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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伯勒斯是唯一一个因巫术被绞死的哈佛毕业生。
当他脖子上套着绳索，而绳索挂在一个尚未搭建完毕的绞刑架上时，这个皮肤黝黑、个子矮小的42岁牧师突然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据说，不少旁观的看客为之动容，但审判官毫不动摇，刽子手早已等得不耐烦。曾经听过伯勒斯布道的教徒们都在期盼这场处决，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正义的到来。
伯勒斯晃晃悠悠的尸体余温尚存，刽子手就砍断了绳索，把尸体拖进岩石间的一处墓穴匆匆掩埋。他的衬衫和裤子被扒掉了，毕竟，那可是一条好裤子。有人看到，他的一只手和下巴，还有另一个犯人的脚都裸露在外。
伯勒斯被指控是女巫的领袖、恶魔的仆人。八个已经认罪的女巫都是这么说的。之前给他当过女仆的女孩说，伯勒斯曾经作为撒旦的代言人诱惑过她。几个和伯勒斯交往并不密切的女孩声称，伯勒斯主持过盛大的巫师聚会。法庭上，这些女孩翻着白眼，四肢抽搐，不时昏厥过去。过了一会儿，她们尖叫起来，说伯勒斯暗中作法，咬了她们，她们身上还有牙印。执法官看看牙印，又去看看伯勒斯的牙，认为二者完全相符。
伯勒斯必须被判刑，否则就无法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
这是1692年发生在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湾的一次猎巫行动。这场危机始于这一年的1月，塞勒姆村塞缪尔·帕里斯牧师家里的两个女孩，11岁的外甥女阿尔盖比和9岁的小女儿贝蒂，感觉有隐形的东西对她们又咬又掐。她们先是痛苦号叫，接着逐渐失语，身体瑟瑟发抖，脑袋感到眩晕，一瘸一拐地走路，身体时不时变得僵硬，双手疯狂摆动，还试图飞到天上，发出拍打翅膀的响声。
女孩们说，邪恶的巫师在折磨她们。她们指控的第一个女巫是乞丐莎拉·古德。莎拉·古德经不住拷问，又供出一个寡妇的名字。女孩们又检举帕里斯牧师家的印第安女奴提图芭是女巫。提图芭是讲故事的好手，她滔滔不绝地讲了自己如何骑着木棍飞行，又如何看到女巫变成狼，或是长着翅膀和长鼻子的怪兽。
更多的孩子生了怪病。她们大多是半大不大的女孩，其中不少在别人家里做女仆。平日里，这些女孩沉默不语，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法庭上，她们成了先知、殉道者和道德卫士。甚至有波士顿的贵族跑来，让她们给自己的孩子看病。
被指控的人一律下狱，塞勒姆的监狱很快就人满为患。被指控的人又指控别人。女儿指控母亲，母亲指控外祖母，外祖母指控邻居。妻子告发丈夫，女儿告发父亲，丈夫把妻子拉下水。侄子构陷姑母，女婿连累岳母，兄弟姐妹互相指责。
这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阴谋，一定有人指使。会是谁呢？虽然年轻女孩没有见过世面，但她们对社会等级天然敏感。所有的女孩都指控一个人：曾经在塞勒姆村当过牧师的乔治·伯勒斯。他性格孤傲，跟本村人合不来，死过妻子，对亡妻和女仆态度都不好。他力大无穷，聪明善辩。不是他，又能是谁呢？于是，已经离开塞勒姆，远在缅因州的伯勒斯被治安官抓了回来。
女巫不仅出现在小小的塞勒姆村，还出现在其他村庄和城镇。据说在马萨诸塞上空飞翔过的巫师超过700名。被指控的巫师中，最年幼的只有5岁，最老的已近80岁。她们被指控的内容是她们想都想不到的罪行，而且根本无法为自己辩护。你认识女巫吗？不认识。这样的回答会遭到耻笑：你都不认识女巫，怎么能知道自己不是女巫呢？
最终，14个女人、5个男人和2条狗因为巫术被处死。第一次绞刑发生在6月，最后一次是在9月。每一次绞刑之后，事态不仅没有平息，反而进一步恶化。指控的数量急剧增加，审判和监狱录口供的速度几乎无法跟上指控发生的速度。两名贵格会的商人在那个秋天造访塞勒姆，发现“那里为了所谓的恶魔崇拜，正在急切地‘吊死一个又一个人’”。人人自危，他们狂热且疯狂地在黑暗中互相伤害。总督大人不得不出面叫停这场闹剧，因为总督夫人也受到了牵连。一名在押的犯人向总督夫人求援，总督夫人亲自签署了释放令。报复迅疾而来，总督夫人立即就被指控了。
在新英格兰地区出现的猎巫行动，不过是欧洲猎巫行动的重演。1326年，教皇若望二十二世命令手下的裁判官清除所有的魔鬼崇拜者。接下的两个世纪，欧洲到处发生猎巫行动。到了宗教改革时期，猎巫行动更加流行。虽然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互相攻讦，但他们都相信女巫的存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展开了猎巫竞赛。后加入的国家比最早发现女巫的国家更为狂热。一个德意志小镇一，天之内就处死了400名女巫。1580-1680年，大不列颠清洗了4000多名女巫。
17世纪已经是启蒙运动的时代。这是波义耳、牛顿和洛克的时代，但波义耳、牛顿和洛克也相信巫术的存在。在17世纪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人们受教育程度极高，但受教育似乎和学会理性思考是两码事。远渡重洋来到北美的移民大多是虔诚的清教徒，但在这次猎巫行动中，最喜欢指控别人的往往是最虔诚的家庭。清教徒相信自己手中擎着真理的火把，只有这火把才能照亮世界。他们反对所有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他们的底层逻辑简单而粗暴。他们相信自己追求的是道德的上限，因此便有权利突破道德的底线。他们没有意识到，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文明失去了光芒，历史陷入了黑暗。
