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学会如何束缚我们内心的黑猩猩，召唤我们
内心的倭黑猩猩，并开始与我们的敌人交流，以便在
一切毁灭之前及时拯救我们的国家。
霍利（化名）是一名私人家庭学校教师。我答应不透露她的真实
姓名，因为她认为如果我指名道姓就会让她断了生计。她生活在南方
一个以民主党为主的小城市，而她本人则是共和党人。然而，她所经
历的比典型的意识形态案例更不寻常，因为她的学生中，有一半来自
共和党家庭，一半来自民主党家庭。“当然，我保持完全中立，这一点
适合任何老师，”她说，“我的政治、哲学或宗教结构都不适合放到课
上来说。”尽管如此，如果民主党家庭发现她是共和党人，她相信她会
失去一半的生意。一些共和党浸礼会家庭对她心存戒备，可能是因为
她拒绝透露自己的政治立场。例如，一些人会礼貌地询问她是否曾涉
足巫术。（当然，她并没有。）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霍利必须小心翼翼，经年累月，皆是如此。
她的中立态度有助于她保持双方的信任，这一点做起来很不容易，因
为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她看到学生之间的关系因党派界限而分崩离
析，她为此感到十分沮丧。她告诉我：“我注意到一个明显的集体分裂
成两派。”在上学期间，学生们能够友好相处，相互合作，没有冲突地
共享着空间。但是一旦出了校门，就没有多少联系了。这些学生打小
就是朋友，她说，他们彼此之间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随着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接触得越来越少，对他人的刻板印象也越
发根深蒂固。共和党学生认为民主党学生道德沦丧，而民主党孩子则
认为共和党人是白痴和基督怪胎。霍利跟我谈到了一个来自民主党家
庭的“聪明的小伙子”。有一天，她正在租的教堂里上课，这个孩子不
肯进去。“他在外面徘徊逗留，看起来很尴尬。”她说，“我轻声唤他进
来，对他说：‘你在干什么？你迟到了。’他说：‘走进浸礼会教堂让我
感觉不舒服。’好像里面的人会不由自主地抓住他、辱骂他，甚至动手
教训他一顿。他都吓坏了。”
霍利将这种疏远视为思想滑坡的先兆。她担心“一旦他们思维僵
化，一旦他们陷入政治上的自我定义，就不会产生什么交集，所留下
的只会是对陌生人的负面评判”。他们彼此已经认识多年了，但他们正
渐行渐远。她认为，在这件事情上，孩子的家长难辞其咎。“双方都是
很好的人，却不会彼此往来。跨越界限塑造的友谊和家庭之间形成的
联盟实在不多见。我希望这些孩子能打破界限成为朋友。”她说，“这
些孩子没有找到终生的伙伴，我为此感到悲哀。”
她说：“为此，我加入了‘勇敢的天使们’[1]组织。”
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一点上，政治两极分化使陌生人不再是同胞
关系——既是因为他们互相不再说话，也是因为他们彼此缺乏准确的
了解。2018年，一项民意调查曾发表在《政治杂志》（Journal of Politics）上，发现共和党人远远高估了民主党人中同性恋、黑人和无
神论者的数量；同样，民主党人也高估了共和党人中老年人、富人、
福音派和南方人的数量。意识形态斗争抹杀了我们对人类复杂性的理
解，在当下尤为如此。这个分歧如此之大、仇恨如此之深，以至一方
不仅憎恶另一方，而且把拒绝与另一方接触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美
德，甚至视作一种命令。由此，两极分化开始演变成更危险的东西
——宗派主义。礼貌被人理解成顺从，愿意与对方交流被认为是在背
叛自己一方。显然，这是寄生虫压力。冒险与外部群体成员接触就是
在冒着被外人感染并将病毒传染给你的同类的风险。
“勇敢的天使们”这一组织旨在让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共处一室，
教他们互相交流。这提示着我们，人类与另一个人交流这样最基本的
能力突然变得如此令人望而却步，以至一个组织需要把它重新教给成
年人，这不得不令人沮丧，但这就是我们的处境。现在我们知道症结
在哪儿了。人类对陌生人常常怀揣着矛盾的情绪。但是，当受到威胁
甚至被迫感到威胁时，我们会紧密团结在一起，宣誓凝聚一心，消灭
对方。这是催产素在起作用，你应该还记得，催产素会帮助我们筑
墙，也会帮助我们搭建桥梁。当我们感到相当舒适时，可以扩展我们
的小圈子。我们想方设法地与陌生人联系，获得对方的支持，一起精
诚合作、发明创新和分享想法，这正是人类文明的基础。
这便是“勇敢的天使们”的使命。他们试图尽可能向更多的成年人
传授基本的社交技能，希望这些成年人在和政治上的陌生人相处时会
更加自在，从而会对对方有更加细致入微的了解。这有助于他们发现
彼此的共同点，从而使双方有机会进一步展开一些小的合作。最终，
如果老天保佑的话，这个国家就会走上正轨。这个目标既小得可笑，
又雄心勃勃。但这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人们尝试做这样的事情。不管
是问候仪式、待人接物的方式，还是文化或宗教的兴起，长期以来，
人类一直在设法调和对陌生人的恐惧和他们所代表的机会。一旦调和
成功，陌生感便会消除，从而为更广泛的合作和归属扫清道路。
“勇敢的天使们”是三个男人想出来的点子，其中两位是资深政治
活动家戴维·布兰肯霍恩（David Blankenhorn）和戴维·拉普（David Lapp），还有一位是优秀的家庭治疗师，名叫比尔·多尔蒂（Bil
