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技术
在《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er’ s Dilemma）一书中，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问，为什么从一个S形曲线跳到另一个S形曲线往往会成为成功的大公司的主要绊脚石。克里斯滕森研究计算机硬盘产业的演变时发现，技术上的微小创新往往具有较大的颠覆性。
克里斯滕森声称，一项技术是否有颠覆性与这项科技进步本身的价值关系不大，更多地取决于它对S形曲线的具体影响。如果一项技术将产品性能提升到了现有的S形曲线上，即使速度非常快，该技术都倾向于保持现有参与者的能力。然而，当一项技术需要一条新的S形曲线时，特别是当它开始时的性价比比当前的技术差时，新技术往往能颠覆行业结构。这是因为现有成功公司中的任何一位总经理都很难证明在一项低性价比的技术上投资是合理的，至少在最初是这样。最初的3.5英寸磁盘速度慢，价格昂贵，存储空间小，而一家领先的5英寸磁盘公司的总经理会问：“我们的客户为什么想要那种磁盘？”当一项新技术开始向新的S形曲线爬升时，旧技术的掌握者们就陷入了一场奋勇直追的保卫战中，而他们通常会输掉这场战争。
这就是克里斯滕森所说的“创新者的困境”，它赋予了大致相关的景观下的物理技术空间以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硬盘设计从14英寸缩小到8.5英寸，它的挑战不仅在于使同一个产品变小。相反，它需要许多组件的重大改变，新的制造技术以及用电子部件替换许多机械部件。虽然表面上看这些变化可能是渐进的，但从适合度景观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一直在三维可视化适合度景观，但设计的模块化意味着它们实际上是多维的。如果有人改变了设计中的5个组件，那么它就跨越了景观的5个维度。适合度景观中的“距离”既指改变的维度数，又指每个维度上的变化量。在许多维度上发生的变化，如硬盘大小，可以算作景观上的一个巨大变化。
从定义上讲，结构创新需要一下子改变很多东西，无论是从帆船到轮船，还是从赛车到山地自行车。在对半导体设备行业的详细研究中，麻省理工学院的丽贝卡·亨德森（Rebecca Henderson）和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金·克拉克（Kim Clark）表示，结构创新往往比单个组件的创新更能颠覆行业结构。28通过将创新视为对适合度景观的搜索，我们可以看到福斯特、克里斯滕森、亨德森和克拉克的作品都贯穿着一条主线：现有的成功公司很难在物理技术景观中跳得很远。当你身处周围山峰的最高峰时，导致适合度降低的路线比适合度提升的路线多很多，并且选择一个新的结构看起来将面临很大的风险。从一个站在低谷的创业者或者新进入者的角度出发，整个景观中有很多向上的路，也有很多新的无人涉足的山峰可以探索。创业谷中大多数向上的尝试都会终结在没有出路的峡谷或者令人失望的低矮山丘上。但随着有足够多的探索者不断探索，最终还是会有人找到一条有吸引力的上升路线。29
科学革命：重新编程进化
物理技术进化的一个关键特征是，与实验性的探寻或随机搜索相比，演绎探索更有可能将人们引向高适合度的山峰。虽然远不完美，但人类的演绎对于预见行为的可能后果，以及进行思想模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在人类99.9%的历史中，我们的演绎能力起作用的范围相对有限，演绎-探寻模型中探寻比演绎的成分要多得多。人类拥有许多能起作用的物理技术，但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起作用，也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尽管有着种种限制，但人类及其祖先在250万年的时间里还是创造了一系列缓慢增长的发明。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讨论的，在1750年，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物理技术空间以及它带来的库存单位数在经济领域所占的比重迅速增加。科学革命始于1500年左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古典知识的复兴重新点燃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兴趣。16世纪，达·芬奇和哥白尼等人推动了这种复兴。然而，在许多方面看来，达·芬奇和哥白尼更像是探寻者，而不是科学家。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阐述了科学的方法，伽利略确立了实验的作用，他们为艾萨克·牛顿、罗伯特·博伊尔以及17世纪后期其他人的巨大进步奠定了基础。自那以后，科学就走上了指数级发展曲线，到今天仍在继续。30
