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在人类心灵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只有在具备语言的前提下，逻辑思维才成为可能。同时，语言给了我们建立概念和理解价值差异的可能性。概念的形成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整个社会的事。只有在普遍适用性的前提下，我们的思想和情感才能被他人理解。我们对于美的欣赏，也建立在对美的认知、理解和感受的普遍适用性上。由此可见，思想和观念就像理性、知性、逻辑、伦理和审美一样，都起源于人类社会生活；同时，它们又是个体之间的纽带，可以避免文明的解体。
欲望和意志也可以理解为人类个体境况的一个方面。意志只不过是服务于自卑感的一种倾向，是获得令人满意的适应感的一种手段。行使“意志”则意味着感受这种倾向并付诸行动。每一个自发的行动都始于一种自卑感，其结果都走向一种完满的状态。
社会感
现在我们便可理解，确保人类生存的所有规则，比如法规、图腾、禁忌、迷信和教育，都必须受制于社会的观念并合乎社会规范。我们已经以宗教为例研究了这个观点，并且发现无论对个体还是社会而言，适应群体都是心灵最重要的功能。我们所谓的公正和正直，我们认为人类品格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在本质上不过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这些条件塑造了人的心灵，并指导着它的活动：责任、忠诚、坦率、热爱真理等美德，只有通过社会生活的普遍适用性原则，才能够形成并保持下去。
我们只能从社会立场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是好是坏。人的性格就像科学、政治或艺术上的任何成就一样，只有在证明了它的普遍价值之后，才会变得引人注目。我们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主要是由他对于全人类的价值来决定的。我们通常拿某个人与理想人物做比较，这个理想人物能够以对社会普遍有用的方式，克服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和困难，他是一个社会感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人。在我们后面的阐述中，这一点将变得越来越明显：任何一个健全的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必须培养一种与人相交的深刻意识。
3
儿童与社会
社会要求我们承担某些义务，这些义务影响着我们生活的形态和规范，也影响着我们心智的发展。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交点，可以在人类的两性关系中找到。生命冲动的满足、安全感的获得以及幸福的保证，并不存在于孤立的男女当中，而是存在于两性的共同生活当中。当我们观察儿童的缓慢发展时，可能就会确信：如果没有社会的保护，人类的生命就无法进化。生活中的各种义务本身使劳动分工成为必需，这种分工不仅不会使人们相互隔离，反而会加强他们之间的联系。
每个人都必须帮助他的邻人。每个人都必须感到自己与他人是密切相连的。人与人之间不可或缺的关系，就是这样产生的。现在，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讨论这些关系，这是一个婴儿在出生时就要面对的。
婴儿的处境
每一个依赖社会的孩子都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既给予又索取的世界，既期望人去适应，又满足人的需求。他的本能因为遭遇障碍而无法得到满足，而克服这些障碍则会给他带来痛苦。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有些人可以更彻底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并且对生活有更充足的准备。儿童的成长环境要求他有一个具有整合功能的器官，可以说，他的心灵就是在这种情境之下诞生的，心灵的功能就是使他过上正常的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心灵会评估每一个情境，并指引有机体走向另一个情境，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他的本能，并将可能的摩擦降到最低限度。
这样一来，他可能会高估打开一扇门所需要的体形，高估搬动重物所需要的力气，高估别人发号施令所需要的权力。他的心灵中开始产生一种成长的渴望，变得跟别人一样强壮，甚至比其他所有人都更强壮。控制自己周围的那些人，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目标。身边的年长者虽然认为他年幼、弱小，却因此觉得对他负有义务。于是，他面临两种可能的行动：一方面，继续模仿成年人都在使用的方法和活动；另一方面，继续展示自己的柔弱，让那些成年人觉得必须帮助他。我们会在儿童身上不断看到心灵的这两种倾向。
一个人的性格类型，就是在这个早期阶段形成的。有些孩子的发展方向是获得权力和高超的技能，从而获得别人的赞赏和认可。有些孩子则恰恰相反，他们努力以各种方式展现自己的柔弱。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某个孩子的态度、表情和举止，就可以发现他属于哪种性格类型。只有当我们了解了每种类型与环境的关系，这种区分才有一定的意义。任何一个孩子的行为，通常都会反映出环境的影响。
