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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被封控之后，野草自由地生长。野草从各个角落钻了出来：无人打理的草坪、大树下的林荫地、被人遗忘的墙角、宁静的停车场……
一个叫暴岩的“80后”住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个小区里，小区面积0.08平方公里。封控期间，他在小区里找到了86种野生植物。最多的是菊科植物：蒲公英、鼠曲草、马兰、鬼针草……其次是禾本科、十字花科和蓼科：狗尾草、早熟禾、宝盖草、诸葛草……其中6种有毒：猪殃殃、龙葵、黄独、蛇莓、毛茛、马兜铃。7种被列入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一年蓬、小蓬草、一枝黄花、钻叶紫菀、莲子草、落葵薯……84种可以入药：益母草、何首乌、半夏、薯蓣、牛膝……43种可以食用，比如苦苣可以蘸酱吃，也可以夹在三明治里吃；木耳脆脆的，不像东北老家的那样肉质偏厚。
这是惠特曼歌颂过的野草：“我相信一片草叶的意义不亚于星星每日的工程。”这是歌德赞誉过的“沉睡的力量”。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说：“朋友们，记住这一点！世上既没有什么杂草，也没有恶人。”这也是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里抱怨过的荒草。据说牛顿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杂草。梭罗则说，“我认为康科德的野草比加利福尼亚的参天大树更有生命力”。
轻风吹拂的野草，露水沾湿的野草，对这一切无知无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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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是个飞行员，但一直被困在上海家中。2022年3月3日，他所在的29号楼被封。那天，L在外边和朋友喝酒，很晚才回家。凌晨时分，居委会打来电话问家里实住人口。怎么回事？居委会说，楼里有一名密接，要上围栏，封楼48小时，全楼都要做核酸检测，48小时内测两次。L一下子酒醒了。我家里两个老人，还有一条狗，老人要看病怎么办？我怎么出去遛狗？居委会说，没事儿的，检测完了，没有事情，就给你们解封。
两天之后，29号楼解封了。七天之后，整个小区再次被封控。趁着解封的时候，L去附近的沃尔玛，把该储备的物资都运回来了：大米、面粉、油、盐、酱、醋、鸡蛋、牛奶、排骨。这些物资足够用了吧。小区封控，估计最多也就两周吧。
两周之后，还是没有解封。又过了两周，还是没有解封。L郁闷了。他多喜欢出去找朋友玩啊，现在被困在家里变成了宅男。他让老爸帮他剃个光头。他说：“我要削发明志。”
站在浴室的镜子前面，L端详自己刚剃完的光头。头皮发青，发茬齐整。用手前后上下摸过去，手心所触之处，头皮立刻感到暖意。手心离开之后，头皮一阵丝丝寒气。原来，我真实的头颅是长这个模样啊。他掏出手机，伸直双臂，调整角度，望向镜头，来了一张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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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业是疫情期间损失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大部分国际航班都取消了。飞机上经济舱的座位被拆掉，客机改成货机。国内航班量也大大缩减。机场空空荡荡。里面的商店拉下了卷帘门。许多飞行员都像L一样被困在家里。据说有的飞行员出去送外卖了，有的空姐在街边摆小摊。
我问L，你的生活受影响大吗？
L满不在乎地说，不大。我离婚了，又没孩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没买房，一直租房住，没有房贷压力。老爸老妈临时和我住在一起，两代人生活习惯不同，难免有些磕磕绊绊，也就这样了。
我之所以采访L，还有一个原因：他住在梅陇镇。这次疫情期间，梅陇镇因为给居民发放变质猪肉上了热搜，有两名公职人员被免职，四名犯罪嫌疑人被查处。
我问L，你们小区的物资供应有问题吗？
L说，还好吧，社区发过物资，但大多还是自己团购，一开始有些紧张，后来就没事了。
这么长时间不飞，你会想念蓝天吗？
无所谓啦，在外面浪也挺好的。
偶尔有飞行任务，他先让给经济负担更重的兄弟。要是执行飞行任务，保不齐还要在宾馆隔离，回不了家。他乐得待在家里。飞行员曾经非常稀缺，买飞机容易，培训飞行员难，要花时间。但是，到了2020年之后，就不缺飞行员了。你不飞，总有别人飞。