科学的作用本质上是大幅地提升演绎洞察力的命中率，因此，演绎突然开始在演绎-探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演绎科学理论并不能完全取代探寻，任何一个工程师都会告诉你，理论上有效的东西在实践中并不总是有效的。但平衡倾向可以使二者有效结合，从而使进化发现物理技术景观中的高峰的速度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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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化不仅仅是一个比喻，它是人类在无限的物理技术空间中进行演绎-探寻的结果。在这种基础上，我们说分化、选择和复制等过程的性质不同于生物学，但它仍然是一个进化过程。这意味着物理技术进化遵循着同样适用于其他进化系统的一般规律，物理技术进化表现出与其他进化系统相同的行为，例如，创新推动进一步创新的趋势，以及技术变化的间断均衡性质。但物理技术的进化有一个人类系统独有的特点——我们可以重新编程进化搜索算法。科学使人类能够快速探索物理技术空间，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改变了社会和地球。从“人类的黎明”到绕着轨道飞行的宇宙飞船，而我们现在需要回到原始人朋友们的身边，因为物理技术只是故事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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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三：
社会技术
2002年，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和明尼苏达大学的罗斯·莱文（Ross Levine）对72个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试图找到使一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富有的原因。1他们假设，国家财富的主要决定因素包括自然资源、政府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物理技术的发展程度等。伊斯特利和莱文发现，虽然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技术状况。法治、产权、运行良好的银行体系、经济透明度、清廉程度以及其他社会和制度因素比其他因素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大。即使是资源很少、政府能力较弱的国家，如果拥有强大、发达的社会技术，也能取得相当好的成绩。而没有一个社会技术落后的国家能有好的表现，不管他们有多么丰富的资源，也不管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多么有序。
社会技术不仅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表现，而且也能解释行业和公司在细微层次上的表现差异。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初，研究人员试图通过物理技术寻找解释。在过去的20多年里，美国在提升计算能力方面的投资巨大，一个主要的假设是经济终于见证了这份投资的回报。
然而，麦肯锡公司全球研究所的同事们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深入探究了标题下的生产力数据。2结果表明，生产力的真正驱动力是企业如何进行自我组织与管理，即社会技术中的创新。
麦肯锡公司深入研究的行业之一是零售业，尤其是沃尔玛公司对整体行业生产力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沃尔玛公司在大型商店和高效物流系统方面的创新使其生产能力比竞争对手高了40%。这一挑战反过来迫使其竞争对手模仿沃尔玛的组织创新，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将生产力提高了28%。与此同时，沃尔玛公司继续将自身的生产力提高了22%。仅零售业这一社会技术创新竞赛就占美国这段时期整体生产力提升的近1/4。其他5个领域中类似的社会技术创新竞赛构成了其余的增长。计算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没有计算机，沃尔玛公司复杂的物流工序将不可能实现。但是计算机技术起到的是促进作用，而不是主要作用，是组织和过程中的创新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
让我们变得有组织
在前一章中，我把物理技术定义为为实现一个或多个目标而将物质、能量和信息从一种状态转换为另一种状态的方法和设计，3而社会技术是为实现一个或多个目标把人们组织在一起的方法和设计。
一群人可能聚到一起开创一家公司，创立一个宗教，或者创建一个周五晚上的保龄球联盟。这种组织行为总是在追求一个目标，无论是利润、精神启迪，还是乐趣。正如物理技术是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在物理领域创造秩序的方法一样，社会技术也是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在社会领域创造秩序的方法。
