能力或倾向的表现,而是为了在生活中保持某种特定的习惯而获得的。例如,一个小孩并不是天生懒惰,他之所以懒惰,是因为这可以帮助他更好地适应生活,同时还能让他保持自己的权力感。在懒惰的模式下,我们也可以看到个体对权力的追求。

此外,一个人可能会让别人注意到他的某种先天缺陷,从而在失败面前挽回自己的面子。他内心活动的结果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这种缺陷,我的才能就会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不幸的是,我有这种缺陷!”另一个人可能因为对权力无节制的追求而卷入与环境无休止的斗争中,他将会发展出任何能够助他一臂之力的权力武器,比如野心、嫉妒、不信任等。

我们认为,虽然这些性格特征与人格紧密相关,但它们既不是遗传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人行为模式的必要和充分条件,也正是为这一目的而获得的,有时在人生之初就获得了。但这不是首要因素,而是继发因素,是因人格的隐秘目标而被迫形成的。我们必须在目的论的立场上,对它们进行评判。

让我们回顾一下前文的阐释。我们曾经表明,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他的行动、行为和立场,都与他的目标密切相关。如果头脑中没有明晰的目标,我们就无法进行任何思考,也无法将任何事付诸行动。在孩子心灵的幽暗背景中,这个目标早已存在,从人生之初就一直指引着他的心灵发展。它赋予个体生活以形式和特性,并使每个人都成为一个特殊而独立的整体,不同于任何其他的人格。他生活中的所有动作和表现,都指向这个普通而又独特的目标。认识到这一点意味着:只要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的目标,就能从他的任何行为中将他辨认出来。

就心灵现象和性格特征而言,遗传扮演着相对无关紧要的角色。没有任何与现实相关的证据,可以支持性格特征来自遗传的理论。对一个人心灵生活中任何特定现象进行研究,都可以追溯到他的人生初期,似乎表明一切确实来自遗传。然而,某些性格特征为整个家庭、整个国家或整个种族所共有,其原因仅仅在于这一事实:一个人通过模仿他人,或者使自己与他人保持一致,而从另一个人那里习得了这些特征。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存在着某些现实、特质、表现和形式,在我们的文明中对所有孩子都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们会刺激孩子进行模仿和学习。

孩子对知识的渴求,有时会表现为“看见”的欲望。对那些有视力缺陷的孩子来说,可能会产生好奇的性格特征。但这种性格特征的发展并非必然。根据这个孩子行为模式的需要,同样的求知欲也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这个孩子可能会满足于研究各种事物,把它们拆成一个个零件。在其他情况下,这个孩子也可能成为一个书呆子。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评估听力障碍者的多疑。在我们的文明中,他们处于极大的危险中,而且会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危险。他们会遭到嘲笑和歧视,并经常被人认为是“废物”。这些都是养成多疑性格的重要因素。由于聋人注定与许多乐趣无缘,所以他们怀有敌意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若是认为他们天生就具有多疑的性格,则是没有根据的。

那种认为犯罪性格特征与生俱来的理论,同样也是错误的。对于一个家庭出现许多罪犯的现象,可以通过提醒人们注意这一事实予以反驳,即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传统、对世界的态度及坏的榜样,都是同时发挥作用的因素。在这些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从小就被教导偷窃是一种谋生的手段。

对于追求获得认可,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思考。每个孩子在一生中都会遇到许多障碍,所以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努力追求某种形式的权力。这种追求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处理权力的问题。那种认为孩子的性格特征与父母相似的论断,很容易通过这一事实得到解释:孩子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会以自己生活环境中那些重要、受尊敬的人作为榜样,把他们当作自己的行为楷模。每一代人都是以这种方式向前人学习的,并在面临追求权力可能导致的巨大困难和复杂性时,坚持自己所学的东西。

追求优越感是一个隐秘的目标,社会感的存在使这个目标无法公然发展。它只能秘密地生长,并隐藏在一副友好的面具后面!然而我们必须重申:如果人类能更好地相互理解,它就不会这样旺盛地生长。如果能够使每个人都更有洞察力,能更透彻地洞悉邻人的性格,我们就不仅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同时也能使他人更难于表达对权力的追求,因为这样做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对权力的隐秘追求将会消失。因此,更密切地研究这些关系并利用我们所获得的实验证据,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生活在如此复杂的文化环境中,以至于恰当的生活教育变得非常困难。发展心理敏锐性最重要的手段已经被人们所否定。直到今天,学校的唯一价值就是把生硬的知识摆在孩子面前,让他们吞下他们愿意或能够吞下的东西,而不是特别地去激发他们的兴趣。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学校,其数量也没有满足人类的需要!迄今为止,理解人性最重要的前提仍然被严重忽视。我们也是在旧式学校里学习到衡量人类的标准的。在那里,我们学会了辨别和区分好坏,但没有学会如何修正自己的观念。结果,我们就把这种缺陷带到了生活中,且至今仍然深受其扰。