孩子的可塑性，就在于他努力弥补自己弱点的过程之中。无数的才华与能力，都源于这种自卑感。生活呈现给孩子的情况因人而异。在某些案例中，环境对孩子而言充满敌意，并让他感觉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敌人。儿童思维过程的不够全面，使他产生了这种看法。如果他所受的教育不能阻止这种谬误，那么这个孩子的心灵就会沿着这条路线发展，在以后的人生中，他总是把整个世界都当作敌人。一旦他在生活中遇到更大的困难，这种敌意就会加剧。这种情况常常出现在身体有缺陷的孩子身上。这些孩子对环境表现出来的态度，跟那些身体相对正常的孩子完全不同。所谓的身体缺陷，可能表现为运动障碍、某个器官不健全，或者整个肌体抵抗力弱而经常生病。
孩子在面对世界时遇到困难，并不一定仅仅是由身体缺陷引起的。愚蠢的环境对孩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或者提出这些要求时的方式令人遗憾，与他在环境中遭遇实际困难是相差无几的。一个渴望适应环境的孩子，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面临重重困难，尤其是如果他成长的环境本身就没法给他灌输勇气，而且弥漫的悲观情绪很快传染到这个孩子身上，就更是如此了。
困难带来的影响
考虑到孩子面临的困难来自四面八方，他的反应并不总是恰当，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心灵习性发展的时间很短，同时，他发现自己必须适应不可改变的现实条件，而他的调节技能还不够成熟。每当我们觉得对环境做出了错误的反应，都会发现自己的心灵在不断地做着发展的尝试，以便做出正确的反应并在人生中取得进步，就像一场永不停止的实验。在孩子的行为模式中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他在成长过程中面对特定情境时的反应类型。他的反应态度让我们能够洞察他的心灵。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个体的反应就像社会的反应一样，都不能根据单一的模式做出判断。
孩子在心灵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障碍，通常会扭曲他的社会感，或者导致社会感的萎缩。这些障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物质条件的缺乏，比如他在经济、社会、种族或家庭等方面的异常情况；另一类则是由于他身体器官的缺陷。我们的文明建立在器官健全且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因此，如果孩子的重要器官存在缺陷，他在解决生活问题时就会处于不利地位。
那些很晚学会走路的孩子、很晚学会说话的孩子、有任何行动障碍的孩子、因为大脑发育迟滞而表现笨拙的孩子，都属于这一类别。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孩子经常走路跌跌撞撞，动作迟缓而笨拙，而且在身体和心灵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很显然，这个世界对他们缺乏温情，也不适合他们生存。像这样因为发育不健全而导致的困难，实在不胜枚举。当然，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如果心灵遭受的痛楚没有让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感到绝望，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可能会自行建立一套补偿机制，不会留下任何心灵创伤。此外，如果经济上陷入困境，可能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对有缺陷的孩子来说，他们很难理解人类社会中的既定规则，这是意料之中的。他们会用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身边出现的机会，并倾向于将自己封闭起来，逃避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他们对生活中的敌意尤其敏感，而且会不自觉地夸大这种感觉。他们更多地看到生活中痛苦的一面，而不是光明的一面。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这两个方面都估计过高，因此终其一生都在与生活战斗。他们要求他人给予自己极大的关注，当然，他们也更关注自己而不是他人。他们认为生活中那些必要的义务更多的是障碍，而不是激励。由于他们对他人充满敌意，所以他们与环境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现在，他们对待每一次经历都过分谨慎，每一次接触都使他们离事实和真相越来越远，并不断地给自己制造新的困难。
如果父母没有对孩子表现出应有的温情，也会出现类似的困难。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对孩子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孩子形成的态度会变得根深蒂固，以至于既不能识别爱，也无法恰当地表达爱，因为孩子的温情本能没有得到培养。如果一个孩子在温情从未得到恰当发展的家庭中长大，那么让他表现出任何形式的温情都将是困难的。他的整个人生态度将是一种逃避的姿态，逃避所有的温情和爱。那些轻率的父母、教育者或其他成年人在教育孩子时，也可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他们给孩子灌输一些有害的格言，让孩子觉得爱和温情是不正常的、可笑的或缺乏男子气概的。我们经常发现有人这样告诉孩子：温情是荒唐可笑的。在经常被嘲笑的孩子中，这种情况更加常见。这些孩子害怕表达情感或感受，因为他们觉得，倾向于对别人表达爱是可笑的、缺乏男子气概的。他们抵制正常的温情，仿佛这会奴役他们或让他们丢脸一样。
