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南指出，虽然社会资本听起来很友好，但它并非总是好的。有组织的犯罪团伙和恐怖组织成员之间也存在高度的信任、极为有效的关系网络和强有力的行为准则。38为防止有人给美国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通风报信，这些暴力团伙的信任纽带往往局限于至亲、宗教或族裔群体成员，以及其他知情的同伙。不过也正因为这样，团伙的发展才受到了限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帕特南一直在研究社会资本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一部分，他的调查深入到了富庶的意大利北部和贫穷的意大利南部。在《让民主运转起来》（Making Democracy Work）一书的引言中，帕特南描述了他前往南部普利亚大区政府办公室参观的场景：
昏暗的接待室里躺着几个懒散的官员，他们可能每天也就出现一到两个小时，但即便在这一两个小时内也不作为。稍微多停留一会儿的访客可能还会发现，稍远处的办公室里只有一排排空空如也的桌子。一位市长因无法获得该地区官员的支持万分沮丧，对着我们大发雷霆：“他们不回邮件，甚至都不接电话！”39
帕特南拿这种氛围与北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政府办公室氛围做了对比：
地区总部采用了玻璃外墙，感觉就像是一家现代化的高科技公司。热情的前台人员会毕恭毕敬地将你引到相应的办公室，那儿的官员可能还会给你调出与该地区存在的问题和地区政策相关的数据库……作为许多领域的立法先锋，艾米利亚政府从言辞到行动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它的成效通过该区域的几十个日托中心、工业园区、话剧团、职业培训点就可以看出来。40
其实从普利亚到艾米利亚-罗马涅也就600多公里，约6个小时的车程。两个地区居住的都是意大利人，历史背景相同，但两个政府的办事效率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呢？
帕特南把这两个地区之间产生巨大差异的根源归结为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话题：信任度低导致无法实现大规模合作。帕特南认为，信任程度的差异源于这两个地区的不同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这一历史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资本的传承。南部地区历史上实行的是君主制，等级森严、封闭、由教会控制。这样的等级结构认为民间组织和商业网络是对其权力的威胁，必须阻止它们的发展。而北部地区更加强调平等、共有、贸易自由，后来还受到了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下，社会网络不断发展和繁荣。41正如帕特南所指出的，一个国家所走的道路决定了它的历史。几个世纪以来，北部的公有制共和国逐渐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资本，而南方的君主制共和国却从未实现过社会资本发展的良性循环。从长远来看，这种政治上的分裂转化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果：意大利北部的某些地区成了整个欧盟最富有、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而南部的某些地区却是整个欧盟最贫穷的地区。
在《独自打保龄球》一书中，帕特南把视角转向美国去研究这个问题：“美国的社会资本现状是怎么样的？”答案是“并不好”。书中开篇就写到宾夕法尼亚州经营了半个世纪的桥牌俱乐部消失了，弗吉尼亚州那些有着百年历史的全国有色人种协会、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慈善联盟、缝纫妇女协会和仪仗队统统都解散了。42所有这些传闻也通过数据得到了证实。美国政府的可信度下降了一半，从1966年40%的巅峰值降到了2003年的20%。同样，商业可信度也从55%降到了16%，宗教机构的可信度也降了一半，降到了23%。43更令人担心的是，个人之间的可信度也在逐渐下降。1968年，美国50%以上的人认同“大多数人是可信的”这一说法，但到2003年这个比例降到了30%以上。信任度下滑的意义远没有我们所观察到的“在信任度更高的社会中居住会更快乐”那么简单。正如前文所说，的确有证据表明社会信任和宏观经济效益之间存在重要联系。
弗朗西斯·福山对帕特南的研究做了补充，他进一步观察到，在20世纪60年代，标志着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几个指标开始同时出现变动，包括1963年到1993年暴力犯罪率增长了7倍（近几年有所下降），同一时期的离婚率和单亲母亲生育率也出现了大幅度上升。44福山把1960年至2000年这一时间段叫做“大破坏”时期，并指出社会资本的下降并非只在美国出现，许多其他发达国家也出现了这一现象。
