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的对话，也有人跨越党派界限成了朋友。其中之一就是一个名叫库
希亚尔·莫斯塔什菲（Kouhyar Mostashf i）的人，他是一名软件工程
师，1994年从伊朗来到美国，住在俄亥俄州代顿地区。2000年，莫斯
塔什菲在小布什执政时参与了民主党派政治活动，对特朗普的当选怒
不可遏。“这让我对共和党失去了信心，”他说，“我完全把他们视为国
家的敌人。我讨厌他们，讨厌他们所有人！在我的生活和工作中，我
讨厌我周围的每一个共和党人，我不想和他们有任何交集。”尽管如
此，当一位民主党主席散发一份宣传单，首次宣传“勇敢的天使们”
（最初被称为“更好的天使们”）时，他立马来了兴趣。他认为他们不
能做什么来改变他的想法，他也不指望他们说的话会对他产生一丁点
影响，但他还是很好奇。“我真的很想见见这些人，”他告诉我，“就像
当你看科幻电影时看到了外星人，你会很好奇他们在干什么。这真的
是我的动力。”
第一场聚会令莫斯塔什菲感到有几分惊喜。对方党派的人士比他
想象的复杂、深刻。有一位红派人士是福音派基督徒，他认为同性恋
是一种罪恶，但也照顾他身患绝症的同性恋兄弟。这名男子告诉该组
织，他不会让他的宗教信仰破坏他们的关系。另一个红派人士也承
认，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人不该给总统惹麻烦。还有一位红派
人士是格雷格·史密斯（Greg Smith），他曾是一名执法官员，也是一
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热情地为特朗普投票。史密斯性情粗犷，喜好社
交，有点情绪化。在会议期间，他走近莫斯塔什菲，向他询问“伊斯兰
国”的情况，一连串问题让对方不想继续回答。莫斯塔什菲告诉史密
斯，和其他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也有极端分子。但他们后来聊得更
多，相互之间变得友好了。第一场聚会时，留下了一部简短的纪录
片。片中，史密斯散会后笑逐颜开，说莫斯塔什菲是他的“穆斯林好
友”。
因为举办方的规则安排和中间人调解，两派的敌意和防御心理都
得到了控制——每组人员可以对另一方表示好奇，而不用担心对方反
应过激。这就像一张免费通行证，暂时停止敌对状态，它对参与者有
着革命式的影响。“你知道，我们倾向于把这些人一概而论，但事实并
非如此。”莫斯塔什菲说，“这个练习真的有用，帮助我重新看待他
们，把他们看作人类，而不仅仅是当作邪教成员来看待。”聚会过后，
他和史密斯共进午餐，并就宗教问题谈了三个小时，这段友谊延续至
今。他们一起合作，在俄亥俄州西南部建立了“勇敢的天使们”组织，
这是一个地方分会，史密斯担任一年的主席。（2019年，我在圣路易
斯的“勇敢的天使们”年会上遇到史密斯，后来他告诉我，他相信他第
一次参加那场会议，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他还告诉我：“我负责有趣，
库希亚尔负责聪明。”）
多尔蒂说，第一场聚会“大获成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我们决定
再接再厉”。截至2020年12月，“勇敢的天使们”拥有13 000名成员，在
全美50个州都设有分会。这一数据还比较保守，但在2019—2020年，
成员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在我们彼此都很少为对方考虑的时代，这为
他们提供了希望的源泉。“这太高尚了，”莫斯塔什菲说，“每天都不容
易。我也有不愉快的时候。我实在太讨厌这些新闻了，回到家就向我
的妻子发泄：‘像格雷格这样的人在想什么？他们怎么会喜欢这个家伙
呢？’但我还是会去参加这些聚会，还是想去聊聊。要不然生活就是一
团糟。”
当然，我们可以斟酌讨论“勇敢的天使们”的长期价值。我相信许
多党派人士会认为，要么是一些傻瓜参加了这个活动，要么就是正常
人被秘密洗脑了。诚然，当我第一次与他们接触时，我也怀疑这样的
事情是否真能产生广泛影响。我担心极端主义政党人士，也就是最分
裂的人，永远不会在这个活动中与人交好。多尔蒂承认了这一点：“对
于那些苦大仇深的人，我们也束手无策。”
