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或许会用“没有设计师的设计”来解释生物进化，但为何在拥有许多人类设计师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没有设计师的设计”来解释经济领域中的财富创造呢？难道我们不是创造人类经济的上帝吗？我们习惯于将人类的理性和创造力看作创造财富的主要驱动力，毕竟财富是由聪明、善于创新的人创造出来的，他们为产品和服务想出新的创意，又为生产和销售做了许多努力。我将在后续章节中论证，人类的理性和创造力的确在财富创造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事实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有些偏差。理性和创造力助长塑造了进化算法对于经济所起的作用，但并没有取代它。
想想看你穿的衬衫、裤子或其他衣物——它们的设计由何而来？34你或许会说，很明显啊，是服装设计师设计的。但事实并非仅仅如此，事实或多或少地更接近于以下这种情况：许多设计师在衬衫应该是什么样的已有概念上，通过发挥他们的理性与创造力来创造各式各样的“衬衫”，并将它们的样子勾画出来。随后，这些服装设计师会查看设计图，选出他们认为顾客会喜欢的一些设计，并制作少量的样品。接下来，设计师把这些样品展示给服装公司，服装公司又选出一部分他们认为顾客会喜欢的设计，并安排生产。服装公司会向不同的零售商展示这些产品，零售商同样会选择一部分他们认为顾客会喜欢的设计。有了订单之后，服装公司开始批量生产，并向零售商供应这些衬衫。最后，你走进商店，浏览各式各样的衬衫，选择你所喜欢的并付款。不同的设计、根据某种标准而作出的选择以及对于成功设计的量产，这一切不仅发生在服装公司里，也发生在整个服装市场。你的衬衫并不是设计出来的，它是进化而来的。
为何时装行业要经历这些迭代，甚至可以说浪费的过程呢？你的衬衫是进化出来的而非设计出来的原因在于，没有人可以从接近于无穷多的衬衫设计中，准确预测你所喜欢的衬衫的样子。我们将会看到，尽管人类理性中蕴含着能力和美德，但在短时间内对经济这样复杂的系统进行预测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在作出经济决策时，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发挥大脑的优势，然后进行试验，不断探索向着未来前进，保持和维护有用的部分，同时摒弃无用的部分。我们的目标、理性和创造力确实在经济中起到了作为驱动力的重要作用，但它们只是作为更广阔的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而起作用的。
经济进化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而是三个相互联系的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技术的进化，这是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1750年左右出现的经济急速增长与工业革命的技术飞跃恰好吻合。但技术的进化只是一部分。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进化经济学家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 ）曾指出，事实上有两类技术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5第一类是物理技术，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技术，例如制铜技术、蒸汽机和芯片；第二类则是指人们组织活动的方式，例如农业、法律、货币、股份制公司以及风险投资。纳尔逊认为，物理技术曾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事实上社会技术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两者是共同进化的。36工业革命期间，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了精纺机（物理技术），使得大型工厂里服装生产的方式更加经济（社会技术），这又反过来刺激人们在应用水力、蒸汽和电力进行制造的过程中作出了许多发明。37农业、工业和信息革命的历史故事大部分都是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相对起舞的历程。
然而，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的共同进化也只占了2/3的内容。技术本身只不过是理念和设计。服装精纺这种物理技术本身不是服装精纺技术，事实上是有人需要它成为这种技术。同样，工厂这种社会技术本身并不是工厂，而是有人需要它成为工厂这种组织形式。为了让技术对世界产生影响，有些人或者有些群体需要将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从概念转化为现实。在经济领域，这种转变是经由商业实现的。商业将物理技术和社会技术融为一体，并将它们转化为产品和服务带入现实世界。
商业本身就是一种设计。商业的设计包含了商业策略、组织结构、管理流程、文化以及许多其他因素。通过变异、选择和放大的过程，商业设计在时间的进程中不断进化，而市场是对适宜性的最终仲裁者。本书的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论述物理技术、社会技术和商业设计的三向共同进化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经济波动和增长模式。
复杂经济学
