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妹妹来说，她从一出生就注定成为哥哥的竞争对手。她的学习成绩也非常优秀，却常常做出一些对哥哥有害的事情，借此吸引父亲的注意。她对各种家务驾轻就熟，做起来毫不费力；而哥哥却感到做这些事情十分费力。他发现自己很难在家务方面获得父亲的认可——在其他方面他可不是这个样子！父亲很快发现儿子在社会生活方面表现异常，而且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表现得愈发明显。实际上，儿子的社会生活几乎完全空白。他将结交新朋友看作一件非常小心翼翼的事情，而且，一旦新朋友是女性，他就会立刻跑开。起初，父亲认为这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但后来发现儿子在社交方面的缺陷逐渐加重，甚至不敢走出家门一步。除非是在夜里，否则他不敢独自外出散步。虽然他的学习态度和对待父亲的态度尚可，但是他逐渐寡言少语，以至于后来发展到拒绝向熟人打招呼。
当事情发展到这种严重的地步时，正常人已经不能再做什么来挽救了，所以这位父亲带着儿子求医问诊。寥寥数语足以让医生发现造成他儿子社交障碍的原因：他觉得自己的耳朵太小，所以大家都会觉得他长得丑。实际情况是，他的耳朵完全正常。当他被告知耳朵与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而只是他作为逃避社会交往的借口时，他又说，自己的牙齿和头发也不好看。实际上，他的牙齿和头发也完全正常。
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显然胸怀大志。在父亲的不断鼓励下，他很早就设定了人生目标，立志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他一直都在逃避所有人性和同伴义务，怎么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呢？为什么这个男孩儿会说出一些充满孩子气的话来？如果他曾经对自己的外表做出正确的评价，就不会对生活充满谨慎和不安，因为毫无疑问，我们的文化不同情外表丑陋的人。
进一步的交流让我们发现，这名男孩儿的雄心壮志是指向某个特定目标的。由于之前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够一直保持下去。达到这个目标的方式有很多，包括专注、勤奋，等等。但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还想将那些貌似分散注意力的事物统统都抛开。他可能会说：“我要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并为科学事业奉献我的一生。所以，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必须被抛开。”
从意识层面上，他没有想过或说出这个问题，但他把自己所谓的“长得不好看”当作实现个人目标的借口。对这个无关紧要事实的过分夸大使他有理由干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现在，他抛弃了一切，只希望成为一名出色的科学家。要是他曾经说过，自己希望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以免让任何事情阻碍自己达到目标，那么，他的雄心就非常凸显了。在意识层面上，他尚未觉察到自己的真正目的，但潜意识分析已经表明了一切。
实际上，他从来没有想过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牺牲什么东西。要是他曾经决定为了当一名伟大的科学家而放手一搏，那么，他或许不会像现在这样拘谨，但他采取的方式正是大声宣称自己外表丑陋，所以不敢混入社会。此外，那些公开表明自己愿意为了做第一名而牺牲所有社会交往的人，只不过是一个荒唐的笑话。因为他们的想法既极端又不切实际。对于有些东西，我们还是不能过分公开地表态，无论是为了一己私利，还是为了他人的利益。从这个角度看，这名男孩的生活目标只能停留在潜意识层面上。
如果我们按照上述分析直接暴露他的动机和精神秘密，他自然会觉得自己的整个精神系统失去了平衡。要知道他不惜一切代价想要隐藏的事情就要被公之于众了！他的潜意识思考机制即将为大家所知，包括那些未经深入思考过的想法、站不住脚的主意，以及那些一旦上升至意识层面上就会影响我们整个行为系统的倾向。趋利避害是普遍的心理现象。人类只敢做那些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们承认一切对自身有利的事件；而那些不适合我们的思想会被沉淀在潜意识里。
第二个案例跟另外一名年纪非常小的男孩有关。他的父亲是一名教师，也一直鼓励孩子成为班上的尖子生。在这个案例中，这名小男孩的童年早期也是伴随着一路的成功，使得他逐渐认为自己总应该成功。他是同学中最吸引人的孩子之一，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但18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情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对生活失去了所有的乐趣，深陷在抑郁和困扰中，并极力想逃脱这个世界。他今天结交的新朋友，明天就会绝交。没有人理解他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颓废。但是，他的父亲却希望这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可以让他更加专心地学习。
