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2：华顿商学院教授杰森．格林柏（Jason Greenberg）与伊森．莫利克（Ethan Mollick）（Ethan R. Mollick）合着＜个人创业家：个人创业家与创业团队＞（Sole Survivors: Solo Ventures Versus Founding Teams），出于2018年1月13日的《社会科学研究网电子期刊》（SSRN Electronic Journal）。
注3：商业顾问安杰拉．葛瑞特拉（Angela Gratela）所著＜认识阿里巴巴的十八位原始创办人＞（Meet the 18 Original Founders of Alibaba），出版于2018年10月19日的新加坡新创企业追踪部落格E27。https://e27.co/meet-18-original-founders-alibaba-20181019/.
21岁就创办独角兽
专访Brex共同创办人汉瑞克．杜伯葛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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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人的年纪和创办独角兽企业的可能性毫无关联，但年纪确实在企业家的旅程中发挥一定作用。看看汉瑞克．杜伯葛拉斯（Henrique Dubugras）和佩卓．法兰切斯基（Pedro Franceschi）各以21岁、20岁之龄共同创办金融服务新创公司Brex，提供企业信用卡和金融管理服务。在我的数据库中，他们俩是十亿美元新创公司中最年轻的共同创办人。我坐在Brex位于旧金山的办公室，听杜伯葛拉斯诉说他的故事。在此，他以自己的说法解释他的年纪如何影响他的创业家之路。
我在巴西长大，但我的目标是进入史丹佛大学。我超爱一出名为《宅男特务》（Chuck）的影集，那是关于计算机黑客查克替美国中情局（CIA）工作的故事。我想要像查克一样，他上史丹佛，所以我也把上史丹佛当作目标。从海外申请美国大学很复杂，我不知道整件事该怎么处理。后来我找上一位史丹佛毕业，而且已自行创业的巴西人。我向他提议，以替他的公司写程序来交换协助我申请大学。他同意了，这就是我开始一头栽进创业的起步。
后来我试着自己创业，帮其他巴西学生了解美国大学的招生及入学申请。我们有很多用户，但是都没有营收，没人想为这种服务付钱。但我知道我可以编写程序搞点名堂，所以当我获悉迈阿密有一场黑客松，就决定找两名朋友一起参加。我们制作一支手机App名为来揪我（AskMeOut），运作方式很像交友平台Tinder，但是用户基础是你的Facebook好友而非附近的陌生人。我们还得了奖，回到巴西后试着推出这套软件，但没有真的将它变成一门生意。我们虽然想要把它变成付费软件，但整合支付功能这码子事真的超难搞。
差不多同一时间，我遇到我的共同创办人佩卓．法兰切斯基。法兰切斯基跟我有相似的背景，他从小就开始写程序，又因为成为全球第一位破解苹果3G手机越狱成功的人而一举成名。他14岁时，巴西最大的支付商为了提高软件安全性以抵挡黑客攻击，聘请他重建它们的手机App。我们是2012年底在推特上认识，聊天时基本上是在争论最棒的文本编辑器是哪一支。我们的对话延续到Skype上，成为好朋友。我们想做出类似巴西版PayPal或Stripe的玩意儿。这件事后来变得相当复杂，因为已经不只是做软件本身，而是跨入金融商业，由巴西中央银行直接照管。我们的公司曾经一度有150名员工，法兰切斯基和我在经营两年半以后都满20岁了。
某些情况来说，青少年经营公司的确很困难。我第一次到中央银行时，行员一副「你哪位？」的嘴脸；但另一方面，要不是因为我们这么年轻，也无法拥有这么多的机会，媒体对我们也很感兴趣。加上也因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所以很会寻求导师和建议。巴西不像硅谷一样可以在当地找到经验丰富的老鸟然后直接雇用他。在巴西我们没有那样的人，所以一切得靠自学，一路走来我们也搞砸过一大堆事。
法兰切斯基和我都念过史丹佛，但我们为了经营支付商都延后入学两年。当我们20岁时，入学已经延到不能再延。我们身为初次创业家，极度渴望退场变现，这不是什么好说嘴的事，但每一位创业家都在想这码子事，我们把支付商给卖了，这件事改变我们的一生。我们在2016年9月进入史丹佛。这里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校园，但三个月过去后，我们一点都不想上学，只想再开一间公司。
