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派时期
以左、右派格局看待政治的想法经久不衰，延续了200年之久。这些术语源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建立的法国国民议会的布局。处于第三等级的革命派坐在会议厅的左边，保守的第一等级保皇派坐在右边。从一开始，“左派”一词就有争取社会进步，捍卫弱势群体，改造社会使其变得更好的含义，但也带有乌托邦的味道。“右派”一词包含强调个人自由和责任、保护社会稳定及相信顺其自然、循序渐进的发展等含义，但也有保护特权和当权者的意味。到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峙时期，经济层面的左派和右派的分裂变得更为明确。1到了20世纪初期，左派与主张政府大力干预经济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这些政策包括主张政府从完全拥有到部分拥有共产主义经济的资产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中扮演监管角色，而右派则是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尽管这些术语的具体含义在不断演变，但左、右派广义上的分歧在整个20世纪中后期仍然没有改变：国家与市场的对立，社会自由主义与社会保守主义的对立，以及大众需求与个人权利的对立。
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大胆预言：这场伟大的辩论终于结束，“历史的终结”已经到来。2在这期间，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试图重新定义“左派”与“右派”。1996年，美国民主党领袖委员会发表了《新进步宣言》（New Progressive Declaration），1998年，布莱尔的顾问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出版了一本名为《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的书。3被称为美国“新民主党”和英国“新工党”的这些人都主张将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成功之处与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目标相结合——从本质上说，就是通过资本主义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这一框架推动了克林顿和布莱尔这两个政府的经济意识形态的形成，并且在克林顿改革美国福利制度以及布莱尔试图为陷入困境的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注入市场力量等政策中得以体现。包裹资本主义的善意外表甚至吸引了右派人士。小布什的第一次竞选就是主要围绕着“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一思想展开的。
但左、右派的对立并没有结束。西雅图街头暴民抗议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行为表明，左、右派之间的分歧确实还存在。同样，布莱尔的许多改革措施也因遭到党内左派的强烈反对而停止，小布什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最终变成了给富人全面减税。柏林墙倒塌之后，左、右派之间的分歧可能已经有所缩小，但并没有消失。
20世纪90年代，第三条政治道路开始有所发展，它更多的是以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而不是以新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左、右派都吸取了教训，因为极端分子、纯粹主义者以及相关模型的运用根本不起作用。国营的乌托邦变成了官僚主义的噩梦，而恍如天堂的自由市场却导致了社会功能失调。因此，在见证了苏联解体和大萧条之后，许多人最终从实际出发达成了广泛共识，即市场和国家在社会中都有各自的作用。然而，这种中立的共识却留下了一片知识空白。尽管先辈们有这样的想法，但第三条道路已经演变成一套从中心地带赢得选举的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种真正的新经济范式。4
复杂经济学正好有可能填补这片知识空白，其提供的不是一个混乱的中间层——它既不是遭遇过一些市场失败的新古典主义，也不是采用了一些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而是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根本性问题不是左派与右派的对立，而是如何更好地发展。
人性与强互惠
如果你深入探讨左、右派的分歧，一直深入到哲学和历史的核心，就会发现两种相互冲突的人性观。左派人士认为，人类天生就是利他主义的，贪婪和自私并非源于人性，而是源于社会秩序的构建。在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中，人类会变好，这一观点的传承源于卢梭和马克思。
右派人士认为人类天生就是利己主义的，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最有效的政府制度应该是包容，而不是试图改变人性的这一面。正如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休谟所说，“在设计任何政治制度时……每个人都应该被看成是无赖，人们所做的一切除了谋求个人利益，别无其他”。5然而，右派人士认为，人们在通过市场机制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社会的普遍利益也会得到满足。这一观点的传承源自休谟、约翰·洛克和托马斯·霍布斯。