历史似乎每隔一段时间便会间歇性地陷入黑暗。猎巫行动从未消失，只不过换了另外的形式。每当猎巫行动出现，人们便不再相信自己的强大，而是相信敌人的力量；不再相信自己的团结，而是相信敌人的阴谋；不再解决内部的矛盾，而是转嫁对外的仇恨。这一切只会加速没落者的没落。色厉内荏不是因为强大，而是因为实力已经削弱。将异端和外族作为敌人，最终却会导致社会成员的内部分裂。这种猎巫行动一旦启动，便会逐渐失控。直到灾祸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才会有一种如梦初醒的力量，试图把社会拉回正常的轨道。
塞勒姆猎巫事件给剧作家阿瑟·米勒提供了灵感。1953年，米勒写了一部《坩埚》，把这一事件搬上了舞台。动笔写塞勒姆故事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自己身处的那个时代。那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的时代，又发生了一场人人自危的猎巫行动。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声称，左翼分子已经渗透到美国政界、文化界，甚至军方和教会。凡是涉嫌不爱国的人都会受到调查。大批美国政府雇员被辞退，好莱坞的导演、演员和编剧排着队到国会接受审查。“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等一大批知名人士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德高望重的乔治·马歇尔将军也被迫辞职。左翼作家白劳德、史沫特莱等人的著作被列为禁书，就连马克·吐温的书也被列为危险书籍。麦卡锡嚣张，美国癫狂。以至于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问，究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权力大，还是麦卡锡的权力大？
米勒说，塞勒姆悲剧源于一个悖论：人们想要凝聚在一起，防范一切来自外部、可能导致社会毁灭的分裂力量，但这就意味着社会组织变得对外排斥、对内压制。他写道：“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一悖论之中，而且找不到破解的办法。”
是的，美国仍然生活在这一悖论之中，而且找不到破解的办法。
当“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总统在国会演讲中讲到“每一个地区的国家现在都需要做出一个选择，要么支持我们，要么支持恐怖分子”的时候，塞勒姆的钟声又敲响了。当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说所有中国学生都是“间谍”的时候，塞勒姆的钟声又敲响了。当哈佛大学化学系前主任查尔斯·利伯因为“隐瞒”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而被判有罪的时候，塞勒姆的钟声又敲响了。
历史变成了预言，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自己。
◎ 〔美〕斯泰西·希夫：《猎巫：塞勒姆1692》，浦雨蝶、梁吉译，文汇出版社2020年版。
◎ ArthurMiller,TheCrucible,PenguinClassics,2003，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中文版名为《萨勒姆的女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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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幽灵，民粹主义的幽灵，在西方世界徘徊。
当萨拉·佩林刚刚出现在美国政坛的时候，精英阶层觉得她只是个笑话。当茶党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精英阶层感到了一丝不安。当特朗普和希拉里对决的时候，精英阶层紧张而担忧。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已不再是人们熟悉的美国。在拜登上台之后，精英阶层感觉不到胜利的喜悦。他们的防线是极其薄弱的，民粹主义一定会卷土重来，而且一浪高过一浪。
民粹主义浪潮席卷欧洲。这股浪潮在东欧和南欧声势最为浩大。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等曾在社会主义阵营待过的国家中了民粹主义的魔咒。它们主动抛弃了东方，又被西方遗弃，于是，失望像火山一样喷发。2022年9月，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当选为意大利议会的最大政党。该党领袖焦尔吉娅·梅洛尼被一些欧洲媒体称为“女墨索里尼”。法国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国民阵线在最近两次总统大选中咄咄逼人，虽然最终落败，但在支持者眼中，其领袖玛丽娜·勒庞的魅力远超过粉面小生马克龙。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始建于2013年。与日益衰落的联盟党、社会民主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选择党的支持率一路飙升。该党前发言人克里斯蒂安·吕特曾放言：“德国的情况越糟糕，局势就越利于选择党。”就连一向风平浪静的北欧国家也出现了一批新兴的民粹主义政党。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都在上升。每四个欧洲人里，就有一个支持民粹主义政党。
