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打造均衡模型，瓦尔拉斯将在经济中占据一半地位的生产置于一旁，而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上。在他的模型中，瓦尔拉斯假定各式各样的商品已经存在于经济之中，问题在于如何设定价格以及商品是如何在相关个体中进行分配的。为了弄清瓦尔拉斯的模型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可以假设有一个大房间，里面挤满了人。每人天生就拥有一些随机的商品。比如，我拥有5个香蕉、1台洗衣机、2双鞋、5个汽车轮胎，而你有可能被分配了1条牛仔裤、2把雨伞、1部手机、3个牛油果和其他一些东西。每个人对不同商品的效用的理解不一样，例如你可能想要香蕉，而我想要牛油果，但我们都很重视手机。由于最初的商品分配是随机的，所以所有参与者对所获得的东西都很满意基本是不太可能的，因此他们想要进行交易。瓦尔拉斯认为，这种想要交易的欲望是系统失衡的标志。它意味着存在另外一种能使大家更加开心的商品分配方式，问题在于如何找到一种让房间里所有人都满意的商品分配方式，并且找到合适的商品价格，让人们可以从最初的状态转变为更加满意的状态。新的状态将会是均衡的，因为一旦所有人都尽可能满意了，鉴于可用的商品和价格只有那些，就不会再有人进行交易。47
为了使得交易更加有序（并且在数学上更加简单），瓦尔拉斯假定人群中有一位拍卖师。他假定其中一种商品可以作为货币（例如黄金、玻璃珠或贝壳），拍卖师会用该商品作为单位来给东西定价（比如1个牛油果值10颗玻璃珠），为每件商品编号，并记下投标价。如果买家对于某件商品的需求大于供应，他就会提高价格；反之，他就会降低价格。拍卖师会为房间中的每一件商品做这样的事，直到所有人的供求关系都达到平衡。在所有价格都确定后，人们才会进行交易，这样可以确保所有参与者都能在交易中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交易会使大家从最初随机、失衡的状态，转变为更加满意、平衡的状态。瓦尔拉斯将这种状态称为一般均衡点（general equilibrium），将他所描述的拍卖过程称为“t·tonnement”，这是一个法语单词，意思是“探索”，因为拍卖师是通过为不同商品找到不同的价格而探索出了一般均衡状态。
瓦尔拉斯的观点很新颖，但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是他将物理学中的复杂数学应用到了经济学领域。如果你能接受瓦尔拉斯的假设——人们都有不同的效用要求，他们在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过程中是理性的、受自我利益驱使的，那么你就能够利用数学的精准性来预测人们将如何进行交易及如何定价。这其中还遗漏了几个小细节，比如完美的拍卖师，以及人们如何观察和衡量个人的效用这个问题，但这些问题将在未来被解决——为了实现历史上第一次对一些东西实现数值精准的、科学的预测，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代价。48瓦尔拉斯希望在现实交易中实现数学上的可预测性，他的这个愿望为20世纪的经济学家树立了目标。
像万有引力一样可以预测
瓦尔拉斯并不是他那个时代唯一一个穷尽物理学教科书来寻找灵感的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于1835年出生于利物浦一个富裕的工人家庭，他在11个孩子中排行第9。49跟瓦尔拉斯一样，他也是大器晚成。杰文斯大学肄业，在他20岁到30岁期间恰逢澳大利亚淘金热，他在悉尼的铸币厂当了一名试金员。然而，他的脑子很灵活，对铁路非常着迷，试图在业余时间里为铁路经济学建造一个数学模型。这段经历让他深信经济学可以成为一门数学科学。后来杰文斯决定返回英国，学习经济学，取得学位。同瓦尔拉斯一样，杰文斯肩负着一种使命——“定义人类知识的基础”，以及“在合理的基础上重塑（经济学）科学”。50
1867年，两位卓越的英国科学家威廉·汤姆森爵士（Sir William Thomson）及皮特·格思里·泰特（Peter Guthrie Tait）合著了一本名为《自然哲学论》（Treatise on Natural Philosophy）的教科书，它集合了当时能量物理学方面的最新发现。51杰文斯就是这本书的狂热读者之一。在汤姆森和泰特的书中，杰文斯发现了由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和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发明的用于描述万有引力、磁力和电力的新理论——“力场”。比如，一个质量块（如太阳）会产生一个引力场，将其他物品吸引到它身边。质量块越大，它的引力场越强。杰文斯认为人的利己主义就像一个引力场：52“效用只有在一个人想要某样东西，而某样东西被他需要的时候才存在……就好像某种物质所产生的引力不仅取决于物质本身的质量，还取决于周边物质的质量以及双方的相对位置和距离，因此，效用是指希望得到某物的人以及被需要的某物之间的吸引力。”53
杰文斯在187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理论》（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中沿用了边沁提出的效用概念以及戈森提出的边际收益递减理论，并使用从场理论中进化而来的方程式来将他们的理念从哲学概念转化为数学模型。54简而言之，杰文斯希望能使人类行为像万有引力一样可以预测。为了预测物体在引力场中的运动方式，有两件事是必须知道的：引力作用的方向以及物体运动过程中受到的阻力的方向。回到之前的案例，如果我们将球放入碗里，重力会使球向下运动，而碗的内壁会阻止球的运动。如果我们知道“向下”是指什么方向以及碗的阻力的方向，就能预测出球将停留在何处。同样，如果我们知道引力的吸引方向以及阻碍运动的钟摆长度，我们就能预测出钟摆的均衡点。在杰文斯的概念中，利己主义提供了一种类似于万有引力的力量，它会将我们吸引到幸福或效用最大化的地方。但人们也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里，这为我们的行为增添了阻力。窍门在于找到一种商品和服务的组合，能够在有限资源的阻碍下，实现幸福最大化，就像瓦尔拉斯提出的模型一样，我们通过交易来实现这种状态。
