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应邀而至，并由国王的马车将他一路从海港接进王宫。与国王谈话时，柏拉图尽力让他的思想提升到更高贵的事物上，而不是美食、美酒和狐朋狗友。国王和他的伙伴决定要做出一番改变，想要学习科学，例如几何学。这些年轻人对新的学问非常热衷，以至于在王宫内的很多房间，都能看到成群的人在铺着沙土的大理石地板上书写欧几里得算式。
国王对教育和学习的乐趣没有持续多久，狄翁成为眼中钉，被驱逐出西西里。柏拉图待了一段时间，但国王对他愈来愈怠慢，最后还暗示他离开。柏拉图离开前，他与小狄奥尼西奥斯有一次共饮，国王说道：“柏拉图先生，我想如果你回到雅典，就会在朋友面前把我所有的过错都抖出来，并把我的性格批得千疮百孔。”
“陛下，”柏拉图回答：“我想我们会有很多话题谈论，而不是你。”不久柏拉图就返回希腊。
开办学园
公元前三八七年，柏拉图从西西里返回雅典后，在朋友们的资助下，于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斯（Academus）建立学园。这里原来是用来纪念阿提卡英雄，柏拉图的学园就以此命名。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学校，用以传授知识，进行学术研究，提供政治咨询，培养学者和政治人才。
柏拉图的著作都以对话形式展开，而对话的主角几乎都是苏格拉底。导致人们很难将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思想区分开。据说，当苏格拉底听到柏拉图朗读《吕西斯篇》时，不禁大喊：“以海克力士的名义起誓，这个青年人正在告诉我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谎言呀！”很明显，柏拉图在对话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了很多苏格拉底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柏拉图的学园建立后，园址长期未变，直到公元前八六年罗马的统帅苏拉（Sulla）围攻雅典时，才被迫迁入雅典城内，以后一直存在到公元五二九年。这一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出于维护基督教神学的需要，下令封闭雅典所有传授异教哲学的学校，柏拉图的学园前后持续存在达九百年，此后西方各国的主要学术研究院都沿袭它的名称“Academy”。
据普鲁塔克记载，柏拉图曾派遣很多学生参与各城邦的立法与政治活动。柏拉图死后，亚历山大皇帝还向学园第三任领袖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请教治国之术。
柏拉图晚年在希腊世界享有崇高的荣誉，公元前三四七年，他已八十岁高龄，在他人的婚礼宴会上无疾而逝，葬于他耗费大半生才华的学园，所有学生都参加了葬礼。
金属比喻
柏拉图《理想国》对“正义”的认知使哲学王的权力合法化，他们向民众撒谎，散播论证社会秩序合理性的神话。苏格拉底看来，统治者知道什么对人民来说真实和有益，所以他们有权说谎。苏格拉底说：“统治者……为了城邦的利益而对敌人或民众使用欺骗手段是合宜的。”当然，苏格拉底又说，其他人无权撒谎。
重要的神话体系中，都有一个神话故事用来让人们接受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当然，这种神话中的任何一个，都服务于减少社会不满情绪和论证统治者权力的合理性这一目的。关于金属的神话中，苏格拉底告诉民众，人是由金、银、铜、铁四种金属混制而成。适合做领导的人主要由金子组成，因此最为珍贵；负责护卫的士兵主要是银子组成，而农民和工人则由铜和铁制成。
关于金属的神话为维持世袭社会等级秩序找到正当理由，苏格拉底说，金质父母生金质子女，铜质父母生铜质子女。他认为理想的状态是将同质的子女放在一起抚养，当然，一些金质父母会生出铜质子女，而一些铜质父母的子女会是金质。发生这种情况时，这些不像他们父母的孩子应当被放到适当的社会阶层中。
洞穴比喻
柏拉图让我们想象一些人住在巨大的洞穴，从小就被锁炼困住颈项和腿脚而动弹不得。他们甚至无法回头，只能看到面前的东西。他们背后是一块高地，上面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扛着人造的东西来回走动。走动的人后面是一团火，再后面是洞穴出口。被锁住的人只能往洞穴尽头的洞壁方向看，既看不见彼此，也看不见走动的人及后面的火。囚徒们唯一能看见的是前面洞壁上的影子，他们没有意识到任何东西的存在，囚徒就将影子视为唯一的实在。
假设有囚徒碰巧走出洞穴，阳光刺激得他眼睛发痛，过一段时间才能适应洞穴外的世界。首先先认出一些影子，觉得很熟悉。然后，将看到人们与各种东西在水中的倒影，代表他在知识上的巨大进步。最后，他会发现真实的世界五彩斑斓，而不是洞穴中所看到黑乎乎的一片模糊。