在精英阶层看来，民粹主义政党就是从潘多拉的盒子里放出来的恶魔。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嚣，自称是人民的代表，反对他们的都是人民的敌人。他们用手指着坐在台上的精英，告诉激动的民众，这些人已经腐烂到根，既无能又无耻。他们把目光投向远方——穆斯林、俄罗斯人、中国人，告诉民众这些外族都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不按常理出牌，随时准备掀翻桌子。他们崇拜强权，相信乱世出强人，却把强盗说成强人。他们毫不掩饰地表示，要消灭自己的对手。在精英阶层看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死灰甚至都有可能复燃。
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民粹主义在西方都将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曾说：“民粹主义和大流行病、大萧条或战争一样，是一生才能遇到一次的重大事件。”上一次西方世界遭遇民粹主义浪潮是在20世纪30年代。90年后，历史踩上了同样的鼓点。
在精英阶层看来，民粹主义源于野心家的鼓噪和民众的愚昧。事实上，民粹主义源于精英阶层的傲慢与自私。在精英阶层的推动下，市场经济变成了赢家通吃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变成了“达沃斯人”的全球化。每年，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精英齐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指点江山，交换名片，陶醉在互相赞美的梦幻奇境中。在精英阶层的推动下，教育不再是寒门学子向上攀登的阶梯，也不再是提升劳动力技能的强大牵引动力，而是成了维护特权阶层世袭权利的堡垒。在精英阶层的误导下，进步运动不再关心阶级矛盾，转而关注少数族群，政治正确变得偏执而狂热。精英阶层越来越脱离群众。
是的，民粹主义选错了答案，但它找对了问题。民粹主义呼应了民众对经济增长和公平分配的关切、对传统政治认同的担忧，以及对官僚主义的厌恶和不满。为什么精英阶层连承认问题的勇气都没有呢？纽约大学学者杰夫·曼查和尼德·克罗利在他们于201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特朗普的支持者在受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上高于美国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大量的中产阶级也不满了。民粹主义的群众基础将更加广泛。
英明的政治家善于审时度势。林肯总统支持关税保护。他知道这会带来经济代价，但有利于赢得北方的支持。有时候，一个拙劣的经济政策反而是明智的政治决策。俾斯麦不仅是所谓的铁血宰相，他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转向保护主义，同时推动了国家社会保险的实践。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掀起一轮民粹主义浪潮之后，反垄断的《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应运而生。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歇斯底里的考弗林神父用无线电广播就能蛊惑数千万听众，但这也是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的时候，新政是对原有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这场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
能不能将赢家通吃的市场经济变成公平分配的市场经济，能不能将精英阶层独享的全球化变成平民分享的全球化，能不能将精英的傲慢说教变成与民众平等对话，这将从根本上决定民粹主义会兴盛还是消亡。遗憾的是，在最困难的时刻，掌舵的却是最懦弱无能的船长。目前能看到的最乐观的结果，也只是精英阶层和民粹主义两败俱伤，而最糟糕的结果，是船在风浪中沉没。
民粹主义就是这个时代的放血疗法，是在其他治疗方法都不管用之后才冒险选用的险招。如果运气好，可能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病就好了。如果运气不好，那也很简单，人就死了。
◎ RayDalio,StevenKryger,JasonRogers,GardnerDavis:Populism:ThePhenomenon,Bridgewater?DailyObservations,March22，2017，https://economicprinciples.org/downloads/bw-populism-the-phenomenon.pdf,retrievedOct.6，2022