假设经济中只有两种商品：酒和奶酪。通常情况下，我喜欢酒胜过奶酪，但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某个时刻我会觉得自己拥有的酒足够多了，那时我更希望要一些奶酪而不是一杯酒。相反，你通常喜欢奶酪胜过酒，但在某个时刻，你会更愿意要酒而非奶酪。我们假设，市场中的酒和奶酪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我们随机分配到了这两样东西。跟瓦尔拉斯的模型一样，我们不可能正好获得与自身效用相符的数量，于是我们就会进行交易，直到每个人都获得数量最满意的酒和奶酪。
杰文斯的持久贡献在于将经济学的选择问题描述为有限条件下实现最优化的练习。也就是说，在可用数量的前提下，消费者要计算出能够实现个人最大幸福的不同商品的数量。在杰文斯看来，个人效用的差异创造出了一种潜在的交易能量。他在《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写到：“价值的概念之于科学，就相当于能量的概念之于数学。”55就像碗中的球在碗壁的阻碍下寻求最低的能量状态一样，人类也会在有限资源的限制下寻求最大的幸福状态，并通过交易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
趋于至善的经济
亚当·斯密假定人类的利己主义会驱使市场走向平衡，在这种平衡状态下，人们会商定价格，进行交易，出清市场。瓦尔拉斯证明了这种平衡状态可被认为是一个平衡点，并且可以用数学计算出来。杰文斯表明，在效用不同、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如果人们追求幸福的最大化，他们必然要进行交易来达到市场的平衡点。亚当·斯密推进了杰文斯的观点：利己主义不仅能使市场趋于平衡，它还会为整个社会带来最好的结果。
意大利人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是跟瓦尔拉斯和杰文斯同时代的人。帕累托接受过工程师的训练，并写过题为《固体的弹性平衡》的博士论文，他同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一样精通物理学，甚至更胜于他们。56帕累托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晚年同20只安哥拉猫一起隐居在瑞士山中的小屋里。他也因发明了经济学领域的重要概念之一而在经济学领域声名大噪。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之后，经济学家希望能够断定竞争市场是否真的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若真如此，又是在何种情况下实现的。尽管杰文斯已经极大地推进了效用的理论研究，但仍存在一个问题，即效用的不可衡量性——我们不可能看透人们的脑袋，计算他们的效用，然后把它们相加。那么，如何才能判断社会利益是真的提升或者实现最大化了呢？
帕累托通过一个天才的逻辑推理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推断说，人们可以进行四类交易，第一类是双赢的交易，双方都可以获利。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社会利益可能得到提升；第二类是只有一方获利，但另一方没有损失，社会利益毫无疑问会再次得到提升；第三类是没有人获利，但有人失利的交易，这种情况下社会利益毫无疑问将会下降；第四类是有人获利，也有人失利的交易，但由于无法直接计算效用，所以也就无法判断净影响。帕累托认为，既然是同意交易的双方参与其中，他们又不傻，所以人们只会选择双赢或一方获利而另一方无损失的交易，这两类交易都会提升参与者的总利益，这些交易后来被称为帕累托改进交易（Poreto superior trades）。帕累托主张，在自由市场中，人们会不断进行交易，直到完成所有帕累托改进交易。在那个时刻，交易将会停止，因为进一步的交易将会导致某些人的利益受损，而市场将由此达到平衡点，这就是后来经济学家所谓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因此，帕累托最优是指如果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就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交易的点。帕累托最优未必是全体价值最大化的点，因为有些交易可以在损害部分人利益的情况下为其他人带去好处，从而提升整体的总效用。由于无法准确地对效用进行计算，也没有独裁者可以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强制损害他人的利益，因此，帕累托最优是自由社会所能达成的最好结果。57
-----------