我们厌倦支付和金融科技，所以尝试做出一些走在最前端的东西。我们带着开设虚拟现实公司的点子找上硅谷新创公司孵化器Y Combinator，但几个月后就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我们决定回头走支付这条路，因为这是我们懂最多的领域。在Y Combinator，许多新创商无法取得信用卡，这让我们有了提供新创公司商务信用卡服务的点子。
在缺乏个人担保、毫无基础的情况下，创办信用卡实际上非常困难。我们必须先取得信用卡发行商万事达卡（Mastercard）的特许权，还要扛下很多债务。我们当自己是大型银行一样，聘请一位财务长和法律总顾问，从零开始打造发卡平台。我们的财务长是麦可．坦能博（Michael Tannenbaum），先前曾在学贷新创公司SoFi担任营收长。只要带着他出马去和银行谈就能翻转局势，公司的可信度大幅提升；他还能预料到银行任何的反对意见并立即解决。
我们的财务长也想成为新创公司一分子，对我们来说这真的超幸运。他对Brex想解决的痛点感同身受。法兰切斯基和我二度创业这件事也大有帮助。我们的法律总顾问之前在Stripe工作，所以他完全清楚这门生意在干嘛，对于白手打造新事业也很兴奋。
我们第一名工程师是之前在巴西工作时的同事。招募工程师困难重重，我们开始和招募公司合作；后来我们自己在内部创建一支招募小组，在第一波招募中我们提供大量股权，前十名总共可以拿到10%。我们也很敢发放现金奖励，许多新创公司都有资源受限的问题，但我们是二次创业家，有能力发起大型的种子轮募资行动，因此我们可以给出更优渥的薪资。Brex提供一个总体薪酬数字，员工可以自主选择现金和股权的比率。
我们学到的一堂教训是，不管在哪个职位，要小心不要聘用到资历太高的对象。我曾经以为「我们要招募一群客服人员，他们最好都是哈佛毕业生」，但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你希望人们对他们所做的事充满热情。我们试着招募那些极度渴望这项任务的狠角色年轻人。
对法兰切斯基和我而言，这么年轻时创业是很棒的举动，风险非常低，你随时都可重返校园，随时都可以回到父母家窝着。虽然以我个人来讲，那几年我绝对不想再重来一遍，我从来没有暑假，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暑假。你还得在团队面前以身作则，所以也不能像青少年或20多岁的人一样干些傻事。至于经营，我不觉得那跟年纪有关，你只需要深刻理解自己说出口的事情。当你出现时，人们对你的印象可能就是很年轻，但如果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就会对你另眼相看。
对杜伯葛拉斯和法兰切斯基而言，年纪小让他们博得媒体关注、保持开放并调整正确心态，进而学习、早早替团队带来专业人才。然而这整起故事的关键在于，Brex并非他们的首次创业，他们还是青少年时就已经成功创办并规模化一家金融科技新创商，并且尝试过许多不同的点子。正如本章前述，在我的数据库中年纪本身并非影响新创成功的重要因素。就杜伯葛拉斯和法兰切斯基的实例来看，这两位创办人曾经一起打造过的大小计划，看起来比他们的年纪更重要。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在金融科技领域中所拥有的知识。如杜伯葛拉斯所说，如果你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不管你几岁，他人都会把你当一回事。在下一章，我们要来看看教育在成功的十亿美元新创公司中扮演什么样角色。
2 对创办人教育程度的迷思
▎辍学的迷思
克里斯．温斯崔（Chris Wanstrath）在辛辛那提大学（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只念了两年就觉得无聊到家。他主修英语，但花在编写程序的时间比上课多。温斯崔热爱电玩，大学开办的几门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已提供充足的工具，让他可以为自己的游戏编写程序代码。到了大二时他已经算是高手。后来他说：「我从来没想过非要拿到学位不可。我觉得技能才重要。注4」要是他能自学编写程序代码，干嘛还要上学？
温斯崔后来辍学，几年后在2008年创办控制程序码版本的分布式网络平台GitHub，2018年获微软出价75亿美元购并。温斯崔没拿到的学位从未成为GitHub成功路上的绊脚石，特别是它的购并金主微软共同创办人比尔．盖兹、保罗．艾伦（Paul Allen）同样也是辍学生。
