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了解到，在过去，有些事情会让一些地方的
人变得更加友好，但其实这些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友
好。
目前来说，我们都知道些什么呢？我们知道，相互依赖不仅让狩
猎——采集者群体内部更加和睦友善，而且让狩猎——采集者群体之
间相处融洽。我们知道，陌生人互相问候、热情招待彼此，是为了不
让对方感受到威胁的存在，毕竟陌生人之间交流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
机会（并且所有的坏人到最后都会沦为鸟类）。我们知道，大家向来
只喜欢与自己的同伴在一起，但究竟什么才叫“我们自己人”，很难明
确界定。我们知道，大家普遍喜欢与自己有共同点的人，即使不知道
他们是谁，哪怕只是戴了同样的棒球帽也会让人颇有好感。我们知
道，城市可以让我们和无数陌生人走到一起，但城市里的一些社会规
则也会让大家变得疏远。我们知道，和来自其他群体的陌生人交流这
件事会让我们变得焦虑不安。我们也知道，祖辈父辈几代人都会说“陌
生人是危险的”，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感知威胁的能力，同时也影响
了我们信任别人的能力。
那么，对不同的文化而言，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其他地区、别
的国家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一个地方对陌生人的态度，是如何变得
友好，或者变得互相敌对的？这些文化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都是我们
接下来重点研究的问题。
上一章，我们简单谈了谈关于信任的问题。一开始研究这个话题
时，我发现人们会友好地对待陌生人，可能与人们之间的信任大有关
联。这里要特别讲一下，我之前简单提过的一个概念——普遍信任。
1948年，德国政治学家伊丽莎白·内勒——诺伊曼（Elisabeth Noel e-Neumann）提出了一个问题，可以用来衡量普遍信任程度，而且年度
世界价值观调查都会涉及这个问题。该项调查工程巨大，需要收集全
球范围的数据，以跟踪世界各地的社会和政治变化。问题是这样设置
的：“一般来说，你认为可以信任大多数人，还是需要小心翼翼地与人
打交道？”选择前者的人很信任别人，而选择后者的人则恰恰相反。普
遍信任不同于战略信任，战略信任是指，我们通过理性地分析对比，
判断信任某人可能带来的利弊。普遍信任也不同于特殊信任，特殊信
任是指我们无条件地信任家人和挚友。
实际上，普遍信任表示对陌生人的信任，一些地方的人普遍信任
陌生人，他们在社交中也得到了更多的好处。“信任他人的人更有可能
自愿付出时间，给慈善机构捐款，对他人宽宏大量，并支持可以促进
经济增长、为不幸者提供补助的政策。”政治学家埃里克·乌斯拉纳
（Eric Uslaner）是研究信任问题的专家，他写道，“一国的国民越是
能信任别人，政府的运作情况就会越好，政策再分配力度就会越大，
市场也就越开放，腐败现象就会越少。”这并不是说，如果一个人深信
别人，他就会莫名地软弱，或者成为道德相对论的代言人。他们期望
每个人都能参与社区活动，遵守规则，不分彼此。他们只是让大家在
短期内互相信任、共同合作，而把怀疑别人的益处留给其他人。
哪些人会很容易信任他人呢？一般来说，乡村居民在普遍信任方
面表现不佳。在像中国这样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国家，普遍信任情况
也不太好，因为人们强调家庭纽带，家人要高于朋友、熟人以及其他
社会关系。男人、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失业者、少数群体
的成员和宗教激进主义者在普遍信任方面也不太理想。
试问普遍信任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从国家层面而言，
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越高，普遍信任程度就会越高，而一国的种族隔
离程度越高，普遍信任程度就会越低。同时，在宗教信仰中，普遍信
