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逆境的到来……更期待征服逆境。
——水牛城比尔队前心理总教练，
马尔夫.列维（Marv Levy）
抗压力，一种让你变得强大的能力
我这本书已经写了46年了，当然并不是说我真的花了46年写成本书，而是说我小时候就着迷于观察人们在困境中的行为和反应。我清晰地记得14岁时对着姐姐大吼大叫并让她滚出洗手间的情形；也记得大四那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参加橄榄球赛前，我沉浸于自己的负面情绪导致比赛扔掉两个抢截球，抱球时间过长使对方拿到10个擒杀，比赛后我被换下场，第二周就被放在了替补席的位置，我的赛季就这么结束了。带着悲观情绪的我没能发挥正常的水平，整个赛季因此被失败笼罩。
我那时竟不知一位研究乐观和悲观的心理学教授就住在离我们体育场几个街区的地方。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博士被称为“积极心理学之父”并在我大四那年出版了《习得的乐观：如何改变你的观念和生活》（Learned Optimism : How to Change Your Mind and Your Life）一书。赛利格曼教授的理论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乐观情绪可以给运动竞技、政治活动和学习工作带来更好的结果；第二，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如何变得更加乐观。不幸的是，我那时没有机会读到此书，而是继续在球场上丢掉抢截球，任由悲观情绪跟随我整个赛季。
故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提供工资核算服务的公司上班。每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要给客户打电话做陌生电访。每周二早晨都是“电话大轰炸”时段，经理会给我们一长串公司的列表，让我们拼命做3个小时无停歇的陌生电访。这种工作模式对人的冲击很大，被电访的客户通常很无礼，有的甚至会朝我大吼大叫，威胁说我要是再打回去，就……你们懂的。
每隔一段时间，我就要休息一会儿。但是如果我休息得过于频繁，经理就会过来说：“这就是个数字游戏，道格。你电话打得越多，销售额就越高，被客户拒绝千万别往心里去。”每当听到这种话，我总是备受鼓舞，但一会儿就把经理的鼓励忘个精光。在这家公司工作了6个月后，我开始寻找另一份工作。因为我对自己销售工资清算服务的能力完全没有信心，我想放弃。实际上，这种状况已经开始影响我的价值感和自信心了。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当我遇到难解决的问题时，默认的态度就是以悲观情绪应对。我还是个内向的人，你们猜一下：当我遇到难题时首先会找谁倾诉？没错，就是我自己，情绪的旋转直下总是转瞬间发生的。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对我来说，拥有抗压力并不容易。我已经花了很多年的时间研究这个主题，并且想把我学到的东西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实际上，在过去的11年里，我的状态有了显著的改善，通过采用新工具、接受专家指导和实验新方法等途径，我战胜了不少难关，并在挑战中获得了成长。尽管我不太情愿把自己称为一名专家，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每天都在练习保持抗压力。今天我可能要增强灵活应变能力，明天可能要学习养成乐观情绪，或者花上好一段时间回忆我是如何重建一段良性关系的。
这种学习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直到11年前，我才知道有这么一群心理学家在使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幸福、投入、意义、目的和复原力。2005年，《时代周刊》（Time）杂志刊登了马丁.赛利格曼、埃德.迪纳（Ed Diener）、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和罗伯特.埃蒙斯（Robert Emmons）一篇关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文章中，他们探讨了幸福感的锻炼以及他们数十年来是如何进行研究的。他们的研究指出快乐平和的性格特征可以带来工作上的升职、人际关系中满意度的提升、抑郁概率的减少以及学习和运动水平的提高。
