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整个生活都极其依赖于这种认同的能力。如果要追溯这种在行动和感觉上好像自己就是别人的能力的起源，我们就会发现它存在于人类天生的社会感中。事实上，这是一种普遍的感觉，反映了整个世界的关联性：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也是人类身上不可避免的特征。它赋予我们一种能力，使我们能够将自己与自身之外的事物联系起来。
就像社会感有程度上的差异一样，共情也存在程度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在孩子身上就可以观察到。有些孩子全神贯注地跟洋娃娃玩耍，好像它们是真人一样，而有些孩子则对洋娃娃的内部构造更感兴趣，喜欢把它们拆开。如果这种社会关系从人身上移开，投射到没有价值或无生命的东西上，个体的发展可能就会完全停滞。如果不是完全缺乏社会感，缺乏认同其他生命的能力，我们几乎不会看到孩子虐待动物的事件。这一缺失带来的后果是，这类孩子会去关注那些对他们的发展没有价值或意义的事情。他们只考虑自己，而对别人的快乐或悲伤完全无动于衷。这些表现都与缺乏共情能力密切相关。这种对他人认同感的缺乏，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完全拒绝与他人合作。
催眠与暗示
一个人如何能对另一个人的行为产生影响？
对于这个问题，个体心理学的回答是：这种现象是与我们心灵生活相伴随的表现之一。除非一个人能够影响另一个人，否则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都将不复存在。这种互相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尤为突出，例如教师和学生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等。在社会感的影响下，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愿意受环境影响。这种受影响的意愿程度，取决于施加影响者对受影响者的权利的考虑。如果施加影响者在伤害受影响者，他就不可能对对方产生长久的影响。如果想对另一个人产生最大的影响，就应该让对方感到他的权利有所保障。这是教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也许我们还能构想甚至实施其他的教育形式，但如果一种教育制度能考虑到这一点，就一定会大获成功。原因在于它符合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即人与人、人与这个世界是一体的。
这种影响只在一种情况下会失去作用，那就是个人有意回避社会的影响。这种回避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在此之前，个体与这个世界必定发生过持久的斗争，然后他与世界之间的关系逐渐瓦解，以至于他现在公开反对社会感。这时，要对他的行为施加任何一种影响，都将非常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我们会看到这样激烈的场面：对于任何试图影响他的举动，他都会报以强烈的反击。
我们可能会认为，那些觉得自己受到环境压迫的孩子，会对教育者施加的影响表现出敌意。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外部压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扫除了所有障碍，使人们不得不服从权威的影响。我们很容易证明，这种服从对社会毫无价值。这种服从有时会表现为一种奇怪的形式，使服从者无法适应生活。由于这些人卑躬屈膝地服从，所以如果没有其他人的指令，他们可能就无法思考或行动。这种影响深远的服从本身所带来的危险在于，有些孩子在长大之后会服从任何人的命令，甚至去犯罪。
我们在犯罪团伙中可以看到一些耐人寻味的例子。那些执行团伙命令的人就属于这类人，而团伙头目往往远离作案现场。几乎每一起涉及团伙犯罪的重大案件，都有这样一些卑躬屈膝的人充当了替罪羊。这种影响深远的盲目服从，有时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以至于我们偶尔会发现，某些人竟然为自己的奴颜媚骨感到骄傲，感觉找到了一种满足自己野心的方法。
如果我们去观察正常情况下的相互影响，就会发现那些通情达理、社会感没有扭曲的人最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相反，那些渴望高人一等、支配他人的人很难受到别人的影响。日常观察每天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事实。
当父母抱怨孩子时，很少是因为孩子盲目服从。相反，最常见的抱怨是因为孩子的不服从。研究表明，这些孩子被困在一种要求他们出类拔萃的氛围中，他们拼命想推倒束缚自己小小生命的围墙。由于在家中受到错误的对待，教育的影响很难触及他们。
一个人追求权力的欲望越强烈，他对教育的接受程度就越低。尽管如此，我们的家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关注如何激发孩子的野心，唤醒他心中伟大的梦想。这并不是因为父母考虑不周，而是因为我们的整个文化都充斥着类似的夸大妄想。正如我们的文明一样，在家庭中，最受重视的也是那些比其他人更杰出、更优秀、更荣耀的个人。在关于虚荣心的章节中我们已说明，这种培养野心的教育方法如何不适宜社会生活，以及这种野心会如何阻碍个体心智的发展。
