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有3 000种蛇，其中只有大约600种是毒蛇，据猜测只有大约1/3的毒蛇具有“医学价值”。
[67] 斯图尔特·福克斯2010年在发表于《生活科学》的《箱水母有多致命？》一文中称，很多箱水母袭击事件频发的国家不要求开死亡证明。
[68] “水母和其他刺胞动物是现存最古老的有毒生物，”弗莱在2015年接受《今日医学新闻》的凯瑟琳·帕多克采访时表示，“但由于无法通过可复制的方式获取现成毒液，这方面的研究一直裹足不前。”
[69] 利用弗赖伊2015年在《毒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发射毒刺：化学诱导刺丝泡释放刺丝揭示箱水母海黄蜂毒液中的新蛋白和肽》中描述的技术，离心机分离过程需要持续半小时。
[70] 在《石鱼毒素是穿孔素类超家族的一个古老分支》一文中，来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向全世界公布了他们在膜攻击复合物与穿孔素或胆固醇依赖性溶细胞素相互作用方面取得的高精度成果。该文章发表在2015年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71] 2003年，健康与全球环境研究中心创始人埃里克·基维安在接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采访时表示：“这是自然界中所有动物中最大、最重要的临床药典。”
[72] 萨拉·卡普兰在2017年8月13日的《华盛顿邮报》上对这一场景做了精彩描述。
[73] C. 雷尼·詹姆斯在她的大作《打开科学的枷锁：晦涩、抽象、看似无用的科学研究为现代生活奠定基础》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同时还讲述了很多类似的故事。
[74] 黛西·尤哈斯在2013年《科学美国人》杂志上指出，鸡心螺毒素还可以治疗癫痫和抑郁症。
[75] 1973年，这位加拿大蜘蛛学家在发表于《昆虫学年度评论》的《真正的蜘蛛——新蛛亚目的生态学研究》一文中指出：“蜘蛛无处不在，在北极最北部的岛屿上，在干燥炎热的沙漠里，在很少有生物涉足的高海拔地区，在洞穴深处，在海岸的潮间带，在沼泽和池塘里，在干旱的高位沼泽地、沙丘和洪泛区，都能发现它们的踪迹。”
[76] 2017年，来自瑞士、瑞典和德国的研究人员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据估计，全球蜘蛛种群每年杀死的猎物达400亿~800亿吨”，这大约占整个地球陆地肉类净产量的1%。
[77] 英格拉姆在《华盛顿邮报》的《万物数据》栏目中报道的数据总是引人入胜，也常常令人捧腹。
[78] 好吧，多几只蝴蝶，世界会更美好。但少几只也无伤大雅。
[79] 但是，2015年，莱希亚·布沙克在《医学日报》上指出，“如果研究人员希望开发包含蜘蛛毒液成分的药物或疗法，那么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进行临床试验。”
[80] 2012年，理查德·努维尔在Smithsonian.com网站上发表了题为《蜘蛛毒液会成为下一个伟哥吗？》的文章，描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伴有剧烈疼痛的持续勃起被称为阴茎异常勃起。
[81] 美国前副总统、诺贝尔奖得主阿尔·戈尔喜欢谈论这个话题，但是他的解释比不上杰弗里·法塔赫2011年在《犹他新闻》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不可思议的网：犹他州立大学研究人员利用山羊制造出极其强韧的物质》。
[82] 盖茨的18分钟演讲充满激情，妙趣横生，对于任何希望从乐观的角度初步了解这场疟疾歼灭战的人来说，都值得一看。
[83] 这是我遇到的证明特权可以影响观点的最好的例子。
[84] 2013年，《卫报》社论《医学研究：一目了然的真相》称，截至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用于疟疾控制的支出为18亿美元，而在脱发问题上的花费则高达20亿美元。
[85] 2004年，泰国玛希隆大学的尼古拉斯·怀特在《临床调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抗疟药物耐药性》是非常不错的入门读物。
[86] 杰里·阿尔德在《要灭杀所有蚊子吗？》一文中指出，基因编辑技术已经高度发达，科学家有能力消灭所有已知的疟疾和寨卡病毒携带者。他认为，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应该这样做？”。
[87] 珍妮特·方在《没有蚊子的世界》一文中提出了许多科学家甚至没有想到的一些问题。时至今日，仍然发人深省。
[88] 2010年，《自然》杂志的新闻博客《转基因蚊子在试验中消灭了登革热》一文中称，还有一些国家纷纷表示愿意成为Oxitec公司的下一批小白鼠。
[89] 2010年，马丁·恩瑟林克在《科学》杂志撰文，称Oxitec公司员工否认有关他们的试验是秘密进行的说法，并且表示这在岛上是众所周知的一件事，“只是国际社会没有听说罢了”。
[90] 阿尔德表示，在达尔文主义的一个实例中，有证据表明雌性蚊子已经知道如何避开基因改造过的雄性蚊子。
[91] 措辞决定一切。2015年，“高效的Cas9介导基因驱动疟疾病媒史氏按蚊种群改造”研究的作者在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报告开头没有阐述他们使用这项技术的背景，而是介绍了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这种疾病。
[92] 2016年，她在接受TinkProgress网站记者亚历克斯·捷林斯基的采访时说：“许多人认为这种做法有效，而且效果可以预见。但这里的情况不同。我们需要知道如何与公众沟通，让他们了解风险。”
[93] 然而，皮尤似乎对这个问题持观望态度。“数百年来，人类一直在选择性地培育植物和动物，”2015年，他在《谈话》杂志上表示，“这可以被视为一种间接的基因改造，但并没有人认为它有什么道德问题。”
[94] 《美国情报界全球威胁评估报告》可能会让你昏昏欲睡。但是，真要睡着了，你也可能会做噩梦。
[95] 2017年，康奈尔大学的罗伯特·里德曾对埃德·扬说，CRISPR已经把“我职业生涯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变成一个本科生就能完成的项目”。
[96] 是的，你可以让人把一个相当复杂的CRISPR实验装置送到你家。我就有一个。就目前而言，认为人们不会利用这些基因技术来制造恶意转基因生物的主要理由是，杀伤力更大的其他类型生物武器实际上更容易制造。但这个理由并不能让人放心。
[97]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约翰·马歇尔撰写的《卡塔赫纳协议与释放转基因蚊子》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该协议及其与生物工程改造昆虫之间关系的入门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