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了解到人类创造了城市，所以身边总是会出
现许多新面孔，但随后人类又创造了一系列不成文的
规则，让陌生人之间不能互相交流。现在，是时候打
破这些规则了。
2011年，一个叫亨特·弗兰克斯（Hunter Franks）的人决定和一
个朋友一起走遍美国。他们都是洛杉矶的年轻艺术家，打算记录下他
们的旅程，为一个名为“与陌生人交流”的多媒体课题做准备。虽然他
们只去了新墨西哥州，但这趟旅程足以改变弗兰克斯此后的人生轨
迹。弗兰克斯说道：“对我来说，当我开始注意到，在那里有许多不同
的故事、各种各样的生活圈子、形形色色的人时，我开始明白，这些
故事很有价值。”这段经历改变了他，改变了他对别人这个庞大群体的
看法。“我开始明白，人非常善良。”他说，“有些人会为我们提供水和
食物而不求回报，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开始真正看到人类善良的
一面。”
大学期间，弗兰克斯主要学习传播学和工作室艺术。2012年，弗
兰克斯在旧金山市长办公室找到了一份社区管理员的工作，在市民创
新办公室办公，在这个单位，他能抽出空来，利用充足的项目经费去
展开课题研究，以修复这个城市受损的社会结构。他研究的公共课题
是要把艺术和与陌生人交流结合起来，他窥见了其中的潜力。在他眼
里，这些课题是对抗孤独、对抗疏离的一种方式，一部分原因是，他
注意到，这些互动让他自己都受益匪浅。他说：“我想，如果我有时会
觉得孤独，那么其他人也可能同样如此，当我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的时
候，我发现每个人都很需要互动。”怀揣着这份感受，他的人生更有方
向感了。
2013年，弗兰克斯成为一名全职艺术家，创办了自己的组织——
创意干预者联盟。从那以后，他开始在全美范围内受到许多知名的专
项资助，众多项目纷纷加入这个组织，其中之一便是“害怕医生”。弗
兰克斯在人行道上设立了一个摊位，这个摊位看起来像《花生漫画》
中精神病医生露西的摊位，人们走过来跟他诉说心中的恐惧。他问了
他们几个问题，最后给了他们一个“哲学处方”，整个处方通常是要求
他们行动起来，比如做一些深呼吸，或者下决心为某人做得更多，或
者关爱自己几分钟，或者只是给他们的妈妈打个电话。他说：“这种办
法可以提醒人们：嘿，没什么大不了的，恐惧乃人之常情，有这些情
绪就说明你是正常人。”
就像之前所说的“城市自白”组织一样，这种尽力在街上鼓励他人
的念头引发了我本能的质疑，因为我这种人未必愿意对街上的陌生人
敞开心扉。于是我询问弗兰克斯，问他如何让人们安逸自在地说出心
事。他回答道：“老实说，我不需要刻意那样做，我认为人们只是渴望
分享他们的心事，尤其是当他们遇到了一些棘手的事情时，因为我们
无法创造出安逸的环境，当然也没必要面面俱到。”例如，如果有人表
示他们害怕蛇，他就会问他们一些开放式的问题，这样一来，也许他
们会透露更深层的原因。有时候，人们会承认，最终原因也许还是他
们害怕孤独。
弗兰克斯在旧金山的时候，经手了一个项目，这涉及一个声名狼
藉的社区。他创立了“社区明信片项目”，在这个项目中，他收集了社
区居民做过的好事，写在明信片上，然后邮寄给其他社区的居民。事
实上，他在向他们展示，他们之前可能嫌弃的地方，竟是这般丰富、
这般复杂，试验结果令他感到振奋。后来，他获得了奈特基金会的资
助，该基金会扶持旨在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项目，在该基金会合作的4个
城市解决人们的居住问题，其中一个城市是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基于
之前在社区明信片项目大获成功，弗兰克斯打算办一场大型宴会，他
走访了阿克伦的每个社区寻找大使，帮助邀请宾客。他让每个人上报
自己最喜欢的食谱，然后印在餐盘上，其他客人可以把餐盘带回家。
他了解到，有一段高速公路规定被拆掉，足够500人坐下的弧形长桌
放在了这里，他们在此举办了宴会。
客人到达之后，得和来自镇上其他社区的陌生人坐在一起。弗兰
克斯说：“这顿饭上，你会看到一个富有的、上了年纪的白人，他的一
侧坐着一个精神可能不大正常的人，另一侧可能坐着一个收入不高的
有色人种。要是放在其他场合，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坐在一起。”主