经济是一个进化系统，这个概念是具有革命性的，尤其是因为它与过去100多年间发展出来的大部分经济学的标准概念是相冲突的。然而，它远不只是一个新颖的概念。进化理论与经济学有着一段很长的紧密相连的历史。38事实上，是一位经济学家激发了达尔文某部分最重要的洞见。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Thomas Robert Malthus）出版了一部名为《人口论》（As Essay of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作品，在书中，马尔萨斯将经济描述为一场竞争性生存挣扎以及人口增长与人类生产力增长之间的持续斗争。马尔萨斯预言，在这种斗争中，人类将会败北。达尔文阅读了马尔萨斯的著作，并在自传中记录了自己的感想：
1838年10月，那是我开始系统查询资料后的第15个月，我在闲暇时无意中读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书，这才充分理解了生存竞争——通过对动物和植物习性的长期观察发现，生存竞争普遍存在。这立即启发了我，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利的变化将被保存下来，反之则被淘汰，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新物种的形成。
由此，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可行的理论。39
由此可见，达尔文对于自然抉择在进化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的伟大洞见是被经济学激发的。40在达尔文发表进化论后不久，思潮又从进化理论家流向了经济学家。1898年，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写下了一篇至今看来仍然精彩绝伦的文章。文章指出，经济是一种进化系统。41随后不久，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知名作品《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的引言中写到，“经济学家的圣地存在于经济生物学领域”。42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许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包括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Hayek），都曾致力于探究经济学与进化论之间的关系。431982年，理查德·纳尔逊和悉尼·温特（Sidney Winter）发表了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经济变革的进化理论》（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这是首次将进化论、经济以及最近发展起来的计算机模拟工具联合起来的重大尝试。44
尽管经济学界的学者作出了种种努力，但进化论对于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微乎其微。大致从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的时间点起，经济学转向了一条殊途。从19世纪晚期开始，经济学的组织框架认为，经济是一个均衡系统，其本质上是一个静止的系统。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期，经济学家的主要灵感来源不是生物学，而是物理学，尤其是运动和能量物理学。传统经济学理论将经济看作一个个在大碗底部滚动的橡皮球。最终，橡皮球会在碗底的静止点或均衡点停下。橡皮球将保持不动，直到外部的力量撼动、压弯或冲击大碗，从而将球推到一个新的均衡点。在过去数百年间，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认为，由于受到技术、政治、消费者品位转换以及其他外部因素的冲击，经济是一个不断地从一个平衡点移动到另一个平衡点的系统。
在经济学家不断追求经济学作为均衡系统这一愿景的同时，在19世纪下半叶，物理学家、化学家以及生物学家对一类远远称不上均衡的、动态而复杂、永不停歇的系统的兴趣日益浓厚。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科学家们开始将这类系统称为复杂系统。我们将在后续对该术语进行更加细致的讨论，简而言之，复杂系统是指一个由许多动态关联的部分或粒子组成的系统。在此类系统中，部分或粒子在微观层面的互动将导致宏观层面行为方式的涌现。比如，单个水分子处于静止状态时是相当无聊的，但如果将数十亿的水分子放在一起，并适当地赋予一些能量，就会出现复杂的微观漩涡模型。45漩涡模型是单个水分子动态互动的结果。如果只有一个水分子，就不能形成漩涡，漩涡是系统本身的集体或“涌现”的产物。
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学家们对复杂系统行为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他们越来越有兴趣地关注到，粒子并不是像水分子那样具有固定行为的简单事物，它们拥有一定程度的智力，能够适应自身所处的环境。水分子无法调整自己的行为，蚂蚁却可以。以人类的标准来看，蚂蚁或许不是非常聪明，但它可以处理从其他蚂蚁那儿和环境中得来的信息，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跟单个水分子一样，单个蚂蚁本身不太可能存在。然而，如果你将几千只蚂蚁放在一块儿，它们彼此之间就能互动，通过化学信号进行交流，还能够协调相互之间的活动，例如建造结构复杂的蚁穴，对进攻者组织复杂的防御。科学家将这些具有处理信息和调整行为能力的部分或粒子称为行为主体，并将行为主体互动的系统称为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46复杂适应系统的案例还包括身体免疫系统的许多细胞，生态系统里的诸多有机体，以及互联网的大规模用户等。随着20世纪80年代低价、高性能计算机的出现，科学家在理解自然界中的复杂适应系统以及将这类系统看作具有许多共同行为特征的通用类别上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实际上，许多生物学家都将进化系统视为复杂适应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类别或子类别。