作为成年人,我们仍然在使用童年时形成的偏见和谬误,好像它们是神圣的法律一样。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卷入了复杂文化的纷乱之中。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已经采纳了一些观点,而真正的洞见将使这些观点不可能成立。归根结底,这是因为我们从抬高个人自尊的角度来解释一切,我们想要获得更大的个人权力。

社会感对性格发展的重要性

社会感在性格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仅次于对权力的追求。正如对权力的追求一样,它也在孩子最初的心灵倾向中就表现出来了,特别是在渴望与人接触和温情的愿望中。前文已经阐述了社会感发展的条件,这里我们只想做个简单的回顾。社会感既受到自卑感的影响,也受到它的补偿物(对权力的追求)的影响。人类很容易产生各种自卑情结。心灵生活的过程——寻求补偿、安全感和整体感的骚动——在自卑感刚出现时就开始了,目的就是确保生活的安宁和幸福。

对待孩子时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源于我们对其自卑感的认识。这些准则可以总结为这样的告诫:我们不能让孩子生活得过于悲苦,必须阻止他过早了解到生活的黑暗面;我们还必须让他体验到生活中的快乐。在这里,经济条件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但不幸的是,孩子常常在不必要的悲苦环境中成长,他们遭受的误解、贫穷和匮乏本是可以避免的。器官缺陷在这里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使正常的生活变得不可能,并使孩子认为他需要一些特权来维护自身的存在。即使我们能够有所帮助,也无法避免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孩子会认为生活令人不快且困难重重,而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他们的社会感变得扭曲。

对一个人进行评价,必须以社会感的概念作为标准,以此来衡量他的思想和行为。我们必须坚持这一立场,因为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肯定这种社会联系。这种必要性使我们或多或少认识到,我们对人类同胞负有怎样的义务和责任。我们生活在一个社群之中,必须遵循社会生活的逻辑。这就决定了我们需要以某种众所周知的标准来评价我们的同胞。一个人的社会感发展到什么程度,是衡量人类价值的唯一标准,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我们不能否认自己在心理上对社会感的依赖。事实上,没有哪个人能够完全摆脱社会感。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逃避对同胞的责任,社会感不断地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警告。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感始终存在于我们有意识的思维中,但我们坚持认为,要扭曲社会感,将其撇在一旁,确实需要一定的力量。此外,社会感的普遍必要性决定了这一事实:任何人在行动之前,都必须通过社会感来证明他的行动是合理的。证明每一种行动和思想的合理性的这一需要,源于无意识的社会统一感。它至少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必须经常为自己的行动寻找情有可原的理由。由此产生的生活、思想和行为的特殊技巧,使我们始终与社会感保持密切的关系,或者至少用社会关系的假象来欺骗自己。

简而言之,这些解释表明,存在某些类似社会感的海市蜃楼,像面纱一样掩盖了某些倾向。只要发现这些倾向,就能使我们对某个行为或某个人做出正确的评价。这种欺骗性的存在,增加了我们评估社会感的难度,但正是由于这种困难,将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提升到了科学的高度。

现在我们将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社会感是如何被误用的。

有一个年轻人曾经说,他和几个伙伴游到了一个海岛上,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有一次,他的一个同伴趴在悬崖边,失去平衡掉进了海里。这个年轻人弯下身子,好奇地看着自己的同伴沉下去。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时他才意识到,当时他并没有认为自己的行为很奇怪。碰巧的是,掉进海里的那个同伴得救了。

但就讲故事的这个人而言,我们可以肯定,他的社会感一定非常淡薄。即使我们听说他一生中从未伤害过任何人,有时还和某个朋友相处融洽,我们也不会受欺骗去相信他不缺乏社会感。

这个大胆的假设必须得到进一步事实的印证。这个年轻人经常做一个白日梦:他发现自己在森林中的一间小屋子里,与所有人都隔绝开来。这幅画面也是他绘画时最喜欢的主题。任何理解幻想并知道他过去经历的人,都很容易发现他在梦境中重申了自己缺乏社会感的事实。如果我们不带任何道德评判地指出,他是某种错误发展的牺牲品,这种发展阻碍了他社会感的形成,这对他并没有什么不公正。