◎ JeffManza,NedCrowley:EthnonationalismandtheRiseofDonaldTrump,Contexts,17（2018），p.28-33，https://doi.org/10.1177/1536504218766548，retrievedOct.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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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景德镇邂逅了一位出生在这座小城的朋友。他长大后就离开了家乡，如今已有多年。在他童年的记忆里，景德镇到处都是烧窑的烟囱。早上穿件白衬衫出门，下午衣领上就结了灰垢。他对慕名想去景德镇的人说：别去，你去了一定会失望，这座城市已经彻底没落了。
2022年，为了逃离疫情中的上海，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他突然发现，这座小城变了。当然，街道依然拥挤嘈杂，沿街的路灯依然裹着厚厚的一圈陶瓷，像穿着臃肿的棉裤。但街道干净多了，新修的乡间公路上有一群群戴着头盔、穿着紧身衣的山地自行车手。沿着三宝路进山，一路上都是陶瓷艺术家的工作室。陶溪川原本是一座老瓷厂，现在改造成了文创园，丝毫不比北京的798逊色。周五和周六的晚上，很多年轻人在这里摆摊。几乎每一个摊位前都有拿着手机直播带货的。造型古拙的御窑博物馆24小时开放，夜幕下灯火璀璨，如花似锦。
他跟我感慨：我才发现，我看走眼了。
柳施亨是最早一批在陶溪川摆摊的。他是景德镇陶瓷大学的韩国留学生。摆摊的时候，他经常遇到一件尴尬事。别人看他长得像中国人，中文讲得也很流利，却带着一种奇怪的口音。总有人问，你是哪儿的人啊？后来，柳施亨懒得解释了，就说：我是内蒙古的。
柳施亨是韩国首尔人。他从小喜欢艺术，上大学误打误撞学习了陶瓷。大学期间，他曾来景德镇交流学习，后来索性留下来读硕士，读完硕士又读博士。他很快就要毕业了，将是第一个从这里毕业的韩国留学生。
为什么要到景德镇学习陶瓷呢？柳施亨说，这里是做陶瓷的天花板啊。在韩国做陶瓷，每道工序都要自己上手。买材料，找人帮忙，都非常不方便。在景德镇做陶瓷，那叫一个如鱼得水，买泥料，找窑烧，都很方便。来了就不想走，他成了一名“洋景漂”，还娶了自己的湖南师妹。
景德镇陶瓷大学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接受留学生，最早一批是越南派过来的，后来陆续有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这两年，受到疫情影响，留学生人数大幅度下降，但我还是遇到了来自意大利、俄罗斯、埃及、喀麦隆等国的留学生。
来自圣彼得堡的塔西雅对景德镇又爱又恨。从地图上看，景德镇是南方城市，太好了，她什么厚衣服都没带就来了。到了冬天，我的天，这哪里是南方城市啊，冻死了。可是，因为喜欢陶瓷，她可以忍受这一切。她说，刚来的时候，我很不喜欢景德镇，这里不像北京、西安，闻不到我心目中中国的味道。待久了，尤其是在景德镇陶瓷大学的老校区，老师和学生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啊，中国的味道就有了。
柳施亨还有一个感受，在这里能遇到更多的高人。景德镇每年有春秋两次大集，世界各国的陶瓷艺人都会过来交流。每年还有一场官方的瓷博会，来的人更高端。很多韩国大学的艺术教授、艺术家都会过来。这时候，他就会被找去当翻译。他说，我在韩国是见不到这些人的，想找他们很难，但是，在景德镇，不用去找他们，他们就来找我。他回头问自己的湖南师妹：那个成语怎么说？
湖南师妹说：守株待兔。
◎ 798艺术区，北京由旧工厂改造的一个著名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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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说热就热。我站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门口，眼前一片明晃晃的阳光。入口在楼梯的上面，旁边是扫码登记处。过安检的时候，保安理都没理我，让我感到有点失落。
汪志谦老师穿着休闲短裤和凉鞋，挎着书包。和他同来的另一个人戴着口罩。走到我面前后，那人把口罩摘掉，说：“我就是涂老师。走，我带你们参观这个博物馆。”
涂老师叫涂睿明，家住上海，但在景德镇开工作室。涂睿明从小受到艺术熏陶，又热爱茶艺，慢慢便喜欢上了景德镇的陶瓷。他原本在海关工作，曾参与创建景德镇海关，后来从体制内辞职，到景德镇做陶瓷。他还写书。他写的《捡来的陶瓷史》，一直高居工艺类图书的销售排行榜前列。
涂老师文质彬彬，边说话边不时抬头看一下周围。有几个游客凑过来听，涂老师也不介意。
涂老师说，从历史上看，景德镇有过辉煌的时候，但细细探究，那都是时代的潮流推着景德镇往前走。比如，宋代的时候，景德镇做的瓷器不青不白，名气也不大，但不知为何，宋真宗就是喜欢这种风格，一眼看中，于是，景德镇才在一众名窑中脱颖而出。
景德镇最有名的当属青花瓷，青花瓷最有名的是明青花。直到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才逐渐承认，元代就已经出现了青花瓷，而元青花真正进入大众视野，是在2005年的一场佳士得拍卖会上，当时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以2.3亿元的价格成交。这个价格刷新了陶瓷工艺品的拍卖纪录。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2.3亿元能在北京买300套100平方米的房子。
这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元代朝廷喜欢的是素洁清雅的白瓷，看不上花里胡哨的青花瓷。民间也没有人追捧青花瓷。自古以来，青色并不受中国人推崇。为什么景德镇要烧青花瓷呢？