天赋异禀的大学中辍生形象早已广为人知，美国智能穿戴装置公司Fitbit创办人詹姆士．帕克（James Park）自哈佛大学中辍；麦克．戴尔（Michael Dell）还在念大一就离开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创办戴尔科技（Dell Technologies）；自由开源部落格架站系统WordPress创办人麦特．穆伦维格（Matt Mullenweg）、青少年社群软件Snapchat创办人艾凡．史匹格（Evan Spiegel）、通讯软件WhatsApp创办人詹．库姆（Jan Koum），他们全都是中辍生。
然而从数据看来，多数独角兽企业创办人并非辍学生。这些创办人的普遍情况是拿到学士学位（36%），或学士学位加上一个企管硕士（22%）。约有1/3拥有更高学历，比如硕士、医学、法律或博士学位。某些诸如生物科技或健康照护的领域，高阶学历者更频繁出现。综观整体，大学就中辍的创办人比有博士学位的创办人更少见。
某某长拥有高阶学历的情况更常出现。除了挂帅的学士学位，某某长最常见的就是硕士（18%）或博士（12%）。当我比较独角兽企业和创投支持的随机组时，并未在教育程度上发现显著差异。拿到特定学位的创办人并未比其他人（包括并没有比较会创立独角兽企业的中辍生）表现出超水平。毫不意外地，不管是随机组或是独角兽企业组，他们拿到高阶学历的比重都远高于美国大众注5。
对某些创办人来说，更高等教育提供一处制高点，让他们能藉此了解复杂市场或高科技产品。比如医疗设备公司Nevro创办人康斯坦提诺．艾勒塔利斯（Konstantinos Alataris），他取得电机学士学位后又拿了电子与资讯工程硕士，接着拿到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完成学业之际又加上一个企管硕士学位。
创始执行长教育程度
更多执行长比起大学中辍生拥有高阶学位，但无论教育程度如何，都不影响成功机率。独角兽企业创办人的学历平均来说高于一般人，但和随机组新创公司相差无几。
多数创办人没有这种程度的学历勋章，但是对Nevro这家利用电流刺激治疗慢性疼痛的医疗仪器制造商来说，艾勒塔利斯在生物工程和神经学模型累积深厚的教育背景，让他得以充分理解自家企业所要解决的问题。
对其他人而言，上不上大学看起来没有很大差别。林登．莱夫首次创业时还在南非首都普利托利亚（Pretoria）念高中。莱夫创办太阳城，提供太阳能板设计、安装、提供资金等服务。2016年，它以26亿美元价格并入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Tesla）。
▎他们全都念过麻省理工学院吗？
许多独角兽企业创办人都从顶尖大学毕业，这不是什么秘密。尤其史丹佛更有新创摇篮的美誉，从这毕业的独角兽创办人远多于其他大学。在我的研究中就有38位，其他26位是哈佛毕业生、20位是麻省理工学院（在这三所学校中，史丹佛出身的创业执行长数量和长字辈高阶主管一样多，而麻省理工学院则量产出更多科技长）。但许多独角兽创办人并没有念过顶尖大学。事实上，比较十大顶尖学校和挤不进排名前百大的大学，两者的毕业人数不相上下。
独角兽创办人就读大学排名
独角兽企业中，从前十大顶尖学校毕业的创办人数量和一百名之后的大学创办人数量不相上下。
就读史丹佛这等学府有几项好处。它的校园位处硅谷中心，学生能拿到更好的实习机会，甚至毕业前就能和当地许多知名企业建立联系。虽说史丹佛的知名企业家校友比率居高不下，但附近大学的学生也因邻近科技圣地雨露均沾。在独角兽创办人中，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排名第四。同一区里，即使是排名较低的学校也会想尽办法让学生接触硅谷的产业、公司与人脉。WhatsApp创办人詹．库姆还在就读圣荷西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时就在硅谷做过安全性测试员；其他诸如Instacart共同创办人布兰登．李奥纳多（Brandon Leonardo）、甲骨文（Oracle）共同创办人艾德．欧兹（Ed Oates）同样也是圣荷西毕业。
就产出成功企业家这方面，大学排名的重要性远不及校园文化和地理位置。名列前茅的学校也未必产出更多独角兽创办人，比如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和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具备强烈创业文化的学校则可挣脱学校排名的桎梏，在独角兽企业中，有10位创办人拿到南加州大学学位、9位来自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5位来自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有些创办人的毕业学校你可能压根没听过，像是成立十亿美元公司的游戏实时通讯Discord的创办人兼执行长杰森．西川（Jason Citron），毕业自福赛大学（Full Sail University）。这个鲜为人知的学校位于佛州冬园市（Winter Park），钻研媒体与艺术，课程包含音频工程。西川准备就读大学时就已经是狂热的程序设计师，加入福赛的游戏设计课程。他毕业后在游戏工作室找到一份工作，开始设计苹果手机的App，还赢得手机游戏设计奖项。