两年前，L和几位朋友一起投资了一家餐厅。他们看中的是餐厅的环境：民国时期的小洋房，还带个小花园，很有格调。做西餐的大厨手艺也相当棒。开业之后，虽然遇到了疫情，但来的客人蛮多，这里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的地方。本指望2022年疫情就会过去，餐厅能大赚一笔，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餐厅直接没法开张了。为了求生，餐厅在外面摆上桌子，让顾客买了带走。没过多久，就连桌子和小黑板也不让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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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疫情爆发之后，傅蔚冈已经有三个月没理发了，难受得很。
傅蔚冈是一位青年学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的研究员。业主群里有人说，大门口来了Tony老师，傅蔚冈立马下楼。一道栅栏隔开了顾客和理发师。等待理发的业主在栅栏里面排队，理发师在栅栏外面，站在一个小板凳上。
轮到傅蔚冈了，他一边理发一边跟理发师搭话：“疫情期间，你们的店面关了，是不是在家憋坏了？”
理发小哥得意地说：“不瞒你说，我几乎做过所有职业，这两个月收入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
傅蔚冈很吃惊：“你都做过什么？”
理发小哥说：“缺菜，我就提供菜。缺车，我就帮忙找车。我还开过车送货呢。”
傅蔚冈问：“那给马路和门店装栅栏这种活儿你干过吗？”
理发小哥不屑地说：“那种活儿费力不讨好，一天才挣两三百块钱，我才不干呢。”他夸奖自己：“要是在战争期间，我这种人生存能力一定很强。”
傅蔚冈就势恭维他：“那是，你可以当个将军呢。”
理发小哥说：“当个将军倒不敢说，但肯定混得不差。不像你们，都是业主，还被保安耍得团团转。你看旁边的小区，保安专门给安排了个地方，方便业主们理发。”
他语重心长地教育傅蔚冈：“记住，你是业主，不能这么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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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一个上海故事。
先给你看一篇流传甚广的自媒体文章。文章的题目是《被赶走前，她在红色电话亭住了一个月》。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
4月1日，上海浦西封控第一天，她牵了一只穿着红色衣服的狗，背着包，提着一些东西，走进了小区对面的红色电话亭。
整整一个月，她都住在里面。
4月29日，两个身穿防护服的男人把她赶出了电话亭。她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拿，抱着自己的小狗，光着脚往南边走了。
我再从文章里选一段比较有代表性的：
又要下楼做核酸。樱花已经开了，但今天下起了雨，樱花混着桃花被雨打落在地上，一堆一堆的。
电话亭女人一直在电话亭里。她没有出来遛狗。
好，接下来请你看看，几天之后，这个住在电话亭里的女人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是怎么说的。
她告诉记者，自己是山东人，生于1970年，来上海20年了。
住电话亭是因为我租房子暂时没租好嘛。
去年过年，我是在西藏南路一间森林酒店过的。
今年呢，我就想换一个方式，在电话亭过一个新年。所以从小年夜就开始住嘛。
不到6点我就走了。……5:30就挪了。晚上10点多钟以后，没有人的时候再过去，然后眯几个小时。也没有人说我。我白天在外面，比方说图书馆，或者是做点我自己的事情。我常去上海市图书馆，或者是福州路的那个书城，现在在装修了，福州路的书城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那（电话亭）附近有一个插座，可以煮开水。烧一壶水也就两三分钟，水开了，我的面条也熟了，然后弄点儿自己带的豆瓣酱，吃就可以了。……中餐盒饭有菜，吃的营养挺好的。那段时间上海挺热，我有两个桶，就烧点水，小狗洗澡可以，我简单洗个头。
他们（警察）给我送吃的，盒饭、馒头、鸡蛋、面食啊。（我不在）就给我放在我那个筐里头。
我这个人，活得简单才能活得自由。我觉得世上没有免费的东西，也不太占人家的，我总要偿还的，对吧？
她叫丽丽，美丽的丽。丽丽今年不到1岁，我捡它的时候，它是一个半月，然后养了它8个月。
这（外套）是Chocolate的，这个包包你看（MK的），是不是不太差。我这个帽子也是品牌的，这个羊毛衫也是，差就差在这个鞋上，鞋不是特别好，要是配一双好鞋的话就好了。
◎ 旁立：《被赶走前，她在红色电话亭住了一个月》，https://mp.weixin.qq.com/s/BpX6FKDWnrqq5Hn5dSQFUg，2022年9月2日访问。
◎ 同上。
◎ 李强：《对话上海“电话亭女士”：我这个人活得很简单》，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1874310247173691&wfr=spider&for=pe，2022年9月15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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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故事让我有一种按错门铃的感觉。每一次，我看到的都不是我以为自己会看到的。我想象中的故事是伤感而无奈的，但真实的故事总是像L的光头一样，明目张胆地出人意料。