福山和帕特南都认为造成社会资本下降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归咎于单一因素。而且双方都指出，许多因素都是双刃剑。就其本身而言，这些因素对人们有积极意义，但会对社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例如，福山和帕特南都举例说明了这一时期家庭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尤其是离婚率上升，女性开始进入职场。毫无疑问，离婚程序简化使得数百万人摆脱了不幸的婚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对孩子、对人的社会化以及对他们自己的信任纽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向女性开放职场在让女性发挥其个人潜力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正如帕特南所说，女性历来在创建社会结构方面扮演的角色都比男性更为重要。女性通常会更积极地参加社会组织、基层政治和宗教组织，而且历来都是女性在打理与朋友及邻里的关系。帕特南的一项研究表明，年龄、社会经济地位和婚姻状况相同的女性中，参加工作的女性参加志愿活动的比例下降了50%，朋友之间的日常往来下降了25%，俱乐部及教会活动出席率下降了15%，参加娱乐活动的比例也下降了10%。45帕特南并不是苛责女性选择出去工作，从个人层面看，女性出去工作既是经济上的需要，也是女性实现个人抱负的方式。相反，他只是指出，这一微观层面的变化——较短时间内有数百万妇女加入了工作，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了宏观的影响。
社会布局的变化，特别是郊区的扩大，也对信任和社交网络的建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街坊邻居有了更多的私人空间，几乎没什么机会碰面、交谈。其次，人们选择开车而不是走路进出社区。这就意味着大家单独待在车里的时间久了，更没什么机会互相碰面了。而且，家与单位离得远，上下班通勤所需时间更长，从而导致职场的社交机会也减少了。（“我下班后也想聚聚，但是我得花一个小时才能回家见到我的家人。”）20世纪50年代，像欧吉和哈丽雅特这样的同事就住同一条街，她们下班后还会顺便一起去喝杯马蒂尼，而这在今天已经很少见了。
产生这一重大后果的另一个因素是大众媒体的隔离效应。当代人的娱乐方式从舞厅、音乐会、酒吧、桥牌俱乐部、保龄球联盟等团体活动戏剧性地转变为个体活动。收音机、电视机、立体音响、视频游戏、家庭影院以及互联网的盛行，意味着大家留出了更多时间在家独处或者陪伴家人。而与媒体本身同样重要的是信息，媒体行业的经济现状使得从业人员将内容指向了大众，因此节目反映的往往是人类情感的最低共同标准。有些人认为，这是随着互联网内容越来越多慢慢发生变化的，但鉴于色情和网络赌博一直在流行，这样的说法还是值得质疑的。几十年来，不仅是小说中，新闻媒体中也一样，整个社会充斥着谋杀和蓄意伤害。人类一直喜欢有关性和暴力的故事，但是通过远程控制或者点击鼠标就能把它们集中起来，让它们生动地展现在电话、电影及电脑游戏中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新现象。第6章中，我们讨论了人类决策方面的偏差，即我们在数据推理方面有限的技巧和根据非典型样本得出结论的倾向。如果某个人置身于源源不断的谋杀新闻中，他就会下意识地认为谋杀是件很常见的事情，而且会高估自己被谋杀的概率。媒体造成的这种恐惧进一步削弱了信任，使人群变得孤立。
同女性进入职场一样，人们选择住在郊区、选择开车、选择看电视的理由也非常充分。于是，这些个体选择所产生的宏观效应又让社会资本出现了令人担忧、始料未及的下滑。社会资本长期下滑对美国经济效益所产生的影响目前尚不明确，但可能并不乐观。
鉴于引起破坏的原因的结构性和几乎不可逆转的特性，例如几乎没什么人会主张女性回归家庭，大家也不会放弃汽车，我们能做什么确实成了难题。帕特南提出了“社会资本家的议程”这一概念，其中包括以下五个部分：46
1．加强个人参与社会活动及少看电视的承诺；
2．在学校实施帮助下一代建立信任和社会资本准则的方案；
3．进行改革，使工作场所更有利于人们兼顾家庭；
4．改善公共交通，改写区域规划法；
5．鼓励投票，提倡政治参与。
帕特南承认，通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来重建美国社会资本是个巨大的挑战，而且我们的政治机构恐怕也无法领导这种变革工作。
福山的态度更为乐观，他认为这既不是人类面临的第一次大破坏，也不会是最后一次。47他从进化论的角度指出，人类社会系统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在过去的社会大破坏时期，社会资本也出现了数十年的下滑，但紧接着的就是重新制定规范，重建社会资本。例如，福山列举了19世纪初人类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所引起的巨大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轻微犯罪、暴力、酗酒、未婚生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增加的迹象。他指出，在维多利亚时期，针对这些变化产生的是新的社会秩序和规范，而且维多利亚时期被认为是社会资本非常高的一个时期。
围绕社会资本和信任产生的这些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学领域，实际上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48这些问题也证实了复杂适应系统是在不断变化的。传统经济学领域不可能拥有社会资本，因为传统经济学框架关注的是理性个体追求自我利益的选择，只要每个人为自己作出最优选择，就是在为社会作出最优选择。复杂经济学对此持不同观点，其认为一个社会中复杂的互动意味着善意的个体选择有时候可能带来令人吃惊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关于居住地、是否外出工作或者如何度过闲暇时光等这些不断变化、看似毫无关联的因素的选择会导致社会凝聚力急剧下降。