此后，社会科学家越来越怀疑经济是否也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经济较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它是人们相互之间以复杂方式进行互动、处理信息以及调整自身行为的综合体。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早期，研究者开始对有别于传统模式的经济现象进行实验。47他们认为经济不是一个静态均衡系统，这些模式显示，经济是一系列嘈杂的动态活动。就像漩涡源自互动的水分子一样，这些模式表明，繁荣与萧条的复杂模式以及创新的浪潮是经由受刺激的行为主体互动产生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对于将经济理解为复杂适应系统的兴趣和研究急剧增多，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些工作进行回顾。
我将用复杂经济学一词指代相关的主要工作（该词语的创造者是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他曾任职于斯坦福大学和圣塔菲研究所）。48我们不该根据字面意思认为现在存在一种统一、综合的复杂经济学理论。我使用这个词语，是为了涵盖一系列本书将要探究的理论、假设、工具、技术和现象。在现阶段，复杂经济学是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或者说是科学哲学家所说的“项目”，而非一个统一的理论。49
前方的线路图
如果经济确实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那么这代表着四层重要的隐含意义。
第一，这意味着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经济学家对经济的归类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而且教科书、管理学思想和政府政策中所反映的主流经济学要么是错的，要么最好的情况也只不过是接近正确。
第二，将经济看作复杂适应系统，能够为我们解释经济现象提供一套新的工具、技术和理论。
第三，这意味着财富必然是进化过程的产物。正如生物进化使原始汤变成了复杂的有机体和生态系统，经济进化使人类从原始状态发展到了现代的全球经济，同时为世界带来了秩序、复杂性和多样性。
第四，历史证明，每当经济学理论出现重大的范式转移，学术界的震动要在很久之后才能传导到外界。在19世纪，亚当·斯密的思想对于自由贸易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初期及中期，马克思的愿景激发了革命以及社会主义的兴起；在20世纪最后的十几年里，英美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潮与全球资本主义的上升正好契合。我们还需要数十年才能弄清复杂经济学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尽管如此，复杂经济学的轮廓已经充分形成。
我们将在最后获知一个乐观的消息：如果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财富的起源，就能利用这些知识找到为人们创造经济增长和机会的新办法。复杂经济学并不是解决一切管理挑战或社会问题的万金油。对自然现象更加科学的理解为创造更好的人类生活条件作出了巨大贡献，同理，对经济现象的科学理解也有可能给全世界人类带来福祉。
02
传统经济学的时代已经结束
时值1984年，约翰·里德（John Reed）遇到了一个难题。1在45岁这年，里德刚刚当选为世界顶尖公司花旗银行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然而，里德所接手的公司刚刚经历了一场重创。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花旗银行同美国其他主要银行一道，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发放了大量贷款，尤其是拉丁美洲的政府。里德的前任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宣告这些贷款是“安全的银行业务”，因为主权政府从不拖欠债务。里斯顿后来被证明大错特错——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宣告无法偿还它所背负的巨额债务。
一连串类似事件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在随后的几年里，有多个国家出现了大范围的违约、货币贬值和经济崩溃。尘埃落定后，数以百万计的穷困民众发现他们更加贫穷了，银行则发现3 000亿美元从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上蒸发了。仅花旗银行一家就在一年内损失了10亿美元，另外还产生了130亿美元的坏账。
里德试图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如何防止它再次发生。花旗银行和其他所有大型银行里的优秀人才为何会严重地误判了相关的风险？为何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到这些贷款将导致的问题？为何在墨西哥发生的局部事件会升级为一场全球危机？为何全世界其他政府的应对措施丝毫不起作用？