无条件服从的结果就是，环境中的每一点变化都会影响到个体，被催眠后就是这种状态。想象一下，服从任何人说出的每个怪念头，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催眠术就建立在这种准备状态之上。任何人都可能会说或相信自己愿意被催眠，但实际上可能缺乏服从他人的意愿。另一种人可能会在意识层面抗拒催眠，但他仍然有渴望服从的天性。在催眠术中，被催眠者的心理态度是决定其行为的唯一因素。他说了什么，他相信什么，都无关紧要。由于分辨不清这个事实，人们对催眠术产生了许多误解。在催眠中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个体看起来抗拒催眠，但实际上却渴望服从催眠师的指令。这种意愿可能存在程度上的不同，所以催眠的结果也因人而异。在任何情况下，被催眠的意愿程度都不依赖于催眠师的意志，而完全取决于被催眠者的心理态度。
在本质上，催眠有点类似于睡眠。它之所以神秘，只是因为这种睡眠是在另一个人的指令下发生的。但这个命令只有对愿意服从它的人才有效。通常来说，其中的决定因素是被催眠者的性格和气质。只有愿意听从他人的命令，而不使用自己判断能力的人，才能进入催眠状态。催眠不同于普通的睡眠，原因在于它支配了被催眠者的运动功能，甚至连运动中枢都受催眠师指令的调动。在这种情况下，被催眠者处于和平常睡眠一样的蒙眬状态，只记得催眠师允许他记住的事情。在催眠中最重要的事实是，我们的判断功能——心灵最精巧的产物——在催眠的恍惚状态中完全瘫痪了。可以这么说，被催眠者变成了催眠师一只延长的手，成了受催眠师控制的一个器官。
大多数有能力影响他人行为的人，都将这种能力归因于他们所特有的某种神秘力量。这导致了极大的危害，在通灵术和催眠术的有害活动中更是如此。这些人可以说罪大恶极，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邪恶目的，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当然，并不是说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欺骗为基础的。不幸的是，人类这种动物如此容易顺从，以至于遇到任何假装拥有特殊力量的人，一不小心就会沦为牺牲品。有太多的人养成了不加验证就认可权威的习惯。大众太容易被人愚弄，愿意被他人的虚张声势所吓唬，而不做任何理性的检验。这种活动永远不会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任何秩序，而只会导致那些受骗者一次又一次地反抗。无论是通灵者还是催眠师，他们的把戏都不可能长期得逞。这些人经常会遇到一些所谓的“被催眠者”，然后被他们尽情地愚弄一番。
在另一些情况下，真理和谎言以奇怪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被催眠者可以说是被骗的骗子，他在一定程度上愚弄了催眠师，但也使自己服从于对方的意志。显然，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催眠师的力量，而始终是被催眠者的服从意愿。催眠师除了虚张声势，并没有什么魔法能影响被催眠者。任何习惯于理性生活的人，任何自己做决定的人，任何不会把别人的话照单全收的人，自然都不会被催眠，因此也不会被通灵术所迷惑。催眠和通灵现象只是盲目服从的一种表现。
讲到这里，我们还必须讨论一下暗示。如果将暗示归入刺激和印象的范畴，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众所周知，没有哪个人只是偶尔受到刺激。所有人都不断地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无数印象的影响，我们永远不会只感知到某种刺激。一旦我们感觉到了某种印象，它就会对我们持续产生影响。当这些印象以另一个人的要求和恳求的形式出现，试图使我们信服或接受他的主张时，那就是暗示了。所谓“暗示”，就是强化或转变被暗示者心中已有的某个观点。更困难的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每个人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都有不同的反应，个体受影响的程度与他的独立性密切相关。
有两种类型的人，我们必须牢记在心。第一种人总是高估他人的观点，并因此轻视自己的观点，不论它们是对是错。他们习惯于高估别人的重要性，并乐于改变自己去迎合他人的观点。这些人特别容易受到暗示或催眠的影响。第二种人则把每一个刺激或暗示都视作侮辱。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而实际上对它们正确与否并不关心。他们不会理睬别人的任何意见。这两种类型的人都有各自的弱点。第二种人的弱点在于，他们不能接受别人的任何东西。这一类人通常都非常争强好胜，尽管他们可能标榜自己乐于接受建议，然而他们之所以宣称自己虚怀若谷、通情达理，只是为了巩固自己孤立的阵地。
[13]又称戒酒性谵妄，为一种急性脑综合征，多发生于酒精依赖患者突然断酒或突然减量时。*
5
自卑感与追求认可
童年早期的情形
现在，我们当然已准备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与那些从小就享受生活乐趣的孩子相比，那些不受待见的孩子对待生活和同胞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我们几乎可以将此视为一条法则，即那些生来就有器官缺陷的孩子，必须在很小的时候就为生存而战，而这通常会扼杀他们的社会感。他们没有兴趣主动适应同伴，而是全神贯注于自身，以及自己给他人留下的印象。这条对器官缺陷有效的法则，对任何社会或经济负担也都同样有效，这会表现为一种额外的重负，导致人们对这个世界产生敌意。