更令人费解的是，烧制青花瓷难度很高。一是釉要无色透明，否则青花图案就会被盖住；二是瓷要白，这样才能突出青花的图案之美；三是青花要蓝，这就要选用上好的蓝色料。景德镇是怎么接连攻克这三个难关的？
第一个技术难题大约在宋代已经解决。第二个技术难题正是在景德镇本地攻克的。南宋时期，景德镇的工匠发现，把附近高岭村出产的高岭土和原来用的瓷石配合使用，能烧出质量更高的陶瓷。这是陶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进步。第三个技术难题卡壳了。中国没有好的青花料。最好的青花料产自遥远的波斯地区。景德镇的工匠足不出户，他们怎么知道能在波斯找到色料呢？
事实上，这就是青花瓷诞生的秘密。古代波斯地区的人们酷爱蓝色，至今仍能看到他们的建筑物上有大量蓝色的运用。他们相信青花瓷遇毒会变色，可防歹人。但是，波斯人自己烧不出瓷器，而他们又比欧洲人更早接触中国的瓷器，就想把蓝色的装饰用到瓷器上。于是，来到中国做生意的波斯人慕名找到景德镇，带来了上好的青花料，还有纹样的设计图，询问能否定制出他们想要的产品。
说到底，是外贸订单刺激了青花瓷的工艺提升，然后才是出口转内销，青花瓷在国内市场流行起来了。
原来青花瓷还有这样一段历史。它就是全球化的生动写照。我流连在青花瓷展柜的旁边，越看越觉得奇妙。青花瓷上中东特有的大花细茎图案，慢慢变成了中国风格的山水花鸟。青色的染料在瓷器上漫漶，颇得国画的神韵。
涂睿明继续给我们讲解明代的鸡缸杯、清代的珐琅彩瓷器。他说，这代表着陶瓷技术越来越发达了。但我还是觉得青花瓷的故事最为动人。
讲到清末，涂睿明惋惜地说，从这时起，景德镇的陶瓷技术就开始没落了。
一位工作人员走过来吆喝：“快看，快看，抓紧时间。我们要闭馆了。”
涂睿明说：“后面就没什么值得看的了。”
全球化能给一个江西古镇带来独特的风韵。涂睿明刚来的时候，对当地的朋友说，景德镇以后会好到出乎你们的想象。没人信他。他跟我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景德镇可挖掘的好东西太多了，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牛。有一种美是不知道自己有多美。
这种风韵来自景德镇和世界的连接。与世界连接上之后，景德镇就焕然一新。与世界隔绝之后，这座城市就迅速没落。我那位在景德镇长大的朋友说，他记得小时候在昌江边上玩，沿河全是破碎的渣片，以至于他觉得全世界的河流都是这样的。那时的景德镇已经与世隔绝，人们无法了解外面的世界。再后来，景德镇又和世界建立了连接，它独特的风韵就回来了。
这种风韵就是开放的魅力。景德镇的开放不像深圳的开放、上海的开放那样，如冰层解冻、春潮出山，澎湃汹涌，轰轰烈烈。景德镇的开放就像和风细雨，吹面不寒，草色润朗。这才是开放本来应该有的样子。这就是平民分享的全球化应该有的样子。
这一切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然后又消失过。这一次，还会再度消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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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出人意料。中美贸易摩擦，预示经济全球化撕裂了；俄乌战争爆发，宣告世界和平破产了。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的崛起还没有最终成功，剩下的路更为坎坷。
我有一个坏消息，还有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全球动荡才刚刚开始。许多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或许未来都会出现。以前，你可能想不到英国会脱欧，但它居然就脱欧了，那如果有一天苏格兰脱英，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以前，你可能想不到特朗普会当上美国总统，但他居然就当选了，甚至暴徒还闯进了美国国会大厦，那如果有一天美国爆发内战，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以前，你可能想不到欧洲各国会有矛盾，那如果德国开始扩充军费，周围的国家又会怎么想呢？如果有一天欧盟解体，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这种动荡表面上看是国际阵营的对立，这从俄乌战争期间各国的表态就看得出来。一个阵营是欧美国家，一个阵营是新兴市场。欧美国家一致反俄挺乌，新兴市场阵营更愿意保持中立。更为隐蔽，但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另一种分道扬镳，即欧美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化。很多美国人可能讨厌中国，但并不关心中国。很多美国人可能反对普京，但并不关心乌克兰。这是一件非常吊诡的事情：虽然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但真正的撕裂却在社会内部。这种社会内部的撕裂，将带来更多的动荡。
好消息是，虽然世界这么乱，但中国还有战略机遇。
但是，这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中国的战略机遇是借助全球化红利，迅速实现经济腾飞。以后，中国的战略机遇很可能是在全球动荡中保持稳定，熬过这一波风浪。
没有人喜欢动荡。人们渴望的是稳定。越是动荡，对稳定的需求越旺盛。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稳定性。
