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那些始终以自己为中心的人，才会如此夸大事实。感觉自己被厄运追逐，似乎是一种谦卑的心态。但实际上，这些人感到所有敌对力量都在对他们实施报复，是一种顽固的虚荣心在起作用。这些人自童年起就痛苦不堪，他们相信自己是强盗、杀人犯和妖魔鬼怪的猎物，好像这些坏人和鬼怪除了迫害他们就无事可做了。
可以预料，这种生活态度会在他们的外在姿态中表现出来。他们走起路来就像在负重前行，弯着腰弓着背，这样就没有人会低估他们肩负的重担。这些人让我们想起了希腊神庙廊台上的女像柱[11]，她们终其一生都在支撑着神庙的门廊。这些人对待每件事都非常严肃，悲观地看待一切。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总是遇事不顺。这些人之所以受到厄运的迫害，是因为他们不仅使自己的生活痛苦，而且破坏了别人的生活。虚荣是他们不幸的根源，而表现出不幸却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很重要！
宗教狂
此外还有一些总是遭到误解、怀才不遇的人，他们最后遁入了宗教，在宗教的掩护下继续自己以前的行径。他们满腹牢骚，自我怜悯，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万能的上帝。他们所有的活动都只关注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相信，上帝——这个格外受人尊敬和崇拜的存在——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并对他们的每一个行为负责。在他们看来，通过一些人为的手段，比如特别虔诚的祈祷或其他宗教仪式，就可以与上帝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简而言之，这位亲爱的上帝除了全身心地关心他们的烦恼，无微不至地照料他们，似乎就无事可做了。在这种宗教崇拜中有非常多的异端邪说，如果旧时的宗教法庭卷土重来，这些极端的狂热分子可能就是第一批被烧死的人。他们对待自己的同伴就像对待上帝一样，只会抱怨、发牢骚，但从不动手自救或帮助他人。他们觉得合作只是对他人提出的义务。
下面这个十八岁女孩的故事，表明了这种虚荣的利己主义会达到怎样的程度。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勤奋的孩子，但很有野心。这种野心表现在她的宗教信仰上，她以最大的虔诚履行每一项仪式。有一天她开始责备自己，因为她觉得自己的信仰不够正统，违背了戒律，而且时常有罪恶的念头。于是她整天都在激烈地自责，怨气非常大，以至于大家都觉得她疯了。她花了一整天时间跪在一个角落里，痛苦地责备自己。然而在其他人看来，她没有任何可指摘的地方。
有一天，一位牧师向她解释说，她真的从来没有犯过罪，肯定会得到救赎，试图以此消除她的心理负担。谁知第二天，这个年轻的女孩站在这位牧师面前对他大喊大叫，说他不配进入教堂，因为他肩上背负着十分沉重的罪孽。
我们不需要进一步讨论这个案例了。很明显，它说明了个人野心如何闯入宗教领域，并在其掩护下发展壮大，而虚荣又如何使它的主人摇身一变，成为审判美德与罪恶、纯洁与堕落、善良与丑恶的法官。
[9]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祭司，因不从阿波罗而遭到诅咒：凡是她的预言都将言中，而且全都是不吉利的。*
[10]基于某种道德或宗教信仰原因而不肯服兵役的人。*
[11]用作建筑支撑圆柱的女性形象雕塑，如雅典卫城的厄勒克西奥神庙便有六根女像柱。*
5
情绪和情感
情绪和情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性格特征的突出表现形式。情绪表现为一种突然的释放（在某些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压力下），并且像性格特征一样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我们可以称之为“有明确时间界限”的心理活动。情感并不是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而是与个体既定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紧密相关。情感发生的目的是改变个体的处境，使其受益。情感是一种强烈的、剧烈的心理活动，发生在一个人已经放弃用其他方法达到目的，或者对达到目的的可能性已经失去信心时。
我们在这里面对的仍然是这样的个体：他的自卑感和不足感迫使他集中所有力量，付出更大的努力，做出比正常人更加激烈的行动。他相信，通过更艰苦的奋斗，自己有可能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并证明自己是胜利者。正如没有敌人就不会有愤怒一样，如果不考虑克敌制胜的目的，我们也就无法想象愤怒这种情绪。在我们的文化中，通过这种激烈的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仍然是有可能的。如果不能通过这种方法获得认可，我们就不会那么频繁地发脾气了。
那些对自己实现目标没有足够信心的人，不会因为自己的不安全感而放弃目标，而是试图通过更大的努力，在情绪和情感的帮助下向目标靠近。一个被自卑感刺痛的人经常会使用这种方法，他试图积聚自己的力量，以某种未开化的野蛮方式来实现自己渴望达到的目标。
由于情绪和情感与人格的本质紧密相关，所以它们并不是某个人独有的特征，而是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所有人身上。每个人都会表现出某种特定的情绪，只需要把他带到适当的情境之中。我们可以称之为“情绪能力”。情绪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每个人都能体验得到。