一般说来，跟随机组新创公司比起来，确实有更多独角兽创办人毕业自高排名学校。以世界排名中位数来看，独角兽创办人的毕业学校是27名，随机组新创公司则是74名，几乎高出三倍。这表示高排名大学的毕业生更有机会开创出独角兽企业。这是我在独角兽企业跟随机组新创公司的资料中最先发现到的显著差异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随机组新创公司募资最低金额是300万美元，因此投资金主注资的偏误某种程度来说是存在的。然而，还有其他干扰因素可以进一步解释顶尖大学毕业生创办人的成功。大体来说，有名校光环加持的人比起名不见经传的学校，更容易获得大牌投资人注意。这些创办人可能来自高收入家庭，万一创业失败也可能拥有更多支持和可以仰赖的安全网；或者他们也比较容易招募到顶尖人才。值得注意的是，许多独角兽创办人就算没有念过名列前茅的学校，初创经验也未曾因此历经艰辛。如同本章前文所述，在独角兽企业中，十大顶尖学校和挤不进排名前百大的大学，两者毕业人数旗鼓相当。在新创圈中，创业毋须问出身，企业家的教育背景、拿什么学位都无关紧要；但在其他产业仍十分仰赖学历，毕竟教育程度和毕业学校仍是招募人才的衡量标准。
产生最多独角兽企业的大学
平均而言，更多独角兽创办人比随机组新创公司创办人从排名较高的大学毕业；但是若看独角兽创办人的数量，学校的地理位置和创业文化比排名更重要。
注4：英国记者汤姆．希德斯顿（Tom Huddleston；编按：与英国男星同名同姓）所著＜这名33岁大学中辍生这样创办以天价75亿美元卖给微软的GitHub＞（How This 33-Year-Old College Dropout Co-Founded GitHub, Which Just Sold to Microsoft for $7.5 Billion），出于2018年6月4日的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注5：＜2000年以来硕士、博士人数翻倍＞（Number of People with Master's and Doctoral Degrees Doubles Since 2000），出自2019年2月美国人口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统计。
打造几十亿美元新创公司的教授
专访 工程细胞疗法公司Kite Pharma和Allogene创办人艾里．贝德葛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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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贝德葛伦（Arie Belldegrun）符合我们目前谈到的两个特征：最高学历、最高龄创办人。他连本带利赌上自己身为外科医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教授的经验，接连创办四家制药公司，其中两家市值超过十亿美元。我和艾里．贝德葛伦在他创立的第四家公司Allogene办公室席桌而坐，听他讲述自己如何在取得学术界最高学位后，接二连三开四家公司，同时还能兼顾学术工作。
我创办第一家公司时还在加大洛杉矶分校担任教授。我是一名医师科学家，意思是我同时做研究和治疗病人。我的专长是泌尿科肿瘤：采用免疫疗法和基因疗法对付长在摄护腺、肾脏、膀胱的癌症。那时还是免疫疗法的早期阶段，对这门领域感兴趣的实验室大概十根手指头就数完了。
同一时间，基因热潮风起云涌，从复制人类基因体、跨国性研究人类基因体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加上新的基因不断被发现。但这些基因都掌握在大公司手里，它们才有上亿美元的机器可以列出基因。所有的大公司都想探测出更多基因，而非专注研究其中一种、找出重要性并针对它研发药物。我看见在实验室单纯做研究以外的机会，于是偕同其他五位加大洛杉矶分校教授出来创业。公司一开始叫作Urogensys（泌泽西），后来改名为Agensys（艾泽西），因为我是泌尿科医师，而且我想专攻泌尿科癌症。
