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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者:何帆 当前章节:15195 字 更新时间:2026-6-23 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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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3.65亿年前,第一批鱼上岸了。前面就是辽阔而新奇的陆地,但它们并不像到达陕北的红军战士那样如释重负、欣喜若狂。相反,它们更像是刚刚撤出井冈山的红军战士,紧张而沮丧。海浪拍打着礁石,发出奇怪的涛声。它们回过头,用惊魂未定的眼神望着身后的海洋。

那时候,地球上绝大部分区域都被海洋覆盖。对于海洋生物来说,海洋是一个竞争残酷、弱肉强食的世界。鲨鱼是海洋中的霸主。这是一个少有的几乎没有升级换代,却一路开挂,始终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物种。鲨鱼能称霸,是因为它是一种软骨鱼,骨骼轻,就能让它轻装上阵,体型庞大却依然行动迅捷、灵活自如。另一些鱼是硬骨鱼,骨骼较重,行动迟缓,经常被鲨鱼追杀。

这些失败者从海洋的深处被放逐到海洋的边缘,生活在咸水和淡水交界的地方。和宽广无垠的海洋相比,这片区域的生态环境相当恶劣,好在鲨鱼追不到这里,它们能有个喘息的机会。然而,“难民营”里也有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在这片半咸水半淡水的区域,胜利者继续排挤失败者。体型更大、更凶猛的鱼驱逐了更弱小的鱼,那些更弱小的鱼一路逃亡,逃到了完全是淡水的河流湖泊,进化成了淡水鱼。能逃到淡水水系的鱼体型更小,行动灵活。可是,还有一些最笨拙的鱼,卡在海洋和陆地之间进退两难。它们可怎么办?

它们就是第一批上岸的鱼,过着两栖生活,平时在水里,遇到敌人就逃到岸上。它们的样子有点像硕大而笨拙的鲵,鱼的痕迹清晰可见。就像其鱼类祖先一样,它们在水里产卵,小时候在水里长大,长大以后才到岸边晃荡。不过,它们又和鱼类不一样。早期的两栖动物已经长出了前肢和后肢,椎骨和颅骨也和后来的陆地动物大体相似。和所有刚出现的新物种一样,两栖动物是不伦不类的过渡者,戴着旧枷锁,创造新生活。

历史是由胜利者和失败者共同创造出来的,但历史中更精彩的部分是由失败者创造出来的。被放逐者、被打击者、被凌辱者,在穷途末路的时候被激发出了进化的勇气。

第一批上岸的鱼的后代演化成了更高级的陆生脊椎动物,包括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这些后代成为地球上的霸主。第一批上岸的鱼是所有哺乳动物的祖先,也是我们人类的祖先。但是,它们绝对不是王者,而是失败者中的失败者,流离失所、恓恓惶惶。

或许,无论如何努力,失败者都无法战胜胜利者,它们最好的结局,也只是让自己不被消灭,活下去。但是,在最艰难、最低落时,在看不到隧道尽头的光亮时,甚至在看到隧道尽头的光亮是迎面开来的火车头的灯光时,失败者也不甘放弃。它们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朦胧的信念:我将是胜利者的祖先。

◎ 〔美〕罗伯特·L.卡罗尔:《两栖动物的崛起:3.65亿年的进化》,文晶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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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一位朋友说,刚去了趟广西宾阳。这位经常走南闯北的朋友脱口而出:哦,骗子之乡。

那是在2008年前后,全球经济的退潮把一批在外打工的宾阳青年送回了家乡。他们在外面的花花世界见识了各种各样的诈骗方式,又融合各派功夫,尤其是借鉴了福建泉州、漳州、厦门一带的电信诈骗和海南儋州的网络诈骗,开创了独具特色的盗取微信号和QQ号再向受害者亲友行骗的宾阳诈骗手法。一条黑色产业链应运而生,核心环节是被称作“Q仔”的诈骗犯以及帮“Q仔”取赃款的车手。上游有提供作案工具的卖电脑的、卖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的,下游有酒吧、KTV、餐厅、酒店、4S店。据说,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除了台港澳,其他地区的警察都来过宾阳办案。距离宾阳县公安局网安大队不过300米的花园大酒店常常爆满。一位住店客人在酒店的网页上留言:“这家酒店里面,住的全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好朋友,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

从地理视角来看,这是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贫穷落后的死水里孳生出了诈骗的孑孓。但是,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一群人出现在一个地方,共同做一件事情,就形成了历史。影响历史的变量很多,有些变量的影响大,有些变量的影响小。这个多元函数并不提供唯一的解。就在宾阳这块土地上,还有另一群人在做另一件事情。