在治疗过程中，这名男孩一直在不断地抱怨，认为是父亲抢走了自己所有的生活乐趣，导致他不能继续建立生活的信心或勇气，他现在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除了终日在孤独的痛苦中度过余生。他的学业成绩逐渐退步，未能考上大学。他解释说，生活之所以发生改变，是由于一次社交聚会。在聚会上，对现代文学的无知使得他成为众人嘲笑奚落的对象。这次和此后数次类似经历使他开始变得孤独，并最终逃避社会。他总是责备父亲，认为所有的不幸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因而，他们的关系日渐冷淡和恶化。
以上两个案例具有非常多的相似点。在第一个案例中，患者被妹妹的竞争所误导，而在第二个案例中，患者对父亲的好斗态度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这两个患者都被我们称为“崇高理想”的观念所束缚。他们对此执迷不悟，彻底地与外界生活失去联系。他们终日垂头丧气，除了渴望从奋斗中全身而退，别无他求。第二个案例中的男孩或许曾经自言自语道：“既然做不成英雄，那就让我在孤独中度过余生吧！”
毫无疑问，他父亲的做法是错误的，而且抚养方式也是欠妥的。非常明显的是，现在这名男孩只会双眼盯着父亲的错误，终日抱怨。他一口咬定是抚养方式出了问题，除了逃避社会，别无他法——这样，他的逃避就是正当的了！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他再也不会遭遇任何失败。他把一切不幸都发泄到父亲身上。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挽回部分自尊，并实现部分自身价值。他的过去很辉煌，但他的未来光辉却被父亲一手挥去。由于父亲的错误教育，阻碍了儿子获得更辉煌的成就。
我们可以说，诸如此类的一连串想法在他的潜意识层面上徘徊不去：“成年后，我就必须学会逐渐面对残酷的现实。或许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获得第一名。既然如此，我为何不中途退出竞争，避免失败呢？”这种想法显然不切实际。没有人会真正通过这种方式表态，但他们的行动却可以表明他们正在故意采取这种做法。另外一个事实也为我们提供了上述观点的论据。通过完全沉浸在对父亲错误的抱怨里，他试图退出社会，逃避所有生活的决定。要是这一系列想法上升到了意识层面，就会暴露他的行为背后的所有秘密。也就是说，潜意识层面的思考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有着光辉过去的人们，谁想承认自己早已江郎才尽了呢？当然人们不会因为这个儿子未能取得新的成就而责怪他，但是父亲的过失不应当被视而不见。在案例中，儿子充当了法官、原告和被告人的角色。他现在是否应该放弃这三重身份呢？显然，只要他不原谅父亲，这三重身份就不会发生改变。
梦境
很久以前，人们就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梦境窥探人性。G·C·利希滕贝格是一名当代歌德研究者，他曾经说过：“我们可以从梦境中更好地揣摩一个人的性情，而非他的行动或语言。”这个结论可能有点儿夸张。用我们的观点看来，哲学现象的阐述必须小心谨慎，而且必须与其他心理现象有所联系。因此，仅当我们能够从其他特征中找到额外的支持证据之后，我们才能对个体性格下结论。
早在史前时期，人们就开始尝试解释梦境。从历史研究、神话和冒险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时人们对梦境解释的热情远比现代人要高，甚至部分普通人对梦境的理解比现代人还透彻。在古埃及人的生活中，梦境具有多种功能。《圣经》所载的梦境也缤纷多彩，要么应用了巧妙的阐释手段，要么采用了浅显易懂的语言，以让不同的人得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解读。这些梦境包括耶稣向其弟叙述的关于麦束的梦。在植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尼伯龙根冒险故事中，我们也可以得出梦境作为事实证据的结论。
倘若我们将梦境看作研究和学习人类灵魂的一种手段，我们所获得的结论几乎不可能与那些研究梦境的奇妙影响和超自然作用的学者相比。仅当其他细节证实并支持我们的结论时，才能够依赖梦境提供的证据。
梦境能够暗示未来，这种带有倾向性的信念一直延续至今。有的空想家借此走向极端，甘于让自己的行为受到梦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个病人放弃了体面的工作，沉迷于股票市场。他经常会根据自己梦见的内容来下单。他总是以为自己不能回忆梦境，是造成运气不佳的“证据”。为了确定所梦见的内容，这名患者在白天总是忙于反反复复地咀嚼自己的梦境。他总是自吹自擂道：“我的爆发离不开梦境的功劳！”然而，有时候他也会说，自己再也不相信任何梦了。很显然，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他已经一贫如洗了。这些故事大多数都发生在股票市场的投机者身上。即使没有梦境，我们也不会看到任何因素可以预测股票市场的正确走向。
对某一个事物感到特别着迷的人甚至在夜晚都会充斥着各种想法。有的人晚上根本就不能深睡，一旦醒来就会反反复复思考这些想法；有的人虽然能够入睡，但他们的梦境被赋予了太多的计划，结果弄得自身疲惫不堪。