这让我隐隐不安，我担心自己是不是在退化，逐渐失去了感知真实个体的能力。
一个落魄的姑娘敲开王宫的大门。她被暴雨浇得透湿，雨水流进鞋子里，又溢了出来。她说她是一位公主。皇后在给公主准备的床榻上放了一颗豌豆，然后在上面盖了二十层垫子，垫子上又放了二十床鸭绒被。第二天，公主说，不知道床上有什么东西，硌得我一晚上睡不着。她能感觉到那颗豌豆，所以，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
我们身处的现代社会是由诸多的宏观变量编织出来的。
你的幸福取决于：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升学率、房价、石油价格、粮食产量、发电量、全球供应链、物联网、大数据……
你的健康取决于：每千人病床数、医生和护士的数量、疫苗、运动场、PM2.5……
你的自由取决于：健康码、行程码、场所码、航班数量、高铁车次、监视探头、敏感词……
这些宏观变量的背后，是一整套制度、规章、政策、文件和基础设施。于是，现代社会才能运转起来，并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安全和舒适，就像睡在一床又一床的垫子和鸭绒被上面。但在这些宏观变量的下面，是被覆盖和隐藏的微观个体。生硬、粗糙、顽强，犹如那颗豌豆。
我在2022年明白了一个道理：能不能感知到床垫和鸭绒被下的豌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床垫和鸭绒被只会从新的变成旧的，慢慢磨损脏污，豌豆却会在适宜的时候突然从休眠中苏醒过来，吸收水分，通过细胞膨胀伸展根和芽。
小小的豌豆里，藏着生命的希望和遗传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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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22日，一个无比巧合的日子，深圳市福田区上沙村封村了。
上沙村属于沙头街道，这里和香港元朗一水之隔，是深圳著名的城中村，原本是福田区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这里住的人多，住的人杂，有靠收租月收入达几十万元的房东，有在科技园、车公庙、福田CBD（中央商务区）上班的白领，也有在大街小巷开店的小老板。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被困在家中，惶惶不安。要下楼做核酸检测。出不了门，怎么买菜做饭呢？不少打工者只是把租的房当成睡觉的地方，连炒菜的锅都没有，连烧热水的壶都没有。有打工者没有收入，心生绝望，情绪低落。
疫情如军情，一声令下，各路人马奔赴一线。陈纪森3月1日连夜来到上沙社区报到，在抗疫一线战斗了49天。他供职于深圳地铁集团，热爱公益，是深圳地铁义工联合会的秘书长。参加这次抗疫的志愿者大约有6000人，陈纪森是首批到现场去的。
一开始，陈纪森心里犯嘀咕，上围栏，站卡口，如临大敌，是不是有点太生硬了？跟居民讲讲道理，告知一下不就行了？真干起来才发现，天底下，人是最难管的。有人在家憋得慌，找各种理由打电话请示，他知道出不去，但打个电话能找人聊会儿天，解个闷。突然下雨了，楼门口的“大白”防护服湿了要换，楼上就有人瞅准这个空当跑了出来。还有一位穿着防护服，扮成“大白”，大摇大摆地出去抽了根烟，又施施然地回来了。
陈纪森先是只负责6000名志愿者的供餐后勤管理。后来区里一位副区长到一线坐镇，建立了一个指挥中心、五个工作模块和十个行动小组。陈纪森又成为总指挥助理，配合总指挥落实防控方案，深入抗疫一线。
陈纪森上大学的时候去过汶川参加灾后救援活动。当时他只是个学生，只知道惨，只知道累。这一次，他在抗疫前线，直接参与到政府的角色和管理中，感触颇深。他一直跟着现场指挥的副区长，看着他带领手下冲进小区，手机关机，一干就是半天。他注意到副区长通宵达旦地熬夜，作息混乱，痛风也犯了，下半夜就靠抽烟撑着。他常听到副区长冲手下人喊：“要是这件事情你们干不完，我就来兜底。我干到晚上3点也要把它干完。”他跟着副区长，和志愿者们一起送米、油、盐，给老人送药。送到门口，被一家四口骂了一顿。那家的老奶奶发飙，扔出来一堆药，还说自己不想活了。有一次，陈纪森要采购一批待产包，社会上募捐了两百多包，还差一百包左右。陈纪森就问副区长，这钱能不能算政府采购。副区长沉吟了一下，说，这可不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来，这样，我写个说明，签上字，到时候审计要查，查我就行了。
陈纪森喜欢看《人民日报》。他把《人民日报》当成风向标，《人民日报》上强调什么，可能就是发现了什么问题。他记得看到《人民日报》上说，干部作风很重要。干部作风确实重要。从副区长的身上，陈纪森发现，还是有人有担当，有干劲，拼命三郎一样在做事。他想，如果有一批这样的干部，很快就能把疫情控制住了。