2006年,一家新的工厂在宾阳悄然开工。这家企业叫岑科,专门生产电感器。

岑科的创始人是蔡旌章和柯珊夫妇。他们最早是在深圳做贸易的,在华强北卖电子元器件。2003年遇到了SARS疫情,深圳电子市场的元器件经常断货,最缺的就是电感器。于是,他们决定自己建厂生产。

蔡旌章和柯珊夫妇先去了江西鹰潭。鹰潭离深圳不远,交通便利。但正是因为交通便利,又有著名的旅游景点龙虎山,所以当地人不愁找不到工作,没人愿意进工厂。岑科的一位厂长叫马秀清,她是广西宾阳人。有一次,马厂长回老家,忽然灵机一动,在这里办厂不好吗?宾阳是广西人口第二大县城,那时还是个贫困县,工资水平低,工人肯吃苦,又听话。

一开始,岑科在宾阳的工厂不过是农村里几间废弃的老屋。现在,岑科已经建成了一个面积达105亩(7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厂区。从主楼出来,拐个弯就到了厂房。一个敦实麻利的女孩带着我们坐运货的电梯上去,一层一层地看。我看过不少工厂,最早是多年前在广东的小镇里见过的一家,破旧的房子,几台机器,一大堆人,地上都是垃圾,门口还有个很大的塑料筐放残次品。我本以为小县城里的工厂会破破烂烂的,但在岑科的厂房里,一台台设备排得整整齐齐,每一台都在不疾不徐地工作,像蚕吃桑叶一样沙沙作响。车间里看不到几个人。

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几位专家,其中包括一对夫妻,两人都在这个行业里的跨国公司做高管。我问他们有何观感。他们告诉我,岑科的生产设备和欧洲、日本的企业相比毫不逊色,甚至还有自己的创新。

“创新在哪儿呢?给我讲讲呗。”

他们把我领到一台生产设备面前。“流水线,你见过吧?都是排成一行,大概得有10米长,占地面积大,运营效率不高。你看看岑科的这台设备,做成了像中央厨房一样的一体机,占地面积只有2平方米,相比原先的流水线,坪效提升了近5倍。你再看,他们把头顶上的、台面下的空间都充分利用了,看起来只是个小改动,但效果大不一样。还有更多的细节。他们把几道工序整合在了一起:在绕线的过程中,第一次绕到A面顺势涂胶,绕到B面变成焊锡,再绕到A面完成烘烤。整个过程就像烤羊肉串,翻过来边加热边上油,再翻过来边加热边撒调料,来回几次就烤成了。”

这是岑科自己开发的独门法宝。这台垂直旋转一体机的思路是厂里一个号称“鬼才”的工程师琢磨出来的。柯珊说:“他真是鬼才,因为他每天晚上不看鬼片睡不着觉。”“鬼才”特别擅长想出天马行空的点子。不过,在工厂里创新,不是有点子就行,而是要不断地调试和改造。为了搞出这套一体机,整个团队奋战了将近两年。“鬼才”一思考,团队就陪跑。

柯珊用手一指:“他就是我们的鬼才。”

“鬼才”穿着一件工服,正站在一台设备的旁边,手里比比画画,和几位同伴低声交流。看到柯珊带着几个人过来,“鬼才”冲我们腼腆一笑,又回头和同伴聊了起来。

我问“鬼才”:“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高才生?”

“鬼才”说:“我哪里是高才生。我只读过大专。”

柯珊在旁插话:“可是他比清华、北大出来的博士都好使。我们公司80%以上的硬件工程师都是自己从工厂里培养出来的。土是土了点,但土得团结,土得纯粹。”

这跟解放军的打法很相似。解放军的装备一直很差。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4万人的八路军只有4门山炮、16门迫击炮。到解放战争爆发的时候,解放军的火炮还是远不如国民党军队。由于装备差,解放军在打法上极为大胆,炮兵会把大炮一直推到阵地前沿。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炮兵看到这种打法,吓了一跳,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啊。”

岑科的打法,就是先用大炮拼刺刀,然后越战越勇,不断提升自己的战斗力。打法对路了,小米加步枪也能打赢洋枪洋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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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科的产品展示厅极其朴素。像这样的企业,和普通消费者的距离很远。普通消费者知道华为手机、比亚迪汽车、格力电器,但他们不会察觉这些炫酷的产品用到的电感器。熟悉电气相关专业的工科学生才会对电感器不陌生:这是一种“通直流、阻交流”的元件。电流汹涌,就默默积蓄;时机成熟,则为全局赋能。因为这种特性,电感器常用来“维稳”,将波澜起伏的振荡都化解掉,留下一颗宠辱不惊的心。