任与新教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与其他宗教无关。但归根结底，普遍信
任现象的背后存在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乐观情绪。乌斯拉纳认为普
遍信任与乐观情绪紧密关联。乐观是指人们愿意相信会有美好的未
来，并且认为自己足以掌控自己的命运。乌斯拉纳等许多人发现，乐
观来自收入平等，只有人们的收入实现了平等，社会才有可能实现普
遍信任。这并不是说，在高度信任的社会里，每个人赚的钱都没有差
别。收入平等指的是，制度公平，政府清廉，犯罪率低，每个人都被
赋予了尽可能平等的机会。“当一些人的财富远远超过其他人时，无论
是顶层还是底层的人都不太可能把对方视为他们‘道德共同体’的一部
分，”乌斯拉纳写道，“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对他们来说就是空口白话。”
另 一 位 有 影 响 力 的 政 治 学 家 罗 纳 德 · 英 格 尔 哈 特 （ Ronald Inglehart）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进化现代化理论。英格尔哈特一
直在负责世界价值观调查。他写道：“当生存缺乏保障时，人们往往会
在一个强人领袖的带领下，紧密团结起来，形成反抗外来者的统一战
线。”当人们感到舒适时，便不会有这种防御性的思维模式，取而代之
的是更倾向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个人主义文化蓬勃发展于二战后，
特点是厌恶暴力、不愿意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对群体外成员保持宽
容、支持言论自由、对新成员和新思想保持开放态度、相互协作、平
等参与政府治理，并致力于实现真正的民主。此外，安全感的下降，
引发了英格尔哈特所说的“威权主义反弹”现象，即人们倾向于在群体
内部紧密团结在一起，拒绝外来者加入，抵制群体外的陌生人，并避
免引人注目。英格尔哈特和乌斯拉纳一样，认为如果人们想在社会中
自由表达，社会不平等是对此最大的威胁。我们知道，信奉新教的地
方的普遍信任程度更高，同理，北欧新教派更擅长自我表达，拥有理
性的价值观。因此，我从一开始就相信，高度普遍信任他人的文化
中，人们更倾向于与陌生人交流。在我看来，这似乎是解决谜题的第
一块拼图。
但是根据美国生物学家兰迪·桑希尔（Randy Thornhil ）和科里·
芬彻（Corey Fincher）的说法，决定某种文化对陌生人开放程度的还
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即传染病的发病率，这与普遍信任也有所关联。
早期人类主要居住在赤道附近炎热潮湿的地方，之后他们才往北纬度
地区开拓移居。一直以来，赤道地带都饱受传染病的威胁，人们一旦
得了传染病就很容易死亡。传染病的大肆流行让早期人类产生了两大
改变：人们的身体免疫系统发生了改变，其原因显而易见，但与我们
目前的项目更相关的是，人们的行为免疫系统也发生了改变。桑希尔
和芬彻的实验项目中设计了一系列行为，通过管控我们与陌生人的接
触，模拟对传染病的接触。所以，在寄生虫威胁较大的地方，人们会
避开陌生人，选择在住所附近一带活动，以此避免陌生人可能携带的
疾病。[1]这就是所谓的寄生虫应激理论。
桑希尔和芬彻两人发现，在寄生虫威胁较大的地方，人们往往表
现出一系列明显的特征，这在较冷、较干燥的纬度地区生活的人身上
是看不到的。生活在赤道地带的人对群体外成员表现出更强烈的仇外
心理，认为陌生人肮脏不堪，于是，他们对陌生人充满厌恶，不把他
们当人看。这些地方的人讨厌新鲜事物，对新事物、新思想和新人群
都满怀质疑，怀疑陌生人都可能传播疾病。他们在性格上更是循规蹈
矩、内向谨慎，倾向于依附裙带关系，偏向和自己人走得近。人们会
把群体外的陌生人视为病原体，历史上这样的事可不少见。当纳粹在
犹太人聚居区隔离犹太人时，他们在大门上会悬挂“瘟疫！禁止进
入！”的牌子。1962年，美国已故国会议员以利亚·卡明斯（Elijah Cummings）年仅11岁，他试图开放巴尔的摩的公共游泳池，让黑人
和白人能一起游泳。大约1 000名白人举着写有“保持我们的游泳池无
菌”的标语向他表示抗议，卡明斯为此遭到了一顿痛打，脸上留下了一
道伴随终身的疤痕。
然而，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人们对寄生虫的恐惧有理可循。当传
