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英国诗人拜伦的代表作《唐璜》中的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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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格局
我们常常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对一个人做出判断之前，首先必须了解他的成长环境。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作为孩子在家庭中的位置。在获得足够的专业知识后，我们通常能够据此对人进行分类，识别出他究竟是家中的长子、幼子还是独生子。
幼子
人们似乎很久之前就知道，幼子通常属于特殊的一类。无数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和《圣经》故事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些故事中，最小的孩子往往经历颇为相似。事实上，他确实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长大，因为对父母来说，他是一个特别的孩子。作为家中的幼子总是受到细心的照料，他不仅是最年幼的，而且是最弱小的，因此也是最需要帮助的。在他还很柔弱的时候，他的兄长们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和发展。正因如此，他通常在更温暖的家庭氛围中长大。
幼子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特质，这些特质显著地影响着他对生活的态度，并使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在此，我们必须注意一种似乎与我们的理论相矛盾的情况，即没有哪个孩子愿意一直做那个最小的、不被人信赖的孩子。这样的位置会激发孩子去证明，自己什么都能做到，他对权力的追求变得异常突出。我们会发现，幼子通常有一种想要战胜一切的欲望，想要把所有事情都做到最好。
这种类型的孩子并不少见。有些幼子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家庭成员，成了家里最能干的人。但在这些最年幼的孩子中，有些人则没那么幸运。他们渴望出类拔萃，但由于与兄长之间的关系，他们缺乏必要的行动和自信。幼子如果无法超越兄长，就会经常逃避自己的任务，变得懦弱，成为一个永远都在寻找借口逃避责任的“原告”。他的野心并没有变小，只不过掉转了一个方向，使自己设法摆脱目前的处境，在生活的必要问题之外满足自己的野心，从而尽可能地避开对自身能力的真正检验。
毫无疑问，许多读者都会想到，这个幼子表现得好像自己受到了忽视，内心有一种自卑感。在研究中，我们总是能够发现这种自卑感，也能够从这种痛苦情绪中，推断出其心灵发展的形式和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幼子就像一个带着缺陷器官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他所感受到的不一定是真实情况。对他来说，真正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自己是否真的低劣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自己处境的解读。我们很清楚，人在童年时期很容易犯错误。在这一时期，孩子要面临大量的问题、可能性和后果。
那么，教育者应该做些什么呢？应该激发孩子的虚荣心，给他施加额外的刺激吗？应该不断将孩子推到聚光灯下，让他永远做第一名吗？这实际上是对生活挑战的一种软弱的反应。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是不是第一名并没有什么不同。相反，更好的做法是强调它的反面，即告诉孩子，是否成为第一或做到最好并不重要。我们真的已经厌倦了那些除了优秀就一无所长的人。历史和经验都表明，幸福并不在于成为第一或做到最好。向孩子灌输这样的原则会使他变得片面，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剥脱了他成为一个好伙伴的机会。
这种教育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孩子只会考虑自己，一直怀疑别人是不是会超过他。对同伴的嫉妒和憎恨，以及对自己地位的焦虑，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不断滋长。他在生活中所处的位置，使他成了一个超速者，试图超越其他所有孩子。他灵魂中的那个参赛者——那个马拉松选手——通过他全部的行为（尤其是一些小动作）暴露出来。对那些没有学会根据人的所有关系判断其心灵生活的人而言，这些小动作并不明显。例如，这些孩子常常会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不能容忍任何人超过自己。这种竞赛的态度是许多孩子的性格特征。
这种类型的幼子有时会被视为典型的例子，尽管其他类型也很常见。在最年幼的孩子中，我们发现了一些非常积极能干的人，他们甚至成为整个家庭的救星。想想《圣经》中约瑟 [24] 的故事吧，这是对家中幼子处境极为精彩的阐述。过去的历史向我们讲述这个故事，逻辑清晰，证据确凿，就像今天我们费尽力气得出的结论一样。在几个世纪的历程中，许多有价值的资料都丢失了，我们必须想方设法重新找回来。