一旦我们对一个人有了深刻的了解，那么不需要和他有实际的接触，就能想象出他惯常的情绪和情感。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灵现象会对身体产生影响，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身体和心灵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伴随情绪和情感出现的生理现象，会通过血管和呼吸器官的各种变化表现出来，比如脸色变红、脸色发白、脉搏加快和呼吸异常等。
分离性情感
愤怒
愤怒是追求权力和支配地位的真实缩影。它清楚地表明，其目的是迅速而有力地摧毁每一个挡在愤怒者面前的障碍。之前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一个愤怒的人是竭尽全力追求优越的人。这种对认可的追求，有时会演变成一种真正的权力迷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会发现任何有可能削弱他们权力感的微小刺激，都会使这些个体勃然大怒。他们相信（也许是由于之前的经验），凭借这种方法可以轻松地为所欲为并征服对手。这种方法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力水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有效。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难记起他们是如何通过偶尔的暴怒而重获威望的。
有些情况下，愤怒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但这些情况不在我们的考虑之列。我们所说的“愤怒”指的是有些人一直怀有这种情绪，将其作为一种习惯的、明显的反应。有些人实际上是愤怒成性，而且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方法来处理问题。这些人通常傲慢自大、极其敏感，不能忍受屈居人下或者与人平起平坐，他们必须高人一等才会开心。因此，他们的目光异常敏锐，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有人靠得太近，或者对自己不够尊重。与这种敏感经常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不信任的性格特征。这些人发现，信任别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发现，还有一些性格特征与这些人的愤怒、敏感及不信任相伴而生。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会害怕每一项重大任务，并因此无法使自己适应社会。如果得不到某个东西，他只会有一种反应方式。他表达抗议的方式通常会让周围人感到非常痛苦。比如，他可能会打碎一面镜子，或者毁坏一只昂贵的花瓶。如果他事后辩解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也不太会相信他的话。他想要破坏生活的欲望显而易见，因为他总是毁坏一些值钱的东西，从来不会把愤怒发泄在不值钱的东西上。他的行动无疑是有计划的。
尽管这种方法在较小的圈子里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只要这个圈子变大一点，这种方法就会失去效力。因此，这些愤怒成性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一直在与这个世界发生冲突。
伴随愤怒情绪呈现的外在态度十分普遍，以至于我们只要提到“暴怒”这个词，就能想象出一个性情暴躁之人的画面。他对这个世界的敌意态度是显而易见的。愤怒的情绪几乎意味着对社会感的完全否定。他对权力的追求表现得如此残忍，甚至置对手于死地也不难想象。通过分析观察到的各种情绪和情感可以实践我们关于人性的知识，因为情绪和情感是性格最清晰的指标。我们必须把所有暴躁、愤怒和刻薄的人都看作社会和生活的敌人。我们必须再次提请大家注意这个事实：这些人对权力的追求建立在他们自卑感的基础之上。任何认识到自己力量的人，都没有必要表现出这种攻击、暴力的动作和姿态。我们绝不能忽略这一事实。当一个人勃然大怒时，自卑和优越的全部姿态都会清楚地显现出来。愤怒是一种拙劣的把戏，是以他人的不幸为代价来抬高自己。
酒精是促使愤怒出现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通常，少量的酒精就足以产生这种效果。众所周知，酒精会减弱或解除文明的禁忌。醉酒的人会表现得好像从未受过教化一样。就这样，个体失去了对自我的控制，也不再顾及他人。当他清醒的时候，或许还能掩藏自己对他人的敌意，并竭力抑制自己的敌意倾向。一旦喝醉之后，他的真实性格就暴露出来了。这些与生活不能和谐相处的人容易嗜酒成性，这绝不是偶然的。他们在酒精中找到了某种安慰和忘却，同时也为自己没有达成目标找到了借口。
一般来说，孩子发脾气要比成年人频繁得多。有时，一件无关紧要的事就足以使孩子大发脾气。这是因为孩子的自卑感更加强烈，会以更明显的方式展示自己对权力的追求。一个愤怒的孩子实际上是在追求他人的认可。这样的孩子所遇到的每一个障碍，即使不是不可逾越的，也是难以克服的。
当愤怒超出了通常的谩骂和生气，实际上可能会伤害愤怒者本人。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顺带提一下自杀的性质。在自杀这一行为中，我们看到了个体试图伤害自己的亲人或朋友，以及因为遭受失败而想要报复自己。