社会技术这个词与经济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十分相近：机构。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将机构定义为“社会中的游戏规则”。4机构是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我对社会技术的定义更广泛一些，囊括其他组成部分，如结构、角色、过程以及文化规范。社会技术包括组织所需的所有要素。一支足球队的社会技术不仅包括比赛规则，还包括守门员的职责、球队的文化，以及球队的战术安排，比如是在前面派出三名前锋，还是在后面派出两名前锋和一名中场球员。虽然足球队的社会技术包括对该队组织方法的完整描述，但不包括该队使用的战略。因此，诸如“左路进攻”或“专注于短传”之类的陈述将不包括在内。在经济背景下，这种战略是商业计划的一部分。
社会技术如何进化
基于社会技术的定义，我们可以为它们构建一个理论设计空间，一个所有可能出现的社会技术的图书馆。建构将遵循和构想物理设计空间时相同的路径。存在于社会技术图书馆里的是为特定的设计和指令创建社会结构的概要，比如为组织一个亚诺玛米狩猎队写一份指示，描述通用电气公司的组织结构，阐述欧洲银行的规章制度。这些指示集可能包括自然语言文本、图表以及描述组织结构、角色、决策过程、规章制度、激励机制、行为准则等的表格。像之前一样，我们可以想象这些社会技术被收录在500页的多册套装书中——一个比宇宙广阔得多的所有可能社会技术的图书馆。
就像物理技术和商业计划那样，在现实世界中，一些社会技术是以书面形式存在的，但许多社会技术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社会技术并不一定要写下来，但是原则上它们要能够被充分地记录下来，进而让一个合格的阅读器能够遵循它们完成设计。一个亚诺玛米狩猎者能够理解为狩猎团队写的概要，一个通用电气公司的总经理能够理解通用电气的组织描述，一个经验丰富的欧盟官员可以理解银行监管结构。
与我们讨论过的其他设计空间一样，社会技术图书馆具有三个重要属性。第一，如同它的表亲物理技术一样，社会技术的设计空间是自我供给并以指数级展开的。5每个社会技术突破都可以为接下来的一系列突破创造出更多的空间：货币的发明催生了会计职位，从而带来了股份制公司的发明，以及股票市场的出现等。
第二，社会技术有着模块化的区块构建能力。例如，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组织设计是一系列模块的集合，其中包括组织其业务部门的设计、会计和控制系统的设计、董事会结构的设计以及行为规范的设计。6
第三，与社会技术设计空间相结合的适合度景观很可能是大致相关的。社会技术设计上的微小变化会带来相对适合度的微小变化，有时微小变化也可能导致社会技术不可行或者更好。因此，社会技术适合度景观有着与阿尔卑斯山相似的大致形状，带着平滑的点、瑞士奶酪孔洞和通往高地的入口。从这一假设可以得出的预测是，就像我们在物理空间观察到的S形曲线和颠覆性技术那样，我们期待在社会技术空间中看到它们的对应物。历史似乎证明了这一点，7例如，从狩猎采集到定居农业的跨越可以被视为人类经济组织在S形曲线上的一个重大转变。8同样，亨利·福特于1914年发明了一种组织制造的全新方法——生产线，它是改变早期汽车行业结构的极具颠覆性的社会技术，同时也改变了其他许多行业。9
社会技术空间中的演绎-探寻
如果社会技术的适合度景观确实是大致相关的，那么更进一步的启示是，搜索它的高效方法就是我们的冠军搜索算法——进化。就像用演绎-探寻搜索物理技术空间那样，人们也用演绎-探寻搜索着社会技术空间中合适的社会技术。例如，当亨利·福特和他的团队发展生产线时，他们不仅仅是在纸上对其进行了演绎推理，10也不是仅仅尝试了随机试验。相反，他们两样都做了一些。福特被“生产一辆大众能承担得起的汽车”这一愿望所激发，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在制造过程中减少熟练工匠的数量，将更多的工作交给不熟练、工资低廉的工人。福特熟悉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军械库在制造过程中使用标准化零件方面的进展，尽管他和他的团队没有读过太多的理论经济学，但他们都熟悉专业化分工能带来好处的观点。借助一系列演绎假设，福特在1908年至1912年间开始在工厂中进行实验。经过4年的改进和完善，他在1913年发现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汽车本身应该沿着生产线移动，而不是让工人移动，到了1914年，福特建立了一条移动装配线。
社会技术中探寻所占的比重也相对较高。相比于建造喷气式飞机或研发一种新的心脏病药物，重新设计一家公司的组织架构或者建立中央银行系统等活动中的艺术成分远远超过科学成分。因此，社会技术空间的适合度景观探索模式中，较少有直接的演绎，更多的是试验和试错。复杂经济学的一个承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把社会技术中的艺术科学边界进一步推向科学。尽管演绎在社会技术空间中的作用较小，但使用演绎-探寻来寻找适合的社会技术仍然是一个进化过程。人们会用不同的社会技术进行实验，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的设计往往会持续下去，而不太成功的设计会逐渐消失。成功的设计往往会被复制，因为可以吸引更多资源和传播更广而被放大。例如，福特对移动装配线的创新在制造业中迅速传播，取代了其他社会技术，直至今天仍然是标准做法。11