这些占据我们睡眠的奇怪现象只能是昨日和今日的连接点。一旦我们理解了个体对待生活的总体态度和他们联系现在和未来的方式，通常都能够获知他们梦境中的连接点结构，从而有能力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是说，我们对待生活的整体态度构成了我们梦境的基础。
一位年轻女性曾经做过这样的梦：丈夫忘记了结婚周年纪念日，她便责备他。这个梦境可能包含了多层意思。我们得到的直观印象就是，他们的婚姻可能正遇到一些困难，而女方觉得自己被忽略了。但她进一步解释说，在梦境中，一开始她也忘记了结婚周年纪念日，但后来想起来了；而丈夫却要等到她的提醒才能记得。她是“更好的另一半”！通过更加深入的提问，她说这些情况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发生过，而她的丈夫总是能够记住他们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因此，通过这个梦境，我们可以看出她对未来的担忧：类似的情况可能马上要发生了！我们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结论，即她倾向于根据自己的猜测和可能（而非实际）发生的事情责骂丈夫。
如果找不到其他更强有力的证据，我们将不能确定这种解释是否适当。当被问到“最早的童年记忆是什么”时，她向我们讲述了一件一直困扰她的事情。在3岁时，叔叔送给她一个手雕的小木勺，她爱不释手。但有一次她不小心让这个小木勺掉到了小溪里，木勺随着水流漂走了。她为那把丢失的小木勺伤心地哭了好几天，以至于家人都充满了担忧。这个梦可能让我们想到，她现在可能也担心婚姻就像那把小木勺一样随波流去。要是她的丈夫真的忘记了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那又会怎么样？
有时候，她还会梦到丈夫跟自己一起爬高楼，但楼梯越走越陡。她觉得自己可能已经爬得很高了，开始出现严重的眩晕和焦虑，几乎晕倒。在现实中，我们也可能有过类似的感受，特别是当我们从高处观望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晕得厉害。如果我们将第二个梦和第一个梦联系起来，就能明确地发现这些梦背后的思想、感受和内容都提示：这位女性总是担心自己跌倒、遭受危险或不幸。我们可以想象，丈夫对她的爱慢慢减少就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如果她和丈夫在某些方面意见不合，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们的婚姻会因此而轰然倒塌吗？梦中之境可能会发生，两人可能会大打出手，而这是以妻子的晕倒为终止的。这确实曾经发生于一次家庭争吵中！
现在我们对梦境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人们在梦境中的思考和情感形成方式并不重要，这些梦境的表达映像也不重要，关键的问题是：做梦者想“表达”什么内容？人类在清醒状态下面临的问题在梦中表现为一种隐喻。正如我们的病人所说的：“不要爬得太高，因为你会跌得很惨。”
我们或许有必要重新回忆一下歌德《伴嫁歌》梦境中所采用的再创作手法。一位骑士返回故土，却发现城堡早已空无一人。筋疲力尽的他很快躺在床上睡着了。在梦中，他看见几个小人从床底下钻出，然后举行了一场婚礼。这个梦使他的情绪一下子快乐起来，这表明他渴望找到意中人。后来，他结婚的情景果然跟梦境一样。
这个梦境包含了许多熟悉的元素。首先，歌德本人对婚姻的看法就被包含在里边。其次，我们再看看这名骑士的梦境是如何切合实际情景的：他觉得自己需要结婚了。他参加了梦中的婚礼，觉得要是结婚的人是自己，那该多好！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一位28岁病人的梦境。它上下起伏，就像温度图的走势一样，明显提示了这名男性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很轻易地就可以辨认出一种自卑感，它迫使个体努力追求权力和支配地位。他说：
当时我正在跟一大群人一起坐船旅游。途中，我们被要求下船，因为我们坐的那艘船实在是太小了，不足以容纳那么多人。结果，我们必须在一个小城镇住一晚上。夜间，有消息传来说那艘船即将沉没，而船上的所有乘客都被要求扛着抽水泵给船体抽水，以保证它能够继续漂在水面上。我忽然想起，甲板上的包裹里还放着我的一些珍贵物品。于是我立即冲上船，而其他人都在忙着抽水。我尽量逃避参加任何抽水活动，而集中精力寻找箱包室的位置。随后，我成功地通过窗户勾出了自己的背包。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背包旁边还放着一个令人钟爱的铅笔刀，顺手就把它放在包里了。在一个熟人的帮助下，我成功地在船慢慢沉没的时候跳到了大海里，并游到一片干地上。由于码头建得太高了，我们无法攀爬，只能沿着码头边一直走。随后，我来到了一个险峻的山崖，但我必须继续往前走。我沿着绳子滑了下来。自从离开船之后，我再也没有碰见我的同伴们。于是，我越滑越快，担心自己会被陌生人杀死。最后，我成功地落在地上，而站在我面前的是另外一个熟人。他是一名年轻男性，我对他的了解不是很多，只记得他曾经参加过一次罢工，而他当时非常安静地被人群推着往前走。我喜欢他。但他却开始用刻薄的语言责备我，就像他已经知道我放弃船上其他人一样。“你来这里干吗？”他说。我真想逃出这个四周被陡峭山崖所环绕的深谷。绳索从山崖上边悬吊下来，但我不敢用它们，因为它们太细了。我也试着自己爬出这座深谷，却屡次滑落。最后，我终于爬到山顶上了。但是，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爬上来的，感觉就像是我故意不想知道这个过程，只想着尽快逃出来似的。在深谷顶部的边缘是一条被篱笆围起来的路。人们从我的身边擦肩而过，并很友好地向我打招呼。