悲伤
当一个人因丧失或被剥夺的经历而无法自我安慰时，就会产生悲伤这种情感。和其他情感一样，悲伤也是对不愉快或虚弱感的一种补偿，试图获得一种更好的处境。在这一点上，它的价值与愤怒类似，而不同之处在于：悲伤是不同刺激的产物，表现为不同的态度，用的是不同的方法。
与其他所有情感一样，悲伤中也存在对优越感的追求。一个愤怒的人试图提升他的自我评价，贬低自己的对手，他的愤怒直接指向某个敌人。而悲伤相当于从心灵前线退缩，这是其随后扩张的先决条件。在随后的扩张中，悲伤的个体实现了他的自我提升和满足。尽管与愤怒的情形有所不同，这种满足仍然是通过宣泄和指向周围环境的行动来实现的。悲伤的人经常怨天尤人，并通过这种抱怨使自己与同伴对立起来。虽然悲伤是人类的天性，但过分的悲伤则是对社会的一种敌对态度。
悲伤者的自我提升是通过周围人的态度来实现的。我们都知道，悲伤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如果其他人愿意为他们服务，同情、支持和鼓励他们，或者为他们的福祉做出实际的贡献，他们的处境就会变得更轻松一些。如果眼泪、哭泣和悲伤能使精神宣泄获得成功，那么很明显，悲伤者就会通过使自己成为现有秩序的法官、批评者或原告，从而凌驾于环境之上。这个“原告”因为悲伤而对环境提出越多要求，他对权力的诉求就越明显。于是，悲伤成了一条无可反驳的理由，将种种责任和义务强加给悲伤者的邻人。
这种情感清楚地表明了个体从软弱到优越的奋斗、维持自己地位的企图，以及对无力感和自卑感的逃避。
情感的滥用
情绪和情感是克服自卑感、提升人格并获得认可的宝贵工具，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它们的意义和价值。情绪表达的能力在心灵生活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一旦孩子明白可以通过愤怒、悲伤或哭泣来支配自己的环境（这些情绪来源于他的被忽视感），他就会反复地测试这种方法。这样一来，孩子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行为模式：他会对那些微不足道的刺激也做出典型的情绪反应。只要符合自己的需要，他就会利用这些情绪。沉溺于情绪是一种不良习惯，有时会演化成病态。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童年时期，我们会发现此人成年后会经常滥用自己的情绪。我们见过这样的人，他们以游戏的方式利用愤怒、悲伤和其他所有情绪，就好像它们是木偶一样。这种毫无意义且通常令人不快的行为剥夺了情绪的真正价值。当这些个体得不到某个东西，或者其支配地位受到威胁时，表演情绪就会成为他们习惯性的反应。他们用激烈的哭泣来表达悲伤，令人感到相当不快，因为这太像喧闹的个人宣传了。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给人的印象是竭力表现出悲伤，像是在跟自己比赛一样。
这种滥用有时也表现在一些生理现象上。众所周知，有些人会让愤怒影响到自己的消化系统，以至于他们发怒时会呕吐。这一机制更加明显地表达了他们的敌意。悲伤的情绪与拒绝进食也有类似的关系，以至于悲伤的人真的会“日渐消瘦”，名副其实地呈现出“悲伤的画面”。
对我们来说，这类滥用行为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触动了他人的社会感。一旦邻人对悲伤者表达出友好的情感，他们强烈的悲伤情绪就会停止。然而，有些人希望一直悲伤下去，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邻人才会表现出友谊和同情，他们的人格感才会得到切实的提升。
尽管愤怒和悲伤会让我们产生不同程度的同情，但二者仍是分离性的情感。它们并不能真正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事实上，它们会破坏社会感而使人们相互疏远。诚然，悲伤可以使人结合，但这种结合是不正常的，因为双方的贡献并不均衡。这会扭曲人们的社会感，迟早使另一方不得不付出更多！
厌恶
厌恶这种情感带有分离性因素，尽管不像其他情感表现得那么明显。从生理上来说，厌恶是由胃壁受到某种刺激而引起的。而除此之外，也存在把某种东西从心里“吐出来”的倾向和企图。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这种情感的分离性因素。随后的事件强化了我们的看法。厌恶是一种反感的态度。伴随着这种情感出现的愁眉苦脸意味着对周围人的蔑视，以及试图通过拒绝的姿态来解决问题。
这种情感很容易被误用，被当作摆脱不愉快处境的借口。人们很容易假装恶心，而一旦“感到”恶心，就必须要逃离自己所处的特定情境。没有哪种情感能像厌恶这样“召之即来”。通过特定的训练，任何人都能够表现出恶心。这样一来，一种无害的情感就成了对抗社会的有力武器，或者成了逃避社会屡试不爽的借口。
恐惧和焦虑
焦虑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这种情感有些复杂，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分离性的情感，而且跟悲伤一样也能与同伴建立一种单向的联系。一个孩子因为恐惧而逃离某种情境，但他会跑向另一个人的怀抱。焦虑机制并不直接表现出任何优越感——事实上，它似乎表明了一场失败。在焦虑中，一个人尽可能使自己显得渺小，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到这种情感连接性的一面，它同时带着一种对优越感的渴望。焦虑的人会逃离到另一种环境的保护中，并试图以这种方式使自己变得强大，直到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面对并战胜面前的危险。