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小区封控，相当于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居民的需求不停地变。你把吃解决了，他就有别的需求，要抽烟、喝奶茶、买鲜花。这些都搞定了，他就想出去。有时候整栋楼没问题了，居民会抗议，为什么别人能解封，我不能解封。发东西的时候，居民会比较，为什么给他发的东西比给我发的好。你的资源是有限的，他的需求是无限的。一个无限关怀的体制，就算做得再多，也会落下埋怨。
封控长达30天之后，居民的情绪都非常急躁，每天线上线下求助1000多单。陈纪森动了个脑筋。他跟总指挥建议，搞场直播怎么样？刚开始，领导有点担心，正是抗疫的节骨眼上，万一出个差错怎么办？陈纪森说，我学过传播，有经验，让我试一试吧。
做直播的时候，副区长坐在旁边，但没有露面，遇到一些政策性的问题，他会给陈纪森使个眼色。很多人吐槽，也有很多人问什么时候发补贴。陈纪森耐心地告诉大家，我们在想办法，我们做了哪些事情，你们通过哪些渠道可以了解到信息。
这是陈纪森的一点心得。如果你把居民当作病患或者病毒来管，那一定是管不住的。你要跟他统一战线，知道他的需求，解决他的需求。你让他足不出户，但他都快没药了，他都快没钱了，他都快疯了，他都快没命了，他还管你什么政策。当你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告诉他有渠道了之后，他就安心了。
陈纪森在社区抗疫，加了不少好友，拉了很多群。群里有个居民总是在骂政府。他说，你们区政府有没有派人过来，知道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后来，他知道区领导来了，就说，我是个公司总裁，也管了好几百人，你看看你们，管理得是啥水平，太垃圾了。再往后，他不吭声了。最后，他跟陈纪森说，你们真不容易啊，结束之后，我请你们喝个奶茶吧。
疫情终于过去了。陈纪森回到了原来的单位。生活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有一天，陈纪森坐出租车，和司机聊起天，那个司机就住在上沙村。陈纪森装作好奇，问他：听说你们那里封小区了，到底怎么样啊？
司机大哥是东北口音。他说，天天送吃的，还送水果。我跟我兄弟说，你知道吗，这搁过去，那都是副部级待遇。除了送吃的，送水果，政府还给发钱，见人就发，一人发800块，你看，还是咱们政府好。
陈纪森笑了。他扭头看着窗外，心想，这800块钱花得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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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那次上沙疫情，陈纪森心有余悸。疫情就像一滴墨汁掉进了一缸水里，你得赶紧拿勺子，小心翼翼地舀出来，一旦晚了，整缸水都会被污染。可是，小区的居民并不觉得这有啥要紧的，甚至在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也会掉以轻心。环卫工人负责上围栏。他们干活儿很累，口渴了想喝水，口罩一摘：我就喝一口水，算多大的事呢。
如果有事，就真有事了。
陈纪森还记得，当时封了小区，阳性病例却依然不断增加，令人绝望。难道有个地下窝点专门生产阳性病例吗？总指挥说，深圳的疫情看福田，福田的疫情看“小三角”，“小三角”的疫情看上沙村。那段时间，上沙社区阳性人数占深圳全市阳性人数的一半。上沙社区5万居民的抗疫情况，直接影响到深圳全局。上沙保不住，深圳就保不住了。
上沙疫情最终能够被控制住，是因为深圳在用一座城的力量去支援一个村。
◎ 指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以南地区，因形状呈三角形而被称为“小三角”；另有“大三角”，指的是福田区深南大道以南地区。2022年5月这波深圳疫情中，“小三角”地区情况较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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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胜利了，我们相信自己不会是武汉。上海胜利了，我们害怕自己会变成上海。深圳胜利了，我们不知道下一场胜利会在什么时间。
新冠是一种被社会建构的疾病。如果认为它很严重，就会采取严厉的防控措施，于是，阳性病例就会很少。阳性病例很少，又会进一步强化已有的判断：身边出现哪怕一例新增病例，都会如临大敌。于是，这里的病毒浓度越来越低。
别人却不这么想。别人如果认为它不严重，就会采取听之任之的做法，于是，阳性病例就会很多。阳性病例很多，再加上奥密克戎的传染性很强，就会导致病毒进一步扩散。新增病例持续高位，感染过的人甚至比没有感染过的人还多，人们更不会觉得它有多严重了。于是，别人那里的病毒浓度越来越高。
你改变不了别人的行为，甚至，也很难改变自己的行为。周围是一片海洋，这里是海中的孤岛。更准确地说，周围是一片海洋，这里是在海水中央竖起挡板，隔出来的一块干燥的地方。假如挡板上出现裂缝，外面的海水就会灌进来。
想要保住这块净土，只能苦苦支撑。