第一，中国经济到了这个量级，就算是出于惯性，也会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这是经济稳定。
第二，中国的政权少有地稳定，而且，拜中美贸易战、香港暴乱等一系列事件所赐，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程度高涨。反腐倡廉、扫黑除恶，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威信。这是政治稳定。第三，越是全球动荡，身份政治越重要。人们需要认同感。意识形态容易造成分裂，血脉联系提供了社会凝聚的力量。一个国家，有没有值得自豪的历史，有没有共同接受的传统，有没有融于血脉的文化，就变得更为重要。跟很多国家相比，中国人有高度的文化认同感。这是文化稳定。
第四，经历了各种风险之后，全球的企业已经放弃了效率至上原则，转而遵循效率与安全并重原则。中国的产业链经过“补链强链”，抗风险能力显著提高。这是产业稳定。
第五，拯救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唯一希望是爆发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中国具有提前超配基础设施、技术应用场景广阔、政府与民众对技术进步的支持程度极高等优势，很多新技术将在中国落地。这是技术稳定。
虽然有这么多的稳定，但不得不说，中国经济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人在理智上乐观，在情绪上悲观。承认不承认在中国赚钱的机会更多？承认。那敢不敢在中国赚钱？说心里话，很多人心里还是不踏实。
有了稳定性，还要把它变成可预期性。
这跟政策的制定有关。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我们能感觉到中国的很多政策顺应了时代的巨变。中国强调实体经济，这样才能更好地迎接下一轮科技革命。中国强调共同富裕，这样才能更好地缓和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团结。中国强调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有更长久的发展动力。好的政策需要好的表述。好的表述，目的是实现可预期性，让民众知道政策的目标和方向，更好地凝聚民心。
站在受众的角度，我有一点体会。什么样的表述才能更好地实现可预期性？有两个关键点：连续和坦诚。
所谓连续，是说政策要有助于民众形成长期预期。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为什么臣民会高呼“国王万岁”？他的解释独具一格。对民众而言，长期而稳定的预期最重要。如果国王真的能活1万岁，就意味着看未来能看1万年。在这1万年里，究竟该怎么干，臣民心中就有数了。没有任何一种政策能让所有人满意。政策不是为了让所有人满意，而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形成长期预期。市场经济靠什么发展？靠长期投资。长期投资从何而来？靠长期预期。长期预期又从何而来？这就要提高政策的连贯性，明确游戏规则。只要规则是明确的，就能形成稳定预期。规则定了，人心就定了。
要做到连续并不难。一般来说，好的政策更强调渐进，而不是贸然采用“休克疗法”。想要做政策创新，往往先从试点开始，再上升到统一的政策推广，这几乎已经成了中国在探索改革开放道路时的标准动作。过于激进的政策创新即使方向正确，也有可能失败。据说，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当领导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在前面跑，回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上来。变革的方向很重要，变革的速度同样重要。变革的方向和变革的速度共同决定变革的收益。
所谓坦诚，就是采用现实主义政治，而非追求虚幻的理想。
放低预期，实事求是。民族国家当然要追求本国的利益。对一个国家来说，本国利益总是高于他国利益，而本国利益指的是本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与其他国家合作，也是为了实现本国利益。在实现本国利益的同时，帮助他国实现它们的利益。
这种立场听起来似乎不够有理想。拥有崇高的理想无可厚非，但越是伟大的理想，实现起来越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欧美国家喜欢讲各种冠冕堂皇的理想，问题就在这里：它们做好为实现理想付出代价的准备了吗？这种理想主义政治看似能占据道德制高点，更容易被公共舆论所接受，但站得更高，就容易摔得更惨。摆在架子上的花瓶经不起轻微的晃动，放在地上角落里的花瓶却不容易被碰坏。
中国人的风格是敏于行而讷于言。想要在辩论中战胜对手是很难的，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想要让别人都喜爱自己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无法让逐渐没落的去喜欢正在崛起的。你的进步恰好映衬出别人的退步，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政策的目的不是让别的国家热爱中国，甚至不是让别的国家认同中国，而是让它们对中国形成稳定的预期。哪些是中国要做的，哪些是中国不做的，能让别人有清楚的预判。冲突往往来自误判。有了可预期性，哪怕互为竞争对手，也能更好地管控风险。