物理技术与社会技术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当人们穿越物理技术的适合度景观时，他们在社会技术的景观上会引起地震和其他巨变，反之亦然。诸如牛拉犁这样的物理技术进步只能发生在农业的社会技术创新之后。同样，现代的许多管理创新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都可以被看作共同进化的旋转木马，物理技术的进步会带来社会技术的新形式，而社会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又促进了物理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如此循环往复。
竞合
是什么驱使着人类在社会技术空间中进行演绎-探寻搜索的？是什么在促使我们不断地寻找新的更好的组织方式？答案在于非零和博弈的魔力。
在第10章中，我解释了零和博弈，即一个人的收益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而非零和博弈是指两个人可以通过合作获得更大的收益。非零和博弈的合作有一个1+1=3的逻辑，如果你帮我一把，我就帮你一把，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自己无法单独完成，但对两个人都有益的事情。非零和博弈是生物进化中广泛应用的生存技巧之一，比如狗会成群结队地捕猎，白蚁会共同筑巢，鱼儿成群游动，而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都过着群居生活。
尽管非零和博弈中的合作能带来实质性的好处，但就像囚徒困境向我们展示的那样，为了更大的利益进行合作以及追求狭隘的自我利益之间往往存在着紧张关系。12在发人深省的《非零》（Non Zero）一书中，记者兼科学作家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说，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事都可以看作合作与个人利益这一核心冲突的结果。13赖特称，社会逐步走向复杂的过程，从简单的狩猎采集部落到有组织的村庄，再到民族国家和全球合作，都是人类开创新方法，不断扩展合作规模，改进方法参与更加复杂有利的非零和博弈的结果。他指出，在资源有限的世界中，合作面临着竞争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更好地进行组织的社会将在社会、经济和军事上主导那些在创造合作结构方面不太成功的社会，因此，推动社会创新的是竞合。
用我们的语言改写赖特的观点，我们可以将对社会技术适合度景观的演绎-探寻搜索看作能够使人们捕捉非零和博弈利益的社会技术的追求。社会技术的适合度依赖于三个因素：第一，社会技术必须有提供非零和博弈的潜力；第二，它必须提供使人们有参与博弈的动机的收益分配方法；第三，社会技术必须有应对缺陷的机制。
非零和的魔力
在非零和博弈中，1+1=3的魔力有4个基本根源。这4个根源长期以来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都非常有名。第一个是分工，亚当·斯密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就指出了分工的好处。如果两个人的技能略有不同，那么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并进行交易来获得共同利益。如果拉里是一个杰出的猎人，而哈利是一个优秀的斧头制造者，那么拉里最好去参加围猎，而不是徒劳地敲打石头，哈利也最好去制作斧头。
第二个是人的异质性。人们的不同需求和品位创造了互惠贸易的机会。查尔斯·达尔文在乘坐贝格尔号航行时，在与火地岛印第安人交流的过程中观察到了这种贸易的好处：“双方都感到惊讶，目瞪口呆地看着对方。我们同情他们，因为他们用鱼和螃蟹交换破布；他们则在嘲笑用如此绚丽的装饰品交换一顿晚餐的愚蠢人类。”14
第三个是扩大回报规模的好处。例如，一个猎人可能会在几个小时的狩猎中投入500千卡的能量，并有20%的机会杀死一只有2 500千卡热量的动物。因此，他的预期回报等于500千卡，刚刚够本。如果他和另外两个人组成了一个狩猎队。三人仍然每人投入500千卡，但他们捕获一只动物的概率上升到了90%。因此，预期值变成了每人750千卡（2500×90%÷3）。仅仅是加入这个团队，猎人就额外获得了250千卡的“利润”，并且大大降低了自身的风险。
第四个是合作有助于削减不确定性。如果一支狩猎队有一天打猎很成功，另一支不成功，成功的队伍可以把猎物和失败的队伍分享，前提是当情况逆转时，另一支队伍也会这么做。因此，合作是降低风险的一个好方法。如果你只能靠自己并且运气不好，你就会挨饿。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合作的团队里，你的同伴就可以帮助你渡过难关，直到你有能力偿还他们。
分配战利品
这4个非零和收益的根源可以在不同背景下相互组合，从而创造出无数种促使人们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的方法。但要想让人们产生合作的动机，他们就必须分得一份战利品。因此，如何分配合作的收益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收益以错误的方式分配，那么合作就会瓦解，非零和收益也会蒸发。