在此，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生理情感。它反映了一种笼罩着所有生物的原始恐惧。人类由于天生的柔弱感和不安全感，尤其会遭受这种恐惧的影响。而且，我们对生活中各种困难的认识如此不足，以至于孩子们永远无法自行适应生活。其他人必须为孩子提供他所缺乏的东西。一个孩子在人生之初就会感觉到这些困难，生存的条件也开始对他产生影响。在努力补偿不安全感的过程中，他总是面临失败的危险，从而形成了一种悲观的哲学。因此，他最主要的性格特征就变成了渴望得到周围人的帮助和关心。生活的问题越是无法解决，他就越是变得小心谨慎。如果迫使这些孩子迎难而上，他们会时时盘算着如何撤退和逃跑。由于总是准备着撤退，所以他们最明显的性格特征自然就是焦虑这种情感。
我们在这种情感的表现方式中看到了对抗的端倪，正如在拟态现象[12]中那样，这种对抗既不是进攻性的，也不是直截了当的。当这种情感发生病理性演变时，我们有时会清晰地看到心灵的运作。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明确地感觉到，焦虑的个体如何伸出求助之手，试图把另一个人拉向自己，把他拴在自己身边。
对这种现象的进一步研究，就把我们引向了之前讨论焦虑这种性格特征时探讨过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个体：他需要别人的支持，需要别人的时刻关注。事实上，这类似于一种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仿佛必须有人在场来帮助和支持这个焦虑的人。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发现，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得到特别的认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由于与生活不充分、不正确的接触），所以他们会以激烈的方式要求得到特权。
无论多么想要他人的陪伴，这些人都没有多少社会感。但是如果他们表现出焦虑和恐惧，就可以再次创造自己的特权地位。焦虑能够帮助他们逃避生活的要求，并奴役周围的所有人。最终，焦虑会渗透到他们日常生活的各种关系中，并成为他们行使支配权的最重要工具。
连接性情感
快乐
快乐显然是缩短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桥梁。快乐与孤独势不两立。快乐的表现——正如在寻找伙伴、相互拥抱等行为中所体现的——通常出现在那些想要一起玩耍、合作和享受的人身上。欢乐是一种连接性的态度。可以说，这就像向同胞伸出了一只手。它类似于将温暖从一个人身上辐射到另一个人身上。所有连接性的因素都可以在这种情感中看到。
的确，我们又在讨论这样的人：他们试图克服不满足感或孤独感，以获得某种程度的优越感，遵循的是那条我们常说的“人往高处走”的路线。事实上，快乐可能是克服困难的最佳体现。欢笑可以释放能量，使人自由，它与快乐如影随形，可以说，它代表了这种情感的基石。它超越了个人界限，满载着对他人的同情。
但是，这种欢笑和快乐也可能因个人目的而被滥用。因此，一个害怕产生虚无感的病人在听到地震的消息时，可能会表现出快乐的样子。在悲伤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无力感。因此他从悲伤中逃离，试图靠近悲伤的反面——快乐。另一种对快乐的滥用是对他人的痛苦感到快乐。在不合时宜的时间或地点表现出的快乐，是对社会感的否定和毁灭，它仅仅是一种分离性情感、一种征服的工具。
同情
同情大概是社会感最纯粹的表达方式。只要我们在一个人身上发现同情，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他具有成熟的社会感，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情感来判断，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使自己融入群体。
比同情本身更常见的，也许是人们对它的滥用。有人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很有社会感的人，这种滥用本质上是在哗众取宠。因此，有些人在灾难发生时涌向现场，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轻易地获得一种名声，而实际上并没有做任何事情来帮助灾民。还有一些人似乎非常乐于追踪他人的不幸。那些以同情和施舍为己任的人无法放弃自己的活动，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在制造一种优越感，让自己感觉比那些正在接受帮助的可怜的受害者更优越。对人性有着深刻认识的拉罗什富科曾说过：“我们总是准备从朋友的不幸中找到某种程度的满足。”
把同情与我们对悲剧的欣赏联系起来是错误的。有人说，台下的观众会感觉自己比台上的角色更圣洁。这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情况，因为我们对悲剧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自我认知和自我教育的渴望。我们并没有忽视这只是一场戏的事实，我们是在利用这场演出鞭策自己为生活做好准备。
谦逊