说实话，我并非没有恨过自己。像许多人一样，我曾非常蔑视对
方党派，以至我深信共和党有一天会取得完全胜利。我不确定我是否
真的在乎这些，只要我不必和他们共处一室就行了。但我也会对自己
身边的自由派人士感到沮丧和失望，因为他们，我也被迫成了一个卑
劣的党派人士。也许还是有希望的。当然，这个项目在某种程度上吸
引了我，因为虽然我一直困在深深的愤世嫉俗之中，但我发现它经常
受制于个人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告诉我，要是人们秉持着正确的参
与精神，那么他们会让你感到意外。我好奇的是，之所以有很多人会
拒绝交流，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如何进行交流——关于这一
点，本书中已经反复论及了。多尔蒂也曾说过类似的话。“在我看来，
有些人，要是你问他们，他们会说他们愿意和人说话，”他说，“但事
实是他们不懂如何去交流。”
尽管“勇敢的天使们”这个组织理想远大，但我对它的主要兴趣在
于他们所使用的谈话技巧。我想看看他们如何化解敌对党派之间的敌
意和不信任，如何引导人们跨越他们观念中不可逾越的障碍。正如我
们所知，与陌生人交流并非易事。即使是在理想情况下，它们也可能
令人胆怯。我想找到其中最困难的那场对话，看看是否有办法克服困
难。我想知道，与陌生人交流所带来的切实好处，比如幸福、归属
感、信任，是否会转化成美国政治的炼狱之所，或者这种努力是否注
定会失败，就像在盐土里种上的牡丹注定会凋零一样。因此，我飞往
圣路易斯，参加“勇敢的天使们”的年会，随后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
宏大的大学礼堂，周围是来自全美50个州的数百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
人，他们戴着红色或蓝色的挂绳，看上去像是要革命的地下党分子，
一个个唱着国歌，这种表演方式让人感觉充满神秘感又具有颠覆性。
他们准备花上几天时间与自己讨厌的人好好聊聊。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2019年的那场聚会刚开始充满了尴尬，就算
按照聚会的标准来看，多少还是有些尴尬。当时现场有300名党派代
表四处转悠，一半是蓝派代表，一半是红派代表。他们深感焦虑，有
点害羞，还有几分谨慎。按照要求，每个代表都佩戴一条挂绳表明自
己属于哪一方，其中有些人说这会让他们感觉暴露在外，易受伤害，
就像胸前画着一个靶子一样。新来的人不相信此举会有什么作用。其
中一些人告诉我，他们的朋友认为与对方称兄道弟是个馊主意。现场
还有电视新闻摄制组，只要有人拿着摄像机，一些代表就躲起来。如
果你可以用群际焦虑点亮一盏明灯，那么那盏明灯所散发出的光芒会
蒙蔽我们所有人。
“勇敢的天使们”面临的挑战是克服这种焦虑和不信任，设法让这
些参与者感到足够安全舒适，从而开始彼此交谈，更重要的是，开始
学会倾听对方。为此，他们建立的组织是一扇通向政治的“问候之
门”：逐渐让陌生人习惯对方的注视，让彼此产生好奇，减少攻击的本
能，在专家的密切监督下，让他们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待在一起，看
看能否形成一个和谐的同盟。这是聚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勇敢的天使
们”会尝试通过研讨会、议会辩论、演讲、聚会和联谊来达到目的。
这些辩论颇为新奇，可以吸引保守派，毕竟占成员总数3/10的保
守派对“勇敢的天使们”没多大兴趣。自由派倾向于私下谈话，保守派
倾向于辩论，这与政治学的研究不谋而合。一般来说，自由派往往具
备所谓的接近动机，这意味着他们喜欢搭桥沟通，而保守派有回避动
机，这意味着他们重视计划，会谨慎地看待其他群体，并注意保护自
己。换句话说，一个喜欢联系，一个喜欢防守。也就是说，有些保守
派怀疑在“更好的天使们”中“到这里来吧”的口号是一群巫婆设下的陷
阱，这一点不足为奇。[4]
就我们的目标而言，聚会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安排了一对一的对