根据瓦尔拉斯、杰文斯、帕累托以及其他边际主义者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参与者会自由交易，达到可用资源条件下尽可能满意的状态。通过这样的交易，经济会日渐趋于平衡，即达到一个自然的静止点。在该状态下，供求相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最高，社会利益达到帕累托最优。用伏尔泰笔下的人物潘格洛斯博士的话来说：“在理想的世界里……一切都是为了最美好的目的而设。”58边际主义者最突出的成就或许在于让经济学拥有了一种数学理论，这种理论表明，如果顺其自然，自由市场经济将会达到一种潘格洛斯状态（趋于至善），这就像球在碗底静止一样是不可避免的。瓦尔拉斯声称他的“经济学的纯理论是一门从各方面来说都与物理、数学相似的科学”。杰文斯相信自己发明了一种“具有道德影响力的微积分学”。帕累托则声称：“经济科学的理论由此养成了理性力学的严谨。”59在他们看来，边际主义者成功地将经济学转变成了数学科学。
新古典综合派
20世纪，在边际主义者奠定的基础上，伟大经济学家的先贤祠整合建立起来了。在世纪之交，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将杰文斯关于单个独立市场的模型（部分均衡）与瓦尔拉斯关于多个关联市场的模型（一般均衡）联系在了一起。马歇尔首创了交叉供求曲线图，此后，这个曲线图就一直在给经济学系的学生们带来难题。20世纪30年代，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他曾在曼彻斯特大学担任杰文斯的专属教授）在其作品《价值与资本》（Value and Capital）中将瓦尔拉斯、马歇尔和帕累托的成果综合为一套连贯的理论。20世纪中期，欧洲陷入战争，创新的中心转移到了大西洋彼岸，在那里，一代美国人以及由希特勒制造的欧洲难民创造了经济学理论的现代核心，即后来的“新古典综合派”。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和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是那个时代两位最为卓越的人物。
萨缪尔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神童。60 1941年，他26岁，他在当年完成了《经济分析基础》（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这是萨缪尔森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完成的一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主要采用了希克斯的综合理论，并加上自己的创新，将之转化为一个引人瞩目的数学理论，这后来成了市场运作的标准模型。61萨缪尔森的突破性贡献在于解决了一个自边沁时期起就困扰着经济学家的问题。当时效用已经成为经济学理论的一个关键部分，但它仍是一个不可观测、不可度量的神秘变量。帕累托和希克斯提出，“尤特尔”是计算效用的固定单位（就像千克或瓦特），并且认为效用只有在相对情形中才有意义，就好比“对我而言，那个苹果的效用是橘子的两倍”。但这依然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计算相对效用。萨缪尔森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窥探他人的脑袋而直接计算效用，人们作出的选择会揭示他们的意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假定人们在行为中会表现出逻辑和一致性。比如，你让某人在苹果和橘子中作出选择，他选择了苹果，那么就可以预测如果要在苹果、橘子和香蕉中作选择，他不会选择橘子。按照逻辑来说，他应该依然喜欢苹果胜过橘子，所以他会选择苹果或者香蕉。尽管这个结果无法让我们得出“一个苹果的尤特尔是橘子尤特尔的两倍”的结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中的主人公“喜欢苹果胜过橘子”。萨缪尔森认为，这个简单的论断足以建立一个需求侧的理论，因此他用一套关于人们偏好排序的、基础的、逻辑学的规则替代了效用理论。这些规则后来成了传统经济学消费行为理论的基础，以及“人们在作经济选择时是理性的”这一理念的主要支撑。62
比萨缪尔森年纪稍小的肯尼斯·阿罗同样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数学才能。阿罗为经济学领域作出了许多基础性的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同法国经济学家吉拉德·德布鲁（Gérard Debreu）在1954年证明的理论。阿罗和德布鲁将瓦尔拉斯关于一般均衡的理念与帕累托关于最优的理念用一种一般性的方法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关于一般均衡的新古典理论。他们的理论表明，经济体中的所有市场都能够自动协调出一套价格，那就是经济整体的帕累托最优，这种现象哪怕在市场存在不稳定性的时候也会发生（瓦尔拉斯在他的模型中规定一切都是确定的）。63这种自动协调的产生是由于市场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某些产品可以成为其他产品的替代品，比如咖啡的价格上涨，消费者可以转而选择茶，以及有些商品是与其他商品一起消费的互补品（例如，汽油价格的上涨有可能会降低人们对于高耗油的大型汽车的需求）。阿罗和德布鲁表明，价格就像神经系统，负责在整个经济体中传递供应和需求的信号。信奉利己主义的人们会根据信号作出反应，不可避免地驱使系统达到社会最优的均衡点——“看不见的手”真的是威力十足。