在很小的时候，这种决定性的趋势就确定了下来。这样的孩子往往在两岁时就感觉到，不知何故，他们在这场斗争中不如自己的同伴准备得那样充分，他们甚至在普通的游戏和玩耍中都信心不足。由于过去的贫乏，他们心中产生了一种被忽视感，这种感觉表现为他们总是焦急地期待着些什么。我们必须记住，每个孩子在生活中都处于劣势。如果不是他的家人有一定的社会感，他将无法独立生存。当看到每个孩子的脆弱和无助时，我们就会意识到，每个人在生命之初都或多或少有一种深切的自卑感。每个孩子都迟早会意识到，自己无法独自应对生活的挑战。这种自卑感是每个孩子努力奋斗的动力和出发点。它决定了这个孩子在生活中如何获得和平与安全，决定了这个孩子存在的目标，并为这一目标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孩子可教育性的基础就在于这种特殊的环境，这种环境与他们的身体器官潜能密切相关。但这种可教育性可能会被两个因素破坏。一个因素是夸大的、强化的、未解决的自卑感；另一个因素是目标，这个目标不仅要求安全、和平和社会平衡，还要求获得对环境的控制、对同伴的支配。我们很容易辨认出有这种目标的孩子。他们之所以成为“问题”孩子，是因为他们把每一次经历都理解为失败，他们认为自己总是受到自然和他人的忽略和歧视。只要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就可以看出，为什么在孩子的生活中，扭曲的、不充分的、充满错误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每个孩子都面临着错误发展的危险。每个孩子都会在某个时候发现，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
由于每个孩子都必须在成人的照料下长大，所以他倾向于认为自己软弱、渺小、无法独立生活；他不相信自己能够不犯错误、干净利落地完成一些简单的任务，即便别人认为他有能力完成。我们教育中的大多数错误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当孩子被要求做他们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时，无助的念头就会浮现在他们脸上。有些人甚至故意让孩子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助。有些人把孩子当成玩具，当作会动的玩偶。有些人则把孩子当成必须严加看管的宝贵财产。还有一些人让孩子觉得自己是毫无用处的负担。父母和成人的这些态度，常常使孩子认为自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讨他们喜欢，要么惹他们不高兴。父母使孩子产生的这种自卑感，也许会因为我们文明中的某些特征而进一步加剧。不把孩子当回事就属于这个范畴。孩子们会有这样的印象：自己是个无名小卒，没有任何权利；自己只是个摆设，没有人理会；必须恭敬有礼、安安静静等。
许多孩子在被人嘲笑的持续恐惧中长大。嘲笑孩子跟犯罪没什么两样。这会对孩子的心灵产生深远的影响，并渗透到他成年后的行为和习惯中。我们很容易识别一个儿时经常被嘲笑的成年人，他根本无法摆脱被嘲笑的恐惧。不把孩子当回事的另一种表现，就是经常对孩子信口雌黄。其结果就是，孩子不仅开始怀疑自己周围的环境，而且会质疑生活的严肃性和真实性。我们曾遇到过这样的案例：有些孩子总是嘲笑、蔑视学校，看起来毫无理由。当被追问原因时，他们承认，父母认为他们的学业不过是一个玩笑，不值得认真对待！
补偿自卑和追求优越
正是自卑感、不足感和不安全感，决定了一个人存在的目标。在孩子刚出生的头几天，他们就会设法引人注目，迫使父母注意自己。在这里我们发现，在自卑感的影响下，寻求认可的愿望觉醒并开始发展，其目的是实现这一目标：使这个人看起来优于环境中的其他人。
社会感的程度和性质有助于个体确定这个支配目标。我们判断一个人时，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都必须将其个人的支配目标和社会感的程度进行比较。他的目标是这样设定的：实现这一目标要么能获得一种优越感，要么能使人格得到提升，使他的生活值得过下去。正是这个目标赋予我们的感觉以价值，联系和协调我们的情感，塑造我们的想象力，指引我们的创造力，决定我们应该记住什么和必须忘记什么。因此我们意识到，感觉、情绪、情感和想象的价值是相对的，它们甚至没有绝对的量。心灵活动中的这些要素受到某个明确目标的影响，我们的感知也受此影响，可以说，这些被挑选出来的感知，带着个体所追求的最终目标的隐秘暗示。
我们根据一个固定的点来确定自己的方向，这个点是我们人为创造的，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一种虚构。这种虚构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心灵生活的不足。这与科学上使用的其他虚构非常相似，比如使用不存在但很有用的子午线来划分地球。在所有心灵的虚构中，我们不得不去假定一个固定的点，即使进一步的观察迫使我们承认它并不存在。这个假设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我们能在生命的混沌中确定自己的方向，以便我们能够对各种相对价值有所认识。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我们假设了这个固定的点，就可以据此对每种感觉和情感进行分类。
因此，个体心理学创立了一套启发式的体系和方法：关注人类的行为，并将其理解为一个最终的关系群——这些关系是基于有机体的基本遗传潜能，在努力追求某个明确目标的影响下产生的。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追求某个目标的假设不仅仅是一种便利的虚构。它的基本法则与实际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无论这些实际状况存在于意识生活中还是无意识生活中。追求某个目标——心灵生活的目的性——不仅是一种哲学假设，而且是一个基本事实。
