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了解另一种猿类是如何进化成围坐桌旁尽情
享受美食的生物，哪怕桌边坐满陌生人也毫不介意
的。这要归功于三个因素：天气、肉食和谋杀。
几年前，我在曼哈顿的第二大道地铁站台上，目睹了这样的一
幕：一位白人母亲，年纪30多岁，推着一辆婴儿车，走到了楼梯边
上，另一个方向走来一个黑人小伙子，身边还有女朋友。这个小伙子
接下来的举动可能每天都会在纽约上演无数次。他跑向那位母亲，帮
她抬起了婴儿车，那位母亲欣然接受了他的好意。黑人小伙子抬起婴
儿车的前端，那位母亲抓住后端，一起走下楼梯。和纽约的其他地铁
站一样，这里的楼梯脏兮兮的，扬起的灰尘和潮湿的环境令人烦躁。
小伙子和那位推着孩子的母亲一起下楼梯时，地铁缓缓驶入。小
伙子的女朋友看到地铁要来了，开始焦躁不安。当他们到达楼梯底部
时，车门正在关闭，女孩等得不耐烦，非常生气。小伙子把婴儿车轻
轻放在平台上。那位母亲客气地道了谢，然后离开了。女朋友埋怨小
伙子错过了地铁。一位身着西装的老人看到了这一幕，走了过来，对
小伙子说道：“小伙子，做得很好。”我也过去表扬了小伙子，告诉他
我和我的太太最近也刚有了孩子，这样的帮助是很有意义的。我之所
以会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那确实是助人为乐的好事，另一方面是因
为那个小伙子在那一刻像圣诞树一样瞬间散发光芒，而且我为他被责
备而感到难过。我们聊了一会儿，另一趟地铁到了，他们便离开了。
就像我说的，在纽约，这一幕早已是司空见惯。在这个城市，每
隔4.4分钟就会有一个婴儿出生。这个城市大约有500个地铁站，其中
只有1/4的地铁站配有电梯。让我们先停下来，仔细回顾一下刚刚发生
了什么。一个小伙子帮助了一个陌生的妇女，这个妇女和他属于不同
的种族，性别不同，也不是同龄人。他之前从未见过她，以后可能也
永远不会再见。要知道，这可是在一个人口多达840万的城市里，而
这个国家有着3.28亿人口，人们素不相识，独来独往，而且它在历史
上曾深陷种族主义的泥淖之中。诚然，抛开别的不谈，表面上看，这
些陌生人之间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他们都西装革履；纽约大都会运
输署任由地铁环境日渐恶化，由此引发的不悦之感，毫无疑问，对他
们而言都已是家常便饭，然而没人张牙舞爪地抗议，这无疑是有用
的。
但是，他们两个素不相识。为了帮助这个妇女，这个小伙子付出
了两种成本。第一种是时间成本，他为了帮助他人没能赶上地铁。第
二种，恕我直言，从生物学角度来说，他可能浪费了一次遗传基因的
机会。这要是放在大自然里，就非同小可了，毕竟在大自然中，所有
活动的终极目的便是繁衍。假设现场的主角不是人类，而是三只黑猩
猩，事情很可能一发不可收。母亲可能会遭到袭击，婴儿可能会被吃
掉，楼梯会变得比现在更糟糕。
那么这个小伙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呢？18世纪的思想家亚当·斯密写
道，我们人类似乎与生俱来的渴望就是“值得被赞美”。当然，这个小
伙子确实值得表扬。但是当女朋友责备他的时候，两个走到他面前的
陌生人和一位九泉之下的经济学家对他的夸赞不过是冷冰冰的安慰罢
了，所以我们不妨把眼光放远一点。
任何人都帮助过陌生人，这是为什么呢？研究进化论的科学家和
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探究多年也无果，只好称之为“利他主义悖论”。
这是人类经验的普遍特征，也是理解我们与陌生人奇妙关系的关键。
按道理，人类进化的基础是个体的健康，因此人类倾向于自私，倾向
于偏袒近亲，以确保遗传物质传递给后代，哪怕野蛮残忍也在所不
惜。倘若真是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总是耗费大量精力、时间、金
钱，有时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帮助素未谋面、以后可能也不会相见且
不会给予回报的陌生人呢？多年来，经济学家认为，像这样的行为要
么是一时心血来潮，要么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笨手笨脚的服务员手端