在Agensys工作和我在学术圈的生活天差地别。在加大洛杉矶分校时，我们得向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呈交经费申请计划，然后对经费进行你争我夺；但是在企业里我们不用抢经费，自有投资金主包办。起初我们复制一般性肿瘤、辨认基因，然后找出最适当的目标开发出抗体。在1990年代，抗体研究还在非常、非常新颖的阶段，生技公司基因泰克（Genentech）的研究可能才刚起步，一切都还不成气候。我们有一支科学咨询委员会可以帮得上忙，涵盖五位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成员及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支委员带来十二种不同抗体和四百项专利。我们开始与其他公司合作，比如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后来它斥资5亿3,700万美元买下我们公司。
我从来不想当企业执行长，只想要启动灵感，拿到创办人股份，然后就以董事会主席之姿指导公司。在Agensys，我是创始总裁，我创办这家企业，然后找齐团队经营它。我花费三成时间在公司、七成时间在校园，两处仅隔几分钟路程。公司最终拥有115位员工，其中有50位是博士。我们要做大量基础研究，每次发现都历经千辛万苦，而且前后花了十一年才被大药厂收购。
Agensys之后，我想再创办第二家公司，而且不必再做研究，是只需要开发的公司，这就是生技公司Cougar Biotechnology的起源。我想研究其他人认定没有潜能开发成药物因而无缘被开发的分子。有一个分子在伦敦的癌症研究院（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架上晾了七年，被我们拿来开发。我们深入研究它，相信它会成为摄护腺癌或乳癌这类与荷尔蒙调节相关癌症的重要产品。由于我是摄护腺领域专家，于是就从这里下手。我们将这项药物开发临床试验第三阶段，就在它快要被准过之际，我们已经可以看见它在真实世界里的潜力。2009年，这间公司被娇生（Johnson & Johnson）集团出价近10亿美元买下。现在那项药物命名为泽珂（ZYTIGA），可能是当今最常见的晚期转移性摄护腺癌病人用药。娇生如今每年靠它进帐约30亿美元。
我在Cougar工作期间，花在加大洛杉矶分校的时间还是高达七成，在学术圈相当活跃。我手下有博士生、一边做研究，还在临床课程教授泌尿科肿瘤。我成为加大洛杉矶分校泌尿科肿瘤研究所（Institute of Urological Oncology）所长。我们卖掉Cougar时我心想：「下一步要做什么？」看起来正是创办免疫疗法公司的大好时机。
我回头去找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编按：隶属于下文提到的国家卫生研究院），二十七年前我和史帝芬．罗森伯（Steven Rosenberg；编按：免疫疗法先驱）医师一起在这里受训。我告诉他我有一个免疫疗法的构想，结果他说：「你知道，现在我手上就有一种技术，但是包括娇生和其他几家大型制药公司一概拒绝，没有任何一家感兴趣。」
他做的是人体免疫系统工程。他拿治疗过的两、三名病患X光片给我看，我从没见过那样的反应。我请他加入我的公司，但他说：「还是不要的好。我热爱我在这里的研究，这里才是我想待的地方。」所以他向我提出一套名为合作研究暨发展协议（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greement, CRADA）的合伙关系，就是民营企业和政府机关的合约，在这里就是指国家卫生研究院。搞定这件事花去一年半，因为事实证明，和政府签约是一件超复杂的事。这是我第三家制药公司Kite Pharma的起源。Kite Pharma针对癌症开发出工程细胞疗法，我们先从非何杰金氏淋巴癌（non-Hodgkin lymphoma）这种身体淋巴系统的癌症下手。三十四个月内，我们就有一项药品取得食品暨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核可。这可能是申请食品暨药物管理局核可的癌症药物中时间最短的代表。没过多久，另一家大型生技公司吉立亚医药（Gilead Sciences）便出价119亿美元买下Kite Pharma，这是生物制药界商业化前购并中金额最高的代表。
在Kite Pharma工作时，我再次担任总裁。但2013年时的进展不如预期。我们是全球第一家工程细胞疗法公司，一旦我们开始崭露头角，很多公司便会跟进，所以我们得更快加紧脚步。董事会问我想不想接下执行长职位，但我还是想在加大洛杉矶分校当教授。我向校方请半年长假，当我复职时便将三成时间花在学校、七成花在公司。我让公司在2014年公开上市，陆续从投资金主手中募得12亿美元。