我们如果重新审视这名做梦者的生活，将会发现他5岁那年与病榻为伴，此后，他也经常患病。由于身体状况欠佳，他一直都被父母细心照顾着，所以很少有机会接触其他孩子。当他尝试接触成人时，却被父母告知小孩子应该善于倾听，而不是侃侃而谈，而且成人与小孩不一样。因此，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未能建立社会生活的联系，而只能与父母为伴。这一切导致的后果就是，他的发育比同龄人要落后得多。我们毫不惊讶地发现，父母认为这个孩子非常笨，并以此为笑柄。这种环境又会进一步限制他的交友行为。
如果这个孩子本来就已经存在自卑感，上述做法又会继续恶化这种感受。他的父亲关心孩子，但性情暴躁、善于挑衅；母亲身体瘦弱，一直待人冷漠、专横跋扈。虽然父母都认为自己已经把最好的给了孩子，但是，他们的培养过程一直都充满了严厉的呵斥。挫折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童年早期记忆就是，在3岁的时候，母亲让他跪在一棵豌豆苗前面长达半个小时。其理由是孩子不听话——虽然她早就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他曾经受到一名骑马人的惊吓，并从此拒绝为母亲外出办事。父母偶尔用粗鞭子打他，逼他说犯错的理由，让他乞求原谅。“儿子应该知道，”他的父亲说，“为何犯错误的总是他。”有一次他被父母毫无理由地鞭打。由于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打，所以父母一直抽打他，直至最后他编造并承认某种错误。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对父母产生了敌意。他深陷在自卑中，甚至不能想象优越感的存在。他的学校和家庭生活几乎就是一系列充满挫败的故事。他甚至觉得最细小的胜利都高不可攀。18岁以前，他一直都是学校的笑柄。有一次，老师甚至在全班同学的面前大声朗读他的家庭作业，并附上嘲笑的评论。
所有的这些遭遇都迫使他陷入越来越深的孤独中，所以他最终选择逃避。在跟父母的博弈过程中，他发明了一套代价高昂但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对所有指责表现出沉闷的态度。这种姿态表达了他切断主要外界联系的决心。由于不跟任何人交流，他完全孤独。虽然饱受众人误解，但他无处诉苦，特别是不能向父母倾诉。没有任何人跟他说话，所有的社会交往方式都失败了，所有建立亲密关系的尝试都无果而终，这让他感到很受伤。这就是他28岁以前的生活状况。深深的自卑情结渗透在他灵魂的每一个角落。他开始无法控制自己对个人价值和优越感的奋争。他的世界观被逐渐扭曲。他说得越来越少，终日沉迷于胜利的错觉，无法自拔。
很快地，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上文已经提及）。透过它，我们明显地看到了他的心理活动。最后，让我们一起看看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所做的一个梦。这是文学史上最具有预兆意义的著名梦境。
有一次，诗人西莫尼德斯走在大街上，发现一具无人认领的尸体。于是，他安葬了这具尸体。后来，西莫尼德斯想出海航行，但死去的男人托梦警告他说，这次出航会船毁人亡。因此，西莫尼德斯没有出行。后来这艘船果真沉了，所有船员无一幸免。
根据西塞罗的说法，这个故事让千百年以后的人们仍然颇感震惊。如果我们现在要对它进行解读，应该说，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海难实际上是比较常见的。我们也应当知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许多人在航行前夕都会做关于船毁人亡的噩梦。在众多的梦中，这个特别的梦由于与真实生活密切相关而得以被代代相传。信仰神秘事件的人通常很容易受到这种故事的影响。我们给出的更贴近实际的解读如下：这名诗人出于自我保护，可能不会对这次旅行投入太大的热情。随着开船日期的迫近，他必须找一个理由为自己的犹豫辩护。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他让那个死去的男人享受无偿殉葬，并最终以一名先知者的身份出现。这样，他当然就不会乘船外出了。要是这艘船没有沉没，今天我们也不会听到任何关于这个梦境的消息。人类总是注意令自己感觉不安的事物。因为它提醒我们，在天堂和地球上还有太多我们可以理解的东西。如果我们认为梦境和现实都是个体生活态度的反映，将不难理解为何梦境会带有先兆意义。