把稳定性变成可预期性，就是为了让别人听得明白。听得明白，未必意味着赞同。可是，要是听不明白呢？本来挺好的政策，架不住就会有反向的解读。这就是所谓的“塔西陀陷阱”：只要看你不顺眼，你做的好事也会被解读为坏事。
把稳定性变成可预期性，是以不变应万变，也是保持定力，穿越风暴，等待下一轮周期。欧美社会的冷战一代凋零之后，新生代对中国的仇视会下降。新技术革命到来之后，全球经济再度高速增长，很多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也会迎刃而解。只有在中国的实力足够强大之后，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才会改变。
再难，也要熬过这个过渡阶段。
◎ 〔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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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20世纪》一书中，阿里吉还讲到了大国的兴衰。全球资本主义先在意大利城邦国家出现。13世纪和14世纪，意大利有四个城邦最发达。米兰擅长冶金，佛罗伦萨专做纺织业，它们主要和西北欧做贸易。威尼斯和热那亚是贸易中心。威尼斯和南亚周边地区做香料贸易，热那亚和中亚周边地区做丝绸贸易。好景不长。这几个城邦国家之间竞争激烈，天天打仗。战争导致城邦国家出现财政危机，于是，金融资本接手。圣乔治银行接管了热那亚，美第奇家族接管了佛罗伦萨。这背后的规律就是实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交替循环。一开始，资本投资于贸易，后来贸易不赚钱了，就要投资于征服。征服的代价太大，就要坐下来谈判，互相妥协，瓜分市场。
再讲一个小插曲。在资本主义无法继续扩张之后，出现了文艺复兴。当时的大财主热衷于投资艺术和建筑，这又是为什么呢？第一，这是要故意浪费掉一部分资本，剩下的资本稀缺了，才能保持较高的收益。大萧条时期，美国的农场主把牛奶都倒掉，也是这个道理。第二，城邦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需要臣民的效忠。只有文化创造才能让人们由衷地佩服，深信不疑地效忠。
后来，英国对佛罗伦萨实行羊毛禁运，又推动纺织业国产化，佛罗伦萨衰落了。米兰也衰落了。威尼斯曾经盛极一时。随着奥斯曼帝国崛起，通往东方的商路被切断，威尼斯也衰落了。
只有热那亚还在“打鸡血”。热那亚人找到了一条出路，他们开始朝西看。大航海时代，最出风头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的海外冒险都是由热那亚的商人支持的。他们资助了撒哈拉沙漠的探险、沿着西非海岸的航行，在国外建立一个又一个为自己所用的帝国，这就是资本和国家的合作。这是身处伊比利亚半岛的国家和来自热那亚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结盟。
在这个过程中，热那亚商人搞出了重大的金融创新。他们认识到货币稳定的重要性，推出了良币里拉，这就让做生意的人心里踏实了。他们还搞出了汇票。在汇票出现之前，空间是商业结算的敌人。商人赚了钱，当然开心，但一想到还要背着这袋子钱，千里迢迢回家，路上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响马强盗，心里就直哆嗦。有了汇票，金融就战胜了空间距离。在里斯本赚的钱，可以轻松地在安特卫普或别的城市兑换。原来的风险，被金融变成了潜在的利润。而且，汇票用得越多，无形之中就会让世界各地的资本家联系越紧密。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前，全世界资本家早就联合起来了。
没有永恒的霸主。只有永恒的竞争。
1566年，西班牙去攻打荷兰，想逼荷兰人多交税。没想到，荷兰的反叛分子逃到海上，当了海盗，不仅不交税，还要抢西班牙人的货物钱财。这场战争使得西班牙陷入了财政困境，而荷兰冉冉上升了。
阿里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经验：一个国家的崛起，总要仰仗“母亲贸易”，也就是支持其繁荣的贸易基本盘。热那亚是从做东方贸易起家的，而荷兰的财富来源于对波罗的海粮食供应和海军物资的控制。
新一代资产阶级和上一代资产阶级很不一样。热那亚的商人依靠和外国政府结盟，一旦外国政府落败，他们也就随之衰亡。荷兰不一样。荷兰商人更多依靠的是本国的力量。荷兰虽然是个小国，但战斗力始终爆棚。它靠的是雇佣兵。荷兰有钱，有钱就能雇佣各国的士兵。荷兰军队里，外国兵比本国兵都多。
荷兰成立了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的功能是吸收流动资金。最早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不是股票，而是债券，尤其是国债。国债就是从荷兰发源的。有了国债，国家就不需要完全依靠征税，可以更灵活地筹资。这又是国家和资本的合作：没有国债就没有金融，而有了国债之后，国家就被驯化了。
荷兰发明了重商主义，又被重商主义压垮。有段时间，荷兰和英国之间战火不断。但荷兰很快发现，自己是打不赢英国的。有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欧洲各国纷纷加强对本国国民的控制。英国人回英国了，德国人回德国了。荷兰有钱也招不来雇佣兵了，没人了。
识时务者为俊杰。荷兰不跟英国打了。相反，它抓住时机，跳上了英国的船，一如后来英国跳上了美国的船。荷兰的资本家大量投资于英国，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荷兰的支持，英国很难战胜法国。
在荷兰之后崛起的是英国。