虽然我同意福山的进化论观点，也相信我们会找到方法去适应，但进化论无法保证一定会实现更好的社会秩序，取得更多的财富。进化过程中社会可能会经历崩溃、进入死胡同、陷入贫困。49因此，我同意帕特南的观点，即必须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方法，一种将个体行为、学校、政府、民间组织以及媒体结合一体的方法。
传统的左、右派理论框架很难对社会资本相关问题进行分类。一方面，合作是经济繁荣的核心这一主要观点更符合左派的思想，并且与右派追求个人主义果实的强烈思想格格不入。左派人士认为，社会资本下降会带来西方世界市场经济中已经出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单凭市场根本无法解决。但是在这一政治立场的对立面，那些关注社会资本下降的人则倾向于支持回归传统价值观——信任邻居、参加志愿服务、尽公民义务、参与宗教活动以及拥有稳固的家庭关系，长期以来这些一直都是保守的右派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一争论并没有把我们带入既要有社区又要有传统价值观的尴尬局面，而是两者齐头并进——拥有许多社区、崇尚许多传统价值观，以及政府的领导角色得到充分发挥。
不平等、社会流动性和贫困文化
我们已经看到了贫穷、文化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这里再讨论一个相关的问题：不平等。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世界上有21%的人口，相当于有10多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尽管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许多经济学家还是会说各国之间的不平等仍在加剧。50
毫无疑问，经济的出现必然伴随着经济不平等现象。一位名叫阿布尔马吉的数学家对考古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了古代埃及社会财富的分配情况。51他以公元前1370年至公元前1340年间人们居住的房屋面积大小作为财富衡量指标，推断出财富的分配是由帕雷托分布决定的，其参数与现代社会的参数相似。
不平等现象合乎道德吗
尽管不平等现象持久而又普遍，但它合乎道德吗？政治评论员马特·米勒（Matt Miller）在他的《百分之二的解决方案》（Two Percent Solution）一书中写到，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是区分左派和右派的关键。52
右派人士说，如果生活中人们可以自由作出选择，而且市场也充满竞争，那么这种由自由人类和颇具竞争性的市场导致的不平等现象完全是合乎道德的。就像米勒所说，市场会在道德层面奖励高尚的行为，比如工作、负责任、勤俭节约、创新、承担风险。大家可以对不幸之人表以同情和怜悯，但我们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分配资源。如果一个人认为市场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最佳方式，那么也就必须接受其结果。
左派人士认为市场是人类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创造的、以社会技术为基础的社会构建。如果市场经济是一个社会构建系统，那么我们必须对其结果负责。在那样的系统中，并不是单凭美德就能决定结果的。一个人出身的好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可以遗传的智力、长相、种族，传承的财富和出生的地理位置。鉴于这些因素的影响，像米勒所说的那样去思考市场结果是否像假定的那样合乎道德没有任何意义。
这两个对立的观点还可以用强互惠准则来解释。简单地说，如果一个人的贫富是由其自身行为决定的（右派观点），那么每个人所得到的便是应得的。但是如果一个人的贫富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或者不受个人控制的外在因素的影响（左派的观点），那么他们得到的就不是应得的。
对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认为观点不同只是因为意见不一样而已。多亏许多研究人员孜孜不倦的工作，目前已经搜集到了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大量证据。
近来，圣塔菲研究所的塞缪尔·鲍尔斯、马萨诸塞大学的赫伯特·金蒂斯和陶森大学的梅丽莎·奥斯本·格罗夫斯（Melissa Osborne Groves）对此进行了调查，结论是左派和右派的观点都并不完全正确。53
缺乏社会流动性
右派观点正确的前提是社会流动性很高。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s）笔下的孩子们凭借强大勇气和毅力通过勤奋努力地工作最终由贫穷走向了富裕。这样的故事的确存在，尤其是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但实际上整个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却比大家预想的要低很多。汤姆·赫茨（Tom Hertz）做了一项研究，研究中他引用了对6 273组家庭进行的长达32年以上的观察所得的数据，研究表明，非常贫困和非常富裕的地区的人群流动性都特别低（见表18-1）。