什么时候，海水才能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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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那天的深夜，他到和乔丽致酒店打工。劳累整晚，下班的时候，他看到了凌晨四点四十三分的北京。到了这一天的深夜，他又到木偶剧院的工地当搬运工。背沙子或水泥，不上楼一袋一块钱，上三楼一袋三块钱。一袋沙子六十斤，一袋水泥一百斤。他干到第二天早上收工，看到了凌晨三点的北京。1月3日晚上九点到次日凌晨一点三十七分，他先去四环的阳光100小区打工，随后到通州台湖垃圾站工作。他在白天也需要工作。1月6日这一天，他上午在万科翡翠云图，下午到平房料厂，晚上到朝阳区东小井沙石料厂，然后到海淀区农科社区8号楼。他的夜晚连着白天，1月10日午夜十二点起，他在胡大簋街三店和二店，凌晨三点到达建国门壹中心1座，凌晨四点到达通州区盛园宾馆附近的管头工业区，早上九点到达顺义区丽宫别墅。他在北京打零工，十四天辗转了三十一个工地。北京真大街道真宽路上的行人真匆忙。有一天中午，十二点三十六分，他在双桥丝路美食独自吃午饭，在茫茫的人海中，他忍不住想起失踪的大儿子。当初，儿子曾经在北京某饭店后厨做过帮工。为了找儿子，他走遍山东、河南、河北、天津，最后到了北京。
她很年轻，26岁，无忧无虑，鲜花一般绽放的生命。元旦那天的下午，她去逛金融街购物中心的连卡佛店，逛完连卡佛到地下一层的Ole’超市，还在GREYBOX咖啡厅坐了一会儿。第二天，她去了SKP购物中心，应该是没有找到喜欢的，于是，她又回到了金融街购物中心，在Dior店买东西，去二层的南小馆吃饭。下午她去看了一场脱口秀，那是在永利国际中心地下一层影剧院的第一影厅。周六她去昌平滑雪场，然后去永旺商场，下午回家。回到家里，她忽然想起要去木北造型做头发。周日有朋友约，她们一起吃完饭去清河万家汇。路过西村叔叔的店，店员向她推荐芝士球奶油卷榴莲面包栗子蛋糕。
他从山西原平的家里取上行李，匆匆出发，坐上大巴上了高速第二天清晨六点到了吉林长春，在长春住在二道区万豪SOHO酒店未外出，再从长春上了高速坐了一天一夜到了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下了高速就赶往工地，通宵作业，援建平原县的方舱医院。工作完回酒店，休息后去工地，每天都要做核酸。忙了三个通宵之后，他坐上大巴又是一夜于次日下午三点到达吉林长春兴隆山方舱医院工地，到了就直接开始干活儿，一干又是三天。干完活儿，他没有离开工地，在厂区睡了一晚。又是大巴车载着他和工友一起向南，在铁岭服务区吃过饭过塔山服务区时停留约二十分钟十多人下车在路边方便在易县服务区加油在涞源停车区吃饭上厕所，就这样一站一站，从大营出口下高速直达新康力隔离酒店。这里离家已经很近了。两天后，一辆负压救护车送他进了忻州市人民医院。
他家住绍兴柯桥。下午一点钟，他去漫居棋牌室打牌，打完牌去超市买水果买菜。第二天，他开车出去吃午饭，开车回家睡午觉，去豪汇棋牌室打牌，去朋友家吃饭，去小店购物，再去朋友家吃饭。第三天，他去打牌。第四天，他去打牌。第五天，他去打牌。第六天，他送孩子去培训班，晚上十点，他被送进了隔离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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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你可以在流调里看到各式各样的人生。
疫情总会过去，但社会治理的方式已经改变。你的生活可能出现在流调报告里。下楼做核酸的时候，你是统计表里的一个房号。出差回到家里，你是社区电话联系名单中的一个电话号码。出入商场、餐厅、酒店和机场的时候，你是手机里二维码的一种颜色。你已经被收纳在数字治理的系统里。
我扪心自问，愿意把自己变成一个抽象的数字吗？
不，我们每个人都不只是一个数字。我们是一组数字，不断生成、逐渐积累、互相勾连、可被拆解、可被复制、可被追踪、可被删除……
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事情。在这个时代，我们早已把数据隐私让渡出去了：想用导航，就要泄露位置数据；想要锻炼，就要泄露健康数据；想让网上书店推荐新书，就要让电商知道历史购书数据。
不仅是贪图方便，也是为了安全。我都忘了有多少年出门没有带过钱包了，也早已忘记钱包是可能被扒手偷走的。新冠疫情之后，数字化治理的趋势看起来是不可逆转的。这场疫情暴露了社会治理的短板。假如一个小区被封控，如何才能保证居民的物资供应、核查居民的真实信息、关心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基层队伍明显力不从心。指望用人去处理一系列高度复杂且带有专业性的操作问题，难免宽严失当。每一次失误都会引起民众对公信力的质疑，有时会出现激烈的对抗，有时会引爆全网舆情。
数字没有感情，但这正是我喜欢的。数字化管理能减少程序执行中的不必要纠纷。这就像你会忍不住和卖菜的小贩讲价钱，但不会跟自动售货机讨价还价。疫情期间，进出酒店或商场都需要打开手机扫场所码，从不习惯到习惯，是一件很快的事情。站在二维码标识牌旁边的工作人员有一种松弛感，眼角瞄一下手机就行了，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他们和小区门口如临大敌的保安完全不在一个频道。如果我是数据，他们就是机器；如果我是一个人，他们就会变成管人的人--我希望他们是机器。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不这么看。赫拉利在一篇文章中说：