你可能会感到惊讶，亚当·斯密的名字居然没有出现在这里。但正如经济学家赫伯特·金蒂斯、塞缪尔·鲍尔斯、厄恩斯特·费尔以及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伊德所指出的那样，亚当·斯密实际上持有一种更为微妙的观点。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确实写到，在市场调节下利己主义能够带来社会效益。但在他的另一部伟大著作《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也说过：“无论人们觉得一个人多么自私，他的本性中显然还存有一些原则使他对他人的命运感兴趣。”6换句话说，斯密对人的行为持有一种更为全面的观点，承认人性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
金蒂斯和他的同事认为，现代研究表明了历史上的左派和右派对人性的看法都太过简单化。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间的问题一直是一个哲学问题，说到底最终是一个观点问题。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已经成为一个科学问题。根据对照实验、实证研究、人类学的实地调查以及博弈论应用中得到的大量证据，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亚当·斯密基本上是对的。
人类既不是天生的利他主义者，也不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是研究人员所说的有条件合作者和利他性惩罚者。金蒂斯和他的同事将这种行为称为“强互惠行为”，并将其定义为“一种与他人合作并惩罚那些违反合作准则的人的倾向，哪怕付出的代价后续很难弥补”。7这就是我们先前讨论最后通牒博弈和不断演变的囚徒困境时所看到的行为。从本质上说，人们是在试图遵循黄金法则，但也有一些区别：你希望他人如何对待你，你就如何对待他人（即有条件的合作）；如果他人不这么对待你们，那就迫使他这么做，不惜付出个人代价（即利他性惩罚）。人有一种高度发达的心智，知道他们可以信任谁，不能信任谁，他们欠谁的人情，谁欠他们的人情，以及他们是否正在被利用。古话说得好：“欺骗我一次，可耻的是你；愚弄我两次，可耻的是我。”
强互惠行为的普遍存在令人感到震惊，从现代工业社会的人群往回追溯到遥远的狩猎采集部落的人群，人们都发现了这一行为。对于这种行为多大程度上由遗传决定，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现在普遍存在着争论，但有三份证据充分指向了遗传基础。第一，有研究表明，强互惠行为出现在各种文化环境中——未发现任何社会没有展示强互惠行为的某种形式，从而表明其起源并非基于纯粹的文化。8第二，人们在许多灵长类物种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行为。9第三，科学家在催产素中发现了这种行为的生物化学基础。催产素是一种大脑激素，它在激发人类的信任感和引发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0虽然强互惠行为很普遍，但是它在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它的执行方式也极其多样化，因此其发展很可能是由基因和文化共同进化决定的。
强互惠行为的进化逻辑很简单：在非零和博弈的世界中，有条件的合作者比运用纯粹利己或纯粹利他策略的主体表现得更好。尽管林格伦的囚徒困境进化模型不受单一策略的支配，但有关有条件合作者主题的顶级策略往往多种多样，这也不是一种巧合。研究人员对世界各地的人们参加最后通牒博弈所得的结果调查后发现，最接近于传统经济学所假定的利己主义合理性行为的社会团体是秘鲁热带雨林中的美洲印第安人。美洲印第安人的强互惠文化准则不如其他社会成熟，因此具有自私、互相猜疑和合作能力低下的特点。他们的社会并没有超出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所以他们是接受测试的群体中最贫穷的人群之一也就不奇怪了。11
传统经济学家可能认为，强互惠只是利己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毕竟，人们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才进行合作的。在非零和博弈的世界中，合作的确是有回报的，但强互惠和传统的利己主义有两个关键的区别。首先，传统经济人不在乎经济交往的过程，只注重其结果能否最大化地体现主体自身的利益。然而，实验表明现实中人们不仅关心结果，而且注重过程本身是否公平。其次，正如最后通牒博弈中所看到的，人们会惩罚不公平的行为，哪怕需要付出代价，甚至是付出后没有希望得到弥补的代价也无所谓。换句话说，当人们感觉自己真的被骗时，他们会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当然，这背离了利己主义的理性。
强互惠行为对经济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可能不会立刻显现，但一旦我们改变了人类行为的核心假设，很多变化就会出现。12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美国政府对穷人施以援助的计划得到了广泛而又普遍的支持。而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人们对此的支持率急剧下降，而下降的原因成了许多辩论的主题。左派人士认为，支持率下降源于种族歧视，因为领取救济金的绝对是少数种族，而且在这时候，崇尚利己主义的一代崛起了。换句话说，就是缺乏利他主义者。右派人士对此的解释是，人们终于意识到大多数福利项目是无效的，只是在浪费他们的税收，现在想把交的税收回去。