我们必须直视的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并非所有的梦境都很容易解释。事实上，仅有很少一部分梦境可以被解释。人们会很快忘记自己做了什么梦，只会残存某些特别的片段。除非受到专业的解释梦境训练，否则我们也不能理解它们背后所代表的意义。然而，这些梦也只是个体活动和行为模式表达的一种标志和隐喻。这些比喻或对比的主要意义在于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旦要去尽力解决一个问题，而且我们的人格指向某一特定的目标，我们就必须找到推动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终极动力。梦境是强化某种情感的最佳方式，也是推动人们解决特定问题的力量。做梦者是否能够理解上述关系并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他们是否能从其他事物身上得到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推动力。梦境本身就会提供做梦者表达自身情感的证据，正如梦境可以暗示人类行为模式一样。梦境就像是一缕袅袅上升的烟雾，提示生火的地方。一位有经验的伐木工人不仅能够看到上升的烟雾，还能够告诉你，他们烧的是哪一种木材。这个过程就跟精神学家通过梦的解释得出关于人性的结论一样。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梦境不仅代表做梦者正在寻找解决当前问题的突破口，而且反映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比较特殊的是，社会感和对权力的奋争这两种因素既能够影响做梦者联系世界跟现实的方式，又是梦境中表现较为明显的因素。
智力
在以上关于人性的心理特征分析中，我们还没有讨论智力因素。我们认为，个体如何评论或思考自身并不重要，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可能会误入歧途，而且会变换各种花样美化我们所展现的形象。我们可以做的一件比较有把握的事情就是从特定过程和言语中推断一些有限的结论。我们的观察过程不排斥个体的思考行为或言语表达，因为这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认识心理现象。
人们很乐意谈及智力——一种让我们做出判断的特殊能力，它已经成为众多观察、分析和测试的对象，包括所谓的儿童和成人智力测试。时至今日，这些测试都没有取得实质上的成功。让一群小学生做集体测试，还不如让教师直接进行评价。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测试纯粹是多余的，但实验派心理学家对他们的发明还是颇为得意。我们反对做智力测验的理由还包括：小学生的能力、思考和判断力尚未全面发展，因而，许多先前测验表现较差的孩子几年后可能会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必须指出的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城市以及那些出生在良好教育家庭的孩子由于具有更为广泛的生活经历而在智力测试中表现得更加优秀，足以让其他未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大为逊色。众所周知，8～10岁的有钱人家的孩子会比同年龄段的穷人家的孩子获得更高的分数。但这并不意味着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就一定会更加聪明。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的成长环境不同。
如今，我们未能在智力测试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当我们对柏林和汉堡两个城市的孩子进行测验时，结果令人感到沮丧：相当一部分智力测验很好的儿童在教育后期都表现出了力不从心。这种现象似乎在向我们证明，一个高的智力测验分数并不能代表孩子的未来发展就是健康的。个体心理学的实验不是以儿童发展程度作为一种测量指标，而是致力于发现这种发展背后的积极因素。必要时，这些观察结果还有助于儿童改善自身的生存状况。个体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就是永远都不孤立地分析儿童的思考和判断能力，要将心理看成一个完整的存在。
八 男性和女性
男人、女人和劳动分工
通过前面的讨论，我们已经知道有两股强大的倾向力支配着所有的心理活动。这两股力量——社会感和个体对权力和支配地位的奋争影响着所有人的活动，并使人们在追求安全感和实现爱情、工作和社会联系这三方面价值的过程中产生复杂的情感反应。在接下来对精神活动机制的探讨中，我们必须非常熟悉这两股力量的定量和定性关系，借以理解人类精神活动的实质。它们的这种相互关系制约着个体对群居生活逻辑的领会程度，从而影响了人们从群居生活的必需要素——劳动分工中所能获取的归属感大小。
劳动分工是维持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某个时刻、某个地点，所有的人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贡献。任何没有做出相应贡献并否认群居生活价值的人都是反社会的，都应该主动退出人类的生活圈。我们简单地将这些人称作自尊自大、满怀恶意、自我中心和搅事作恶的人，而更复杂的情况则包括各种怪人、游手好闲之徒和犯人。对这些人的公众谴责往往出于对他们行为的厌恶，认为这些人与当前的社会要求格格不入。
所有人的生存价值都必须由他们对待人类同伴的态度以及他们参与群居生活所必需的劳动分工的程度所决定。正是他们对这种群居生活的接受程度使得他们对其他人产生了价值，从而成为社会紧密联系中的重要一环。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他们的个人能力。有很多因素一度使得这个简单的真理变得模糊不清，其原因在于对权力的奋争和对支配地位的渴望扭曲了正常的劳动分工，从而形成了错误的价值观。这种奋争和渴望歪曲了人类的总体价值模式，并为我们的判断失误提供了条件。