一碗汤时泼到的总是别人，而正常的家庭利他主义也会利于朋友和陌
生人。或者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自私但也理性，我们甘愿为此冒很
大的风险，在我们的观念里，利他主义让我们有利可图。
有人认为，人类具有控制自我理性思考的能力。对任何在困境中
熬过几周的人而言，这种观点显得滑稽可笑，不仅如此，总会有人对
人性持悲观态度。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无可挽回地堕落了。从亚
当和夏娃的故事、潘多拉的魔盒、托马斯·霍布斯提出的“一切人反对
一 切 人 的 战 争 ” 的 自 然 状 态 ， 到 18 世 纪 传 教 士 乔 纳 森 · 爱 德 华 兹
（Jonathan Edwards）认为我们让上帝恶心的论点，再到像《绝命毒
师》（Breaking Bad）和《副总统》（Veep）这样的剧集，人们一直
坚信，在内心深处，人类极其自私，简直卑鄙无耻。人类文明尽管有
所成就，且自我完善，形成法律，但它不过只是一块易碎的岩石，在
卑劣、贪婪和暴力的土壤里岌岌可危，有大量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点。
作为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居民，总的来说我还不算愚蠢，我很清
楚能够互相拜访的人类会做出怎样令人发指的残忍行径。作为一个有
着爱尔兰血统的波士顿人，我所在的族群出了名地信奉“永久对抗
论”。作为一名纽约市的居民，我有整整20%的时间对那些堵在地铁车
厢门口的人、在拥挤的城市人行道上撑着高尔夫伞的人和不遵守交通
规则的人感到非常气愤，他们的行径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乔纳森·爱德华
兹的论点。
所有这些都意在表明，诸如“人类是温顺的”，“我们像倭黑猩猩一
样是自我驯化的和亲外的”这样的观点并不是我自己凭空捏造的。[1]事
实上，最初听到这些观点，我觉得充其量不过是糖衣炮弹，从负面来
看，这些想法幼稚至极。但是如果“人类是被驯化的”这一观点难以令
人信服，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找错了起点。就在前几天，一个
男人在地铁上对我出言不逊，我也不甘示弱。但是如果把50只陌生的
黑猩猩放在一节地铁车厢里，你就会目睹像木星的卫星们一样可怕[2]
的大屠杀。
我们是如何成为能够在陌生的人群中生活的物种的呢？为什么和
陌生人交流会让我们感觉很好？自我驯化的观点是帮助我们理解此类
问题的关键。它表明，与陌生人建立联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而
这本身就意味着，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主动适应而来的，与
陌生人交流能够获得一种进化优势。也就是说，在和陌生人交流时，
我们会获得奖励。为了理解我们如何成为这样的物种，我们必须把我
们的朋友留在地铁站台上，祝他一切顺利，然后一起回顾一下远古的
历史。
这一切还要从大约250万年前说起，也就是在更新世冰河时代，
出现了好色的倭黑猩猩。当时，气候严寒，雨水干涸，我们的远古祖
先被迫离开树林，来到干旱空旷的草原上生活。这些早期的人类就像
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一样，在陌生的地带里找到了自我。掠食
动物潜行想取其性命，饥饿和干旱的阴霾也一直挥之不去。要想在这
种环境中生存异常艰难，远古人类祖先必须先进行社会创新，才能走
上进化成今天人类的道路。
第一个创新举措便与食物息息相关。大约200万年前乃至更早的
时候，人类开始寻找大型动物的尸体，后来他们学会了狩猎。[3]远古
人类食肉可是大有裨益，因为肉类富含脂肪，营养丰富，但是狩猎既
辛苦又危险。开阔的热带草原使他们容易受到掠食动物的攻击，他们
需要与大型猫科动物和鬣狗一较高低，争夺动物尸体。为了生存，远
古人类必须团结起来。能人是人属的第一个物种，大约出现在250万
年前。英国考古学家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写道：“能人最高