他将回想起那个能把来来往往的影子看得最清、把这些影子的前后顺序记得最准的人，他们曾如何交口称赞。这个被释放的囚徒还会认为这种称赞是值得拥有的吗？他还会羡慕在洞穴中得到赞誉的人吗？事实上他一点都不羡慕，相反的，他只会觉得这些人可悲、可怜。
接下来，见识过光明的囚徒是否要返回原来的洞穴？如果他回去，会因为不适应洞穴中的黑暗，反而手足无措，因此被洞穴中的愚昧人嘲笑，说他跑出去只是弄瞎自己的眼睛，这又是哲学家的悲哀。
理念说
木匠打造我们使用的床或桌子时，心里总想着床或桌子的“理念”，而“理念”却不是任何工匠能制造的。但总有一种万能的工匠，不但能制造一切人造物，而且能制造一切植物和动物。如果你拿一面镜子到处去照，便能照出太阳、天空和大地上的一切，以及你自己。但用镜子照出的不过是影像，画家所描绘出来的一切也是影像。
如此一来，这里已经有三种床：一种是天然存在做为“理念”的床，由神创造；一种是木匠造的床，是“理念”的模仿品；再一种是画家画的床，是对模仿品的模仿。以床为例子进行类推，可以将整个世界分成三部分：理念的世界（真实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对理念的模仿）、影像的世界（虚幻的世界）。
有人为讽刺柏拉图的思想，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学生在学园学习很长时间，回到家里，父亲料理一只鸡犒劳他。用餐时，父亲问孩子从柏拉图那里学到什么。孩子说：“桌子上的是只虚假的鸡，真实的鸡是做为理念存在的。”父亲听后对儿子说：“好吧，这只虚假的鸡归我，那只做为理念存在的真实的鸡，就留给你吃吧！”
爱情观
人开始爱一个人美的形体（肉体），从这个美的形体认识美的道理（逻各斯），进一步认识到这个形体的美和另一个形体的美是一致的，从而可以在一切美的形体中看到共同的“理念”。到了这一步就不会否认一切形体的美是相同的，从而认识到形上的“理念”才是真实的美。从形体美开始，进而认识到心灵的美、法律的美、制度的美、知识的美，最终达到至善。
在柏拉图这里，以色欲为基础的爱情仅是人们开启形上学追求的导火线，人应该透过爱一个人学会爱所有人，进而爱美德、正义和真理。现实中很多人会把爱情看作虚幻，犹如人生的调味剂，不能当饭吃。这些人的爱情像烟花一样缥缈，不切实际，对他们而言，只有当烟花跌落地面时，才认其为“真实的生活”。
如果柏拉图见到他们，可能会这样说：“水是用来灭火，但一杯水无法熄灭火山；光明是用来驱赶黑暗，但一支蜡烛不能照亮全世界；爱情可以超越世俗，但短暂的激情不足以支撑漫长人生。既然爱了，就不要像烟花一样返回地面，而要像火箭一样摆脱地球的引力和沉重的肉身──有了高度，才能俯瞰大地；开了眼界，才能超越世俗。”
三种善
柏拉图认为世上有三种善。
第一种善，我们乐意拥有，只是拥有它本身，而不是其后果。例如欢乐和无害的娱乐，不会带来什么后果，不过快乐而已。
第二种善，我们之所以爱它，既是为了它本身，又为了它的后果。例如明白事理，视力好，身体健康。我们欢迎这些东西，是为了同时拥有这两个方面。
第三种善，我们爱它不是为了它本身，而是为了报酬和其他种种随之而来的利益。例如锻炼是为了强身健体，生病求医催生了医术。总体来说，赚钱之术都属这一类。说起来这些可算苦差事，但有利可得。
正义的起源
格劳孔（Glaucon）认为，正义是一件苦事。人们拚命去做，图的是名和利。至于正义本身，人们是害怕的，想尽量回避。
人们说做不正义的事是利，遭受不正义是害，遭受不正义所得的害超过做不正义之事所得的利。所以人们在彼此交往中，既尝到做不正义之事的甜头，又尝到遭受不正义的苦头。两种味道都尝过后，不能专尝甜头而不吃苦头的人，觉得大家最好建立契约：既不要得不正义之惠，也不要吃不正义之亏。打这时起，他们中间才开始定法律、立契约。他们称守法践约为合法、正义，这就是正义的本质与起源。
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衷──所谓最好，就是干坏事而不受罚；所谓最坏，就是受罪而无法报复。人们说正义是两者之折衷，之所以为大家接受和赞成，不是因为它就是真正的善，而是这些人没有力量去做不正义之事，任何一个真正有力量作恶的人，绝不会愿意和别人订契约，答应既不害人也不受害──除非他疯了。
裘格斯戒指
格劳孔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都是在法律的强迫下，才走到正义这条路上。为了论证，他讲述《裘格斯的魔戒》：
吕底亚人裘格斯的祖先据说是牧羊人，在当时吕底亚的统治者手下当差，有一天碰巧捡到一只金戒指，发现能使他隐身。只要戒指的宝石朝里一转，别人就看不见他，再朝外一转，又看得见他，百试百灵。于是他想方设法谋到职位，当上国王的大臣。到了国王身边，他勾引王后，与她同谋，杀掉国王，夺取王位。