染病的威胁很大时，与完全陌生的人交往很有可能导致感染致命疾
病，因此人们宁可放弃与陌生人交流的潜在好处。桑希尔和芬彻写
道，与陌生人交流的好处包括“从群体间交易获利，迸发出好点子，认
识更多的人，拓展更丰富的社交圈，找到人生伴侣、好友、同盟”。但
问题是，即使真正受感染的概率很低，寄生虫应激反应也可能被触
发。桑希尔告诉我，细菌恐惧症患者不管是否生活在感染风险高的地
方，都不愿意和陌生人交流。如果其他人也一直在纠结传染病的问
题，同样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反应。桑希尔和芬彻写道，这样的想法会
“让人们马上变得自我，在行为上回避和陌生人的接触，那么新鲜的体
验也会随之消失”。
2010年，心理学家查德·莫滕森（Chad Mortensen）展开了一项
研究。他把参与者分成了两组，并向他们展示了不同的幻灯片。其中
一组看的是有关细菌与传染病的图片信息，另一组看的是传统建筑照
片。随后，每个参与者需要记录下曾经发生过的与幻灯片所放映的图
片相类似的场景。然后参与者休息半个小时，最后他们需要完成两份
问卷：一份是个人问卷，测量参与者是否外向、富有亲和力、具有责
任心，是否有些神经过敏，是否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另一份问卷测量
他们对疾病的易感程度。结果发现，那些看了与疾病相关的幻灯片的
参与者表现得有些内向，不喜欢接触新朋友、新事物，也不喜欢与人
合作。
20世纪中叶，西方免疫学得到迅速发展，抛开最近发生的一些事
情，西方目前疾病感染的风险还是相对较低的。事实上，桑希尔和芬
彻认为，正是20世纪40年代在疾病控制方面取得的突破，促进了性革
命和民权运动的发展，以及一代人之后的60年代人们对社会的态度变
得更宽容。当今社会，依然有人会认为其他群体的成员污秽不堪，还
有不少人纷纷苟同，原因只是我们在不断进化，对传染病带来的威胁
变得更加敏感了。
如此说来，如果某个地方信奉新教、收入平等、犯罪率低、政府
清廉、寄生虫威胁小的话，那么这个地方的人就倾向于信任陌生人。
因此，北欧国家在普遍信任程度上名列榜首就不足为奇了。北欧国家
的人对陌生人充满信任，这一点弥足珍贵，以至专家都称之为“北欧黄
金”。北欧国家的人会把周围的陌生人视为和自己一样的人，值得人们
在道德上关怀，值得信任，并没有携带疾病。在我了解这一切后，我
觉得这些地方的人更倾向于与陌生人交流。
但我不得不承认，我想错了。事实上，在普遍信任和美国人乃至
其他国家的人所理解的友好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反比关系。经合组
织汇编了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结果发现，在30多个经合组织成员
中，普遍信任程度较高的有丹麦、挪威、荷兰、瑞典、芬兰、新西
兰、瑞士、澳大利亚、冰岛、德国和加拿大。美国略低于平均水平，
墨西哥、葡萄牙和哥伦比亚排在最后。与此同时，有个叫“国家间”的
组织每年都会对世界各地的外籍人士进行调查研究，以友好程度为依
据对国家进行排名。最友好的国家有墨西哥、葡萄牙和哥伦比亚，不
太友好的国家是丹麦、挪威、瑞典、瑞士、德国和奥地利。英国排在
最后，澳大利亚是个例外，因为结果表明，澳大利亚很信任陌生人，
对他们颇为友好。
我问了比·普拉宁关于普遍信任与友好程度关系的问题。她是瑞典
研究员，也是世界价值观调查的负责人之一。我说，人们普遍信任他
人的地方怎么可能对他人不友好，而不太信任他人的地方怎么可能对
他人更友好呢？她承认这对关系有些矛盾。“来自中东的人普遍信任程
度很低，尤其是不信任陌生人、宗教信仰不同的人和其他民族的人，”
她告诉我，“但是去中东旅行过的人都知道，他们对陌生人非常热情。
我们斯堪的纳维亚人是最容易信任别人的，但我们没那么热情好客。”
我并非在讲，加拿大人、芬兰人或德国人对陌生人抱有敌意，我
只是说，他们不像意大利人那样外向。十分信任他人的人却表现得不
太合群，这一点也许和我们的直觉不大一样，但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
单，那就是他们不一定要合群。我们在与人接触的时候会发生摩擦，
正是这些摩擦让我们学会了如何与人社交。在一个人们十分信任他人
的社会中，摩擦是最小的。中央政府机构会处理一些人们身上发生的
意外问题。然而，在一个人们不太信任他人的国家中，人们不能依赖