不过1.5米，重50千克就了不得了，攻击行为无外乎扔几块石头，也没
有什么特别好的工具来对付鬣狗，所以群体生活还是很有必要的。”这
些群体最终演化成今天我们所知的狩猎——采集者或流动觅食者，也
就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人类社会组织延续形式，人类在这个星球上99%
的时间都是以这种形式生活的。
食肉可以让远古人类的身体更加壮硕，脑容量增大。150万年
前，更加聪慧、腿部更长、体形更大的直立人开始迁移。领导史密森
研究院人类起源计划署的古人类学家里克·波茨（Rick Potts）写道：
“这些是第一批大规模迁徙的人类。”以流动为生的直立人腿部更长，
食用更多的肉，比腿部粗短和对饮食挑剔的生物更具优势。这是因为
不管在哪里，肉类总是可食用的，不像随机遇到的禾本科植物和菌
类，有可能给你带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愉快的结局。
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即便这些人类在寻找食物时成功避开了其他
掠食动物的干扰，他们仍然不得不应对狩猎大型野生动物对运筹能力
的挑战。首先，他们需要追踪动物，将其成功捕杀，其次把它拖回营
地，屠宰烹饪，最后分给同伴，所有这些任务存在组织管理和交流方
面的困难，而这远超其他物种的认知。所以早期人类学会了合作，这
很新奇。尽管大多数猿类独自采集食物，但早期人类学会了一起采
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杜克大学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
（Michael Tomasel o）对猿类和人类进化做了大量研究，他写道：“如
果合作失败，他们几乎没有其他应急之策，即便有也是不尽如人意。
他们必须每天与他人合作，否则就会忍饥挨饿。”
我们对早期人类知之甚少。正如科学家所说，行为不会变成化
石，换种说法就是狩猎——采集者不会整理归档信息。但是，我们可
以从学术界最近对狩猎——采集社会的实地考察中推断出早期人类是
如何获取食物的。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家金·希尔（Kim
Hil ）对巴拉圭东部森林中的阿切人展开了广泛的实地调查，讲述了阿
切人在那个社会中是如何分享食物的。
在肉煮熟后，一个年长的男人（不是猎人）通常会
把肉分成几块或几堆，然后分给其他人，另一个男人
会帮忙喊每个家庭的成员名字，被叫到的领取自己的
那一份。其他成员会马上提醒分配的人哪个家庭还没
得到配额（他们从来不提自己，他们只知道其他人还
没有吃饭）。人们将肉食集中起来，在成年群体中平
均分配。一般情况下，猎人不会吃自己杀死的猎物。
猎人的妻儿并没有什么特权，和游群中其他人分到的
肉一样多。
人类学家已经观察到，世界各地的狩猎——采集文化体系显然发
生过变化，这些变化使我们人类与猿类分道扬镳。黑猩猩往往是严格
的礼尚往来型合作者，也称为直接互惠型合作者，比如你给我挠了后
背，我就会给你抓痒痒。但早期人类培养了一种能力——间接互惠，
通过这种方式，人类的处事更加灵活，更富有成效，在时间的作用下
更有力量。间接互惠就像一张保险单，个人可以与他人一起分担风
险。就像保险一样，它需要人们具备以下能力：信任、诚信和能够容
忍延迟满足。如果你是个猎人，当天一无所获，那么你可以依靠游群
中的其他成员来接济你。他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你能回报
他们等量的肉，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当他们自己出现食物短缺时，这
个体系不会让他们忍饥挨饿。
为了能够这样合作，早期人类必须进化出一些新的心理能力：联
合意向性和集体意向性，即向他人阐明目标，将他人视为一对或一组
来对待，这些能力和我们的课题紧密关联；心理理论，这是一种理解
别人有不同的观点并换位思考的能力；自我——他人对等性，这承认
了我们的同伴和我们一样都是人，都值得同情。
这些早期游群的成员身份并非不可废除。一般只要生活在那里，
或是在那里有血亲，成员的身份便会得到认可。合作是群体的神灵，