我把那期的《时代周刊》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跟每一个认识的人讨论这个主题，并且买了好几本相关主题的书籍。我为之着迷甚至着魔。我开始练习向家人表达谢意，这能帮助我从职业经理的角色转变成丈夫和父亲的角色。但我很快认识到，保持快乐和表达感恩能到达的境界不过尔尔，这些还不足以让我应对跌宕起伏的人生。我开始努力寻找是什么元素让有些人能够保持抗压力，而另一些人表现得没那么顽强并且在逆境面前崩溃。
然而在探索抗压力的概念之前，让我们确定一个普适的定义。听到“抗压力”后，人们的大脑里浮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 我们通过调查得到：
· 强大
· 灵活
· 活力
· 韧性
这种讨论通常持续数分钟后就会提到我们永远也避不开的词：“受挫后恢复原状”。我在一本内部杂志网站上读到的一篇文章是这么定义的：“经历困难后迅速恢复的能力及韧性。”如果将这个定义应用到一种心理状态上，我们会说“一个具有抗压能力的人能够在离婚、遭到辞退甚至失去亲人时恢复到原有的生活状态”。
我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我认为相较于受挫后恢复原状的能力，抗压力的意义要丰富得多。
受挫后恢复原状固然重要，但这却未道出全部的事实。受挫后恢复原状意味着我们可能回到了原始的状态，这就是说，我们应该与遭遇逆境之前的状态是相同的。但是我的经验表明，具有抗压力的人在脱离困境之后从来都不会与之前一样。在某些案例中，这些具有抗压力的人经历了一番刻骨铭心的成长之后，会更加具有同理心。如此一来，逆境就可以与灵活性、爱心和关怀连接起来，最终带来乐观的思维方式。
当我把我的学术研究、自身体验以及与客户、朋友、家人交流得来的大量经验结合起来时，就不难看出：具有抗压力的人不仅仅在遭遇逆境后能恢复原状，他们还能在脱离逆境的过程中变得强大。
新泽西州的格温.法利（Gwen Farley）是名环保律师，她同时还是两名孩子的母亲。当我问她是否具有抗压力时，她很快回答道：“现在是的！我之前可不这样。”格温曾经与丈夫马克（Mark）一起抵抗一种罕见的恶性癌症，癌症最终夺走了马克的生命。面对这一切，格温表现得十分顽强，她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保持坚强。当然，对马克的爱给予她力量，照顾两个孩子的意义和目的也给了她动力。我渐渐明白抗压力比仅仅恢复原状具有更深刻、更丰富、更复杂的含义。尽管格温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让马克回到身边，但是毫无疑问，她如今坚强多了。
成长是抗压力的关键因素。具有抗压力的人能从自己面临的境遇和犯过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时刻学习新东西，随时调整方法，最终打破我们常说的“好吧，我已经尽力了”或者 “这是没办法避免的”之类的困境。他们能够听取周围的人给予的反馈并及时地往有利于自己成长的方面去处理信息。
具有抗压力的人能够从经验中进行学习，在困难面前从不躲闪，也不会在挑战前退缩。当挑战来临时，具有强大抗压力的人可以愈战愈勇。与其抱怨时局之艰难，恐慌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带来的可怕后果，他们可以将情景进行重构，使之变成对自己能力的考验或者游戏。
珍妮弗（Jennifer）是《财富》100强企业的一名经理，同时也是两名残障儿童的单身母亲。当事情变得棘手时，她总会回忆起《海底总动员》（Finding Nemo）里的场景：多莉（Dory）告诉马林（Marlin）“一直向前游……”珍妮弗第一次婚姻嫁给一个酒鬼，之后又交了几任喜欢恶语相向的男朋友，她独自养大了两个漂亮的孩子。珍妮弗知道自己需要这部儿童电影传达的精神：不要惧怕困难，就算恐惧，也要一直往前走，越往前走就会发现困难会自动为你让路。
我们从绝大多数具有抗压力的人身上看到的特质是：他们拥有应对任何状况的信心和希望。他们并不是盲目乐观，而是知道自己拥有能够化险为夷的资源。
