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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作者:何帆 当前章节:15211 字 更新时间:2026-6-23 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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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的春天,一位叫格雷戈尔·孟德尔的修道士去维也纳参加教师资格考试。修道院管着当地的中学。修道士们在学校里担任代课老师。这个教师资格考试对他们来说就像考编制一样重要。6年前,孟德尔就参加过一次考试,但没有通过。这一次,他专门在维也纳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补习,准备得应该算充分了。很遗憾,他又考砸了。考试之前他紧张得病倒了。第一场考试他就跟考官吵了一架。这第一场考试是植物学。9年之后,他发表了一篇关于植物杂交的论文,这篇论文奠定了遗传学的基础。

郁郁寡欢的孟德尔回到摩拉维亚的圣·托马斯修道院,在这一年的夏天开始种豌豆。这所山脚下的修道院在院长西里尔·纳普的管理下,更像一所从事研究的大学。修道士们研究各种领域,从植物学、天文学、民族音乐、语言学到哲学。修道院里的厨娘后来都出了烹饪书。纳普精明能干,为人和善。他自始至终都支持孟德尔这个农民出身的穷孩子做研究,甚至花重金为他建了一个温室。

孟德尔并不是一开始就想种豌豆。之前,他曾经想用灰色和白色的老鼠做杂交实验。这个实验惊动了当地的主教,主教大为不满:修道士怎么能天天引诱老鼠交配呢?主教命令孟德尔关闭了他的老鼠“妓院”。不过,主教说,你要是想研究遗传,可以换一些不那么出格的东西,比如,豌豆。

孟德尔从当地的种子贩子那里买到34种不同的豌豆,有些是绿色带斑点的,有些略带棕色,有些皱巴巴,有些很光滑。豌豆的好处是,除了不会让主教联想到性,它还具有既能自花授粉又能异花授粉的特点,更容易人工授粉。这是个细致的体力活儿。孟德尔需要摘除豌豆花的雄蕊,再把橙色的花粉人工传授给其他花朵。他攥着笔刷和镊子,一朵花一朵花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累得直不起腰。

1857年夏末,修道院花园里的第一批杂交豌豆开花了。一片紫色与白色的花海。孟德尔将豌豆花的颜色记录在案。他还要继续耐心等候。又过了一段时间,藤蔓在高温下低垂,上面挂满了发黄的豆荚,豆荚里的豌豆成熟了。孟德尔剥开豆荚,检查豌豆的性状。他的手指因长时间剥豆荚而麻木。当他取出最后一颗豌豆的时候,他或许会感到一丝单调乏味。在19世纪中期那个动荡的年代,几个衰落未亡和羽翼未丰的欧洲帝国像彼此嫉恨的台球一样互相撞击,政治联盟犹如浮云一般变幻不定,这一丝单调乏味也有它的迷人之处。

孟德尔反复尝试各种不同的实验:高茎植株与矮茎植株杂交,黄色种子植株与绿色种子植株杂交,光滑表皮种子植株与皱皮种子植株杂交,然后,再尝试杂交后的植株互相杂交。实验开始阶段进展缓慢,需要耐心和等待。当孟德尔随后同时进行几项实验时,结果愈发清晰起来。孟德尔坚信:杂交性状无中间状态,只能遵循某种亲本类型进行。他说:“这种超大强度的体力劳动确实需要一些勇气。”后来,孟德尔的豌豆从温室转移到了修道院的一片长方形空地上。这里土壤肥沃,紧邻餐厅。从孟德尔的房间望出去,就能看到豌豆地的全景。最终,孟德尔获得了数量众多且可供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2.8万株植物,4万朵鲜花,以及近40万颗种子。

1865年2月8日,孟德尔参加了一场平淡无奇的学术活动。他在当地的自然科学协会面对一群农民、植物学家和生物学家发表了演讲。又过了一个月,也就是3月8日,他才开始宣读论文的第二部分。孟德尔发表演讲的房间很小,大约只能容纳40人。没有人听得懂他到底在讲什么。他的论文发表在一份不怎么知名的摩拉维亚期刊上。虽然孟德尔自己制作了40多份单印本,寄给了当时最有名的同行,但没有人重视他的研究。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第一次出版,当日即售罄,一年之内就有了德语译本。孟德尔在修道院种豌豆的时候读过《物种起源》,并在书上留下了大量的笔记。他也把自己的论文寄给了达尔文,但达尔文从来没有读过。