你创立企业时必须思考驱动成功的内在和外在力量。以外在力量来说，你需要阵容最坚强的董事会，募集你所需要的资金。这跟你拥有的知识无关，而是信誉。一旦你筑好信任基础，人们听过你的名字，一切就顺利多了。在Cougar时期，我们花了一年拚命争取资金；到了我创办第四家公司Allogene时，创办不到九个月就募到8亿美元资金。
至于内在，你必须思考将哪些人带进公司，你需要财务长、法务长、科学家；但你也需要一支了不起的董事会，这正是生技公司成功的秘诀之一。你需要待过大型制药公司的人才，他们才有管控价值几十亿美元药品的经验。要请到这些大咖进入董事会并不容易，举例来说，我刚创立Kite Pharma时，瑞士罗氏集团（Roche）执行长兼总裁刚好退休，我立刻找他加入我的董事会，后来继续拉他进入Allogene。个中秘诀在于确定公司管控得当，董事会鼎力支持。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在董事会要求4,000万美元资金，用来兴建我们的第一座工厂。当时我们还在非常初步的临床发展阶段，也就是还在第一期，但我硬是要求董事会兴建制造厂，这就好像产品才走到研发阶段就把工厂建起来。这把赌注很大，但我说我们要独一无二，我们要当这种疗法的全球第一家生产设备商，而且我们必须保持独立运作、不假他人之手。我们已经冒着超高风险，但还是再往前踏出一步，将所有生产制造事宜收归公司内部统管，不再仰赖其他外包厂商，这一步成为我们做过的最好决定。因为吉立亚打算收购我们时，它们这样说：「它们自己制药，而且它们什么都可以自己来，不需要外援就能进入市场。」这使得收购金额大幅提高。至于招募，我们身为加大洛杉矶分校教授的身分帮了大忙。我们可以从自己的实验室毕业生中找出人才和博士生；加上我们是声誉良好的临床医师，也有不少厉害的实业家病患，他们可以为我们和商业人士及投资人牵线。即使我们置身尚未发展成生物科技枢纽的洛杉矶，但幸运的是我们掌握优质人脉。
艾里．贝德葛伦的医科学历、长年在泌尿科和癌症钻研，加上他在学术界的卓越成就，似乎都成为影响他创业成功的主要因素。这些都是他挖掘、招募人才时的诀窍，也是他创业灵感来源的关键。他知道他的学术生涯价值非凡，所以即使当上执行长也一直和学术界保持部分联系。对某些人而言，在创立独角兽企业之前，参与学术界、当个教授就是他们想要的职业生涯；但对多数人而言，尤其是科技圈，在科技公司工作、获得经验，才是他们要走的路。在下一章，我们会检视工作经验、职涯选择与专业知识在创办独角兽企业中所扮演的角色。
3 对创办人工作经验的迷思
▎员工经验
说到工作经验，有抱负的创业家会得到正反不一的建议。有些人认为拥有职场经验很重要，创办人在创建公司时心中已有一份样板，就可以照着这个样板操作或是偏离它；有些人则是认为职场经验的重要性言过其实，想要创立公司的人就去做吧，越快越好最理想。
数据指出这两种说法都能成立，成为一位独角兽创办人没有绝对的途径，有些人说要创业就去做了，有些人则是在累积四十年职场经验后才成为十亿美元企业创办人。数据上平均而言，独角兽创始执行长创业前具备十一年职场经验，多半来自其他公司或是自己先前创立的公司。
班．席伯曼（Ben Silbermann）创立可视化搜寻Pinterest之前曾在Google广告部门设计产品，Google让席伯曼与一群专注大格局思考的的聪明人士相处在一起，逼得他也习惯这种思考模式；但另一方面，Google的规模太大，他有兴趣做的产品不是每一个都有机会去尝试。席伯曼创立Pinterest后就拥有更多的测试自由，同时他也运用在Google工作多年学到的一些窍门，他在这家搜索引擎的第一份职务是电话客服，他记得与客户交流的价值，因此亲自发电邮给Pinterest前5,000名用户，听取他们的使用心得。Pinterest的基本营运模式也参照Google的做法：提供用户搜寻结果的同时也同步呈现相关的广告注6。
滴滴出行创办人兼执行长程维在中国创立这支类似Uber的App之前也累积多年的职场及创业经验。程维在阿里巴巴待了六年，担任中国北区的业务经理；之后转到中国最大的第三方在线付费平台支付宝，很快就晋升区经理一职。程维创立滴滴出行（呼叫器叫车的意思）收购Uber在中国的版图，累积上亿名用户并且扩张全球。
独角兽创始执行长中，约30%只为自己工作，从未为他人卖命；其他曾有过工作经验的族群中，60%任职的机构是大名鼎鼎的企业，诸如Google、微软、亚马逊、高盛或麦肯锡（McKinsey）。这些「一流企业」通常以严苛的雇用流程闻名，惯于聘用最优秀人才。另外约有28%曾任职于「二流企业」，我把它定义为大型知名企业，但比较不受一流人才青睐；仅14%的独角兽创业家曾经只为没什么名气的品牌工作。