吉姆（Jim）是一名小学作文教师，他从不畏惧挑战，也不轻言放弃。他在一个富人区执教。这个学区的家长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富人。吉姆经常受到这些家长的质询。他的教学方法受到质疑，他的评分总是引起家长不满，对学生课业提出补救的建议也会受到怀疑。他常常需要展示自己的资质来证明他的方法是有效的。吉姆没有把这种争论加剧演变成一场战争，而是向家长强调他自己也是一名家长，他具有教导孩子并且给他们提出建议的资质。因此，吉姆一边听取家长的建议，一边依靠自己在教师岗位上多年的经验而勇敢地站了起来。
刘畅（Chang Liu）是弗吉尼亚州劳登县图书馆的馆长。她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异常艰难，但却从没有因为自己的过去而感到疲惫，也没有将此作为遇事不顺的借口。当聊到家人时，她整个人都神采奕奕起来；当她说到一位英语老师早上5点钟起床来免费给她辅导时，她的故事变得更加饶有兴味。这段趣事告诉了我们，构成抗压力定义的最后一个因素与他人的支持与连接相关。
我和刘畅在讨论抗压力时聊及了它的来源，与所有参与过抗压力讨论的人一样，她也指向了外力的作用。对刘畅来说，抗压力来源于家人和老师，格温的抗压力来源于孩子和朋友。相反，在过去50年里，抗压力研究最大的局限是：笃信抗压力仅仅是个体特征。这可能归结于一个标志性人物形象——万宝路男人（The Marlboro Man，创造于20世纪50年代的香烟广告形象），一个在无尽荒原中艰难隐忍的孤独牛仔。但是，研究清楚显示，我们确实需要与其他人的相互支持，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以保持活力与抗压力（稍后，我们会讨论抗压力是如何与人分享或是被人偷走的）。
史蒂芬.乔布斯（Steve Jobs）因在技术与商业领域的超凡成就而广受赞誉。他在计算机变革的众多领域贡献卓著，仅举几例来说，苹果电脑、苹果手机、苹果多媒体播放器（iPod）、平板电脑、苹果音乐播放器（iTunes）。他与他的苹果公司真正改变了世界，当然他带来的改变并不都是好的（稍后，我们会谈到技术与抗压力的关系）。他无数次克服种种困难才达成今日的成就。苹果公司曾遭遇过破产、无法在期限前实现新产品构思，或是技术故障。
很多人会说乔布斯因为这些事情而保持抗压力，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乔布斯是个杰出的人物，他的确在受挫后表现出强大的复抗压力，但他在复原的过程中表现得极其刻薄。一部分雇员可以在他的领导之下事业蒸蒸日上，但另一部分人在被他辱骂、拒绝或是羞辱后就萎靡了。与他亲近的人说他有一些自恋主义的倾向，行事以自我为中心，同理心水平较低。是的，乔布斯帮助很多人拥有了无法言喻的财富与成功，但是他也让很多人停滞在低谷中，无法自拔。
乔布斯坚信自己始终是正确的……直到他错了。比如说在20世纪80年代，他聘用了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y）来管理苹果公司。斯卡利之后开除了乔布斯并且把公司搞垮了。乔布斯最初说只有苹果公司才能为苹果手机开发应用，几个月后他便改变了主意，但是他从不承认自己错了。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在他第一次被诊断出患有癌症时，他拒绝采纳医生的建议，只是调整了饮食，采取了顺势疗法。医生团队建议他立即进行手术，而乔布斯花了几乎6个月的时间进行试验，任由癌细胞扩散。有人说如果乔布斯能够承认自己可能错了，相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他今天可能还活在世上。
这并不是对乔布斯（或者任何人）的道德评判。我们所有人都有过抗压力的表现，但也都犯过为数不少的错误。卡伦.莱维奇（Karen Reivich）和安德鲁.夏特（Andrew Shatte）在《复原力因素》（The Resilience Factor）一书中写道：“抗压力指的是能够从挫折中恢复原状，从失败中学习经验，从挑战中获得动力以及相信自己可以克服生活中任何压力和困难的能力。”我对于这条定义的补充是：拥有抗压力的人还能够与周围人建立和维持善意真挚且互惠互等的关系。（乔布斯经常从他人那里有所得，却忽略他人有所需。）
所以，我为什么要写这本有关抗压力的书呢？为什么抗压力在当今如此重要？首先，拥有抗压力是追寻人生价值的必备技能。无论想做好一个家长、商人还是体育运动员，你都得常常面临逆境的挑战。家长需要面对的是青春期的子女；经理经常收到一些无法在规定期限完成的任务；运动员一方面得忍受伤痛进行训练，另一方面还要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所有值得追求的事情都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达成的，努力的过程与目标达成的喜悦一样，需要得到珍视。
