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了解到一首轻快的童谣如何把我们变成了偏
执狂，削弱我们信任他人的能力、与陌生人互动的意
愿，甚至可能影响我们从实际创伤中痊愈的能力。
塞迈人生活在马来西亚的中部山区地带。他们从事园艺，但他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弥漫着恐惧。“在塞迈人的世界里，潜伏着各种各样
的危险。”1979年，人类学家克莱顿·罗巴切克（Clayton Robarchek）
写道，“他们害怕陌生人，害怕超自然的存在，比如风暴和动物。事实
上，在他们的文化环境中，几乎一切东西都被视为实际或潜在的威
胁。”
对塞迈人来说，嘲笑一只蝴蝶，或只是说出“蜻蜓”一词，都会带
来灾难。塞迈人通常认为，大型风暴是拿督公对某种冒犯之举的惩
罚，这种冒犯之举可能是一个塞迈孩子在捣蛋，在风暴最猛烈的时
候，他的头发会被剪掉并烧毁，以安抚拿督公。罗巴切克写道：“一般
情况下，所有孩子的头发都会被烧掉，以防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继续捣
蛋犯错。”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自然而然地走向了恐惧。人类学家罗伯特·
登坦（Robert Dentan）写道：“为了保证孩子不被拐走，塞迈人告诉
他们的孩子，陌生人非常可怕。”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登
坦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其间换了三处生活环境。他发现，当一个陌生
人出现在村子里时，无论他是不是塞迈人，母亲们都会把孩子一把拽
回，哭喊着：“太可怕了！太吓人了！”“他们给孩子讲令人毛骨悚然的
故事，他们会跟孩子说，如果塞迈人不能保护彼此，受到了陌生人的
伤害，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塞迈成年人认为孩子需要学会恐惧，
要逃离友好的陌生人，不能信任任何人，不能靠近危险的东西。”
这种恐惧一直伴随着塞迈孩子们，哪怕他们长大成人后依然如
此。通常，这种恐惧表现为塞迈人相信世上有妖魔鬼怪，比如展现超
自然能力的陌生人类。“在我工作的地方，妖怪会是马来人、中国人、
印度人，甚至是奇怪的塞迈人，据说他们是来收集塞迈人的头颅的，
这些头颅将被埋葬，以确保他们这些外人顺利展开相关活动。”罗巴切
克回忆道塞迈人如何称呼这些妖怪——迈·卡哈诺·库伊（mai kahanoh kuui），字面意思是“砍脑袋的陌生人”。
塞迈人虔诚地遵循非暴力准则，但人类学家认为，他们的和平主
义，和他们的仇外心理一样，都是创伤带来的结果：他们遭受了强大
的邻居马来人的连年迫害，马来人奴役他们、屠杀他们，绑架他们的
孩子，劫掠烧毁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直到20世纪，这些恐怖行为方
才停止，但人们的恐惧并没有说散就散。这种恐惧被编码在文化中，
已经成了一种文化。
再分享一个故事吧，这是一个更贴近西方家庭生活的故事。1981
年，一个名叫亚当·沃尔什（Adam Walsh）的小男孩在佛罗里达州好
莱坞的一家购物中心被奥蒂斯·图尔（Ottis Toole）绑架并残忍谋杀。
在奥蒂斯·图尔死后，人们发现他是个连环杀手。人们在路边的沟里发
现了亚当的头，但他的尸体未能找到。1984年，亚当的父母约翰·沃尔
什和雷韦·沃尔什（John and Revé Walsh）共同创建了全国失踪和受
虐儿童中心（NCMEC），约翰·沃尔什作为美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美国头号通缉犯》（Amerca's Most Wanted）的主持人声名鹊起，
该节目已经播出了20多年。
同年，他们的儿子卡尔·沃尔什（Cal Walsh）出生，所以该儿童