因此，孩子爱的边界可能在童年早期就已设定好了。在这种压抑所有温情的野蛮教育下，孩子会从自己的环境中退缩，并一点一点地丧失与环境的接触，而这种接触对他的心灵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有时候，环境中的某个人给他提供了和谐相处的机会，这个孩子就会与他建立深厚的友谊。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他的社会关系只指向某一个人，他的社会倾向永远不能包容更多的人。前面提到的那个男孩，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当这个男孩注意到母亲只对弟弟表现出温情时，他感觉自己被忽视了。因此在以后的人生中，他四处彷徨，试图寻找自己从小就失去的温情和关爱。这个例子说明了这类人在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不必说，这类人所接受的教育是压制型的。
伴随过多温情的教育，与缺乏温情的教育一样有害。娇生惯养的孩子和被嫌恶的孩子一样，都会遭遇巨大的困难。在这种教育中，孩子对温情的渴望一开始就会超出所有的界限；其结果就是，倍受宠爱的孩子强烈依附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并拒绝与他们分离。温情的价值在各种错误的经历中被扭曲放大，以至于孩子得出结论：他的爱可以迫使成年人为他承担某些隐性的责任。这个目的很容易达到，孩子只需要对父母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你必须做这个或那个。”这种武断的社会教条经常在某些家庭圈子内滋生。孩子一旦在别人身上看到这种倾向，就会表现出更多的温情，从而使别人更依从他。
这种对某个家庭成员产生浓厚温情的现象，我们一定要多加留心。毫无疑问，这样的教育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危害。他以后可能会不择手段地努力获取他人的温情。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会利用一切可行的方法；他可能会试图征服自己的对手（兄弟或姐妹），或者整天搬弄是非来打击他们。这样的孩子实际上会煽动他的兄弟去做坏事，以彰显自己的光辉和正直，从而得到父母的宠爱。他会对父母施加一定的社会压力，以便父母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会竭尽全力，直至自己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显得比任何人都重要。他可能很懒惰，也可能很顽劣，唯一的目的就是让父母一直围着自己转；他也可能变成一个模范儿童，因为他认为得到别人的关注是一种奖赏。
在讨论了这些心理机制之后，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一旦心灵活动的模式固定下来，一切都可能成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孩子既可能会往邪恶的方向发展，也可能成为一个模范儿童，但心怀的是同一个目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些孩子通过特定的调皮捣蛋来寻求关注，有些孩子则更加精明，通过特定的美德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这些被宠爱的孩子还可能成为这样的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障碍都已经被扫清，他们的能力以一种友好的方式被贬低，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去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些孩子实际上被剥夺了一切机会，无法为将来的生活做必要的准备。他们没有准备好与愿意跟他们接触的人交往，当然更没有能力与没有主动意愿的人交往——那些人由于自己童年的困境和错误，在人际交往的道路上设置了障碍。这些孩子对生活完全没有准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练习征服困难。一旦踏出家庭这个温室一样的小小王国，他们几乎必然遭受失败，因为他们不可能再找到任何愿意为其承担责任和义务的人——像对他们宠爱有加的父母那样的人，即使能找到，也达不到自己熟悉的那种程度。
所有这类现象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或多或少会使孩子孤立于社会。胃肠道有毛病的孩子，会对营养有一种特殊的态度，并因此在这方面经历与正常孩子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有身体缺陷的孩子会有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最终使他们与他人隔绝。还有一些孩子不清楚自己与环境的关系，从而在现实中竭力回避环境。他们找不到同伴，所玩的游戏也与别人截然不同。他们要么嫉妒同伴，要么鄙视同龄人的游戏，把自己关在屋里玩自己的。
在严格教育的压力之下长大的孩子，同样也有陷入孤立的危险。在他们看来，生活并非阳光普照，因为他们预期生活中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他们要么觉得自己必须忍受一切困难，谦卑地承受所有痛苦，要么感觉自己是个斗士，时刻准备着与他们觉得充满敌意的环境斗争。这些孩子会感到生活及其任务都太难以应付。不难理解，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忙着捍卫自己的个人疆界，以免自己的人格遭遇失败。我们可以猜想，在这些孩子眼里，外部世界总是不友好的。由于过分的小心谨慎，他们产生了逃避一切更大困难的倾向，不愿意将自己置于可能失败的境地。