克里斯蒂娜·方（Christina Fong）、鲍尔斯和金蒂斯在进行调查、实验和小组讨论后找到了重要证据，并非是左、右派的这些解释，而是强互惠行为导致了人们态度的转变。在项目创立之初，人们认为那些领取救济金的主要是些想要工作却因为运气不好、经济形势瞬息万变而无法找到工作的人。社会准则也支持这种看法，认为这样的人应该得到帮助。然而在近代，人们已经转变了观念，认为靠救济生活的人都非常懒惰，不思进取，在滥用社会的慷慨。这样的行为违反了互惠准则，不应该对其施予援助，甚至应该对其进行惩罚。
一些人提出，社会政策应该是专门设计用来“倡导而不是冒犯互惠价值观的”。例如，符合强互惠准则的政策包括为想要工作的人提供技能培训，激励穷人储蓄，支持贫困地区的人们开展创业活动，以及增加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机会。同样，强互惠准则鼓励人们将弱势群体划分为值得援助和不值得援助两类。体现这一区别的项目往往会得到广泛支持。例如，提供失业保险的一些州立项目会很受欢迎，因为工人只要在在职期间支付保费，万一哪天他们运气不好被解雇了，就能领取失业救济金。同样，社会保险得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多年的支持，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它符合强互惠准则——人总会慢慢变老，那些缴纳过社会保险金的老人也可以从中受益。而违背这些准则让“不值得援助”的人受益的项目往往会引发争议，例如，发放福利的同时没有提出让受助者找工作或接受培训这样的对等要求的福利项目，或者针对吸毒成瘾的人的康复项目。但是，如果救助要求中有对等行为，例如接受福利的人必须参加工作或者吸毒者必须戒毒，那么这些项目就会得到普遍支持。
强互惠准则有助于解释美国和英国的新左派为何试图将个人责任重新纳入发展日程。克林顿推行的包含工作要求的福利改革，以及布莱尔所倡导的“严厉打击犯罪，严厉打击犯罪源头”的运动就是最好的例子。右派人士也开始运用这些准则，例如受到小布什政府支持的基于信仰的新方案就结合了社会目标与受宗教激励的责任和互惠价值观。
人类既不是卢梭笔下纯洁无私的生物，也不是休谟笔下无情自私的生物，而经济学家和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是对的——人类两者兼具。复杂经济学对强互惠准则所持的观点是，左派最终可以抛弃卢梭所认为的一切社会弊病都是社会的过错，并承认个人责任的作用。同样，右派也可以抛弃休谟的观点，即社会的建立前提是假设人都是无赖，并承认人类更慷慨的本能的作用。
复杂经济学表明，个体行为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制度的突现行为是由个体行为和制度结构一同创造的，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左、右派之间的下一场大辩论——市场作用与国家作用的对立。
左派乌托邦和自由市场幻想
正如我们在第三部分看到的，人类历史上只创建了两种机制来促进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经济合作——等级制度和市场。13这两种机制中都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执行方式，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或另一种。即使是较平等的组织形式，比如公社和合作社，也包含某些形式的权力等级结构。14从复杂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区别在于，经济健康的最终仲裁者是市场还是等级制度。
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等级制度内都有一个商业计划的分化、选择和扩大的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这一过程发生在设置私营部门的公司中，这就是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所说的工作中的“看得见的手”；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一过程发生在由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组织机构中。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经济进化过程最终会进入到市场的“薄弱环节”，正是在这一环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最终决定了商业计划的选择和扩大。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的薄弱环节并不存在（或由国家主导），政府组织内部会作出商业计划选择和扩大的关键发展决策。
右派的批判观点
复杂性对意识形态分歧另一面的批判，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不如说是对受新古典主义启发的右派幻想资本主义运作方式的批判。这一论点有两个关键论据。