抗压力不仅仅应该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得到重视，这是我著此书的第二个目的，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大量的压力、焦虑、悲伤和愤怒的情绪淹没了我们，而且大部分的糟糕情绪都是自寻烦恼，高速的生活节奏更是雪上加霜。
在过去的50年中，马里兰大学的社会学家约翰.罗宾逊（John Robinson）一直在研究人们是如何利用时间的。尽管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比以往更加忙碌，但是当真正开始跟踪每天1440分钟的行程时，我们发现实际上人们的工作量比以往更少。因为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工作量夸大其词，就像在炫耀自己拥有荣誉勋章一样。所以，我们的工作量可能减少了，但是与人的交际量却增多了。这就是大脑一直在工作状态中的原因。
一些研究表明，我们在工作中平均每3分钟就会换一个任务。这个现象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我们总是感觉到有事情没做完，又总是因为各种原因中断手头上的事情；即使我们在深思熟虑后，对某个问题有了深刻理解，或是在某个项目上取得了一些进展，这时候手机振动响起，来了一条新邮件的通知——又被打断了！我们停下来阅读邮件内容，并随手解决邮件里提到的问题，接着手机又响了或者有人敲响了办公室的门。这种循环每天都在发生。研究表明，频繁的多任务状态降低了解决问题和灵活思考的能力。
除了多任务转换外，还有经济灾难的威胁。几年前的经济大萧条给西方世界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近100万人失去家园，这个数字到2009年翻倍涨到300万。各种媒体每天都在报导各种不幸的消息，家道没落、下岗或薪资下调的人们经受着沉重的打击。我一个朋友在新泽西州一家高科技公司工作了6年，公司至少进行过两轮裁员了。妻子在家操持家务和带孩子，他的薪水是全家的经济支柱。他因为惧怕失业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并由此导致了胸痛、失眠和频繁生病等各种症状；与家人相处时，他也开始变得烦躁不安。
我有一个新理论：人类已经演化出一种新的情绪：不堪重负（Overwhelmed）。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每天收到如此多的信息。曾经需要花上数日、数周或者数月进行传递的信息可以在毫秒之间被传送到我们的手机上。美国成年人平均每6.5分钟会查看下手机，青少年平均每天发送100条短信且绝大多数（几乎80%）是伴着手机入睡的。事实证明，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没什么好处。尽管我们认为时刻关注邮件、与朋友保持连接有助于掌控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但研究显示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多任务转换与严重的抑郁和社会焦虑症密切相关。
埃克哈特.托利（Eckhart Tolle ）在《当下的力量》（The Power of Now）中写道：“心理抗压力即心灵。”如果我们没有让心灵休息，持续的心理抗压力也就岌岌可危，而手机会阻碍心灵的休养。哈佛大学的丹尼尔.波特（Daniel Gilbert）和马修.基林斯沃斯（Matthew Killingsworth）的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者在近47%的时间里都处于走神状态，而走神会导致幸福感的降低。这些惊人的数据说明人们的注意力几乎有一半时间是不集中的，这不仅会让我们的幸福感降低，有时候还会错过重要的内容。