持人有意让人们间隔坐，以便展开对话，所问的问题小到个人琐事，
大到整个城市。这意味着客人们不仅获准说话，而且有话可说，这解
决了阻止陌生人说话的两个障碍，尤其是对不同群体的陌生人来说。
另外，因为这是一次宴会，他们不能说走就走。他们交谈得越久，谈
话就越深入。这场宴会大获成功，人们都乐在其中。
弗兰克斯说：“生而为人，我们希望大家都能相互联系。如果我们
想惬意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我们需要和别人产生交集，但是有太多
的因素阻碍着我们。”过去的5年里，弗兰克斯一直致力于寻找阻碍陌
生人之间展开交流的外在因素，比如种族隔离政策或者社会规范。但
是最近，他也开始思考这种阻碍的内在因素。他想知道他能否找到更
多像他这样的人，和他感同身受，和他一样能从这些互动中获得希
望。同时他也很好奇，这些人能否反过来向别人展示这种生活的益
处，而后更多人参与其中，最终改变大众所处的文化环境。他问道：
“我们怎样才能让足够多的人参与进来，不遗余力地付出，最后让走在
街上的人们和每个人打招呼完全成为常态现象？这是在创造一个世
界，在这个世界里，好奇心和联系超越了恐惧和孤立。我认为要从日
常的小互动开始，但愿能够融入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但是，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
大约1.2万年前，人类扎下木桩，成了农民。他们不再需要为了生
存而四处奔波，也不用狩猎大型动物，而是可以自己种植粮食，以一
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拥有土地，并且可以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之上。对
许多人来说，流动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分校考古学家莫妮卡·史密斯（Monica Smith）写道：“人们一生都在
熟人的陪伴下度过，只有在结婚的时候或小贩沿街叫卖商品的时候，
新面孔才会出现。熟悉度一直都是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标准，人们
总是谨慎不安地看待陌生人。”
史密斯写道，然而，人们会定期地进行集会活动。小村庄的居民
会前往集会场所，在那里他们可以遇见来自其他村庄、其他部落的
人，与他们进行交流、交易商品、互相传授技术，乃至寻找人生伴
侣。基本上，这些节日是为了欢聚一堂的快乐而进行的聚会，还有一
个额外的好处就是与更遥远的邻居维持积极的关系。史密斯写道：“为
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仪式把人们聚集在一起，仪式场所让人们可能培
养、练习交流和互动的技能，这些技能使他们能够应对许许多多的陌
生人。”这些集会，以及它们让人们磨炼的技能，最终导致了大约6
000年前城市的崛起，这是人类下一次大型的社会复兴。
城市是人类社会组织的第一种普遍形式，城市不是出于纯粹的需
要而组织起来的。史密斯写道：“小规模的农业大获成功，可以满足一
切生活需求，让人口的增长以一片片小村庄的形式覆盖整个地球。很
明显，简单直接的乡村生活对我们的城市祖先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
们想要很多在乡村无法获得的无形之物，比如人群集中带来的兴奋、
新鲜的创造发明以及新奇食物带来的刺激，在城市生活，还能摆脱乡
村的束缚，邂逅浪漫的另一半。”
数千年来，人类遵循问候仪式、招待习俗，小心翼翼地与陌生人
打交道，当然偶尔也会发生暴力流血事件。此后，人类正在进入一种
新的生存模式，这种生存模式不仅容纳了更多的陌生人，而且实际上
是由陌生人的存在来定义的。从概念上来说，陌生人是指我们不认识
的人，以及与我们不同的人，他们既是城市的主体，也是城市存在的
主要因素。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写道：“一座城市包罗万
象，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而相似的人是无法创造出一座城市的。”我
们又一次彻底背离了我们的祖先黑猩猩。人类如今已经永远地置身于