关于真正社会感和虚假社会感之间的区别,有一则轶事可以很好地予以说明。

一位老太太在准备上公共汽车时,不小心滑倒在了雪地上。她站不起来,许多人从她身边匆匆走过,却没有注意到她的困境。最后,一位男士走到她身边,把她扶了起来。就在这时,另一个藏在某个地方的男人突然跳了出来,对这位助人为乐的男士说:“谢天谢地!我终于发现了一位绅士。我在这里站了5分钟,就等着看有没有人把这位老太太扶起来。你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这一事件表明了虚假的社会感是如何被误用的。通过这种明显的把戏,一个人使自己成为他人的“法官”,评判功过是非,但自己却冷眼旁观,没有动一根手指去帮助陷入困境的人。

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情况,我们很难判断其中社会感的强弱。除了对此进行彻底调查,别无他法。而一旦我们这样做了,很快就会真相大白。例如,一位将军尽管知道这场战役大势已去,但他仍然强迫成千上万的士兵去做无谓的牺牲。这位将军肯定会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许多人也会赞同他的说法。然而,无论他提出什么理由为自己辩护,我们都很难将他看作一位真正的同胞。

在这些不确定的情况下,为了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需要一个普遍适用的立场。在我们看来,这种立场存在于社会价值和人类共同福祉的理念中。如果我们采取了这种立场,对某个特定情况进行判断就没那么困难了。

一个人社会感的程度,表现在他参与的每一项活动中。它可能表现在个人的习惯表达中,例如他看别人的方式、与人握手的方式或者说话的方式。又或者,他的整个人格可能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这几乎是我们直觉上的感受。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从一个人的行为中得出深远的结论,以至于我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结论。在我们进行的讨论中,只不过是将这种直觉知识带入意识领域,使我们能够对它进行检验和评估,从而避免犯下严重的错误。进入意识领域的价值在于,让我们不那么容易受到错误偏见的影响。(如果我们允许自己的判断在无意识中形成——在这种无意识中,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活动,也没有机会做任何修正——这种错误的偏见就会活跃起来。)

让我们重申一下:只有在了解一个人的背景、环境的情况下,才能对他的性格做出评价。如果我们从他的生活中断章取义,对某个单一现象进行判断,比如只考虑他的身体状况、成长环境或教育经历,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个观点非常有价值,因为它立即从人类肩上卸下了一个巨大的负担。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加上我们的生活技巧,必然会带来一种更适合我们需求的行为模式。通过运用我们的方法去影响他人(尤其是孩子),使其向好的方向发展,并阻止盲目相信命运可能带来的悲惨后果,这一切将会成为可能。

这样一来,一个人不再有必要仅仅因为不幸的家庭或遗传的缺陷,而被判处不幸的命运。只要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文明就会往前迈出一大步!新的一代将会无所畏惧地成长起来,他们将会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性格发展的方向

人格中任何引人注目的性格特征,都必定与从童年起就开始的心灵发展的方向相一致。这个方向可能是一条直线,也可能迂回曲折。起初,孩子会沿着一条直线,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并形成一种进取的、勇敢的性格。性格发展之初,常常会显示出这种积极、进取的特征。但是,这条直线很容易发生转向或改变。

道路上的障碍可能来自竞争对手的强大力量,他们阻止这个孩子通过直接进取的方式获得优越感。于是,这个孩子会设法避开这些困难。他的迂回绕行,同样会决定某些特定的性格特征。性格发展中的其他障碍,比如器官发育不良、环境对个人的排斥和挫败,都会对孩子产生类似的影响。此外,社会大环境不可避免的影响,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文明中的其他方面,比如老师的要求、怀疑和情绪所表达的东西,最终都将影响孩子的性格。所有的教育都应该采取一种最适合培养学生的方法和态度,使其朝着社会生活和主流文化的方向发展。

任何类型的障碍,对于性格的直线发展来说都是危险的。只要存在这些障碍,孩子寻求实现权力目标的路径就或多或少都会偏离直线。一开始,孩子的态度不会受到干扰,他会直接面对这些障碍,但到后来,他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他知道火会把人烧疼,知道在对手面前必须多加小心。他会尝试通过迂回的路线,来实现获得认可和权力的目标。他的未来发展与偏离的程度紧密相关。他是否过于谨慎,是否觉得自己满足了生活的要求,或者是否避开了这些要求,都取决于上述因素。如果他不直接面对自己的任务和问题,如果他变得胆小懦弱,拒绝直视别人的眼睛,拒绝讲真话,这仅仅是另一种类型的孩子而已——他的目标与勇敢进取的孩子并无二致。虽然两个人的行为不同,但他们的目标可能完全一样!