照这样来看，假定有两只这样的戒指，正义的人和不正义的人各戴一只，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没有人能坚定不移地继续做正义的事，也不会有人能克制住不拿别人的财物。如果他能在市场里不用害怕，要什么就拿什么，能随意穿墙越户、调戏妇女、杀人劫狱，总之能像全能的神一样，随心所欲地行动，到这时，两个人的行为就会一模一样。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有力的证据，证明没有人把正义当成对自己有利的事而心甘情愿实行，做正义之事是勉强的。任何场合之下，一个人只要能干坏事，他总会去做。大家一目了然，从不正义那里比从正义那里，人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真君子vs.假好人
按照格劳孔的说法，如果谁有权而不为非作歹，不夺人钱财，他就要被人当成天下第一号傻瓜，虽然当着他的面，人家还是称赞他──因为人们怕吃亏，老是互相欺骗。
首先，我们假设不正义之人掌握专门的技术，例如会掌舵或治病救人，在技术范围内，他能辨别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斟酌损益。即使偶尔出差错，也能补救。他会把坏事做得滴水不漏，谁都不会察觉。如果他被人抓住，就是个蹩脚的货色。不正义的最高境界就是嘴上仁义道德，肚子里男盗女娼，所以还要给坏事做尽的人最正义的好名声。如果他因做坏事遭到谴责，能鼓起如簧之舌，说服大家；如果需要动武，他有的是勇气和实力，有的是财势和朋党。
然后，让我们按照理论树立正义者的形象：朴素正直，胸怀洒落，犹如光风霁月。他不是看上去像个好人，我们必须把“看上去”删掉。如果大家把他看作正义的人，他就因此有名有利。这种情况下，我们搞不清楚他究竟是为正义而正义，还是为名利而正义。必须排除他身上的一切表象，只剩正义本身来和前面说过的假好人对立。让他不做坏事而有大逆不道之名，这样正义才可以受到考验。虽然国人皆曰可杀，他仍正义凛然，鞠躬殉道，死而后已；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正义，终生不渝。
格劳孔说，如此对照的话，是真君子活得幸福，还是假好人活得幸福呢？
“貌似”远胜“真是”
格劳孔的兄弟阿德曼托斯（Adeimantus of Collytus）接着说，要做一个正义的人，除非我只是徒有正义之名，否则就是自讨苦吃。反之，如果我不正义，却已经挣得正义者之名，就能有天大的福气！既然智者们告诉我，“貌似”远胜“真是”，而且是幸福的关键，我何不全力以赴追求假象？有人说，做坏事不被发现很不容易。啊！普天之下，有哪一件伟大的事情是容易的？无论如何，想要幸福只此一途。
为了一切保密，我们拉帮派、搞团伙；有辩论大师教我们讲话的艺术，向议会法庭演说，硬逼软求，我们可以尽得好处而不受惩罚。有人说，对于诸神，既不能骗，又不能逼。怎么不能？假定没有神，或者有神而神不关心人间的事情，做坏事被神发现也无所谓。假定有神，神确实关心我们，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神的一切，也是从故事和诗人们描述的神谱而来，它们同时告诉我们，祭祀、祷告、奉献祭品，就可以收买诸神。
人类城邦的起源
苏格拉底认为之所以要建立城邦，是因为每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需要许多东西。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做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称为城邦。一个人分一点东西给别人，或者从别人那里拿来一点东西，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有进有出对自己有好处。
首先最重要的是粮食，有了才能生存。第二是住房，第三是衣服，以及其他。如果农夫不管别人，只为自己准备粮食──花四分之一的时间，生产自己的一份粮食，把其余四分之三的时间，一份花在造房子，一份花在做衣服，一份花在做鞋子，免得和别人交换，各自为我，只顾自己的需要，显然会导致生产效率低下。这时，劳动分工就显得非常必要。每个人从事一种技艺，从而有木匠、铁匠、鞋匠等职业，当然，随着城邦的扩大，有了专门从事战争的战士，即城邦的护卫者。
战争中的斗士应该需要更多样化的锻炼，他们有必要像终宵不眠的警犭，视觉和听觉都要极端敏锐；他们在战斗的生活中，能够忍饥挨饿，无论烈日骄阳还是狂风暴雨，都能安之若素。
统治者有权撒谎
虚假对于神明毫无用处，但做为一种药物，对凡人还是有用的。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国家利益，有理由用来应付敌人，甚至应付公民。其余的人一概不准和它发生任何关系。如果一般人对统治者说谎，我们认为就像病人对医生说谎，运动员不把身体的真实情况告诉教练，甚至罪过更大。