陌生人之中，他们的数量多得数不清，让人类自身无可奈何。你可以
回忆一下，这种情况，换作黑猩猩的话，是根本无法忍受的。
无论是过去的人想到这一点，还是现在的人在考虑这个问题，都
会觉得忧心忡忡，毕竟伴随城市兴起而来的是暴力和堕落的梦魇。
《旧约全书》中曾记载过，第一座城市是由孽子该隐建立的，他谋杀
了自己的兄弟。罗马城是由罗慕路斯建立的，无独有偶，他也杀害了
自己的兄弟。批评家经常控诉这座城市，说这座城市放纵了人性之
恶。哲学家卢梭把小镇居民单纯的天分理想化了，并谴责城市居民是
“生活在大城市的猴子”。他写道：“在大城市里，满是钩心斗角、游手
好闲之徒，他们没有信仰，没有原则。他们懒惰贪婪、缺乏行动、贪
图享乐，想象力因此匮乏，这样下去，只会出现罪行累累的怪物。”
社会学中有个传统，就是指出所有假定的心理障碍。据说，城市
会迁怒于那些无奈地生活在其中的不幸者，其中大部分不幸在20世纪
初就已产生，所有这些都与方兴未艾的个人主义一样令人焦虑不安。
1897年，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mile Durkheim）指出，被
这么多陌生人包围会扰乱我们的思维，引发灾难。他认为，由于城市
居民被迫适应他们在任何特定时刻遇到的每个陌生人，虽然有些人可
能把这种适应称作“拥有社交技巧”，但他们不可避免地无法理解自
我，结果患上心理障碍，对人世感到绝望，最后自我了结了生命。
1908年，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写了一篇
关于陌生人的文章，文章简短但影响深远，他将陌生人定义为一种与
我们身体上亲近和社会上疏离的结合。他承认城市可能令人兴奋，但
也认为生活在其中需要付出代价：个人的性格会被无数次改变，纯粹
享乐所带来的冲击会让城市居民“厌倦”，乃至麻木，“对一切都提不起
兴趣”，并且只能作为数学方程式中的“数字”与他人进行联系。[1]齐美
尔认为，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大都市里的人都像小镇上
的人那样，认真对待周围的每个人，那么“他们就会陷入一种常人难以
想象的精神状态”。
1938年，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对齐美尔的观点深表赞同。
沃思认为城市作为“新兴的生物杂交和文化融合的最佳温床”，却让人
们不可能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并造成了“人际关系肤浅易逝，在很大程
度上人们之间连对方姓甚名谁也无从得知”。虽然我们可以大大方方地
承认，城市居民实际上可以交到朋友，但严格来说，这些友谊“不过是
达到自己目的的一种手段罢了”。
尽管城市会让一个人的身份迷失，并阻碍人类与生俱来的交流能
力，但在6 000年前城市诞生之初，人类立即就喜欢上了城市。无疑，
当时的城市和现在的一样，给人们提供了经济机会。但正如史密斯所
述，城市也带来了其他问题：“好像所有这些东西都有一种被压抑的能
力，以某种方式编码在我们的集体意识中，等待一个机会爆发。”那
么，这种被压抑的能力是什么？让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扩大我们自身的社交网络是人类的天性。城市具有吸
引力，一部分原因是城市里有更多的人生活。但是也有一些更私人、
更无形的东西，驱使我们走进城市的大门。当今世界，有一半以上的
人口都生活在城市里。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叫作“自我扩张”，来自
一位有影响力的美国心理学家——阿瑟·阿伦（Arthur Aron）。
阿伦的观点是，一个人没有完全固定的身份，个性也不会一成不
变。“我是谁”和“你是谁”这二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他
认为，“每个自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生中多重关系的产物”。这意味
着随着我们的成长，随着我们遇到更多的人、建立更多的关系，我们
自然就会改变。也许我们身份的内核仍然是稳定的，但是当我们在生
命之旅中前行时，会从所有与我们产生交集的人身上吸取到一些养
分，让我们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用河流来形容一个人。河水本是水，