中心在一开始就成了卡尔生活的一部分。他告诉我：“当我还是个小男
孩的时候，在桌子底下爬来爬去，他们从我嘴里拔出回形针。”当他不
想再吃工作餐时，他们让他拿着信封去工作。卡尔说：“我从小就看着
父母疏导他们对我哥哥被绑架、失踪和惨遭毒手的愤怒与情绪。”他见
证了他的父母游说立法机构去保护儿童，并筹集资金去资助该中心的
工作，他见证了他的父亲因电视节目而声名大噪。
我问卡尔，他在哥哥遇害的阴影下长大是什么感觉，他的童年是
怎样的。卡尔说：“我想大多数人会以为，在哥哥遇害之后，我的父母
甚至不让我或我的其他兄弟姐妹离开家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度
过了一个非常正常的童年。”当然，父母还是给了一些嘱咐的：背包上
不要留下名字，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坐陌生人的车，凡此种种，
都给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成长的人的脑海中留下了烙印。
卡尔说，但“我的父母没有那么刻意，我想他们明白，孩子不能总被关
在家里，而是需要走出去，融入世界，体验生活，渐渐成长，而成长
的一部分则是需要去进行社会交流和互动”。
卡尔最终在他父亲的节目和其他节目中担任制片人，他现在还在
干这行。但是6年前，他也回到了儿童中心工作。如今，他已为人父，
他对父母的坚韧无比感到钦佩。他们本可以逃避生活，变得愤世嫉
俗，但相反，“他们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好人”。后来，我问卡尔，他在
工作中如何保持理智，他回答道：虽然他的工作可能是无情的黑暗，
但它也让他与最好的人接触，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自愿帮助儿童中心找
回失踪儿童。“看到所有走进儿童中心支持我们工作的人，就可以让你
保持头脑清醒——毕竟在你身边有这么多好人。”他说，“世上还是好
人多啊。”
当美国和世界各地一度陷入对陌生人的恐慌之中且这种氛围达到
顶峰时，卡尔还只是个孩子。这一时期，人人提心吊胆，人们灌输给
孩子们数不尽的警告，告诉他们远离陌生人，而全国失踪和受虐儿童
中心的宣传力度无疑是最大的。四处播放着令孩子们害怕的视频，流
传着各种警示小册子，主题是提防可疑的货车，小心免费糖果，当地
警察还特地走进学校警告孩子们，他们要是敢稍微放松警惕，陌生人
就会让他们深陷恐惧之中，全社会都在重复着这句话：不要和陌生人
说话！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事实上，尽管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让孩子们提防陌生人会毒害
他们幼小的心灵，但这一点并不重要。另外，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说
法，“在所有失踪儿童中”，被绑架的孩子“少之又少”。例如，在2011
年一年中，儿童绑架事件中只有65起是陌生人干的，而大约25.8万起
绑架事件是家人和熟人所为。[1]这是一场典型的道德恐慌，父母对子
女抱着激进而暴烈的关爱，而人们对陌生人又怀有与生俱来的矛盾情
绪，同时，社会信任不断削弱，媒体大肆渲染个别事件，并以此为
乐。凡此种种，交织融合在一起，混成了一杯易爆的鸡尾酒。
自始至终，理性的声音并不多。当理性的声音出现时，就不可避
免地为人们所忽视，就像人类会屈服于道德恐慌一样。在1986年发表
的一篇关于保护儿童安全的书评中，一位作者指出：“虽然让孩子们远
离陌生人不是什么坏事，但这本书的重心不在让儿童免受外人的伤害
上，因为大多数虐童行为都发生在家庭里，受挫的父母、愤怒的男友
和嫉妒的继父母都是罪魁祸首。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人公开承
认，绝大部分问题都源自我们的家庭，而非那些在暗处等着一把抢走
我们孩子的歹徒？”