像岑科这样的企业向来不受重视,因为它们成长得很慢。

岑科从2001年创办,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做贸易的时候还不觉得难,到了要办工厂时,就进入了漫长的蛰伏期。办工厂不可能发大财,但投入就像无底洞。岑科把赚到的钱都投了进去,买设备、买材料、发工资。“我们不想贷款。至于自己的生活,有个房子住就够了。制造业本身的回报周期就比较长,我们有心理准备。”柯珊说。

这种性情和家庭出身有关。柯珊的爸爸是一家国营大厂的厂长,她从小在厂里长大。林立的厂房,轰鸣的机器,是她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小柯珊身边的叔叔阿姨都是厂里的员工,她喜欢工人们的淳朴和勤劳。父亲经常讲起自己的过去。他经历过国企兴衰、改制风潮,甚至工人罢工,磨炼出了从容和淡定。办工厂要耐住寂寞,在柯珊看来,似乎理应如此。

也有快撑不住的时候。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市场一片混乱。货款收不回,客户失联,岑科经历了两个月没有一张新订单的低谷期。

到了2010年之后,大量厂家涌入手机制造业,而手机的Wi-Fi、蓝牙、移动网络等功能都依赖电感器。智能手机带来了一波智能家电行情,市场对优质电感器的需求更旺。再后来,“十三五”期间,新能源汽车逐步进入产业化阶段。这是一个庞大的新市场。汽车要实现“新四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每一个技术迭代,比如更复杂的电控系统、汽车信息处理、汽车导航、自动锁车、汽车通信系统、车载信息娱乐系统等,都要用到电感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全球物流受阻,许多原先从海外进口电感器的大型企业转而在国内采购。

岑科终于等到了逆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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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3日,曾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陈清泰先生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高层论坛上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换道先行,赢得了难得的先发优势。他说,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健康快速发展,最终赢得了全球主要汽车生产国和主要汽车公司的高度认同,客观上是我国主导了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全球汽车革命……在全球的几次产业革命中这可能还是头一遭,也会成为我国由汽车大国走向汽车强国的基础”。陈清泰196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系汽车专业。在赴国家经贸委任职之前,他一直在二汽、东风、神龙等汽车企业的领导岗位上,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汽车人。可以想象到他说这话时的兴奋之情。

听到这一番话,人们会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行业不是早就自称“弯道超车”了吗?第二种反应是,不会吧,中国还有那么多技术被“卡脖子”,怎么就引领了新的汽车革命呢?

作家六神磊磊写过一段话:“伟大的时代往往都是这样开启的:当门被推开时,并没有什么动静,大家尚在沉睡。只有当光照进来之后,人们才被惊醒,发出赞叹的声音。”

光已经照了进来。

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巨大变革。新能源汽车行业迎来了一个新时代。

赵炳根是新一代的汽车人,他见证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崛起。赵炳根学的是汽车工程,2005年大学毕业就进了比亚迪。他的同学都觉得很奇怪,一个学汽车的,去一家做电池的企业干吗?面试的时候,比亚迪的人跟赵炳根夸口,我们要造汽车。赵炳根想的却是,太好了,这是一家深圳的企业,我可以离家更近了。他是广东江门人。

比亚迪早在2003年就想造车,这样的凌云壮志却遭到了市场的无情嘲讽。消息一出,比亚迪的股价一路暴跌。2006年,比亚迪研发出了第一款搭载磷酸铁锂电池的F3e。2008年,比亚迪推出了第一款混合动力汽车F3DM,兴冲冲地送到了国际车展上。一位美国的车评人说,看!这是中国造的车,多么难看。看!它居然是用插线板充电的!比亚迪进军汽车领域的同一年,特斯拉在美国加州诞生。2010年,比亚迪推出了纯电动车e6。2012年,特斯拉首次交付ModelS。

赵炳根说,那时候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规模很小,比亚迪没想太多,就是有股理工男的倔强,非要把车造出来。

200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鼓励发展新能源汽车。2010年10月,国务院决定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汽车是七大战略产业之一。原本冷清的旷野上忽然多了很多新来者。各路企业纷纷进场,鱼龙混杂。这其中有一往直前的创新者,也有半推半就的国有企业,还有闻风而动的杂牌军。为了扶植新能源汽车产业,政府提供了补贴,除了中央的补贴,还有地方政府的补贴。有一批企业声称要做新能源汽车,其实是为了骗取补贴。它们胡乱拼凑出来的质量极差的车子并不受用户认可,但只要生产出来,再想办法卖掉,就能把补贴搞到手。大量的浪费令人心痛。在大城市的郊外出现了奇特的汽车墓地,堆放的都是没有人开的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出现了一个奇特的规律:年初卖不动,年底销量暴增。不用说,突击卖车大多是为了抢闸销售,因为补贴新政往往是在年初发布。