但河水接纳它所流过的河床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也不外如
是。
2013年，阿伦曾写道：“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把他人融入自我
中，我们展现了那个人的资源、观念和身份。然后，他人会告知我们
是谁，拓宽我们体认世界的途径，并塑造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阿伦
称这个过程为自我扩张。这个过程主要来自亲密的关系，但也可以通
过许多其他途径实现，比如与人相识、阅读书籍、周游各地以及丰富
个人经历。此外，阿伦还告诉我，自我扩张也同样“应该适用于陌生
人”。他将其理论化，认为这是人类最强大的驱动力之一，这意味着我
们会自然而然地去寻找自我扩张的机会。
这种自我扩张的动力可能就是史密斯所描述的被压抑的城市生活
能力，这可能也是建立荣誉亲属关系、热情待客的原因之一。也许一
直以来，如果条件允许，我们都希望与新面孔互动，以此来扩张我们
的社交网络，同时扩张我们自己。在认识新朋友时，我们需要确保自
身安全。城市一出现，就以难以比拟的规模提供了认识新朋友的机
会，那是城市的巨大能量。城市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尼特写道：“城市
可能管理不善、犯罪猖獗、肮脏衰败。然而，许多人认为，即使生活
在最糟糕的城市中，也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城市具有让我们变
得更加复杂的潜力。”
我的朋友比利·吉拉尔迪（Bil y Giraldi）在他的《英雄的身体》
（The Hero's Body）一书中很好地谈到了这一点，其中有一段文字谈
到了他离开贫穷的家乡新泽西州：“我离开的原因是，人们总是离开小
城镇：不是因为不重视它，而是因为相信在别处能有更好的发展。”我
最喜欢的作家阿根廷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
也敲了这个响钟：“实际上，我不确定我是否存在。”他曾说过：“我是
我读过的所有作家，我是我见过的所有人，我是我爱过的所有女人，
我是我去过的所有城市。”或许这就是齐美尔曾告诫我们要警惕的“难
以想象的精神状态”。
城市的讽刺之处在于，它让我们与几十万或几百万陌生人为伍，
然后又通过直接或者微妙的形式，暗示我们不应和他们交流。这是吉
莉恩·桑德斯特伦所关心的社会规范，也是尼古拉斯·埃普利和朱丽安
娜·施罗德在他们的地铁实验中所观察到的现象：社交频繁的物种成
员，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一言不发，因为他们认为没有人想打开话匣
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幕？
你可能听说过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他是美国
的心理学家，做了那些臭名昭著的实验，其中有些实验的参与者差点
没把陌生人吓死，起因只是一个穿着实验服的人让参与者这么做。幸
运的是，他还进行了其他一些重要研究，这些研究还算正常，不大可
能让高中生做噩梦。这些研究探讨了人类如何在城市环境中与陌生人
共同生活。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范围很广，他安排他的学生在地铁上没
有缘由地向陌生人要求让座（学生们羞于提出要求，当然大多数通勤
者还是让出了他们的座位）。还有个实验是，尝试计算在人行道上的
路人抬头时，有多少人会停下来（在一个人抬头时，4%的人会停下
来；在15个人抬头时，40%的人会停下来）。
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米尔格拉姆想得有点多了。他认为，就像
计算机一样，人类在处理的信息超负荷之后会崩溃。他想知道我们如
何应对超负荷状态。米尔格拉姆认为，我们会调节信息的输入，可以
管理自己的注意力，管理自己该接受多少外界的刺激。调节输入的策
略多种多样，可以是茫然地看着前方，或是愁眉不展，拒人于千里之
外，或是让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互动流于表面、转瞬即逝。为了