第一，尽管复杂经济学认为市场不仅有用而且必要，但它也否定了市场的最优效率基础。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即使拥有如教科书市场一般的金融市场，其运作起来也远不能达到理论效率。这意味着某些右派人士认为市场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办法这一倾向是错误的。公平地说，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市场的不可靠性，而且学界也充满了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但复杂经济学的观点将使我们越过传统的市场失灵现象，对那些依赖传统理论常用的不现实假设的市场解决方案持怀疑态度。
一个很小但非常典型的例子是英国撤销了对电话簿查询的管制。几十年来，人们在英国只能通过拨打一个特定的国家号码查询电话号码。该服务以前由英国国有电信公司垄断，但其服务价格和质量都受政府的监督和管制。这项服务简单便捷、运作良好，而且收到的消费者投诉很少。然而，2001年，政府决定解除对该服务的管制，开放竞争。理论依据是，市场竞争会使服务价格降低，让服务更具创新性。正如预测的那样，大量新公司进入了市场，2004年该市场中有了120家公司。然而理论和现实很快就脱节了。之前只有一个号码——“192”，人人都记得。而在新市场中，人们需要面对120个相互竞争的号码，真的很少有人能记住这么多的新数字。新号码通过抽签分配，幸运的公司分配到了容易记住的号码，比如“118”，迅速成为新崛起的垄断者，占据了大部分的流量。况且，对大多数人而言，电话号码查询费用是一笔很小的开支，不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寻找价格最低的供应商。结果就是新的容易记住的号码收费更高，收到的投诉也比原来多。再者，新号码不是真正的国家号码，法规允许电话公司自行限制哪些号码可以从他们的网络接入，因此人们从家里、办公室或用手机打电话时可能需要记住不同的号码。人类认知的现实状况和制度的设计都与传统理论的简单世界相冲突，因此市场竞争的好处并没有得到体现。15
类似的例子还包括美国加州电力市场放松管制导致了2001年严重的电力短缺以及英国铁路网因私有化耽误了大量的火车行程。但这并不是说市场是不好的，垄断才是好的，复杂经济学也广泛支持市场是经济进化的最佳机制这一观点。相反，以传统经济学过于简单化的理论为基础的右派则倾向于将市场视为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法。在每一个实例中，人类的真实理性与制度的烦琐细节都与理论不符，市场解决方法也无法为社会带来好处。
第二，在复杂经济学背景下，许多右派人士的反政府立场看起来非常幼稚。新古典理论创造了一个存在于原始自然状态下的理想经济，没有政府的干预。正是在这种理想化状态下，帕雷托最优才得以实现，并为社会创造了最大的财富。一旦税收、法规等对经济加以干涉，经济就会偏离这个理想化状态，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也会随之减少。因此，他们的目标应当是将税收和政府开支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样，右派认为，虽然某些基本法规可能是确保市场运作的必要前提，但法规通常具有扭曲作用，会干扰自然价格信号，并且像税收一样让经济偏离理想状态。罗纳德·里根在1986年白宫小企业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说过一句名言：“政府对经济的作用可以用几句简单的话来概括：动，税之；恒动，规之；止动，资之。”
但是反政府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们忘记了经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经济进化系统是由大量的社会技术组成的，其中的许多技术依赖于政府。16基于市场的经济进化需要在合作与竞争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而政府在保持社会的这一平衡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诸如合同法、消费者保护条例、工人安全法规和证券法等社会技术都有助于促进合作、增进信任，反垄断法规则有助于保持健康的竞争水平。
美国的右派人士经常指责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实施新政后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实际上将政府定位为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平衡者的关键策划者是一位共和党人，也就是另一个罗斯福——泰迪。17在1901年至1909年期间，泰迪进行的改革发生在从破坏洛克菲勒和摩根之间的信任到颁布第一份食品安全条例等领域，为20世纪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人们只要到政府机构软弱无力的某些发展中国家去走走，就会看到没有政府干预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当政府不能发挥干预作用时，经济就会陷入低合作、低竞争的死胡同。并非所有的政府法规都是好的，有些规章可能是愚蠢而又多余的。然而，“政府是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解决方法”的右派言论忽视了政府机构在支持经济系统有效进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政府作为适合度函数的塑造者
复杂经济学不仅为公司，还为政府所扮演的经济角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受新古典主义启发的右派认为，帕雷托最优状态确实是自由社会最好的结果。由于市场是实现帕雷托最优的最佳机制，也是唯一的机制，所以政府的正确作用是确保市场效率。任何干预市场的政府行为所发挥的作用都应当在成本效益抵消效率损失后进行衡量，比如右派常常使用市场效率这一理由来反对环境法规。
