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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奥地利-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译者:郑世彦 当前章节:15367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18:42

劳动分工是维持人类社会运转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每个人在某时或者某地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职责。如果一个人不能尽自己的职责,否认社会生活的价值,他就是一个反社会的存在,放弃了与人类同胞间的关系。这种情况的简单例子,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些利己主义者、捣蛋鬼、自我中心者和讨厌鬼。更复杂一点的例子,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怪人、流浪汉和罪犯。人们对这些性格特征的谴责,往往源于对其本源的理解,源于一种直观的判断:它们与社会生活的要求格格不入。

因此,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对待别人的态度,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社会生活所要求的劳动分工。一个人对这种社会生活的肯定,使他对别人而言变得重要,使他成为社会大链条中的一环。这根链条一旦被打破,人类社会就会被扰乱。一个人的能力决定了他在整个人类社会生产中的位置。这条简单的真理之上笼罩着太多的迷雾,因为对权力的追求和对优越感的渴望,使得错误的价值观被引入正常的社会分工中。这种对优越感的追求扰乱并阻碍了整个社会的生产,并为我们提供了判断人类价值的错误基础。

由于拒绝适应自己被分配的位置,个体扰乱了这种劳动分工。而且,有些个体为了自己的私利而阻碍社会生活和社会工作,这些人的野心和权力欲望也增加了分工的难度。同样,社会中的阶级差别也导致了许多纠纷。个人权力或经济利益也影响着劳动分工,较好的位置被留给特定阶层的个体,即那些更有权力的人,而其他阶层的人们则被排除在外。对社会结构中诸多因素的认识,使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劳动分工一直无法顺利进行。不断干扰这种分工的因素,使某些人拥有了特权,另一些人则被奴役。

人类的两性差异决定了另一种劳动分工。女性由于体质的原因,被排除在某些活动之外,而另一方面,也有些工作没有分配给男性,因为他们更适合做其他工作。这种劳动分工应该建立在完全不带偏见的标准之上。所有争取女性解放的运动,只要没有在激烈的冲突中丧失理性,基本上都接受了这种分工。

劳动分工绝不是要剥夺女人的本性,也不是要扰乱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关系。每个人都需要获得最适合自己的劳动机会。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劳动分工逐渐稳定成形,女性承担了这个世界上的一部分工作(否则这些工作也需要男性来承担),作为回报,男性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发挥更大的作用。只要工作的能力没有被误用,只要体力和脑力没有被扭曲而导致不良后果,我们就不能说这种劳动分工毫无意义。

男性在当今文化中的支配地位

由于文化朝着个人权力的方向发展,尤其是通过某些个体和社会阶层的努力(他们希望为自己争取特权),这种劳动分工已经落入扭曲的轨道,影响着我们的整个文明。其结果是,男性在当今文化中的重要性得到极大的强化。劳动分工使男性这个特权群体在某些利益上得到了保证,这也是他们在劳动分工中支配女性的结果。这样一来,处于支配地位的男性就占据了优势,并操纵着女性的活动,从而使令人惬意的生活方式永远属于男性,而那些分配给女性的活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回避。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男性不断努力想要支配女性,而女性则对男性的支配表现出不满。既然两性之间的联系如此紧密,我们很容易想象,这种持续的紧张会导致心理上的不和谐和严重的身体障碍。这必然会给两性都带来极大的痛苦。

所有的制度、传统观念、法律、道德和习俗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都是享有特权的男性为了自身统治的荣耀而确立并维持的。这些习俗制度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幼儿园,对孩子们的心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孩子并不需要对这些关系有多么深刻的理解,但我们必须承认,孩子的情感生活受到了极大影响。对这些态度应该加以研究,例如,当一个男孩被要求穿上女孩的衣服时,他做出的反应是大发脾气。一旦让男孩对权力的渴望达到一定程度,你就会发现他对男性特权表现出偏好,他认识到,这些特权保证了他在任何地方都享有优势。

我们已经提到,如今的家庭教育过于重视对权力的追求。随之而来的便是维护和夸大男性特权的倾向,因为父亲通常是家庭权力的象征。比起母亲无处不在的陪伴,父亲神秘的行踪更能引起孩子的兴趣。孩子很快就意识到父亲扮演的重要角色,注意到他如何设定生活节奏,安排家庭事务,走到哪里都是领导者的角色。他看到,家里所有人都服从父亲的命令,他还看到,母亲也向父亲征求意见。从各个角度看,父亲似乎都是强大有力的一方。对有些孩子来说,父亲就是他们的标杆,他们相信,父亲所说的一切都是神圣的。在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时,他们会说父亲曾这样说过。即使有时父亲的影响似乎不那么明显,孩子也会意识到父亲的支配地位,因为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父亲身上。而事实上,正是劳动分工使父亲可以在家庭中更好地发挥力量。