做到这一点，我们发明了客套话，我们可以说一些话来认可对方，同
时也微妙地表明我们对这类交谈不感兴趣。我们经常简单地问一句“最
近过得怎么样”，即使我们满不在乎、充耳不闻，甚至连眼皮也懒得抬
一下。“还不错，你呢？”然后，他们也满不在乎地回答道。
琳恩·洛夫兰德（Lyn Lofland）是20世纪另一位具有影响力的社会
学家，她做了大量的城市实地研究，观察到了人们有许多办法来调节
信息输入。她写道：“如果人们干坐着或处于等待的情况下，可以看一
些东西，比如看本书、浏览一本杂志或读一封信，可以把目光集中在
无生命的物体上……如果想环顾四周，别盯着人脸看就行。”洛夫兰德
观察发现，如果现场发生了什么尴尬的事情，人们要么逃离，要么表
现得若无其事，以免他人过来和他们谈论此事。
个人的行动节奏要是快的话，更能避免与陌生人交流。如果你在
外悠闲地散步，那么你更有可能看见别人，更可能注意到一些事情，
也许还会顺便打个招呼，但是在更大、更繁华的城市，悠闲地散步可
不太常见，因为这些城市往往节奏更快。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
人员发现人们的平均步行速度与城市的人口规模和财富增长正相关。
像东京或伦敦这样人口稠密的大型城市，生活节奏可能更快，这让市
民不会轻易主动地互动起来，而较小的城市和城镇的生活节奏则比较
缓慢。一些人认为，这是因为在这些大城市，时间就是金钱。米尔格
拉姆认为，知觉负载会引发“逃跑反射”[2]。不管原因是什么，都会导
致与陌生人互动的机会更少。
这些都不是说城市居民对生活在大城市的其他人视而不见。相
反，他们通常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彼此，他们只是有更微妙的表达方
式罢了。于是乎，下一个伟大的观点呼之欲出，是由20世纪另一位影
响深远的城市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提出的。戈夫
曼的贡献是提出了“礼貌性疏忽”。礼貌性疏忽通常是发生在城市街道
上两个陌生人之间的无声的仪式，许多思想家对城市生活杞人忧天，
戈夫曼与他们见解截然不同，他观察到路人之间对待彼此并非完全冷
漠无情。许多人只是保持沉默以示礼貌。与其说这是冷漠无情的表
示，不如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合作形式：帮助彼此去应对超负荷状态。
人们会有不少办法来放大礼貌性疏忽现象。他们可能会退到一
旁，让某人可以通过，或是他们会进行短暂的眼神交流，或是下意识
地点点头，然后低头看路，[3]和问候仪式一样，礼貌性疏忽也是一种
仪式礼貌，部分原因是人类的矛盾心理作祟。戈夫曼写道：“借助礼貌
性疏忽，个人在暗示，他没有理由去怀疑在场其他人的意图，也没有
理由去害怕其他人，或对他们怀有敌意，或想要避开他们……他什么
也不用担心，也不用怕被看见或是打量，他不为自己所处的境况感到
羞耻，也不会为他的圈子感到羞耻。” [4]
洛夫兰德认为，相对于礼貌性疏忽，有些东西无疑更有意义。她
认为，这“意味着个人会理解陌生人拥有基本的人性，并且个人允许陌
生人走进人类的大家庭，个人接受他们要求获得公民权利”。这是对去
人性化和次级心理问题的抑制。也就是说，礼貌性疏忽对一个城市的
健康发展很重要。这是一种微妙但强大的方式，把市民维系在一起，
将城市凝聚在一起，建立共同遵循的人性。然而，说实话，我越是寻
找它，我越是意识到这种品质不多见。以我的经验来看，人们很少有
眼神交流，也不怎么立马点头，不会瞬间认可另一个人的人性。实际
上人们什么都不做。为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想给你介绍一
个叫克利夫·阿德勒（Cliff Adler）的人。
阿德勒是纽约的一名出租车司机，开了40多年的出租了。他热情
洋溢，十分健谈，他注意到，最近几年来，他的乘客与他的互动方式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有一天吃早餐的时候，他开口便对我说道：“人是
不同的，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乐意交谈的，比如，你抬起头问一句‘你
是洋基队的球迷还是大都会队的球迷’，然后他们会对你说‘嗯，我是洋
基队的球迷’，或者‘我是大都会队的球迷’，并给出这样那样的原因：