在一片混乱之中,这个行业似乎看不到前景。

真正看到希望之前,总会先看到很多幻象。哥伦布的舰队向西航行在茫茫大海上时,他的水手几乎每天都会报告大陆的迹象:远处一片乌黑,看起来像是陆地的轮廓;水面上漂的海草似乎刚刚被连根拔起;飞到船上的鸟很像是陆生水鸟……

比亚迪也一样。网上还能找到比亚迪的电动车刚刚问世时人们的一片嘲讽。质量不过硬,销售出了问题,媒体不买账,比亚迪经历了最难熬的日子。渡过难关之后,比亚迪以为曙光就在前面,期盼市场占有率到了2015年左右就能大幅度提高,结果,希望落空,比亚迪再次陷入低谷。

直到2021年,拐点出现了。再到2022年,尘埃已经落定,新能源汽车的市场行情变得清晰可见。从销售数据来看,到2021年,中国已经连续7年位居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第一名。截至2022年6月,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100万台。据预测,到2022年年底,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将达到35%~40%,也就是说,每三台车里就会有一台是电动车。新能源汽车从只有早期使用者的小众市场,跨越鸿沟,进入了早期大众市场。购买新能源汽车的不只是追求环保的时尚人士,也包括认为它实惠方便的普通消费者。赵炳根说,三四线城市的新能源汽车卖得比一线城市更好。他忽然发现,最近两年,老家的亲戚朋友也开始买新能源汽车了,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现象。

一批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正在崛起。在2021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排行榜”的前20名中,中国企业占了8家。深耕多年的比亚迪仅次于特斯拉排名第二。紧随其后的有传统车企,也有造车新势力,还有异军突起的黑马五菱汽车,它推出的五菱宏光mini赢得了很多年轻人的芳心。

崛起的并不仅仅是几家车企,一条新的产业链出现了。传统的汽车核心技术是发动机,中国企业造发动机,至今也无法超越德国和日本的车企。而电动汽车的三大核心技术是电池、电机和电控。中国的电池技术排在世界第一梯队,电机技术能引领第二梯队,电控技术也可以跻身第二梯队。汽车的未来将走向智能化,而人工智能、5G都是中国企业的长项。

陈清泰说:“当前这个产业链还在建设之中,壁垒尚未形成。我们必须超常规地重视供应链重构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窗口,就有可能在一些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解决这些‘卡脖子’的问题,改变我国在汽车产业核心竞争中的空心化局面。”

崛起的并不只是新能源汽车。再举个例子,2022年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欧洲的石油天然气价格暴涨,电价也随之飙升。冬天快要到了,怎么办呢?网上流传,欧洲人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电热毯。其实,受益更大的是另一个行业:光伏。欧盟为了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要在商业、公共建筑,甚至新建住宅建筑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受此消息的刺激,中国很多光伏企业股价大涨。

但中国的光伏行业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一样是先有补贴,为了抢夺补贴,企业争得一地鸡毛。2012年,光伏产业进入寒冬。那时的光伏企业缺乏关键技术设备,材料发展缓慢,又过度依赖出口。在国外突然遭到反倾销和反补贴之后,中国光伏产品的出口额在2012年锐减40%。碰壁之后,光伏行业吸取教训,去掉了浮躁,慢慢回到正轨。10年之后,尘埃落定,中国的光伏产业在全球都是最有竞争力的。

除了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中国还有很多后来居上的新兴产业,它们的故事大致都是一样的:先是一批创新者像疯子一样痴迷于做成一件前所未有的大事,接着是政府像先知一样出台了鼓励行业发展的政策,然后是大部分企业家像智者一样用怀疑的眼神在旁边观望,他们只相信市场,不相信政府的力量,尤其是看到想靠优惠政策发财的企业一哄而上,或是行业里的先行者出师不利,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一边摇头,一边叹气。但忽然之间,优惠政策没了,强者淘汰了弱者,有信念的淘汰了没信念的,新的产业链条出现了,新的行业布局显露了。起风了,是那种能把猪吹到天上的大风。人们会想,对呀,这么清晰的逻辑,我本来早就该想到啊。

市场的演进远比人们想象的混乱。新的物种看起来总是丑陋、怪异的。企业的竞争力是摔打出来的,看似高瞻远瞩的政策其实是一块补丁又一块补丁地不断修补出来的,就像第一批上岸的鱼是摇摇晃晃上岸的,姿势很难看、很笨拙。

也像第一批上岸的鱼一样,新兴产业可能只是过渡物种。未来走哪一条演进路径,最终会走到哪里,没有人能预测到。但是,好奇的人们还是会忍不住提问:

为什么曾经盛极一时的互联网、房地产行业突然失去了光环,而过去其貌不扬的制造业大放异彩?