政府组织来处理问题。他们必须更善于交际，与陌生人打交道，结交
朋友，才能好好生存下去。这种友好并非因为他们喜欢所有人，而是
因为在不稳定的社会大环境中，充满了混乱、不稳定和威胁，所以他
们不得不对人友好。我们以前在虚构的亲属关系、问候仪式和招待行
为中见过这种情况，现在友好又成了一种人们应对生活难题的现实手
段。
我给你举个更恰当的例子。2019年，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尤纳·
布拉耶尔·德拉加尔萨（Yuna Blajer de la Garza）发表了一篇论文，
讲的是墨西哥城里的人们。论文中提到的这些人是非正式的汽车泊车
员，或者从本质上而言，是自由职业的代客泊车员。“在与他们的交谈
中，我了解到，在墨西哥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里，人们可以
随意下车，把钥匙交给街角站着的身份不明的陌生人，然后过会儿回
来，还可以拿回自己的钥匙。”她写道。德拉加尔萨研究了这种非正式
的信任经济，因为它在墨西哥城这样的地方似乎不太可能。我之前去
过墨西哥城，也喜欢这座城市，但那里犯罪率很高，腐败现象丛生，
社会不平等严重，人们也不太信任别人。然而，那里的人们却可以把
车托付给陌生人，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居然没出问题！
墨西哥城能形成这样的体系，原因错综复杂，涉及阶级流动、执
法腐败，而更简单地说，是人们对这类服务有强烈需求。但是，正如
德拉加尔萨所述，政府的无能和失灵让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成为必要，
这促使不同阶层的成员不仅可以互动，还可以相互信任，甚至可以发
展出某种关系。“最终，墨西哥城每天发生的数百次（这样的）交流，
防止了这个腐败的大城市陷入混乱。”
然而，这些年来，代客泊车员正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停车
计时器这项新技术。她写道，“中产阶级司机对这一变化拍手称快，年
青一代尤为开心，因为这让停车变得高效，又不用和人打交道”，但是
“尽管停车计时器很高效……它们让穷人和富人间难以展开交流，而且
大家无法感受到对方的困境和特权”。
读完德拉加尔萨的论文后，我马上联系了她，询问她对北欧国家
的普遍信任和拉丁美洲的友好之间的区别有何看法。我问道：为什么
普遍信任程度低的地方会比普遍信任程度高的地方在某些方面对人更
友好？她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一个词——社会摩擦。她的原话值得我在
这里引述一番。
挪威人并不真的需要依赖别人，不必在乎他人是否
值得信任，因为国家制度井井有条，政府机构运行井
然有序，能够保障人们的生活……因此彼此信任陌生
人变得没那么重要。所以说，你最终会陷入这样一种
境地，那就是你自己就能过好日常生活，不需要别人
的参与。这样的生活可能感觉更高效，但我确实认为
这是有社会成本的。
墨西哥是一个混乱的国家（我在那里出生和长大，
也喜欢这个地方，但不得不说，它还是挺混乱的），
然而很少有人会告诉你他们感到孤独……即使你试图
独自一人待很长时间，可能也无法明白：你需要与他
人互动进行日常交流，你需要和他们讲话、寻求帮
助、问路。
甚至在政府里面做文书工作时也是如此：一切都是
如此复杂，以至你总想找一个能帮助你、指引你的
人，哪怕只是一起抱怨国家的无能，聊聊对国家感到
失望，也能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亲密感。
现在再来举一个例子，说说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是如何让我们变得
更友好的。我们来看美国南方地区，它向来以友好与好客闻名。[2]心
理 学 家 多 夫 · 科 恩 （ Dov Cohen ） 和 理 查 德 · 尼 斯 比 特 （ Richard Nisbett）提出了一个理论，说美国南方有一种“荣誉文化”。由于当地
政府机构无能，法官和警察毫无执行力，美国南方不太稳定，人们富
有攻击性，纷纷抢占领土。（荣誉文化并不是美国南方特有的现象，
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情况。）美国南方有这种文化，被认为是18世纪