2002年3月，我去迪士尼世界度假区，这个魔幻王国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我决定全身心投入地游玩。爆米花的香味、太阳照射在脸上的温度、迪士尼的建筑风格让我仿佛置身于电影中，我十分享受这种时光。我看到灰姑娘的城堡前，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只身坐在长凳上，而她的妈妈在一部黑莓手机键盘上敲击个不停。在如此美好的地方，她们俩没有讨论这里的美食、灿烂的阳光或是高耸入云的城堡，亲子之间本该温馨幸福的时刻就这么错过了。
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是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自我计划倡议（MIT Initiative on Technology and Self）的主管，近30年，她都在研究科技对人的影响。她在最新著作《纠正对话》（Reclaiming Conversation）中写道：近年来大学生的同理心降低了40%，这是过多的虚拟交流和缺乏面对面对话的结果。特克尔还探索了电子设备对人的影响，如智能手机。她发现电子设备对人的恋爱、家庭关系以及工作学习都有不利影响。通过长时间的访谈，她举出无数父母晚餐桌上盯着手机或是拍张家人照片晒在脸书上的例子。手机或电脑这类电子产品阻碍了我们的学习与交流，想一想，你是否曾在和朋友聚餐时玩过手机？
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份研究有以下几个有趣的发现：
· 31%的手机用户从不关机。
· 45%的手机用户很少关机。
· 89%的手机用户在最近参加的社交场合中使用手机。
· 76%的手机用户（年龄在18~29岁间）在公共场合无目的地使用手机。
我们会在星巴克排队的时候掏出手机，因为与其虚度五分钟时光，还不如查看邮件、天气、新闻或者脸书上朋友的动态。正如特克尔写到的那样，我们已经丧失了无聊的能力了。我们害怕感到无聊，时刻都想找点新鲜事。还有研究发现参与者宁愿被轻度电击也不愿意独处思考。现在，我在星巴克排队时会选择跟周围的人交流。当我的孩子们说无聊时，我会说：“这是好消息呀！”但他们往往会对我翻个白眼然后走开去找新鲜刺激。
简而言之，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海量的信息，并渴求这些信息能带来“一击”，就像成瘾者渴求毒品带来的“一击”。无论在工作还是在家里，我们都不断地被提醒未完成的事宜。除此之外，我们在电子设备上花费了大量时间，我们以为与家人朋友的连接更加紧密，而数据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因此，我认为这会蚕食我们的抗压力并且让我们更难去应对日常生活中的磕磕碰碰。最糟的是，信息过载让所有事情变得像是紧急事件。你的注意力被转移到屏幕上，关注有多少人给一只滑冰的猫“点赞”，而忽略了渴望你关注的10岁的儿子。
重构你的生活，人生处处是机会
在20世纪70年代，父母给我订阅了《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一年中有几期会附上征集购买海报的志愿。志愿页上印着罗杰.斯托巴赫（Roger Staubach）、特里.布莱德肖（Terry Bradshaw）和其他体育明星的照片。在页面中间的位置画了一道虚线（你需要在那儿裁开），虚线下需要填上你想要的海报、数量以及邮寄地址。表格下面还附上一行字：“请允许8~12周的寄送时间。”你能想象当今的人对这种信息作何反应吗？我自己可不想成为这种产品的市场营销经理。现在，如果我们想找歌曲或手机应用，用30秒的时间就可以找到阿黛尔（Adele）的最新单曲或是“愤怒的小鸟”的最新版本。
40年前，几乎2/3的孩子都是走路去上学，而现在这个数字降到不足10%。为什么呢，这是缺乏抗压力的一种表现吗？并非如此。家长因为惧怕孩子在上学的路上被车撞倒或被绑架而不愿让孩子自己走着去上学。还有就是，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富裕。即使在70年代调整薪资后，我们的人均家庭收入总体也是上升的。我想说，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源。