新兴产业的崛起,是政府的功劳,还是企业的功劳?

新兴产业崛起之后,大企业会吞并小企业吗?小企业的生存机会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

◎ 陈清泰:《对新能源汽车革命的八个思考》,https://www.sohu.com/a/587913071_560178,2022年9月27日访问。

◎ 王晓磊:《唐诗寒武纪:六神磊磊唐诗三部曲1》,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 〔意〕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孤独与荣誉:哥伦布航海日记》,杨巍译,商务印书馆、中国旅游出版社2018年版。

◎ 海国图智研究院:《中国会持续领跑新能源汽车?》,https://mp.weixin.qq.com/slU6nNt2aQRMIVektnLEULDg,2022年9月27日访问。

◎ IT之家:《2021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榜单:特斯拉、比亚迪、五菱前三》,https://t.cj.sina.com.cn/articles/view/1826017320/6cd6d028020012482,2022年9А27Bii。

◎ 陈清泰:《对新能源汽车革命的八个思考》,https://www.sohu.com/a/587913071_560178,2022年9月27日访问。

◎ 张云、王颖:《欧洲人用中国电热毯过冬是一场想象吗?》,https://finance.ifeng.com/c/8JedkVFE8HX,2022年9月27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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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小趋势:在制造业的细分领域涌现出了一批小巨人。这些企业过去一直在苦苦挣扎,干的活儿多,赚的钱少,没有光环,不受重视。最近数年,它们的外部生存环境得到了改善,既有政策扶植,又有资金支持,订单比原来更多了;举目四望,竞争对手也没剩几个了;看看自己,从技术水平到产品质量,都更有底气了。其他行业萧条黯淡,这些行业却蓄势待发。

实体经济的春天到了。这似乎暗合了一种历史规律。

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曾经提到,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总会经历实业资本扩张和金融资本扩张的交替循环。资本一开始会涌入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能提供高额的利润。哪里的实业资本最发达,哪里就会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强大的制造业不仅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也提高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比如其军事实力也相应提升。但是,流入实体经济的资本越来越多,竞争日趋激烈,产业利润率开始下降,资本就要寻找新的出路。大量资本又从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领域。金融资本呼风唤雨,看似力量更为强大,赚钱的速度更快,攫取的利润更丰厚,但是金融归根结底要建立在实业的基础上,金融过强,实业过弱,就会催生泡沫。泡沫崩溃,就会引发金融危机,让巨额财富在一瞬间灰飞烟灭。于是,故事回到了原点。剩下的资本变得谨慎低调,开始寻觅下一个实业投资机会。

阿里吉讲到,这个交替循环伴随着大国兴衰。大约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荷兰以海上贸易发家,然后投入资本发展实业。荷兰是最早拥有现代农业经济的国家,也有发达的捕捞业、毛纺业、制瓷业和造船业。鼎盛时期,荷兰拥有大量的船舶、繁忙的港口和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盛极而衰,实业投资的收益率下降之后,荷兰资本家转为买地买房,过上了食利阶层的生活。

英国在18世纪蒸蒸日上,已经超过了荷兰。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带动了一波实业投资的浪潮。传统的纺织业兴旺发达,新兴的冶金行业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并拉动了铁路和造船业的发展。激烈的竞争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过剩。1873—1896年出现的经济危机就是过度竞争的结果。这次危机清洗了一部分资本,让剩下的资本有了喘息的机会。但是,到了19世纪末,除了奢侈品和军火行业,实体经济已是万户萧疏。资本并不惧怕战争,砰砰的枪声就是金币掉下来的叮当响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或许资本家赚到了钱,但战争终结了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地位。

英国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是美国。美国的特点是资本丰富,劳动力稀缺。资源禀赋决定生产技术。在美国兴起的是大量使用机械和自然资源,并以标准化、零部件互换、流水线为特点的大规模生产方式。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已是世界第一。1913年,美国生产了世界36%的制成品,工业产出与整个欧洲相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成为世界的兵工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占据世界工业制造66.7%的份额。195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7.3%,人均产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洲和日本快速发展,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随之下降,美国资本不再热衷投资制造业,而是转向金融和信息技术领域。表面上看,转型之后,美国资本身形更为轻巧,力量更为强大,但历史的宿命并没有改变。金融资本的疯狂扩张最终酿成了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直到2022年,美国也并未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