这是孟德尔的遗憾,更是达尔文的遗憾。达尔文始终没有想明白进化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当时流行的学说是混合学说,比如,黑猫和白猫的后代应该是被混合、稀释后的灰猫。这说不通。如果混合学说是对的,那么,下一代会比上一代的种类更少,而不是更多,生物应该退化。孟德尔的遗传学指出,每一代的多样性会增加,进化就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孟德尔还发现了隔代遗传的现象。用现代的术语来解释,孟德尔发现了个体携带的每个基因都有两个等位基因,一些等位基因是显性的,总能表现出来(比如光滑表皮),另一些等位基因是隐性的,通常不表现出来(比如皱皮)。如果将纯种的光滑表皮豌豆和纯种的皱皮豌豆杂交,得到的将是光滑表皮的后代。但是,遗传的力量隐忍而强大,潜伏的前代基因还会东山再起。到了再下一代,皱皮豌豆又出现了。遗传的规律很简单:光滑表皮和皱皮豌豆出现的比例是3:1。

自然在卑微处最伟大。豌豆的种子包裹在荚果里。每一个荚果都曾是一朵花。每一颗豆粒都是受精的胚珠。豌豆的种子在发芽之后,会萌发出一对对完全相同的子叶,不断向上生长;它的基部也在此刻长出根系,向下探索。对于植物来说,制造种子是最重要的事情。种子是上一代唯一留存下来的部分,又是下一代的希望和开端。

梭罗在《种子的信仰》中写道:“我对种子信心十足。只要告诉我你有一粒种子,我就准备期待它创造奇迹。”你可以失去对一切的信任,但不能失去对种子的信仰。

◎ 〔美〕索尔·汉森:《种子的胜利》,杨婷婷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 〔美〕亨利·戴维·梭罗:《种子的信仰》,陈义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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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肖和媛媛结婚的时候去做婚检。大夫非常严肃地告诉他们:“有一件事情我不得不提醒你们,你们可能得做好要不了孩子的心理准备。”大夫说,媛媛有幼稚子宫的问题,也就是说,她的子宫没有发育成熟。“我从医18年,只见过一例像你们这样的夫妻最后生了小孩。”大夫说。

那是15年前的事情了。如今,媛媛走在小区里,熟悉的邻居都大吃一惊:“怎么又怀上了?这是第四胎了吧!”到2023年2月,大哥祈祈,二哥潇潇,三姐妞妞,就要和爸爸妈妈一起迎接家里的新成员了。

媛媛的父亲母亲听说她要生第四胎,都强烈反对。从第二个孩子出生,老人就来帮忙。在女儿女婿家里住到2020年,他们才回湖南老家。有老人在,小肖和媛媛就有底气。外公外婆养孩子的经验丰富,他们有五个孩子,媛媛排行老二。外公很有爱心,喂鸭子都像养孩子。带孩子的时候,他有一种男性少有的细腻,又有一种男性特有的豪气。孩子的鼻子疼,他会想出各种处理办法,但孩子在外面玩,摔了一跤,他跟没事一样。

媛媛的父亲从老家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劝她不要再生了。老人担心自己年纪大了,有心无力,帮不上忙。老人也担心经济形势不好。小肖和媛媛在深圳开了一家培训中心,教孩子们弹钢琴、唱歌、弹古筝。受疫情影响,生意大不如前。原来开了7家店,现在只剩两家了。老人担心家里又多了一张嘴,经济负担更重,该怎么办呢?说到底,父母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女儿。儿多母苦。媛媛年纪也不小了,40岁,算高龄产妇,万一出点啥事呢?别让自己太累了。

媛媛也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里满溢着女儿对父亲的爱。父亲当过兵,复员回家当厨师,开了个酒楼。因为年轻时工作老是站着,父亲膝盖不好,但他没有一天闲过,每一天也几乎没有一刻闲过。母亲也一样,在家里永远都能找到活儿干。女儿知道,父母这么辛劳,就是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媛媛尤其感谢父母对她的宽容。她从小喜欢唱歌跳舞,一心想学艺术。孩子学艺术,家里就要有钱。父母二话不说,一路支持她。媛媛说,我当年成绩不好,要不是学艺术,现在我可能就是工厂里的打工小妹了。媛媛在信里说,你们为我们受了那么多累,后悔过吗?看到每个孩子的成长,不都是心花怒放?我们也想做你们这样的父母。

小肖和媛媛都是湖南邵阳人。小肖家境贫寒,为了上学,背了一屁股债。高中毕业,他考上湖南大学,学的是电气工程。媛媛是他中学校友,上的是衡阳师范学院。后来,媛媛去长沙找同学玩,才和小肖再次相见。

小肖大学毕业,就到了深圳。这边工资开得高,能拿到4000元。2008年,媛媛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了个培训班,没想到第一个月就收了8000多元,第二个月收了两万元。那时候,租金和人工成本都很便宜,这些钱就是净赚的呀。夫妻俩太开心了。他们就这样开始创业。随后,他们付了首付,在深圳买了一套房。培训班开得很红火,直到2020年,受到疫情影响,停了五个月的课。没想到,之后的压力越来越大。2021年的“双减”政策,虽然和艺术培训没有关系,但它让家长的心气没了,不攀比,不跟风了。培训班遇到了麻烦:招不来新的学生,老的学生也走了。收入少了,孩子多了,家里会不会有经济压力呢?