反过来，复杂经济学也对两种类型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区分。让政府参与区分、选择和扩大商业计划的政策，被认为是干涉经济进化。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日本出台产业补贴政策和保护受支持的产业，法国为支持本国国有银行对欧洲银行业的兼并采取干预措施，或者美国因为艾奥瓦州的政治重要性出台能源政策支持用玉米提取乙醇的项目。相比之下，在把商业机会的选择和扩大留给市场机制决定的同时，塑造适应性环境的政策则是另一回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进化系统的效率概念只是一时的。从复杂经济学角度看，政府法规是公司竞争所处的适应性环境的组成部分。只要市场提供了选择和扩大商业计划的机制，那么经济进化过程就会根据这些法规进行创新并适应这些法规。
如果选民告诉他们的当选代表，保护环境是社会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那么政府就有责任在职权范围内调整经济适合度函数，使之有利于环境友好型商业计划，而不是非环境友好型计划。这方面的例子包括碳税、排污或强制性工业回收要求。在这些案例中，政府没有选择计划，而是塑造了计划取得成功或遭遇失败的适宜环境（例如，在一个征收碳税的世界里，低排放计划会比高排放计划更有效）。
这种将政府看作适合度函数塑造者的观点与左、右派思想格格不入。右派对效率成本相当抵触。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效率成本参数本质上是静态的，例如，如果碳税激发创新使得太阳能设备成本大幅度降低，那么经济效率究竟是提高还是降低了呢？相比于市场的创造力，左派更愿意相信政府的合理性，想要采取更有指导意义的方法，例如希望对所有发电厂设定强制性减排目标，而不是发起排污交易。不过，有人可能会说，如果左派和右派都提出反对意见，那么很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然而，鉴于哈耶克指出的所有原因，我们还是得谨慎看待将政府视为适应性函数塑造者的想法。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正视自己的预测能力，合理预测政府塑造适合度函数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出现非预期后果的可能性。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法有效地发挥这一作用，相反，这意味着政府得有意愿去做试验、收集反馈以及变换方向，但所有这些在政治层面都没那么容易。它还改变了辩论方式，将市场效率和社会目标之间陈旧的意识形态斗争变成了如何调整市场进化过程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的实践讨论。
复杂经济学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左、右派意识形态立场的看法，而且改变了我们对左、右派各自推崇的两个主体内的看法：国家和市场。国家的经济作用是建立一个制度框架，支持不断进化的市场运作，在合作和竞争之间实现有效的平衡，塑造经济适合度函数使其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根据强互惠准则，国家有义务确保其所有公民享有同等机会参与到经济体制中，并为那些没有在这一体制中取得成功的人提供基本保障。市场的经济作用是促进商业计划的发现和其差异化的产生，将经由筛选的消费者、技术和国家塑造的适合度函数和渠道资源应用于选定的、需要扩大的商业计划。问题不在于国家与市场的对立，而在于如何将国家与市场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有效的经济进化系统。
如果说复杂经济学还太年轻，那么它在国家政策方面的应用便是刚刚起步。并不是所有我在本书中讨论的研究人员都会明确地将自己视为复杂经济学家，我引用他们的著作是因为它们完全符合复杂经济学的一般主题，同时举例说明复杂经济学的观点可能将我们引向何方。
贯穿这些实例的共同思路就是微观层面的行为非常重要。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在复杂适应系统中，个体行为的规则常常会对系统的宏观性能产生深远的，有时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影响。我们探究了糖域中简单的主体规则如何导致财富的分配出现极度不平等现象；在进化的囚徒困境博弈中，主体策略如何引发主张创造性破坏的熊彼特热潮；啤酒分销游戏中的真人行为如何导致一次次的繁荣与萧条。历史上传统经济学对微观层面的行为持一种狭隘的观点：假设每个人都是完全理性的，那么探索多样化的个体行为如何影响宏观层面的结果就变得毫无意义。不过我们会发现，某些因素，比如文化准则、个人对于居住地和电视节目的选择以及父母的行为，可能就是产生重要宏观经济问题的根源。
文化的重要作用
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2002年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人均收入约为100美元。18这个数值只略微高于布拉德福德·德隆估算出的大约15 000年前狩猎采集部落92美元的人均收入。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卢森堡的人均收入为39 470美元，或者更直接地说，一个卢森堡人的年收入相当于394个刚果人的年收入之和。然而，世界上的贫富差距远远超过刚果和卢森堡之间的差距。目前，世界上有21%的人每天靠不到一美元的收入生存，其中包括撒哈拉以南几乎一半的非洲人和1/3的印度人及东南亚人。19正如经济史学家大卫·兰德斯所说，“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可分为三类：国民花大量钱减肥的国家；国民为生存谋食的国家；国民吃了这顿没下顿的国家”。20