这两种类型性格的发展,也可能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尤其是当孩子的发展还没有定型,他的原则仍然有弹性,他并不总是走同样的路线,而是第一条路走不通之后就积极尝试另寻他路,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不受干扰的社会生活,是适应社会要求的首要前提。只要孩子对其生活环境不抱敌对态度,就能很容易地教会他适应。只有当父母能够将自己对权力的追求降到最低,不至于给孩子造成压力的时候,家庭内部的斗争才有可能停歇。此外,如果父母理解孩子发展的原理,就能避免使性格的直线发展演变为夸张的形式,比如勇气堕落为厚颜无耻、独立退化为赤裸裸的自私。同样,他们还能够避免制造任何外部权威,迫使孩子变得盲目顺从。这种有害的教育可能会使孩子变得封闭,害怕真相以及坦白带来的后果。

当压力被用于教育时,就像一把双刃剑。压力会催生表面上的适应,强迫性顺从也只是表面的顺从。孩子与环境之间的整体关系,会反映在他的心灵中。所有可能的障碍,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作用于他,都会反映在他的人格中。孩子通常无法对外在影响做出评论,而他周围的成年人要么对这些影响一无所知,要么无法理解。孩子所面对的重重障碍,再加上他对这些障碍的反应,便构成了他的人格。

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

有一种方法可以用来对人进行分类,标准是他们对待障碍的态度。第一类是乐观主义者,这些人的性格发展大致是一条直线。他们勇敢地面对所有障碍,并不把这当一回事。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对生活抱着乐观的态度。他们对生活没有太多要求,因为他们对自己有良好的评价,不会认为自己受忽视或不重要。因此,与那些遇到障碍只会更觉得自己软弱无能的人相比,他们能够更轻松地承受这些障碍。即便在艰难的处境下,乐观主义者仍然会保持平静,相信错误终将得到纠正。

从这些人的态度中,可以立刻看出他们是乐观主义者。他们不畏首畏尾,畅所欲言,既不过分谦逊,也不过分拘谨。如果用形象的语言来形容他们,我们会说,他们就是那种张开双臂、准备随时拥抱同伴的人。他们很容易相处,有很多朋友,因为他们不会猜疑。他们讲话不吞吞吐吐,态度、举止和步态都从容而自然。除了纯真的孩童,这样的人确实很难找到。然而,只要有相当程度的乐观主义和社交能力,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才是教育者遇到的最大的问题。由于童年的经历和印象,这些人产生了一种“自卑情结”,对他们来说,各种各样的障碍使他们感到生活艰难。悲观的人生哲学令他们总是看到生活的阴暗面,而这正是由于他们在童年受到错误对待而形成的。与乐观主义者相比,他们对生活中的障碍更加敏感,很容易失去勇气。他们总是没有安全感,不断地寻求支持。他们的行为中永远回荡着求助的呼声,因为他们无法独立。如果他们是小孩,就会不停地呼唤妈妈,或者一离开妈妈就会马上哭泣。这种哭喊着找妈妈的现象,有时甚至在他们晚年还能见到。

这类人不同寻常的谨慎,可以从他们胆小怕事的态度中看出来。悲观主义者永远在算计可能的危险,想象这些危险马上就会降临。显而易见,这种类型的人睡眠往往很差。事实上,睡眠是衡量个体发展的绝佳标准,因为睡眠障碍反映了一个人在缺乏安全感时会变得更加谨慎。这类人好像永远都戒备森严,以更好地保护自己,抵御生活中的威胁。他们在生活中几乎没什么乐趣可言,对生活也几乎没有什么了解!一个睡眠不好的人所发展出的生活技巧也很糟糕。如果他的推测是正确的,他根本就不敢睡觉。如果生活真像他所相信的那样痛苦,那么睡眠真的是一种很糟糕的安排。

悲观主义者倾向于以一种敌对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这些自然现象,这种倾向表明他们对生活毫无准备。睡眠本身没有理由受到干扰。当我们发现一个人不停地检查房门是否锁紧,或在睡眠中不停地做关于窃贼和强盗的梦,就可以推测这个人有悲观主义倾向。事实上,通过这类人的睡姿也可以将其识别出来。通常,这类人睡觉时会尽可能地蜷缩成一团,或者干脆用被子把头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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