中国经济似乎遵循着同样的规律。最早发财的是一批做生意的,走街串巷,鸡毛换糖。很难想象,长途货车司机和售货员曾是最风光的职业。赚得第一桶金的生意人随后大多投身实业,都有了自己的工厂。压抑已久的需求井喷式增长,国际市场又向中国产品开放,那里更是流着牛奶和蜂蜜的乐园。炒瓜子、做珠花、生产缝纫机、炼钢,不管做什么似乎都能赚钱。短缺经济时代,多

供给自动创造需求。遗憾的是,好日子太短暂。从短缺经济到生产过剩,也就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每一个赛道都人满为患,一茬又一茬的制造业企业惨遭淘汰。后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后浪也赚不到那么多钱了。几乎所有做实业的企业家都在抱怨。商海本来是属于他们的,如今他们却被放逐到了边缘地带。

商海浮沉。新的霸主是房地产、金融和互联网。这三个行业看似差异很大,但都体型巨大,在它们的背后,资本为王。资本的打法是跑马圈地、赢家通吃。新的商业帝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资本的创富能力让上一代做实业的企业家们瞠目结舌。一边是无限风光,一边是黯然神伤。财富排行榜上很少能看到做实业的企业家了,资本狂欢的盛大宴会上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他们被嫌弃、被遗忘了。他们只能待在自己清冷的家中,听着别人家彻夜笙歌,看着别人的院落里,绚丽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

没有人想到这场宴会突然被叫停了——或许是因为朴素的好恶,或许是因为敏锐的直觉——居然有人上门,收走了宾客的酒杯。音乐戛然而止,众人一哄而散,留下一地狼藉,只剩夜凉如水。

目睹这一幕,做实业的企业家百感交集。他们或许暗自庆幸,或许怅然若失,或许愕然失色。他们或许会担心,拿走酒杯的手,会不会也拿走我的碗筷?

◎ 〔意〕乔万尼·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 王湘穗:《全球化的困顿与复兴》,载汪晖等:《新周期:逆全球化、智能浪潮与大流动时代》,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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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趋势和阿里吉说的不太一样。从历史上来看,实业资本扩张大多是因为出现了新的产业、新的技术、新的市场,制造业的利润空间扩大,激发了投资者的想象力,让他们感到有一片新大陆要去征服。可是,中国经济仍有下行压力,新技术革命遥遥无期,为什么制造业反而出现了转机?

这跟地缘政治有关。从中美贸易摩擦、俄乌战争到台海危机,一系列事件都告诉我们,政治逻辑高于经济逻辑。在高速增长、祥和安逸的年代,政治逻辑可以迁就经济逻辑。一旦危机到来,政治逻辑就会出来掌舵。政治逻辑先做出基本判断,经济逻辑再按照这种判断自寻出路。做大势判断并不是经济逻辑所擅长的,但寻找出路,这是经济逻辑所精通的。如果一条路走不通,就换另一条路。

在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商业世界的逻辑是效率至上原则。当全球化退潮之后,效率至上原则变成了效率与安全并重原则。如果效率至上,你的竞技舞台就是整个世界,只有拿到世界冠军你才能留下来。如果效率与安全并重,你的竞技舞台就是国民经济,成为国内唯一的供应商,你就有机会生存下来。虽然你可能还不是世界冠军,但你的存在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安全感、中国经济的安全感,这就是你对本国经济的贡献。

全球化是在退潮,虽然这种退潮很容易被夸大。全球供应链还在。这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庞大网络。这是效率的基础、创新的源泉、世界和平的保障。总有无知而狂妄的政客想要拆散全球供应链,但这根链条的力量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虽然全球化在退潮,但这不像是大地分开,海水涌入,陆地被分成相隔遥远的孤岛,而更像是两块大陆之间有一道狭窄地带,有时涨潮,有时退潮,涨潮的时候两块大陆分开,退潮的时候两块大陆连接,即使在潮水涌来的时候,也可以划船过去。

但是,地缘政治的风险带来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改变了企业的决策。为了安全起见,企业要寻找“备胎”,甘愿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效率换取安全。这就为新物种的诞生创造了条件。经济生态系统的变化创造出新的生态位,而敏锐的企业家已经捕捉到这种机会。原本只做外贸的企业开始学做内贸,原本只做生产的企业开始钻研技术,它们变成了两栖动物。

开放和竞争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只有一个竞技场,那就只会有一个赢家胜出,这个世界会变得更为残酷、单调而且不稳定。