他们在布朗克斯长大，或者他们的叔叔、他们的父亲都喜欢这个球
队。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话题上谈论一番。”阿德勒喝了一口咖啡，继
续说道：“我是一个大都会队的忠实球迷，所以有时候我确实会让洋基
队的球迷活下来，虽然在更多时候，我只是停下出租车，一把把他们
拉下来，然后扬长而去。”
还记得之前我们说过的埃普利和施罗德研究实验吧，在这个实验
中，人们和出租车司机交谈，跟司机说喜欢他们，喜欢坐在他们的车
里。阿德勒告诉我，如今这种现象可不多见了。乘客用手机软件坐上
出租车，报上地址，在整个旅程中注意力一直留在手机上。他说：“他
们不那么友好或开放了，不说早上好或下午好，什么招呼也不打。”有
时候人们去机场要一个小时，“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到达目的地后，
付了钱就下车离开。他说：“现在的乘客连一句‘谢谢你，祝你今天愉
快’也不说，一声不吭，拿着他们东西就走了，你玩完了，你就是一台
机器。”
我问他当时他说了什么，他感觉是怎么样的，反应又是如何。
“我只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耸耸肩说，“我不知道还能怎么
说。”
戈夫曼把杂志和报纸称为“屏幕”。他说，它们的作用是在公共场
合阻止人们进行不必要的接触。从那以后，我们提供了更多文字屏幕
的选择，让人们避免社交。我们可以将大部分沟通方式换成电子邮件
或短信的形式，以尽量减少互动；我们在“请勿打电话”项目注册中心
输入我们的名字，这样就不会有陌生的推销员来纠缠我们；我们在网
上购物时，通过应用程序订购送货服务，我们走进商店时则会被自助
结账机吸引；我们在公共场合基本上都戴上耳机，一直盯着手机看。
所有这些都可能是应对超负荷状态的策略，[5]但是我们对这些媒介的
依赖会在现实生活中侵蚀我们与人进行交流的能力，因为它们让我们
在没有和他人接触的日子里消磨时光。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大学生
很难与他们不认识的人面对面交谈。一些专家猜测，缺乏互动是孤独
流行病背后的驱动力，因为当社交技能削弱时，结交新朋友会变得更
困难。
放心好了，我不是在发表关于技术如何正在毁掉人类特性的长篇
大论。我当然有点勒德派[6]，但我也知道，技术可以成为救生索，帮
助边缘化群体，或者是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他们在家中无法获得社
会 支 持 。 得 克 萨 斯 大 学 圣 安 东 尼 奥 分 校 的 尤 利 娅 · 坎 农 （ Yuliya Cannon）发起的一项关于变性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研究得出结论：“社
交媒体已经成为建立社会联系、接受教育和共享资源的平台，否则处
在社会边缘的个人是无法得到这些资源的。”
同样，技术可以为我们提供新思想和新视角的渠道，这些思想和
观点来自其他文化和其他地区的陌生人，这些观点在适当的情况下会
极大地丰富我们。如果本着善意和好奇去与陌生人建立那些关系，而
非为了重燃纳粹主义之火，那么这种关系便会意义深远且鼓舞人心。
请记住，桑德斯特伦的那项实验虽然是在数字平台上进行的，但结果
仍是让参与者感到更快乐、联系更紧密、对世界感到更加乐观。像“客
厅对话”这样的组织给人们提供了大有可为的机会，人们可以在网上与
陌生人谈论令人兴奋的话题。我做过一些，发现这些话题具有挑战
性、趣味性和启发性。
尽管如此，研究人员还发现，技术会削弱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与人
交往的能力。在社交场合，哪怕只是一部小小的智能手机，都会造成
损害，因为它会导致心理学家所谓的“缺席的在场”状态。也就是说，
你在那里，但又不在那里。心理学家瑞安·德怀尔（Ryan Dwyer）领
导了一项研究，在与家人或朋友共进晚餐时，让一些人将手机放在口
袋里，另一些人则把手机放在桌子上，相对于前者，后者明显更不喜
欢这顿晚餐，因为他们感到更加心烦意乱。乔治敦大学的科斯塔丁·库
什列夫（Kostadin Kushlev）的另一项研究让一对对陌生人在等候室一
起待上10分钟，一半人有手机，另一半人没有。94%的没有手机的人