倍受宠爱的孩子们还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他们总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重要。这是他们的社会感发展不够充分的标志。从这种性格特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走向悲观主义世界观的整个过程。如果无法为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找到解决方案，他们是不可能幸福的。
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
我们已经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说明这一点：只有把个体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看待、评价，我们才能理解他的人格。这里我们所说的“情境”，是指个体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他对周围环境和生活问题的态度，比如职业上的挑战、与其他人的相处合作等，这些都是他的存在中所固有的。由此我们得以确定，个体在婴儿早期所经历的深刻印象，会影响他整个一生的态度。婴儿出生几个月之后，我们就可以断定他以后会有怎样的人生态度。出生几个月后，我们就不可能把两个婴儿的行为混淆，因为他们已经表现出很明确的模式，而且随着他们的成长，这种模式会变得越来越清晰。一切千变万化，都在这个模式之内。
慢慢地，孩子的心理活动会越来越受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与生俱来的社会感在他早期对温情的追求中初见端倪，这种追求促使他寻求与成年人亲近。孩子的爱总是指向他人的，而不是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指向自己的身体。每个人对性欲的追求，在强度和表现形式上都不尽相同。在两岁以上的孩子身上，这些差异可以表现在他们的语言中。只有在最严重的精神病理性退化的压力之下，这种扎根于儿童心灵深处的社会感才会弃他而去。这种社会感会伴随人的一生，在某些情况下也许会发生改变、扭曲或受到限制；在另一些情况下也许会被扩展、放大，直到它不仅涉及个体的家庭成员，而且涉及他的家族、国家乃至全人类。这种社会感还可能跨越这些界限，延伸至动物、植物、无生命物体乃至整个宇宙。我们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必须将人看作一种社会性存在。一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获得了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辅助。
4
我们生活的世界
如何认识世界
由于每个人都必须适应环境，所以人的心灵具有从外部世界接受印象的功能。此外，心灵还会根据它对世界的特定理解，沿着在童年期就已确立的理想行为模式，追求某个特定的目标。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地表达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解读，以及所形成的目标，但是可以将其描述为一种始终存在的氛围，它与一个人的缺陷感形成鲜明对比。只有当一个人有目标时，心灵的活动才能发生。我们知道，目标的构建是以改变的能力和自由的行动为前提的。自由行动所带来的心灵丰盛是不可低估的。孩子第一次从爬行到站立，便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一瞬间，他隐约感觉到这个世界的“敌意”。在他第一次尝试行动的时候，尤其是在站起来和学走路的时候，他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这些困难会强化或摧毁他对未来的希望。那些在成人看来微不足道或普通平常的印记，却可能对孩子的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完全塑造他对这个世界的印象。
因此，在运动方面有困难的孩子，他们的理想可能是能够进行激烈而迅速的运动。通过询问他们最喜欢什么游戏，或者长大之后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发现他们的这个理想。通常这些孩子会回答说，他们想成为汽车司机、火车司机之类的人，这清楚地表明，他们渴望克服每一个妨碍自己自由行动的障碍。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达到这样一个境界：通过完全的行动自由，将自卑感和束缚感一扫而光。我们不难理解，发育迟缓或体弱多病的孩子很容易产生这种束缚感。同样，天生视力存在缺陷的孩子，会尝试用更强烈的视觉概念来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听觉存在缺陷的孩子，会对某些听起来更悦耳的曲调表现出强烈兴趣——简单地说，他们可能会变成“音乐迷”。
在孩子用以征服世界的所有器官中，感觉器官最为重要，决定了他与这个世界的基本关系。正是通过这些感觉器官，一个人构建了自己的世界图景。首先接触环境的是眼睛，视觉世界强烈地吸引每个人的注意，给人提供最主要的经验数据。这个世界的视觉图像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因为它涉及的是相对持久的材料，而其他器官如耳朵、鼻子、舌头和皮肤，接触的都是短暂的刺激。然而，也有一些人的主要器官是耳朵。他们心灵的信息库更多地建立在听觉的基础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们的心灵是听觉型的。