我们可以做个思想实验：假设有政府要求所有的公民每天24小时佩戴生物识别手环，以随时测量体温和心率，所得数据通过政府算法进行储存和分析。甚至在症状出现之前，这些算法就知道你生病了，也知道你去过哪里以及见了什么人。如此一来，感染链条可以大大缩短，甚至被完全切断。可以说，这样的系统能在几天之内控制流行病的蔓延。听起来很棒，对吧？当然，这也有缺点。这会给令人恐怖的新型监视系统提供正当性……如果企业和政府开始大量获取我们的生物数据，它们对我们的了解就会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然后不仅能够预测我们的感受，而且能操控我们的感受，向我们肆意销售一切——可以销售一款产品，也可以推销一名政客。和生物特征监测技术相比，剑桥分析公司的数据黑客策略显得过于低级，像是来自石器时代。
不过，未来世界，或许比赫拉利的想象更为微妙。
其实，未来已来。数字化治理延续了哲学家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的思路。福柯讲到，现代社会的治理不再像古代的君主制社会一样，可以随时剥夺臣民的生命。不，现代社会中政府希望你过得更好。政府希望你身体健康，长寿，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稳定的工作，喜欢消费但又有所节制，该结婚就结婚，该生育就生育。政府甚至希望你节假日多出去旅游，多参加体育活动，多读书，少玩电子游戏，少抽烟。你的健康，你的高收入，你的家庭美满，都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你不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人口的一分子。从经济学家的世俗视角来看，现代社会中的人类平均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提升，人均寿命持续增长，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度下降，甚至全世界的暴力事件也较过去少了很多，而在福柯看来，这是权力的微妙变化，统治更加不动声色但却无孔不入。
有一天，你忽然想找个地方休假，这个地方最好既安静又方便，可以躲起来写书。这时，你接到了一个旅游小镇的邀请信，还附带优惠券。
或者，你是个女孩，经期要到了，忽然收到温馨提示：别忘了准备卫生巾，要注意好好休息啊。简直比男朋友还上心。
你会想，真是太方便了。再一想，它怎么会知道我这些事呢？
◎ 转引自〔德〕克劳斯·施瓦布、〔法〕蒂埃里·马勒雷：《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
◎ 〔法〕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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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的一个学生突然给我的微信留言。
他有一位相识多年的朋友。这一天，他微信约这位朋友去打球。没有回音。打电话，没人接。奇怪。几天之后，朋友的妻子用朋友的微信账号回复：他已经不在了。
怎么会这样呢？这位朋友一向待人可亲，工作努力。疫情期间，业务受到影响，业绩不如预期，公司大规模裁员，其他的人都走了，只有他独自一人守着办公室，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会被裁掉。6月19日，父亲节这一天，他从楼上跳了下去，家中还有两个孩子，女儿刚上小学，儿子还在幼儿园小班。之前曾听他说起，后悔要二胎，生活压力太大了。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新冠疫情使全球增加了7000万抑郁症患者和9000万焦虑症患者。在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居家隔离者出现抑郁、焦虑和失眠症状。
我忽然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的不只是一场风雨。它对有些人来说几乎就是海啸。巨浪像一堵墙那样站立起来，并且像奔马一样迅速移动，让人无处可逃。如果能够渡过此劫，我们会相视一笑，还会用自嘲掩盖内心的恐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撑过去。或许，读过我之前几本《变量》的读者中，就有忍受不了提前放弃的。想到这里，我坐卧不安。那是一种比痛苦更容易让人麻木的无力感。
我想起《飘》的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她有一次跟出版商讲到该书的主题：
如果说它有主题的话，那就是生存。是什么使某些人能安全度过灾难，而另一些同样有能力、同样强壮、同样勇敢的人却被击垮？这样的情况在每一次剧变中都会发生。有些人生存下来，有些人没有。