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涌入当地形成的结果。北爱尔兰边境地区和苏格
兰高地的苏格兰牧民来到美国南方，由于他们老家的法制极其薄弱，
所以这些移民需要展现出勇猛之心，宣告任何试图偷走自己动物的人
都得不到什么好下场。如果有人出言不逊，他们就会用暴力制伏，因
为担心一旦自己表现得懦弱，就会受到侵害。正因如此，他们逐渐树
立起自己的威严以及“荣誉”。
“荣誉文化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对外侵略和男性光环，当地政府管制
松 散 ， 人 们 的 牛 群 还 经 常 遭 到 偷 窃 。 ” 经 济 学 家 保 利 娜 · 格 罗 让
（Pauline Grosjean）如此写道。她在这项研究中认为，1980—2007
年美国南方谋杀率是北方近三倍的原因便是荣誉文化的存在。这种差
异主要是白人在荣誉受到质疑时谋杀造成的。格罗让认为，这种现代
趋势源于早期牧民的需求。“在没有第三方执法的情况下，只有富有攻
击性、向图谋不轨者宣告死亡的下场，才能建立自己强硬的形象，防
止自己的动物遭到别人的偷窃。” [3]
政府机构变得越来越强大，荣誉文化便逐渐衰落了，它在世界各
地的影响也日渐减弱。但现在荣誉文化依然残存一些影响。科恩和尼
斯比特开展了一系列研究，他们将北方男学生和南方男学生聚集在一
起，并尝试侮辱他们的荣誉。在其中一个实验里，一个身材高大的男
性实验者在走廊上撞了参与实验的学生，并对他们喊“混蛋”。南方学
生对受到的侮辱表现得更加愤怒，而北方学生觉得这件事很好笑。在
另一项研究中，教室里的参与者受到了一名假扮成同学的实验者的起
哄和嘲笑。随后的测试显示，南方学生的睾丸激素和压力激素皮质醇
水平比北方学生高出许多。科恩和尼斯比特发现：“如果说有什么不同
的话，那就是没受到侮辱的南方人比北方人更有礼貌，但受到侮辱的
南方人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具攻击性。”
礼貌和暴力之间的这种关系可以用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那就是
“礼貌悖论”。科恩和他的同事乔·范德罗（Joe Vandel o）在2004年写
道：“暴力和友好通常被认为是对立的。人们总觉得为人亲和、好客、
开放和热情，可以防止受到攻击和伤害。然而，人们却忽略了这两种
截然相反的状态似乎经常融合在一起……暴力和面临暴力的威胁创造
出了一个友好、和睦和彬彬有礼的社会。”
同样，这绝不仅限于美国南方。礼貌悖论出现在亚洲、中东、地
中海和非洲的许多传统社会中。人类学家艾伦·菲斯克（Alan Fiske）
和他的同事在一项研究中写道，在这些文化中，人们往往“非常害怕彼
此”，因此“可能会表现得非常礼貌、亲切或慷慨，但这些社交行为可
能会给彼此带来喜爱和信任，也有可能适得其反。”他们对人友好，无
非是为了避免无意中侮辱了某人的荣誉而遭到别人的报复。
这些都不是说，所有对别人友好的人都是善良的，因为他们害怕
不与人为善会遭遇不好的后果。文化进化远比这复杂得多。对实际问
题做出反应，因此形成一种行为习惯，进而可能会成为一种生存方
式。这个过程叫作机能自主。虽然我们无法清晰地分解文化背后形成
的因素，但我们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出于荣誉文化产生的
仪式性礼貌，变成了纯粹的礼貌和友好，并成为一种风俗习惯。我告
诉了尼斯比特这个想法，他是荣誉文化假说的专家。他直接回答称：
“我非常喜欢这个观点。”
我们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类似的过程，社会摩擦最终让人们友
好往来。以微笑和大笑为例。虽然在没经历太多变迁的国家里，人们
确实表现得更信任其他人，但研究人员发现，在过去500年里经历大
量移民的国家，人们更懂得表达、更喜欢微笑，也更容易开怀大笑。
北美、中美洲、南美洲都是如此，还有另类的澳大利亚也是如此，这
些就是社会科学家所说的微笑文化。研究人员认为，在缺乏共同语言
和共同社会规范的情况下，为了与陌生人交流，人们会露出微笑。对
陌生人微笑是表示友好和合作意愿的一种方式。
心理学家阿德里安娜·伍德（Adrienne Wood）和同事有一项研究
对82个国家展开了调查，结果发现，在历史上经历较多变迁的国家的
居民，比那些历史上没经历大量移民的国家的人更善于用非语言的形