相比而言，我们较少见到以运动器官为主的个体。对嗅觉或味觉刺激表现出兴趣的人相对也不常见，而前一种人，即对气味更加敏感的人，在我们的文明中处于劣势的地位。至于那些肌肉组织起主导作用的孩子，他们天性便不安分，这迫使他们在童年时就动来动去，成年之后更是活跃。这些人只对肌肉运动发挥主要作用的活动感兴趣。他们甚至在睡眠中都很活跃，只需观察他们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样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把那些“烦躁的”孩子归入这一类别，他们的坐立不安经常被看作一种恶习。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如果一个孩子在探索这个世界时，没有偏好使用某个或某几个器官——无论是感觉器官还是运动器官，那么他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每个孩子都是通过自己较为敏感的器官，从这个世界上收集信息，从而构建一幅关于这个世界的图画。因此，只有知道一个人以什么感官或器官系统来探索这个世界，我们才能理解他，因为他所有的关系都受到这个事实的影响。只有先了解一个人的身体缺陷对其童年期的世界观，以及对他后来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才能了解他的行为和反应的意义。
世界观形成的要素
那个始终存在的目标决定了我们所有的活动，也影响着某些特定心理机能的选择、强度和活动，正是这些心理机能赋予世界观以形式和意义。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每个人体验到的都是生活中某个特定的片段、某个特定的事件，或者是我们所居住的那片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只重视与自己目标相符合的东西。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人的行为，就必须深刻理解他心中追求的目标。同样，只有知道一个人的整个活动都受这个目标的影响，我们才能评价他行为的各个方面。
知觉
外部世界产生的印象和刺激通过感觉器官传递到大脑，在那里可以保留它们的某些痕迹。在这些痕迹的基础上，个体建立起记忆和想象的世界。但是，知觉永远不可能与摄影图像相提并论，因为它与感知者某些特有的个人品质不可分离。一个人并不能感知他所看到的一切。对于同一幅景象，也没有哪两个人会做出完全相同的反应，如果询问他们感知到了什么，他们往往会给出非常不同的答案。
一个孩子在他所处的环境中感知到的，只是那些符合其行为模式的东西，这一行为模式因为各种原因早已确立。视觉欲望特别发达的孩子，其知觉带有明显的视觉特征。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视觉思维型的。还有一些人主要用听觉来感知，为自己创造出关于这个世界的拼图。这些知觉并不一定与现实完全相同。每个人都能够重新组合和排列自己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使其适合自己的生活模式。一个人的个性和独特性，在于他感知到什么，以及他是如何感知的。知觉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物理现象，也是一种心灵的功能，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关于内心生活最为深刻的结论。
记忆
心灵的发展与活动的必要性密切相关，而活动是以知觉为基础的。心灵与人类有机体的行动有着内在的联系，心灵的活动依赖于这种行动的目标和意图。一个人必须收集并整理他受到的刺激，以及他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他的心灵作为一个适应的器官，必须发展一切起到保护他和维持他生存作用的机能。
现在已很清楚，心灵对生活问题做出的独特反应，在心灵的结构中留下了痕迹。记忆和评估的功能受制于适应的需要。如果没有记忆，我们就不可能对未来有所预防。我们或许可以推断，所有的记忆都有内在的潜意识目的。它们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清楚地说出了鼓励或警告的信息。没有哪个记忆是无关紧要或无意义的。只有当一个人确定了记忆的目标和意图时，他才能对记忆做出评价。一个人为什么会记住某一些事情而忘记另一些事情，原因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我们会记住那些对特定心灵倾向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些回忆会暗自推动事情的进展。同样，我们会忘记那些有损于实现计划的事件。
因此我们发现，记忆也服从于有目的的适应，而且每个记忆都受目标观念的支配，这个目标观念指导着整体人格。持久的记忆，哪怕它是虚假的（这是童年期经常发生的事情，儿时的记忆中常常充满了偏见），也可能是从意识领域演变而来的，它表现为一种态度、一种情感基调，甚至是一种哲学观念——如果这些对达成预期目标有必要的话。
想象
一个人的独特性，在他的想象和幻想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里所说的“想象”，是指在引起知觉的对象不在场的情况下对知觉的再现。换句话说，想象是再现的知觉——这是心灵创造力的又一个证据。想象力的产物不仅是知觉的重复（知觉本身也是心灵创造力的产物），而且是一个全新的、独特的产物，它建立在知觉的基础上，正如知觉建立在身体感觉的基础上。
而幻想在聚焦方面远远超出惯常的想象。幻想的视觉如此清晰，以至于不仅具有想象产物所具备的意义，而且影响着个体的行为，就像实际上不在场的刺激物就在现场一样。当幻想显得好像是切实在场的刺激引发的结果一样时，我们称之为“幻觉”。幻觉出现的条件与产生白日梦的条件没有任何区别。每一种幻觉都是心灵的艺术创作，根据个体特定的目标和意图塑造而成。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