压力当然有,但小肖知道怎么排解。老二喜欢武术,教练也喜欢这个学生。上武术班学费并不算太贵,一年大约1万元。小肖跟孩子商量,把这个班取消了吧。媛媛不同意。她宁可自己多上几节课,也想给孩子交上费。小肖说,我们爱孩子,但没必要牺牲自己。

孩子有孩子的成长。每个孩子都不一样。老大有责任心,但有时候会发脾气。老二随遇而安,而且善于察言观色。老三特别黏人,尤其是黏爸爸。三个孩子,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

老大早上起来,帮全家做好早餐。爸爸送老大老二上小学。稍晚一些,妈妈送老三上幼儿园。放学后,一家人聚在媛媛的培训中心,爸爸辅导孩子们做作业。别的家长一陪孩子做作业就头疼,陪作业变成了吼作业,气得拍桌子、血压高。小肖却很享受给孩子们讲课,讲得眉飞色舞,得意扬扬。

孩子们也不需要父母时时刻刻陪伴。他们会自己玩。家里的墙上依然可见孩子们的涂鸦。还有更多的涂鸦被新贴的壁纸盖住了。要不了多久,壁纸上也会画满涂鸦。到时候再换呗。沙发上、阳台上、地板上,都是玩具。小肖有一次整理房间,发现很多手工装订的小本子,每个本子上画的都是卡通画,还有故事情节:枪战、科幻,各种题材。再一看,这是老大带着老二搞出来的创作。他恍然大悟:我说呢,他们躲在房间里一声不吭在干啥。

孩子们也让父母跟着成长。媛媛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小肖本来是反对的。身边生两个孩子的家庭不少,但生三个的几乎没有。这让他很紧张。那时候,他也担心孩子多了有经济压力,担心会占用更多的时间。

有了第三个孩子,小肖通透了。他后悔原来和媛媛总是拌嘴。相爱的夫妻总是在意对方,而吵架往往是因为太在意对方:你关心我少了,我关心你多了。第三个孩子来了,小肖忽然明白过来,不都是为了孩子吗,还分什么你我!孩子就像做数学题的时候画的一道辅助线,居然巧妙地解开了原来的情感难题。小肖不再把孩子当作压力,而是当作自己的动力。他总是在想,我该再做些什么,才能让孩子们更幸福、快乐呢?

别的夫妻不敢多要孩子,因为怕自己给孩子的不够多,不够好,但不少孩子反而因为过多的关心被压得喘不过来气。媛媛说,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爱他们,他们来了我就全心接纳。小肖说,你放心生吧。我把房子抵押了,贷了150万元保底。就算暂时开不了班,上不了课,咱们还能缓冲一下。

要是经济还不景气,贷的款还不上,房子岂不是就要被收走了?

小肖哈哈一笑:收走就收走呗。当初买房不就是为了个学区?没想到现在根本不需要学区了。原本还担心闺女上不了幼儿园,现在上幼儿园也不用排队了。

只要我们在一起,到哪里都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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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到2021年已经跌至1.15的超低水平。很多人惊呼,中国的人口要出现负增长了。政策已经松动,开始鼓励生三胎,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生育率会在随后几年上升。丁克家庭越来越多。选择多生孩子的女性越来越少。

人口学者黄文政计算过,截至2020年年底,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有15%未生育,46%仅生过一个孩子,33%生过两个孩子,生了三个孩子或更多的只有6%。中国人不愿意生孩子了。

就在几年之前,人们还不是这么想的。2016年,很多医院迎来了分娩量的最高峰。当年中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很多“70后”夫妇着急赶末班车,抓住机会再生一个。也有生肖年的影响,2016年的前一年是中国农历的羊年,有的人不喜欢在羊年生孩子,生育需求被压抑了一年。

当时,媒体上关于产科“一床难求”的报道铺天盖地。有的医院把单人病床改成了双人病床,有的医院在楼道甚至室外的庭院加了床位,有的孕妇生孩子要自带被子和床。很多人以为这是一股挡不住的潮流。各地扩建产科医院,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生育高峰。民营资本蜂拥而入,想要一起分享这块大蛋糕。