严格来说，这并非美国特有的现象。多亏了大数据，这种现象如
今已经随处可见，人们感知威胁的能力被扭曲了。正如一位研究人员
在一篇关于加拿大的媒体报道的综述文章中指出的，“在媒体支招的每
一个案例中，都提到父母应该保护他们的孩子免受绑架，却没有提到
保护孩子，让他们免受父母或亲人的绑架，也没有看到父母和亲人绑
架孩子的警告信号。媒体只给出了防止孩子被‘陌生人’抢走的建议策
略”。
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认为陌生人充满危险并由此产生的恐慌就
像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媚俗作品。但这类信息如此普遍，这些恐惧
无处不在，这种韵律风靡一时，以至政治学家劳拉·西川（Laura
Nishikawa）和迪特林德·施托勒（Dietlind Stol e）都认为，这实际上
可能会侵蚀整整一代人信任他人的能力。在上一代人中，美国年轻人
群体以及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年轻人的社会信任或者普遍信任水平已跌
至历史低点。老一辈人也没那么信任别人了，但年轻人的信任度下降
得最为厉害。西川和施托勒对大约1 400名儿童进行了调查，对他们的
父母也做了相关采访，结果发现，即使有些父母相信人性本善，他们
也会让孩子去害怕陌生人。“我们的调查研究表明，在教育孩子如何与
陌生人相处时，父母对陌生人绑架、虐待孩子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往往
会摧毁他们自己的价值体系。”和塞迈人一样，恐惧已经演变为一种文
化。
一个人信任他人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童年时期塑造的，因此
施托勒认为，“这些教育子女的价值观可能会对未来几代人的普遍信任
产生持久的影响”。当然，教导孩子在陌生人面前小心防范，这似乎是
明智之举，但是社会信任会让你接触到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积攒更多
社会经验，获取更多就业机会。作者们好奇的是：“仅仅因为害怕陌生
人，我们到底错过了多少社交或赚钱的机会？”
每年，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的查普曼大学的研究人员都会展开
一项全国性调查，以了解美国人最害怕什么，一部分目的是打破人们
对陌生人危险的认知。在2019年的调查中，只有7%的受访者表示他
们害怕陌生人，把他们看成了一个整体，在他们眼中，陌生人是僵
尸、鬼魂、小丑之流。但是，29.7%的受访者担心被陌生人杀害，而
大约21%的受访者则害怕被熟人杀害；27.1%的受访者害怕被陌生人
性侵，19.2%的受访者害怕被熟人性侵。然而，与儿童遇害一样，绝
大多数谋杀和性侵都并非陌生人所为，而是遇害者的熟人所做。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披露的数据，2016年，美国85%的
谋杀案是受害者认识的人所为，13%是陌生人所为。在美国，超过一
半的遇害女性惨遭现任或前任毒手，6.8%的人被陌生人杀害。女性更
有可能被自己的父母（8.2%）或自己的孩子（9%）而非陌生人杀
死。男性被陌生人杀害的比例为16.8%，而被熟人或朋友杀害的比例
是35.2%，后者是前者的两倍。性侵方面，同样如此。根据美国疾病
控制与预防中心2017年发起的一项调查，针对女性的性侵有19.1%是
陌生人所为，而针对男性的性侵有18.6%是陌生人所为。其余的是受
害者认识的人所为，尤其是现任或前任。说这些并不是为了淡化这些
受害者及其家人所经历的痛苦，也不是要在统计意义上等闲视之，而
只是为了提醒人们去注意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
并不是来自陌生人，远远不是。
一位来自查普曼大学的才华横溢的研究生，名叫穆罕默德·卡尔库