所以呢？这是个进步，对不对？托德.卡什丹和罗伯特.比斯瓦斯-迪纳（Robert Biswas-Diener）在《黑暗中的曙光》中暗示我们有一种“舒适病”（Epidemic of Comfort），我非常赞成。生活在便捷之中，人们会因为一个极小的问题而感到沮丧。事事都顺随我们的意愿，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实现的。新科技声称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便捷，但这对我们真的好吗？一群朋友聚到一起，当我们聊到电影中的一个小细节时，我们是打开手机搜索还是进行讨论好？48小时内送达的快递服务让我们无法再体验到那种等待了几个星期，终于收到包裹的激动心情。当今的工程师们高度关注如何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但是，他们是否考虑过这种改变对社会的影响？
我们为这份便利付出的另外一份代价就是更快的生活节奏。尽管我们一贯使用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一个经济体和社会整体健康程度的标杆，但却不能显示人民是否安康。实际上，你可以想象，GDP越高，生活节奏越快；更快的生活节奏反过来会消耗更多的精力。当你拥有了更多可支配的收入，你就会购入更大的冰箱、更大的房子、更多的电子产品和更大的车。所有的这些，当然会消耗更多的精力。除此之外，更高的GDP会降低我们的自控能力。拥有更快生活节奏的国家会有更高的冠心病死亡率、吸烟率以及更低的成功概率和存款额。
这项抗压力的研究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我们发现，更多的财富的确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更舒适的生活，但这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最终我们会失去自控力，在攀爬财富阶梯的道路上损耗自己的身体。第二，我们的期望越来越高，开始超出现实。生活节奏变得更快，而我们却希望事情变得更加容易。因为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财富、需要参加更多的活动，因此不可避免就有更多的错误发生。而我们却不去调整自己的期望值，因此失望就在所难免。
就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弗吉尼亚北部遭遇了20年一遇的降雪，短短24小时，积雪达到3英寸。学校停课一周，人们无法上班。是的，天气十分恶劣但是电力却持续供应，没有人会饿死或者冻死。但是，我的邻居们却因为街道积雪没能被及时铲尽而暴跳如雷。雪铲尽后，他们又抱怨时间太长，铲雪人工作不到位。没有人意识到我们的国家曾经一度没有应对特大暴雪的资源，每个人（包括铲雪人）的生活都曾不变过。
心理学家发现，我们的情绪也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进化，以适应环境并更好地繁衍后代。比如说，羞愧是我们在族群中可能会失去立足之地的信号，这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是极其危险的。被族群疏远几乎可以与死亡画上等号，族群可以提供食物和庇护，远离危险动物和其他敌对族群的伤害。另一方面，快乐是安全的信号，安全感让我们放松警惕。但是这也可能会让我们付出代价。
此书采访过的每一个具有抗压力的人，不是一开始的生活条件不佳就是在人生中的某个节点经历过逆境，正是这些困难激励他们努力改善生活状态。吉姆年幼经历过父母离异，除了情感上的伤害，这对吉姆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经济打击，他得为想要的一切东西买单，比如车、汽油、衣服等等。刘畅的家庭每年勉强可以负担一条裙子的开销，但是她妈妈为了节省，总是尽可能地去买最好的布给她缝制衣物而不会直接购买成衣。刘畅告诉我，穿上妈妈缝制的裙子，她觉得自己是“小区里穿得最漂亮的小姑娘”。夏天时，妈妈会带她去吃冰激凌，每周一次，但是妈妈从来不吃。妈妈总是坐在旁边和她聊天，陪她把冰激凌吃完。很久之后，刘畅才意识到妈妈没有买两份冰激凌的钱。
珍妮弗拥有特别幸福的童年，她常回忆父亲那时是如何滔滔不绝夸赞自己的。不幸的是，珍妮弗的妈妈在她年幼时去世了，但是爸爸一直陪在她身边。大学毕业之后，珍妮弗遇到一个不错的人便结了婚。到此为止都是一个不错的故事，对吗？事实上，珍妮弗第一任丈夫是个酒鬼，她的孩子患有罕见的遗传性疾病，叫佩梅病（Pelizaeus-Merzbacher disease）。她孩子的身体不能分泌一种叫作髓磷脂的东西，这是覆盖和保护神经并辅助神经冲动传递的物质。患有佩梅病的人行动有障碍或是不能行走，他们可能也没有说话能力。大多数患者都是小男孩，但是珍妮弗的儿女都遗传了佩梅病。珍妮弗离开了第一任丈夫，自己将儿女抚养长大，直到几年前才再婚。
