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一年中任何有叶子的时候，颤杨树叶的颜色可能都是一个微妙的线索，从中可以看出哪些枝干属于同一个无性系。我最近一次去看潘多时，提前去我家附近的五金店买了一堆油漆色卡。“帆板”和“薄荷松露”这两种颜色之间的区别可能很细微，但在你辨别归属不同无性系的树叶时，它也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叶子上不同颜色的比例也可以提供重要的信息。树叶都是绿色的吗？绿色中带点儿黄色？半绿半黄？还是黄色带一点儿棕？
正如你猜想的那样，树叶的形状和大小也能告诉我们很多所属无性系的信息。1959年，巴恩斯在从密歇根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中首次提出，归属同一无性系的树叶的长宽比惊人的一致。他还注意到可以利用树叶锯齿区分不同无性系的树叶。弗莱舍在她的论文中也详细阐述了这种方法。巴恩斯指出，有的颤杨树叶每边只有20个锯齿，而有的接近它的两倍。弗莱舍提议，为了保持一致性，只计算每片叶子左边的齿尖，从叶柄开始，沿顺时针方向至叶尖结束。
现在是春天吗？看一下叶芽。它们是棕色且闭合的，还是已经开始长出尖尖的绿芽了？叶子才刚刚展开，还是已经全部展开了？无性系萌发的时间各不相同。
树皮也能说明问题。乍一看，颤杨的树皮通常明显呈白色，但如果你拿着一个灰度色卡或者一个有浅绿色、棕色、橙色和黄色等颜色的色卡靠近树干，就会发现树皮的颜色明显不同。如果把很多颤杨表面都有的白色粉末（顺便告诉大家，这些白色粉末是从树皮脱落的死细胞）擦掉，就能更清楚地看出树皮颜色的不同。
所有这些因素本身都不能说明你看到的那些枝干是否属于同一个无性系，但是把它们归总到一起，就很容易看出两个无性系之间的明显不同。
我坚信有比潘多更大的生物，找到它只是时间、耐心和运气的问题。
写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冬末时节了。我在犹他州北部的住所窗外就是沃萨奇山岭，站在窗口，就可以看到颤杨。在白雪皑皑的山坡映衬下，颤杨那瘦骨嶙峋的枝干显得了无生气。再过几个星期，树叶就要开始长出来了。到那时，我就会在林中散步，看看它们有哪些不同之处。
我将踏上征程，去追寻更大的目标。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将大有收获。
[1] 2017年，布拉德·埃里斯曼和蒂莫西·罗威尔在《生物学快报》上发表的文章《一种值得拯救的声音：大规模聚集的产卵鱼类声学特征》称，这种鱼集体发出的尖叫声是有记录以来动物发出的最响亮的声音之一。
[2] 弗莱舍的文章《渥太华国家森林保护区颤杨无性系变异分析与描述》是一篇优秀的科学著述。
致谢
如果多年以前保罗·罗杰斯不同意带我去看独木成林的潘多，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现。如果保罗·罗杰斯没有展现出一种特殊的敬畏，伴随着虔诚和愉悦，令我迫切希望与所有人分享，我就不会受到启发，尝试着用手中的笔把潘多及其他超级生物介绍给大家。
本书引用了包括保罗在内的数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而所有这些研究又都引用了其他研究，以此类推。科学是一项集体事业，归根到底就是乌龟驮着乌龟，一直驮下去。因此，科学作家需要感谢的人数不胜数。
那么，我该怎么感谢对本书的创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研究人员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一个想法。当人们听说我是一名美国老兵时，他们通常会说：“谢谢你的付出。”我没做过任何理应受到感谢的事，所以我并不是很喜欢听到这句话。我的朋友贾里德·琼斯是一名军用直升机飞行员，在阿富汗执行过几次任务。他告诉我，人们之所以感谢我们，并不是真的因为我们个人做出过什么贡献。“我想，大多数人都明白并非每名军人都是真正的英雄，”他说，“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到底应该感谢谁，干脆感谢所有人吧。”因此，现在我遇到任何领域的科学家时都会说：“感谢你为科学做出的贡献。”
我也非常感谢众多科学作家，我经常需要依靠他们的作品来帮助我理解一些科研文献。刚开始，我很难看懂这些东西，正是在克里斯廷·雨果、珍妮特·方、亚历克斯·杰林斯基、特雷西·施泰特、丽贝卡·博伊尔、卡丽·阿诺德、海莉·贝内特、亨利·尼科尔斯、马克·斯特劳斯、萨沙·斯泰因霍夫、锡德·珀金斯、布伦丹·布勒、埃丽卡·古德、凯特·托宾、布赖恩·斯威泰克、珍妮特·拉洛夫、劳拉·赫尔穆特、该领域作品丰硕的大师埃德·扬以及其他很多人的帮助下，我才能逐渐看懂一些。
说到看懂科研文献这个问题，有些时候，即使科学家耐心地一步一步告诉我他们的研究过程和发现，我还是没法听懂。如果本书在提及研究人员的成果时会导致任何困惑或者出现错误，都是我的责任。
本书的创作是在世界各地的咖啡馆里完成的，但有一家咖啡馆我去的次数最多。我不知道我在盐湖城的炼金术咖啡店消费了多少钱，但我知道那是我最喜欢的创作环境之一。与我在那里度过的数百个小时相比，我的那些消费远不足为道。在南大街1 700号那个时尚的小咖啡馆进进出出的顾客和咖啡馆员工，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快乐。