在探究如何才能最有效地阻止个人对权力的追求（这是我们文明中最大的罪恶）时，我们遇到了困难，因为这种追求开始于我们无法轻易了解的孩童时期。我们只能等孩子长大一点，才可以尝试澄清并改进这种追求。但是，在这个时候和孩子生活在一起，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培养他的社会感，使他对个人权力的追求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因素。
更大的困难在于，孩子并不会公开地表达自己对权力的追求，而是以关心和爱作为幌子，在面纱之后继续活动。他们谨慎地希望以这种方式避免暴露。对权力不受约束的追求，会导致孩子心灵发展的退化。过分追求安全和权势，可能会把勇气变成鲁莽，把顺从变成懦弱，把温柔变成有技巧地控制他人。每一种自然的情感或表现，最后都会带上一个伪善的“想法”，其最终目的是征服周围的一切。
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是凭借它有意或无意补偿孩子对安全感的渴望，通过教会他生活的技巧，来赋予他受过训练的理解力，丰富他对同伴的社会感。所有这些措施，无论其源自何处，都是为了帮助成长中的孩子摆脱不安全感和自卑感。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心灵会发生什么，我们必须根据他的性格特征来判断，因为这些特征是他心灵活动的镜子。孩子实际的劣势虽然对他的心理状况非常重要，但并不是衡量他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的标准，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此的解读。
我们不能指望孩子在任何特定情境中都能正确地评估自己，甚至成人也做不到这一点！正是在这个地方，困难迅速增加。一个孩子可能成长在非常复杂的环境中，以至于他在判断自己的劣势时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另一个孩子则可能会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处境。但是总的来说，孩子对自己劣势的理解每天都在发生变化，直至这种感觉固定下来，最后表现为一种明确的自我评价。这会成为孩子一个“恒定的”自我评价，存在于他所有的行为中。根据这个固定的准则或“恒定的自我评价”，孩子会创造出引导自己走出自卑的补偿倾向，后者将指向这个或那个目标。
心灵努力寻求补偿，试图消除令人痛苦的自卑感，这一机制在有机世界中也有类似现象。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们身体中那些对生命而言至关重要的器官，当它们的生产力因为正常功能受损而降低时，就会出现增生或亢进的现象。因此在血液循环不畅时，心脏似乎会从全身汲取能量，它也许会扩张，直至比正常的心脏更强大。同样，在自卑感的压力下，或者在感觉自己渺小无助的折磨下，心灵也会竭尽全力去征服这种“自卑情结”。
当自卑感强烈到一定程度，以至于孩子担心永远无法补偿自己的弱势时，危险就出现了：在努力寻求补偿的过程中，他不会仅仅满足于恢复权力的平衡，他还会要求一种过度的补偿，会制造一个失衡的天平！
对权力和优势的追求，也许会变得非常夸张和强烈，以至于必须被称为病态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日常的生活关系便不会再令人满意。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的言行举止往往变得浮夸。这与个体的目标是相称的。在研究病态的权力驱动时我们发现，一些孩子为了保住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他们变得更匆忙、更急躁、更冲动，而且不考虑其他人。这些孩子的行为更加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在追求夸大的优势目标时会做出夸张的动作。他们攻击别人的生活，从而必须保卫自己的生活。他们与世界对抗，所以世界也与他们对抗。
这种最糟糕的情况不一定会发生。有些孩子追求权力时，并没有打算与社会发生冲突，他们的野心也没有什么不正常的特征。然而如果仔细研究他们的活动和成就，我们就会发现：总的来说，社会并没有从他们的成功中受益，因为他们的理想是非社会性的。他们的野心总是让他们成为其他人的绊脚石。渐渐地，其他特征也会出现。如果我们从整个人类关系的角度来考虑，这些特征会日渐呈现出反社会的色彩。
在这些表现中，最突出的是骄傲、虚荣，以及不惜任何代价征服他人的欲望。后者可能通过一个人的相对提升，即通过贬低所有与他接触的人而微妙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拉开他与同伴之间的“距离”。他的态度不仅令其他人感到不舒服，而且也令他自己不舒服，因为这种态度使他不断接触到生活的黑暗面，使他无法体验任何生活的乐趣。
有些孩子为了确保自己在环境中的威信而过分追求权力，这很快就迫使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任务和责任采取抵制态度。如果把如此渴望权力的人与理想的社会人做个比较，我们凭借一点经验就能说出他的“社会指数”，也就是他与同胞之间的疏离程度。一个对人性有敏锐判断的人，会注意到身体缺陷和劣势的重要性。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不是心灵进化过程中先前的困难，不可能形成这样的性格特征。