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最惊人的成就或许就在于，这个极其有力的结果是基于少数几个公理建立起来的。其中的部分假设毫无争议，例如你不能进行负劳动或负消费。然而，其中的另一部分假设则存在更多令人质疑的地方。例如，该理论假设，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拥有每一种商品，未来市场里存在着每一种商品和服务，每个人在作计算决策的时候都极其理性并且了解世界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状况。在瓦尔拉斯最初的模型中，这些假设被当作必要的简化条件，细节要另行讨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以一套简单的公理作为起始点，然后严格地用数学方法得出一套通用的结果：在竞争市场中运作的理性利己主义将驱使经济达到最优点。1954年，在这套理论发表的时候，它被经济学家认为是一种重大突破。在冷战高峰时期，它最终在政治领域被误读成了资本主义市场优于社会主义市场的证据。64可以肯定的是，阿罗和德布鲁的理论是经济高度简化的影像，它缺乏真实世界的特征，例如垄断性产业、工人联合会、政府监管、税收等，但它的政治信息却很清晰。在没有扭曲和干扰的情况下，我们越接近完美市场竞争的理性状态，就越接近最优均衡。
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种基本完整的理论，这种理论从关于个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公理假设出发，呈现了关于市场和经济学的全面结论。经济学家将这些自下而上的、关于个人和市场的理论称为微观经济学。在此期间，关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也有很多。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学家采用自上而下的视角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为何存在失业，是什么导致了商业的循环以及利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我们将在后续章节讨论这些内容，但当前的关键问题在于，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芝加哥的经济学家（这样说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教员），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开始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应用到宏观经济学上，诸如理性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最优均衡之类的概念也成了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部分。
从分配到增长
在本章的前半部分，我曾提到过历史上经济学曾被两大问题困扰：一是财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二是财富是如何进行分配的。在亚当·斯密的古典时期以及萨缪尔森和阿罗的19世纪中叶，第一个问题被第二个问题掩盖了。瓦尔拉斯、杰维斯以及帕累托的模型都是从一些假定条件开始的，即经济已经存在，生产者拥有资源，消费者拥有各式各样的商品。在这些模型里，关键问题变成了如何通过为每个人提供最大利益的方式，分配已经存在的有限资源。为何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有限资源的分配上？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物理学中引用的数学均衡方程式在回答分配问题上是极为理想的，但要想将它运用到增长方面会十分困难。在定义上来说，均衡系统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增长则意味着变化和动态。
意识到均衡与增长之间存在矛盾的是约瑟夫·熊彼特，他通常被说成是奥地利经济学家，但他其实出生于今天的捷克共和国。65熊彼特因为穿着马靴去哈佛大学教师会议、穿着正式的晚礼服出席家里的晚餐而变得人人皆知，他还因宣传自己的人生三大目标而出名：成为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欧洲最伟大的马术师以及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他或许会说，可惜自己没能达成第二个目标。在财富的分配问题上，熊彼特认同新古典主义同侪的均衡概念，但他不相信这是回答增长问题的正确框架。新古典主义关于生产的观点是静态的。他们假定公司拥有固定的技术和产品组合，人们所需要做的就是计算出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产品数量。但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增长不仅是指增加已有产品的数量，还与创新相关：“将车厢连续相加，加多少都可以，但你永远也不会因此而得到一辆货车。”66用第1章中给出的术语来说，熊彼特希望解释的是库存单位增长以及数量增加。