就男性支配地位的起源而言,我们必须提醒大家注意这一事实,即这种现象并不是自然产生的。为了保证男性的支配权,诞生了无数的法律条文,就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同时这也表明,在这些法律条文诞生之前,一定还存在过男性特权不甚明确的时期。历史证明,在母系氏族时期情况确实如此。在该时期,母亲(也就是女性)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对孩子而言。在那时,氏族中的每个男人都必须尊重母亲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某些风俗和习惯用语中,至今仍能看到这一古老制度的影响。比如,将陌生男子介绍给孩子的时候,往往称呼他们“舅舅”或“表哥”。

从母系氏族到男性主宰的过渡,一定经历了一场恶战。那些相信自身特权和优势与生俱来的男性,得知男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这些特权,而是经过了艰苦的斗争,一定会惊讶万分。在男性取得胜利的同时,带来的是女性的屈服。这一点在法律条文的发展中清晰可见,后者见证了这个漫长的屈服过程。

男性的支配地位并非与生俱来,有证据表明,这主要是原始部落之间不断争斗的结果。在不断厮杀的过程中,男人作为战士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并最终利用新获得的优势来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达到其个人目的。与这一现象同时出现的是财产权和继承权的确立,这构成了男性支配地位的基础。最终,男性成了财产的继承者和所有者。

然而,孩子们并不需要专门阅读这一主题的书籍。尽管孩子对这些历史资料一无所知,他仍然会感觉到,男性是家庭中享有特权的成员。即使颇有见识的父母为了追求更大程度的平等,有意忽略我们从古老年代继承下来的特权,孩子还是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很难使孩子明白,承担家务的母亲与父亲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想象一下,一个小男孩从小就见识到无处不在的男性特权,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从出生那天起,他就比女孩子更受欢迎。父母更愿意生男孩,这是众所周知并经常发生的事情。男孩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作为父亲的接班人,他拥有更多的特权和更大的社会价值。别人随口说的或者他偶然听到的,都在不断提醒他注意这个事实:男性角色更为重要。

另一个让他看到男性支配地位的现象是,家里雇用的仆人多为女性,且从事着卑贱的工作。在他周围的环境中,女性根本就不相信自己与男性是平等的,这一事实最终强化了他的感受。所有的女性在结婚之前,都应该对未来的丈夫提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你对男性的支配地位,尤其是在家庭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持什么态度?”但这个问题通常得不到回答。我们发现,有些女性表现出对平等的追求,有些女性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顺从。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男性从小就坚信自己有更重要的角色要承担。他将这种信念解释为一种隐含的责任,从而在生活和社会中,只对那些有利于发挥男性特权的挑战做出反应。

孩子们会体验到这种关系中出现的每一种情形。他从中得到大量关于女性状况的画面,在这些画面中,女性大多数时候都扮演着可悲的角色。这样一来,男孩的成长过程就会带上明显的男性色彩。他会认为,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有价值的目标只能是男性特质和男子气概。从这些权力关系中产生的典型的男性美德,清晰地揭示出自身的起源。

某些性格特征被认为是男性的,而另一些被认为是女性的,尽管这些评价并没有什么依据。即使我们比较男孩和女孩的心理状态,似乎找到了支持这一划分的证据,但我们并不是在处理自然现象,而是在描述一些个体的表现。这些个体被导向某个特定的轨道,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被特定的权力概念所限制。这些权力概念以一种强迫之力向人们指出,他们必须往哪个方向发展。

我们没有理由区分“男性”和“女性”的性格特征。我们将看到,这两种性格特征都能够被用于实现对权力的追求。换句话说,一个人也可以用所谓的“女性”特征来表现权力,比如顺从和谦恭。顺从的孩子所占据的优势,有时比不顺从的孩子更为明显,尽管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对权力的追求。由于对权力的追求表现形式极其复杂,所以我们对心灵生活的洞察变得更加困难。