当我们认识到在心灵正常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的本性有了真正的认识，那么，只要我们的社会感得到了完全的发展，这种知识就不会成为害人的工具。相反，我们只会用这种知识来帮助自己的同胞。如果一个人因为身体有缺陷或性格有问题而表现出愤怒，我们不应该责备他。这个责任并不在他。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他有权利感到愤怒，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于他的处境，我们也负有一部分责任。我们之所以有责任，是因为我们对造成这个问题的社会情境不够警惕。如果我们保持坚定的立场，最终将会改善这种情况。
我们不应该把这样的人当作一个卑贱的、没有价值的流浪者，而应该把他看作人类的同胞。我们应该为他创造一种氛围，让他有机会感到自己与周围环境中的其他人是平起平坐的。想象一下，当你看到一个身体有明显缺陷的人时，你会感到多大程度的不愉快？这种感觉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可以衡量你需要多少教育，才能形成一种绝对公正的社会价值观，才能使你自己与真正的社会感完全达到和谐。我们也可以借此判断，我们的文明对这样的个体亏欠多少。
不言而喻，那些生来就有身体缺陷的个体，在人生之初就感到了一种额外的生存负担，因此他们会发现，自己对整个人生都很悲观。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产生强烈自卑感的孩子，也会发现自己处于类似的境况，尽管他们的器官缺陷并不那么明显。这种自卑感可能会被人为地强化，结果就好像这个孩子天生有残疾一样。例如，在成长的关键期受到非常严厉的教育，就可能导致这种不幸的后果。在孩子生命早期就扎在他们身上的“刺”永远也拔不掉，他们所遭受的冷遇会阻止他们接近周围的人。因此，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缺乏爱和温情的世界里，他们和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共同的联系。
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有一位病人非常引人注目，因为他不断地告诉我们，他的责任感有多强，他的所有举动有多重要，他跟妻子的关系有多糟糕。他们两个对无论巨细的所有事情都要争个对错，非要压倒对方不可。在无休止的争吵、指责和羞辱中，两个人不可避免地越来越疏远。这个男人对同胞——至少就妻子和朋友而言——仅存的那一点社会感，也被他对优越感的追求扼杀了。
在十七岁以前，他的身体确实发育不良。他的声音仍像个小男孩，没有长体毛，也没有长胡子，他是学校里最瘦小的学生之一。现在他三十六岁了。从他的外表根本看不出他缺乏任何男子气概。造物主似乎已经跟上了脚步，弥补了他十七岁之前所有的缺憾。但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遭受发育不良的折磨。那时，他无法确保造物主会弥补他的发育异常。在此期间，他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想法，那就是他必须永远是个“孩子”。
从他的经历中，我们了解到了以上事实。早在他的青少年时期，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现在性格特征的端倪。他的行为举止表现得好像他很重要，似乎他的每个动作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吸引大家的注意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在他身上看到的那些特征。结婚以后，他总是想让妻子知道，他真的比她想象的更强大、更重要；而妻子却忙于向他证明，他对自己价值的判断有多么不真实！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婚姻甚至在订婚之初就显露出破裂的迹象。婚姻关系难以为继，最终以一场“社会大灾难”而告终。
正是在这个时候，这位病人前来就医，因为婚姻的破裂使他原本就受伤的自尊更加支离破碎。要想得到治愈，他必须先从医生那里学习如何了解人性，他必须学习如何理解他在生活中所犯的错误。而这个错误，这种对自身劣势的错误评价，在他接受治疗之前已经影响了他的整个生活。
人生曲线图和世界观
在说明这些案例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展示患者的童年印象与实际病情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带来许多方便。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类似数学公式的曲线图来表示。连接两点的一条线，代表一个方程式。在许多案例中，我们都能绘制出这种人生曲线图，即贯穿一个人所有运动的心灵曲线。这个曲线的方程式，表明了个体从童年开始就遵循的行为模式。也许有些读者会觉得我们这样做过于简化，贬低了人类的命运；或者认为我们倾向于否认每个人是自己生命的主人，否定人类的自由意志和判断。就自由意志而言，这一指控是正确的。我们确实认为，这种行为模式就是决定性的因素。也许，行为模式的最终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在某些情况下，孩子的处境被后来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所修正，会使这种行为模式发生些许变化——但它的基本内容、能量和意义，从童年早期开始就一直保持不变。