里德咨询了各种专家，包括来自学术界、华尔街和各国政府的顶尖经济学家。自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起，里德就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果说回答这类问题是某些人的工作职责，那么这些人必定是经济学家。然而，经济学家对于这场危机却给不出任何新颖的或有用的说法。事实上，里德认为他们在危机中给出的建议错得离谱。据科学作家米歇尔·沃尔德罗普（Mitchell Waldrop）所言：“里德判定，在面对世界金融市场时，专业的经济学家毫无用处……里德认为我们或许需要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方法。”2
对于新方法的需求
里德并非唯一一个质疑经济学状况的人。在过去几十年里，人们对于经济学理论的批评声不绝于耳。3 1996年，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在《纽约客》杂志上撰写了一篇极具争议而阅读者众多的文章：《经济学的衰落》。4卡西迪指出，经济学已经沦为象牙塔中高度理想化的理论，未经数据检测，充满着不现实的假设。他声称，经济学已发展成一场“大型的学术游戏”，经济学家在游戏里写文章互相吹捧，炫耀各自的数学才华，但毫无兴致证明他们的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卡西迪认为，大部分企业已经对经济学表示绝望，他还指出IBM、美国通用电气等公司已经关停了它们的经济学部门。
不仅商业人士和记者在批评当前的经济学状况，经济学家本身也是其最严厉的批评者。5在《纽约客》的文章中，卡西迪引用了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说法：“任何看到这些模型的人都会说，它们没有很好地描述现代社会的状况。”6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曾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来自哈佛大学的格雷戈里·曼昆（Gregory Mankiw）同样指出，鉴于经济学家的有用产出较低，应削减他们的研究经费，曼昆还将经济学家比作获得过度补贴的奶农。美联储前主席以及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受到高度尊崇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2)曾对他的同事说：“我们真的不知道（经济）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旧模型已经不起作用了。”格林斯潘在更早之前还说过：“许多经济学家无法区分我们所创建的经济模型与现实世界。”7
尽管人们对经济学理论的不满愈加严重，但只有很少几位批评者认为这个领域是完全无用或是没有影响力的。相反，大部分商业领导者、政策制定者，甚至长于自我批评的经济学家都承认，经济学产生了一些极其强大、有影响力的理念，这些理念的范围涵盖了从市场效率到自由贸易的好处，再到个人选择的重要性。经济学理论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可以在七国集团中的富裕经济体里被找到，因为在七国集团，这些理念被运用的程度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现在，七国集团大部分民众认为理所应当的许多理念，例如使用利率调节通货膨胀，货币和财政政策可以抑制经济循环、积极鼓励竞争，社会保障体系可以磨平市场体系的粗糙边缘，产品安全、环境、劳动法规可以保护人们不受市场失灵的伤害——这些理念在100年前、50年前，甚至20年前都不常见，都是学者型经济学家经过一个世纪的艰苦工作发展起来的。
更确切地说，问题在于学术、商业和政策制定者群体越来越觉得经济学没有发挥它作为一门科学的真正潜质。8如今，该领域许多“伟大思想”的历史已经超过100年，太多正式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要么被不现实的假设拖了后腿，要么与现实世界的数据直接矛盾。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诋毁过去的贡献，而在于承诺“经济学可以做得更好”，是时候往前走了。
第2章和第3章将为大家揭示为何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办法。在一开始，我们将为经济学领域的传统观点或者说我所谓的传统经济学作出定义。我们将快速回顾一下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历史和重要概念，并在第3章听一听批评者们的整体言论。可以想见，我们只能对200多年的经济学理论走马观花，而忽略掉许多重要的工作。然而，这两章的目的并不在于为传统经济学或全面的批评考察提供教科书般的叙述（更加完整的叙述请参考注解和参考书目），9而是在于强调现代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检测它们的优势与不足，并为第二部分中关于复杂经济学的讨论打下一些基础。我们将会看到，为了能使大家透彻地理解经济学在未来的走向，在此之前了解它的过去是非常重要的。
定义传统经济学
我将使用传统经济学一词指代过去100年间占据经济学理论主导地位的一系列理论。至此，我有必要定义这一词汇所蕴含的意义。总的来说，传统经济学是指人们在大学课本里发现的、在媒体上讨论的以及在商业公司和政府大厅里提及的经济学，主要是指学术经济学的主流观点。10为了能够更加准确地定义这个概念，我将遵从两大传统经济学主要批评家的引导——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纳尔逊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悉尼·温特，并使用经济学文献本身作为我下定义的基础。11