统治者要对宣传系统严加管控，例如荷马的史诗，要有选择地讲给孩子们听。以下的事情不能宣传：一、其他诸神已入梦乡，宙斯却因性欲炽烈，仍然辗转反侧，瞥见希拉浓妆艳抹，两情缱绻，竟迫不及待露天交合。宙斯还对妻子说，此次约会胜似初次幽会，因为背着父母；二、赫菲斯托斯的妻子阿芙萝黛蒂与战神艾瑞斯在河里偷情，赫菲斯托斯抓个正着，用铁链把他俩绑在一起；三、海神波赛顿（Poseidon）的儿子忒修斯（Theseus）和主神宙斯的儿子柏修斯（Perseus）掳掠妇女；四、德尔菲阿波罗神庙的神谕不灵验。凡此种种，都不能随意向青年宣扬。
驱逐模仿一切的诗人
荷马或某些悲剧诗人透过模仿讲述英雄受苦的故事，英雄们长时间悲叹或吟唱，捶打自己的胸膛，这时即使是最优秀的人物也会同情地、热切地听着，甚至听得入迷。应当让这些情感干枯而死时，诗歌却给它们浇水施肥；应当统治它们，以便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而不是更坏、更可悲时，诗歌却让它们确立起对我们的统治。
和画家一样，诗人创作的真实性很低，因为诗人的创作是和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让诗人治理良好的城邦，因为他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并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
鞋匠总是鞋匠，不在做鞋匠以外，还做舵手；农夫总是农夫，不在做农夫以外，还做法官；兵士总是兵士，不在做兵士以外，还做商人，如此类推。假定有人靠他的一点聪明，能够模仿一切，扮什么像什么，光临我们的城邦，朗诵诗篇，大显身手，就以为我们会对他顶礼膜拜，称他是神圣、了不起的，把他视为大受欢迎的人物。与他的愿望相反，我们会对他说，不能让这种人到我们的城邦；法律不准许这样，这里没有他的地位。我们将在他头上涂以香油，饰以羊毛冠带，送到别的城邦。
护卫者不应有私有财产
优秀护卫者（护国者）的生活方式：
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外，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私人的房屋或仓库。至于他们的食粮应由其他公民供应，做为能征善战、智勇双全的护卫者的职务报酬。按照需要，食粮每年定量分配，既不多余，亦不短缺。他们必须同住同吃，像士兵在战场上一样。
至于金银，一定要告诉他们，他们已经从神明那里得到，藏于心灵深处，不需要人世间的金银。他们不应该让心灵的宝藏和世俗的金银混杂在一起而受玷污，因为世俗的金银是罪恶之源，心灵深处的金银是纯洁无瑕的至宝。
他们要是在任何时候获得一些土地、房屋或金钱，就要去办农业、做买卖，不能再碰政治、做护卫者。他们从人民的盟友蜕变为敌人和暴君。他们恨人民，人民恨他们；他们会算计人民，人民就要图谋打倒他们；他们终身生活在恐惧中，惧怕人民超过惧怕国外的敌人。结果是，他们和国家一起走上灭亡之路，同归于尽。
男女裸体参加操练
如果发现男性或女性更加适合某种职业，可以把某种职业分配给他们。但我们发现两性之间，唯一的区别不过是在生理上，阴性受精生子，阳性放精生子。我们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男女之间应有职业区别；我们相信，护卫者和他们的妻子应该从事相同职业。
没有任何一项管理国家的工作，因为女人在做而专属于女性，或者因为男人在做而专属于男性，不同天赋才能同样分布于男女两性。实际上，各种职务，不论男女都可以参与，而总体上，女性看起来似乎比男性弱一些罢了。
女性护卫者必须裸体操练，因为她们以美德做衣服，必须和男人一起参加战争，以及履行其他护卫者的义务，这是她们唯一的职责。让身体赤裸裸地呈现，总比遮遮掩掩好，此外，眼睛看来可笑的事物，理性看来是最善的，因此就变得不可笑了。
妇孺公有
护卫者一切公有，一身之外别无长物，他们之间不会发生纠纷。因为人们之间的纠纷，都是自己的财产、儿女与亲属的私有财产所造成。
护卫者不应该有私人的房屋、土地和其他财产。他们从别的公民那里得到每日的工资，做为服务的报酬，大家一起消费。真正的护卫者就要这样，能确保他们成为更名副其实的护卫者，防止他们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把公有的东西说成“这是我的”，把他所能从公家弄到手的东西拖到自己家里，把妇女、儿童看作私产，各家有各家的悲欢苦乐。