另一种类型的孩子也很常见，他们是从第一种类型发展而来的。想想我们的马拉松运动员，突然遇到一个自己都不相信能够跨越的障碍，当然会试图绕过去，避开这个障碍。这种类型的幼子一旦失去勇气，就会变成我们所能想象的最懦弱的人。我们发现，他会远离生活的前线，任何工作似乎都超出了他的负荷，他会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托词艺术家”，不愿尝试任何有用的事情，最擅长的就是浪费时间。在任何实际的冲突中，他总是一败涂地。通常我们会发现，他在小心翼翼地寻找一个不存在任何竞争的活动领域。他总是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他可能会争辩说，自己太软弱、太娇惯了，或者他的兄长不允许他有所发展。如果他确实有生理缺陷，他的命运就会变得更加悲惨。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利用自己的柔弱，来为自己的逃避辩护。
这两种类型的孩子都很难成为他人的好伙伴。在这个注重竞争的社会里，第一种类型的孩子会生活得好一些，这类孩子会通过牺牲他人，来维持自己的心灵平衡。而第二类孩子则一直处于自卑感的压迫之下，一生都在忍受无法与生活达成和解的痛苦。
长子
家庭中的长子也有着明确的特征。首先，在心灵生活发展方面，他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历史证明，长子拥有特别有利的地位。在许多民族、许多阶层中，这一优势地位已经成为传统。
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毫无疑问，欧洲农民的长子很小就知道自己的地位，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会接管农场。因此，他发现自己的地位远远优于其他孩子，而后者知道自己终将离开父亲的农场。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也普遍认为，长子总有一天会成为一家之主。即使在这一传统不那么明确的阶层，比如在低微的中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家庭中，长子通常也被认为有足够的权力和常识，可以成为父母的帮手或者代言人。可以想象，对一个孩子来说，不断地被环境委以重任是多么重要。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心理过程多多少少是这样的：“你更高大、更强壮、更年长，因此你也一定比其他人更聪明。”
如果他在这个方向上的发展没有受到干扰，我们就会发现，他可能会成为法律和秩序的守护者。这种人对权力特别重视。这不仅涉及他们自己的个人权力，而且影响到他们对权力概念的总体评价。对长子来说，权力是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是一种有分量、必须被尊重的东西。毫不奇怪，这类人通常是墨守成规的。
次子
对家中次子来说，对权力的追求也有其特殊之处。次子总是处于压力之下，在压力之下追求优越——决定其人生目标的竞争态度，在他的行动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家中有个人在他之前获得了权力，这个事实对次子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如果他能够发展自己的潜力，与长子进行竞争，他通常会以极大的热情迈步前进。而拥有权力的长子起初还感到自己相对安全，但很快就会感受到被次子超越的威胁。
《圣经》中关于以扫和雅各[25] 的传说，就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情况。在这个故事中，兄弟之间的斗争非常残酷，与其说是为了实际的权力，不如说是为了权力的幻象。在类似的情况下，这种斗争会强迫性地持续下去，直到次子的目标达成，战胜长子，或者次子斗争失败，然后退让，这种退让常常以神经症的方式表现出来。次子的态度类似于穷人的嫉妒，他总感到自己被人轻视、忽略。次子可能会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高，以致一生都为此受苦。他内心的和谐被打破了，因为他追求的不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而是转瞬即逝的虚构和毫无价值的幻象。
独生子
毫无疑问，独生子处于非常特殊的境遇，完全受着家庭教育的支配。可以说，独生子的父母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他们将自己全部的教育热情，都投注在这个唯一的孩子身上。因此，独生子会变得极度依赖他人，总是等待别人给自己指引方向，总是在寻求别人的支持。他一直都被娇生惯养，习惯了一帆风顺，因为人生路上总有人帮他清除障碍。由于经常成为关注的焦点，所以他很容易自命不凡。他的处境对自己十分不利，形成错误的态度在所难免。如果父母能够理解他处境中的危险性，那么许多困难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独生子的父母往往格外谨慎，他们自己经历过生活中的风浪，因此对自己的孩子总是过分关心。但反过来，孩子会将父母的关注和告诫看作额外的压力来源。父母对孩子健康和幸福的过分关注，最终促使他认为世界是一个充满敌意的地方。他对困难产生了一种永恒的恐惧，以一种生疏而笨拙的方式处理困难，因为他从来只经历过生活中愉快的事情。这样的孩子在任何的独立活动中都会遇到困难，他们迟早会成为生活中的无用之人。他们在生活的航道上注定会搁浅。他们就像无所事事的寄生虫，只会享受生活，而其他人则时时要关心他们的需求。
多子女