新古典主义者倾向于将创新看作外部的、外生性的因素，认为它是影响经济的一种随机变量——就像天气，认为它不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内。然而，熊彼特却认为，我们必须将创新看作一种经济内部的、内因性的因素，并且这对于理解经济是非常关键的。他坚持主张，为了实现增长，必须由“经济系统内部的能量来源打破将要达到的均衡状态”。67对于熊彼特而言，这种能量的来源就是创业者，他几乎是用英雄主义的笔触来描写他们的。在熊彼特看来，技术进步因一系列随机的发明而产生。然而，新技术的商业化却面临许多障碍，包括从融资需求到旧习惯和旧思想的阻碍。因此，就像水坝后面的水一样，发明的随机雨水会逐渐积蓄起来。在熊彼特的理论中，创业者扮演着大坝破坏者的角色，是他们将创新之洪泻入市场的。通过这种方式，经济就会出现增长，但这并不像平稳的溪流，用熊彼特的话来说，这是“破坏性的创新风暴”。根据熊彼特的观点，财富的起源归功于各位创业者历史性的努力。在熊彼特的理论里，财富的起源是经过理查德·阿克赖特、亨利·福特、爱迪生和乔布斯这样的人战胜种种困难，将时代的技术转化为成功的商业企业而产生的。
熊彼特的理论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类和历史的理论，它既有优势，也有不足。尽管熊彼特理论的言辞丰富性使得它在今天仍能引起共鸣，但他从未成功地将其转变成严谨的数学语言。这就意味着，他的理念永远不可能与数学式的新古典主义的框架达成和解——这是最终限制了熊彼特理念影响力的不足之处。68缺乏数学方法也使得增长理论在随后的40年里始终停滞不前，直到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出现。69
索洛出生于布鲁克林，他在哈佛大学接受训练，并在麻省理工学院度过了自己的职业生涯。70索洛并没有被熊彼特的缺乏数学敏锐性所困扰，他试图将增长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中所说的碗中球的可预测性调和在一起。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发表演讲时，索洛描述了他发展理论的动机。71关于增长的早期数学工作被过度简单化了，它假定资本的产出是恒定不变的，也就是说，对于工具、机器和装备等进行投资所得到的回报是恒定不变的。这种假设明显是不现实的。从历史发展来看，技术的变革将会极大地提升资本的产出——拖拉机的产出要远远高于牛拉犁的产出。索洛希望找到一种方法来对这个重要的方面进行解读。熊彼特将创新看作打破均衡的力量，而索洛则希望用一种与新古典主义理论一致的方式来解读创新，并维持经济的均衡。
增长和均衡听起来并不像一对可以兼容的概念，碗中球所处的系统并不是增长的。然而，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标志性论文中，索洛将两个概念协调在了一起——索洛将经济视为一种动态均衡，或者说是他所谓的平衡增长（balanced growth）。72请想象有一场马戏表演，一位勇敢的演员在高空钢丝上踩单车。为了保持平衡并且不从钢丝上掉下去，演员手里会拿一根长长的横向木杆。虽然演员在钢丝上骑车是运动着的，但在每一个时间点上，这位骑手都处于某种平衡状态。同样，索洛将经济看作均衡中的平衡，哪怕它处于不断增长中。他在模型中提出有两个关键的变量是外生性的：人口增长率和技术革新率，这两个变量驱动了经济增长（你可以将它们看作高空钢丝骑手作用于单车踏板的力量）。随后，索洛表明，经济中的其他因素，例如储蓄率和经济中的总资本量，将根据人口增长和技术变革自动地进行平衡，就像马戏演员不断地移动木杆来保持平衡。在索洛的模型里，平衡单车骑手的角色是由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扮演的，即便是在经济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它们也在努力地使一切维持在帕累托最优均衡的状态。
索洛的模型与亚当·斯密的某些观点是一致的，即尽管人口增长或许能够增加国家的总财富，但只有提高生产力才能提高国家的人均财富——一个国家的富有不在于它拥有多少资本，而在于这些资本的生产力有多高。在索洛看来，生产力的关键在于技术。索洛的模式意味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并不是因为拥有自然资源，或者拥有天上掉下的资本而变得富有的。它们变得富有的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即技术的改进提升了资本的生产力，这又会提高储蓄水平，继而增加投资资本。如果没有技术的提升，资本只会根据人口数量的情况按比例增长，而人均财富值只会保持不变。1956年距离“知识经济”一词变得流行还有很久，但罗伯特·索洛已经发现了它。73
索洛的工作使得人们对于增长这个主题重新燃起了兴趣。很快，在他提出的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系列变化的版本。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斯坦福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为首的一群研究者越来越不满意索洛模型提出的“增长的真正驱动者——技术是外生性的”这一说法，这就跟熊彼特在50年前受到的挫折一样——当时经济学家认为创新也是外生性的。74罗默认为增长的“能量”应该被看作经济的内在因素，1990年，罗默发表了一篇论文，启动了后来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75