历史上对产生这种差距的解释分成了左派和右派两个阵营。21左派最喜欢的解释包括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资本主义剥削以及富裕国家给予的援助不够。而右派的观点集中在政府不作为、腐败、缺乏自由市场、依赖外国援助，甚至是微妙的种族劣势。此外，还有一些不太带有政治色彩的解释，其中包括地理环境、气候以及在非洲尤为典型的战事连连的悲剧。22
1999年，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劳伦斯·哈里森（Lawrence Harrison）和他的同事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他对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文明冲突所做的预言非常出名）召开了一次题为“文化价值和人类进步”的研讨会。该专题研讨会将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几十年来所做的有关文化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方面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成员包括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们，如大卫·兰德斯、迈克尔·波特、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弗朗西斯·福山和内森·格雷泽（Nathan Glazer）。这次会议不仅包含西方学者对遥远文化的抽象讨论，还包括一些来自被讨论国家的研究人员和社会评论家，以及来自慈善组织的从业人员。该研讨会的成果之一是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的重要作用》（Culture Matters）的书，书名正好总结了他们的讨论结果。23
在第16章中，我们将文化定义为受个体行为的微观准则所支配的即时产物，并讨论了文化在各类组织的经济效益中所发挥的作用。哈佛大学研讨会的与会者都认为，文化在国家经济发展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国家而言，行为规范或行为准则不仅仅是成千上万的人在遵循，而是有千百万人在遵循。
有关文化与宏观经济效益之间的联系的评论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一个世纪之交，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成果这样的文化解释失宠了，原因有两个。第一是政治正确性。正如兰德斯所说，“文化……让学者们感到害怕。它自带一股种族和遗传特征的酸臭味，那是一种无法改变的气味”。24第二个原因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一个完全理性的世界中，从某种程度上看，文化确实没什么地位，文化准则必须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优化策略，否则人们就不会遵循。25
大家对政治正确性的担忧已经渐渐消失，因为学者们表示完全有可能对既拥有科学成果又尊重人类多样性的文化进行讨论。你必须避开相对主义的陷阱，不要回避为什么某种文化准则可能比另一种文化准则更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一问题的解释，但与此同时，你会意识到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无法依靠单一的文化模式。在像日本和挪威这样文化多样而且属于经济成功型文化的世界里，主张单一完美模式的观点很容易就被否定了。同样，行为经济学的兴起逐渐减少了新古典主义假设所产生的影响，使文化这匹马在经济的马厩中站稳脚跟。
于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便成了哪些准则有利于经济发展，哪些准则不利于经济发展呢？这一领域要做的研究还有很多，但各类研究人员，比如阿根廷学者马里亚诺·格隆多纳（Mariano Grondona），已经提出了文化准则类型学。26这些类型学中的准则的大致分类与第16章中提到的组织规则一样，分为三大类。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如果组织和社会的准则想要有利于财富的创造，就得支持经济发展进程。
第一类是与个体行为相关的准则。其中包括职业道德、个体责任，以及相信自己才是生活的主角，命运并不是由随心所欲的上帝或大人物掌控的信念。宿命论会大大减弱个人动机，重要的是我们得相信，努力工作和过有道德的生活不用等到下一世，现世就会获得回报。经济成功型文化似乎在认为有可能改进的乐观主义与如实看待现状的现实主义之间达成了平衡。
第二类是与合作行为相关的准则。最重要的信念就是，生活是一种非零和博弈，合作是有所回报的。一个相信财富蛋糕固定的社会很难达成合作，而且社会成员之间往往缺乏信任。与我们所讨论的强互惠准则一致的是，文化中既要有奖励慷慨与公正行为的准则，也要有制裁那些占人便宜、欺骗他人的人的行为准则，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三类是与创新相关的准则。27如果演绎部分铿锵有力，那演绎修正工作就会更加有效，因此，注重对世界进行理性、科学的解释，而不相信宗教或神秘解释的文化往往更具创新性。同样，文化需要容忍异端邪说和实验，因为严格的正统观念会扼杀创新。重要的是文化需要有利于竞争，能够歌颂成就，因为太过平等的文化会削弱人们冒险的动机。