在随机组中，16%从未替别人工作过；具备职场经验的创办人当中，在一流企业工作过的比率比较低，约为36%﹔在二流或三流企业的比率则稍高于独角兽创办人。这是我比较独角兽企业创办人及随机组之间的不同之处时发现的第二道明显差异，独角兽创办人仅在自家公司及一流企业工作过的比例比较高。某些企业也和大学一般，以产出独角兽创业家声名远播，在我研究期间，14位独角兽创办人曾在Google工作过，没有其他公司比得上；除了Pinterest之外，Google校友也创立金融科技公司Affirm、物流平台Convoy、邻里社群媒体Nextdoor、企业云端架构Nutanix、云端运算公司Snowflake以及电商平台Wish。某种程度而言，从资源丰富的大型企业培养而成的人才很适合创立资源有限的新创公司，这是违反直觉的想法，但事实上，具备这类经验的创办人比较有可能创办价值十亿美元的企业，有可能是他们将Google的工作经验、创意文化或是异常成功的营运模式带进公司，好比席伯曼一般。
创始执行长的前东家
独角兽创办人若非为自己卖命，就是任职过一流企业。
另一家拥有创立许多家独角兽企业的「校友」公司则是甲骨文，它的离职员工创立智慧云端管理平台Meraki、在线借贷商LendingClub、企业数据平台Cloudera、Nutanix、云端数据管理公司Rubrik、Snowflake、云端运算Veeva、云端人资管理软件商Workday。
乍看之下，甲骨文并不像是充斥创业氛围的企业，它能够产出这么多独角兽创业家可能说明业务技巧及企业攻占市场能力的重要性，因为甲骨文拥有业务导向的企业文化。除了Google及甲骨文之外，IBM、雅虎、Facebook、微软、亚马逊、惠普、麦肯锡、苹果、私募基金贝恩（Bain）、跨国银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及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NASA）也都产出一定数量的独角兽企业创办人。
具备在这些知名企业工作的经历，可以协助创业家招募人才、签下客户，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吸引投资金主注意。如同Google这般竞争激烈的公司，无庸置疑就是延揽其他聪明人当作共同创办人或早期员工的好地方。然而，务请留意这种关系不见得是随机发生，与其说这些创业家是因为「曾在」Google、甲骨文或 IBM工作过，所以有能耐创造出独角兽，不如说是那些知名公司更容易吸引最有野心、最具创业家精神的人才。
曾聘雇最多创办出独角兽创办人的企业
许多独角兽创业家是Google、甲骨文、Facebook 及亚马逊的毕业生。
话虽如此，许多创业家成立自己的公司时，并没有就读名校或是任职知名企业的经历，在线个人征信商Credit Karma共同创办人妮可．玛丝德（Nichole Mustard）就读迈阿密大学（University of Miami），毕业之后在必胜客（Pizza Hut）当储备干部。她住在洛杉矶的一间小公寓时，决定要考取理财规划师执照。她担任理财规划师几年之后，转换跑道加入Compete.com担任业务主管（这家专注侦测网络流量的科技新创公司已经歇业）。这时她结识E-Loan的员工林坚（Kenneth Lin），林坚和玛丝德一样未曾任职知名企业或就读名校，但他有一道创业想法：让消费信用评比更容易被查看及监控。他认定，玛丝德的财务规划背景、强烈的职业道德、业务人脉及好相处的性格，将会是一位绝佳的共同创办人，于是一起创立Credit Karma，协助消费者规划财务、监控及改善信用评分。Credit Karma在这门领域成为主力公司，用户超过8,000万名，在2020年被上市的财务软件商Intuit出价71亿美元购并。玛丝德与林坚缺乏名校光环、大企业经验，却没有让这些事阻碍他们打造一家深受众多用户爱戴、具有高额价值的公司注7，或许反而是协助他们更了解用户，而且更有动力服务他们的客户。
论及创办人身处的大环境背景时请留意，我的数据库涵盖所有成立于2005年以后的独角兽企业，在当时雅虎这种等级的公司是第一级雇主，这点在近几年大幅转变，对创立于2014年至2018年间的独角兽企业来说，Google才是最大的前任雇主，接下来是成立于2009年相对较新公司的Square、Facebook、麦肯锡、亚马逊、基因泰克、思科及甲骨文。另外有一点也值得注意，有些人觉得，投资金主与创办人之间是互相对立的关系，认定投资金主不会是优秀的经营者。然而，为数可观的独角兽创办人先前就是任职于创投公司，而非一般企业。消费者基因检测公司「23与我」（23andMe）创办人安妮．沃西基（Anne Wojcicki）曾在Passport Capital担任分析师；卡翠娜．雷克（Katrina Lake）创立服饰零售商Stitch Fix之前曾任职Leader Ventures；戴维．