作为犹他州立大学的教师，如果学校没有给予灵活变通的支持，我就不可能完成本书的创作。我永远感谢泰德·皮斯教授邀请我来洛根，感谢他在教学上为我树立了榜样；感谢前系主任约翰·艾伦，他认为愿意动手做事的人可以走上讲台。我也非常感谢我在新闻与传播系的同事们，他们每天都激励着我，尤其是坎迪·卡特·奥尔森和德布拉·詹森，他们愿意听我唠叨，给予我支持和鼓舞，我恐怕永远也无法回报他们。要感谢学校对我的帮助，就不能不提我的学生——包括我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们让我觉得我对他们的敦促是值得的。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将由他们来谱写，而他们的表现没有任何瑕疵。
如果当时的《盐湖城论坛报》总编特里·奥姆面对我的纠缠没有让步，不允许我报道犹他州的霍格尔动物园，我可能根本不敢从事跟科学相关的写作。我还要感谢我在20年写作生涯中合作过的所有编辑：A. K.杜根、史蒂夫·巴格韦尔、史蒂夫·福克斯、布伦特·伊斯雷尔森、格雷格·伯顿、汤姆·哈维、乔·贝尔德、瑞秋·派珀，尤其是希拉·麦卡恩，他们总是鼓励我突破自己的极限。多年来，我在BenBella出版社合作的编辑利娅·威尔逊总是表扬我发到她的收件箱里的稿件非常整洁，由此可见他们的工作量非常大。
从我和BenBella出版社签约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想和利娅合作。她选择和我合作完成这本书，对此我深感自豪，同时也庆幸不已。她细致周到的工作——连注释都不会放过——使这本书的质量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她的旁注常常让我会心一笑。
利娅是BenBella团队的杰出代表，她的善良、专业知识和职业精神时刻敦促我精益求精。与阿德里安娜·兰、林赛·马歇尔、艾丽西亚·卡尼亚、苏珊·韦尔特、莫妮卡·劳里以及这个令人惊喜的组织的全体工作人员的合作，让我非常开心。诚挚感谢文字编辑詹姆斯·弗雷利，他对细节的关注以及他渊博的知识（从夏威夷这个单词包含的声门塞音到星球大战的飞船，他几乎无所不知），不仅避免了一些令人尴尬的错误，也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感谢萨拉·艾文格，第一眼看到她领导的团队制作的封面，我的眼泪都下来了。我非常钦佩格伦·耶菲斯，正是因为他的远见、正直和幽默，才会有这样一个组织。
Union Literary公司的特蕾娜·基廷每次都说我是她最喜欢合作也是最重要的客户（但我知道她的客户都是哪些人，也知道我不可能是她最喜欢合作、最重要的客户）。不是她的话，我甚至都不知道BenBella出版社。
没有约翰·戴的帮助，我也不会认识特蕾娜。戴非常信任我，他的第一本书《长寿计划》就是和我合作的，我希望能成为他的长期合作伙伴和亲密好友。我还要感谢与我合作过的其他作者。沙伦·莫勒姆相信我可以写一写表观遗传学，尽管我对她说自己对表观遗传学一无所知。戴维·辛克莱很优秀，很好相处，他的研究将改变整个世界。我因作为他的合作作者和朋友而感到自豪。
接下来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如果没有斯科特·索默多夫和马特·坎汉的支持，这本书永远不会出版。他们告诉我，除了报纸新闻，还可以想一想其他东西。他们当时指的主要是玩扑克，玩玩扑克也没什么错。如果没有罗杰·韦弗，我很可能不会从一名军人变成一名作家。他就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一直努力向他学习，像他一样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即使得到了他的帮助，如果没有凯蒂·派斯内克、斯科特·约翰逊、特洛伊·福斯特、詹妮弗·琼·纳尔逊、安德鲁·欣克尔曼、德安·韦尔克、杰克·坦恩·帕斯、卡萝尔·蔡斯和乔尔·福尔克斯的支持，我的职业转换也无法成功。如果不是因为CReEL团队的那些人，我的下一个重大人生转变，也就是从全职记者到全职学者的转变，几乎肯定会成为我成长为作家道路上的一个障碍。我每年都会和他们在A. B. 格思里位于蒙大拿州乔托市的小屋里聚会，庆祝各自取得的成果并相互鼓励。感谢我亲爱的朋友们、我的合伙人亚历克斯·萨卡里亚森和比尔·奥拉姆，感谢我多年来的同事格温·弗洛里奥、卡米拉·莫滕森、阿伦·福尔克、戴维·蒙特罗、凯西·帕克斯、埃米莉·史密斯和杰米·罗杰斯，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你们给我的启发。我要特别感谢CReEL团队的另外两名成员，不仅因为他们是催人向上的作家和优秀的编辑，还因为在我创作本书的这一年里，他们慷慨地给予了我深厚的友谊，而这一年是我有生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原因与本书创作无关）。我爱你，萨拉·盖利！我爱你，斯蒂芬·达克！
我每次写爱这个字，就要把它送给我的母亲琳达、父亲里克、妹妹凯莉和弟弟米奇。我爱你们！
本书献给海蒂·乔伊。和我在一起，你忍受了很多，你的幽默、优雅、美丽、聪颖和智慧让我自惭形秽，但我会继续努力。能成为你的人生伴侣，我引以为豪。
最后，我要感谢仍然让我称呼她斯派克的米娅·多拉。在我认识的人中，你最聪明、最勇敢、最美丽、最坚强、最善良，你是无与伦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