如果是几个同性或异性的兄弟姐妹之间相互竞争，可能会出现多种不同的组合。因此，对这种情况进行评价变得相当困难。
这里要谈的是一个男孩和几个女孩的情况。在这样的家庭中，女性的影响力占据优势，男孩则被推到背景中，尤其当他是家中的幼子时，他会看到自己与一群女性相对立。他追求认同的努力会遭遇很多困难。他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从未确定地感受到我们这个“文明”社会赋予每个男性的特权。持久的不安全感，不能正确评价自己的价值，是他最典型的性格特征。他可能会被身边的女性吓到，觉得男性只配占据一个卑微的位置。一方面，他的勇气和自信会很容易消失不见；另一方面，他可能会深受刺激，然后强迫自己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两种情况都源于同一种境遇。这类男孩的结局如何，取决于其他密切相关的现象。
* * *
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在家庭中所处的位置，可能会影响到他自身的各种本能、倾向、能力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一现象使“特定的性格特征或才能来自遗传”的理论失去了价值，这种理论对所有的教育活动都是极为有害的。毫无疑问，在某些场合和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遗传带来的影响。例如一个完全脱离父母成长的孩子，会发展出某些类似的“家族”特征。如果我们还记得，孩子某些错误的发展与遗传的身体缺陷如何密切相关，那么这个问题就更好理解了。以某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为例，这种情况使他对生活和环境的要求感到紧张不安。如果他父亲有着同样的器官缺陷，对这个世界同样感到紧张不安，那么出现类似的错误和性格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认为“性格来自遗传”的理论似乎证据并不充足。
根据前文的描述，我们可以假定，无论一个孩子在发展中遇到什么错误，最严重的后果都源自他有这样一种欲望，即他渴望凌驾于所有同伴之上，渴求更多的权力，以使自己比同伴更具优势。在我们的文化中，他实际上被迫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式发展。如果我们希望阻止这种有害的发展，就必须知道他必然要遇到的困难，并理解这些困难。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所有这些困难，那就是发展社会感的观点。如果个体的社会感发展良好，这些困难就会变得微不足道。但是，由于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发展的机会相对较少，因此孩子遭遇的困难就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当我们发现许多人一生都在为生存而战，还有一些人生活在痛苦的深渊中，就不会感到惊讶了。我们必须明白，这些人都是某种错误发展的受害者，这种发展的不幸后果，使得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也是错误的。
因此，我们在评价他人的时候应该虚怀若谷。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做任何道德评判，不要评价一个人的道德价值。相反，我们必须使自己关于这些事实的知识具备社会价值。我们必须同情地对待这样一个犯错误和被误导的人，因为我们比他自己更了解他的内心所发生的一切。这使我们对教育问题产生了新的重要观点。认识到错误的来源，使我们掌握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改进方法。通过分析一个人心灵的结构和发展，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他的过去，而且能进一步推断他的未来。因此，科学使我们了解到人类真正的面貌。对我们来说，他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而不仅仅是一个扁平的轮廓。因此，我们对他作为人类同胞的价值，就有了比平常更丰富、更有意义的看法。
[24]约瑟是雅各的第十一子，也是家中的幼子，因受到父亲偏爱而遭众兄嫉恨。*
[25]以扫和雅各是一对双胞胎，以扫为长子，雅各为幼子，两个孩子在母亲的腹内便开始相互争斗。*
附录
教育概论
在此，让我们对前面论述中时而提到的一个问题补充几句话。那就是，在家庭、学校和生活中，教育对我们的心灵成长有哪些影响。
毫无疑问，当今的家庭教育在极大程度上助长和教唆了对权力的追求和虚荣心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确实，家庭具有很大的优势，很难想象有什么机构比家庭更适合照料孩子，使他们得到合适的教育。特别是在患病的情况下，家庭被证明是维持人类生存的最佳场所。如果父母也是优秀的教育者，有必要的洞察力，能够识别孩子错误态度或行为的苗头，并且能够通过适当的教育与其进行斗争，那么我们应该很高兴地承认，再也没有哪个机构比家庭更适合保护健康的人类了。
然而不幸的是，绝大多数父母既不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也不是杰出的教育者。今天，不同程度的病态家庭利己主义，似乎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着主要角色。这种利己主义要求自己家的孩子得到特别的培养、受到特别的重视，甚至以牺牲别人家的孩子为代价。因此，这种家庭教育犯了极其严重的心理学错误，给孩子们灌输了一种错误的观念，即他们必须比其他所有人都优越，并认为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好。任何以父权观念为基础的家庭组织，都无法摆脱这种错误的思想。