特利（Muhammad Karkoutli），他根据这项以恐惧为主题的调查，为
我进行了数据分析，提供了更具启发性的见解。在这些表示害怕陌生
人的人群中，有73.5%是女性，其中有28.6%的人年龄为18～29岁，
有30.9%的人年龄为30～49岁。施托勒曾提出：有的人认为陌生人充
满危险，这样的看法扭曲了80后和90后，而上了年纪的美国人远没有
那么害怕。两者的观点不谋而合。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明显更容易害
怕陌生人，收入较低的人也是如此，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人最为胆
怯。[2]有48.8%的美国白人害怕陌生人，而相比之下，只有24.4%的
美国黑人害怕陌生人。最后，拥有房产的美国人更倾向于害怕陌生
人，其可能性是租房人群的2.5倍。尽管无党派人士报告称他们比民主
党人和共和党人更害怕陌生人，但在统计学上，宗教、地区和党派并
不会对人们对陌生人的恐惧产生显著的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害怕陌生人确实也有理可依。你可能身处一个充
满暴力、社会动荡的地方，也可能身处一个穷兵黩武的神权国家，一
个人在那样的国家里生活，可能很容易被看成异教徒和灾星，沦为众
矢之的。在一个恐同症严重的地方，你可能恰恰就是同性恋。在充满
敌意的种族主义文化中，你可能正好就是少数族裔。历史学家蒂莫西·
斯奈德（Timothy Snyder）对20世纪的极权主义运动做了深入研究，
从中得出结论，即独裁者之所以大获成功，往往是因为让民众与邻
居、朋友和家人变得形同陌路。斯奈德写道：“当朋友、同事和熟人为
了避免接触而转移视线或者绕道而行时，恐惧感便会加剧。”狂热分
子、邪教徒和宗教激进主义者经常如此，警告他们的拥趸避免与他人
接触。原因在于，正如我们所知，与不同的人接触会扩张我们、改变
我们，使我们对自己的身份和身处的世界的认识变得复杂，这对那些
洗脑“我们是谁、他们是谁以及世界必须是怎样的简化愿景”的煽动者
是一个严重的威胁。正如神学家马丁·马蒂（Martin Marty）所说，“在
紧张的环境中生活的成员会竖起高墙，彼此之间拉开距离。这并不总
是因为陌生人令人憎恶，而是因为他可能会骗人”。
不过，总的来说，当冲突四起时，你可以看到“陌生人是危险的”
这种信息如何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们打小就习惯于相信陌生人暗藏
危险。因此，我们不和他们说话。还记得吗，桑德斯特伦在她的研究
中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生们会结对进行线上交流，与陌生
人交流实际上会增进社会信任。这意味着道德恐慌削弱了我们信任他
人的能力，而那些制造恐慌的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避免重建这种
社会信任，这完全就是一场恶性循环。
当我得知有些我遇到的人会通过与陌生人交流来应对真实而非想
象的创伤时，我便会感到更加振奋、备受鼓舞。
我之前说过，跟陌生人开口说话，甚至主动关注陌生人，就像是
会传染一样。当你这样做时，你所散发的热情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会
把别人吸引到你的轨道上。当我开始尝试和陌生人交流更多时，我发
现确实会发生这种情况。有一天早上，我结束了洛杉矶的“无偿倾听”
冒险之旅，回到家乡，地铁上的一个家伙看着我说：“嘿，你今天看起
来不错。”看他的样子，并非在调戏我，而只是一种实际的观察。我道
了谢，两人相谈甚欢。那天晚些时候，我走下楼梯乘坐地铁，发现自
己身边站着一个大学生，他穿着一件T恤，上面写着“我和陌生人说
话”。不用说，他肯定做到了。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有一次，我快走到家了，瞥见一个女人走
在街上，她拿了个手提袋，上面写着“来问问我最近正读的书吧”，我