话。这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模板，以此作为参照，和与我们对立的其他
群体的陌生人展开困难的交流。这些对话是这样进行的：红蓝双方面
对面坐着，依次讲述他们各自的生活和信仰。每一方都试着理解对方
的出发点，用这种方式，他们试图找到共同点。某种意义上，我们基
本上又像是回到了研究黑猩猩的机构，数不清的小矛盾会在某一刻导
致谈话破裂，乃至产生更糟糕的结果。
参与者得知，他们仅仅是以个人身份来到此处，而不是代表所属
的政党，也不要以己度人，除非其他人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只能表
达自己的观点，而不能越俎代庖，私加揣测他人的想法。举办方告诉
他们，对话的每个阶段都有设计的相关活动，要坚持活动精神——所
以如果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从对对方的倾听中学到了什么”，那么这
就是他们可能讨论的主题，即使心中涌上一股冲动想要去纠正对方，
也得忍一忍。在整个过程中，他们要轮流发言，互相尊重，平均分配
时间，不打断对方。只有这么多的规则和监督才能确保他们展开很基
本的人际互动，虽然这个事实确实令人沮丧，但规则还是要有的。它
们就像儿童自行车的辅助轮，又像是拐杖，帮助参与者建立所需的肌
肉记忆，锻炼他们的协调能力，而不会撞得头破血流。
对话本身分为好几个部分。举办方首先让代表们解释他们决定参
加这次对话的初衷，以此表明他们的态度，他们是真的想收拾好这个
烂摊子，双方有共同的诉求。接下来，他们被要求分享一些关于自己
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的家庭情况，他们住在哪里，住了多久，以及
他们可能有什么爱好或兴趣。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这种个人披露
会吸引其他人也披露自我，并增强彼此的喜欢和信任。这也是丹妮尔·
艾伦在上一章中谈到的礼物法则，如果你赠送对方一份礼物，就会得
到一份礼物作为回报。在这份礼物被接受，双方建立了联系之后（当
然也只有在那之后），代表们才能开始谈论自己在政治上的立场，但
切记以个人身份来讲述，描述是什么样的生活经历让他们持有这样的
立场，并解释为什么他们会认为这些观点对国家有益无害。最后，他
们要说说对自己一方所持有的任何保留意见。
这种方法的高明之处在于，它迫使参与者改变我们在政治辩论中
互相发表演讲的方式。通常，我们从最热门的热点问题开始。如果辩
论是在网上发生的，我们通常会对一个人的观点进行反推，以证明这
种观点愚蠢至极，随后把那个稻草人痛扁一顿，这样一来，我们的盟
友会开心不已。但是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我们越是诋
毁、嘲笑或轻视他们，我们就越是确信他们是肤浅的非人类敌人。我
们越意识到他们是愚蠢的非人类敌人，我们就越不愿意去理解他们，
越不愿意和他们交流。我们会觉得，这样有什么意义呢？就像试图和
蚊子讲道理一样，要么一掌拍死，要么敬而远之。对方对我们的看法
也一样。2016年，美国西北大学的努尔·克泰利（Nour Kteily）发现，
去人性化愈演愈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觉得对方不把我们当人
看。
然而，在“勇敢的天使们”中，因为对话是从描述个人生平开始
的，当陌生人坐在参与者对面时，其复杂的人性一览无余。双方说话
时，不可避免地会发现一些共同点，毕竟是人类之间的交流（至少在
他们感觉舒服的时候会有此感）。也许他们都养狗，也许他们都坐过
邮轮，等等，不需要太多共同点，只要有就行了。共同点只是一个小
小的桥梁，一个偶然的相似之处，一些能够建立融洽关系的东西，一
种两个人之间相互喜欢的感觉。当对话进入更有争议的领域时，共同
点可以确保对话正常进行。没有这种联系，对话就注定失败。你不能
把一个奇怪的自由派人士和一个奇怪的保守派人士放在一个封闭的空
间里，喊道：“支持堕胎！”因为一方会说“你是个杀人犯”，另一方则
会说“你歧视女性”，接下来就是一场口水战了。
但是一旦有了一丝联系，这道“问候之门”就打开了一丝缝隙。当
参与者把对方当作人来相互了解时（比如他们的生活脱离了党派政
治，信仰根植于真实的经历，拥有自我觉察和自我审视的能力），对