韦列兹（David Vélez）创立Nubank这家巴西独角兽在线银行之前，曾是红杉资本合伙人，当时他正在找寻拉丁美洲的投资机会；安迪．洛克列夫（Andy Rachleff）创立消费金融顾问公司Wealthfront前曾共同创办基准资本（Benchmark Capital）；媒合天使投资人及早期新创公司，并藉由指数投资以分散风险的网站AngelList数据科学主管亚伯拉罕．欧斯曼（Abraham Othman）告诉我：「我们观察到成功的新创公司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创办人曾是投资金主或天使投资人。」这有可能是因为之前担任投资人的经验让他们比较容易募集资金、更有能力筛选出值得投资的创业想法并全力投注精力。
▎关于专业知识领域
徐迅（Tony Xu）成为新创公司创办人之前，有过好几年的工作经验，曾任职于一家私募基金、在麦肯锡担任过产业分析师，也曾做过拍卖网站eBay的总体策略师。前述工作让他累积许多关于新创公司顾问以及管理的经验。他创立的独角兽企业DoorDash事业根基是物流系统，但他从未有过相关经验；就连其他共同创办人也都付之阙如。
坊间有个关于创办人的误解，认为创办人对于他们想要「破坏」的领域，必得具备直接相关的工作经验，对徐迅这类创办人而言完全不是如此。孩提时代，徐迅在母亲的中餐厅工作，洗盘子、收桌子、偶尔需要修理收款机，他从来没有外送流程及计算最佳路径领域的专职工作经验，但这是DoorDash成功的主因。DoorDash的想法是他就读商学院时一连串的讨论，加上愿意做中学的态度之下形塑而成。原来有很多独角兽企业的创业家都和徐迅一样，并未具备他们想进入的产业领域直接相关的工作经验。
在独角兽企业中，不到50%的创始执行长与低于30%的创始某某长具备大量与自己的新创公司直接相关的工作经验，有些甚至根本没有。意思是，举例来说，在社群媒体App工作过的创办人，未来一样可以成立一家成功的保险公司，或是曾在数据基础建设领域工作过的技术长，未来照样能够创立一家成功的电商平台。看起来似乎是具有某种程度的软实力比拥有某一门产业的相关技术能力更重要，好比有能力招募并管理一群高才能的员工、建立及维持跨产业的策略关系伙伴、强大的销售能力以及看待问题的正确态度。
论及是否具备直接相关的工作经验这一面向，独角兽组与随机组并无显著差别，这意味着，是否具有专业知识并不会影响成功率，所以有无专业知识并没有优劣之分。值得注意的是，属于消费或企业领域的独角兽企业中，多数创办人并没有很多直接相关的工作经验，有些甚至完全是零。
超过50% 的创始执行长、超过70% 的创始某某长创业之前在产业或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少于一年。
在科学相关的新创公司中，状况不尽然相同。平均而言，在医疗产业、生命科学及生技产业中，75%创办人中有直接相关的产业经验；在企业科技业是40%﹔在消费性产业仅30%的创办人有直接相关的经验。这一点不完全出人意料之外：有科学背景的创办人，或许更能了解产品并熟悉公司营运必须遵守的产业规范。
以菲尔．葛林伯（Phil Greenberg）博士为例，他创业之前已经研究免疫疗法超过四十年，葛林伯是1990年代初将T细胞从人体中分离出来，并在实验室复制出十亿多个T细胞的小组成员之一，他们将复制的细胞注入病患体内，藉以找出并且消灭特定的病原细胞。这场首见的成功，是多年窝在实验室测验所得结果，研究重点在于防止免疫系统受损的病患受到巨细胞病毒的侵袭，这个容易致命的并发症常见于接受过骨髓移植的病人。
创始执行长直接相关的（产业）经验
医疗及生技领域的独角兽中，75% 创办人有直接相关的产业经验；企业科技业是40% ﹔消费性产业仅30% 有直接相关的经验。
葛林伯与同事发现，这套手法可用来治疗黑色素瘤这种致命的皮肤癌末期病患，也可能适用于治疗包括急性白血病在内的其他癌症病患。这是葛林伯主要的研究重点，他的研究最终引领他自创朱诺医疗（Juno Therapeutics），开发治疗癌症病患的T细胞疗法，之后被大型药厂赛尔基因（Celgene）出价90亿美元收购。
有人或许会认定，没有相关产业经验的创始执行长必须搭配一位有经验的共同创办人，有时候确实如此：拥有创投背景的戴维．韦列兹与在巴西当地银行工作数年的克丝汀娜．珊凯拉（Cristina Junqueira）合伙创立网络银行Nubank，是巴西少数的独角兽企业之一。但数据指出，没有直接相关产业经验的创始执行长和同样缺乏（或仅有一丁点）产业经验的创始某某长合伙可能性更高。倒不是说共同创办人拥有类似的背景或经验将会合作比较顺利，唯独表示，其中一位合伙人必须具备产业经验，另一位则必须精于科技创新，这道「理想」团队的成见不必然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