做为护卫者，这些女人应该归男人共有，任何人都不得与任何人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同样的，儿童也公有，父母不知道谁是自己的子女，子女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对大多数人的行动来讲，情欲的必然比几何学的必然有更大的强制力与说服力。最好的男人与最好的女人应尽可能结合在一起，反之，最坏的与最坏的要尽量少结合。女人应该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为国家抚养儿女，男人应当从过跑步速度最快的年龄到五十五岁生儿育女。
母亲有奶水时，引导她们到托儿所喂奶，但竭力不让她们认清自己的孩子。如果母亲的奶水不够，要另外找奶妈。护卫者要注意不让母亲们喂奶的时间太长，把给孩子守夜和其他的麻烦事情交给奶妈和保姆去做。如果要保证最高质量的后代，最好者的下一代必须被培养成才，最坏者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除了治理者外，别人不应该知道这些事情的进行过程，否则护卫者难免互相争吵，难以团结。
哲学家是什么人？
一般人关于美的东西和其他东西的平常看法，游移于绝对存在和绝对不存在之间。如果有什么东西显得既是有，又是无，就处于完全的有和完全的无之间，与之对应的能力就既不是知识又不是无知，而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能力。
意见所谈论的内容似有若无，就像这道谜语：什么情况下，一个不是男人的男人看了又没有看见一只停在不是树枝的树枝上的不是鸟的鸟，用一块不是石头的石头，砸了又没有砸到？谜底：一个独眼的太监用一块浮石去砸一只芦苇上的蝙蝠，但没有砸到。
只看到许许多多美的东西、许许多多正义的东西、许许多多其他东西的人，即便有人指导，也始终不能看到美和正义本身。哲学家是那些专心致志于每样东西的存在本身的人，我们称为“爱智慧者”，而不称为“爱意见者”。
哲学家中最优秀者对于世人无用，这话是对的；但同时要说清楚，最优秀哲学家的无用，责任不在哲学本身，而在别人不用哲学家。真正合乎自然的事理应当是这样：一个人病了，不管他是穷人还是富人，应该是他上医生的家门去找医生；任何需要管制的人应该是他们登门去请有能力管制的人。
航船比喻
柏拉图的“航船比喻”十分有名，假设有一队船或一艘船，船上发生这样的事：有一个船长，身高力大超过船上所有船员，但耳朵有点聋，眼睛不怎么好使，他的航海知识不太高明。船上水手们都争吵着要替代他做船长，都说自己有权掌舵，虽然他们从没学过航海术，说不出自己在何时向谁学过。他们还断言，航海术根本无法教，谁要是说可以教，他们就准备把谁碎尸万段。
同时，他们围住船长强求他，甚至不择手段地骗他把船舵交给自己，有时失败了，别人取得船长的同意代为指挥，他们就将其杀死或逐出船，然后用麻醉药或酒之类的东西把船长困住。有时成功了，夺取船只的领导权，于是出尽船上库存，吃喝玩乐，照自己希望的方式航行；不仅如此，凡是曾参与阴谋，狡猾地帮助过他们从船长手里夺取权力的人，不论是提供主意还是出过力，都被授以航海家、领航、船老大等荣誉称号，对不同伙的人，他们就骂人废物。
真正的航海家必须注意年时、季节、天空、星辰、风云和一切与航海有关的事情，才能成为船只的真正当权者。不管别人赞成或反对，这样的人必定会成为航海家。
问题是，发生过这种变故的船上，真正的航海家会被这些篡权的水手怎样看待呢？他们不会叫他唠叨鬼、占星迷或大废物吗？
哲学家的命运
构成哲学家天赋的品行如果受到不良教育或不良环境影响，就会成为背离哲学研究的原因，与所谓的美观、富裕和所有这类生活福利一样。对城邦和个人做大恶的人出自这一类，造大福于城邦和个人的人（如果碰巧有潮流带着他朝这方向走）也来自这一类；反之，天赋平庸的人无论对城邦还是个人都做不出什么大事。最配得上哲学的人就这样离弃哲学，使其孤独凄凉，他们因而过着不合适、不真实的生活；与此同时，配不上的追求者看到哲学没有亲人保护，乘虚而入，玷污了他，使他蒙受反对者加上的恶名。
剩下来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就只有其中微乎其微的部分：他们是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因处于流放而未受到腐蚀，依然真正地从事哲学；或是生于狭小城邦的伟大灵魂，不屑于关注小国的事务；还有少数人或许由于天赋异禀，脱离藐视的其他技艺，改学哲学。他们尝到拥有哲学的甜头和幸福，充分看到群众的疯狂，知道在当前的城邦事务中可以说没有什么是健康，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正义战士的盟友援助他们，使他们免于毁灭。
极少数的真哲学家就像落入野兽群，既不愿意参与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野兽，只好在能够对城邦或朋友有所帮助前，就对己、对人都无贡献地早死了。基于这些缘故，哲学家都保持沉默，只关注自己的事情。他们就像在暴风卷起尘土或雨雪时避于一堵墙下的人，看别人干尽不法之事，但只求自己能终身不沾上不正义和罪恶，最后怀着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期待逝世，就心满意足了。