是因果轮回，就像那些超自然力量一样，它让崇尚它的人从中获益，
给那些不尊重它的人带来惩罚。根据违反合作原则的严重程度，惩罚
形式各异，包括批评、造谣、嘲笑、羞辱、排斥甚至处决违背者，全
都由同龄人执行。自私自利会危及整个群体。一旦过于自私，其成员
身份便会被取消，最后沦为一个陌生人，成为低于人类乃至动物一般
的存在，简单来说，就是不再具有人类身份，很可能被遗忘，现今刚
果河流域的姆布蒂人称这种方法为“把事情交给森林去解决” 。[4]
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会出现合作机制，不是因为人们想要变得
礼貌有加，或是渴望达到某种更高的道德境界，抑或是为了标榜美
德。他们这样做，不过都是为了生存罢了。[5]发展心理学家迈克尔·托
马塞洛广泛研究了人类进化问题，他认为这种合作是人类道德的开
端，是平衡个人需求和集体需求的新途径，也是一种与他人交往的新
方式。当人们一起打猎、一起吃饭、一起抚养孩子并凭直觉感受彼此
的想法和需求时，个体和集体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诚然，每个
人的个性不同，但是没有集体就无所谓个人，没有个人也无所谓集
体。人们由此相互渗透，界限变得模糊，易受彼此影响，且能够对集
体中的其他成员感同身受。个人与个人相互融合，便诞生了集体。在
本书里，我将谈一些社会复兴，这便是人类的第一次变革：为了应对
尚存的威胁，人类第一次变成了社会性动物。
也许你会说，这是大事一件。我们刚刚说到部落文化，很明显，
人类对自己群体内部的成员友好而又温柔，而对待陌生人时却是个无
耻的混蛋。这种情况屡见不鲜，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是
我们的一部分——在生理层面上。事实上，人类会分泌一种名为催产
素的激素。催产素与母婴关系最为密切，例如，它会促使母亲分泌乳
汁，在哺乳期间，母亲和婴儿的大脑释放的催产素会帮助他们建立纽
带。实际上，催产素在维系群体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一方面，催
产素的产生使我们能够喜欢、同情群体中的其他成员，遵循共同的规
范，信任我们群体的成员并与之展开合作；另一方面，当我们受到其
他群体的威胁时，催产素帮助我们团结一致，共同保护自己的部落免
受外人伤害，其方式是不把外来群体当人类对待，无视他们所感受到
的痛苦。人生在世，种种甜蜜，悉数恐怖，仅存于一个小小分子之
中，不由得令人生畏。
没错，我们天生就喜欢自己的同类，这可能是心理学领域最无可
置疑的事实。但是部落文化的问题在于人们对它所形成的共识实际上
毫无根据。有观点认为，200万年来，人类一直和自己的家庭成员生
活在一起，待在自己的小地盘上，将陌生人拒之门外。历史风起云
涌，他们做出了严重的误判，最终被陌生人团团围住。但是，上述观
点并不正确。事实上，我们人类迁徙融合的历史由来已久。哈佛大学
遗传学家戴维·赖克（David Reich）通过分析古DNA（脱氧核糖核酸）
来研究远古人类的迁徙情况，他发现早期人类具有这样的传统智慧：
随着时间的推移，单一的族群会分裂成不同的群体。但他的发现也是
错的，至少科学能够证明，这一观点并没有说服力。赖克写道：“一路
走来，人类一直都在融合之中。融合乃是确立我们身份之基础，我们
需要拥抱它、接受它，而不是去否认它。”
的确，随着狩猎——采集游群的人口不断增长和迁徙，与陌生人
群体之间的接触不可避免地增多，邻近的游群可能会尝试通过暴力来
侵占他们的领地。雄性黑猩猩亦是如此，它们采用灵长类动物学家称
之为“致命联合入侵”的策略，扩大了自己的领地。但根据文化人类学
家雷蒙德·凯利（Raymond Kel y）的说法，人类做出了一项技术创
新，这可能让我们走上了一条不甚好战的道路。
凯利[6]认为，大约40万年前，人类发明了可投掷的长矛，这加速
了人类的分散。借助这种武器，人们可以远距离捕杀猎物，任何企图
武力夺取领地的行为都会被长矛重创。在此之前，侵略成功与否可能
只和人多人少有关。10个拿着斧头的人自然胜过2个拿着斧头的人，
可以轻易夺取对方的领地。然而，如果双方使用长矛，那么入侵者的
冒险程度将大幅上升。10个外来者进入另一个游群的领地时，树上躲
着的一个当地人就能把其中3人当成活靶子。这样一来，一个群体要想