在诊疗的时候，我们必须考察最早期的童年经历，因为婴儿早期的印象预示了孩子发展的方向，以及他在未来如何应对人生的挑战。在应对人生的挑战时，孩子会利用他在以往生活中形成的所有心理潜能。他在婴儿时期感受到的特殊压力，将会影响他对人生的态度，并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决定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即人们在婴儿期之后，就不会再改变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了。尽管在后来的生活中，这种态度的表现形式与婴儿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重要的是，要把婴儿放进一种难以让他产生错误人生观念的关系中。在这个阶段，孩子身体的力量和复原力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他的社会地位，以及那些教育者的性格特征也几乎同等重要。即使在生命初期，一个人对生活的反应是自动的、反射性的，但在以后的人生中，这些反应会根据特定的目标发生变化。一开始，个体的基本需要决定了他的痛苦和快乐，但后来他就能够避开和克服这些原始需要带来的压力。这种现象通常出现在“自我发现”时期，也就是孩子开始称自己为“我”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孩子意识到自己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固定。这种关系绝不是中性的，因为它迫使孩子根据他的世界观、幸福观所提出的要求，而采取不同的态度，并调整自己与环境的关系。
如果重申关于人类心灵生活目的性的论述，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这种行为模式的一个特别标志就是坚不可摧的整体性。我们必须把人当作一个整体的人格来对待，这种必要性在某些情况下尤为明显，因为我们发现，同一心灵倾向有着许多截然不同的表现。有些孩子在学校和在家里的行为截然相反，正如有些成年人的性格特征看起来也非常矛盾，以至于他们的真实性格让人感到迷惑。同样，两个人的动作和表现可能看起来一样，但如果探究他们潜在的行为模式，就会发现其实完全不同。有时候两个人似乎在做同样的事情，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完全不同；而有时候两个人看起来在做不同的事情，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在做同一件事！
由于存在多种意义的可能性，我们永远无法将心灵生活的表现当作一个孤立的现象。相反，我们必须根据它们所指向的那个统一目标来评价。只有当我们知道了一种现象在一个人整个生活背景中的价值时，才能了解它的本质意义。只有当我们确认了这样一条法则，即一个人生活中的每一种表现都是其整体行为模式的一个方面时，我们才能理解他的心灵生活。
当我们最终理解人类的一切行为都以追求某个目标为基础，并且人类的行为自始至终都受制于这一目标时，我们也就能理解在什么地方可能会出现最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特定模式来利用自己的成就和心灵资产，并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个人生活模式。这种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来不分析任何事物，而只是接收、转化并吸收来自意识以及无意识深处的所有感知。只有科学才能阐明这个过程，并使其为人所理解，也只有科学，最终能修正这个过程。我们将用一个例子来总结关于这一点的阐述，在这个例子中，我们将运用所学的个体心理学概念来分析、解释每一种现象。
一名年轻女性来看医生，抱怨对自己的生活极其不满。她相信，这种不满是因为她整天都被各种各样的事务所占据。我们可以看出她是个急性子，总是神色不安。她抱怨道，即使只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她也会感到非常焦虑。我们从她的家人和朋友那里了解到，她对每一件事都很认真，似乎快被工作的重担压垮了。我们得到的总体印象是，她是一个凡事都很认真的人，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性格特征。她的一位家人说：“她总是对每一件事都小题大做！”
这句话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线索。让我们试想一下，把每一个简单的任务都看得特别困难、特别重要，这种倾向会给其他人或者伴侣带来怎样的印象？我们不禁感到，这种倾向相当于向其他人发出请求，要求别人不要再给她分配任何其他任务，因为她连最基本的工作都已经应付不过来了。
然而，我们对这位女士的性格了解得还不够。我们必须激发她进一步表达自己。在这样的诊疗中，我们必须旁敲侧击、机敏谨慎。我们绝对不能企图支配病人，因为这只会使她产生敌意。一旦建立了信任，有了交谈的可能，我们便可以逐渐得出结论：她的整个生命只关注一个目标。她的行为表明，她试图向某人（可能是她丈夫）表示，她无法再承担任何进一步的责任或义务，而且必须得到小心和温柔的对待。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和想象：这一切必定是从过去某个时刻开始的，而且她以前肯定提出过这样的要求。我们成功地从她那里得到了确认：许多年以前，她曾有一段时间特别渴望温情。现在，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她的行为了：这是因为她极度渴望得到他人的关心，不希望重蹈覆辙，让自己所渴望的温情和关爱仍然得不到满足。
我们的发现被她进一步的解释所证实。