谦逊既是一种连接性情感，也是一种分离性情感。这种情感也是社会感结构的一部分，与我们的心灵生活密不可分。如果没有这种情感，人类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当一个人的人格价值将要受到质疑时，或者他有意识的自尊可能要丧失时，谦逊的情感就会出现。这种情感会强烈地传递给身体，并导致外周毛细血管的扩张。皮肤毛细血管充血一般表现为脸红。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脸部，但也有些人全身都会发红。
谦逊的外在表现是一种退缩。这是一种自我孤立的姿态，伴随着轻微的抑郁，准备随时逃离威胁性的处境。低眉垂眼和扭扭捏捏都是准备逃离的动作，这清楚地表明谦逊是一种分离性情感。
像其他情感一样，谦逊也可能被滥用。有些人很容易脸红，以至于他们与同伴之间的所有关系都会受到这种分离性行为的破坏。当谦逊被这样滥用时，其作为一种隔离机制的作用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12]指一种生物在形态、行为等特征上模拟另一种生物，从而使自己受益的生态适应现象。*
第二部分
人类行为
1
心灵是什么
心灵的概念
我们认为，只有会动的、活着的有机体才有心灵。心灵活动和自由行动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那些扎根不动的有机体不需要心灵。如果生长在地上的植物也有情感，也会思考，那将是多么不可思议！如果一株植物能够感受到痛苦，却无法逃避痛苦，或者它能够预感到伤害，却无法躲避伤害，那将是多么可怕！如果植物拥有理性和自由意志，同时又无法运用它的意志，那将是多么荒谬！在这种情况下，植物的意志和理性必将凋零。
行动和心灵活动之间有着明确的因果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将动物和植物区别开来。因此，在心灵活动的发展中，我们必须把一切与行动有关的因素考虑进来。与有机体位置变化有关的一切困难，都要求心灵能够预见未来、积累经验和发展记忆，这样有机体才能更好地适应生存。
因而，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断言：心灵活动的发展与行动是联系在一起的，心灵所获得的一切发展和进步，都是以有机体的自由行动为前提的。这种行动会刺激、提高心灵活动的强度，并始终要求它有更高的强度。想象有这样一个人，如果我们能预测他的每一个动作，那么可以说，他的心灵活动已经停滞。正所谓：“唯有自由能造就巨人，强制只会扼杀和毁灭生命。”
心灵的功能
如果从上述角度来看心灵的功能，我们就会意识到，这里正在讨论的是一种遗传能力的进化。它来自一个既可进攻又可防守的器官，有机体正是利用这一点，对自己所处的情境做出反应。心灵活动整合了既进攻又防守的机制，最终目的是保证有机体能够在地球上生存，并安全地获得发展。只有承认了这个前提，才会产生进一步的讨论，我们认为这对于真正理解灵魂的概念是必需的。我们无法想象孤立的心灵活动。心灵活动必然与环境紧密相连，它接受外界的刺激，并以某种形式做出回应。它舍弃那些不利于保护有机体免受外界侵害的能力和本领，或者以某种方式与那些侵害的势力紧紧相依，从而保证有机体的存活。
由此可见，心灵与外部环境之间有着多种关系。这涉及有机体本身，例如人类的个性特征、身体素质和优势缺陷等。这些都是完全相对的概念，因为某种能力或某个器官是优是劣，都是相对而言的。它们的价值只能根据个体所处的情境来确定。众所周知，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脚其实是“退化”的手。对于需要攀爬的动物来说，这样的脚无疑是一种劣势，但对于在平地上行走的人来说，它却是一种优势——没有人会想要“正常的”手而舍弃“退化的”脚。事实上，在个人的生活中，正如在所有人的生活中一样，劣势不应被视为一切罪恶之源。只有情境才能决定它们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只要想一想宇宙与人类心灵活动间的关系多么错综复杂——宇宙中的昼夜交替、阳光照耀、原子运动，都与人类的心灵活动有关——我们就能意识到情境因素对心灵活动的影响有多大。
心灵的目标
我们在心灵的倾向中发现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些运动都指向一个目标。因此，我们不能把人类的心灵看作静态的整体。我们只能把它想象成一个由各种运动力量组成的综合体。这些力量源于某个统一的原因，追求某个单一的目标。这种目的性、这种对目标的追求，是“适应”这一概念所固有的。因此我们只能认为，心灵活动是有目标的，它的所有运动都指向这个目标。
人的心灵活动是由他的目标决定的。人类之所以会思考，有感受、意志和梦想，就是因为有一个始终存在的目标，它决定、延续、修正和指引着这些活动。当然，这是因为有机体必须调整自己，并对环境做出反应。人类生活中的这些身体和心灵现象，都建立在前文已阐明的基本原理之上。如果没有一个始终存在的目标——这个目标本质上由生命的动力所决定，那么心灵的发展是无法想象的。至于这个目标本身，它是变化的或静止的都可以。
在这个基础上，心灵活动中的所有现象，都可以被认为是在为未来的某个情境做准备。在心灵活动中，除了朝向某个目标的力量，几乎不可能发现别的东西。从个体心理学角度来看，人类心灵的所有表现似乎都是朝向某个目标的。
知道了个体的目标，也知道了世界的基本情况之后，我们还必须了解一个人生命中的行动和表现的意义，了解它们对于实现目标有什么价值。心灵并不遵循什么自然法则，因为一个人的目标总是在变化。但是我们仍然必须知道，个体为了实现他的目标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就像如果扔出一块石头，我们知道它的落地轨迹一样。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心灵必然不可抗拒地追随这个目标，如同它受制于某种自然法则一样。支配心灵活动的法则确实存在，但这是一条人为的法则。如果有人觉得自己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心灵法则”的存在，那么他就被表象欺骗了。当他认为可以证明环境之于心灵存在决定性的规律时，他已经暗中做了手脚。假如有一位画家想创作一幅画，人们便把有这一目标的人的所有特质都加在他身上。他会做出所有必要的动作，这些动作会带来必然的结果，仿佛有自然法则在起作用一样。但是，画家创作这幅画，真的是受到外力的作用吗？