现在，悲剧拉开了序幕。这种父权观念并非建立在人类群体感和社会感的基础上，它很快会引诱一个人公开或秘密地抵制社会感。当然，人们很少进行公开反抗。权威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它向孩子提供了一种权力理想，并向孩子展示了拥有权力所带来的快乐。于是，每个孩子都对支配权充满渴求，对权力充满野心，并且极度虚荣。今天，每个孩子都渴望爬上塔尖、受人尊敬，并且迟早会要求别人顺从和臣服，就像他曾在自己的环境中见到他人匍匐在最有权势之人的脚下那样。他对父母和世界上其他人的好战态度，就是这些错误观念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当前家庭教育的影响下，孩子几乎不可能忽视优越感的目标。我们在喜欢扮演“大人物”的孩子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也可以在这些个体后来的生活中看到这种现象。这些个体的想法和对童年生活的无意识回忆清楚地表明，他们对待整个世界的态度仍然像对待他们的家庭一样。如果他们的态度或行为受到了阻挠，就会倾向于退出这个令其感到厌恶的世界。
确实，家庭也非常适合社会感的发展。但如果我们还记得对权力的追求和家庭权威氛围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社会感只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第一次对爱和温情的寻求与母亲有很大的关系。也许这是孩子所能拥有的最重要的经验，因为在这种经验中，他意识到了另一个完全可信赖的人的存在。由此，孩子学会了区分“我”和“你”。尼采说过：“每个人都是从他和母亲的关系中塑造出他所爱之人的形象。”裴斯泰洛齐[26]也曾明言，母亲是决定孩子与未来世界关系的典范。事实上，孩子与母亲的关系为他以后所有的活动奠定了基调。
在某种程度上，培养孩子的社会感是母亲的职责。我们注意到，孩子的古怪性格往往起源于他与母亲的关系，而他人格发展的方向就是母子关系优劣的指标。只要母子关系出现问题，我们通常就会在孩子身上发现某些社会缺陷。有两种类型的错误是最常见的。
第一类错误来自这一事实：母亲没有履行她对孩子的职责，所以孩子没有发展出社会感。这个缺陷是非常重要的，它会导致一系列令人不快的后果。这个孩子就像一个在敌国中长大的异乡人。如果我们想要帮助这样的孩子，只有重新扮演他母亲的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缺失了。可以说，这是使他成为社会人的唯一方法。
第二类错误可能更经常出现，那就是母亲虽然承担了她的职责，但她以一种夸张、激烈的方式来承担这种职责，以至于孩子的社会感不可能超越母亲而存在。这样的母亲让孩子发展起来的情感完全投放到她本人身上。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只对自己的母亲感兴趣，并将其他所有人拒之门外。不用说，这样的孩子也缺乏成为一个合格社会人的基础。
除了与母亲的关系，还有其他许多环节在教育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一所能让人感到快乐的幼儿园，就能让孩子找到进入这个世界的坦途。如果我们还记得大多数孩子在人生的头几年面临着怎样的困难，能够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或者觉得这个世界是快乐居所的孩子寥寥无几，那么我们就会明白，童年的早期印象对一个孩子来说有多么重要。这些童年印象是指明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前进方向的路标。
如果我们再想想这个事实，即许多孩子带着疾病来到这个世界上，体验到的只有痛苦和悲伤，而且大多数孩子并不曾拥有一所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幼儿园，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孩子长大后既没有成为生活和社会的朋友，也没有受到在真正的人类社会中如花绽放的社会感的激励。此外，我们还必须把错误教育极其重要的影响考虑进来。严厉的权威教育能够摧毁一个孩子生活中可能拥有的一切快乐。同样，如果教育为孩子消除了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让他在温室中成长和发展，那么可以说，当他成年之后，他便无法生活在任何比这个“温暖的”家庭更残酷的环境中。
因此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社会和文明中，家庭教育并没有培养我们所渴望的人类社会的好伙伴。相反，它过多地助长了个人虚妄的野心和自我扩张的欲望。
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弥补孩子发展中出现的错误，并使他的情况有所改善呢？答案是学校教育。不过更细致的考察表明，以当前的状况而言，学校教育也无法完成这项任务。今天几乎没有哪个老师愿意承认，在当前的学校条件下，他能够识别孩子身上的人为错误并加以纠正。老师对这项任务可谓毫无准备。他的工作是向孩子们兜售一套特定的课程，而不敢过多关心工作中的人性因素。此外，每个班里都有太多的孩子，这个事实也进一步妨碍了他完成这项任务。