话可以转向更尖锐的问题。在这个阶段，活动要求个人谈论自己对切
身大事的看法，接着别人也如法炮制，理想情况下，这样的方式可以
涉及任何潜在的领域，达成某种共识。接下来双方调转顺序，往复循
环，要是他们还有时间，可以讨论两个附加题，分别是“你对国家充满
怎样的希望和抱负”和“关于他们的希望和抱负，你听到对方说了什
么，你们之间有共同点吗”。有人告诉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赢得争论
或改变对方的想法。正如多尔蒂所说，目标是抓住对方的论点并加以
总结，令他们心悦诚服地表示：“没错，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个过程中，我在一旁关注着红派和蓝派。一开始，人们有点
不安，拘谨地保持着礼貌。但在他们按照规则一步步进行后，你可以
看到他们放松下来，变得更加活跃，不轻易动怒，而是全身心参与其
中。在讨论中，笑声不时传入耳中。10分钟后，这个地方的气氛就像
酒吧一样。之后，主持人让他们和自己那一派人说说之前的对话，每
个人都表示乐在其中。他们都承认自己很喜欢他们的对话伙伴。
大量的研究基于一种叫作接触的理念，强调了这些对话中发生的
事情。1954年，一位名叫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Al port）的心理学
家提出了接触假说。有研究发现，相比某些不经常与其他群体交往的
人，在军营生活的士兵以及在集成房屋生活的居民往往偏见程度更
低。奥尔波特受此启发，提出了假说，他认为，在特定条件下，不同
群体的人聚在一起，可以减少偏见，培养“共同利益和共同人性的观
念”。还记得西奥多·泽尔丁吧，他认为，和陌生人交流就好比“清洗衣
服，清除大脑中的固有偏见”。而在这里，也是殊途同归：接触使我们
对偏见免疫。不过，奥尔波特所阐明的情况非常具体。理想情况下，
为了联系能产生效果，人们必须拥有平等的地位、共同的目标、共同
的任务，以及对一些制裁性力量的支持，这种制裁性力量可以是群
体、法律，或是规范行为的社会规范。你会注意到，“勇敢的天使们”
恰恰符合所有这些条件。
然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即使在不太理想的条件下，接触仍会
产生影响。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Pettigrew）和琳达·特罗普
（Linda Tropp）是接触假说领域的两位首席专家，他们对数百项研究
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他们的研究中，94%的样本表明接触可以减少
偏见。他们发现，为了取得进展，最理想的情况是满足奥尔波特指出
的所有条件。但他们还发现，持续接触能增加彼此的好感，并将这种
好感“泛化”到我们碰见过的人之外。比如，这意味着美国白人在与伊
朗移民展开积极的接触后，便可从中摆脱偏见，不仅会对某个移民更
加亲近喜欢，而且会对伊朗移民群体印象更好。如果他们成为真正的
朋友，那么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减少偏见最有效的方法——这一点不
仅适用于朋友之间，还适用于朋友的朋友之间。换句话说，假设我好
友的朋友是福音派基督徒，那么这并不会让我认同福音派基督徒的观
点，也不会让我无条件地接受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但会让我对他们的
看法有所缓和。这有助于我把他们当成个体来看待，将有助于减少偏
见。通过观察我的朋友，我会感到安心，我是可以与他所在的群体交
流的，他将为我示范该怎么和他们交流。
现在，一旦在“勇敢的天使们”的活动中建立了联系，这些陌生人
就可以当面说出观点，这一点也是关键所在。之前在芝加哥展开地铁
实验的心理学家朱丽安娜·施罗德和尼古拉斯·埃普利与心理学家迈克
尔·卡尔达斯（Michael Kardas）展开了合作，做了一系列实验，向参
与者展示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观点。其中一些观点是以文字记录的形
式呈现的，一些是通过录音的形式传达的，还有一些是以视频的形式