统治另一个就比较困难了，最终大家一起进入了凯利所说的“旧石器时
代的无战争时期”。[7]
除了阻碍暴力冲突，长矛的发明可能产生过更深远的影响——在
不同游群之间创造积极的社会关系。2005年，凯利发表了一篇论文，
其中写道：
这些发展标志着，群体间致命的暴力行为和相邻群
体 间 关 系 特 征 的 演 变 过 程 中 出 现 了 一 个 重 大 转 折
点……选择性的环境决定了侵略不再被视作获得领地
的手段。相反，避免冲突，在群体内部建立友谊，形
成互利共享的合作关系受到了青睐。
就这样，我们朝向能在地铁站帮助陌生人的物种发展。
随后，大约3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智人，即富有智慧的人类。
（这个词富有内涵，就像灯泡大部分时间是不亮的，但我们还是称之
为灯泡。）智人为什么会出现？原因是随着人口的增长，早期人类若
是不愿冒着被长矛刺穿心脏的风险，就无法夺取领地，所以如果群体
需要空间，他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直面战斗，要么寻找新的土地。
凯利认为，他们为了避免冲突，便跋山涉水，越走越远，这为早期人
类走出非洲大陆创造了条件，而走出非洲大陆是如今界定我们身为行
走物种的另一个关键性发展。我们是流浪者和旅行者，也是陌生人和
寄居者。考古学家克莱夫·甘布尔（Clive Gamble）和人类学家蒂莫西·
厄尔（Timothy Earle）写道：“我们现在意识到，长途跋涉是人类历史
的基本过程之一。我们似乎生来就是要出行的，我们在迁徙中得到进
化。”
随着早期人类四处迁徙，不断融合，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他们开
始了自我驯化。他们开始出现不同的特征，浓密的眉毛开始脱落，脸
部变得短而偏女性化，犬齿变短，脑容量也微微缩小，这些与被驯化
的动物体内血清素的增加有关——你应该还记得，我之前说过，血清
素是控制攻击性的。此外，早期人类的眼睛也变大了，他们的巩膜失
去了色素，取而代之的是眼白部分，这可以传达出我们正在看什么。
对黑猩猩或狼来说，这将是一个明显的劣势——想想看，橄榄球的四
分卫每次投掷就会表现出来。对人类来说，虽然我们的对手会预测我
们的下一步行动，这是个隐患，但我们能够快速利用非语言信号传达
我们的意图，可谓意义非凡。这样一来，我们与他人的合作便会更加
容易、更加高效。
在迁徙的过程中，智人开始学会说话。人类语言究竟是什么时候
出现的，对此我们暂不清楚。但许多科学家认为，语言产生的一部分
原因很可能是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发现，随着灵长类动物群体规模不断增大，猿类相互梳理毛
发的时间也会增加。当然，这时的毛发梳理不仅是简单的清理，而且
关乎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因此，随着群体规模越来越大，之前的
方式不可能照顾到所有成员。在这种情况下，群体需要一种更有效的
传递社会信息的方式。邓巴认为，对人类来说，这种方式就是语言。
那么，自我驯化的过程给狩猎——采集者带来了什么呢？一方
面，他们会更倾向于迁徙。当你愿意与陌生人合作，而他们也愿意与
你合作时，你的选择就会更多，而非限于单纯的战斗或逃跑。在过去
的约150年间，人们对这些群体进行了研究，根据我们从中了解到的
情况，狩猎——采集生活的主流模式被称为“裂变——聚变”。在裂变
——聚变的社会模式中，人们会在游群间流动。有时你离开你之前的
游群，转而进入另一个游群；有时你嫁入另一个游群，或者娶进另一
个游群的女人；或者你的表弟离开后，带回了一个你从未见过的朋
友，最后可能是你而非你的表弟和她成婚。有时候，游群规模太大而
无法维持，最终只好分裂成更小的游群。
由于人们在群体间不断迁徙流动，群体变得更加多元化，这种结
果出人意料。2011年，研究人员对32个现存的狩猎——采集社会进行
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平均每个游群大约只有1/4的成员存在血缘关
系，1/4的成员存在婚姻关系，1/4的成员有姻亲关系（比如你和你丈
夫兄弟的妻子），1/4的成员根本没有关系。科学的说法是，他们在基
因上是陌生人。然而，这不妨碍他们被当作家人一样对待。今天，人