难道没有其他办法能够消除家庭教育的缺陷了吗？有人可能会说，生活可以提供良好的教育。但是生活也有其特殊的局限性。生活本身并不适合改变一个人，尽管它有时似乎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人类的虚荣心和野心不允许它这么做。无论一个人犯了多少错误，他要么将责任推到其他人头上，要么觉得自己的处境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很少发现有人在生活中碰了壁，犯下了某些错误，然后会停下来进行自我反思。我们在前文中对情感滥用的分析就证明了这一点。
生活本身并不能带来任何本质的变化。这在心理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生活是在与人类的“成品”打交道，这些人已经有了明确的观点和目标，都在奋不顾身地追求权力。恰恰相反，生活可以说是最糟糕的老师。生活不会替我们考虑，不会向我们发出警告，也不会给我们指导，它对我们不理不睬，任由我们毁灭。
由此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唯一能带来改变的机构就是学校！学校职能如果不被滥用的话，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的。到目前为止，学校的情况都不尽如人意：一个人把学校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它变成了一个工具，用来实现自己的虚荣心和野心勃勃的计划。今天，我们听到了在学校里重建旧式权威的呼声。旧式权威取得过什么有价值的结果吗？一贯有害无益的权威怎么会突然变得有价值呢？我们在家庭中已经看到过这种权威（家庭中的情况实际上还要好一些），但这种权威只带来了一个结果——普遍的反抗。所以，为什么学校里的权威就会有益呢？
任何权威只要本身没有得到认可，而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权威。有太多孩子来到学校里，感觉老师不过只是国家的一个职员。既要将权威强加在孩子身上，而又不想给他的心理发展带来不幸的后果，那是不可能的。权威不能建立在强权的基础上，而只能以社会感为基础。学校是每个孩子在心灵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的一种环境，因此必须能够满足心灵健康成长的需要。只有当一所学校能够促进心灵的健康发展，我们才能说这是一所好学校，是适应社会生活的学校。
结论
在本书中我们试图阐明：人的心灵虽然产生于遗传物质，但它既有生理上的功能，又有心理上的功能。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影响的制约。一方面，人类有机体的要求必须能够实现；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要求也必须得到满足。心灵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的，它的成长通过这些条件得以体现。
我们进一步研究了这一发展过程，讨论了感知、回忆、情绪和思考的功能；最后，我们还讨论了性格特征和情感。我们已经表明：所有这些现象都是由不可分割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这些现象服从于社会生活的法则；另一方面，它们又受到个人追求权力和优越感的影响。因此，它们以一种特别的、个人的和独特的模式呈现出来。我们也已经说明了，个人追求优越的目标是如何被社会感（根据其发展程度）所修正，从而产生了具体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特征并不是遗传的，而是与个人心理发展的模式相符合，并指向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有所意识的永恒目标。
这些性格特征和情感是我们了解人类的极有价值的指标，其中许多我们已经详细地讨论过，另一些不那么重要的则被略过。我们已经表明：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虚荣心和野心，其大小取决于个体追求权力的方式。在这些表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个体对权力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的活动方式。我们也已经说明了，虚荣心和野心的过度膨胀会如何阻碍一个人的正常发展。这样一来，社会感的发展要么受到阻碍，要么变得完全不可能。由于这两种性格特征的干扰性影响，社会感的发展不仅会受到抑制，而且会导致权力饥渴的个体走向毁灭。
在我们看来，这种心灵发展的法则是无可辩驳的。任何人想要有意识地、公开地安排自己的命运，而不是让自己成为幽暗和神秘倾向的牺牲品，都要接受这一尺度的衡量。这些研究是人性科学中的实验，而人性科学必须得到传授或发展。对人性的理解，似乎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对人性科学的研究，正是人类心灵最为重要的活动。
[26]裴斯泰洛齐（J. H. Pestalozzi，1746—1827），瑞士教育思想家、教育改革家。*
译后记 走近阿德勒
郑世彦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拥有许多头衔——人本主义心理学先驱、个体心理学创始人、精神病医生、畅销书《自卑与超越》的作者。我们可能对他的这些成就再熟悉不过，而对他这个人本身却感到有些陌生。
如果用阿德勒心理学的方法来了解他自己，我们可以去看他的早期回忆。一个人早期回忆反映的问题是什么，他一生努力的方向就在哪里。
悲惨的童年记忆
1870年2月7日，阿德勒出生于维也纳近郊小镇的一个谷物商人家庭，在六个孩子（另有二人夭折）中排行第二。