还有来自俄亥俄州马西隆市的玛丽莲.弗雷泽（Marilyn Frazier），她也是一个单身母亲，在离婚后抚养三个孩子。在离婚手续敲定之后，她在马西隆市政厅从事秘书工作。玛丽莲要求她的孩子们考取高分，并告诉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安全感。最终，她三个孩子都进入了一流大学，其中两个还继续获得了研究生学位。在孩子读大学期间，玛丽莲负担轻了一些，她便重回大学读书并获得了社会学学士学位。最近，她以马西隆市房管局主管的身份退休。
当然，我并不是建议你创造出逆境来提高抗压的能力。我希望你重构生活抛给你的一切，在重构中寻找成长和获得成就的机会。珍妮弗、吉姆、刘畅、玛丽莲和格温并不是因为逆境本身，而是因为处理逆境的方式而变得更加强大。
《你的生命之旅》（The Ride of Your Life）的作者冉.吉尔卡（Ran Zilca）决定买辆摩托车，并驾车穿越美国。沿途他采访了一群自我修行的启蒙大师和心理学家，问及他们关于幸福感和人生意义的观点。冉做好了抵御恶劣的天气、忍受与家人的分离以及迷路的准备。尽管如此，旅途还是十分艰难。下雨会让骑行变得特别危险，想念家人是旅行中最糟糕的部分。他错过了儿子的生日，在妻子遇到商业困境时不能施以援手。但是最终，他懂得骑行是特别重要的旅程，他（和他的家人）受益于他在骑行途中学到的东西。实际上，正是由于困难，这个旅途才比他预计的更加有意义。
我问珍妮弗是什么真正考验着她的抗压力。她停顿了一会儿说，自己在处理“大问题”时可以得心应手，却在处理“棘手的简单问题”时精神崩溃、大发脾气或生闷气。她无数次将儿子扶回轮椅上，但是每一次对她来说都异常艰难。正是在这种时候，她会停下来问自己：“你在开玩笑吗？继续向前游啊……继续向前游……”
另外一个耗尽我们抗压力的想法是保持平衡。企业开始实行一些措施来帮助雇员保持“工作—生活的平衡”，比如在家办公、灵活分配办公时间以及发健身房会员卡。问题是现在的雇员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害怕丢掉工作，他们在不断裁员的企业里一个人做着两到三个人的工作，是挤不出时间去健身房的；在家办公仅仅省去了每天通勤的时间，工作时间反而延长了。
一个知名组织避免使用“工作—生活平衡”概念，员工们谈论的是工作—生活灵活度。该组织鼓励员工可以通过合理安排，在完成工作的同时也能完成家庭的责任，腾出时间从事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工作之余也能营造有意义的生活状态。这项举措实行起来并不容易，而且常常遇到质疑，但是该组织中身居高位的管理人员可以使其正常运行。我认识的一位高层说他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滑雪的周末，因为他差不多是在滑雪缆车上接听会议电话的。另外一位高层在管理百万生意的同时训练三个棒球协会的队伍，这要求他与员工及家人进行大量的计划和合作，但是他觉得物有所值。
去问玛丽莲.弗雷泽吧。在玛丽莲教导孩子教育的重要性时，她意识到为了给自己未来的经济提供保障，她也应该取得一个学士学位。一整年的时间里，她一边做着全职工作，一边在当地的大学上课，同时还要独自一人料理家务。她说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难事，因为她知道什么对自己是最重要的。她深刻懂得并且会优先考虑实现自己最梦寐以求的价值，对她来说，帮助孩子们获得成功是她的头等大事。
安-玛丽.斯劳特（Ann-Marie Slaughter）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事务的大学教授，从2009-2011年，她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她是第一个任此职位的女性，在做了两年“理想的工作”之后，她却辞职了。因为她没法儿找到工作和私人生活的平衡，普林斯顿大学的工作更加灵活，她能有更多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斯劳特最近著有一本书叫《未尽之事》（Unfinished Business），她尝试着呼吁社会投入更多资金来完善日托服务，这样更多的女性可以进入职场，同时她们的孩子也可以得到应有的照顾。但是当聊到斯劳特时，我们总是忘记提及的是她的勇气，她可以做出如此艰难之抉择，离开自己理想的工作。总而言之，她明白什么是对自己（家庭）最重要的，并且从不后悔。