类学家给这一社会类别取名为荣誉亲属。
这并不是说，在狩猎——采集者的生活里不存在冲突和领地纷
争。这些在所难免，如果环境拥挤，或是存在资源竞争，就可能刺激
我们内心的黑猩猩。美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弗赖伊（Douglas Fry）
是研究狩猎——采集社会暴力行为的首席专家，他把狩猎——采集社
会称为“流动觅食社会”。根据他的说法，敌我矛盾是人类最大不幸的
根源，而裂变——聚变社会中的关系网是对抗过程中一块巨大的绊脚
石。弗赖伊道明了原因：“若是没有明确定义的群体，群体忠诚就无法
存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稳定的“我们”，也就没有稳定的“他们”。
2013年，弗赖伊和同事帕特里克·索德伯格（Patrik S?derberg）
基于过去实地研究的数据，在21个真实的狩猎——采集社会的代表性
样本中调查了暴力致死事件。非人类学家对并非真正的狩猎——采集
社会进行了研究，自信地提出早期人类生活在一种永久战争状态的理
论，弗赖伊和同事对此感到无奈、厌倦。（事实上，一些最常被引用
的研究往往来自更复杂的等级社会，他们或者与更复杂的社会交流不
善，或者能够接触到像酒精之类的东西）。弗赖伊和索德伯格通过分
析发现，大多数致命事件都是单独的个人所为，其中近2/3是由意外事
故、家庭内部纠纷、因违反规则被群体内部处决或诸如争夺某个女人
的个人动机造成的。有3个社会根本没有杀戮，群体间的公然冲突也很
罕见。
事实上，在人类的大部分历史中，杀死陌生人通常没有道理可
言。[8]对许多人类学家研究过的狩猎——采集社会来说，仇外心理和
暴力行为会让他们损失惨重，因此他们会谨慎地做出选择，尽量少迁
徙。仔细想想看，地形总是不可预测，有时食物丰富，有时则会面临
短缺，有时用水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有时则不能，所以游群之间不得
不发展关系。困难时期，他们可以依靠邻居的帮助生存下来；形势好
的时候，邻居也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人类学家波莉·维斯纳写道：
“我们对（这些）平等社会的演变知之甚少。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平
等社会一旦建立，个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将会极大地促进共
享互惠和流动。”
人类学家罗伯特·汤金森（Robert Tonkinson）在研究澳大利亚广
阔的西部沙漠的马尔杜族人时，率先观察到了这一现象。2004年，他
写道：“默许群体之间的斗争冲突，以此来强化社会和领地边界，这无
异于自杀，因为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没有一个群体能够指望其领地
内现有的水和食物资源能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因此，马尔杜族人没
有‘世仇’或‘战争’这两个词汇，就不足为奇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群
体之间长期存在的敌意与世仇直接相关。”
如前所述，我们总是倾向于对我们这个物种持负面态度。一直以
来，人们认为我们的祖先对陌生人抱有仇恨，会做出极其暴力的行
为。这样的成见让我们误以为人类天性如此，我们天生就是排外的，
与陌生人好好打交道不过只是例外，而非既定的准则。我们对狩猎
——采集社会的长期误解更让我们觉得如此。人类学家埃莉诺·利科克
（Eleanor Leacock）在1976年哀叹道：“‘部落’一词仍在使用，这让人
们产生了一种误解，即（这些）民族是在封闭的地区形成的，他们遵
循统一的习俗，并由权威控制。‘人’远比‘部落成员’这个词所表达的含
义更具世界性。人会四处走动、谈判、交易，不断在各种行动方案中
做出选择。” [9]
弗赖伊跟我说过一些类似的事情。他说：“裂变——聚变这种文化
结构非常有趣，因为它反映出我们今天拥有什么。至少当今西方的大
部分国家正在转向某种世界主义，在这种世界主义中，你甚至不清楚