尽管物质生活十分优渥，阿德勒的童年时光却充满了悲惨与无奈。由于罹患佝偻病，小阿德勒直到四岁才学会走路。而这一年弟弟鲁道夫的夭折，也让他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五岁那年，阿德勒又经历了一场生死磨难。在一个寒冷的冬天，一个大男孩带他去滑冰，可是后来不见了人影。阿德勒站在冰面上冻得瑟瑟发抖，只好自己跌跌撞撞地走回了家。这次阿德勒不幸地感染了肺炎，医生认为他已经康复无望，但他最终幸运地从死神手里逃脱了。
相较于身体上的缺陷带来的自卑感，心理上的自卑感或许更加难以得到补偿。除了自身疾病的打击，哥哥西格蒙德带来的压力更是让阿德勒感到危机四伏。
自幼便疾病缠身的阿德勒，每做一个动作都十分费力且痛苦，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身体健康的哥哥奔跑、跳跃，轻松地玩耍。与英俊、魁梧的哥哥相比，阿德勒既身材矮小、略有些驼背，又长着厚实的额头和宽大的嘴巴，外表怎么看也算不上出色。所有的证据都显示西格蒙德是家里最聪明、最有天赋的孩子。阿德勒总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位模范大哥的阴影之下，不管自己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达到他那超凡的成就。甚至到了中年，他还会如此评价已成为富商的哥哥：“一个善良又勤奋的家伙，他一直超过我！”
超越自卑
童年的病痛和哥哥的压力，难免导致阿德勒的自卑感。“每个人都有自卑情结”，作为最早对自卑感进行分析的心理学家，阿德勒从不避讳谈论自卑，也并不认为自卑是纯粹负面的东西。“自卑感本身并不是变态的，它是人类之所以进步的原因，是人类全部文化的基础。”
他从小便不甘示弱，努力超越自我，一段“童年回忆”便是证明：阿德勒上学的路上要经过一片坟地，每次走过时他都很恐慌。但是别的同学走过坟地时似乎毫不在意，阿德勒为此苦恼不已。有一天，他决心克服这种恐惧，使自己坚强起来。于是，他把书包放在一旁的草地上，多次来回穿越坟地，直到克服了恐惧为止。不过后来别人告诉他，上学的路上根本没有坟地。
因在童年时代饱受病痛的折磨，阿德勒在儿时便立誓长大后要成为一名医生。但这个目标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尽管阿德勒就读的是一所很好的中学，但他的成绩并不好，尤其是数学让他烦恼不堪，甚至在第一年都未能及格。面对阿德勒如此糟糕的学业表现，老师甚至告诉他父亲，唯一适合这孩子的工作就是鞋匠学徒。
这当然不是阿德勒想要的。于是他化自卑为动力，变缺陷为长处，最终成了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对此，阿德勒说：“这次经历让我看清了特殊才能和天赋异禀这种论断的荒谬性。”
不管怎么说，阿德勒的努力没有白费。十八岁那年，他如愿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并最终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执业医师。在这之后的几年里，阿德勒主要做了三件事：娶妻生子，撰写著作，私人执业。
早在学生时代，阿德勒就对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兴趣，曾多次参加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并因此遇到了日后的妻子莱莎·爱泼斯坦（Raissa Epstein），一位来自俄国的社会主义者。
莱莎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俄国犹太家庭，因当时俄国大学不允许女性入学，她便跑到瑞士苏黎世上大学，后又因参加社会运动而来到维也纳。阿德勒和莱莎很可能是在1897年三、四月间一次社会主义者集会活动上邂逅的。
同年夏天，阿德勒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开始追求莱莎，但屡遭挫折。阿德勒毫不气馁，整个炎炎夏日一直在给心上人写着爱意浓烈的情书。到了9月，莱莎终于被阿德勒的痴情打动，但她此时已回到俄国。收到答复后，阿德勒马上提笔回信，并坚定地向莱莎保证：“虽然我小时候患过重病，但现在很健康。我成了医生，战胜了死亡，我有能力和你共创美好的未来。”
1897年12月23日，阿德勒和莱莎在俄国举行了婚礼。婚后，莱莎依然保持独立自主，热衷于社会主义活动，两人聚少离多。
1898年，阿德勒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业著作《裁缝行业健康手册》。这本只有三十一页的小册子，呼吁社会正视工人们恶劣的工作环境，关注他们的疾病和健康状况。在妻子这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下，阿德勒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之间的联系，尽管并未成功，但他仍可算得上一位人道主义者。
次年，阿德勒在维也纳布雷特公园附近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成为一名执业医师。诊所主要面向社会中下层人群，病人来自三教九流，其中包括一些马戏团里的杂耍演员。他发现，许多演艺人员在早年生活中都经受着某种缺陷的折磨，后来通过不懈的练习成功地战胜了缺陷。这些心得令他回忆起自己幼年时为战胜病痛所做的抗争，他将这些观察全部带入了自己关于器官缺陷和补偿的理论中。
而这似乎也正是阿德勒一生的写照——在自卑与超越之间奋力前行！
另一个“西格蒙德”