随着男孩渐渐长大,他的男子气概成了一种重要的职责;他的野心、对权力和优越感的追求,都无可争辩地与他成为男子汉的职责紧密联系在一起。对许多渴望权力的孩子来说,仅仅意识到自己是男性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证明自己是男人,因此必须享有特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他们努力超越别人,并以此衡量自己的男性特征;另一方面,他们可能会通过对身边所有的女性发号施令来取得成功。根据他们所遇到抵抗的激烈程度,这些男孩要么变得顽固粗俗,要么变得诡计多端,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既然每个人都以“享有特权的男性”这一标准来接受评价,那么我们在男孩面前高举这个标准也就不足为奇了。最终,他会根据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观察并询问自己是否“是个男子汉”,自己的行动是否足够“男性化”。如今,我们所谓的“男子气概”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纯粹的自我中心,一种满足自恋的东西,一种超越和支配他人的感觉。这一切都是凭借一些看似“积极”的性格特征来实现的,比如勇气、力量、责任、赢得各种胜利(尤其是对女性的胜利),获得地位、荣誉和头衔,以及希望自己变得冷酷以对抗所谓的“女性”倾向,等等。为了赢得个人的优越感,人们进行着持续的争斗,因为拥有支配权被视为一种男性美德。

通过这种方式,每个男孩都会培养出他在成年男性身上看到的性格特征,尤其是在自己父亲身上看到的性格特征。我们可以在整个社会最为多样化的表现中,见识到这种人为助长的夸大妄想的后果。在很小的时候,一个男孩就被敦促着要为自己争取权力和特权。这就是所谓的“男子气概”。在糟糕的情况下,这种气概会堕落为众所周知的粗鲁和野蛮。

在这种情况下,做一个男人的好处是非常诱人的。因此,当我们看到许多女孩追求男子气概的理想时,无论是将其当作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还是当作评判自己行为的标准,我们都不必感到惊讶。这种理想可以表现为行为举止的一种模式。在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每个女人都想成为男人!我们发现这类女孩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欲望,想要在更适合男孩子的游戏或活动中脱颖而出。她们爬树上墙,宁愿跟男孩玩而不跟女孩玩,并避免一切“女性化”的活动——认为这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只有在男性化的活动中,她们才能感到满足。当我们认识到,追求优越感更多地与我们赋予活动的意义有关,而不是与活动本身有关时,就可以理解这些偏好男子气概的现象了。

所谓的“女性低劣”

男人习惯性地为自己的支配地位辩护,不仅声称这种地位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认为这是因为“女性低劣”造成的。这种观念传播甚广,以至于似乎成了所有民族的共识。与这种偏见相联系的是男性的某种不安,这种不安很可能来源于对抗母系氏族的时代,在那时,女人确实经常让男人焦虑不安。

我们在文学和历史中经常能看到这种迹象。一位拉丁作家曾写道:“女人使男人感到迷惑。”在神学中,人们经常讨论“女人是否有灵魂”这类问题。在学术论文中,竟然有人研究女人是不是真正的人类。长达一个世纪的迫害和焚烧女巫事件,就见证了那个被人遗忘的时代里,关于这个问题所存在的错误,以及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困惑。

女人经常被视为万恶之源,正如《圣经》中的“原罪”概念或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所描述的那样。海伦的故事表明,一个女人可以使整个民族陷入不幸。在各个时代的传说和神话故事中,都包含着对女人道德低下的描述,以及她们的邪恶、虚伪、背叛和变化无常。“女人的愚蠢”甚至在法律案件中被用作证据。与这些偏见相一致的,是对女性能力、勤奋和才能的贬低。在所有民俗和文学作品中,都充斥着贬损女性的修辞、轶事、格言和笑话。人们总是指责女性恶毒、小气、愚蠢等。

为了证明女人的低劣,男人们有时会变得尖酸刻薄。像斯特林堡[20]、莫比乌斯[21]、叔本华和魏宁格[22]等人,就是这样的男性。这些男性的数量还因为许多女性的存在而不断增加,她们的顺从使人相信女性确实低人一等。不用说,这些人都是女性顺从角色的拥护者。对女性和女性劳动的贬低,还表现在以下事实中:无论男女的工作是否具有同等价值,女性的薪酬总是低于男性。

在比较智力和才能的测试结果时,我们确实发现,在某些特定的学科(如数学)上,男孩会表现出更多的天赋,而在其他学科(如语言)上,女孩则显得更有天分。在为传统的男性职业而接受训练时,男孩当然会比女孩表现出更强的天赋,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天赋。如果更深入地研究这些女孩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女性无能”的说法明显是无稽之谈。

女孩们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言论:女性的能力不如男性,只适合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因此,一个女孩会深信女人的命运悲苦且不可改变,而且由于童年缺乏训练,她迟早会相信自己的无能。在这样沮丧的情况下,即使女孩有机会从事“男性化”的职业,她也会带着先入为主的结论,觉得自己对此没有足够的兴趣。即使她有这样的兴趣,也会很快消失不见。就这样,外在和内在的准备都被她自己否定了。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女性无能”的证据似乎非常充足。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经常从纯粹的功利或自私的角度,对一个人的价值进行判断,这个事实加剧了我们的谬见。有了这样的偏见,我们就很难理解一个人的表现和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与其心理发展相吻合。这就将我们引向了第二个原因,“女性无能”的谬见也许就源于此。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一个女孩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她的耳边就充斥着对女性的偏见,这种偏见只是为了剥夺她对自己价值的信念,粉碎她的自信,摧毁她想做点有价值的事的希望。