除了“舒适病”，科技还让我们保持“总是在线”的状态，并推送给我们根本处理不完的信息。而另一个让我们忙碌的因素是选择。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给我们带来了空前的机会，机会太多，让人不知如何选择。据《选择的悖论》（The Paradox of Choice）一书作者巴里.施瓦兹（Barry Schwartz）说，选择本身让我们难以做出选择，这事实上蚕食了我们的抗压力。
施瓦兹认为绝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在做出重要的选择时不免落入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利益最大化者，这类人会不遗余力地做出客观上最好的选择。举例来说，用最低的价格购买自己想要的产品。第二类是满足主义者，这类人可以快速做出决定，因为他们会为决定设置参数，这让选择变得容易多了。请记住，我们始终是同时具备利益最大化者和满足主义者的双重特征的。但是一旦碰到关键性的选择时，我们会倒向一方。
有一个例子可以轻松解释如何区分这两类人：我们假设两个人一起买车。利益最大化者可能会在几个购车网站创建账号并且花费大量的时间研究它的打折方案，他还会到车行试驾两小时。满足主义者可能仅仅会向最近的三个车行咨询优惠信息，最终选择出价最低的车行购车。根据平均数据，施瓦兹发现利益最大化者通常能获得客观上更优惠的价格和更低的满意度。事实证明，利益最大化者在买好车后还会继续琢磨：自己如果能再联系一家车行是不是能再省下100块呢。他还可能怀疑售后服务、寄送选择和其他一切可以获得甜头的项目。满足主义者取车后会评价车的手感和新车的味道，并且对这场交易十分满意。他不会人云亦云，他设定自己的标准，当产品达到他的标准时，他就会立即决定购入，不再踟蹰。
我们的满足主义者不仅仅为买了新车而开心，他们的整个生活状态都更加幸福。为什么选择倾向会对一个人的幸福感有如此大的影响？我的理论是，这种选择倾向会渗透到忙碌纷扰的生活中去。我们的生活被待办事项和日程计划挤满。将利益最大化会占用本该属于家庭、运动、朋友，甚至事业的时间，这些东西往往能带给我们更多价值。反复思考如何做出“完美的”选择也会给我们带来精神的负担，给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布丽吉德.舒尔特（Brigid Schulte）研究了为什么职业女性就算在丈夫主动做晚饭的情况下还是觉得身心俱疲，原因在于她们好心的丈夫们的一个问题：“我们该吃些什么呢？”原来做饭本身并不困难，但是当你需要想出每个人都喜爱的菜单、思考是否买对配料、计算烹调时间和评估健康标准时，这才加重了她们的负担和焦虑。这种做决定前的迟疑不决让人觉得压力倍增。
利益最大化带来的另一个压力是社会比较。理论表明，不断将自己与周围人进行对比的人永远不会感到满足。当我们通过比较来衡量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时，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了失败的位置。在一个承载了70多亿人口的星球上，总会有人在运动、智商和外貌上胜过你。对于那些总是进行社会比较的人，他们会因为买不起邻居刚刚买的新车而自怨自艾；会躺在朋友的沙滩别墅中却不能享受，因为他们想要买一栋同样的房子。
巴里.施瓦兹在2006年写就《选择的悖论》。在那之后，我们见证了智能手机的问世和大量推广，这给我们的指尖带来了几乎无限的选择。花一秒的时间想象你许下一个新年愿望，希望自己做事情可以变得更加有条理性，摆脱忘事的习惯，想要在来年和以后的时间里做事更富有成效。所以，你打开了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了一个“待办事项”应用，可屏幕上出现上百个选择，但是只有寥寥几种方法可以区别这些应用的好坏。或者说，你可能想要锻炼自己的管理能力，所以你点开亚马逊的网站输入“管理”，然后得到超过五十万条结果进行选择。祝你好运……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会谈到五条技能，你可以在这个不断被信息轰炸的世界中使用这些技能来应对焦虑并获得成长。这并不是保持抗压力的五个秘诀，而仅仅是我觉得可以给你带来大量积极影响的五个领域。这个理论是从过去40年的研究和我个人的专业经验中得来的。下一章会教你如何对变化有所准备，以及如何稳健地走好人生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