Doherty）。2016年，美国大选后不久，布兰肯霍恩致电拉普，讨论
他们能否在俄亥俄州召集10名希拉里的支持者和10名特朗普的支持
者，看看他们能否互相交谈。布兰肯霍恩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多尔
蒂，说出了他俩的想法。多尔蒂说，这两人让他设法组织这场聚会，
尽量让这件事富有成效，且尽量避免人们像大选时那样吵吵闹闹。多
尔蒂同意了，认为这个想法有几分大胆，于是试着找一群可能对这种
事感兴趣的两党人士。
2016年12月，第一组成员在俄亥俄州的南黎巴嫩召开了为期两天
的研讨会。目标不是改变任何人的政治观点，而只是探究有没有可能
让他们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多尔蒂为这场聚会制订了计划，包括以
下几个部分。首先，参与者轮流说他们愿意参加的原因。多尔蒂回忆
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给出的原因是：‘我们要在此管理一个社区，
在此修建道路，让医院、学校运作下去。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但
我们必须找到方法来完成这些目标。’”换句话说，他们压力很大，需
要找到合作的方式。
一旦他们达成了这个共识，他们就必须克服第一个障碍——摆脱
对对方负面的刻板印象。我们现在知道，刻板印象会加剧群际焦虑，
并阻碍人们相互交谈。因此，多尔蒂把他所谓的“红派”和“蓝派”[2]分
成两个房间，让两队列出一份清单，清单上写着他们观念中对方对他
们小组持有的前四大刻板印象。举个例子，共和党人指出，对方控告
他们都是种族主义者，而民主党人则认为，对方批判他们希望更强大
的政府出面解决所有问题。然后一个工作人员问了参与者两个问题：
第一，真相究竟是什么？第二，刻板印象中有真相的内核吗？
做这个练习是为了直面负面的刻板印象，但要避免在对话开始之
前就扼杀对话。如果要求每一方说出对另一方持有的前四大刻板印
象，那么感觉就像是在攻击，现场气氛就会剑拔弩张。但是如果让他
们说出对方对自己一方的刻板印象，承认其中可能有一些道理，而后
对其进行一定的反驳，那么参与者便会有自知之明，展现出克制、谦
逊、智慧和诚意。这种练习就像一种问候仪式。最初，双方都很谨
慎，但一旦开始，就让彼此更认可对方所具备的人性，一条通道便自
然而然地打开了，这一步至关重要。多尔蒂说：“如果人们抓住了真相
的内核，研讨会便会轰然一声产生质变。”
其次是鱼缸会议[3]。一组坐在中间，另一组围着他们坐成一圈。
坐在中间的小组被问到两个问题：为什么你方的价值观和政策对国家
有利？你对自己的一方有什么保留意见或是担忧之处？随后，中间的
小组内部讨论这两个问题，与此同时，外圈的小组也在认真倾听，然
后双方交换位置。双方都不允许讨论或随意界定对方的观念。“你不可
以说：‘不像另一方，我们相信负责任的政府。’”多尔蒂说。因为在不
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中，大多数谈话破裂往往是在人们任意界定另一个
群体的立场时发生的。当这些讨论发生时，每一方都能看到另一方展
现出智慧、自省、自我审视、质疑、真诚等，这些都是人类所具有的
复杂特征，而我们可能不愿赋予我们不喜欢的群体这些特征。会议结
束后，人们自行两两配对，被要求回答他们从另一方那里了解到了什
么，以及双方之间是否有共同之处。
接下来，每一方都有机会问对方问题。我们知道与陌生人交流时
提问的重要性。提出富有建设性的问题，可以向其他人表示我们正积
极参与对话，可以帮助对方想得更清楚，而且可以让他们更喜欢我
们。但在这里，双方都表现不佳。他们已经接触了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却没有对对方感到好奇，以至忘记了他们还有求知欲这回事。
“这一点不好，”多尔蒂说，“人们不知道如何提问了。”他说，人
们更习惯于“发表声明”，比如“奥巴马医改是一场灾难”，或者是“婚姻
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这样的话不会引发什么争议。或者，红派会
讨论政策，蓝派有性别歧视或排外心理。多尔蒂说：“这种发表声明的
方式，只是终结了对话。”
因此，多尔蒂再次将小组分开，让每个人与一名工作人员结对，
引导他们提出4个好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会让他们深入了解对方的思
维方式。本质上，这迫使他们对对方抱有好奇心。要是他们之后想出
更好的问题并向对方提问，参与者可以只问之后想到的问题，以进一
步厘清他们对对方立场的理解。
多尔蒂说，练习提问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当被问到为什
么他们如此笃信自己所信的，有时候参与者也会意识到，自己对这个
问题的把握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坚定。他们和自己认同的谈话对象
聊了很久，随后便产生了一种智力上的懒惰现象。对他们来说，争论
不是为了改变主意或澄清观点，而是为了表明自己是这个党派的成
员。其他参与者仅仅意识到，在考虑对方的立场时，即便带着一丝主
观性，他们也会被认为是坏得不得了。但是他们都练习了倾听和思
考，而且在这方面做得更妥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