如果这种偏见不断被强化,如果一个女孩不断地看到女性卑躬屈膝的样子,那么不难理解,她将会失去勇气,不能面对自己的职责,不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然后,她就真的变得没有能力、没有用了!但如果我们在对待一个人时,损害他在社交中的自尊,使他放弃取得任何成就的希望,灭掉他的勇气,然后发现他真的一事无成,那么我们就无法坚持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因为必须承认,正是我们造成了他所有的痛苦!

在我们的文明中,一个女孩很容易失去勇气和自信。然而,某些智力测试证明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一组年龄在十四岁至十八岁的女孩,表现出了比其他各组人员(包括男孩)更大的才能。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这些女孩的家庭中,她们的母亲要么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要么至少对家庭有很大的贡献。这意味着,在这些女孩所处的家庭环境中,“女性能力低下”的偏见要么完全不存在,要么程度非常轻微。她们可以亲眼看到母亲的勤奋如何得到了回报,因此她们可以更自由、更独立地发展自己,那些与“女性无能”的观念紧密相关的压抑因素完全没有影响到她们。

可以进一步反驳这种偏见的论据是:有大量女性在各种各样的领域取得了成就,尤其是在文学、艺术、工艺和医学等领域,她们成就非凡,完全可以和这些领域中的男性相媲美。此外,却还有许许多多的男性不仅没有任何成就,而且能力非常欠缺。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同样多的证据(当然也是谬误),证明男性是一种次等的性别。

“女性低劣”的偏见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人们根据一种预设,对各种概念进行划分和归类:“男性”就意味着有价值、强大、成功、有能力,而“女性”则等同于顺从、卑贱和从属。这种思维方式在人类的思维过程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在我们的文明中,所有值得赞美的东西都带着一种“男性化”色彩,而所有不那么有价值或实际上被贬低的东西都被定性为“女性化”。我们都知道,对男人的最大侮辱莫过于说他们“像个女人”,反之,当我们说一个女孩“像个男人”,却不一定意味着侮辱。在谈到女性时,人们的语调总是贬低的,让人觉得一切与女性有关的东西都显得低劣。

更仔细地观察我们就会发现,那些似乎能证明“女性低劣”这一谬见的性格特征,不过是女性心理发展受抑制的一种表现。我们并不认为每个孩子都能被培养成所谓“有天赋”的人,但我们总能把一个孩子变成“没有天赋”的成年人。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去做。但我们知道,有些人在这方面做得太成功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女孩比男孩更容易遭遇这种命运,这很容易理解。此外,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没有天赋”的孩子突然表现出惊人的才能,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

逃离女性身份

男性明显的优势对女性的心灵发展造成了严重干扰,其结果是女人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几乎普遍感到不满。女性的心灵生活与那些因为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强烈自卑的人,有着相同的运动轨迹,受制于相同的运动规则。所谓“女性低劣”的偏见,使事态变得更加严重。即便有相当多的女孩找到了某种补偿,消除了一些偏见,她们也会将此归功于自己性格的发展和智力,有时还会归功于自己获得的某些特权。这表明,一个错误可以引起另一个错误。这些特权可能是特殊豁免、免除义务和享受奢侈,这给人一种优势的假象,因为它们假装出非常尊重女性的样子。其中可能包含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但这种理想主义最终只是男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塑造的。法国女作家乔治·桑曾一针见血地对此做过描述:“女人的美德是男人的精心发明。”

一般来说,在反抗女性角色的斗争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类女性。一类是前面已经指出的,朝着积极的“男性化”方向发展的女孩。她们精力充沛,雄心勃勃,不断地为了生活中值得追求的东西而奋斗。她们试图超越自己的兄弟和男性同胞,选择那些通常被视为男性特权的活动,喜欢体育运动以及类似的事情。她们常常逃避所有的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如果进入一段婚姻,她们可能会因为努力超越丈夫而破坏婚姻和谐!她们可能会对所有的家务活都极其反感。她们可能会直接表达自己的厌恶,或者否认自己有做家务的天分,并不断地拿出证据,试图证明自己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才能。