索洛没有将增长的能量源泉定义为创业者的英雄主义，而是定义为技术的特性。他指出，技术对于增加具有一种累计的、加速的特性。我们知道得越多，现存的人类知识的基础就越大，并且从下一个发明中得到的利益就越多。知识被经济学家称作一种沉浸回报现象。正如之前讨论的那样，18世纪，雅克·杜尔哥指出，大部分生产过程表现出了收益递减的相反特性。对于大多数的生产过程来说，无论是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随着投入资源的不断增加，边际收益会越来越少。罗默认为，在生产技术的情况中（比如我们可以将研发当作生产技术的一个环节），这个逻辑是相反的。如果我们在知识上的投入随着时间的增加而不断累积，收益就会越来越高。今天，人们在微芯片和生物技术上投入一小时进行研发所得到的收益，比1900年在蒸汽机和电报机上投入一小时进行研发所得到的收益要高。罗默在他的模型中创建了一种积极的反馈、一种良性的循环，在这种循环里，在技术上投入得越多，一个社会就会越富有，未来在技术上的投资收益也就越高，结果就是无限的、指数级的增长。在技术投资上不断增加的回报将赋予经济增长的脚踏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
传统经济学的遗产
到20世纪末期，传统经济学完全由新古典主义的思维框架主导，其基础理念就在于，理性、乐观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在资源有限的世界里做决策，并且（在没有技术投资的情况下）这些决策所带来的收益是递减的。利己主义和种种限制会驱使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经济分析的方法论同样被数学证明主导着，这些数学证明都以一套假设作为前提，并且有逻辑地构建了一套结论。以索洛为先驱的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声称回答了财富的起源这一伟大问题，而阿罗和德布鲁的新古典主义一般均衡理论从表面看来回答了财富的分配这一伟大问题。当然，这些权威的模型有许多不同版本，包括以不确定性、不完美竞争、不完全竞争为特征的模型。但这些模型针对的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版本，而不是新的乐章。
20世纪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他们雄心勃勃地想要创造一套严谨的、定义明确的数学模型来描述经济的运作。尽管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将微观和宏观视野全面融合的梦想没有完全实现，但人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个逻辑连贯的框架和一套假设，历经从个人决策者的原子世界到饱览国家经济的旅程。76
毋庸置疑，传统的思维框架对公共政策、商业和金融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中央银行行长到总统顾问、财政部部长，这些政策制定者全都依赖于传统经济学的概念和模式。同样，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的概念通常被用于商业领域的决策——决策涵盖了从竞争策略到是否进行并购或收购。77此外，毫不夸张地说，通过传统经济学理论计算的世界金融市场的交易量每天高达数万亿美元。传统经济学的理念在促进我们对经济和社会的广泛了解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尽管传统经济学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巨大作用，但本章伊始提出的焦虑仍未解决。经济学家沃纳·希尔登布兰德（Werner Hildenbrand）曾将一般均衡理论比作一座哥特式大教堂，瓦尔拉斯及其同辈经济学家都是这座教堂的建筑师，而20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们则是工程队，但这座教堂的地基很不稳定。78
03
一场动摇传统经济学根基的辩论
虽然约翰·里德对经济学家很失望，但他依然与这个群体保持着积极的联系，并在久负盛名的拉塞尔·赛奇基金董事会任职，该基金会旨在支持社会科学研究。有一次，在纽约董事会的茶歇时间，另外一位董事、史密森学会秘书鲍勃·亚当斯（Bob Adams）告诉里德，一个全新的研究机构正在新墨西哥的沙漠上崛起。1研究团队的领头人是原白宫科学顾问、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科研负责人乔治·考恩（George Cowan）。他的合伙人还包括一批科学界最耀眼的明星，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夸克的发现者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以及数位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资深研究员。
这个团体设立了一个雄伟的目标，即从根本上改变科学研究的方法。在历史上，科学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归纳式的方法，将宇宙分割成许多小块，在星系到亚原子粒子之间寻找终极法则。圣塔菲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认为，尽管这种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许多难解的问题本身就是“复杂系统”，它们具有集体或涌现的特征，以自下而上、系统的方法来理解会更好。2例如，他们认为，类似于“什么是生命”这样的问题，是永远不可能通过从有机化学方面自上而下的审视来进行分解的。3有机体是一个复杂系统，其整体要比各种化学部件的总和更加复杂。