人性总是拒绝承担他们在群体中的相应角色，这已经对劳动分工造成了破坏。更深层次的问题源自人们的自私心理和对权力的过度渴望，即为了自私自利而不惜干扰正常的群居生活和工作。同理，我们的社会分级也给劳动分工造成了一定困难。个人权力和经济利益已经通过占领所有较好位置——即那些拥有最大权力的位置的方式干扰着劳动分工，这些位置只服务于特定群体，而不能用于这个群体之外的其他人。认识这些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的众多因素能够让我们明白为何劳动分工从来都不是一件一帆风顺的事情，各方面的因素总是会不断地干扰这种劳动分工，并试图为某一团体创造特权来奴役其他人。
人类分为男女这个基本事实导致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分工。如果单纯从身体条件的角度出发，女性就已经被排除在一些劳动之外了，而男性也不会承担某些工作，原因是他们不能够完全胜任这些工作，而更适合干其他工作。这种劳动分工的过程应当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客观地讲，女性解放运动就已经采取了这种逻辑思考方式。劳动分工的目的不是剥夺女性的特质，或破坏正常的男女关系。在理想状态下，所有的人都应该有机会选择自己最适合从事的工作。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女性从事某些工作，从而让男性能够在其他方面更高效地工作。只要这种现象是公平的，且不涉及能力或资源的滥用，我们就不应该对此作出过多的批判。
男性支配地位
随着我们的文化朝着个人权力方向的发展，特别是在某些渴望保障自身特权的个体和社会阶层的努力下，劳动分工已经开始形成一种特征性模式，并影响着我们的整个文化，造成了今日男性的价值被过分夸大的局面。劳动分工赋予了这种特权群体——男性——特定的优势，造成了劳动分工中男性支配女性的局面。进而，那些具有支配地位的男性控制了女性的活动，以至于男性似乎总是占尽好事，而女性却要做那些令人厌恶的工作。毫无疑问，现在的男性总是尽力要控制女性，而相应地，女性也一直对这种男性的主导地位感到不满。但因为男女这两种性别又不得不相互依存，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何这种持续的紧张状态引起了那么多的不和谐和摩擦。这肯定让双方都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
所有的制度、传统观念、法律、道德和习俗都被拥有特权的男性所制定和维护，其目的是巩固男性的支配地位。这些制度甚至还深入到幼儿园中，对儿童的精神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儿童不必完全理解这些因素，但他们的情感生活却深受其害。这些观念确实值得深思，例如，当我们叫一个小男孩穿上女孩的衣服时，他立马会暴跳如雷。如果你不断纵容他的这种权力渴望，他终将明显地表现出对男性特权的喜爱，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能够在这种特权中体会到无处不在的优越感。
我们已经提到，家庭对儿童的培养很可能过分强调了追求权力的重要性。因为父亲通常是家庭里权力的代表，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地理解为何孩子会有维持和夸大男性权力的倾向。虽然母亲是孩子的直接照料者，但父亲来无影去无踪的特性却最能够吸引孩子的兴趣。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父亲所扮演的突出角色。他们时时留意父亲是不是起到了带头作用、安排了所有事情，并在所有场合都占据领导地位。他们看到了其他人是如何听从父亲的意见，以及母亲是如何询问父亲的意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父亲似乎总是最强壮、最有力的一方。有的儿童一味地仰望父亲，坚信父亲说过的所有话都是正确的；他们证明自身观点合理性的唯一理由就是“父亲曾经说过这句话”。即使在某些情况下，父亲也无能为力，但他像是肩负着整个家庭责任的重担，儿童仍然会认为父亲占据着支配地位。实际上，可能只是劳动分工让父亲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所长而已。
就男性支配地位的起源史而言，我们必须意识到它不是自然产生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法律，后者是保障男性支配地位的必需条件。我们也可以推断，在男性地位被法律确定以前，必然存在着男性特权被弱化的时候。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母系社会时期，母亲——即女性拥有支配地位，特别是在养育下一代方面。在当时，部落的所有男性都必须敬畏女性的崇高地位。有些习俗至今还保留着这种古代制度的色彩，例如，在一些文化中，在向孩子介绍陌生人时，总要在前面套上“姑姑”或“表姐”的称谓。从母系社会到男性支配社会的过渡中，肯定发生了许多精彩的故事。对此，那些坚信天赋男权的人肯定会大吃一惊：原来男性的权力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通过斗争得来的。随后，男性的胜利伴随着女性的屈服，而且，法律的发展史也证明了这个屈服的过程是漫长的。