传统经济学是指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教科书里阐述的一系列概念和理论。它还包括同行评议调查里声称或假设的、领域内普遍认可的概念或理论。 12
教科书代表了专业的主流观点，包括进入该领域必须知道的基础观点。13但教科书不可避免地会遗漏一些更加高级的资料。因此，我在自己的定义中增加了一些调查文献和文章，它们及时地对某些时间点上经济学领域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当然，教科书和调查资料的局限性都在于它们通常将注意力集中在传统的而非前沿的方面，14但是这种局限性是有意为之的。我所说的传统经济学是指经济学的历史核心，是那些诺贝尔奖已经嘉奖的内容。15被我归纳在“传统”这一标签下的理念，通常是指经济学家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在本章的后续内容中，我们将对这个词语作出定义。16
判断内容是否能够划归到传统标签之下，必然会有一定的主观性，并且还会存在一些灰色领域——某些理念既可划入又可划出。尽管如此，这个标签仍将在后续的讨论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我们在历史框架和复杂经济学新理念之间划清了界限——这将是一个挑战。在了解这些说明后，既然已经为传统经济学的盒子贴好了标签，那我们就来一窥究竟吧。
大头针制作与看不见的手
我们将从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谈起。亚当·斯密并不是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家，有资料记载，这一荣耀属于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经济学”一词源自他的作品《经济论》（Oikonomikos），但亚当·斯密的巨大影响力为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起点。17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附近一个名为克尔卡迪的小镇，在世时间为1723—1790年，这属于历史学家所谓的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阶段（1680—1830年）。18亚当·斯密曾就读于牛津大学，但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格拉斯哥大学度过的。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不是关于经济学，而是关于道德哲学的。这本书出版于1759年，使得亚当·斯密在相对年轻的年纪就成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个关键人物。在格拉斯哥大学就读期间，他引起了一位年轻苏格兰公爵的注意，那位公爵带他进行了一趟报酬丰厚的私人旅行。亚当·斯密跟随公爵到了法国，在那里，他接触到了当时欧洲大陆上热议的经济学理念，尤其是重农学派的理念——当时有一群知识分子坚持认为：政府应该限制对经济的干扰，让市场发挥主要作用。从公爵那儿获得的收入给了他经济上的保障，回到克尔卡迪后，亚当·斯密与母亲一起过了6年深居简出的日子，专职写作《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的手稿。该书于1776年出版，并立即被认定为一部伟大的作品。
历史上，经济学家一直对两个基本问题争论不休：一是财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二是财富是如何分配的。19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回答了这两个问题。20他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简单而有力：人们从环境中获取原材料，经过劳作将这些原材料转变为人类所需的东西，经济价值由此产生。比如，制陶工人从地里取出黏土并用它来制成一个碗。斯密的伟大洞见在于他提出财富起源的秘密就藏在劳动生产力的提升之中。制陶工人在一个小时内能够制造的碗越多，他就越富有。更高生产力的秘诀则在于劳动分工以及劳动分工所带来的专业化。21亚当·斯密引用了广为人知的一个大头针工厂的例子，他观察到，工厂里有10名工人，每人专门负责大头针生产过程的一到两个步骤。22这种专业化和合作使得团队每天能够生产48 000枚大头针，或者说每人每天能够生产4 800枚大头针。如果没有劳动分工，工厂里的工人每人每天只能生产20枚大头针，而技艺最差的工人一枚都生产不出来。
人口的增长能够增加社会的总财富，因为可用的劳动力增多了。但人均财富的增加（从而提升个人的生活水平）需要提升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提升需要专业化分工。这个逻辑将亚当·斯密引向了第二个经济问题：是什么决定了财富和资源在社会中的分配方式？创造财富需要专业化分工，而专业化分工需要贸易——毕竟，大头针工人不能以大头针为食物，他们必须用它们来交换生活所需的其他物品。但如果大头针工人、农民、渔民、木匠以及其他生产者在同一个经济体中交换他们的产品，什么能够决定物品的分配方式呢？多少个大头针能换一蒲式耳(3)小麦？多少条鱼能换木匠的一把椅子？大头针工人和渔夫谁会更加富有？亚当·斯密作为一名道德哲学家，他自然而然产生的疑问不仅仅是资源是如何分配的，还包括它们应该如何分配，以及对于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说，什么才是公平或公正的资源分配方式。