这类女性试图做出“男性化”的反应,以此来补偿男性态度给她们带来的不幸。这种对女性气质的防御,是她们整个存在的基础。她们被称为“假小子”“男人婆”,诸如此类。然而,这些称谓却基于一个错误的概念。许多人都认为,这样的女孩身上存在一定的先天因素,某种“男性化”的物质或分泌物使她们表现出“男子气概”。然而,整个人类文明史告诉我们,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压力以及她们必须忍受的压制,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的——压迫总会引起反抗。如果这种反抗现在表现为我们所谓的“男子气概”,那么原因很简单,因为世上只有两种性别。

一个人只能按照两种模式来定位自己:要么做一个理想的女人,要么做一个理想的男人。因此,对女性角色的背弃只能以“男子气概”表现出来,反之亦然。这并不是某种神秘分泌物的结果,而是因为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我们绝不能忽视女孩心理发展所面临的困难。只要我们无法保证每个女性和男性之间的绝对平等,我们就不能要求她与生活、与我们文明中的现实以及与社会生活的方式保持一致。

第二类女性终其一生都持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适应、顺从和谦逊。她似乎能适应任何地方,到哪儿都能生根,但同时却表现得极其笨拙和无助,以至于什么事也干不成!她可能会产生神经症的症状,这使她显得柔弱,需要他人照顾;她还想借此表明,她所受的训练、她荒废的生活常常伴着神经症,使她完全不适应社会生活。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但不幸的是,她生病了,无法令人满意地迎接生存的挑战。她永远不能让周围人都满意。她的顺从、谦卑和自我压抑,同样建立在反抗的基础之上,正如第一种类型中的姐妹一样,这种反抗清楚地表明:“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还有第三类女性,她并不反抗自己的女性角色,但内心却有一种痛苦的意识,即认为自己注定是一种低等的存在,注定在生活中扮演从属的角色。她完全相信女人是低人一等的,正如她相信,只有男人才应该去做生活中有价值的事情。因此,她认可男性的特权地位。就这样,她加入了赞美男人的合唱团中,称赞他们是实干家、成功者,并要求给予他们特殊地位。她清楚地表现出自己的柔弱,仿佛想让别人也承认这一点,并由此得到额外的支持。但这种态度只是一场长期酝酿的反抗的开端。为了报复,她会用一句漫不经心的口号,将婚姻中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丈夫身上,她会说:“这些事情只有男人才能做到!”

虽然女性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但教育孩子的任务主要还是落在她们肩上。现在,让我们就这一项最重要、最艰难的任务,对这三种类型的女性做一个描述。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区分这三类女性。第一种类型的女性即“男性化”的女人,会对孩子比较专横,喜欢惩罚孩子,对孩子施加巨大的压力,而这些孩子当然会极力回避。如果说这种教育能产生什么效果的话,最好的结果可能就是一种没有意义的军事训练。孩子通常会认为,这类母亲是糟糕的教育者。她们的大喊大叫、大惊小怪不但没有什么效果,还会产生一种危险:女孩被怂恿去模仿她们,而男孩终其一生都处在惊吓中。在那些受这类母亲支配的男人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人尽可能地回避女人,就好像他们已经受够了这种痛苦,无法再相信任何女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两性之间的隔离和疏远,我们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异常,尽管有些研究者仍然说这是“男性元素和女性元素的分配问题”。

其他两类女性作为教育者同样也是徒劳无功的。她们可能会极度自我怀疑,以至于孩子很快会发现她们缺乏自信,并且不再理会她们。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会继续努力,唠叨和责骂,并威胁要告诉父亲。她求助于男性家长的事实再次背叛了她,显示出她对自己的教育技巧缺乏信心。她在教育问题上逃离前线、放弃职责,仿佛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即只有男人才能教育孩子,因此男人是责无旁贷的!这样的女性可能干脆不做任何教育工作,毫无愧疚地把教育孩子的责任推给丈夫和家庭教师,因为她们觉得自己无法取得任何成功。

对女性角色的不满,在某些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女性因为一些所谓“更高级”的理由而逃避生活。修女或其他因某种职业的要求而必须独身的女性,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种态度清楚地表明,她们与自己的女性角色没有达成和解。同样,许多女孩很早就开始工作,因为这种与职业有关的独立,对她们来说似乎是一种保护,保护她们免受婚姻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的动力仍然是不愿意承担女性的角色。

如果一个女孩进入婚姻状态,是不是就可以认为她自愿承担了女性的角色呢?我们了解到,结婚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女孩与她的女性角色达成了和解。下面这个三十六岁的女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她向医生抱怨,说自己有各种神经症的症状。她在家中排行老大,父亲已经上了年纪,母亲则个性霸道。她的母亲年轻漂亮,却嫁给了一个老头,这个事实使我们猜想,在他们的婚姻中,母亲对女性角色有一定的厌恶。她父母的婚姻并不幸福。母亲叫嚷着要当家做主,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自己的意愿,而不管别人喜不喜欢。老父亲经常被逼到无路可退。这个女儿说,她的母亲甚至不让父亲躺在沙发上休息。母亲的一切活动都在维持她认为值得实行的“家规”。对这个家庭来说,这些规矩就是绝对的法律。