她谈起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在很多方面都与她截然相反：生活在一段不幸的婚姻中，并一直想要逃离。有一次，她遇见了这位朋友。当时朋友站在那里，拿着一本书，用厌烦的声音对丈夫说，她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否准备那天的晚餐。这句话激怒了她的丈夫，他严厉地批评她并攻击她的人格。
对于当时发生的这件事，她补充道：“当我想起这件事时，我觉得我的方法要好得多。没有人可以用这种方式指责我，因为我从早到晚都在超负荷运转。如果我在家没有按时做好午餐，没有人可以说我什么，因为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难道我现在要放弃这种方法吗？”
我们可以理解她的心灵在干些什么。她试图以一种相对无害的方式获得某种优势，但同时又不断请求他人的温柔对待，以此来消除所有的指责。既然这个机制取得了成功，那么要求她放弃就似乎显得不太合理，但是她行为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她对温柔的诉求（同时也是一种支配他人的企图）永远没有尽头，因此会产生各种矛盾。如果家里有什么东西丢了，结果必定是“小题大做”，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然后，因为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所以她经常会头痛，不能安然入睡。她必须将一切活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例如，收到一份赴约的邀请，对她来说就是一件大事。接受这份邀请，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因为在她看来，最简单的小事也是不同寻常的大事。所以，到别人家里做客更是一件大事，需要花费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去准备。我们可以预测：她要么因为不能前往而表示歉意，要么至少会迟到。在生活中，这种人的社会感绝不会超过某个限度。
在婚姻生活中，许多关系都会因为这种对温情的诉求而具有特殊的意义。例如我们可以想象，丈夫有时候需要外出工作、出门访客，或者参加他所属的社团活动。如果在这个时候，他把妻子单独留在家里，这是否也属于缺乏温情和关爱呢？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说是这样的，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结婚后丈夫就应该尽可能多待在家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义务虽然看起来令人愉快，但实际上对任何有职业的人来说，都意味着难以忍受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不和谐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我们这个案例中，这种不和谐很快就出现了。丈夫有时很晚才上床睡觉，他尝试不去打扰妻子，却惊讶地发现她还醒着，用责备的目光看着他。
我们不必在这里详细描述这种众所周知的情况。但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讨论的不只是女性的小毛病，因为许多男人也有着类似的态度。在此我们只想表明，人们对关爱的要求，有时会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我们这个案例中，就出现了以下情形：
如果在某些情况下，丈夫晚上必须外出，妻子就会告诉他：既然你很少参加社交活动，那么你不应该回家太早。虽然她说这话的语气很幽默，但这句话的意思却很严肃。表面上看，她的表现否定了自己之前给人的印象，但进一步观察就能看出二者之间的联系。这位妻子很聪明，没有表现出严厉的态度。从外表来看，她漂亮迷人，性格上也没什么缺点，只是她的心理活动让我们很感兴趣。
她对丈夫说的那句话的真正含义在于，那是妻子发出的最后通牒。现在既然她已经批准了，他可以在外面待到很晚。然而，如果他出于自己的原因没有回来，她就会感受到可怕的伤害和冷落。她的话给整个局面蒙上了一层面纱。她成了夫妻中主导的一方，而她的丈夫即使是在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也要依赖于妻子的愿望和意志。
现在，让我们将这种对温情的渴求与我们得到的新印象——这位女士只有自己发号施令时，才能忍受某种情形——联系起来。我们突然意识到，她在自己的整个一生中，一直被一种冲动所驱使：永远不要屈居次席，永远保持支配地位，永远不要被人推离安全位置，永远待在自己小小世界的中心。在她所处的每一种情境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一点。例如，当她必须找一名新的女仆时，她会变得异常兴奋。很明显，她在担心自己能否像控制老仆人那样，对这个新仆人保持支配地位。同样，当她准备离开家去散步时，相当于要离开一个绝对受她支配的领域，走进外面的世界，走到大街上去。在那里，一切突然都不受她控制了，她必须避开每一辆汽车，事实上，她扮演着一个非常顺从的角色。当你理解了她在家里实施的专制，她紧张的原因和意义就非常清楚了。
这些性格特征经常以一种愉快的姿态出现，乍看之下，没有人会认为这个人正在受苦。然而，这种痛苦有时会达到极大的程度。想象一下这种紧张被夸张和放大后的情形吧。有些人害怕乘坐有轨电车，因为在有轨电车上，他们不再是自己意志的主人。有时候，这种恐惧会发展到令他们最终不敢离开自己的家门。