表18-1 父母的收入水平对孩子成年期收入水平的影响
资料来源：数据源自汤姆·赫茨的“黑人和白人家庭的流动性”研究。
如果一对父母位列收入最高的1/10人群，那么他们的孩子有29.6%的可能性也会成为收入前1/10的人。再往下看表格中收入在前1/10的人群那一列，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孩子有59.1%的可能性成为上流社会的人（前30%），而且他们的孩子成为低收入人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相反，如果父母的收入属于最低的1/10，他们的孩子有31.5%的可能属于收入最低的1/10，有2/3可能仍旧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只有1.3%的人可能像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孩子一样进入上流社会。而那些父母属于中产阶级（中间的1/10）的孩子很可能仍旧是中产阶级。缺乏流动性的现象在黑人当中尤其显著，出生在收入最低阶层的白人中只有17%的人会停留在那个阶层，而黑人的这一比例达到了42%。
“哎！”左派人士为此哭诉说，“这就证明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这个社会设置了障碍阻挠穷人和少数群体取得成功。”但是不要这么快下结论，缺乏流动性的原因多种多样，我们得跳出大众视野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54
我们需要考虑父母给孩子多少钱这个因素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因素解释了父母收入与孩子收入之间存在大约12%的相关性，但无法解释子女从这种给钱多少的差异中究竟获得了什么。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直备受争议的先天遗传与后天培养的问题。也许高收入的父母会把这种高收入基因遗传给子女。对异卵双胞胎的研究表明，父母和子女的收入之间有12%的关联性可以由基因来解释，28%受环境影响。而另一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收入跟智商的关联性为5%，这就表明可以由基因解释的12%的关联性中，有其他基因特性在起作用，而不仅仅是因为天资（以智商来衡量）。因此，尽管基因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其他研究关注了诸如教育和种族这样的环境因素。贫穷的父母很可能把孩子送到贫困的学校就读，种族歧视也可能是导致父母和孩子都贫穷的一个因素。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学校教育对父母与孩子收入相关性的影响只占到10%，这就表明肯定有其他环境因素在起作用。在控制其他人口因素的情况下，种族对父母与孩子收入相关性产生的影响只占到7%，所以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异肯定比我们看到的要多。
既然父母与孩子的收入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那就是说财富实际上是可继承的。但明显能从父母那继承而来的两个因素——金钱和基因所产生的影响只占关联性的一小部分。与此同时，贫困学校和种族歧视等环境因素似乎并不能填补这种解释漏洞。这些不同因素的影响只占总相关性的1/3左右，很明显我们还没找到孩子从父母那儿获得的更关键的东西。许多研究人员认为等式中所缺失的是由文化驱动的行为和社会资本，也就是前面两部分的主题。
贫困文化
在一篇题为《苹果不会落在离苹果树很远的地方》（The Apple Does Not Fall Far From the Tree）的文章中，一个五人研究小组对父母与子女行为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55研究小组将这些行为分为“亲社会行为”，比如完成学业、去教堂、参加学校俱乐部；“不良行为”，比如吸毒、15岁前发生性行为、斗殴、破坏财产、休学等。研究人员还研究了一些会产生经济后果的个性特征，比如自负、抑郁和羞怯。研究人员发现，正如他们的论文标题所暗示的那样，父母与孩子在这些行为和个性特征上有显著的关联性。完成学业、去教堂做礼拜以及参加俱乐部的人的孩子很可能是正人君子，而爱打架斗殴者或吸毒者的孩子很可能会有不良行为。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并没有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此有太多影响。令人惊讶的是，研究人员从参与、监督、儿童自主性培养、情感陪伴和认知刺激五个方面进行衡量后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影响不如预期的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似乎是父母自身的行为表现，而不是教育技巧本身，父母的那句格言“照我说的做，不要照我做的做”似乎并不起作用。
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父母的行为会对孩子的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对于这一点任何父母都不会觉得奇怪），从而反过来对孩子未来的收入产生巨大影响。毫无疑问，父母的一些行为是有遗传基础的，比如物质成瘾行为、抑郁症等疾病都有基因因素在起作用。但是有关双胞胎的研究显示，从整体来看，基因因素在预测未来收入方面只起到了一小部分作用。遗传行为的其他来源是父母传递给孩子的文化准则和价值观，因此结论就是传承的文化会对个人经济收益产生很大的影响。56