约翰·纳什（John Nash）1950年在一篇题为《交易问题》的绝妙文章中第一次对合作中的回报分配进行了评论。15在文章中，纳什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两个交易者如何在收益方面达成一致？哈利会给拉里多少肉来换手斧？尽管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困扰了几代经济学家。纳什的解决方案提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交易者如何分割交易所得收益取决于每一个交易者对交易收益的重视程度以及双方的选择。每个人都在寻找对自己而言最优的交易，他们会假设其他人也在寻找最优的交易。在知道对方行动的前提下，双方都没有改变立场的动机就能达成交易。
交易双方都愿意进行交易的点被叫做纳什均衡，因此，当哈利和拉里对斧头进行讨价还价时，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双方都乐于交易的点。进行交易对两者而言都比不进行交易时的情况要好，因此他们获得了合作的非零和收益。
但是纳什均衡的存在并不能保证一个快乐的、合作的结果。在单轮囚徒困境博弈中，纳什均衡是避免两个囚徒互相告密而坐牢的方案，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嫌疑人，你不知道你的同伴是会坦白交代还是保持沉默，你最好坦白。因为你的同伙也面临同样的选择，你可以假设他也坦白了。纳什定理告诉我们，要想让非零和博弈指向合作，就需要精心组织收益，使每个人都倾向于选择合作，或者参与者需要某种机制来协调他们的反应。假设嫌疑人有一个黑帮老大，他会杀了任何作证的人，而在出狱后奖励那些保持沉默的人。这将改变收益结构，并将纳什均衡移动到一个双方都不开口然后获释的点。同样，如果嫌疑人被允许交流，并且知道警方提供给另一方的条件是什么，他们就可以协商回答，避免背叛陷阱。然而，最后的结果仍有可能是一名嫌疑人因为利益出卖了另一名嫌疑人。毕竟，小偷之间没有信誉可言，这就指向了社会技术适合度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要想让社会技术适合，我们必须制定机制来惩罚那些不友善的参与者。
欺骗者（基本）从不会赢，而赢家（基本）从不欺骗
欺骗的动机意味着合作本身就很难达成，即使达成了也可能是不稳定的。一个猎人可能比他的朋友跑得慢些，只消耗400千卡，但是，只要朋友没有注意到他的投机取巧，他仍然可以得到750千卡的食物。同样，我用来换你那把漂亮的手斧的肉可能又老又硬，或者我只给你5盎司，而不是约定的6盎司。进化生物学的自私逻辑认为，如果骗子骗了人并逃脱了惩罚，他们就提高了将欺骗基因传给后代的可能性，因此，作弊提供了进化优势。
如果生物选择使得欺骗基因比受骗基因更有优势，那么合作如何在群体中立足呢？答案是，合作带来的收益非常强大，以至于合作基因比欺骗基因更有优势，但这种情况只有在这些基因并不天真，且确保欺骗者会受到惩罚时才会如此。16为了生存，合作基因需要一些复杂的防御机制。这里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之前对林格伦模型的讨论。在囚徒困境博弈中，如果玩家只玩一轮，两个玩家都有相互告密的动机。然而，当游戏反复进行，没有人知道何时结束时，互动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进化出的稳定而成功的策略通常遵循着这样的逻辑：“我会从相互合作的假设开始，如果你欺骗我，我不仅会拒绝合作，而且会惩罚你，即使损失我的近期利益也在所不惜。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我可能会原谅你，并再次尝试合作，因为你之前选择欺骗可能是因为沟通错误，或者你可能已经改变了你的行为方式。然而，如果你再次选择欺骗，我再次原谅你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惩罚也会变得更加可怕。”17
正如进化在林格伦的计算机模型中产生了这种逻辑一样，进化也在人类祖先的头脑和本能中“植入”了这种逻辑。在前文中，我们讨论了一系列“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研究人员给了两个受试者一笔钱，让其中一个人决定如何分配，如果另一个人认为分配是公平的，那么他们可以各自保留自己的份额。但如果另一个人拒绝了分配方案，双方都将一无所获。这些实验的结果令人震惊。从经济的角度看，人们应该接受任何分配方案，因为有钱总比没钱好。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测试中，受试者都拒绝了他们认为不公平的提议。实验结果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是一致的，包括狩猎采集文化。其他游戏和实验都证实了人类合作互惠行为一致且根深蒂固的本质。18进化促使我们在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天然倾向于合作，以获取非零和收益。进化也使得我们对欺骗非常敏感，期望公平，并惩罚那些我们认为越界的人。事实上，我们已将进化编程到了智能软件中，复杂、直观的“纳什均衡发现者”和“公平检测器”使人们形成了合理稳定，惩罚搭便车者和防御欺骗者攻击的联盟。19