对这个案例做进一步考察，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例子，表明了童年印象对个体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无法否认，从这位女士的角度来看，她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一个人的态度以及他的整个生活，都不顾一切地想要获得温暖、尊重、荣誉和温情，那么表现出好像总是负担过重、精疲力竭的样子，不失为一种实现目标的好方法。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一劳永逸地避开批评，同时还能迫使他人变得温柔，并避开一切可能会干扰心灵平衡的事物。
如果再往前回顾这位病人的生活经历，我们就会发现：
甚至在上学期间，每当她无法完成作业时，就会变得异常紧张，用这种方式迫使老师对她非常温柔。她还补充道，她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经常和弟弟打架。因为在她看来，弟弟总是受偏爱的那个。让她特别生气的是，大家总是更关注弟弟的学业，而对她的功课（她原本是个好学生）却漠不关心。最后她实在忍无可忍，一直抱怨为什么她的优异成绩得不到同等的重视。
显然很容易理解，这个年轻的女孩一直在争取平等。她从小就有一种自卑感，并试图克服这种感觉。她在学校所做的补偿就是成为一名差生。她企图通过糟糕的成绩来压倒弟弟！这并不是什么高尚的做法，但她幼稚地认为这么做合乎情理，因为这样一来，父母的注意力就会更多地指向她。她的小把戏一定是有意识的，因为她很清楚地宣布，自己要做一个坏学生！
然而，她的父母对她在学校里的失败却一点也不担心。这时，有趣的事发生了。她在学习上突然有了显著的进步，因为现在她的妹妹作为一个新角色登场了。妹妹在学校里的表现也不好，但母亲对她几乎表现出了跟对弟弟一样的强烈担忧。其中特殊的原因在于，这位患者只是学习成绩不好，但妹妹在品行方面也有问题。因此，妹妹更容易吸引母亲的注意力，因为与单单学习成绩差相比，品行问题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影响。妹妹的情况更为紧急，迫使父母更多地关注她。
争取平等的战斗暂时失败了。但是一场战斗的失败，绝不意味着永久的和平。没有人能忍受这样的局面。此后，我们将不断发现促使她性格形成的新倾向和新活动。我们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她的小题大做、慌张匆忙，以及表明自己饱受压力的意义了。这一切原本是为她母亲准备的，她想迫使父母像关注弟弟妹妹那样关注她。与此同时，这也是对父母的一种指责，责怪他们对她比对其他孩子更差。当时形成的基本态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对此，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她更小的时候。
她清楚地记得童年时发生的一件事。她想用一块木头去打刚出生的弟弟，幸亏母亲及时发现，才使她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当时她三岁（在如此早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已经发现，她之所以被忽略、不受重视，只因为她是个女孩。她还清楚地记得，自己无数次表达过想要成为一个男孩的愿望。弟弟的出生不仅使她失去了家庭的温暖，而且让她感受到了侮辱。因为作为一个男孩，弟弟得到的待遇比她以前要好得多。在努力补偿这一缺陷的过程中，她偶然发现了一种方法，那就是总是显得不堪重负的样子。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个梦，看看这个行为模式在她的灵魂中有多么根深蒂固。
这位女士梦见自己在家里跟丈夫谈话，但她的丈夫看起来不像男人，而像个女人。这个细节象征着她处理自己所有经历和关系的模式。这个梦意味着，她与丈夫之间实现了平等。他不再像她弟弟那样是个高高在上的男人，他现在像个女人了。他们没有地位上的高低之别。在她的梦里，她实现了从童年时代就怀揣着的愿望。
这样，我们就成功地将一个人心灵生活中的几个点连接起来了，我们发现了她的生活方式、她的人生曲线及她的行为模式。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一幅关于她的整体画面。在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通过温和手段努力扮演支配角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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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活做准备
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所有的心灵现象都可以被看作为某个明确目标所做的准备。在前面描述的心灵生活的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个体对未来的不断准备；而在未来，所有的愿望似乎都能得到实现。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经验，我们所有人都必然经历这个过程，所有讲述理想未来状态的神话、传说和英雄传奇都与此有关。在任何宗教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人们相信曾有一个天堂，并且希望能够重返天堂，那时所有困难也将迎刃而解。灵魂不朽或灵魂转世的教理，都是相信灵魂可以达到一种新形态的明确证据。每一个童话故事都是一个见证，证明人类对幸福未来的希望从未消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