自身到底属于哪个群体。人们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但对许多流动觅
食者的研究表明，流动的群体身份才是人类生存的主要方式。”简单地
说，根据弗赖伊和索德伯格的观点，狩猎——采集社会“不利于发动战
争。流动觅食者默认与邻居和平相处，而非与之短兵相接。关于流动
民族在战争、和平和人性等方面的研究给予了我们诸多教训，而这一
点无疑是重中之重”。
当然，这也是人类和黑猩猩的另一个不同之处。生物学家彼得·里
彻森（Peter Richerson）和人类学家乔·亨里奇（Joe Henrich）指出，
黑猩猩“一看到另一只陌生的黑猩猩，就会产生恐惧，滋生敌意，想要
攻击，而人类则不然，如果一个陌生人没有威胁性，或者显然不是来
自敌对阵营，那么人类会将其视作潜在的合作者”。这就是自我驯化在
起作用。
随着不同的游群开始交往，社交网络不断扩大，他们之间形成的
关系代表着更大范围的间接互惠，这让“我们”超出了游群的范畴。自
我驯化假说的主要支持者布赖恩·黑尔将其称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友
好”，他认为“人类文化创新之所以得到加强，是因为成百上千万的创
新者能够悦纳陌生人并与之合作”。随着人口密度的不断上升，人们除
了有更多潜在的伴侣或同伴，还涌现了更多的想法，进行了更好的实
践。在《人类成功统治地球的秘密：文化如何驱动人类进化并使我们
更聪明》一书中，人类学家乔·亨里奇打了一个很好的比方来说明人类
集体合作的意义。
现在来细想一下两个大规模的类人猿群体，暂且将
其中一个命名为天才，另一个命名为蝴蝶。假设天才
群体在10代以内创造出一项发明，而蝴蝶群体要笨得
多，每1 000代才能创造出同样的发明。这就意味着天
才群体的聪明程度是蝴蝶群体的100倍。然而，天才们
并不合群，他们只能向一个朋友学习，而蝴蝶们可以
向10个朋友学习，这让它们的社交能力达到天才们的
10倍。现在，这两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试图创造出一
项发明，既可以自己琢磨出来，也可以向朋友学习。
假设向朋友学习会降低难度，即一个朋友创造出一项
发明后，他的伙伴仅需一半时间就能学会。在每个人
都自我探索并向朋友学习之后，你认为创新发明是在
天才群体中还是在蝴蝶群体中更加常见？
在天才群体中，只有不到1/5（18%）的人最终创造
出这项发明，其中一半是自己想出来的。同时，蝴蝶
群体中有99.9%的成员能够创新发明，但只有0.1%的成
员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这些早期人类还是偏护他们自己的群体，但是随着他们的群体变
得越来越大，他们需要一种方法来快速表明成员身份，这样他们就可
以一眼看出哪些是群体成员。就这样，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化就开始
形成了。人们创造了共同的方言和习俗，用物质文化来展示归属感。
考古学家在非洲和亚洲西南部发现了可追溯到9万——7万年前的装饰
性贝壳和雕刻物品，它们很可能是用作交易的商品或是礼物，佩戴者
是为了向遇到的人证明，虽然他们是外来者，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陌
生人。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我们人类体内发生的独特化学反应。黑尔写
道：“由于人类大脑会分泌催产素，即使存在一定的距离，我们也能感
受到迎面走来的与我们相似的陌生人的善意。”这是我们又一次的社会
复兴。
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有助于揭示文化的作用，同时也可以解释文
化如何在最大限度上纾解陌生人的恐惧，这个概念便是“纯粹的归属
感”。举个我的例子：有时候，我会戴一顶波士顿红袜队的棒球帽。我
之前说过我住在纽约，所以戴上红袜队的帽子会让我成为一个局外
人。就像生活在波士顿的洋基队球迷一样，我并非一个被讨厌的异
类，而是一个被容忍的少数派。几乎每次我在纽约街头戴上这顶帽子
时，街上便有陌生人走来和我攀谈，这就是这顶帽子的力量。尽管他
们对我一无所知，但这顶帽子表明和我交谈没什么危险，也让他们相
信我们会有话可聊。