呈现的。随后，研究人员问了受试者一系列问题，询问他们如何看待
持有这些观点的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是否品德良好，是否心胸开
阔，是否反应灵敏，是否让人感到温暖，或者这些人是否肤浅僵化、
冷若冰霜、更像物体而非人类？换句话说，他们认为这些人在多大程
度上符合他们对人类的定义？
施罗德和她的同事们发现，总的来说，人们认为持有相反观点的
人缺乏人性，这一点令人沮丧。但他们也发现，相较于文字记录，人
们以录音或视频的形式说出反对意见时，参与者会认为持有这些观点
的人更有人情味，哪怕参与者并不认同这些观点亦是如此。我认为原
因在于口头说出时存在一些副语言线索，比如声调、音量、清晰度。
当我们看到一个陌生人说话时，我们很难说服自己他们并非真正的人
类，这不失为对次级心理现象的一种制衡。
后来，施罗德重复了这个实验。实验首先采访了2016年总统竞选
初选的选民，询问了他们对候选人的偏好，然后采访了候选人。她得
到了同样的结果，只是这次情况更极端一些。通过书面阅读所反对的
候选人的观点时，参与者往往不会对演讲者有什么好感，认为他们没
什么人性可言。但是当他们能够亲耳听到这些观点时，便会对持有这
些观点的人热情得多。
同样，这是一个与网上政治对话不同的世界，在那里，去人性化
要容易得多，因为你看不到他们。你看不到他们的脸，听不到他们的
声音，也不知道他们的故事。对你来说，他们是政治观点的化身，仅
此而已。但如果是一对一当面对话的话，情况就很不一样了。
在研讨会上，我和一个叫帕特·托马斯（Pat Thomas）的佐治亚州
共和党人聊了聊，他说起话来拖着尾音，给人一种慵懒的感觉。他说
他的对话伙伴是变性人，而他本人认为每个人只有一种性别，仅此而
已。他告诉我：“她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我俩相谈甚欢，这让我觉
得，人们有这些我无法产生共鸣的经历，但我应该对此持开放态度。”
同样，他认为自己对“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这一重大问题的看法，对
方也只是知道罢了，并不会产生多大共鸣。
这些研讨会的意义就在于重新学习对话——培养纪律性和专注
力，学会倾听他人的声音，说话起到让人理解的效果。一旦人们感到
舒适，他们就有可能摆脱这种训练形式，在有组织研讨会的保障之外
尝试新的对话。当他们准备好迈出这一步，并开始在户外进行对话
时，“勇敢的天使们”又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向他们展示其中有何窍
门。
组织者告诉参会者，诀窍在于一开始就设定合理的对话基调，以
免引发防御或敌意。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真诚地表达对对方的好
奇，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提到我们的政治立场，这样就不会让人觉得
这是在请君入瓮。当我们提问时，我们应该先征得对方的允许——比
如“关于这一点，我能问你一些事情吗”，以此表现出我们的克制和自
我意识，不要让人感觉到像是在审问。就像我们从乔吉那儿学到的，
这是一个预框架结构。它确定了这种即将发生的互动的本质。之后，
正如我们在无偿倾听中所看到的，我们要问一些具有澄清性的问题，
比如开门见山地问“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别去问“你怎么能这么
说”这样带有情绪性的问题。
组织者告诉我们，当我们的伙伴回答我们的问题时，要聚精会神
地倾听，适当地点头，进行眼神交流，解释他们说的话，做他们的一
面镜子，这样他们就能看到我们在试图理解，就像乔吉之前教我们的
那样。在“勇敢的天使们”中，倾听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
表明，在党派政治的背景下，对倾听者和被倾听者来说，倾听的力量
有多么强大。
我们之前提到过以色列商业教授和心理学家盖伊·伊茨恰科夫的研
究工作，他发现，当人们感到有人在倾听时，他们会放松下来，更可
能去分享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伊茨恰科夫称人们此时身处一种“安