现行的政治制度之所以可恨，正是其中没有一种适合哲学本性，哲学的本性正由于这个缘故而堕落变质。正如种子被播种在异乡土地，结果是被当地水土克制而失去本性，哲学的生长也如此，在不合适的制度下保不住自己的本性，而败坏变质。哲学如果能找到如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那时就可以看得很明白，哲学确实是神物，而其他的一切，无论天赋还是学习和工作，都不过是人事。
四种政体
柏拉图区分四种政治体制，第一种称为斯巴达和克里特政体，受到广泛赞扬；第二种称为寡头政治，是少数人的统治，有很多害处；第三种称为民主政治，是接着寡头政治后所产生，与之相反；最后一种，乃是与前述三种不同的僭主政治，是城邦最后的祸害。
不要以为政治制度是从木头或石头产生，它是从城邦公民的习惯产生；习惯的倾向决定一切方向。政治制度的变动全由领导阶层的不和而起。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哪怕只有很少部分一致，政治制度也不可能变动。
统治者内部两种集团将选择两个不同方向：铜铁集团趋向私利，兼并土地房屋、聚敛金银财宝；金银集团自身心灵拥有真正的财富，所以趋向美德和传统秩序。他们相互斗争，取得某种妥协，于是分配土地、房屋，据为私有，把原先的朋友和供养人变成边民和奴隶。护卫者本来是为了保卫后一类人的自由而诞生，他们终身专门从事战争与捍卫后一类人，现在却变成奴役和压迫后者的人。
斯巴达政体的优越性
保障任何国家的永久福利，就需要从几个方面来划分最高权力。柏拉图说：“如果无视恰当的比例而对任何事物过多地赋予，例如把过多的风帆给予一艘船，把过多的营养给予一个身体，把过多的权威给予一个灵魂，结果必然翻船、肥胖和灵魂的专横乃至犯罪。”
关于斯巴达政体，《法律篇》说：“必须有神用祂对未来的预见支配你们，要你们同时设立两位国王而非一位，从而使他们的权力拥有更合乎比例的限度。甚至在那以后，有某人的理智在神的助佑下，注意到你们的统治者仍会有狂热之举，就设法限制王族专横，让三十八位长老在处理政务时发出与国王同等的声音。第三位神启者注意到你们的政体仍充满阳刚之气，因此引入礼仪官的职位，由抽签决定人选，做为一种约束。”斯巴达政体符合柏拉图设想的稳定样貌，是个混合政体。
立法原则
柏拉图认为，使所有成员幸福快乐地生活，以正确的方式赋予他们光荣与耻辱，显然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职责。正确的方式就是把灵魂之善放在首要的、最荣耀的位置──而灵魂的节制总被假定为必不可少的──把身体的利益和善放在第二位，把城邦之善，我们称为财富，放在第三位。任何立法者若是把财富放在最荣耀的位置，或者把较高类别的事物放在较低的位置，因此违反这些限度，这种行为一定是对宗教和政治的冒犯。
波斯人衰败的原因
透过对波斯人的共同体考察，柏拉图发现他们还在不断退化。波斯人当前统治的病根在于过分的服从性与过分的王权。原因在于普通民众的自由太少，君主的权力太大，从而使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公共精神终结。由于它们消失，权贵们关心的不再是臣民的共同利益，而是自身的地位。只要认为对自己有一点好处，就会把国家的城市和民众投入烈火，使之灰飞烟灭，于是人们野蛮地相互仇视，深怀敌意。另一方面，当需要民众组成军队保护自己时，在民众中找不到忠诚者，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为他们冒险，他们的士兵成千上万，但实际上人数再多也发挥不了作用。因此招募雇佣兵和外国人打仗，指望他们来救命，就好像自己没有军队似的。
在波斯，没有一个人被教育如何发号施令；在雅典，没有一个人学会如何服从。对想要成为立法者的人来说，历史的教训是每个健全政府必须依据“统治权的划分”，把“平民”的成分和“某种个人权威”结合，或者如柏拉图所说，必须把“君主政体”与“自由”联结。某个地方必须有权威的席位，但权威不应该堕落成专制；必须有个人的自由，但又不是无政府的自由。
荣誉政体
与柏拉图心中理想的斯巴达政治相对应、稍微逊色的政体被称为“荣誉政体”，掌握国家权力的不是真正的智者，而是单纯且勇敢的人。他们是一些不适于和平年代而更适于战争时代的人，崇尚战略、战术，大部分时间在参与战争。这种统治者爱好财富，和寡头制度下的统治者相像。他们内心贪得无厌，有收藏金银的密室，住宅四面有围墙；有真正的私室，供他们挥霍财富、取悦妇女和宠幸其他人。一方面爱钱，一方面不被许可公开捞钱，所以花钱很吝啬，但很乐于花别人的钱，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这种人年轻时未必嗜财如命，但随着年龄增长，就会愈来愈爱财。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天性开始生出爱财之心，由于失去最善的保障，向善之心就不纯了。他们爱掌权、爱荣誉，但不是想靠能说会道和诸如此类的长处，而是想靠战功和自己的军人素质达到这个目标。