式表达情感。另一项由心理学家葆拉·尼登塔尔（Paula Niedenthal）
主持的全球性研究发现，历史上经历较多变迁的地方，人们每天微
笑、大笑的时间更多，自我感觉更良好。无论国内生产总值或目前地
方多样性水平如何，情况都是如此。尼登塔尔和同事在分析美国人口
普查数据时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外国移民越多的州，比如加利福尼
亚州、纽约州、北达科他州、内华达州和明尼苏达州，比起那些没什
么外国移民的州，人们笑得更多，生活也更积极。
笑容可能会传染。“微笑除了能让人解决人际交流的问题，还可以
产生更多积极的社会体验和感受。”尼登塔尔写道，“换句话说，每天
听到更多的欢声笑语，会让人变得更加阳光。因此，更多的微笑和欢
笑可能会带来更多积极的情感体验。”
同样，微笑本来是人们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因为人们需要在没
有语言或共同文化规范的情况下与不同类型的人交流和合作。微笑最
终脱离了其最初的功能，升华为一种文化、一种行为方式，各地都是
如此。
2001 年 ， 奈 兰 · 拉 米 雷 斯 —— 埃 斯 帕 扎 （ Nairán Ramírez-Esparza）从墨西哥来到美国的得克萨斯大学读研。她对发生的一件事
感到震惊。当时，她的朋友们带她去参加了一个聚会。以往在墨西哥
的家里，如果和朋友去参加聚会，他们都是朋友几个在一起玩的。但
在美国，“我们一去聚会，我所有的朋友都说，我们大家一起玩吧。我
就想，什么是大家一起玩吧”。接着，她的朋友们就开始四处游荡，和
不认识的人聊天。“对我这个内向的人来说，和聚会上其他不认识的人
直接聊天真的很难。”她说，“现在我还是觉得有些困难。”
她在墨西哥城出生，并在那里长大。这里人们彼此之间互相理
解 ， 有 所 共 情 。 1984 年 ， 心 理 学 家 哈 里 · 特 里 安 迪 斯 （ Harry Triandis）和同事进行了一项创新性研究，他们称墨西哥城有“共情”文
化。这种文化强调礼貌、善良、友好、尊重、积极，人与人之间避免
冲突，在日常交往中尊重他人。就像荣誉文化一样，在一个人们彼此
共情的地方，发生侮辱或打架的行为是非常严重的，会被认为是对另
一个人基本尊严的侵犯。而且，和荣誉文化一样，共情文化之所以存
在，也是因为历史上没有强大的中央机构，无法确保自上而下的社会
和谐。因此，维护和平的任务落在了每个人身上。
共情文化对社会的好处远不止于此。例如，它可以使人们更懂得
去帮助陌生人。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文（Robert Levine）有一项实验覆
盖36个国家，他研究了城市中的“助人行为”。在实验中，他让学生们
假装成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比如假扮失明，或是不小心在人行道上掉
落了一支笔，或是在路上看到有人受伤，跑过去请求路人的帮助。实
验证明，在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或者以家庭为主要文化单位的地方，
人们不太愿意去帮助别人，这些地方通常是传统的、排外的。
但值得一提的是，几个最愿意帮助陌生人的城市都坐落于拉丁美
洲。“考虑到这些地方长期政治不稳定、犯罪率高，存在许多其他社
会、经济和环境问题，这里的人们居然愿意帮助别人，此般积极结果
值得关注。”莱文在2003年写道。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哥本哈根和维
也纳的居民也乐于助人。但总的来说，在有共情文化的地方，人们更
愿意帮助陌生人。[4]拉丁美洲有这样的文化，能让人们生活更加积
极。每年，盖洛普都会发布一份有关“全球情绪”的报告，该报告根据
各国公民每天报告的积极或消极情绪对国家进行排名。他们使用的一
个指标是调查对象每天体验积极情绪的次数。在这方面最幸福的10个
国家中，有9个在拉丁美洲（还有1个是印度尼西亚）。
现在，拉米雷斯——埃斯帕扎认为，相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墨
西哥更富有共情文化，并且这与墨西哥被征服的方式有关。在拉丁美
洲国家，以及在美国和加拿大，新来的移民会消灭当地土著。而在墨
西哥，除了像阿兹特克人这样的显著例外，当地土著会与新来的移民