这个结论并不足为奇。如果文化行为的微观准则在组织机构和社会的经济效益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人们期望它们在个人经济收益方面发挥作用也是合理的。文化主要传承自父母、对应时期的社会网络以及当地社区这一观察结果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机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缺乏社会流动性的原因。如果高收入阶层的准则是鼓励个体表现、合作和创新，那么这些准则就会被传承给子女。子女就会运用这些准则去获取经济上的成功，然后再把准则传承给他们的子女。同样，低收入阶层的人可能会陷入文化准则的泥潭，几代人会一直保持着反社会、反经济的行为。20世纪60年代，相当知名的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把“贫困文化”认定为美国经济中持续存在下层阶级的主要原因。
我们还可以对这个逻辑进行拓展，用来论证反社会文化准则会导致经济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变得薄弱。57因此，来自文化失调的环境中的个体也较少受益于他们的朋友、邻居和同事。58他们很少有机会参加合作活动，很少进行知识交流，也很少有机会共同承担风险。愿意为年轻人投资的榜样和导师也很少。在这样的文化中，仅有的那点社会资本可能存在于相对消极的团体中，比如帮派之间和毒贩交易网络中。相反，那些来自亲社会文化的人会有完全相反的体验。他们会极大地受益于拥有高社会资本的经济网络的帮助。在这样的网络中，榜样会对年轻人进行投资，人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网为彼此寻找工作，成功的时候大家一起庆祝，遇到困难大家一起分担。
罗尔斯的逻辑与政策
面对左、右派这样的分歧，我们该何去何从？右派认为个人责任仍然很重要，而且积极行为通常会带来积极的结果，这样的观点是正确的。文化规范也许可以解释某些行为的遗传性和持久性，但它们在道德层面无法为反社会活动找借口。同样，尽管美国的社会流动性可能低于一般水平，但它仍然是一个具有流动性的社会，尤其是对中产阶级而言。
左派也有一些正确的观点。与生俱来的财富、智慧加上种族确实在解释经济成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每一个单项的贡献都非常微小）。如果加入文化因素，出身好坏这一论点就会变得更有说服力，毕竟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样的文化当中。
从政策角度看，左派和右派常用的解决方案都不理想。收入再分配并不能解决任何行为问题，不管这些行为源于基因还是文化，而且如果对市场采取完全放任自由的管理方式注定会让许多人一辈子贫穷，所以这种方式似乎并不合适。
米勒认为，我们应该放弃左、右派看待这一问题的思想框架，转而采取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立场。59我们应该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是随机抽签决定的，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这样的话，不管我们将出生在上东区一个富有的投资银行世家，还是出生在布朗克斯区一个有毒瘾的单身母亲的家庭，我们都会在知道出生地之前就设计好这个制度。
米勒认为，这个思想实验的答案是，我们会设计一个系统，将顶层的机会均等与底层的社会保障体系结合在一起。首先，我们希望人们有尽可能多的机会走出布朗克斯区，但同时，如果我们运气好，出生在银行世家，也不希望因此受到惩罚。重点在于帮助穷人致富，而不是从经济上惩罚富人。特别是，我们要确保布朗克斯区的学校和银行家的孩子就读的学校一样好。我们还希望确保孩子的人生道路上不存在不公平的障碍，比如种族歧视。与此同时，我们希望能有对底层人的保护。尽管穷人的孩子已经在学校努力上学，但他或她还需要一些给妈妈做治疗用的康复药物，需要有人帮忙做饭、解决住房及医疗问题，以避免陷入绝境。同样，如果出生在银行世家的孩子知道即便家人运气不好导致倾家荡产，他们的生活也能有基本保障，那么他或她也许可以睡得更安稳些。
米勒把他的罗尔斯逻辑转换成了四点具体的政策建议。第一是提供税收补贴，创建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使大家能够从提供私人健康计划的保险公司购买医疗保险。第二是大幅度提升教师薪资，实现公共教育质量的提升，尤其是提升针对贫困儿童的教育质量，以换取工会同意实行绩效工资的措施。第三是通过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的“大交易”来推进教育改革，允许实行教育凭证制度式的竞争使教育支出与财产税脱钩，这就确保了富裕家庭的孩子能够享受最好的学校教育，并且提高对教育的总体投资。第四是联邦要确保大家的最低生活工资，设置最低收入标准。米勒建议可以挪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推进这些新举措。
米勒的建议也有利于唤起我们的强互惠公平意识。这些举措的实施定会给品行端正、努力工作的人带来回报，懒惰的人除外。那些运气差的人也能因这些建议举措被慷慨相待。政治家们注意到，这种强互惠的呼声使得米勒的建议受到了大众的广泛支持。