有趣的是，阿德勒的人生才刚步入正轨，童年被哥哥西格蒙德压制的一幕就再度上演了。职业生涯起步不久的阿德勒，就遇到了另一个“西格蒙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后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被人们称为“维也纳第一心理学派”，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则只能被称为“维也纳第二心理学派”。
从1902年到1911年这近十年间，阿德勒一直活跃在以弗洛伊德为首的精神分析圈子里。据说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当时《新自由报》刊登了一篇针对弗洛伊德《释梦》一书的批评文章，阿德勒立即公开声援弗洛伊德。此举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他写了一张表示感谢的明信片，邀请阿德勒参加自己组织的“星期三心理学社”（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前身）。不过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证据，《新自由报》并没有刊登过任何一篇关于《释梦》的评论文章。
不管事实究竟如何，阿德勒收到邀请后（明信片是真实存在的，并被保留下来），立即表示十分愿意参加。学社创立之初只有五名成员，气氛却是“相当激动人心”。在弗洛伊德的领导下，这个五人小团体保持了高度的和谐一致，每周三晚上8点半都会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在心理学研究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阿德勒每周都风雨无阻地参加会谈并且积极发言，成为其中最活跃的成员。当然，弗洛伊德也没有亏待这个勤奋上进的年轻人。1910年，他任命阿德勒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和《精神分析杂志》的主编。
然而，阿德勒童年的自卑感仍在隐隐作痛、伺机发作。他把弗洛伊德视作另一个要去挑战的“哥哥”，对其理论根基提出异议，而这对弗洛伊德而言自然是无法容忍的。
1911年秋天，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再次聚会上，两人的关系终究还是不可挽回地破裂了。会议的第一个议程就是“迫使阿德勒一伙人离开”，最后，阿德勒带着六个伙伴默默地离开了学会。
两人之间的决裂并非单纯的权力之争，也无法仅用学术理念的差异来解释。事实上，两人在诸多方面都风格迥异，学会中人人都承认，在各个方面都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相异的两个人了。弗洛伊德一丝不苟，冷峻高傲，在治疗上刻意保持距离；阿德勒则不拘小节，亲切随和，积极介入治疗过程。弗洛伊德离群索居，专注于心理学体系的宏大构建；阿德勒则喜爱社交，热衷于向大众传播心理学常识。弗洛伊德无法坐视自己的精神分析学说被阿德勒的“浅显理论”所革新，因而下定决心将其逐出门户。
两位心理学巨头最终的分道扬镳并不体面，弗洛伊德骂阿德勒是个“变态”，是“妄想、嫉妒和玩世不恭的矮子”；阿德勒也回敬道，弗洛伊德是个“骗子”，他的精神分析就是“垃圾”。然而，这次决裂可能正是阿德勒期盼已久的——他不想一直活在弗洛伊德的阴影之下。
离开精神分析学会后，阿德勒和几位志同道合的伙伴走进一家咖啡馆，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团体——自由精神分析协会。他们想要更多的自由，打破精神分析学说的框架与束缚。1912年，这个团体更名为“个体心理学协会”，阿德勒也开始称自己的理论为“个体心理学”。
不过，随着个体心理学协会的发展，它遇到了精神分析学会曾经面临的窘境，阿德勒也处在了弗洛伊德当年的位置上。两位医生公开宣布退出协会，几个弗洛伊德的支持者对此则幸灾乐祸，想看阿德勒如何处理这棘手的事。阿德勒想听听其他人的意见，便示意自己身边年轻的维克多·弗兰克尔（1905—1997）说几句。弗兰克尔尽力调停，但表示应该为不同观点保留一席之地。阿德勒一怒之下，将他们全部逐出协会。
弗兰克尔这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曾经舍弃弗洛伊德而选择加入阿德勒的阵营，如今却落得被阿德勒无情驱逐的下场。不过这也为他免除了一大困扰，他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意义疗法”被人们视作从属于阿德勒学派。日后，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被称为“维也纳第三心理学派”，他也以自己的代表作《追寻生命的意义》而闻名于世。
一心自立门派的阿德勒，却一直难以彻底摆脱弗洛伊德的阴影，甚至逐渐走向了自己曾经最痛恨的弗洛伊德式专断作风。
最能激起阿德勒怒火的，莫过于有人称他曾是弗洛伊德的门生。每次他都会勃然大怒，并拿出自己一直保存的一张明信片（正是弗洛伊德当年邀请他参加学社聚会的那张），向人们展示和强调：弗洛伊德当时称呼阿德勒为“非常令人尊敬的同事”，落款则是“您的同事弗洛伊德博士”！
一位经常出现在阿德勒课堂上的美国年轻人，有一次无意间说起阿德勒曾是弗洛伊德的门生，阿德勒顿时气得满脸通红，高声反驳，引得人们纷纷侧目。这位年轻人吓得不知所措，但他还是从阿德勒这位良师那里收获颇多，后来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他就是“需求层次理论”的提出者马斯洛（1908—1970）。
而有趣的是，在相处过程中，当马斯洛开始表现得更像地位平等的同事而不是学生时，阿德勒就变得越来越易怒。
面向社会的心理学