自然界的运动和人类心灵的活动是有区别的。所有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都依赖于这一点。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没有自由意志。确实，人类的意志一旦服务于某个目标，就会被束缚起来。既然人类与宇宙、动物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了这个目标，那么，心灵活动看起来好像受制于某些不可改变的法则，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让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否认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并且排斥这种关系，或者拒绝让自己适应生活的现实，那么，所有这些所谓的法则都会被他抛弃，而新的目标将会决定新的法则。同样，当一个人对生活感到困惑，并试图消除对同胞的所有感情时，社会生活的法则也将无法约束他。因此，我们必须断言：只有在设定了某个目标之后，心灵活动才必然产生。
换句话说，我们完全有可能根据个体当前的活动，推断出他的目标。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很少有人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在实际操作中，要想获得关于人的知识，这是必须采取的做法。由于人的活动可能含义丰富，所以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简单。不过，我们可以选取个体的若干运动进行比较，并用图表的方式来加以呈现。我们可以把表现心灵生活明确态度的两个点连起来，得到的一条曲线便记录了时间上的差异，由此我们便可对一个人有所了解。运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获得对整个生命的统一印象。
下面我们将举例说明，如何在一个成年人身上重新发现一种童年模式，这种童年模式与他当前的态度惊人地相似。
一名三十岁的男子个性积极进取，在成长的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获得了成功和荣誉。有一天，他在极度抑郁的情况下去看医生，对医生说自己不想工作，也不想活了。这名男子解释道，他正准备订婚，但对未来充满了疑虑。他被强烈的嫉妒心所折磨，因而这份婚约也有可能解除。
他为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列举的事实并不能令人信服。因为那位年轻的未婚妻是无可指摘的，所以他表现出来的明显的不信任，反而使我们对他产生了怀疑。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被另一个人所吸引，去接近对方，但很快又会采取一种攻击的态度，亲手毁掉他们本来要建立的关系。
现在，让我们按照前文提到的方法，把这位男子的生活方式绘制成图表。我们从他的生活中选取一个事件，然后尝试将其与他当前的态度联系起来。根据经验，我们通常会要求当事人说出自己最早的童年记忆，尽管我们知道不见得能证实这段记忆的真实性。他最早的童年记忆是这样的：他和弟弟及母亲在一个市场里，因为周围嘈杂拥挤，所以母亲把当哥哥的他抱了起来。当她发现自己搞错了，又把他放下来，抱起了年纪较小的弟弟。于是，我们的这位患者就在人群中被挤来挤去，茫然无措——毕竟他当时也才只有四岁。
听他回忆这段往事，再比较他对现状的抱怨，我们发现了相同的问题所在：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那个受宠爱的人，同时一想到别人会受到宠爱，他就无法忍受。当我向他指出两者的关联时，这位患者大为震惊，立即明白了这种关系。
每个人的行为都指向某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取决于环境最初给予孩子的印象和影响。每个人的理想状态，也就是他的目标，可能在他出生后的几个月里就形成了。早在那个时候，某些感觉就已在起着一定的作用，激起孩子快乐或不适的反应。此时，一种人生哲学渐渐显露痕迹，尽管是以最原始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一个人还是婴儿的时候，影响心灵活动的基本要素就已经确定。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可以被调整、影响或改造。很快，各种各样的影响就会迫使孩子形成一种明确的生活态度，并决定他对生活中的问题做出何种反应。
有些研究者认为，成年人的性格特征在婴儿期就已很明显，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经常认为性格具有遗传性。但是，认为性格和人格遗传自父母，这个观点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这妨害了教育者的工作，挫伤了他们的信心。人们认为性格是遗传而来的，真正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个借口可以使教育者简单地把学生的失败归咎于遗传因素，以此来逃避自己的责任。毫无疑问，这与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