改变文化，创造一个“共同层”
尽管米勒的建议有助于排除前进的障碍，保护社会中某些最脆弱的群体，却无法解决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出现的更深层次的文化基础。文化与贫困的问题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尤其是当它涉及敏感的种族问题时。20世纪60年代，被多数人视为自由主义者的民主党参议员莫伊尼汉由于讨论贫困文化被左派看成是种族主义者，遭到了猛烈抨击。事实上，讨论贫困文化并不意味着对特定的少数群体的文化进行批判，也并不意味着要让这些少数群体“像白人一样做事”。就像日本人和挪威人所遵从的勤奋工作、合作和创新的准则在本质上没有区别一样，这些文化属性本质上也没有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之分。非洲裔美国籍的总裁、高级政府官员、知名学者及专业人士队伍的不断壮大恰恰证明了这些准则和行为的效力。这些人的子女往往也非常成功，这又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60
种族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一直在变动，而文化和历史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我们在帕特南对意大利北部与南部所做的对比研究中看到了这一点，甚至在只有合作主体与非合作主体组成的简化世界中也看到了这一点。可以这么说，尽管种族主义对美国社会流动性的阻碍已经减少，但长达250年的奴隶制的遗留问题，再加上随后100年的种族孤立，还是给许多非洲裔美国人的社区文化留下了烙印。现实问题是，那段历史在文化中创造了怎样的反社会和反经济准则，我们又该如何改变这种准则？这种观点调和了非洲裔美国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中两大对立阵营的关系，即“指责社会”的左派人士和主张“个人责任”的右派人士。大家可以在承认过去犯过错误的同时，期待准则和个人行为所发生的变化能够成为摆脱贫困文化的关键。
这种观点所传递的积极信息是，文化能够而且确实发生了变化，甚至在几代人身上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文化可以以鼓励经济发展又不牺牲其他积极准则的方式进行变革，使其具有独特性。比如，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班牙和爱尔兰都经历了巨大的文化变革，经济增长更是破了纪录。但这两个国家都保持了原有的西班牙传统和爱尔兰传统。消除贫困文化需要变革文化准则，但并不要求美国多样的文化实现完全统一。
话虽如此，但是如果有广泛的共同准则，所有社会都会运作得更好。在文化统一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任度往往更高，也更容易建立合作。美国和拥有庞大移民社区的欧洲国家所面临的一个日益严峻的挑战是如何在多种族、多元化的文化社会中建立信任和合作。在理想世界中，大家会对成为美国人、英国人、巴西人究竟意味着什么达成共识，并被社会广泛接受。这种共识包括支持民主（例如言论自由权、参与政治进程的重要性）和经济成就（努力工作和创新的回报，受教育和自我提高的重要性）的准则。正是同一文化中所达成的共识，让整个民主国家紧密团结，与贫困文化背道而驰。而共识背后是让多元文化社会展现活力的各种准则、传统和信仰。
创建共识是一项跨越政治体系、教育体系和媒体的挑战。但随着太多公民赶不上经济增长、移民人数增加和全球气温上升导致的社会关系日益紧张，这一挑战变得越发重要。在许多方面，美国都是在创造这种共识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国家。除了历史上美国对美洲土著人和非洲裔美国人的排斥之外，它在让移民融入当地社会并带来经济增长和机会方面无可匹敌。美国的开国元老们所创建的不仅仅是法律文件，更是体现价值观的文件。这些价值观为美国服务了两个世纪，但在面临社会剧变的某一时期，在美国国内的家庭、学校、宗教场所、媒体和政治机构中传播、更新和强化这些价值观的机制却败落了。
当今世界，振兴和更新文化可能是美国在新的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这又不仅仅是美国面临的挑战，随着23万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的融入，随着欧盟到底是文化共同体还是政治经济共同体这一答案的确定，欧洲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发展无疑会带来一场痛苦的文化变革。正如前面所说，倘若没有文化变革，即便得到了援助、有了投资、进行了结构改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还是不会出现经济增长。
同样，这些问题都不可能刚好就是左、右派之间存在的分歧。正如莫伊尼汉参议员总结的那样：“保守主义的核心真理是，决定一个社会成功与否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真理是政治可以改变文化，并使之获得拯救。”61
未来方向
本章中，我对复杂经济学在公共政策等重要问题方面的应用进行了抽样研究。不管怎样，复杂经济学都可能会帮助我们加深对其他几个领域的理解。