相互融合，将他们的传统与西班牙人的传统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像墨
西哥独特的天主教形式这样的混血儿。“那些同意西班牙人提出的条件
的人，没有被杀死。”拉米雷斯——埃斯帕扎说，“现在我们的社会已
经变得非常友好了，人们都很有礼貌。我们不喜欢说出自己的想法，
只希望事情顺利进行。”
如今，拉米雷斯——埃斯帕扎作为康涅狄格大学备受尊敬的社会
心理学家，需要不断融入当地文化。这对她来说还是很难，所以她必
须多加练习。她和丈夫会去某个地方，就是为了寻找不熟悉的人展开
交流。她向陌生人做自我介绍，人们就会模仿她的口音，问她是哪里
人，然后就开始了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对美国人来说，这只是简单的
闲聊；对拉米雷斯——埃斯帕扎来说，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文化调
整。“在墨西哥你不能这么做。如果一个人走近一群人，他们会想：你
是谁？在这里干吗？别靠近我们，我们正在谈话。”当然，因为墨西哥
盛行共情文化，人们不会显得无礼，但与陌生人讲话总会有点奇怪。
也就是说，墨西哥人与朋友和家人来往密切，所以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美国的生活对拉米雷斯——埃斯帕扎来说也是一次艰难的调
整。“美国的生活让我觉得与世隔绝，这对我来说充满了挑战。”她
说，“基本上你的一天就是：上班，回家，和伴侣、孩子闲聊，然后睡
觉。”在墨西哥，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与朋友和亲戚的社交上。“每当我
夏天回墨西哥的时候，总是有很多人可以交谈。人们会笑着与你对
视。你感到与人们关系很亲近，充满了存在感。”
拉米雷斯——埃斯帕扎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将近20年，现在居住在
一个类似边境的地区。她喜欢在美国可以畅所欲言的样子，这一点在
墨西哥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人们害怕会冒犯别人或让别人感到不舒
服。她说自己讨厌这样。然而，同事和学生还是觉得她是个温顺的
人，她想要改变大家的这个想法。但每次回到墨西哥时，她又变得直
言不讳，偶尔会对共情文化所要求的自我克制感到沮丧。她不确定自
己能否调和这两种性格，但注意到自己在说西班牙语时倾向于共情，
在说英语时倾向于独立，这与她所处的文化有关。“我想我是某种混血
儿。”她说。
这种生活方式仿佛让她成了一个无处可去的人，夹在两个世界之
间无所适从。但“混血儿”的她实际上是我们项目的最佳人选，在共情
文化的国家出生、成长，现在生活在一个人们直言不讳的国家。她明
白在与他人交谈时要有礼貌、保持谦逊和专注。共情文化在这方面的
体现是，认真聆听对方的话，这与“无偿倾听”活动类似。因为这不是
关于自己而是关于对方的谈话。因此，共情文化之地的人来到美国，
只要会说英语，他们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与人展开良好的交流，而这些
技能是我们一直想学会的。
心 理 学 家 格 洛 里 安 娜 · 罗 德 里 格 斯 —— 阿 劳 斯 （ Gloriana Rodríguez-Arauz）、我们熟悉的拉米雷斯——埃斯帕扎、阿德里安·加
西亚——西拉（Adrián García-Sierra）和其他同事设计了一系列别出
心裁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让西雅图地区的拉丁美洲裔母
亲和欧洲白人母亲，连续4天，每天8个小时，佩戴数码录音机，以监
控她们与人交流的过程。他们发现，拉丁美洲裔母亲表现出更多的共
情行为，表现得谦逊、可爱和体贴，更多地谈论他人而不是自己（想
想“城市自白”的二八定律）。来自欧洲的白人母亲没有太多共情行
为，谈论自己的次数明显更多。研究人员还发现，拉丁美洲裔母亲笑
得更多，愿意与不同种族的人展开深入交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
洲女性认为自己比拉丁美洲裔女性更具共情心。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直言不讳、个人主义盛行的国家