我们的文明为确定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它设置了界限，让孩子在一定范围内不断尝试，直到他找到一条实现自己愿望的途径，这一途径既能保证他的安全，又能使其适应生活。也许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要适应我们的文化现状究竟需要多少安全感。我们所说的“安全”，不仅指相对危险而言的安全，而且指更进一步的安全系数——保证人类有机体在最佳条件下继续存活。这有点像我们在谈论一台精密机器良好运转时所说的“安全系数”。为了获得这种安全系数，孩子往往要求得到“额外的”安全，不仅超过了他满足本能所需要的限度，而且超过了平稳发展的需求。这样一来，他的心灵生活中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运动。很明显，这种新的运动是一种支配和超越他人的倾向。
像成年人一样，孩子也想超过所有的对手。他会不甘人后，力争上游，这种优势将给他带来安全感，并使他能适应生活，而这与他先前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他的心灵生活中会涌现出某种不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安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我们假设当今世界需要人们做出更强烈的回应。如果在这个危急的关头，孩子不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他就会设法逃避问题，并编造各种借口，而这一切只会强化他内心对荣耀的渴望。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当前的目标往往就变成了逃避所有的困难。他会变得畏惧困难，或者设法从困境中逃脱，以暂时逃避生活对他的要求。我们必须了解，人类心灵做出的反应并不是最终的反应，也不是绝对的反应：每一种反应都只是部分的反应，都只是暂时地有效，而不应该被视作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儿童心灵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所面对的只是一种暂时的目标状态。我们不能用衡量成人心灵的标准来衡量儿童的心灵。在面对孩子时，我们必须看得更远，并猜测他的精力和活动最终会把他引向何种状态。如果进入孩子的心灵，我们就能明白，他所有力量的表达都符合自己心中的理想。这个理想是孩子为自己创造的，可以帮助他适应生活。
如果想知道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些行为，我们就必须站在孩子的立场来看问题。与孩子立场相关的情感基调，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指导着他。其中有一种是乐观的基调。乐观的孩子往往充满自信，相信自己能够轻松地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他长大后会有这样的性格特征——认为生活中的各项任务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在这个孩子身上，我们会看到勇气、开放、坦率、责任、勤奋等品质的发展。与此相反，则是形成悲观主义的倾向。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孩子不相信自己能够解决问题，那他的目标会是什么样的！对这个孩子来说，世界该是多么凄凉！在他身上，我们将会看到懦弱、内向、不信任，以及所有弱者用来保护自己的性格特征。他的目标不仅会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而且一点都不切实际，无法帮助他适应生活。
2
心灵活动的社会性
要知道一个人的想法，我们必须考察他与别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受制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由宇宙的本质所支配的，因此会随之变化；另一方面，它受制于一些惯有的制度，比如社会或国家的政治传统。如果不了解这些社会关系，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的心灵活动。
绝对的真理
人的心灵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活动，因为它必须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它的行动路线。这些问题与人类社会生活的逻辑密不可分。社会生活的基本状态影响着个体，但它本身很少受到个体的影响，即使有影响，也只是一定程度上的。然而，社会生活的现状也并非最终定局。这些状况十分复杂，也容易发生变化。此外，我们都深陷人际关系的网络，无法洞察心灵问题的幽暗面，因而很难彻底理解它。
要摆脱这种困境，唯一的方法就是，承认社会生活的逻辑是这个星球上存在的终极真理。我们作为人类，组织不够健全，能力也受到限制，因而会产生错误。当我们改正之后，就会逐步接近这一真理。