跟上了她。“打扰一下，”我说，“但我刚看到了你的手提袋，我能问
你：写在包上，会有陌生人过来聊天吗？”她说当然，人们总是会找她
说话。我问她这个灵感怎么来的，她说这个想法来自她的一个朋友，
她的朋友开了一个Instagram（照片墙）账号，叫“地铁书评”，广受欢
迎。她的这位朋友会在地铁上随机采访陌生人，询问他们最近都在读
什么书。
我回到家，上网查了一下，然后给这个名叫乌利·博伊特·科恩
（Uli Beutter Cohen）的女人发了封邮件，问她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喝
杯咖啡，她欣然应允。
约会那天，科恩走进咖啡馆，她个子高挑、风趣健谈、坦诚直
率。我们各自喝了一杯咖啡后，找到了一张桌子，她坐下来开口说
道：“我的使命非常明确，就是阻止社会朝着分裂的方向去演变，这就
是我来这儿的理由。”
科恩时年39岁。她在德国一个邻里关系亲密的小村庄里长大，是
家里的独生女。二战期间，她的母亲出生于一个难民营。在战争快结
束时，她的父亲在德国出生。父母两人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他们的创
伤。她的父亲是保护性的，专为家人提供安全保障。科恩说，相比之
下，“我的母亲精力旺盛，需要与世界联系，总是与陌生人交谈，会带
我去城里的图书馆，我俩走了很远很远，这样我们就可以跟更多在街
上遇见的人聊天。如果我爸爸把我放在保护伞下，知道我安然无恙，
他就会很快乐。他对我的爱胜过一切，所以他倾向于保护我”。
她说，有的人远离外界时会感觉惬意，有的人则需要人际关系，
就像人需要食物和水一样，这两种生活状态是有其形成原因的。科恩
将这两种状态分解为保障和安全。她说她母亲在人际关系中找到了安
全感，这意味着她为人们所见且被接受。她父亲一方面在维持一个小
小的、界限分明的“我们”，另一方面面临着庞大的、不为人知的“他
们”，他在二者的边界上找到了安全感。科恩最终选择了哪种方法是显
而易见的。“很明显，我选择了一种不是以安全为导向的生活，”她
说，“而是一种互相联系的生活。”在20岁时，她背上行囊，只身一人
前往美国。
科恩大学毕业时获得了新闻媒体学士学位，此后，她在2013年秋
迁居到了纽约市，几个月后，开始创办“地铁书评”账号。她笑着说：
“一开始是为了我的一己私利，我想和这座城市产生交集……我很兴奋
能找到其他怀揣梦想的人、艺术家和那些赋予这座城市灵魂的人。”与
埃普利和施罗德一样，科恩的创作也受到了地铁的启发。“对我来说，
这是一个神圣的空间，每天，人们在这里齐聚一堂，他们必须站着不
动。”她说，“这仿佛是在参加教堂活动，大家聚在了一起。”“地铁上
可以很喧闹，也可以寂静无声。有时你如果闭上双眼，就感觉自己只
身独处，而当睁开眼睛时，却发现好几百人站在你身边，一起沉默。”
她停顿了一下，打了个手势，继续说道，“这简直太神奇了！”
当她搭乘地铁时，她发现自己对那些正在看书的人感到着迷。她
认为他们是梦想家、创造者，是会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人，她想和这些
人交流。于是，她利用自己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在这方面曾接受的训
练和在即兴喜剧方面的经验，以及她在观察母亲和他人交谈时所获得
的洞察力，开始询问人们在看什么书。尽管有关部门明确规定，人们
不准在地铁上交谈，但她发现绝大多数人都对此饶有兴致。她说：“我
可以告诉你，89%的人激动不已（如果我胆子再大点，激动的人占比
甚至可能高达90%），因为我看到了他们，愿意倾听他们，他们因此
获得了按照自己的方式讲述自身故事的空间，能和像我这样的怪人交
谈，他们很开心。他们会觉得获得了欣赏，之后总是向我道谢，这让
人很受触动，当时我看起来像是‘你刚刚给了我一份礼物’，而他们却表
现得像是‘不，是你给了我一份礼物’。” [3]
起初，在和陌生人搭讪时，科恩并没有一套系统性的方法。她只
是在寻找看书的人，然后上去和他们交谈，她激发陌生人的魔力。她