寡头政治
寡头政治是根据财产决定统治权的制度，政治权力在富人手里，不在穷人手里。私人手里的财产能破坏荣誉政体。这些人想方设法挥霍浪费，违法乱纪，无恶不作。男人如此，女人们也跟着效尤。一个国家里尊重钱财，尊重有钱财的人，善德与善人便不受尊重了。
终于，好胜、爱荣誉的人变成爱钱财的人。他们歌颂富人，让富人掌权，鄙视穷人。这时他们通过一项法律来确定寡头政治的标准，规定一个最低限度的财产数目。寡头制程度愈高的地方，数目愈大。法律宣布，凡财产总数达不到规定标准的人，都不得当选。而这项法律的通过是用武力实现，或者用恐吓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政府后实现。
这样的城邦必然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富人的国家，一个是穷人的国家，住在一个城里，总在谋划如何对付对方。这种制度下很可能无法进行战争，这是它的另一个毛病。它的少数统治者要打仗，非武装人民群众不可，但他们害怕人民甚于害怕敌人。如果不武装人民群众，而是亲自作战，他们会发现自己的确是孤家寡人，统辖的人真是少得可怜。此外，他们不但贪财，还很吝啬。
寡头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
统治者既然知道政治地位是靠财富得来，就不愿意用法律来禁止年轻人中出现挥霍浪费祖产的现象；他们借钱给这些浪荡子，要他们用财产抵押，或者收买他们的产业，使自己变得愈来愈富有，影响力和声誉也更加壮大。
一方面丝毫不自制，一方面崇拜金钱，铺张浪费，寡头社会里这种鼓励懒散和放荡的结果，往往不断地把一些世家子弟变成为无产贫民。有些负债累累，有些失去公民资格，有些两者兼有，他们武装起来，像带刺的雄蜂，与吞并他们产业的贵族及其他富贵者住在同一个城里，彼此互相仇恨、妒忌，急切地希望革命。
专讲赚钱的人终日孜孜为利，对穷汉视若无睹，只顾把自己金钱的毒饵继续抛出去，寻找受骗的对象，放高利贷，彷佛父母生育子女，使城邦里的雄蜂和乞丐像繁殖一般，日益增多。寡头制的国家里，统治者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己养尊处优。他们的后辈变得娇惯放纵，四体不勤，无所用心，苦乐两方面都经不起考验，成为十足的懒汉。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平时关系尚且如此，一旦走在一起，或一起参加宗教庆典，或在同一战场对敌厮杀，彼此观察，穷人就一点都不会被富人瞧不起了。相反的，会出现一种情况，战场上一个瘦且结实、晒得黝黑的穷人站在养得白白胖胖的富人旁，看到后者气喘吁吁、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这时穷人会想，正是由于穷人胆小，有钱人才保住自己的财富。
就像一个不健康的身体，只要遇到一点外邪就会生病，有时甚至没有外邪也会病倒，国家同是如此，只要稍有机会，一个政党从寡头国家引进盟友，另一政党从民主国家引进盟友，国家就病了，内战就此爆发。有时没有外人插手，党争也会发生。
如果贫民获胜，把一些敌党处死，一些流放国外，其余的公民都有同等公民权及做官机会──官职通常抽签决定，一个民主制度就这样产生了。
民主政治
寡头政治认为的善和赖以建立的基础是财富，失败的原因在于过分贪求财富，为了赚钱发财，不管其他一切。民主国家最大优点在于自由，因此富于自由精神的人们最喜欢采取民主政治的城邦安家落户。
民主政治下，每个人都有一套过日子的计划，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如果有人告诉他，有些快乐来自高贵的好欲望，应该得到鼓励与满足，有些快乐来自下贱的坏欲望，应该加以控制与压抑，对此他会置若罔闻，不愿把堡垒大门向真理打开。他会一面摇头一面说，所有快乐一律平等，应当受到同等尊重。
事实上，他整日沉迷于各式各样的快乐之中。今天饮酒、玩弄女人、歌唱，明天喝清水，严格按照规定饮食；前一天热衷剧烈锻炼，第二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然后一段时间里，又开始研究哲学。
他的生活没有秩序，没有节制。自以为生活方式是快乐、自由、幸福的，并且要坚持到底。这种人是集各种习性于一身的多元化之人，与那种民主制城邦所具有的多面性、复杂性一样。