◎ 陆林：《健康梦是中国梦的重要内容》，https://www.kezg.org.cn/yuanshi/detail？id=113048,2022年9月7日访问。
◎ 转引自〔美〕丽萨·克龙：《你能写出好故事》，秦竞竞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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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第一次因为生活的平淡乏味而感到庆幸。
这一年，我绝大部分时间憋在家里。在家的时候，除了电话采访和读书，我最热衷的是囤货。
储物间已经被我塞满了。客厅的一角也被我收拾出来，专门存放囤货。这个角落一堆上东西，就变成了传说中的聚宝盆，又像拧开的水龙头，东西越来越多，堆得满满当当的，不断地朝外翻涌，都快认不出原来的样子了。
实际上，这已经是清理过一批之后的囤货了。2021年在上海的时候，我就囤了一批货——大米、面粉、食用油，搬家的时候留给了保洁阿姨和保安小哥。
囤货也可以传染。我把囤大米的热情传染给了王立铭，王立铭又把他囤大米的热情传染给了仇子龙。仇子龙又传染给谁了？我没问。我是从谁那儿传染的？想一想，应该是受到了王烁的启发。
你永远不知道家里会需要什么东西。网上有人说，最沉痛的教训就是没有买卫生纸。对哦，我马上下单，买了一大箱卫生纸。有人说，不想做饭，方便面和螺蛳粉吃腻了，买点罐头吧。有道理，于是，我买了梅林午餐肉、甘竹豆豉鲮鱼、屯河番茄丁、古龙香菇肉酱。一位在上海做物流的朋友告诉我，上海疫情期间最难解决的物资供应是蔬菜，我琢磨了一下，囤了一批脱水蔬菜：上海青干、莴笋干、蒜苗干、干豆角、梅干菜。汪志谦告诉我，小区封控的时候，他最痛苦的是没有葱姜蒜了。那不行，我也得备点，于是，我买了大蒜、生姜和香葱干。我从不抽烟，但囤了好几条。毕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俘营里，香烟曾经是硬通货。
越囤越脑洞大开。我囤了打火机和蜡烛——万一停电了呢？买回来的蜡烛又粗又白，我太太说，你买的是办丧事用的蜡烛。我囤了可以从20楼吊下去的钢丝芯逃生绳——万一楼道被封，又发生火灾了呢？我囤了防护服——万一要出门呢？我还囤了大喇叭，买的是小区保安同款。我是这么想的：穿着同样的防护服，再拿上同款的大喇叭，就更容易混进“大白”的队伍，悄悄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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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化史上，先有树，后有草。这有点让人出乎意料。乍一看，草更低级，树更高级；草更简单，树更复杂。为什么有了高大的树，还要再有卑微的草？
起初，树是越长越高的。那时，气温更高，进行光合作用必需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植物的生长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大的树木互相竞争，长得更高，才能更多地接受阳光的照射。有一些恐龙以植物为食，树木长得更高，叶子才不会被恐龙吃掉。这就像非洲大草原上狮子和羚羊之间的竞争。恐龙为了吃到植物越长越大，树木为了不被恐龙吃掉越长越高。高大才有竞争力。
后来，生态环境变了。地球上原本只有一块大陆，四周被海水包围。地幔的剧烈运动撕裂了古老的泛大陆。分裂之后的大陆板块互相撞击、挤压，山脉隆起。四处游荡的风撞上了巍峨的山，形成了云，云带来了雨。降落在山间的雨水汇成河流，携带着泥沙奔向海洋。在水势变缓的地方，泥沙堆积成了三角洲。
最早的草就生长在三角洲上。三角洲的生存环境瞬息万变。刚刚沉积下来的泥沙可能马上就会被一股巨浪卷走。奔涌的河流可能突然停下脚步，丢下一堆从远方带来的泥沙。水流无常，土地无常。你永远无法预测哪一天会突然爆发山洪。这种生存环境下，植物不会奢望长成参天大树，它们必须学会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应对随时到来的风险。它们必须活下去。活下去，这是野草唯一的信念。无论多么艰难困苦，野草都不会放弃这一信念。它们顽强、灵活又有韧性。
当人们讲到野草的顽强和韧性时，他们会说，野草是不怕打击的。每一次被风吹倒，野草都会再直起腰。每一次被人践踏，野草都会站直了，继续向上生长。这是错的。如果野草只是被践踏了一次两次，它们很可能会直起身，继续往高处长，但是，如果总是被践踏，它们就不会再往高处长了。
野草看多了潮起潮落。它们明白，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野草来到尘世，不是为了变得伟大，它们只是为了生存而生存。与其挺直身子，向上生长，不如放低身段，匍匐在地，把根深深地扎进土里，用更多的精力培育种子。一株顽强地向上生长的草，肯定不如一株留下了种子，哪怕只留下一粒种子的草。