一个聪明的年轻女子不听父母的劝告结婚了。父母对她不般配的婚姻非常生气，断绝了与她的一切关系。久而久之，这位年轻女子开始相信她的父母对她不够好，但由于双方的傲慢和固执，许多和解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这个出身名门望族的年轻女子，由于这场婚姻而陷入了相当贫困的境地。然而从表面上看，谁也看不出她的婚姻有什么不幸福的迹象。要不是她的生活中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人们可能会认为她过得很好。
这个女子从小就是父亲最宠爱的孩子。父女间的关系曾经那样亲密，所以现在的裂痕显得更加突出。她的婚姻导致父亲很不待见她，父女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甚至在她的孩子出生时，父母也无动于衷，没有去探望她，也没有去探望婴儿。女子对父母的无情耿耿于怀，因为她本来就心高气傲，在最应该得到照顾的时候，父母冷淡的态度深深刺痛了她。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年轻女子的情绪完全被她的野心所支配。正是这种性格特征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与父母的决裂对她影响如此之深。她的母亲是个严厉、直率的人，虽然对待女儿很严厉，但还是有很多优点。她懂得如何顺从丈夫（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又不至于真正失去自己的地位。事实上，她带着某种自豪感让大家注意她的顺从，并认为这是一种荣誉。
这个家庭中还有一个儿子，大家都认为他酷似父亲，是这个家族未来的继承者。他在家里比这位年轻女子更受重视，这更加激发了女子的野心。这个年轻的女子在成长过程中基本上都处于父母的庇护之下，现在她在婚姻中经历的困难和贫穷，使她不断地想起父母亏欠自己，并越来越感到不满。
一天晚上，在入睡之前，她发现门开了，圣母玛利亚走到她的床前，对她说：“我是如此爱你，所以我必须告诉你，你将在12月中旬死去。我不希望你毫无准备。”
年轻女子并没有被这个幻影吓到，但她还是叫醒了丈夫，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第二天，她去看了医生，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医生。这显然是一个幻觉。但她坚持说自己看得很清楚，也听得很真切。
乍看之下这似乎不可能，但用我们的知识分析一下，就能很好地理解了。她当前的处境如下：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年轻女子，正如分析所表明的，她有着支配他人的倾向，与父母关系决裂，并发现自己处于贫困之中。我们很容易理解，一个人为了克服现实生活中的困难，理应接近上帝并与之对话。如果圣母玛利亚只是想象中的人物（比如祈祷时的情形），那么谁也不会觉得这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这个年轻女子需要更有力的论据。
当我们了解心灵能够制造什么把戏之后，这件事就完全没有什么神秘性了。每个做梦的人不都是这样吗？区别仅仅在于：这个年轻女子可以醒着做梦。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她的抑郁感使她的野心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现在我们意识到，实际上是另一位“母亲”在向她走来，事实上，在大众心目中，这位“母亲”是最伟大的母亲。这两位母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圣母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她自己的母亲没有出现。这个幻影的出现，是她对自己母亲的谴责，控诉母亲对子女缺乏关爱。
这个年轻女子现在正设法证明她的父母犯了错。12月中旬是一个重要的时间段。每年这个时候，人们更倾向于考虑他们深层的人际关系，大多数人会更热情地靠近彼此、互赠礼物等。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言归于好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我们可以理解：这个特殊的时间与年轻女子发现自己身处困境关系密切。
在这个幻觉中唯一奇怪的事情似乎是，当圣母友好地靠近她时，带来的却是她死期将至的坏消息。她用一种近似快乐的语调告诉丈夫这一幻觉，这个事实也很有意义。圣母的预言很快就在她的家庭圈子里传播开来，医生也在第二天听说了此事。因此没怎么费力气，母亲就真的来看望她了。
几天之后，圣母玛利亚第二次出现，说了同样的话。当我们问这位年轻女子，她与母亲的见面结果如何，她回答说母亲不承认自己做错了。因此，我们看到旧的主题又出现了。她想要支配母亲的愿望还没有实现。
这个时候，我们试图让她的父母了解女儿的真实生活状态。结果，年轻女子和父亲终于有了一次令人满意的会面。场面很感人，但这个年轻女子还不满意，因为她说父亲的举止有些做作。她还抱怨说，父亲让她等得太久了！即便赢得了胜利，她还是摆脱不了那种倾向，即要证明别人都错了，而她自己是得意的胜利者。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幻觉出现在精神极度紧张的时刻，以及担心自己的目标无法实现的时候。毫无疑问，在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和遥远的从前，幻觉对人们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一些游记中常有对幻觉的描写，这是众所周知的。在沙漠中迷失方向，既饥渴又疲惫，这时看到海市蜃楼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我们可以理解，当生命处于危急时刻产生的紧张感，会促使个体发挥想象力，为自己创造一个神清气爽的情境，以逃离当前环境中令人不快的压迫感。海市蜃楼就代表了一种新情境，能够给疲惫的人带来鼓励，使意志薄弱者重振士气，使旅行者更加坚强或敏锐。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安慰剂或麻醉剂，可以消除恐惧带来的痛苦。