的确，在维护自身权威方面，阿德勒和弗洛伊德或许有类似的一面，但两人的理论却是真正地渐行渐远。
在1914年发行的第一期《个体心理学杂志》中，阿德勒这样写道：
“个体心理学”这个名称传达了这样一种观念：心理过程及其表征只有在个体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所有心理学的真知灼见都源于个体本身。我们当然知道完全理解一个单独的个体绝无可能，但是不能阻止我们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了解个体的整体人格。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间差异究竟在何处。
弗洛伊德喜欢使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去分析人类的精神世界，例如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划分；而阿德勒强调的则是一种“关注人性的哲学和重视个体整体性”的心理学，关注的是人格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在神经症的起源问题上，弗洛伊德认为来自童年性欲的压抑和扭曲，而阿德勒认为源于童年器官缺陷带来的自卑感。不可否认的是，两人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自己的个人经验。
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则在于：弗洛伊德关注个体的过去——是什么原因使一个人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阿德勒更关注未来——是什么目标在引领一个人克服缺陷，追求卓越！正如阿德勒所说：“我们得问神经症从哪里来，更重要的是向何处去……也就是他的生活计划是什么。”
如果说弗洛伊德是一名寻找病根的良医，那么阿德勒则更像一位教育家。他强调的是一个人如何健康地成长和发展，关注个体生命的意义——教导一个人如何在世上安身立命。
阿德勒认为，人类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三个主题——职业、社交和爱情，由此构成了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三个问题：如何谋求一种职业，使我们在自然资源的限制之下得以生存；如何找到我们在群体中的位置，使我们能够与人合作并分享合作的利益；如何调整我们自身，以理解两性的存在和依赖于两性关系的繁衍问题。每个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也即反映出他对生命意义的最深层感受。
阿德勒理论的众多应用之一是叙事取向的生涯咨询。其核心理念是，一个人最初面临的挫折或困境，会在个体的记忆中形成一种执念（preoccupation），而个体也会因此形成一种生活风格，有时是在无意识中将其转换成一种职业（occupation），从而克服童年时期的缺陷和自卑，实现生命的超越和完满。
许多心理学家认为阿德勒的理论过于浅显，依赖于对日常生活的常识性观察。弗洛伊德也曾嘲弄阿德勒的理论只需要几周时间就能掌握，“因为没什么东西可学”。而这恰恰就是阿德勒想要获得的效果，他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使自己的理论变得简单通俗、容易理解。
当我们阅读阿德勒时，会发现他谈论的家庭生活、学校教育、职业选择、两性关系等问题，似乎每个人都能插得上嘴、说道几句，但又没有人能像阿德勒那样看得明白、说得透彻，讲出那么多敏锐而富有见地的真知灼见。
不得不说，阿德勒学说比弗洛伊德关注的主题更为广泛，同时又比荣格（1875—1961）的神秘主义更为实用。他对生活和人性的看法，影响着一代代的现代心理学家，更影响了无数的读者和患者。
巅峰与落幕
1926年，阿德勒第一次踏上美国这片新大陆。与深居简出的弗洛伊德不同，阿德勒对于在美国多座城市做巡回演讲异常兴奋。美国媒体称阿德勒为“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广为人知的自卑情结之父”。他四处发表演讲，足迹遍布美国大小城市，并陆续出版了几部代表作的英文版。这不仅奠定了阿德勒在美国学界的地位，也标志着其职业生涯走向巅峰。
1930年，维也纳市议会决定授予阿德勒荣誉市民头衔，以表彰他的成就，并作为他六十岁生日的贺礼。然而，市长在颁奖仪式上致辞时却犯了一个大错，竟然称阿德勒是“弗洛伊德门徒中的佼佼者”，弄得阿德勒心中很是不快。
两次访美之后，阿德勒逐渐将学术事业的重心向美国转移，1929年起先后受邀担任哥伦比亚大学、长岛医学院的客座教授。1935年起，阿德勒开始定居美国。当然，他也没有放弃在欧洲各国的教学活动，于1937年5月安排了在英国举办数场演讲及研讨会的行程。途经荷兰时，阿德勒在一天晚上感到身体不适，但简单治疗后仍按计划在第二天前往英国授课。
到了英国，阿德勒先在伦敦待了一天，他曾发布通告，不接受任何患者。然而一位难民找上门来请求帮助，阿德勒还是接待了他。咨询结束后，这位难民问要付多少钱，阿德勒笑着说：“我从不接受难民的金钱。”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格言——“我的心理学属于每一个人”。
不料，就在英国阿伯丁授课的第四天，5月28日清晨，阿德勒在街上散步时突然心脏病发作，晕倒在地。尽管救护车及时赶到，但还是未能挽回他的生命。一代心理学宗师就此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七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