因此，男性支配地位并不是自然发生的。已有证据表明，它的产生主要跟原始人的长期斗争有关，其中，男性作为战士而受到大家的认可，并最终依赖这种新的优越感获取了领导地位，将它服务于自身。这个过程不断地发展，男性逐渐控制了财产权和继承权。在前者中，男性通常都是财产的受让人；而后者又继续充当着男性支配地位的一种工具。
处于成长期的儿童无须阅读关于这个主题的相关书籍，或学习任何古代史，即可感受到男性是家庭里的特殊成员。即使在那些否认这种古老特权而追求平等的家庭中，它仍然存在。我们很难让一个孩子相信母亲所做的家务跟父亲在外的工作是一码事。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男孩从一开始就生活在这种普遍的男性特权中，又会怎样？出生后，他可能会被灌注以极大的热情，因为相对于女孩来讲，父母经常更偏爱男孩。男孩可能从生活的每个方面觉得，作为一个儿子和继承人，自己拥有更多特权和更大的社会价值。偶然的发言和做事机会通常可以唤醒他对男性重要作用的关注。每次看到女性从事不体面的工作，他愈发感受到这种男性支配地位的魅力，而这种印象又会由于身边女性对男女平等地位的淡漠而得以加强。
所有女性在结婚前都应该问未来丈夫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你是怎么看待男性支配地位，特别是在家庭生活中的支配地位的？”但是，很少有人会问这个问题，更不用说回答了。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为得到平等地位所作的斗争，而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程度的妥协。相比之下，我们可以看到男性从儿童期就开始确信自己承担着比女性更为重要的角色。他们将这种信念看作权利，以男性特权的姿态应对生活和社会挑战。
这种关系滋生的每一个场景都被儿童悄无声息地吸收着。他们留下了关于女性本质的一系列印象，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觉得女性是低等的。通过这些事情，男性逐渐发展了鲜明的特质。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他们认为目标毫无例外地都带有男性品质和思想。这种典型的男性态度明显暴露了自身来源。一些特定的性格特征被标记为“男性的”，而另外的则被标记为“女性的”——尽管客观上这种评价方法并不存在。如果我们在对比男孩和女孩的心理特点后发现了这种分化的倾向，那么，我们就不是在谈论自然现象，而是在探讨个体行为。他们的行为已经被引到一个很狭窄的轨道，且生活和行为方式也因为某些观念和力量而受到制约。这些关于权力的观念迫使他们在做事方式上做出改变。
“男性”和“女性”特征无优劣之分。两者都可以满足人们对权力的奋争。换言之，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女性”特征（比如，顺从和谦卑）的个体是如何成功地实现目标的。带有顺从性格特征的孩子所享受的优势有时候会使他们更易于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一般来说，复杂个体对权力的追求给心理学研究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随着年岁的增长，男孩具有的男性特质逐渐固化。他的雄心以及对权力和优越感的追求毫无疑问都是与对男性支配地位的渴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许多渴望权力的男孩来说，意识到自己对男性特质的追求并不是最终目的，他们必须证明自己就是拥有特权的“真正男性”，而且自己必须拥有特权。他们完成这个目标的方式既可能通过提高自身实力，又可能通过尽力贬低身边所有女性的地位。在遇到不同阻力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各自的目的，他们要么负隅顽抗，要么诡计多端。
那些根据男性特征制定的标准经常被我们用来纠正男孩的行为。对男孩来讲，他也总是不可避免地按照这套标准评价自己。他反思自己的行为，并想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足够“男性化”，自己是不是“真正的男人”。我们今天所谓的“男性化”，说白了，就是纯粹地以自我为中心，体现了利己主义，带来的是一种优越感和对他人的支配感。它的实现主要依靠一些貌似积极的行为，比如：勇敢、坚韧、奉献、战无不胜（特别是相对于女性）、获得地位、荣耀，以及称号、反抗所谓“女性”倾向，等等。他们一直都在为个人优越感而斗争，因为获得支配地位就意味着拥有了“男性”品质。
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男孩都尽力模仿他所见到的成年男性的行为特征，特别是他的父亲。这种人为的“伟大”错觉渗透着整个社会。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男孩就极度渴望保留个人权力和男性特权。这就是所谓的“男子气概”！在糟糕的情况下，它也就意味着傲慢和粗鲁。