适度的分割形成了更多的竞技场,每一个竞技场里都有自己的冠军,他们会按照不同的规则胜出。于是,就有了散打冠军、拳击冠军、武术冠军、跆拳道冠军……物种要有多样性。当生存环境介于完全开放和完全封闭之间的时候,最有可能维持物种的多样性。大自然也遵循中庸之道。

每一个物种的出现都是适应了生存环境的结果。达尔文在航海中来到南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他在那里发现了各种各样的从未见过的物种。大陆上的陆鬣蜥到了这里,变成了会游泳的海鬣蜥。相隔不远的三个小岛上,生活着三种不同的反舌鸟。各个岛一上巨大的陆龟也不一样。加拉帕戈斯群岛副总督劳森先生告诉达尔文,他能说出任何一只龟是从哪个岛上来的。

为什么加拉帕戈斯群岛会远离大陆?这是地理学家关心的问题。岛上的生物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它们要考虑怎么让自己活下来。为什么民粹主义泛滥?为什么保护主义抬头?这是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企业家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他们要考虑怎么让自己活下来。随处都可能遇到很拧巴的政策。不过,没有关系。换一种玩法,企业一样能找到机会。市场收缩了,企业难以长成参天大树,但它们可以把根扎得更深。原来总依靠别的合作伙伴,现在只能自己做,那就把自己训练成多面手。供应链管理比原来更复杂了,那就让自己变得更有韧性和弹性。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活下来的企业无意中演化成了新的物种。

◎ 〔英〕理查德·道金斯:《地球上最伟大的表演:进化的证据》,李虎、徐双悦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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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巨人的出现,跟阿里吉讲的另一个规律也有关系。

别的经济学家跟你讲市场经济的时候会说,只要有良好的产权保护机制,市场经济秩序就会自发地出现。市场上只要有赚钱的机会,就会被企业家发现。企业家之间互相竞争,于是,产品质量不断提高,价格越来越便宜。市场经济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倜傥,满足了消费者们各种各样的需求。只要政府不瞎折腾,这种市场经济秩序将不断扩展,最终带来全球经济繁荣。

凡是这么教你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接触过资本主义的肉身。

阿里吉讲到一个规律: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资本和国家往往是相互敌对的,国家总是要节制资本、打压资本。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国家才开始和资本联手。资本的壮大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国家的强盛也离不开资本的支持。国与国之间的最终竞争,是对资本,尤其是全球资本的激烈争夺。

14世纪和15世纪,先是意大利城邦的资本家崛起。后来,奥斯曼帝国切断了欧洲和亚洲的商路联系,意大利城邦的资本家必须另寻他路。热那亚的资本曾和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权联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航海大时代主要是由热那亚资本资助的。这种合作模式的缺陷在于:国王常会担心资本是别国的资本,资本也常会担心国王是别国的国王。一旦遇到利益冲突,双方都会扭头不干。

荷兰崛起之后,创建了一种新型的政企合作方式:股份公司。这种股份公司和现在的上市公司完全不同。荷兰的股份公司是东印度公司,它其实是政府给了企业特许权,让企业在政府鞭长莫及的殖民地充当代理人。东印度公司负责捞钱,政府和投资人一起分钱。

这个模式很快就被英国学了过去。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比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实力更强。没有殖民地就没有大英帝国,也就没有优雅高贵、深受名流和粉丝爱戴的英国王室。那些殖民地是英国的政府和企业一起用枪炮、谎言和廉价商品攻占的。

美国工业的强大离不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这两次大战期间,都是来自政府的军事订单激发了美国实业界的潜能。

从市场经济的演进来看,政府和企业不仅没有分开,反而越走越近。它们以一种更微妙的方式达成合作。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一次次升级换代,并在升级换代的过程中寻找创新。那么,我们所观察到的小趋势是不是也是一种创新呢?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中国政府的政策目标已经确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型确定性年代。政府关心的目标是国强民富。粗略地说,制造业和国强的目标有关,服务业和民富的目标有关。每一个企业都需要认真考虑,自己做的事情和国强有什么关系,和民富又有什么关系。把企业的目标放进整个民族的奋斗目标里,才能感受到笃定和踏实。

具体到制造业的发展,政府又有什么考虑呢?来自外部的压力正好给中国的决策者提了个醒。虽然中国的制造业门类齐全,但产业与产业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它们不像热带雨林中的植物,彼此有交错复杂的协作关系,它们更像是排成一排的盆景,困在各自的花盆中。