亚当·斯密认为，最公正的分配资源的机制是能够让人们追求自身利益、自主决策的机制。毕竟，每个人都是自身幸福的最佳判断者。与此同时，对于社会整体来说，最好的资源分配方式是将资源分配到利用效率最高的地方，由此实现社会总财富的最大化。在道德层面而言，浪费资源是不应该的（对节俭的苏格兰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这样会减少社会可用的总财富。亚当·斯密提出的基本原理源自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导师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哈奇森曾呼吁“为多数人争取最大的幸福”。23亚当·斯密对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观点（至今对于部分人来说仍然如此）：自由竞争是分配社会资源最公正的机制。他指出，如果人们可以自由地贸易，那么谋取自身利益将驱动人们提供他人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我们不能期望从屠夫、酿酒师或银行家的善心里得到晚餐，而要从对他们自身利益的尊重里得到。”24此外，利益动机和竞争将一同驱使人们以最高效的方式提供商品和服务：“每个人都会尽己所能，去寻找自身最具优势的工作来赚取他们所能赚到的利益。”25
亚当·斯密指出，对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将反过来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商人）只在意自己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或是许多其他情形中，他们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实现了一种与他本意无关的目的……商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时常会伴随社会利益的提升，这比他真正想要提升社会利益更有效。”26
这只“看不见的手”为社会带来了资源高效分配的喜人结果，它是竞争市场所产生的机制。亚当·斯密描绘了价格是如何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于市场相遇的过程中提供这种关键机制的。27如果对于有效需求的供应太少，价格就会上涨，生产者就会加大生产，而消费者会减少消费。如果对于有效需求的供应过多，价格就会降低，生产者就会减少生产，而消费者会增加消费。在某个时刻，市场价格会稳定在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均衡点上：供应等于需求，市场出清。亚当·斯密指出，如果放任不管，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竞争市场将自然而然地将经济引导到这个均衡点上。我们可以引用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华尔街》里的角色戈登·盖柯（Gordon Gekko）的话，用现代话语来重新阐述亚当·斯密的观点：“贪婪是好事。”
健康的均衡
经济在其自然发展过程中会达到一个均衡点，这种概念可以追溯到亚当·密斯之前，追溯到经济学发展的最初阶段，而且它现在仍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对有限资源的竞争必然意味着在经济中存在着相互抗衡的力量或紧张局势。对于17世纪的爱尔兰金融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而言，经济中最主要的竞争局势莫过于人口与土地的粮食产能之间的竞争。坎蒂隆相信，人口过量与饥饿之间的严酷机制将导致经济系统中的工资和物价自发调节，使得人口过量与饥饿最终达到某种平衡。28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弗朗索瓦·魁奈（Fran·ois Quesnay，重农学派的领导人，斯密在法国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同他在一起）则认为，经济领域最主要的矛盾是农业、制造业以及拥有土地的贵族之间的矛盾。在其代表作《经济表》（Tableau Economique）中，魁奈声称可以计算出能使经济达到均衡状态的物价和生产水平。29对于魁奈而言（他在进入经济学领域之前曾是一名医生），均衡的经济就是健康的经济，就像18世纪的医学观念，如果身体的各种“体液”是均衡的，那么身体就是健康的。对于亚当·斯密而言，经济领域最主要的矛盾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矛盾，要达到的均衡是供求之间的均衡。我们应该知道，亚当·斯密所说的供应和需求并不完全等同于如今教科书中的供求概念，如今的供求概念是后来由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创造出来的。
亚当·斯密描述了市场在达到供求均衡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他并没有详细描述决策的过程，即在此过程中，受自我利益驱动的生产者决定供应多少产品，或者受自我利益驱动的消费者决定购买多少产品。决策过程的核心理念其实来自亚当·斯密的两位同辈：雅克·杜尔哥（Jacques Turgot）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雅克·杜尔哥是路易十五政府的一名部长，是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me）的知名拥护者——自由放任主义是指政府应该在市场运作的过程中将其干预降至最低的一种思想。30尽管杜尔哥持有这样的观点，当时的法国政府还是极大程度上介入了经济的运作（换汤不换药），而杜尔哥作为部长的职责之一则是处理食物短缺问题。31 1767年，杜尔哥观察到，如果农民仅仅是将种子洒在地里，就只能收获很少的庄稼。但如果在播种前哪怕只翻一次土，产量就会高得多。