第四类准则对前三大类准则而言都很重要，即人们如何看待时间。今天的文化（或者说是停留在过去的文化）在各个方面都存在问题，包括从低水平的职业道德到无力开展复杂的合作和低水平的创新投资。如果明天不重要，那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为什么要进行投资合作和创新呢？相反，具有未来投资理念的文化往往看中工作，有很高的代理储蓄率，愿意牺牲短期快乐来获取长期收益，并且合作水平很高。
就像组织一样，那些拥有吃苦耐劳、合作和创新文化精神的社会，显然有利于发现、执行和进一步发展复杂的商业计划。同样，任何文化领域的严重缺陷都有可能减缓或阻碍经济的发展。
这些通用的准则无法通过单一的方式来实施。日本社会鼓励稳定合作的方法就与挪威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适用于所有领域。此外，对这些准则所作出的判断并不一定都是道德层面的。其中一些准则具有经济和道德的双重含义。例如，制裁欺骗行为就对经济和道德都有好处。但是也有许多准则并不具备道德内涵。例如，一个崇尚享受当下的社会和一个追求投资未来的社会从道德层面看并没有差别，但前者往往不如后者富裕。尽管我们的重点是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但这并不是衡量社会健康与否的唯一标准。例如，一个社会可能有强有力的容忍和宽恕准则，允许欺骗行为大肆扩散开来，削弱其建立大规模稳定合作的能力，从而降低经济成果，但同样的准则也可能使它成为一个温暖、友爱、和谐的社会。
记住这些后，你就可以开始分析各个社会的文化并评估其准则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哈佛大学研讨会的一位与会者、非洲经济领导工作者丹尼尔·伊东加-曼盖拉（Daniel Etounga-Mangeulle）指出，尽管非洲文化千差万别，但“共同的价值观、态度和制度的基础，使得撒哈拉以南的各个国家密切联系在一起”。28他认为太多的通用准则都站在了文化类型学错误的一面，他还强调了导致非洲文化对经济产生消极影响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权力过分集中在大人物手里，另一个是看重过去和现在而非未来的时间观：“没有对未来的动态感知，就没有规划、没有远见、没有情景假定，没有策略去影响事件的进程。”
这些准则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出现累加效应和线性效应。主体遵循文化准则进行互动，从而创造了复杂动力学。举个例子，我们来看看那些相信世界是零和博弈的人和那些把世界看成是非零和博弈的人之间的互动。如果你偏向于将这个世界看作零和博弈，那么你的目标就是得到自己的那一份蛋糕。你会将别人的收获看作你的损失，而且你的合作倾向也会很低。这样的人会投入精力去探寻更大份额的现有财富，而不是去寻找新的、更复杂的、可以创造财富的合作性活动。不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崇尚零和博弈的社会里，偷窃、欺诈和腐败现象出现的概率会更高，而且大家对这类行为所持的道德态度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偷窃行为可能会被解释为小偷只是从财富超额的人手里“拿回属于自己的那部分”。
假设一群人中有部分人认为经济蛋糕的大小是固定的，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经济是非零和博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主张非零和博弈的人找到合作方法创造出新财富的时候，主张零和博弈的人就会对其产生攻击，试图抢夺他们的财富份额。这种冲突会减少合作带来的回报，最终主张非零和博弈的人会觉得合作不划算，变成一个零和博弈的支持者。主张非零和博弈的人的态度并不是一种源自遗传的固定特性。同一个社会中，即便人们与生俱来的素质和态度完全相同，还是会出现观点对立的两个群体。但在合作力低下的社会中，人们对非零和博弈主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消磨殆尽，最终变成主张零和博弈的人。
研究人员在建立这些动态模型的时候通常会发现一个临界点：一旦某个群体中的不合作者和合作者人数之比超过阈值，就很难维持大规模的合作，从而落入“贫困陷阱”。29这样的临界点意味着，历史的瞬息万变可能会将社会沿着低合作之路推入贫困陷阱，也可能将另一个拥有着同样合作倾向的社会引领上致富之路。因此，合作者和叛离者之间的动态互动会影响社会准则的进化以及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文化不是一股一成不变的力量，相反，社会中的人在进行互动的同时文化也在进化——文化是历史的产物，而历史又是文化的产物。30
大量研究表明，不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千差万别。31 1996年，一项重大调查在许多国家同时展开，调查人员以母语询问大家：“一般来说，在跟别人打交道时，你觉得大多数人是可以相信的还是再怎么小心都不为过？”32大家的回答多种多样，着实惊人。挪威和瑞士分别有65%和60%的受调查者认为他们可以相信别人，是信任度最高的国家。而信任度最低的国家是秘鲁和巴西，分别只有5%和3%的人认为他们可以相信别人。