这位患者逐渐长成了一个非常能干的孩子,父亲对她宠爱有加。另一方面,母亲却对她从不满意,总是与她为敌。后来,随着母亲更加疼爱的男孩的出生,母女之间的关系就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了。小女孩意识到父亲是支持她的,无论父亲在其他事情上多么谦恭和退让,当女儿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总能挺身而出。因此,她开始发自内心地痛恨母亲。

在这场激烈的冲突中,母亲的洁癖成了女儿攻击的矛头所在。母亲的洁癖已经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甚至连女仆碰了门把手之后都必须再擦一遍。这个小女孩却故意穿得又脏又破,在家里到处乱跑,一有机会就把家里弄得又脏又乱,并从中获得了一种特别的快感。她所发展出的性格特征与母亲的期望恰好相反。

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性格并非来自遗传。如果一个孩子桀骜不驯,只发展出那些会把母亲气得要死的性格特征,那么在这些性格背后,必然包含了一个有意或无意的计划。这对母女之间的仇恨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很难见到比这更激烈的冲突了。

这个女孩八岁的时候,家里的情况是这样的:

父亲永远站在女儿这一边,母亲则板着一张脸在家里走来走去,说一些刻薄的话,强制执行她的“统治法则”,并训斥女儿。这个女孩怨气日渐加深并变得好斗,喜欢用绝妙的讽刺来破坏母亲的行动。另一个使情况变得更复杂的因素,是她弟弟所患的心脏瓣膜病。弟弟是母亲最喜欢的孩子,一直倍受宠爱,他的疾病使母亲对他的关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位家长对待孩子的态度总是对立的。这个小女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

后来,她患了一种神经性疾病,谁也无法解释原因。她的症状在于,她被自己针对母亲的邪恶念头所折磨,觉得自己的所有行动都受到了阻碍。最后,她突然深深迷上了宗教,但这并没有让她好过一点。过了一段时间,这些邪恶的念头消失了。这要归功于一些药物或者其他什么东西,不过更有可能是因为她母亲被迫转攻为守了。但她仍然有残留的症状,那就是特别害怕打雷和闪电。

这个小女孩相信,之所以会出现打雷和闪电,是因为自己道德败坏,总有一天会被雷劈死,因为她有如此邪恶的念头。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小女孩试图从自己对母亲的仇恨中解脱出来。就这样,这个小女孩继续成长,光明的未来似乎在向她招手。一位老师对她的评语是:“这个小女孩可以做到任何她想做的事!”这句话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句话本身并不重要,但对这个女孩来说,这句话意味着:“只要我想到,我就能做到。”有了这种意识之后,她与母亲之间的对抗变得更激烈了。

青春期到来,她出落成一位美丽动人的少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身边出现了许多追求者。然而,由于她说话尖酸刻薄,所有恋爱的机会都被破坏了。她觉得只有一个男人吸引了她,那是一个住在附近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大家都担心有一天她会嫁给他。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男人就搬走了。这个女孩一直住在那里,一个求婚者也没有,直到她二十六岁那年。在她活动的圈子里,这是很不寻常的,但没有人能解释清楚,因为没有人了解她的过去。她从小就和母亲进行激烈的斗争,所以她变得特别爱与人争吵。争吵让她体会到乐趣。母亲的行为时常激怒她,这促使她渴望战胜别人。激烈的唇枪舌剑是她最大的快乐,这一点显露出了她的虚荣心。她的“男性化”态度还表现在这一面:只有当她能打败对手时,她才会寻求这样的争吵。

二十六岁时,她认识了一位非常高尚的男士,这个人没有被她好战的性格所吓退,并且非常诚恳地向她求爱。他的态度谦恭顺从,亲戚们都要求她嫁给这个男人。这使她不得不一再解释,说这个男人让她感到很不愉快,不可能考虑和他结婚。如果我们了解她的性格,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了。然而经过两年的抵抗,她最终接受了他,深信他已经成为自己的奴隶,自己可以对他为所欲为。她暗自希望这个人能成为父亲的翻版,只要她想要,他就会向她屈服。