说：“如果你充满好奇、心胸开放，你就会感觉到谁都想和你说话。”
于是乎，她开始与和她进行眼神交流的人或者是看上去春风得意的人
交谈，当然有的人满脸写着不开心也会引起她的注意。她回忆道：“前
几天，一个年轻人在地铁上哭泣，你猜我过去看他了吗？当然看了，
我跟他说：‘你没事吧？’他说：‘我今天诸事不顺。’我说：‘没关系，你
不是孤立无援的。’他点了点头，欣然接受了我的安慰。”
科恩并不觉得这么做是为了好玩，而是认为这是一种道德义务。
“如果你生活在一座城市，如果你是社区的一员，你就有责任保持清
醒，理解与你共享一片环境的人。”她说，“要不然，生活还有什么意
思。”这种道德责任感和采取行动的乐观来之不易。她告诉我，她患有
焦虑症，有时候会崩溃，正在接受心理治疗。她告诉我，有阵子，她
感觉生活无望，感觉离不了家，对自己生活的社会毫无认同感可言。
“我想说的是，”她补充道，“和很多人一样，和陌生人相处时，准
确地说，和陌生男性相处时，我也有过创伤性体验，但是地铁上的互
动，无论陌生人多让人惊讶，都不会让我感觉身处危险。当然，我在
地铁上看到了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但是，即便一个人在生活中有过
负面经历，也不应该自我封闭，拒绝再次尝试和别人交流，我所说
的‘再次尝试’是指试着去信任他人。仅仅有一两个人试图摧毁你，并不
意味着其他所有人也想摧毁你。”
她说，这项工作“让我明白，可以说，我周围的所有生物都是我们
人类大家庭的一部分”。当你选择这条路时，她说，“你的生活就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它会带来难以置信的痛苦，因为你会明白你在世上
的定位，这可能会让你大开眼界，既让人痛心又令人兴奋。因为这种
选择关乎照顾他人、爱惜自己的责任”。
她并没有给所有人这剂处方。“我完全理解，有些经历过创伤的人
依然不能释怀，可能会觉得自己真的无法再次尝试。首先，社会需要
向他们证明，这是个值得信任的社会。我也完全认同这一点。”但对科
恩来说，通过“地铁书评”，“我每天都在确认，大多数人都想变得优
秀。我问一个问题：‘你在看什么书？’然后我打开录音机录音，同时开
始倾听。这简直太治愈了，就像有人在内心深处拥抱你，以一种独特
的方式去对抗那种被孤立的感觉。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屡
试不爽，亲测有效”。
2018年，全国失踪和受虐儿童中心发布通告，不再使用“陌生人
是危险的”这一表述，而是选择了一种更细致、更实际的方法来体现数
据。卡尔告诉我：“虽然这些事情确实发生了，但我们当然也在全国失
踪和受虐儿童中心看到了数据，所以我们知道陌生人绑架儿童事件少
之又少。”警告儿童远离所有陌生人，这样做弊大于利，因为“如果孩
子面临危险，很可能会有陌生人来帮助他们”。值得让孩子们信任的可
能是保安、消防员、带着孩子的母亲，或者是一个可以让孩子基于外
在的暗示而相对放心的人。他们仍然警告孩子们，但凡有陌生人向他
们求助或触碰他们，不要理睬就好。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警告孩子
们不去和任何陌生人说话会让他们失去潜在的帮手。这就是“陌生人是
危险的”这一表述要删掉的原因。卡尔说：“我们正在努力让孩子们做
出安全而明智的决定，以防他们留下终生的创伤。”
[1]陌生人确实在所有针对儿童的犯罪中占较大比例，但这个比例
仍然很低：只有10%左右。
[2]要是你还记得的话，收入较低的人在谈话中也比收入较高的人
更专注，更善于理解陌生人的情绪。同样，我们看到了分歧、矛盾心
理和社会性之间的联系。
[3]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之前有位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学生参加无
偿倾听实验中曾说道，他觉得自己给了社区“一份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