要想回答“什么是生命”这个问题，需要一种将有机体视为整体的视角，以及自下而上的、对于数十亿分子如何互动而创造出一支复杂舞蹈（即所谓的生命）的理解。该团队认为，对于一系列广泛的现象，包括大脑、生物生态系统、互联网以及人类社会本身，这些现象的整体要比组成部分庞大得多，因而需要采用上述方法。他们还相信，这些难解的科学问题需要多学科的视角。“什么是生命”这个问题的解答需要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计算机科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共同努力。然而，大部分大学和研究实验室都是以单独的院系进行组织的，这样不利于合作。1984年，该团队创建了圣塔菲研究所，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旨在开展对复杂系统的跨学科研究。不久之后，他们又在一处废弃的修道院建起了办公室，考恩在修道院院长的办公室安置了下来，基督圣血山脉的景色激励着他们。 4
里德被亚当斯关于圣塔菲研究所的描述吸引了。理解像全球经济一样复杂的系统无疑是一个困难的科学问题，或许圣塔菲的研究者提出的自下而上、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可以为经济学提供一种必需的智力上的驳诘。亚当斯向圣塔菲研究所的创始团队引荐了里德，1987年，里德和花旗银行同意资助一个关于经济学的多学科交叉工作坊。
巨人的冲突
那个工作坊的会议开得就像一场橄榄球比赛。5参与对决的一方是10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以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斯·阿罗为首。另一方则由10位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组成，他们以菲利普·安德森为领头人。经济学家一方拥有数位大咖，例如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他后来担任了美国财政部部长以及哈佛大学校长；还有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布莱恩·阿瑟，他的理论为微软反垄断官司提供了关键论点；何塞·施可曼（José Scheinkman），他后来成了颇具传奇色彩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科学家队伍在吸引眼球方面一点儿也不逊色，其中包括大卫·吕埃勒（David Ruelle），他是混沌理论的先锋之一；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他是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者；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他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生物学家，曾获得麦克阿瑟基金“天才奖”(4)；多因·法默（Doyne Farmer），他是来自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位年轻物理学大咖，因为使用非线性物理理论在阿拉斯加赢了轮盘赌而声名大噪。
双方都介绍了各自领域当前的最新成果，然后用了10天时间就经济行为、技术创新、商业循环以及资本市场的运作进行了辩论。经济学家们因为物理科学家们的理念和技巧而激动不已，同时也认为这些科学家在经济学问题上非常幼稚，甚至有一点狂傲。另一方面，物理科学家们则对经济学家们在数学方面的精湛技能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且切实感受到了经济学问题的难度。
但真正让物理科学家震惊的是，在他们眼里，经济学家像是来自过去的人。后来，其中一位参会者评论说，这些经济学家让他想起了最近一次的古巴旅行。他描述说，古巴是一个因为美国贸易禁运而几乎完全与西方世界隔绝了50多年的地方。大街上到处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帕卡德汽车和德索托汽车，还有少数是更新一点的古董车。他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古巴人的心灵手巧，他们利用苏联拖拉机的翻修零部件让这些汽车运行了这么长时间。对于物理学家而言，他们在经济学家身上看到的大多也是一种类似的“复古”的感觉。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家好似被封锁在了自己的知识禁运令中，与数十年的科学进步相隔绝，但同时他们也在心灵手巧地弯折、拉伸和更新自己的理论，以便让它们保持效用。物理学家们看到的是瓦尔拉斯和杰文斯遗留下来的内容，这些数学“帕卡德”和“德索托”是边际主义从100年前的物理教科书里掠夺来的方程式和技术。
不仅是经济学里的数学部分看起来像来自过去的冲击波，物理学家们还为经济学家在模型里继续使用简化假设而感到震惊。自伽利略的时代起，科学家们就开始使用简化模型，例如标准球体以及理想气体，以便让模型更容易分析。但科学家们往往会很谨慎地去确认，尽管他们的假设是现实的简化版，但简化不会与现实发生真正的冲突。科学家们还会仔细地进行测试，验证他们的假设是否与理论所给出的答案有关。以参加工作坊的科学家们的观点来看，经济学家对于假设的使用到了一种极端的程度。其中一个假设获得了科学家的特别关注，那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完美理性。传统经济学简化了人类的行为，假设人们会千方百计地了解未来，并通过不可思议的复杂计算对所有的信息进行处理，最终作出是否购买一品脱牛奶这样的基本决策。科学家们没有意识到，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辩已有很长一段历史，他们仍在强烈反对使用一个与现实不符的模型。科学作家米奇·沃尔德罗普（Mitch Waldrop）引用了其中一位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关于交换的描述：