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结婚几天后,她的丈夫就开始坐在房间里抽烟斗,舒舒服服地看他的报纸。早上他去上班,晚上准时回家吃饭,如果饭菜还没有准备好,他就会发牢骚。丈夫要求她整洁、体贴、守时,还有各种她不愿满足的无理要求。她的婚姻关系与她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完全不一样。她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她要求得越多,丈夫就答应得越少,而丈夫越向她暗示她的家庭职责,她做的家务就越少。她每一天都提醒自己,丈夫没有权力提出这些要求,因为她已经明确地告诉他,她不喜欢他。但这对她的丈夫没有任何影响。他继续无动于衷地提出要求,这使她觉得未来毫无幸福可言。在自我陶醉的热情中,这个正直本分的男人对她百般追求,然而一旦得到了她,他的热情就烟消云散了。

在她做了母亲之后,夫妻两人之间不和谐的关系也没有任何改变。她被迫承担了一些新的职责。与此同时,她与母亲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糟,因为母亲总是积极地维护女婿。持续不断的冲突使她的家里充满了火药味,难怪她的丈夫有时会表现得很粗暴,并且对她缺乏关爱,而有时这个女人的抱怨也确实有道理。丈夫的这种行为,是她令人难以接近的直接后果,而她的难以接近,又是由于她与自己的女性角色无法达成和解。她原以为自己可以永远扮演女皇的角色,过着悠闲的生活,身边跟着一个可以满足自己所有愿望的仆人。对她来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生活才有可能过下去。

那么,她现在该怎么办呢?她应该和丈夫离婚,然后回到母亲身边,宣布自己被打败了吗?她没有能力过独立的生活,因为她从来没有为此做过准备。离婚对她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将是一种侮辱。生活对她来说苦不堪言:一方面是丈夫的批评,另一方面则是喋喋不休的母亲,要求她保持清洁和整齐。

突然间,她也变得干净、整洁起来!她整天洗衣服,擦地板,打扫卫生。她似乎终于幡然醒悟,接受了母亲多年来反复灌输的教诲。一开始,看到她不停地清理书桌、橱柜和衣柜,母亲喜笑颜开,丈夫也为这个突然变化而感到高兴。但是,她把这些事情做得太过火了。她一直洗,一直擦,直到家里没有一块没擦洗过的地方。她干得热火朝天,以至于每个人都显得碍手碍脚。反过来,她的这种热情也干扰了其他人。如果她清洗的某件东西被别人碰了,她就会再洗一遍,而且只能由她来洗。

这种表现为不断洗刷和清洁的疾病,在一些女性身上十分常见。这些女性对抗自己的女性气质,试图通过清洁的美德来提升自己,使自己超越那些不爱清洁的人。她们在无意识中所做的努力,只是为了把整个家都搅乱。没有哪个家庭比这类女人的家庭更混乱了。她们的目标不是让家里一尘不染,而是让整个家庭陷入窘境。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与女性角色的和解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这位患者没有女性朋友,与任何人都无法相处,也不懂得体谅他人,这完全符合我们对她生活模式的预期。

我们有必要在未来发展出更好的教育女孩的方法,可以让她们有更好的准备,与自己的身份和生活达成和解。有时候,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她们也无法与生活达成和解,上述例子就是如此。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谓“女性低劣”的谬见得到了法律和传统的维护,尽管任何真正有洞察力的人都会否认这一点。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提防着,识别并抵制我们的社会在这方面出现的错误态度和行为。我们必须加入这场斗争,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女性的尊重做了某种病态的夸大,而是因为当前这种错误的态度否定了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逻辑。

让我们借此机会来讨论另一种经常贬低女性的问题:所谓的“危险年龄”,即女人五十岁左右这个时期,与此同时出现的是某些性格特征的加强。生理上的变化向更年期的女人表明,令人痛苦的时刻已经来临,她将永远失去自己在一生中辛苦建立起来的微不足道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她将加倍努力寻求任何有用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的地位。我们的文明被这样的原则所支配:存在于眼前的东西才是价值的来源,每个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女性,在这个时期都会经历困难。

完全否定年老女人的价值,对她们所造成的伤害同时也影响着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不可能只在壮年时期一天天地计算自己的价值。一个人在盛年时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在他日薄西山时仍旧归功于他。仅仅因为一个人变老,就将他完全排除在社会的精神和物质关系之外,这是极大的错误。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实际上相当于一种贬低和奴役。想象一下,当一个妙龄少女想到她未来生命中的这个时期,她会有多么焦虑!女性的气质并不会在五十岁时就消失不见。一个人的荣誉和价值会超越某个年龄段而保持不变,这一点必须得到保证。

两性之间的紧张状态

所有这些不幸的现象,都建立在我们文明的错误之上。如果我们的文明带有偏见,那么这种偏见就会延伸到每一个角落,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女性低劣”的谬见,以及由此得出的“男性优越”的谬论,不断干扰着两性之间的和谐。其结果是,两性关系中出现了非同寻常的紧张状态,不仅威胁到两性之间的幸福,而且经常会摧毁每一个人幸福的机会。我们的整个爱情生活,都被这种紧张状态所毒害、扭曲和腐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少能见到幸福的婚姻,为什么许多孩子从小就觉得婚姻是一件极其艰难和危险的事。