然而，人类的互惠设定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可以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当我们处在一个大部分的经验都是与他人互惠合作，社会规范向我们传递他人可信赖的信号的环境中，那么我们就会倾向于合作。当互惠设定遇到背叛或欺骗的例子时，它也会更加惊讶和宽容。这就像我们的大脑对周围的人群进行了统计，如果人们通常是合作的，那么在遇到一个骗子时，我们会倾向于假设这个人的行为可能是错误或误解的结果。相比之下，在一个低合作、高欺骗的环境中，社会规范不支持合作，合作设定会使我们倾向于保持怀疑。我们对欺骗最初的信号反应激烈，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只会逐步原谅，而且可能会拒绝合作，直到对方率先给出合作的信号。
互惠规范的局部调整可以在人类层面产生非常复杂的动力。如果欺骗达到临界点，高合作型社会就会见证合作的崩塌，低合作型社会就会陷入不合作、经济贫困的死胡同；当来自不同合作传统的人们相遇时，就会导致误解和混乱。20组织中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正如我们将在第16章中讨论的那样，公司中高度合作、高度信任的文化往往会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而当进化出不同信任参数的群体突然相遇时，公司之间的合并可能会遇到重大问题。
能更好地利用非零和收益，找到分配这些收益的纳什均衡，管理背叛问题的社会技术将会比那些无法做到这些的社会技术在适合度景观上获得更高的位置。当人们为了寻找适合的社会技术在景观上进行演绎-探寻时，人类已经发展出复杂精密的社会结构来解决这些问题。
从家庭单位到商业单位
社会技术的进化之旅始于我们与近亲进行密切合作的基因偏好。21毕竟，家庭成员与我们共享一些基因，帮助他们有助于提升这些基因传给下一代的概率。人类祖先最早的社会合作结构就是家庭，原始人的家庭习惯介于“放荡”的黑猩猩和一夫一妻的猿类之间。在大多数狩猎采集部落中，有些有能力的男性可以娶多个妻子，男性地位越高，他的伴侣越多。22早期人类倾向于选择一夫多妻制，但与黑猩猩不同的是，男性通常会陪伴并且投资他们的配偶和后代，创造相对稳定的家庭单位。有些社会从未超越这种最基本的社会结构。例如，罗伯特·赖特注意到，直到最近，爱斯基摩人和印第安人都是围绕家庭单位组织起来的，几乎很少有超越家庭的社会结构。23
朝着社会结构阶梯向上攀登的第一步是合作狩猎队。狩猎队的基本热量逻辑如此吸引人——有更多东西可吃，以至于当今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和早期社会都拥有这种合作形式。然而，早期社会的合作狩猎队规模相对较小，主要由亲属或近亲属组成。
随着定居农业的出现，社会合作出现了巨大的变革。大约在11 000年以前，世界各地的人们独立发现了培育作物的物理技术。24卡路里增加和风险减少使定居变得更加稳定，人类群体的规模显著增长，这意味着合作开始延伸到由家庭成员构成的宗族之外，这反过来又开启了一系列新的非零和博弈。25合作团体可以利用规模经济，例如建造大型、复杂的住所和其他建筑，从劳动分工中获益，以及与遥远的部落成员进行交易。
所有这些合作中的创新带来了一个新问题：该如何分配由此产生的财富呢？灵长类动物的性别等级制度为此提供了一个答案，罗伯特·赖特和其他人把它称作“大男人社会”。26就像其他许多物种一样，在灵长类动物中，雄性动物会通过竞争俘获雌性。身体强壮、聪明、好斗的雄性会战胜较弱的雄性，从而把身体强壮、聪明、好斗的基因传给后代。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如早期人类，男性越占优势，配偶越多，相应的后代也越多。这就在实力不同的男性群体中形成了等级制度。随着早期人类群体形成社会，这种性别等级很自然地转变成社会经济地位等级，以分配合作产生的利益。当然，这两种阶级制度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古代社会，性别优势往往与经济上的成功相伴出现，而经济上的贫富与性别地位是对应的，因为富有的男性可以为配偶和后代提供更多资源。27从古希腊神话到现代小报，人类最喜欢的三个话题是性、金钱和地位，这都与我们的祖先有关。
如前所述，等级制度不太流行，没有人喜欢独裁者。企业都在力争使自己的组织架构扁平化，而商业领导应抵挡作为雄性或雌性领袖在组织中炫耀的诱惑。然而，网络理论表明，等级制度在任何信息处理系统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计算机芯片、互联网、人脑，还是经济。要利用分工和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需要有人将任务划分开来，协调人们的工作，把事情组合在一起，然后分配利益。在早期社会中，这个人通常是在性别上占主导地位的男性。赖特描述了美国早期西北部沿海部落中的一个“大男人”的角色：
总负责人是政治领袖，他效忠于一个宗族或是一个村庄。他负责策划编织渔网、建造鱼窖，确保一些村民专门从事某些工作，比如制造其他村民可以使用的独木舟。为了支付所有这些费用，他会从猎人的猎物中拿走1/5，甚至1/2。这些收入中的一部分将以宴会的形式返还给人们……
不用说，那个“大男人”会从顶端捞取一些利益。他住的房子比一般人好，连衣柜也比一般人好。28
我们可以看到这和现代的首席执行官和政治家十分相似。