这是政治制度中最美的一面，各式各样的人，有如锦绣衣裳，五彩缤纷，看上去确实很美。而一般群众因为这个缘故而断定它最美，就像女人、小孩只要一见色彩鲜艳的东西就觉得美一样。
在这种国家，如果你有资格掌权，可以完全不去掌权；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命令，可以完全不服从，没有什么能勉强你。别人在作战，你可以不上战场；别人要和平，如果不喜欢，你可以要求战争；如果有什么法令阻止你得到行政或审判的职位，只要机缘凑巧，你一样可以得到。
民主制度以轻薄浮躁的态度践踏这些理想，完全不问一个人原来做什么，品行如何，只要他转身从政时声称对人民一片好心，就能得到尊敬和荣誉。这是一种众人乐意接受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管理形式。这种制度下，平等被不加区别地给予所有人，不管他们是否平等。
从极端自由到极端奴役
僭主政治或许只能从民主政治发展而来，柏拉图认为极端、可怕的奴役产生于极端的自由。民主国家有三类人，第一类是“雄蜂”，有一班懒惰而挥霍之徒，其中强悍者为首，较弱者附从。柏拉图把他们比作雄蜂，把为首的比作有刺的雄蜂，把附从的比作无刺的雄蜂。寡头社会里，这部分人是被藐视、不掌权的，因此缺少锻炼，缺少力量。民主社会里，这部分人处于主宰地位，很少例外。其中最强悍的部分，演说、办事的都是他们。其余的坐在讲坛后面，熙熙攘攘、嘁嘁喳喳地抢着讲话，不让人开口。因此在民主国家，一切（除了少数例外）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第二类是追求财富的人，其中天性最有秩序、最为节俭的人，大多成为最大的富翁。他们那里是供应雄蜂蜜汁最丰富、最方便的地方，穷人身上榨不出油水。所谓富人，乃雄蜂之供养者。
第三类是平民，他们自食其力，不参加政治活动，没有多少财产，在民主社会中占大多数。要是将他们集合起来，力量最大。他们的首领劫掠富人，最大的一份据为己有，残羹剩饭分给一般平民。
被利益损害的人，不得不在大会上讲话或采取其他可能的行动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于是他们受到反对派的控告，被诬以反对平民，被说成是寡头派，虽然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变革的意图。
然后，终于看见平民试图伤害他们（并非有意，而是由于误会，听信坏头目散布恶意中伤的谣言），于是他们只好真的变成寡头派（也并非自愿，而是被雄蜂刺蜇过的结果）。
接着便是两派互相检举，告上法庭，互相审判。这种斗争中，平民总要推出一个人带头，做他们的保护人，同时培植他，提高他的威望，僭主政治只能从“保护”这个根上产生。一个人哪怕尝了一小块混合在其他祭品中的人肉，便不可避免地变成狼。人民领袖的所作所为，亦是如此。他控制着轻信的民众，不可抑制地要使人流血；他诬告别人，使人在法庭受审，谋害人命，罪恶地舔尝同胞的血液；或将人流放域外，或判人死刑；或取消债款，或分人土地。最后，这种人或被敌人杀掉，或由人变成豺狼，成为僭主，这就是领导一个派别反对富人的领袖人物。
僭主在这个阶段，只要提出要人民同意他建立警卫队，保卫自己这个人民保卫者的要求，人民就会答应他，毫无戒心，只为他的安全担心。这个人在早期对任何人都满面堆笑，逢人问好，不以君主自居，于公于私都有求必应，豁免穷人的债务，分配土地给平民和自己的随从，到处给人和蔼可亲的印象。
当他已经和被流放国外的政敌达成为某种谅解，而一些不妥协的政敌已经被他消灭时，便不再有内顾之忧。这时他总是率先挑起战争，好让人民需要领袖。而且，人民既因负担军费而贫困，整日为谋生而东奔西走，不太可能有功夫造反。
如果他怀疑有人思想自由，不愿服从他的统治，便会寻找借口把他们送到敌人手里，借刀杀人。过去帮他取得权力，现在正和他共掌大权的人当中，有一些人不赞成这些做法，因而公开对他提意见，并相互议论，而这种人碰巧还是最勇敢的人。
做为僭主要保持统治权力，必须清除所有这种人，不管他们是否有用，不管是敌是友，一个不留。
他必须目光敏锐，能看出谁最勇敢，谁最有气量，谁最为智慧，谁最富有；为了自己的好运，不管主观愿望如何，都必须和他们为敌到底，直到铲除干净为止。只是这种清除和医生对人体进行的清洗相反，医生清除最坏的，保留最好的，而僭主做出的去留决定正好相反。
他或者是死，或者和那些伙伴（大多是没有价值的人，全都是憎恨他的人）生活在一起，必须在两者之间做有利的抉择。他的所作所为愈不得人心，就愈要不断扩充卫队，愈要把卫队做为绝对可靠的工具。
僭主敢于采取暴力对付他的父亲──人民，他们如果不让步，就要打他们，这时人民很快就看清他们养育了一只什么样的野兽。他已经足够强大，没有办法把他赶出去。人民发现自己像俗话说的那样，跳出油锅又入火坑；不受自由人奴役，反受奴隶奴役；本想争取完全的自由，不料落入最严酷、最痛苦的奴役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