选择与陌生人交谈，但对有手机的人而言，这一比例下降到了70%。
更重要的是，相对于前者，有手机的人的微笑情况减少了30%。在
2019年的一项研究和文献综述中，库什列夫和他的同事得出结论：
“智能手机可能会完全取代我们的社交互动，从而导致人们错过社交互
动带来的情感上的裨益……智能手机不断影响人们从更广泛的社会环
境中所获得的情感利益。”调查数据支持这一观点。2015年，皮尤研
究中心发起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18～29岁的年轻人中，几乎有一半
人反馈说，他们使用手机是为了避免与其他人交流。
之前有研究证明，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确实会让人上瘾：这
些技术能让我们释放一些多巴胺，一直勾住我们的魂，让我们不受控
地使用它们。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这些技术为什么会吸引着人
们。但是，对于它们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控制我们，还有另一种解
释，这与我们在这里的探讨息息相关。根据众所周知的“最省力原
则”，人类倾向于走一条阻力最小的道路。与陌生人面对面交流在认知
上要求很高，某种程度上还会让谈话失控，因此人们倾向于自然地进
行数字化交流。手机带来的方便节省了时间，并有助于让互动变得更
加顺利。但是你在手机上交流得越多，你就越不喜欢社交，越担心和
陌生人说话。突然间，你生活在了一个被数百万人包围的城市里，只
能从外卖网站上点餐，因为和一个在比萨店的陌生人打电话来点菜，
这样的情景让人听上去就害怕。
这种集体性沉迷于某个科技产品的行为也改变了公共空间的特
征。1989年，社会学家雷·奥尔登堡（Ray Oldenburg）写了一本极具
影响力的书，书名为《了不起的地方》（The Great Good Place），
该书探讨了他所称的“第三空间”——公共聚集场所，如心爱的酒吧、
咖啡馆或理发店。奥尔登堡认为，它们对个人的幸福与城市和城镇的
凝聚力至关重要。他发现，在理想状态下，第三空间给当地人提供了
一个平等见面和交流的地方，从而团结邻里关系；它充当着新人的“入
境口岸”，新人在此熟悉新的生活环境、建立联系、结交朋友，或许还
能找到工作；在困难时期，它可以成为庇护所或让集体疗伤的地方。
奥尔登堡总结道：“没有什么比在第三空间的‘成员身份’更能提升
一个人对社区的归属感了。第三空间关系到生存，甚至是繁荣。”20世
纪80年代，许多美国人纷纷迁至郊区，第三空间渐渐消失，奥尔登堡
扼腕长叹，人们的生活方式得以转变。奥尔登堡写道：“尽管他们满足
所有的物质需求，找到了舒适和快乐，却被无聊、孤独、疏远和高昂
的物价困扰。”可以说，这种趋势造成了一种不理想的局面，“因为公
共生活中，陌生人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多，陌生人前所未有地让我们感
到害怕”。
在这期间，许多人迁回了城市，但技术并不承认第三空间所能带
来的种种裨益。位于纽约字母城附近的鸡尾酒吧“流动丝带”的老板是
华金·希莫（Joaquín Simó），他也是很有名气的调酒师。一天晚上，
我在酒吧品着小酒，问了他一个问题：自从他开张以来，生意上发生
了什么变化？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他说：人们不怎么聊天了，尤其是
年轻人。“每代人的活法都不同，20多岁的孩子会坐在酒吧，点些东
西，然后回到他们的手机世界里，仿佛那里才是最安全的地方。他们
已经迷失了，这不大正常，因为我以前经常去酒吧是为了和人见面。”
希莫继续说：“大约15年前，许多地方开始淘汰电视，这有助于鼓励人
们交谈，但这种方法大概仅持续了20分钟。”说罢，他拿出他的苹果手
机，晃了晃。“然后人们又发明了手机，这玩意儿让人们不乐意与周围
人互动了。这确实说不过去。”
如今，当他招聘员工时，希莫会找一个除了热爱调制鸡尾酒，还
能和人聊得来的人。他非常重视热情待客：要与陌生人建立联系，并
不简单，冷场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如今，当有人试图和别人交谈
时，也会经常大惑不解、陷入尴尬甚至忧心忡忡、心神不宁。希莫认
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人们并不理解酒吧的本质，或者对城市的本