人类一旦发明了等级制度，走向一级套一级的嵌套结构就十分容易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进程：在某个时间点上，一个成功的大男人掌管着一个不断扩大的村庄，他没时间看管负责编织渔网的人，因此他任命他的弟弟或者最好的朋友来管理。就这样，商业团体诞生了。这个大男人让他的弟弟或朋友向他汇报，又有更低级别的管理者向他的弟弟或朋友汇报。等级制度有助于分工以及信息处理，它普遍存在于人类的社会结构中，从狩猎采集部落到社区保龄球联盟，再到大型公司。29
和平、爱和理解
尽管社会和经济等级对信息处理颇为有益，但这样的结构本身是不稳定的。人们会不停地为获得更高的位置展开竞争，大男人失去权力或者死亡后又会不可避免地接连发生战争。组织混乱的代价高昂，而稳定却有许多好处。稳定的组织有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知识和技能，参与非零和博弈，获取长期回报，为参与者提供更大的确定性，从而以更低的成本吸引人们进行合作。在灵长类部落中，等级管理的方法相当简单：一个强壮、聪明、好斗的男性统治着某个群体，直到另一个更强壮、聪明、好斗的男性在一场暴力政变中将他推翻。这种等级管理方法至今仍被独裁政权、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和其他不受欢迎的社会组织所采用。
随着农业和更大、更长久的定居点出现，人们发展出一系列在等级制度中移交权力的创新方法，避免了代价高昂的暴力。这些创新包括长子继承制和由“长者”挑选领袖。而近代社会的创新包括民主选举以及股份制公司。有趣的是，尽管这些过程在现代都有一定的礼仪，但武力威胁总是潜伏在表面的和平之下。如果一位美国总统在选举失败后拒绝离开白宫，一些戴着墨镜的大块头大概就会把他或她赶走。管理等级结构变化的社会技术对于保持组织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需要管理的不仅是等级内部的竞争，来自不同等级的成员间的竞争也会带来威胁和机遇。人类需要能使完全陌生的人开展合作的社会技术。陌生人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们不知道是否可以信任对方。人们表现出合作及互惠行为的规范参数可能非常不同，一方可能在交易中利用另一方。因此，人们需要社会技术来确定除了他们的直系亲属外，哪些人可以信任，哪些人不可以信任。第一个延伸到村庄之外的社会技术无疑是部落身份。通过识别“自己的人”和“外面的人”，你可以高效地找到那些你更愿意与之遵守相同的社会规范的人。而且，由于你在一个部落中的交流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重复，你就不太可能遇到敲诈或严重的误解。
从历史上来看，交易网络首先倾向于在部落、民族和宗教团体中强势发展。比如公元250年到900年间覆盖墨西哥、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大片地区的玛雅交易网；在过去千年中从北非延伸到中东和中亚的穆斯林交易网；以及主导华尔街公司的常春藤联盟。“自己的人”和“外面的人”这种标签带着丑陋的歧视，本身就是有局限的。在缺乏其他信息的情况下，贴标签可能是一种降低风险的策略，但它也排除了一个更大的潜在利益关系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讲，排他的标签就像一个封闭的计算机环境，只有相同品牌的计算机能够相互对话，例如IBM和IBM、戴尔和戴尔。拥有沟通和行动的标准协议是有好处的，但要以可伸缩性为代价。社会技术的一项重大突破是使陌生人能够合作的开放协议：法治。法律使有着不同背景、历史、种族和社会规范的陌生人，能够以较低的风险进行交易。一项重大的投资，如买房子，即使有了财产法、建筑法规和保险的保护，也可能是令人生畏的。我们根本无法想象这些交易不受监管会是什么样子。一个社会的财富与有着执行和裁决机制的成文法律间存在着很强的联系。30发展经济学家在努力刺激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时，也认为建立法治是一个重要的障碍，缺乏强大法治系统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会被贴上低效、社会分裂替代品的标签。当然，法律并不能完全取代信任，如果社会信任破裂，人们过度依赖法律机构，社会就可能无法正常运作。然而，如果没有一个运作良好的法律监管系统提供合作协议，复杂、大规模的合作就不可能进行。
沟通也是促成合作行为的关键，语言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社会和经济合作的潜力，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非零和收益。关于语言是何时获得发展的，相关研究者有很多争论——公认的宽泛估计范围是距今100万年前到3万年前。31不管怎样，语言可能是在工具出现之后才发展起来的，250万年前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人类经济活动中有一个前语言时期，它的复杂程度正是因为受到了语言发展的固有限制。正如语言改变了人类创造物理技术的能力一样，它也改变了社会技术的创造。人们可以想象语言基因所具有的优势：随着词汇量的增加，有益的合作型社交游戏空间呈指数级扩大。这就好比你之前只能使用呼噜声、手势和面部表情试图和某人协商一个复杂的交易，后来你可以用50个糟糕的法语词汇去尝试沟通；现在你可以用母语流利地来完成它。