我们要考虑的一个方面是社会的物质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此做过描述。根据他们的理论，一个民族赖以生活的经济基础和技术形态，决定了“理想的、合理的上层建筑”，也就是个体的思维和行为。我们所说的“人类社会生活的逻辑”和“绝对真理”，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个观点是一致的。然而，历史和我们对个体生活的洞察（即个体心理学）告诉我们，个体有时候会因为权宜之计，对某种经济状况的要求做出错误的反应。在试图逃避这种经济状况时，一个人可能会深陷自己的错误反应所编织的大网之中。在通往绝对真理的道路上，我们将会带领大家跨越无数个类似的错误。
我们需要社会生活
社会生活的规则就像气候的规律一样不言自明。气候规律要求人们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为了抵御寒冷，就要建造房屋。社会生活的强制性存在于制度中，我们并不需要完全理解这种制度形式。例如在宗教中，神圣的社会规则成了社会成员之间的纽带。如果说我们的生活状况首先受到了宇宙的影响，那么人类的社会生活以及其中的规章制度，则产生了进一步的制约。社会的需求调节着人们之间所有的关系。人的社会生活优先于他的个体生活。在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不是建立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哪个人能够离开人类社会而单独存在。这一点很容易解释。整个动物王国都证明了一条基本法则：如果某个物种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就会通过群居来获得新的力量。
群居的本能为人类提供了很大帮助，人类为对抗严酷的环境而发展出的最值得称道的工具，就是心灵。社会生活中处处可见心灵的作用。达尔文很早就注意到：弱小的动物不可能独自生活。由于人类同样不够强壮，无法独自生存，我们不得不把人类也归于弱小动物之列。人对大自然几乎毫无抵抗之力。为了在这个星球上继续存活，人们必须借助许多工具来辅助自己弱小的身体。想象一下：一个孤零零的人，没有任何文明的工具，身处原始森林中，那会是怎样的情景！他会比其他任何生物都更力不从心。他没有其他动物的速度和力量，没有食肉动物的尖牙利齿，没有灵敏的听觉，没有敏锐的视力，而这些都是生存斗争中所必需的。人类需要大量的工具来保证自己的存活。他的营养需求、身体构造和生活方式，都需要一套严密的保护计划。
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只有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下，一个人才有可能维持生存。这些有利的条件是社会生活所给予他的。社会生活成了一种必需，因为社会和劳动分工使所有的个体都服从于集体，从而确保了人类物种能够继续存在。“劳动分工”是文明的代名词，只有通过劳动分工，人类才能获得进攻和防御的工具，捍卫自己的财产。只有学会了劳动分工，人类才懂得如何维护自己。想象一下生孩子的艰难和孩子出生后所需要的种种照料吧！只有在劳动分工的前提下，这种关怀和照料才可能实现。再想想人类的肉体所要承受的种种疾病（尤其是在婴儿期），你就会对人类生活中所需要的特殊照料有所了解，就会对社会生活的必要性有所领悟了！社会生活是人类延续生存的最佳保障！
安全与适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自然的角度来看，人是一种低等的生物。这种自卑感和不安全感不断出现在人类的意识中。它时时刺激着人类去发现更好的方法和手段，从而使自己适应自然。这一刺激迫使他寻求这样一种环境，即能将人类生活的不利状况全部消除，或者降到最低程度。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个能够对适应过程和安全感产生影响的心灵器官。通过增加解剖学意义上的防御武器，比如尖角、利爪或利齿，很难使原始的半人半兽变成一种新的生物，前者将在与自然的战斗中精疲力竭。只有心灵器官才能迅速提供急救，并弥补身体器官的缺陷。正是这种自卑感的刺激，培养了人类的远见和谨慎，使他的心灵演化成一个能思维、有感觉和可行动的器官。由于社会在适应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心灵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必须考虑社会生活的条件。心灵的所有能力都是在同一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基础就是社会生活的逻辑。
毫无疑问，人类心灵的发展离不开逻辑概念，以及它内在所包含的普遍适用性。只有普遍适用的，才是合乎逻辑的。社会生活的另一个工具是发音清晰的语言，这一奇迹使人区别于其他动物。语言现象清楚地表明了它起源于社会，它同样无法脱离“普遍适用性”这个概念。对一个单独生活的个体来说，语言是绝无必要的。只有在社会中，语言才被证明是合理的。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社会中个体之间的纽带。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可以在一些人身上找到证据。这些人的成长环境使他们很难或根本不可能与他人接触。其中一些人由于个人原因而逃避与社会的所有联系，另一些人则是环境的受害者。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们都遭受着语言缺陷或障碍的痛苦，并且永远无法获得学习另一门语言的能力。似乎只有在人际交流不受阻碍的情况下，语言的纽带作用才能形成并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