如果翻两次土，他的收获不仅会翻倍，甚至能达到原来的3倍。农民在土地上下的功夫越多，他们的收获就越多。但在到达某个顶点后，地力就会衰竭，农民投入的额外单位努力的产出就会减少。在此观察的基础上，杜尔哥提出了收益递减规律（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在大多数的生产过程中，无论是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随着某一要素（如劳动力、原材料或机器）投入的不断增多，到达某个时间点后，单位投入所能得到的产出就会越来越少。收益递减规律是使得经济达到均衡的一种关键力量。针对市场的某一价格，生产者会不断增加投入、扩大生产，直到产出不抵投入，也就是说直到生产的增量成本大于增量收入。因此，农民会按照市场的需求量进行生产，不多也不少。如果农作物的价格上涨，农民会更加努力地耕地（或耕种更多土地）；而当价格下降，他们就会减少耕种。如果投入所能得到的产出不会下降，农民会继续扩大生产——无限投入，而这是一种非常荒谬的结果。32将生产者成本与供求关系中的供应方面联系起来，杜尔哥的规律为此提供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理念。33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在需求方面也作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边沁1748年生于伦敦。他是一个神童，4岁开始学习拉丁语，12岁进入牛津大学。34同亚当·斯密一样，边沁将自己定义为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亚当·斯密指出，人类的利己主义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他没有过多提及利己主义是如何转化成具体的经济决策的。边沁认为，对于自我利益的追求是一种基于愉悦和痛苦算计的理性活动。35他用数值来表示个人的愉悦和痛苦。边沁提出，经济决策是个人计算如何达到自我效用最大值的结果。36假如说你喜欢苹果而不喜欢香蕉，当要在苹果和香蕉中作出选择时，你会因为计算出食用苹果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效用而选择它。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或许香蕉的效用更高。边沁的理论在18世纪晚期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圈里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他的理论即后来被人所熟知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者的信仰在于，社会应该以实现集体效用或幸福最大化的方式进行组织。
大约50年后，德国经济学家赫尔曼·海因里希·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在边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37这个规律从本质上来说是杜尔哥理论的另一面。杜尔哥指出扩大生产的收益是不断减少的，戈森则认为增加消费的收益也是不断减少的。比如，某人饥肠辘辘，于是买了一个甜甜圈，这次消费能为他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如果他仍感到饥饿，又买了第二个甜甜圈，这也能带来满足感，但是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第二次购买的满足感远远小于第一次。在这个人购买第五个或第六个甜甜圈时，他因购买次数增加而体验到的满足感或许会变得非常小（或者说甚至有可能是负值，因为他可能会吃到胃疼）。到某个时刻，这个人会说：“我吃饱了，下一个甜甜圈不值得我花钱了。”就像农民会在价格上涨时加大生产，而在价格下降时减少生产一样，消费者说出“不值得花钱”而停止消费的时刻，会因价格的不同而到来得或早或晚。因此，价格上涨时需求会减少，反之亦然。此外，就像不断减少的收益会阻止农民无限量地扩大庄稼种植一样，不断减少的边际效用也会阻止消费者无限量地购买甜甜圈。
生产上的收益递减和消费上的边际效用递减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市场拥有一种天然的均衡机制——价格。价格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共享的一个关键信息，价格上涨会同时抑制消费者的消费并鼓励生产者的生产，而价格的下降则会导致相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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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古典经济学以一个令人瞩目的框架取代了原来的理论，描绘出市场是如何平衡消费者需求与经济生产，并自然而然地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平衡点的。但仍有一个重要问题悬而未决：对于某种特定的商品、特定的效用和特定的生产过程而言，价格到底是什么？我们能够对它进行计算和预测吗？
新科学的梦想