信任和经济成功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高度的信任感会促进经济合作，带来繁荣，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人们之间的信任度，进入一个良性循环。不过这种循环也可能是恶性的，信任度低下会导致合作力低下，从而导致贫困，进而削弱成员之间的信任度。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信任度并不是决定合作水平的唯一因素。举个例子，印度就认为自己国家的人民之间的信任度比美国要高。一种解释是尽管美国人之间的信任度很低，但因为他们有先进的技术，特别是有尊重法治的传统，所以美国人能够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另一种较为悲观的解释是美国人正在依赖过去的社会资本生活，除非社会资本重建，不然信任度会持续遭到削弱。有种看法是，美国民众信任度的削弱步伐最终将赶上美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具体我们将在下文中进行剖析。
弗朗西斯·福山对为何某些文化形成的社会信任度高，而另一些文化形成的社会信任度低这一问题进行了调查。他得出的其中一个有些荒谬的结论是：在拥有很强的“家庭观念”的社会中，人们很难建立广泛的社会信任。33福山认为，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虽然在家庭内部建立了很强的信任纽带，但家庭以外的可信任范围往往较小。这类文化中，血缘关系是经济网络的基础，经济网络的发展规模自然就受到了限制。福山拿那些在中国、韩国和意大利占比很大的小型家族企业及跟自身大规模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一小部分全球企业进行了比较。同时，那些传统家庭观念较弱的国家，比如日本、德国、荷兰就发展出了一系列社会技术来保护家庭外部的这种信任关系。这些社会技术包括早期建立的法律法规、自发性组织和社会组织。因此，与其他文化相比，尽管这种文化中家庭内部的信任纽带较弱，但人们相互信任的范围却更广。比如，像荷兰这么小的一个国家竟然拥有荷兰皇家壳牌、飞利浦及荷兰银行这样世界级的大公司，简直太了不起了。
来自世界银行的卡拉·霍夫（Korla Hoff）和印度统计研究所的阿里杰特·森（Arijit Sen）也都认为，家庭关系太过紧密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34在北欧新教传统中，家庭往往被定义为由父母和孩子组成的直系核心家庭，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和表亲的联系比较弱。在许多非洲和南亚国家中，家庭的范围更大，人们的家庭关系更密切，延伸到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叔叔、阿姨、叔祖父、叔祖母、表亲、远房表亲等。在崇尚这种数代同堂大家庭的社会中，家庭成员之间分享经济财富也有着非常严格的准则，富有的家庭成员被认为理应帮助贫困的家庭成员。虽然数代同堂大家庭的成员之间互相分享、其乐融融的景象听起来很吸引人，同时还能带来心理或其他方面的好处，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它制造了一个基本问题：你找到工作，为之努力，攒了一些积蓄，结果你那没用又懒惰的远房表亲来投靠你，他吃你的，住你的，靠你辛苦挣来的工资生活，就形成了经济学家所说的道德危机。大家庭的定义引发了搭便车行为，从而降低了工作和积蓄所取得的回报。霍夫和森认为，大家庭不仅会在个人层面制造问题，当它的裙带关系延伸到商业和政府机构时，还会进一步阻碍经济发展。
尽管人类才刚开始探索文化在发展方面的意义，但越发清晰的一个事实是，文化必定是发展等式的一部分。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指出，从1950年到1995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然而，绝大多数受援国的贫困率几乎没有变化，自20世纪60年代独立以来，许多非洲国家甚至出现了经济倒退的现象。35虽然帮助减轻当下严重的贫困现状至关重要，但是人们必须更多地去了解和解决根源问题。尽管文化不是唯一的根源问题，但如果继续忽视贫穷的文化基础，那么任何援助方案都注定会失败。
社会资本与“大破坏”
2000年，哈佛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出版了一本名为《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的书，将“社会资本”这个词带入公众视角，激发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这个话题的兴趣。36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之间的联系，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网络和互信互惠准则”。37用复杂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如果文化准则为主体行为提供了微观规则，那么社会资本就是主体创建合作网络的即时产物。
并非所有的合作性活动都能创造社会资本。例如，市场交易中的匿名合作并不能创造社会资本。拥有社会资本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中的个体不断地进行互动——创造社会资本是一项接触性运动。比较典型的拥有社会资本网络的例子包括地方社区组织、慈善机构、宗教组织、运动队、俱乐部、民间团体、业余组织，当然还有保龄球联盟。公司和其他工作场所也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因为人们除睡觉以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因此会与同事建立重要的个人关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