我们已经在知觉、记忆和想象中见过类似的现象，所以幻觉对我们而言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当我们关注梦境时，会看到同样的现象。随着想象的增强，再把高级神经中枢的判断功能剔除，是很容易产生幻觉的。在必要或危险的情况下，或在权力受到威胁的压力情境下，人们经常会通过幻想来消除并战胜自己的虚弱感。压力越大，判断功能就越少起到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在“尽你所能帮助自己”这句箴言的激励下，任何人只要借助一点精神能量，就可以使他的想象力投射到幻觉中。
错觉与幻觉关系密切，唯一的区别就是，错觉仍保留着与外部的联系，只是外部的情形被误解了，正如歌德的叙事诗《魔王》中的故事一样。至于背后的情势以及心灵的危机感，两者是一样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需要的时候，心灵的创造力如何产生错觉或幻觉。
有一名男子出身富贵，但由于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一事无成，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职员。他已经放弃了一切希望，不觉得自己还会有任何成就。这种绝望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此外，朋友们的责备又增加了他的精神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酗酒，这让他愉快地忘却了一切，并为自己的失败找到了借口。不久，他因为震颤性谵妄[13]被送到了医院。谵妄常常伴随着幻觉，在酒精中毒引起的谵妄中，经常会出现老鼠、昆虫或蛇这样的小动物。另外，与患者职业相关的幻觉也有可能发生。
这位患者被送到了那些强烈反对酗酒的医生手中。他们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治疗，使他完全摆脱了酗酒，痊愈后出院，三年来滴酒未沾。现在，他带着新的病症又回到了医院。他说，他经常看到一个斜着眼、咧着嘴的人监视自己工作。他现在是一名小工。有一次，因为那个人嘲笑他，他特别生气，就拿起镐头朝那人扔去，想看看他到底是人是鬼。那个幽灵躲开了镐头，但立马向他冲过来，把他狠狠揍了一顿。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再说什么幽灵了，因为这个幻影有着真实的拳头。我们不难找到解释。他一向有幻觉，但这次他把真人当成了幻影。这清楚地向我们表明，虽然他摆脱了酒精的欲望，但实际上自从出院后，他的情况变得更糟糕了。他丢掉了工作，被赶出了家门，现在不得不靠做小工谋生，而他和他的朋友们都认为这是最低贱的工作。他在生活中承受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减小。
尽管他已经戒了酒，而戒酒也确实有很多好处，但他实际上因为失去酒精的慰藉而变得更加不幸了。在酒的帮助下，他的第一份工作尚能维持。因为当家里人呵斥他一事无成时，他觉得拿自己是个酒鬼当借口，似乎比他不能胜任一份工作更有面子。在成功戒酒后，他不得不再次面对现实，现在的处境和以前相比，并没有让他觉得少一点压抑。如果现在失败了，他没有什么可以安慰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怪罪的，甚至连酒都怪不上了。
在这样的精神危机中，幻觉再次出现了。他认为自己的处境和以前相比没有什么两样，仍然像个酒鬼一样看待这个世界。而且，他用这个姿态清楚地告诉大家：他的一生都毁在了酗酒上，现在已经没有挽救的余地了。他希望通过生病来摆脱那份工作——那份既有失体面，也非常令人不快的挖地沟工作——而不必自己做决定。
他的幻觉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被迫再次入院。现在，他可以安慰自己说，如果不是酒精毁了他的生活，他本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这种方法使他能够保持较高的自我评价。对他来说，维持较高的自我评价比工作本身更重要。他所有的努力都在维持这样一种信念：如果不是运气不好，他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正是这个证据维持着他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使他觉得别人并不比自己强大，他不过是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已。正在他努力寻找借口安慰自己的时候，那个被人斜睨的幻觉出现了。那个幻影实际上是他自尊心的救世主。
幻想
幻想是心灵的另一种创造性机能。这种活动的痕迹，可以在前面描述的各种现象中找到。正如某些记忆会投射形成清晰的意识，或者想象中会出现奇怪的上层结构，幻想和白日梦也被认为是心灵创造活动的一部分。预见和预判是任何能动的有机体的必备技能，也是构成幻想的重要因素。幻想与人类有机体的行动密不可分，实际上，幻想就是一种预见和预知的方法。
儿童和成人的幻想，有时候被称为白日梦，它们总与未来有关。建造“空中楼阁”就是他们活动的目标，以虚构的形式建立真实活动的模型。通过对儿童幻想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权力的追求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儿童在白日梦中处理他们的野心目标，他们大多数的幻想都以“等我长大了……”为开头。也有很多成年人表现得好像还未长大一样。人在幻想中对追求权力的强调再次向我们表明，只有设定了一定的目标，心灵生活才能得到发展。