怎样才能把盆景变成热带雨林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培育出一条长长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政府官员必须学会转变角色。政府官员过去熟悉的是招商引资。省里招商引资,市里招商引资,就连街道办也要招商引资。看起来不相关的政府部门,比如共青团、妇联,都忙着招商引资。但也要注意到,有一批官员已经完成了蜕变,更像是投资银行家。他们了解产业,也了解金融,既看项目,也会评估项目。

政府有自己的投资基金,一些国有企业也逐渐转变成投资基金。这样的投资基金和硅谷的风险投资机构是不一样的。创业者想从风险投资机构那里拿到钱,就需要一次又一次地去找不同的投资人路演,A轮完了有B轮,B轮完了有C轮。如果有一次没融到资,创业者就可能前功尽弃。即使拿到了钱,创业者也不得不屈从于投资人的意志。焦头烂额的创业者总是受到干扰,无法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做企业上。至少,从理论上讲,政府的投资基金更具有连续性。如果幸运的话,政府的投资基金会全程陪伴一家企业。而且,政府还有其他的扶持政策,比如政府采购、提供试点、发放许可、认证资质,等等。

关于自主创新这件事,政府是认真的。所以,我经常听到的故事是:当重大科技创新在最前沿地带遇到几个不同的路径选择时,政府会在每一个演进路径上下注,不做选择,全都启动。政府的每一次投资都能看准吗?当然不是,但这里面也有竞争机制,做得不好的就淘汰,做得好的追加支持。

这违背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政府不是裁判吗,怎么能自己下场去当运动员呢?不,政府没有去当运动员,但它也不仅仅是裁判。政府的作用更像是教练。教练负责指导战术,决定谁上场,给运动员打气,做好训练和后勤的工作。

这个模式刚刚出现,尚难判断其最终效果。从理论上来说,当然会有两种结果。如果成功的话,它会综合政府的优势和企业的优势,但如果失败,它会放大政府的缺陷和市场的缺陷。就像一则逸闻:萧伯纳遇到一位舞蹈演员,她跟萧伯纳说,我们结婚吧,生下的孩子会像你一样聪明,像我一样美丽。萧伯纳说,万一她长得像我,智力水平像你,那可怎么办?

听起来,舞蹈演员和萧伯纳说的都有道理。那怎么办?先生下来再说呗。

关于这个模式的优劣,经济学家会一直争论下去。但企业家并不关心理论。凯恩斯曾说过,影响企业家投资的真正变量是气血精神,也就是说,要看企业家有没有信心和胆量。

企业家的信心从哪里来?跟政府发出的信号有关。

北京大学的路风教授讲到,可以设想两种情境。

情境一:政府跟企业家说,我们现在遇到了问题,中国经济内需不足、产能过剩、杠杆率太高、债务负担太重。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让市场来出清。你们要忍受一下阵痛,等到过剩的产能都被清除了,你们就能继续经营了。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虽然低增长但更为均衡的新阶段。

情境二:政府跟企业说,我们现在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虽然过去我们做得很好,但国内外出现了新的形势。要闯过这一关,只能靠自主创新。我们必须杀出一条血路,这对我们很重要,对你们也很重要。我们会尽全力支持你们。你们中有能走在前面,率先突破的,我们重点支持。你们中所有能提升生产效率、做得比以前更好的,我们都支持。

如果你是一名企业家,在这两种情境下,听到这两种声音,你会怎么想,怎么做?

◎ 〔意〕乔万尼·阿里吉:《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时代的起源》,姚乃强、严维明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

◎ 路风:《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载汪晖等:《新周期:逆全球化、智能浪潮与大流动时代》,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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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本扩张被限制了也好,是国内市场替代提供了机会也好,是政府的支持给了企业信心也好,或者,是这些因素以及更多的因素交织发挥了作用也好,总之,一批企业家敏锐地察觉到,经济生态系统出现了变化。这不是天气的变化,也不是季节的变化,而是气候的变化。

这是重新找到生态位的最佳时机。

生态位就是一个物种所能占有的生存资源的总和。在英文中,“生态位”是niche。这个词也是神龛的意思。在寺庙里,每一个神仙都有自己的牌位,一个神龛只坐得进一位神仙。对于生物而言,生态位就是抢夺第一名的竞赛。有的第一名是超级物种。在繁荣时期会出现超级物种,它们占据了极为广阔的生态位,鲨鱼可以统治整个海洋,恐龙一度称霸整个陆地。但到了艰难时期,物种的生存空间变小,反而给弱者提供了逆袭的机会。

繁荣时期的竞争好比只有一个比赛项目,比如所有的人都要比赛跑步,而且是50米短跑,只有跑得最快的人才能胜出,最终只有一个冠军。商业世界里的竞争与之类似。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争相做大做强,因为一山不容二虎,最终只有一个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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