复杂经济学也许无法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通货膨胀，但正如前面所说，它会让我们对商业周期的动态性有新的认识，从而更有效地管理宏观经济政策。一个长期存在的谜题是，为什么工资水平具有黏性，为什么我们无法通过降低工资来阻止经济衰退？在一个完全理性的社会中，我们可以通过小幅削减员工工资，而不是大规模的裁员来消化经济的衰退。强互惠行为也许可以解释这一难题，因为员工认为降薪是不公平的，而仅凭员工那点可怜的动态直觉也无法意识到经济衰退会导致失业率上升。62
环境问题是另一个相关的例子。自然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大约开始于1750年的全球财富激增导致大气中的碳排放量达到了高峰。从长期来看，全球财富快速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让全球生态系统产生了戏剧性的、脉冲式的改变，而这些都是由人为因素引起的。我们正在盲目地对环境进行试验，试验结果目前还无法得知。由于复杂系统往往具有临界点，而且会经历突然的变化或者崩溃，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个试验。据某次大规模调查发现，人类对地球的破坏已经超出了它的再生能力，人类所消耗的资源已经是地球承载能力的1.2倍。63复杂经济学以自己的方式为此贡献了一分力量，它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经济和环境的共同进化，重新建立了经济学和热力学的联系，让我们深入了解了为什么人类对这一全球性问题产生的反馈会如此之慢。64
各领域对复杂经济学的研究仍在进行，包括医疗体系改革、竞选筹款改革、国际贸易、取消工业管制等领域的研究。65这些领域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需要理解复杂适应系统正在经历的变化。
复杂经济学在公共政策领域还是一个非常新的参与者，我在本章中讨论的许多想法也仍处于推测阶段，但新的研究每天都在进行，复杂经济学的研究进展以及大家对它的理解也都在加速当中。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世界上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有的只是作为个体的男人和女人，还有家庭”。66从复杂经济学的角度看，她完全错了。数百万人进行的互动，包括做决定、参与强互惠行为、执行文化准则、合作、竞争、过日常生活，创造了一个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新现象，这个现象就像突然出现的漩涡一样真实。社会内部有国家、市场和社区三个概念，这三个要素共同创造了人类生活的经济世界。也许我们无法控制或预测社会的未来走向，但可以努力确保这三者共同发挥作用来创造财富、社会资本和机会。
我认为，复杂经济学超越甚至摒弃了传统的左、右派分类。它不是两极之间模糊的中间地带，而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一个看问题的新维度。我个人的希望是，将经济学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让复杂经济学帮助减少美国政治辩论中某些激烈的党派之争，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党派之争。毕竟，公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为其服务的政策制定者中谁的得分更高或者左、右派之间谁胜出，他们只希望看到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
有两种制度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市场和科学。在此，我们还应该增加第三种：民主。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政策思想的进化体系。正如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所呼吁的，“请为民主喝彩，这不是因为它承认多样性，而是因为它认可批判主义”。67未来几年，复杂经济学将使政治和政策相关的辩论变得更加多元化，最终将由发展而来的进化机制来选择和传播那些最能服务社会的思想。
后记
马赛族流传着一个传说，在18世纪中期，一位族长梦见一群白色的鸟毁灭了马赛族族人的土地。这位族长还梦到巨蛇从海中爬到陆地上吞食自己的族人。马赛族人认为白鸟预言了他们与欧洲殖民者的遭遇，而巨蛇则预言了蒙内铁路的修建。自从这些力量来到家门口，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马赛族人都在不遗余力地保护本族古老的游牧生活方式。
坐在马赛族老人的小屋中时，我在不停地思考经济进化的进程是如何将我们带向不同地方的。一方面，他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当一位村民给我们看他被感染的伤口时，我更是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点。而我可以用抗生素防治感染，任何现代人花几美元就可以做到，而对于那位村民来说，由于没有抗生素，他可能会失去自己的手指，甚至会死去。然而，虽然生活这么艰辛，但我发现当地村民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的居住环境美丽古朴，邻里关系和睦友爱。相反，当我回到伦敦，我只能注意到地球上最富有的一些人满脸愁容。
我很好奇，经济进化将来会把我们带向何方。我很好奇，这位马赛族长老会做什么样的关于人行道、手机和电视的梦。马赛族人能抵制这些变化多久呢？当变化不可避免地出现，马赛族人会适应吗？或者，他们会丧失本族的立身之本吗？最重要的是，这些变化会使他们更幸福吗？