全状态”。他认为这种安全感“使说话者能够更深入地探索自己的意
识，挖掘出关于自己的新见解——有些见解甚至可能挑战以前他们所
持有的信念和看法”。换句话说，当你觉得自己没有受到攻击时，你更
有可能去思考，而不是简单地回避或排斥对方。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
历，在说话的时候对方很认真地倾听着你，你会突然对自己的观点有
所顿悟。这就是伊茨恰科夫所说的东西。通过认真倾听，我们可以帮
助对方更好地思考。
更有希望的是，专注的倾听也能减少说话者更极端的想法。伊茨
恰科夫发现，当说话者感到焦虑时，他们更有可能经历心理学家所说
的“防御性信息处理”。此时，我们基本上屏蔽了所有与我们的既有观
念相矛盾的信息。我们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当我们压力过大的
时候，但如果过头了，便会屏蔽掉所有新信息，不断放大我们的既有
观念。然而，被倾听可以缓解焦虑，从而减少防御性信息处理。这
时，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演讲者会意识到自身立场并不一致，
并对争论双方产生更微妙的理解，这就是所谓的“态度的复杂性”。
伊茨恰科夫和他的同事们在2018年发表了一篇论文，文中写道：
“参与者在报告中表示，当他们的对谈对象擅长倾听时，他们自身的态
度更加多元复杂，也就是不再那么极端。”换句话说，对方只需倾听，
而不是反驳你或是提供更准确的数据，就可以帮助你澄清信念，深化
你对特定问题的细微差别的理解，并减少你个人的极端性。2020年，
伊茨恰科夫发表了另一项关于高质量倾听的研究成果，这次的研究是
为了探讨倾听能否减少偏见。他让几百个以色列参与者对个人偏见展
开讨论。一些人说话时，对方展现了高质量倾听——支持、同情和理
解他们；相比之下，其他人说话时，对方倾听的质量并不高。伊茨恰
科夫发现：那些被对方认真倾听的人，偏见强度下降了；那些没有被
很好地倾听的人没什么改观。他认为，这是因为被认真倾听的人会降
低防御性，从而能够更充分地探索自己的观点，更加主动地表达自
我。
回到“勇敢的天使们”上来，有人告知我们，在我们表达了好奇
心、提出了好问题并倾听了答案之后，轮到我们发言回应时，我们应
该尽量突出个性化。我们可以使用以“我”为开头的语句，而不是直截
了当地下定论。我们可以说“我担心我们正在接近全球变暖的临界
点”，而不是直接说“我们正在接近全球变暖的临界点”。我们可以批评
自己的党派，以证明我们不是党派的机器人。我们应该指出彼此之间
的共同点，但是当我们不认同的时候，可以先说一些“我懂你的意思”
之类的话，以显示你确实在倾听。我们可以通过讲故事来吸引对方，
因为相比直接摆事实，讲故事更容易让人听下去。
伊茨恰科夫也研究过这个。此外，他还进行了另一项实验，让演
讲者给听众讲述有意义的故事，或者是灌输一些关于建筑物的纯信息
内容。事实证明，对于那些讲述有意义的故事的人，听众听得更投
入。“我们得出结论，当演讲者分享有意义的故事时，他们的对话伙伴
会听得更认真，演讲者从而在心理上感到更加安全，社交焦虑感也会
随之减少。”
正如我们所知，不安和社交焦虑是激化两极分化的助燃剂。只要
你能找到克服它们的方法，你就可以展开真正的对话或辩论。这就是
在“勇敢的天使们”中使用许多技巧的目标所在。当这些技巧取得成效
时，可以减少怀疑、刻板印象和敌意，播下善意的种子，让我们走上
理解的道路，去理解一些既显而易见又难以捉摸的事物。我们在与陌
生人交流时，脑海中经常出现一个念头：他们并非只是无脑的无人机
或愚蠢的傻瓜。事实上，他们拥有复杂的人性，他们不愿意我们直接
给他们贴标签。他们会向我们展现他们的洞察力、想法、惊喜乃至他
们本身。要说服我们自己，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的政治立场以及我
们自身所获得的信息，都形成了统一战线，抗拒着这个念头。但是，
正如我们在本书里所了解到的那样，最好的方法是冒险，鼓起信心，
勇敢地和这些陌生人交流。
我得承认，他们主动找我攀谈了起来。整整4天，我与来自全美各
地的红派和蓝派交谈。一个害羞的自由派年轻人告诉我，他觉得自己
在周末学会了与人交流。在一次交流中，他说对方所展现的思想深度