质也不明了。“当你走进公共空间时，你的个人空间就关闭了，”他
说，“当有人走进你的‘舒适圈’时，你不必因此感到不安，因为你是在
公众场合。我觉得对人们来说，个人的一方小天地已经变得非常神圣
了。”
即使大家都共享同一片物理空间，也会有其他因素让我们彼此保
持距离。贫富差距是现代城市的一个严重问题，以此为例，一系列实
验研究发现，当富人和穷人展开交流时，富人会更频繁地打断对方，
垄断整个谈话，并且没有流露出“非语言关注”的迹象，比如他们不会
去和对方进行眼神交流，不会点头，不会回复“嗯嗯”以及做出其他微
妙的肢体语言以表赞同。
2009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心理学家迈克尔·克劳
斯（Michael Kraus）和达谢·凯尔特纳（Dacher Keltner）进行了一项
研究，让家境较好的学生和家境一般的学生结成对子，研究人员告诉
他们，将模拟一场求职面试。他们会花5分钟了解对方，然后两人会一
起参加实验者安排的模拟面试。
实验的后半部分纯属虚构，心理学家真正想看到的是他们互相了
解的过程。为此，他们给了参与者一系列问题，比如“你会如何描述自
己”，为了让对话顺利进行下去。他们监测了对话中积极社交（点头抬
眉、大笑和凝视对方）和无心社交（自我打扮、摆弄附近的物体或涂
涂画画）的迹象。他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参与者参与度明显
较低，而相比之下，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参与者参与度明显较高。
（此外，他们还发现女性比男性更投入）。克劳斯和凯尔特纳也招募
了更多志愿者，观察他们的聊天情况。尽管观察者不知道每个参与者
的社会经济地位，但观察一番后，他们还是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克劳斯、凯尔特纳和另一位同事进行了另一
项实验，观察不同阶层的人在判断陌生人情绪时的准确度。相对于比
较富裕的参与者，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参与者判断得更准确。原因是
什么呢？克劳斯和凯尔特纳认为，当你没什么财产时，你必须更依赖
他人，需要更加积极地对待周围环境，必须更加清楚潜在的威胁和合
作机会。你必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而生存往往意味着真真切切
地与陌生人打交道，更富有的人则没什么必要去这么做。[7]
诚然，这是一种概括。不是说拥有了财富会让每个人都反社会，
毕竟商人通常是高度社会化的，比方说，他们需要接触新客户，建立
关系网，接触新思想。任何阶层都有关心他人、好相处、令人着迷的
人，但总的来说，富人的反社会倾向是存在的。这种反社交倾向阻止
他们通过与陌生人交流来丰富自己的生活，也剥夺他们对他人生活更
复杂的理解，在一个充满不平等的时代，生活变得越发抽象了。一个
社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缺乏有意义的接触，会导致刻板印象和去人性
化，这可能进而引发失败的社会政策，最终导致社会关系的破裂。
2011年，英国哲学家阿兰·德波顿写道：“那些没有地位的人形同虚
设。他们被别人粗鲁地对待，他们的复杂性被无情践踏，他们的独特
个性为人们所忽视。”
再举个例子吧。不久前，我在我家附近的全食超市，那是一个周
日下午，这里人来人往，人满为患，弥漫着一丝恐慌气氛。这些顾客
绝大多数是白人，几乎都是穿着价格不菲的运动服，他们忙碌的状态
就像是在赶离开卡萨布兰卡的最后一班飞机。面对这一片混乱，一位
收银员像灯塔一样站着：她面带微笑，与顾客聊天，开开玩笑，发表
意见，努力建立联系，最起码尝试着建立联系。当有的顾客真的把目
光从手机上移开时，他们都像看会说话的鸵鸟一样注视着她，对她无
所适从。有些人被打扰了而有点恼火，有些人只是紧张地笑笑。显
然，他们希望她只是一个物体，一个提供服务的机器。但她并不是机
器，而是一个完整的人，她一直在努力尝试与他们建立联系。
当我排到队伍的最前面时，我告诉她，周日下午在这个地方战
斗，她应该得到津贴。她的笑容消失了，她告诉我，她希望他们在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