物理学家们对经济学家们所作的假设感到震惊——模型不是现实的反面，而是为了看看这些假设是否已经成为该领域的通用货币。我只看到菲利普·安德森面带微笑地向后靠了靠说：“你们真的相信这句话吗？”
被逼到角落的经济学家会这样回答：“是的，这能让我们解决问题。如果不作假设，你就什么也干不了。”
物理学家会单刀直入：“但这些假设能起什么作用呢？如果假设不是现实，那么你所解决的不过是一个错误的问题。”6
-----------
在这一章节中，我将论证，尽管经济学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功，但圣塔菲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所提出的担忧是合理的。瓦尔拉斯将均衡的概念从物理学引入经济学，获得了数学的精准性与科学的可预测性。但他也为这种收获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现实主义。均衡理论的数学要求瓦尔拉斯和后来的经济学家作出一系列限制性很强的假设，这使得理论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传统经济学家遇到了计算机程序员所谓的“垃圾进、垃圾出、无用输出”的问题。如果你向计算机输入无用的东西，它将通过绝对的精准和完美的逻辑产出废料。同样，大多数传统经济学模型以不现实的假设作为开端，随后伴随着数学的必然性，得到的只是同样不现实的结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就是传统经济学的许多核心理念都很难找到实证支撑的原因。我们将检视这些让圣塔菲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感到烦恼的假设，然后检视传统经济学的实证记录。在结尾时，我们将回顾经济学的历史，看看一个历史偶然事件是如何使传统经济学坠入长达一个世纪的错误低谷的。
不现实的假设
圣塔菲会议并不是经济学家和科学家就假设的使用而第一次发生冲突。1901年，莱昂·瓦尔拉斯送给具有传奇色彩的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一本自己的著作《纯粹经济学要义》，并征询他的看法。庞加莱回复说：“就先验而言，我并不反对将数学应用到经济科学上，只要这不超越一定的界限。”在后来的一封信中，庞加莱明确指出，所谓的界限是指瓦尔拉斯理论中包含的许多“任意函数”（arbitrary functions，指瓦尔拉斯对于假设的使用）。庞加莱评论说，从瓦尔拉斯的方程式中得出的结论从数学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如果任意函数在结果中复现”，理论所得出的结果就“没有益处”。7跟一个世纪之后的圣塔菲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一样，庞加莱尤其关注瓦尔拉斯对于经济因素的无限制预测的假设。用庞加莱的话来说就是：“你将人类看作非常自私而又非常有远见的。第一个假设或许能被第一近似值验证，但第二个假设则需要抱持保留态度。”8
经济学家和当时的先锋科学家之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这些科学家包括法国物理学家约瑟夫·伯兰特（Joseph Bertrand）、赫尔曼·劳伦（Hermann Laurent），美国先锋热力学家威德拉·吉布斯（J. Willard Gibbs），伟大的意大利数学家维多·沃尔泰拉（Vito Volterra）。他们都回应了庞加莱的抱怨，即尽管经济学变得更加精准和严谨是值得称赞的，但为了让方程式变得易解而抛弃现实是不可取的。9然而，经济学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批评，打造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进程还在继续。关乎假设的争议并没有消散，数十年来一直在该领域持续存在。
1953年，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篇名为《积极经济学的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的论文，又将争议推至完全沸腾的状态。10论文指出，只要能够作出正确的预测，经济学理论中不现实的假设无关紧要。如果经济在“好似”人们完全理性的情况下运行，那么人们是否真的完全理性是无关紧要的。只要结果正确，假设无须进一步证明。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垃圾出”，那么就不用去管“输入”的是什么。这篇论文被广泛阅读并立即引发了争议。11在数年之后的一次美国经济学会的会议上，来自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发表了相反的观点。12西蒙指出，科学理论的目的不在于进行预测，而在于解释事物——预测是关于解释是否正确的测试。但我们必须测试解释的整个逻辑链条，而不仅仅是末端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