令他感到“震惊”。他直言：“这种感觉就像是锻炼到了一块肌肉。”一
位来自华盛顿特区的共和党精神病学家告诉我，她从不公开表露自己
的党派立场，因为这会影响到她的事业。但正是因为她要在生活中守
住这个可能会影响她生计的秘密，她成了一名对跨性别客户更有同情
心的治疗师。
我看着多尔蒂对满屋子的人说：“一直斗下去的话，结果就是两败
俱伤，我们双方需要找到一种相处的方式。”我点头表示赞同。有人认
为人们展开讨论其实是在承认自己有缺点或是缺乏决心，我听到多尔
蒂的联合创始人布兰肯霍恩公开反对这种观点，他说：“要是我说这样
想本身就很软弱呢？毕竟，还有什么比友好地对待身边人要求更高、
更严肃的吗？”小约翰·伍德（John Wood, Jr.）是来自洛杉矶中南部的
黑人共和党人，我听到他向大家呼吁“爱国同理心”，即我们对国家负
有义务，有义务控制自己的厌恶情绪，有义务同情我们的政治对手，
我们必须对他们的生活充满好奇，并对他们的命运充满希望。这让我
想起了陈腐的美式道德，我之前提到过，它经常出现于讣告之中，即
“从未见过陌生人”。我头一次觉得，只要足够努力，就可以跨越看似
无法逾越的界限。
聚会后期，我问佐治亚州共和党人托马斯，他都经历过什么。他
吸了一口烟，说他从来没有回避过冲突。他是爱尔兰人，所以他好像
并不需要所谓的安全感。但这次聚会还是让他大吃一惊。“我以为双方
会有更多的激烈争吵，但这里的每个人都保持着理智。”他说，“我们
都是美国人，都很讲道理。我们可以自治，我们可以互相交谈，我们
共同度过了这个周末。”
我告诉他，作为一个局外人，看到这些令我感到有趣，因为我注
意到每个人一开始都或多或少有些焦虑，而一旦适应了，就渐入佳
境。这次聚会就像夏令营一样。午餐时间，自助餐厅里吵闹不堪，蓝
派和红派正在寻找对方，打算展开交流。我告诉托马斯，我感到如释
重负，当我与陌生人互动良好时，总感觉像是得到了解脱。我想知道
这是不是渐入佳境的一部分。“在这里，每个人都感到如释重负，就连
我也不例外。”他说，“真让人精神振奋……当我们知道可以和陌生人互
相交流时，都松了一口气。事实上，我们可以说服对方以不同的方式
看待某些问题。”
他靠在椅背上，吸了一口烟，说道：“这种现象会像野火一样蔓
延，我认为，‘勇敢的天使们’运动很了不起。”
我也感觉到了个人层面的变化。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东北部的城
里人，相对于生活在我家乡以北100英里的人来说，可能我和东京人
有更多的共同点。对我来说，最陌生的人是来自乡村的共和党人，他
们陌生到几乎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我对他们的了解几乎都是官方媒
体和社交媒体过滤后的，绝不是在寒碜他们。诚然，互联网的存在，
会让我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真知灼见，但推特的算法体系让我不断接受
我已经同意的观点，后来我就把推特卸载了，还有脸书也不例外。在
很大程度上，这种算法似乎是一个导火索。我发小的同事不知何故在
网上看到了我的帖子，于是我与发小的同事之间产生了不合，我们都
感到愤怒不已。凡此种种，都并没有让我加深对对方的认识。
我得和圣路易斯的这些人待上一阵子。尽管在许多事情上，我们
的意见大相径庭，但我们可以坐在一起聊天，可以谈笑风生，享受对
方的陪伴，这既是一种意外之喜，也是一种会心的释然。如今，在激
烈的党派斗争中，每当内心有冲动想要把他们都驱逐殆尽时，我就会
想起这些人，想起曾经和他们的交谈。长期以来，我对像他们这样的
人一直心存偏见，于我而言，他们仿佛生来就是来纠正我的偏见的。
关于这一点，用接触假说理论也可以解释：当你以个人身份平等地与
其他党派的成员面对面交谈时，便是把自己看作了这场活动的一分
子，要淡化他们的存在并非易事。你已经将他们纳入自我，自我已经
得到了延伸。在一度低迷的2020年最糟糕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时常想
起他们。人们往往会消极地来描述整个地区，我就会想：“是的，但是
我在圣路易斯遇到了一个人，他跟我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当然不是在说“勇敢的天使们”传授的方法可能会在未来解决这