成为一个男人能够带来非常诱人的好处。因此，如果看见不少女孩将变成男孩作为自己的理想或者作为一种高不可攀的愿望，抑或按照男孩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我们均不应感到吃惊。这种理想可能只不过是一种行为和外表的风格。在我们的文化中，不少女性确实想要成为男性！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发现，有的女孩刻意在游戏或活动中表现自己，原因居然是：“谁让这些游戏只允许体格强壮的男性参加呢？”这些女孩会爬树，更愿意跟男孩玩耍；她们避免参加任何“女孩”活动，将其视作一种耻辱。她们只能从男性主导的活动中获得满足感。我们应当理解她们这种对男性品质的偏爱，因为对优越感的斗争恰恰体现了我们所赋予的游戏意义，而不是游戏本身。
所谓的女性自卑感
男性已经习惯为自己的支配地位作出辩护，不仅声称这种地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还认为正是女性的自卑感不可避免地造就了这一局面。这种女性自卑感的观点流传甚广，甚至影响了所有种族。此种偏见反映了男性的不安，它很有可能起源于男性对母系社会的反抗，那时正是女性的权力带来了真正的焦虑感。诸多的文献和历史记载已经提示了这一点。曾有一名拉丁作家写道“Mulier est hominis confusion”，即“女性是造成男性精神混乱的原因”。当时神学流行争论的一个话题是：“女性是否拥有灵魂？”随后，人们了解到这个问题的精髓在于女性是否为真正的人类。此后几个世纪的“猎巫运动”目睹了人们回答此类问题过程中所犯下的错误、怀有的恐惧和迷茫。那真是一个令人感到羞愧的年代。
女性通常被视为万恶之首，就像《圣经》里的原罪或荷马《伊利亚特》里所描写的那样。关于海伦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女人是如何令整个国家陷入混战并蒙受灾难的。所有传说和神话都要从道德层面上谴责女性的自卑感及其恶毒、表里不一、通敌背叛和变化无常，甚至“愚蠢的女性”也曾一度被用作法律案件的论据之一。所有的这些偏见都体现了对女性能力、工作和智商的贬低。各种文献、谚语、趣闻、格言和笑话都充斥了各种形式的暗含的诋毁。人们指责女性的恶毒、小气、愚蠢等行为。
男性也不顾一切地试图证明女性是低劣的。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包括斯特林堡和叔本华，他俩坚持认为这种命题是正确的。于是，不少女性还真的承认了自己存在自卑感，使得事情进一步发酵。他们真是使女性屈服的高手！对女性及其工作的剥削被以下事实证明：在相同工作量下，女性所得的报酬通常比男性低。
通过对比两性在智力和能力测试结果上的差异，我们发现男孩在某些科目（比如数学）上显示了一定天赋，而女孩在其他方面（比如语言）具有更强的能力。男孩确实在传统男性职业相关的科目上显示出了更高的天赋，但这种能力差异并非不可逆转。如果我们更加密切地研究女孩的生活环境，将很容易地觉察到关于女性能力低下的说法只是一个谎言。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认为女孩不如男孩，只能做一些琐碎的小事。久而久之，我们将不难发现，女性迟早都会误以为自己的生活应该充满艰辛和一成不变，并承认自己实际上真的存在自卑感。受这种说法的打击，女孩开始对“男性”职业持有保守态度（前提是她真的有机会深入接触这个行业）。她认为，第一，自己不会对这些职业抱有足够兴趣；第二，即使自己对这些职业感兴趣，也会由于缺乏尝试的勇气和坚持的信念而很快地丧失信心。
在这些情况下，所谓的证明女性能力低下的论据看起来真实可信！有两个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首先，人类的价值通常简单地由其商业价值或片面、自私的标准所确定，但这不足以解释为何个体的表现和能力会对心理发展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并由此而引发了女性能力低下言论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我们经常会忽略这样的情况，即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后，女孩的耳边就一直萦绕着偏见的声音，而它逐步地剥夺了女性对自身价值的认可，打击她们的自信心并破坏她们做有价值事情的希望。随着这种偏见的不断强化，加之女孩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女性屈服于奴隶角色，她很容易就会丧失生活的勇气、不敢承担生活的义务并在困难面前显得畏首畏尾。此后，难怪我们的女孩会变得那么没用和无能！
如果我们接近一个人，破坏她在社会关系中建立的自尊，让她在做事情过程中遭受无助感，随后摧毁她的生活勇气，最后，我们会发现她真的一无是处。这时，我们还敢声称我们根本没错吗？我们必须承认，正是我们造成了她的痛苦！
在我们的文化中，让一个女孩失去勇气和自信当然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讽刺的是，有些智力测试曾经表明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即在14～18岁年龄段的一组女孩在才能和智商方面比其他任何测试组都要高，包括所有的男孩。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些女孩要么来自只有母亲挣钱的家庭，要么来自母亲负责大多数支出的家庭。这些女孩的家庭环境中只有少数，甚至没有存在女性能力低下的偏见。通过她们的眼睛，我们看到的是对母亲辛勤劳动的回报。她们的发展更为自由，也更为独立，丝毫没有受到男权社会难以摆脱的固执观念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