问题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关注红袜队了，几年前我就不再着迷
了。我之所以戴着这顶帽子，是因为波士顿是我的家乡，而且这顶帽
子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里最好看的。因此，当街上的某个陌生
人向我走来，开始谈论昨晚的比赛时，我不得不试图向他解释我往日
对波士顿红袜队爱恨交织的漫长故事，写成一本书也不在话下，理想
中那是一本心理学教科书。而后，与我交流的陌生人脸上总会浮现迷
惑的神情。这种情况仿佛是我穿着一件罩袍在街头行走，一个穆斯林
男子走过来打个招呼：“祝你平安！”我回答道：“哦，别误会，我只是
喜欢这袍子罢了。其实我是圣公会教徒。” [10]
“纯粹的归属感”是由社会心理学家格雷戈里·沃尔顿（Gregory
Walton）和杰弗里·科恩（Geoffrey Cohen）二人共同提出的。根据他
们的说法，哪怕存在极细微的社会关系线索，人类都对其高度敏感。
当我们找到了一丝共同之处时，它就会成为建立社会关系的一个入
口，一个与他人或者其他群体存在社会联结的线索。人类具有强烈的
归属需求，所以当我们遇到陌生人时，我们会寻找所谓的偶然的相似
之处。这些相似之处让我们确信，我们有共同点，我们归属于彼此。
如果我们和一个陌生人有一个共同点，无论这个共同点多么微不足
道，我们都很有可能喜欢上他们，信任他们，和他们聊起来，因为我
们认为他们是我们的一员。这个共同点可能是一顶红袜队的帽子，尽
管从历史上看，这顶帽子并不能保证戴着它的人头脑冷静或彬彬有
礼。这个共同点也可能是一只宠物狗，尽管希特勒也有一只名为布隆
迪的狗，当它离开人世时，希特勒也悲痛不已。
和陌生人拥有共同点到底会产生多大的能量？有大量研究表明，
即使一些共同点毫无意义，也会让陌生人更加亲近，更愿意给对方提
供帮助。心理学家亚罗·邓纳姆（Yarrow Dunham）曾发起一项研究，
研究对象是一群5岁的孩子。研究人员通过抛硬币，随机将孩子们分成
红色组和蓝色组，并让他们穿上相应的红色和蓝色T恤，然后给他们
展示穿着红色或蓝色衬衫的陌生小朋友的照片。参加实验的孩子需要
根据自己对陌生小朋友的喜好程度给每张照片打分。研究人员给了他
们每人5枚硬币，当他们在照片中看见比较顺眼的小朋友，就把硬币分
给他。研究人员还会问他们一些问题，比如“谁为他们所有的朋友做了
饼干”和“谁连问都没问就拿了钱”，并指导这些孩子从照片上的小朋友
中选择潜在的玩伴。结果，孩子们对同性别的小朋友表现出最强烈的
偏好，除此之外，他们会更喜欢选择和自己身穿同色衣服的小朋友，
他们会给这些小朋友更多的硬币，更愿意和他们一起玩，并对他们的
性格做出更加正面的评价。
其他研究表明，即使人们相互之间的共同点不足称道，他们也会
更加善待彼此。有一项研究发现，当有人告诉大学生他们和某个陌生
人名字一样，或同一天过生日，或指纹相似时，大学生更有可能答应
那个人提出的捐款请求，或更有可能接受那个人的调查问卷。另一项
研究发现，当销售员告诉人们他们同一天过生日时，人们就会更喜欢
这个销售员，更有可能去买他推销的产品。
心理学家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开展过一个研究项目，研
究人员向参与者介绍了新伙伴，这些新伙伴和他们有一些无关痛痒的
共同点，比如姓氏中都有一些相同的字母。研究人员还看似随机地给
参与者分配了和他们出生日期类似的数字代码，并询问他们：“在接下
来的对话中，你有多期待去了解对方？”“如果你了解了这个人，那么
你觉得你会在多大程度上喜欢他？”结果表明，参与者更容易被那些无
关痛痒的相似之处吸引。在后来的一项研究中，琼斯和他的团队让参
与者写下他们自己作为潜在约会对象的最大缺点，以此来故意制造一
种危机感。他们发现感到危机的人更容易被与他们姓氏相似的假想伴
侣吸引。在面临威胁的时候，我们往往和自己人团结在一起，虽然有
时候我们对“自己人”的定义显然过于宽泛，近乎可笑。
在心理学家约翰·芬奇（John Finch）和罗伯特·恰尔迪尼（Robert Cialdini）于198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这种倾向甚至近乎荒唐。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