在我们的文明中，这个目标就是获得社会认可和社会价值。一个人绝不会长久地追求中庸的目标，因为人类的社会生活伴随着不断的自我评价，这必然导致人们渴望追求卓越，希望在竞争中取胜。在儿童幻想中非常明显的对未来的预见，几乎全是表达权力的场景。
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我们无法为幻想的程度或想象的范围制定规则。我们前面所说的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效的，但也可能不适用于某些情况。那些以挑衅态度看待生活的孩子，他们的幻想能力会得到更大的发展，因为他们自身的态度使其变得更为警惕。对于那些生活并不总是很愉快的孩子来说，他们的幻想能力会更发达，尤其是有沉溺于幻想的倾向时。在某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他们的想象力也许会成为逃避现实生活的一种途径。他们也许会借助幻想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幻想就会变成一种对权力的陶醉，个体通过虚幻的想象，使自己超脱平凡的生活。
除了对权力的追求，社会感也在幻想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孩子的幻想中，对权力的追求往往伴随着将这种权力运用于社会的目的。在以下这些幻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特征：孩子幻想自己是救世主、行侠仗义的骑士、战胜邪恶的英雄等。孩子们还经常幻想自己不属于现在这个家庭。许多孩子相信，他们实际上来自另一个家庭。总有一天，他们真正的父亲——某个大人物——会来把他们接走。
这种幻想常发生在那些深感自卑的孩子身上，他们被剥夺了许多应该有的东西，只能退缩到没人注意的角落，或者对他们在家庭圈子里得到的爱和温情感到不满。这种自命不凡的想法也会从外在态度中暴露出来，比如孩子表现得像个大人一样。有时候，我们会看到这种幻想以近乎病态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有些男孩子只戴硬礼帽，或者到处捡烟头，以使自己看起来像个成年男人。或者，有些小女孩想要变成男人，她们的行为举止和穿着打扮都以男性为参照标准。
有些孩子被认为没有想象力，这绝对是个错误。要么是这些孩子没有表达自己，要么是其他原因迫使他们不让幻想显露出来。有些孩子会压制自己的想象力，从而设法获得某种权力感。在拼命适应现实的过程中，这些孩子会认为幻想是缺乏男子气概的或孩子气的，所以他们抗拒幻想。有时候，这种不情愿会发展到极点，以至于他们好像一点想象力都没有。
对梦的一般考察
除了前面描述的白日梦，我们还必须讨论在睡眠中发生的重要且有意义的活动，即夜间的梦。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夜间的梦是白日梦的重演。有经验的心理学前辈曾指出，通过一个人的梦境，可以轻松地了解他的性格。事实上，有史以来，梦就在人类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就像白日梦一样，关于睡梦我们所关注的也是人类的活动，他们在梦中规划、安排并引导未来的生活走向安定。两者最明显的区别是，白日梦比较容易理解，而睡梦却很少有人能理解。睡梦令人难以理解，这一点也不奇怪；而且我们很容易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睡梦是无关紧要、没有意义的。我们暂且可以这样说：一个渴望克服困难、维持自己未来地位的个体，他对权力的奋力追求会在他的梦中产生回响。对于心灵生活的问题，睡梦会为我们提供解决方法。
共情和认同
心灵不仅能感知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事物，而且能感知、推测在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对任何能自由行动的有机体所必需的预见功能来说，这种能力就是一种馈赠，因为这样的有机体不断地面临着适应和调整的问题。我们称这种能力为“认同”或者“共情”。这种能力在人类身上发展得特别好。它的活动范围非常之大，以至于我们在心灵生活的各个角落都能发现它。预见的必要性是它存在的首要条件。如果我们被迫去预见、预判或预测在某种情境下该如何行动，我们就必须通过思维、感觉和知觉之间的相互联系，学会如何对尚未发生的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事先形成判断是很有必要的，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以更大的努力去处理新情境，或者以加倍的小心来避开它。
共情发生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交谈中。如果不能在交谈的同时认同对方，你就不可能理解对方。戏剧就是一种能引起共情的艺术形式。共情的其他例子有很多，比如当一个人发现别人处于危险情境时，他会产生一种奇怪的不安感。这种共情有时会非常强烈，以至于一个人会不自觉地做出防御动作，尽管他自己并没有危险。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的杯子掉到地上时，他会做出什么动作！在保龄球馆，我们会看到有些球员跟随球的运动路线而移动，就像他们想通过自己的动作来影响球的滚动一样！同样，在足球比赛中，看台上的观众看到自己喜欢的球队进攻时，会做出助攻的动作；当看到球在对方手里时，会做出防守的动作。还有一个常见的表现是，当汽车上的乘客感觉到有危险时，会不由自主地做出刹车动作。如果从高楼下经过，正好看到有人在擦窗户，几乎所有人都会做出退缩和防御的动作。当演讲者乱了方寸，讲不下去时，听众同样会感到压抑和不安。尤其是在戏院里，我们几乎无法避免让自己和演员融为一体，也无法阻止自己在内心扮演各种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