一切。组织者肯定也不会做出这样的承诺。对我来说，要让美国实现
在建国时对所有公民所做出的承诺，需要解决的大部分是法律和政策
问题。现实情况很复杂，很难达成人人获益的局面。要让这个国家完
全运转起来，也许还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久。虽然前途坎坷，但这
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尝试。赫拉克利特[5]曾写道，归根结底，和
谐来自对立事物之间的张力，学会与那些因文化、政治和环境的变化
而走向陌路的同胞交谈仅仅是个开始。但是在一个缺少希望的时代，
走出第一步至关重要。一旦开始了，就感觉什么都有了，开始交流是
唯一正确的事情。
聚会结束几天后，我打电话给霍利，也就是在本章开头提到的那
位老师，问问她有什么感受。她说：“那次经历之后，我的多巴胺始终
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这真的是我人生中一次非常棒的经历。我与别人
的思想正在融合，这种融合令人得到了改变，我现在已然成了狂热分
子，唯一的愿望便是我此生能一直博采众长。”她已经开始与当地的组
织接洽，跟他们讨论在当地发起“勇敢的天使们”活动。到目前为止，
人们已经接受了她的倡议。她想把所学到的技巧传授给她的学生，并
以“勇敢的天使们”的模式为基础举行课堂辩论。她羡慕可能会接触到
这种模式的年轻人。她说：“他们需要尽早锤炼自我的思想，需要怀揣
勇气和毅力，掌握这种强大的生存技能。”
然而，她说，她丈夫一开始对此深表怀疑。“他绝对属于红派，因
为红派人士总是担心会受到极左翼分子的怒喝、侮辱。”她说，“极左
翼人士会对他们口诛笔伐，责骂他们是蠢货，令他们深感愤怒，陷入
屈辱的处境。”当她告诉丈夫她想去参加“勇敢的天使们”活动时，他认
为这将是一个不错的社交场合，但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接下来
的几天里，她和陌生人展开了深入的交流，话题涉及哲学、宗教和政
治，从不担心最后双方会对对方嗤之以鼻、破口大骂。她已经注意
到，研讨会和辩论是怎样助推人们塑造自身行为的，又是怎样激起人
们进行更高质量的讨论，促使他们展开更清晰的思考的。她说她不仅
了解到了蓝派的细微差别，而且同样看到了红派的诸多差异。
“我知道，我听起来就像是某种疯狂的皈依者，”她说，“但这个过
程充满了快乐——邀请某人加入令人愉悦。现在组织大概有7 000名会
员，也许还不是很庞大，但备选方案又是什么呢？难道要让我们在绝
望中放弃？”她不害怕前途渺茫。她笑着说道：“基督教一开始也只有
少数信徒，但正是这少数的信徒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年半后，也就是在2020年12月，总统大选结束不久，我和“勇
敢的天使们”项目的一位发言人聊了聊。他说，他们不得不取消聚会，
但他们一直都会在数字平台上进行更多的对话。他说，人们的在线率
很高，科技能够如此轻松地缩短红蓝双方的距离，这令他尤为激动。
他说，在11月，就有1 300名新会员注册并缴纳了会费，占到他们全
部会员的10%，这创下了一个新的纪录。他说，他们一直在和更多的
有色人种、更多的工人阶级，当然还有更多的保守派进行积极的接
触，通过与民间组织和教会的合作同他们产生交集。他说，要做到这
一点并不容易，但目前已经取得了进展。
我也给霍利发了邮件，问问她怎么样了。邮件中使用了“勇敢的天
使们”的行话——共和党人是红派，温和派是紫派。她回了邮件：“我
没再参加‘勇敢的天使们’的活动了。我的红派朋友中，已经没有人还属
于红派了，而我们当地团体中自称‘紫派’的成员已经让这些红派加入了
他们的组织。我徘徊于否认、绝望和愤怒之间，对此我真的受够了。
现在，我们美国人又重新回到了形同陌路的局面。”
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
[1]“勇敢的天使们”是民间发起的项目，旨在缓解美国政治两极分
化现象。——译者注
[2]在美国，红派代表共和党，蓝派代表民主党。——译者注
[3]鱼缸会议是一种组织会议的方式。不同的群体本着合作的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