这些问题不仅关乎马赛族人，更关乎我们所有人。经济进化和增长无疑带来了益处，富有的西方人很容易忘记八代人之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而现在世界上超过1/3的人口还在过着那样古老的生活。过去两个世纪的经济爆炸式增长将数十亿人从饥寒交迫、疾病缠身的霍布斯式存在中解放出来，1接下来一个世纪还能再解放数十亿人。但是增长也是有代价的，比如古老的生活方式的消失和环境遭到的破坏。
我们更趋向于认为进化等同于进步，不论是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的物种跨越，还是从石器时代到现代社会的经济跨越。但是进化理论家提醒我们，进化无法完全等同于进步。进步这个术语本身就十分主观，我们只能客观地说，在特定的条件下，进化能随着时间的流逝通向更高的复杂度，而在经济语境中，这意味着更多的财富。但是，理论家还告诉我们，通向更高复杂度的趋势也是不确定的：生物进化历史充满了失败和灭绝，人类社会的历史亦是如此。2
我们无法保证经济可以一直停留在1750年以来搭乘的爆炸性增长曲线上。我们必须记住，这样的增长是近期的现象，在人类经济史中只占0.01%。想要增长持续下去，我们就需要运用和发展社会技术，因为它们奠定了增长的基础：市场、科学和民主。即使是在社会技术深度植入的富有的西方，它们也不应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例如，美国在前段时间陷入了商业丑闻中，并引发了民众对市场的抵制、科学教育的下滑以及民主竞争力的丧失（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98%二次参选的国会成员都入选了）。3经济进化依赖于这些社会技术的健全，它们的持续更新应该成为首要任务。
持续增长曲线还需要市场、科学和民主在世界其他地方植根更深。目前的两个经济飞速增长的大国——印度和中国，都在这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还需要做得更多。印度的民主力量十分强大，科学也进步不小，但是市场改革不尽如人意。与此同时，中国在科学方面也作出了较多的投资。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基本上还未被这三项社会技术影响。在这些地方，腐败、迷信和强权依然大行其道。有条不紊地建立经济进化所需要的制度和文化是这些国家摆脱贫穷的唯一途径。
不过，我们也有理由对增长曲线的持续持乐观的态度。此前，我介绍了马文·明斯基，并且讨论了组成“心智社会”的人擅长的非凡技能。在全球范围内，经济都在进化为一个心智社会。物理技术的革新持续以指数速度降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成本，提高互动效率。4几乎整个人类知识库都在被数字化，向地球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敞开大门。从根本上说，全球心智社会正发展出全球记忆。物理技术的革新以及全球心智的增强，将极大地增加系统的可能性。我们无法想象这样的系统有多么强大。
持续的进化以及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的扩散给了我们乐观的理由。一些人可能会争辩说，对人类来说，真正的风险不是从增长曲线上掉落，而是继续留在上面。这里存在三个问题。首先，像弗兰肯斯坦博士的怪物一样，全球经济可能已经开始攻击它的创造者了，它吞噬着地球的资源，污染了地球的土地、海洋和天空。如前所述，环境本身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临界点、巨变，甚至是崩溃的风险都是真实存在的。其次，自18世纪以来，物理技术进化的节奏已经远远超过了社会技术。我们已经在与核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影响博弈，在下一代人身上，人工智能与纳米技术也可能会被列入博弈的名单。如果我们的社会技术无法迎头赶上，全球灾难来临的风险将会持续增加。最后是文化的碰撞。5此前，文化冲突只存在于地理边界。如今，文化冲突每天都在电视、网络以及多元文化城市中发生。不幸的是，人类在控制文化冲突方面——从科尔特斯人入侵墨西哥事件到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冲突，并不令人满意。6
虽然存在这些挑战，但在我看来，天平还是倾向于乐观，因为我们现在有能力理解复杂的人类系统。我们可能无法预测或者控制这些系统，但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塑造它们。
毫无疑问，不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商业领袖都需要愿景和智慧来采取许多行动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在进化系统中，力量并非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的。进化是一个盲目的过程，而进化算法会回应接收到的任何适合度函数。如果作为个体消费者、工人和选民，我们要求所处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最大化满足自己的短期需要，用更多的东西来填充物质生活，不考虑地球和未来子孙的健康，那么我们将得偿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