里，共情文化也具有传染性。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的勒妮·霍洛韦
（Renee Hol oway）、埃米·沃尔德里普（Amy Waldrip）和威廉·伊克
斯（Wil iam Ickes）在2009年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让126名陌生人
进行了交叉对话，陌生人里包含白人、黑人和拉丁美洲裔。一半人只
与他们自己种族的人交流，另一半是白人或黑人与拉丁美洲裔交流。
首先，他们发现拉丁美洲裔在对话中表现出更多的共情行为，比如眼
神交流、微笑和大笑。其次，更有趣的是，与拉丁美洲裔互动的白人
或黑人参与者，比没有与拉丁美洲裔互动的参与者，表现出更多的共
情行为。他们聊得更多，眼神交流更多，也更喜欢笑。“在这两个方
面，他们的互动比只涉及黑人和/或白人参与者的互动更好。”作者们
写道。
事后，受试者对他们的互动进行评分。与拉丁美洲裔交谈的人对
聊天伙伴的评价明显高于只与白人或黑人互动的人。此外，“与拉丁美
洲裔伙伴互动的参与者认为，他们的交流更加顺畅，在聊天的时候显
得更加自然和放松。他们认为聊天非常有参与感，未来仍愿意和拉丁
美洲裔进行交流，而只与白人或黑人互动的人就没有这个想法”。
这也不仅仅是一个单向的正面评价。就参与交流的拉丁美洲裔而
言，他们同样享受对话。“拉丁美洲裔认为，他们的交流畅通无阻，在
聊天的时候显得更加自然和放松，明显没有那么压迫、尴尬和紧张。
他们还报告称，在聊天中非常有参与感，并表示他们感受到了互动伙
伴的接受和尊重。最后，与黑人和白人参与者相比，他们更喜欢他们
的互动伙伴，并认为他们的互动伙伴同样更喜欢自己。”
我是这么想的：我们倾向于认为，人们表现得友好是因为居住在
无忧无虑的地方，对生活感到知足。有时候事实的确如此。我并非在
讲，现在所有人在向陌生人微笑、示好之前都做了理性计算，也不是
说友好的人不信任别人，因为大多数人不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友
好的文化不是因恐惧、混乱和危险而产生的，而是这些不安全因素促
进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就像荣誉文化、亲属关系、问候仪式和热情
待客一样，这种友好是一种实用的方式，可以减少我们对陌生人的恐
惧，抓住陌生人可能带来的机会，并在人感到恐惧、社会混乱的时
候，让人与人之间得以交流沟通。
再者，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可怕而动荡的时代，中央机构无能，
社会信任瓦解。现在的生活无比艰难、混乱不堪、是非不断，而且越
来越多样化。我们开始对周围的陌生人抱有怀疑，不信任和我们身处
同一个国家的陌生人，也不信任和我们同处地球村的陌生人。当然，
我们可以继续做自己的事情，管好自己的生活，努力奋斗，拒绝跨越
陌生人之间的隔阂。又或者，在我们了解完上述的一切之后，可以选
择待人友好、对人微笑、与人交谈、倾听别人。这不是因为我们软
弱，也不是因为我们缺乏信念，而是因为与别人合作符合我们的最大
利益，因为我们知道友好远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恐惧的解药。带着
这些认识，和我一起看看芬兰的情况吧。
[1]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遭遇过这种情况。在这场危机中，每
个人，尤其是亚洲人，都感受到他人的警惕、恐惧，有时甚至是公然
的敌意，因为被别人怀疑是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哈佛商学院心理学
家阿什利·惠兰斯（Ashley Whil ans）2020年的一项研究证实，美国人
和加拿大人一如往常地低估了朋友和家人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而高
估了陌生人带来的威胁。
[2]这并不是说小城镇的每个人都很友好。我曾经在“世界牛仔之
都”得克萨斯州班德拉的一家酒吧里和一位头发花白的人打招呼，得到
的回应却是“我不会说北方佬的话”。我意识到，虽然我是美国北方
人，讲的是北方佬的话，但我至少是个身高6英尺（约合1.83米）的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