一旦发展出语言，一系列的物理技术创新就能进一步提升其在合作活动中的价值。写作大约出现在5 000年前，这使人们能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准确地保存知识。我们怀疑如果没有文字，高度复杂的古埃及、古希腊或古罗马社会是否可能存在。印刷机无疑帮助了欧洲社会从部落的黑暗时代中发展出来，而如果没有可靠的邮政服务，工业革命的社会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没有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现代公司也就无法建立。
由人组成的计算机
我们注意到，许多关键的社会技术创新都与信息处理密切相关，并且早期的“信息处理网络”也具有计算能力。一旦社会技术发展到了许多人可以形成合作网络、拥有大量通信和存储数据方法的阶段，人类组织就有了不同的特征——他们能够进行紧急计算。32
由人构成的组织有处理信息和解决个人无法独立处理或解决的复杂问题的能力。例如，英国石油公司可以被看作一台计算机，用来解决如何从世界各地提取、精炼石油和天然气，然后将其输送给数百万能源用户的问题。在英国石油公司，没有人能详细地告诉你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每天流入英国石油公司的大量数据，以及需要作出的所有决定，从董事会级别的决断到北海钻塔的轮班时间表，其中包含的信息量是无法计算的。尽管我们认为首席执行官是指挥者，但即使像约翰·布朗（John Browne）这样有能力的首席执行官也只能知晓组织中的一小部分决策，而一个大型组织在任何特定时刻都会作出成千上万个决策。然而，寻找、提取、精炼和分配石油这一极其复杂的问题能以高度精细的分配方式得到解决，日复一日都是如此。
就像蚁丘或大脑一样，人类组织也表现为一种新兴智能网络。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人类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埃德温·哈钦斯（Edwin Hutchins）研究了不同环境下个体与群体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得出的结论是，组织拥有集体的、新兴的能力，而这些能力是团体内部的个人所不具备的。33本质上来讲，英国石油公司不仅比其任何一个员工都聪明，而且比其员工聪明程度的总和还要聪明。
人们可能会对像英国石油公司这样的全球大公司在社会中的作用提出质疑。但即使是最强硬的企业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像英国石油公司这样一个拥有10.3万名员工、遍布全球100多个国家的组织，是人类合作的奇迹。它的员工大多没见过面，并且永远不会见面，却被一张由社会结构、规范、协议、法律以及促使他们为共同目标努力的激励机制所组成的网络捆绑在一起。如果将合作网络扩展到英国石油公司的130万名股东、数千家供应商和其他合作伙伴公司，那么其社会结构规模会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英国石油公司这种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组织要想存在，就必须依托进化而来的社会技术创新，包含诸如金钱等社会技术。大约在2 600年前，钱首次在美索不达米亚被使用，在本质上来说，这提供了一个通用的效用转换器，它能使一个人的经济需要和欲望以同样的单位转换成其他人的需要和欲望。34同样，如果没有由复式会计的社会技术（最初由意大利商人在13世纪发明）构成的财务信息中枢神经系统，英国石油公司将很难运作。35英国议会在1825年至1862年间通过一系列法案，确立了有限责任股份制，要是没有这个制度，英国石油公司也不可能以现在的形式存在。36尽管英国石油公司要依靠社会技术的馈赠来发挥作用，但它同时也是经济进化体系的参与者，它的管理者们对新的组织管理方法进行了演绎-探寻，成功的社会技术在英国石油公司之内和之外被广泛采用并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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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灵长类祖先的生物遗产中继承了为共同利益合作的倾向，在等级制度中竞争的冲动，最终获得了语言能力。随着人类尝试用各种方法组织社会经济活动，这些微小的起源在万年后发展出了演绎-探寻的进化历程。合作中固有的非零和收益奖励了那些有效的社会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发现了能使组织获得成功的技巧。在大致相关的社会技术设计空间景观中进化时，人们能够在有效技巧的基础上，让获得成功的创新在未来产生更多的可能性。创新提高了组织处理信息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开发了越来越丰富的社会技术适合度景观。同时，由于每个领域的发现都能为其他领域提供可能性，所以社会技术空间也能与物理技术空间一同进化。
我们从手斧发展到了宇宙飞船，又从狩猎队发展到了跨国公司，但人类从亚诺玛米人到纽约人的遥远路程仍没有走完，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把经济进化的最后几部分组合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