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工作之后，我们迎来了边际主义时代（1830—1930年）。这个阶段的核心人物是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他于1834年出生于法国埃弗勒。年轻的瓦尔拉斯在事业的起步阶段步履蹒跚，丝毫看不出日后大有作为的迹象。作为一个学生，由于数学太差，他曾两次被赫赫有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拒绝。后来，瓦尔拉斯转而进入国家南特高等矿业学院，却未能成为一名工程师，随后又尝试过写小说，但也以失败告终。1858年的一个晚上，郁郁不得志的瓦尔拉斯与父亲（教师兼作家）一起散步，谈到了他该如何生活。38瓦尔拉斯的父亲非常尊崇科学，他谈到19世纪仍有两大挑战尚未解决：即发明一套完整的历史理论和一套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他坚信可以将微分学应用到经济学上，由此创造出“经济力量的科学，类似于天文力量的科学”。39年轻的瓦尔拉斯受到父亲对于科学经济学愿景的启发，决心将实现此愿景作为毕生的目标。瓦尔拉斯花了数年时间，一边作为报纸作家和银行雇员艰苦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撰写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和小册子。1870年，经过其他教授反复讨论，瓦尔拉斯最终被任命为洛桑学院的教师，并且在1872年完成了巨著《纯粹经济学要义》（Elements of a Pure Economics）。40
在瓦尔拉斯发表《纯粹经济学要义》之前，经济学并不属于数学领域。许多早期的经济学家，例如亚当·斯密和边沁，都自认为是哲学家而非科学家，而且古典时期的数学总的来说还只局限于一些数字案例和一点点几何，并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41瓦尔拉斯及其同伴一起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生活在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在17世纪牛顿的重大发现之后，一系列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包括莱布尼茨（Leibniz）、拉格朗日（Lagrange）、欧拉（Euler）和汉密尔顿（Hamilton），开发了一种新的数学语言，他们用不同的方程式来描述越来越多的自然现象。自古希腊时期起就困扰人们的一些问题，从星球的运动到小提琴琴弦的颤动，突然之间被人类征服了。在这些理论上取得的进展让科学家非常乐观地认为他们可以用方程式描述自然界的任何方面。42瓦尔拉斯和他的同胞们相信，如果微分方程式能够捕获宇宙中星球和原子的运动方式，那么数学方法也可以捕获人类大脑中关于经济学的运作方式。
瓦尔拉斯提出的经济系统中的均衡点的观点与自然界中的均衡点的观点可以类比。43自然界中的许多系统都有均衡点，这一概念也同样适用于物理学。正如之前章节所描述的那样，你可以想象有一个大玻璃碗，碗底呈光滑的圆弧形，你拿着一个橡皮球将其放在碗的边缘，并让它下落。球会来回滚动一段时间，但最终会在碗的底部停下，处于静止状态。静止状态的实现是由于作用于系统的所有外力互相抵消，系统实现均衡。在这个案例中，向下的重力几乎完全等于球下方的碗所起的支撑力。球将在碗底的同一位置永远保持不动，直到有其他外力作用于它。这个例子中只有一个均衡点——碗的最底部。无论我们让球往下掉多少次，它都将在同一个点停下来。
在物理系统中，均衡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铅笔在笔尖立起的平衡。如果你能将铅笔立得笔直，它就能处于均衡状态。然而，与碗中的球不一样的是，这种状态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均衡，一阵微风都有可能将铅笔吹倒。此外，还有动态均衡状态。当行星在环绕恒星的轨道上运行时，恒星对于行星向内牵拉的万有引力几乎被向外推动行星的离心力冲抵了。这种均衡可以长期维持下去，使行星在稳定的轨道上运行，直到被外力打破均衡。
瓦尔拉斯将数学应用到经济学的目标之一是使经济系统具备可预测性，但不稳定的均衡从来就很难预测，这是因为小小的变化就会导致系统转向不同的方向。同样，在瓦尔拉斯的时代，判断动态系统是否处于稳定的均衡状态被认为是一个难题，为此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承诺以2 500克朗奖金奖励解决这个问题的人。44如果系统拥有多个均衡点，那么预测系统将在哪一个均衡点停留就是所有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中难度最小的一个。瓦尔拉斯希望发掘可预测性，那就意味着他需要一个唯一的、稳定的均衡点。更确切地说，瓦尔拉斯将市场中的供求平衡比作物理均衡系统里的力量均衡。他推测，市场上每一件用来交易的商品都只有一个可以达到平衡点的价格，在这个平衡点上交易双方都很满意，市场能够出清。我们可以预测市场上的价格会在唯一的一个平衡点上稳定下来，就像我们可以预测橡皮球会在光滑的碗底静止。
为了将其推测转变为方程式，瓦尔拉斯搜遍了那个时代的物理教科书，由法国数学家路易·潘索（Louis Poinsot）于1803年发表的《静力学要义》（Elements of Statics），对瓦尔拉斯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他甚至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纯粹经济学要义》以致敬）。45正如瓦尔拉斯的传记作者威廉·贾菲（William Jaffé）指出的那样，尤其是从瓦尔拉斯提出的“用方程式表达的平衡条件”开始，瓦尔拉斯将物理学中的均衡概念引入了经济学，这为如今我们在教科书和期刊上看到的传统经济学打下了数学基础。46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细节，因为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样，一些批评者认为，从物理学中借用均衡概念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失误，它造成的影响延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