上文描述的这些偏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孩子充分理解生活。想想那么多的年轻姑娘,她们仅仅把婚姻看作生活中的一个紧急出口!想想那些不幸的男男女女,他们仅仅把婚姻看作不可避免的灾祸!由两性之间的紧张状态所产生的困难,到今天已有铺天盖地之势。女性越是逃避社会强迫她扮演的性别角色,男性越是渴望扮演自己的特权角色(不管这种地位有多么虚假),这些困难便会愈演愈烈。

同伴关系是男女角色真正和解的标志,是两性之间真正平等的指标。在两性关系中一方从属于另一方,就如同国际关系中一国附属于另一国一样令人难以忍受。每个人都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因为错误的态度可能会给双方都带来相当大的困难。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方面,两性关系是如此普遍和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在我们这个时代,它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为每个孩子都在强迫之下形成了一种贬低、否定女性的行为模式。

当然,一种从容的教育可以克服这些困难。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如此匆忙,缺乏真正经过证实和检验的教育方法,我们的整个生活中又充满了竞争(这种竞争的触角甚至伸到了幼儿园),这一切都生硬地决定了人们以后的生活取向。许多人不敢或不能建立爱情关系,这种恐惧或无能主要是由毫无意义的压力造成的,它迫使每一个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即便他必须通过背叛、恶意或武力来证明。

不必说,这毁掉了爱情关系中所有的坦诚和信任。唐璜[23]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怀疑自己的男子气概,不断地靠征服异性来证明自己。两性之间普遍的不信任,阻碍了所有的坦诚,使整个人类都为此受苦。被夸大的男子气概的理想,意味着持续的挑战、鞭策和焦虑不安,其结果自然是追求虚荣、自我美化以及对“特权”的维护。当然,所有这些都与健康的社会生活背道而驰。我们没有理由反对女性解放运动的宗旨。我们的责任是支持她们争取自由和平等的努力。因为整个人类的幸福最终取决于这一前提:女性能够与她的女性角色达成和解。男人能否妥善地解决他与女人的关系,同样也取决于这个前提。

改革的尝试

在为改善两性关系而形成的所有制度中,男女同校的做法是最为重要的。这一制度尚没有被普遍接受,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支持者最有力的论据是:通过男女同校,两性可以尽早互相了解,而通过这种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错误的偏见及其灾难性的后果。而反对者的意见通常是:男孩和女孩在入学时差异就已经很明显,男女同校只会加剧这些差异。男孩会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因为在学生时代,女孩的心理发展要比男孩快得多。这些必须维护自己特权、证明自己更能干的男孩必定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特权不过是个一触即破的肥皂泡。还有研究者认为,在男女同校的教育中,男孩在女孩面前会变得焦虑不安,丧失自尊。

毫无疑问,这些反对意见有一定的道理,但只有当我们从两性竞争的角度去思考男女同校的问题时,这些观点才站得住脚。如果这就是男女同校对老师和学生的意义,那么这确实是一个有害的做法。如果我们找不到一位对男女同校有更好见解的教师,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教师能认识到,男女同校代表着对未来社会工作中男女合作的一种训练和准备,那么所有男女同校的尝试都注定会失败。反对者们也将从这一失败中看到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要想充分描绘这整个情形,需要有诗人般的创造力。我们必须满足于指出其中的要点。我们知道,青春期的女孩容易表现得好像自己低人一等,而我们所说的关于器官缺陷的补偿机制也同样适用于她。不同之处在于:女孩的自卑感是她所处的环境强加给她的。她不可挽回地被引导到这一行为的轨道中,即使富有洞察力的研究者也不时会掉入陷阱,认为女性确实低人一等。这种谬见的普遍结果是,两性最终都会陷入名望竞争的泥潭,双方都试图扮演并不适合自己的角色。

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是,男女两性的生活都变得更加复杂,他们之间的关系丧失了所有的坦诚,他们头脑中充满了谬误和偏见,因此所有幸福的希望都会化为泡影。

[20]斯特林堡(A. Strindberg,1849—1912),瑞典作家,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世界现代戏剧之父。*

[21]莫比乌斯(A. F. M?bius,1790—1868),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发现了三维欧几里得空间中一种奇特的二维单面环状结构,后人称为“莫比乌斯带”。*

[22]魏宁格(O. Weininger,1880—1903),奥地利哲学家,代表作为《性与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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