野草会被冷落、被践踏、被剪割、被拔除，不过，这没有关系，野草早已进化出了自己的生存策略。在容易被人践踏的逆境中，生长着善于应对被践踏遭遇的野草。在容易被人剪割的逆境中，生长着善于应对被剪割命运的野草。在容易被人拔掉的逆境中，生长着善于应对拔草厄运的野草。在耕种粮食的环境中，生长着善于应对耕作环境的野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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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草总是被践踏，比如长在路边的车前草。
车前草的样子看起来很柔弱，好像一踩就会断裂、破碎。仔细观察，你会看到它柔软的叶片上长着非常结实的经脉。即使被踩踏、被碾压，车前草依然继续生长。越被践踏，车前草越生机勃勃，而生长在它周围的脆弱的植物早已被摧毁。
车前草不仅不怕被践踏，还会利用被践踏的机会传播自己的种子。车前草的种子被水浸泡后会产生一种黏黏的胶状物质，使它们可以附着在鞋底和车轮上，被带到很远的地方。
所有的车前草都知道自己会被践踏，但它们欢迎践踏。不被践踏就不会成功。
生存比择优更重要。教科书上的经济学告诉我们要择优，根据已知的约束条件，求出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解。在现实中，约束条件随时在变，目标函数也要随之调整。你只能见招拆招。择优要求你求出最优解，生存则告诉你差不多就行了。我们都曾因为总想着或许有更好的选择而迟迟无法做出决定——最好是好的敌人。
傅蔚冈遇到的理发小哥很像车前草。如果没有疫情封控，他只是一名理发师。各行各业都有分工，他无法去抢别人的活儿干。小区封控把大部分人困在家里，小哥才有了身兼数职的机会。他不拘泥于某一种职业或技能，随时准备调整自己的方向。
理发小哥给我的启发是：不挑活儿。这就要求我们适当地放弃专业化路线。在宽松舒适的条件下，你可以专攻一业，把其他事情交给别人。专业分工和市场交易会提高每个人的福利。如果未来的常态是极端不确定性，我们就要改变策略，要学会自己做饭、自己理发、自己修理电器……把自己当成一个多面手，喜欢干的干，不喜欢干的也要干。长期的要干，短工也要干。先活下来再说。
假如被践踏是可预期的宿命，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把被践踏变成生长的机会？
2022年，让我猝不及防的就是受到疫情防控的影响，我无法像过去几年那样到处跑、到处调研，这让我的新书写作十分被动。干脆设想一个最坏的局面：如果2023年疫情依然持续，我又该怎么办呢？
或许，我可以报名当志愿者，亲身到一线去帮忙、体验。
或者，我可以选择一个城市、一个村庄，或是一个工厂，扎根下去，蹲点一年，做一个典型案例的深度调研。
又或者，我可以到海外去，采访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分享他们的视角。
伏在地上，想着远方，总会有办法的。
◎ 〔英〕理查德·梅比：《杂草的故事》，陈曦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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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草会被冷落，它们就要想好，在被冷落的时候该如何生存。
野草有两种授粉方式，一种是自花授粉，一种是异花授粉。自花授粉的植物让同一株的雄花给雌花授粉。这种授粉方式有它的缺陷：因为是近交而不是杂交，会导致退化，基因的多样性会下降。但这种授粉方式也有它的好处：即便一株草长在最偏僻的角落，只有它孤零零一个，它也能通过自花授粉的方式保存下种子。异花授粉的植物花朵硕大而鲜艳，可以用风或昆虫作为媒介进行授粉，把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而且能通过杂交保存更多的基因多样性，更不容易灭绝。
有一些野草，既可以自花授粉又可以异花授粉。
早春三月，残雪未化，就能在一片枯草中看到淡紫色的小花悄然绽放，这是早开堇菜，北京最早开花的野草之一。早开堇菜在春天开的花有正常的花瓣，可吸引昆虫异花授粉。到了夏秋两季，早开堇菜会在紧贴着地面的根茎处长出很低调的闭锁花，形状像是绿色的海马。闭锁花没有花瓣，雄蕊紧贴在花柱上，可以进行自花授粉。如果早开堇菜生长在不利的环境里，比如位于闹市的小区，它的闭锁花数量会更多，作用也更大。
有两个选项，到底选哪个？野草的生存环境瞬息万变，它们无法判断哪个选项更为合适。究竟哪一个选项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变化。于是，它们不放过任何一个备选项。战场可以收缩，武器库不能缩减。备选项越多越好。不随便做价值判断，而是从多样性中寻找价值。
飞行员L很像早开堇菜，他会给自己多留一个备选项。飞行员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非常抢手，根本不需要担心找工作。事实上，他们一进航校就都是委托培养的。这个职业交朋友也很容易，人们以认识机长为荣。但是，L却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开餐厅上。乍看起来，开餐厅风险更大，但是餐厅投资不多，自己能掌控。开飞机就不一样了。你必须依附于整个行业。你虽然有一技之长，但不可能自己买架飞机。航空业出现了动荡，你就会跟着巨浪上下颠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