产业扩张和金融扩张的交替，到了英国霸权时期看得更清楚。英国最开始更关心产业扩张。工业革命是在英国发轫的。为什么英国能够推动产业扩张呢？因为英国有自己的“母亲贸易”，也就是大西洋之间的三角贸易。英国向美国贩卖非洲黑奴，美国向英国出口棉花，英国再把棉布出口到美国。没有血腥的殖民主义，哪里能有什么工业革命？
在阿里吉看来，英国和资本的联合出现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伊丽莎白一世用现实主义代替了亨利八世的冒险主义。她意识到，英国的权力是有限的，无法支撑无限的对外扩张。她甚至认为，要对英国的死对头法国好一些，因为“法国的末日来临之日，也就是英国灭亡的前夕”。
伊丽莎白一世做了一件大事，稳定货币。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亨利八世想要强行向资本家发放贷款，同时让货币大幅贬值，伊丽莎白一世则反其道而行之，在1560年前后稳定了英镑的币值。这堪称世界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后来，英镑的币值虽然经历了一些波动，但一直稳定到了1931年。
当时，英国的格雷欣爵士向伊丽莎白一世建议：要有自己的资本家。他说，只有您自己的资本家，才会对您忠心耿耿。格雷欣爵士力主建立英国自己的证券交易所。1560年，伊丽莎白一世参观了交易所，并赐名“皇家交易所”。想要赶超，太不容易了。伦敦花了两个世纪，才赶上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英国还有一个奇特的地方，是特别支持自由贸易。说得很动听，但别忘了，别的国家是怎么进入以英国为核心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当然是靠坚船利炮。战舰所到之处，贸易随之而来。有的经济学家说，这时候的英国政府，就是典型的守夜人——你见过守夜人去别人家里抢东西吗？历史的真相是：英国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才能有内部的大循环，因此，英国才会格外捍卫所谓的自由贸易。
美国就不信英国这一套。美国人从来不说自由贸易，他们说管理贸易。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打完的时候，世界各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镇开了一次会，确定了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的实质就是控制无序的资本流动，但要确保生产和贸易恢复正常。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换了一套思路。它是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后来的WTO（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为工具，在更高的层面管理全球经济。
美国之所以能建立自己的全球经济体系，也是先通过实业扩张，再通过资本扩张。两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实业资本扩张的大好时光。这和战争期间企业能从政府那里拿到大批订单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战争激发了美国实业的巨大潜力。实业扩张促进经济增长。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是资本主义难得的一个黄金时代。
到了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名存实亡，金融扩张代替了实业扩张。
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怪物：欧洲美元，也就是存在美国境外，尤其是欧洲银行里的美元。最早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做外贸赚了美元，不敢存在美国银行里，转而存在更安全的欧洲银行。后来，有一批跨国公司开始布局全球，它们的美元也大量存在美国境外。还有20世纪70年代之后，中东国家卖石油赚了钱，倒手又存在美国的银行，同时也存在美国之外的银行。这就带来了一种奇特的景观：在美国之外的美元，比在美国境内的还多。
这会带来不便。比如说，这会影响美国的货币政策。假如遇到通货膨胀压力，美联储想把市场上的美元收回来，这时，境外的美元就会流入，抵消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但是，虽然有小麻烦，却有大利益。这意味着，美国可以把自己的霸权建立在美元的基础上。美元到哪儿都能用，别的国家都想要美元，那美国印印钞票，就能到世界各地换资源。何乐而不为呢？
漫长的20世纪已经结束了。虽然美国依然是世界经济的霸主，但是美国自己已经退群，放弃了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美国毫无顾忌地进行的很多操作，比如冻结俄罗斯的外汇资产，也动摇了美元的国际地位。如果说美国的霸权日薄西山，那么，新的全球市场经济会是什么样子？
历史并非总是简单地重复。阿里吉讲到，我们不能低估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资本主义每一次调整，都是从金融扩张晚期开始，然后出现国家和资本的深度结合，冲破原有的束缚，形成一种新的国家——资本合作机制，从而实现凤凰涅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