2016年之后,中国每年的新出生人口数逐年下降。一开始,下跌的趋势还不算明显。2016年新出生人口数为1883万,2017年为1765万。到了2019年,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于亚滨发现,这一年虽是农历的猪年,但医院的分娩量还不及鸡年(2017年)。情况不妙。果然,2020年之后,新出生人口数急剧下滑。2020年是1200万,2021年已跌至1062万。刚刚扩建好的产房门庭冷落,产科大夫的工资大幅缩水,有的产科医院改行做医美、整形,有的转做口腔业务。

人口负增长的冲击波从产科开始,一波一波向外扩散。北京、广州这些一线城市都出现了幼儿园招生招不满的新鲜事。三四线城市和人口外流地区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上幼儿园的孩子少了,接下来,上中学和大学的孩子就会少。2022年新出生人口数大约是1000万,毕业的大学生人数也大约是1000万。这意味着,如果大学不收缩规模,再过十几年,每个想上大学的孩子都有学上。那时候,不是学生抢学校,而是学校抢学生。这一代父母最为头疼的上学难问题,居然是被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的。

这还没完,人口冲击波会继续扩散。未来一代不再操心孩子的教育,甚至不关心结婚、生孩子。他们中有不少可能是“最后的一代”。年轻人不够,老年人越来越多,中国社会的压力越来越大。老年人会有压力,他们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而且更不舍得丢掉工作、资源和权力。年轻人也有压力,他们不得不养活更多的老年人,而且更难从恋栈的老年人手中接过接力棒。

还有最悲惨的一代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年轻人没有享受到优势,到他们年老的时候,老年人已经失去特权。

◎ 数据出自黄文政与作者的通信。

◎ 于冉:《生育率下降,产科“卷起来了”》,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8327176367778888&wfr=spider&for=pe,2022年10月25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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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经来了。

2022年,高校毕业生数量第一次超过1000万。数年前的高校扩招迎来了毕业高峰,毕业高峰却撞上了经济退潮。

2022年毕业的大学生大多数是2000年出生的。他们理应认为21世纪是属于自己的。一开始,似乎确实如此。他们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2008年,他们刚上小学,经历了北京奥运会。上中学之后,他们迷上了打游戏。2018年,他们刚上大学。不负众望,中国iG战队拿下了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的世界冠军。一瞬间全国高校刷屏“iG牛逼”,宿舍里传来青春的怒吼和呐喊。剧情本来应该照这样继续写下去,但马上就出现了反转。疫情三年,他们上了三年网课。他们没有在校园里谈过恋爱,和睡在上铺的兄弟没见过几面。师兄师姐眉飞色舞讲过的校园趣事,他们一件也没体验过。最美好的青春岁月才几年,就这么匆匆流过,无痕无迹。

然后,他们毕业了。

找工作,没有工作经历,他们被鄙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2年7月,城镇青年(16~24岁)失业率已经攀升至19.9%,是成年人(25~59岁)失业率的4.6倍。大企业裁员,小企业倒闭。互联网、房地产行业潮水退去。去考研、考公务员吧。457万名年轻人去考研究生,212万名年轻人去考国家公务员。考研录取率下降至24.2%,而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比例下降至1.47%。

这是一群坐上了慢车的年轻人。经济繁荣时期进入社会的年轻人,赶上了一班快车。经济衰退时期进入社会的年轻人,赶上了一班慢车。出发的时候,快车和慢车的发车时间可能只差几分钟,但在之后的行程中,慢车站站停,还要给快车让道,差距越拉越大。20多岁,是人生最敏感多变的季节。20多岁不期而遇的一场经济衰退,可能会从此改变这一代年轻人的命运。

像野草一样被践踏。像鱼一样被搁浅。像种子一样被抛撒。像野草一样站直。像鱼一样上岸。像种子一样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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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北北老师读到一本书,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她才忽然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学生跟别人的学生不一样。

黄灯是一位作家,曾在广东的一所二本学校教书。她教过的不少学生来自粤西及内陆山区。这些学生出身平凡,说来都是小镇做题家,而且算不上最优秀的小镇做题家,不过,他们往往是村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应试教育渐渐磨掉了这些年轻人本应有的锐气和光芒,他们变得温良沉默,已经学会去接受漂泊不定的命运。

黄灯说:“二本学生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年轻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

每个大学都有一个就业处,大学里的每个学院都有专门负责就业工作的老师。北北就是一名负责学生就业的老师。她所在的大学是北京的一所一本院校,而她在的是艺术学院,学生都是艺术类考生,美术生居多。这所大学里有一些学院很热门,都有上千名学生,号称千人大院,比如经济管理学院、计算机学院。有意思的是,艺术学院人也很多,也是千人大院。

怎么会有那么多学生喜欢美术呢?其实,在美术类考生中真正喜欢美术的并不多,更多是来混文凭的。艺术类考生的文化课录取分数线远远低于普通考生。北北所在的这所大学里,普通考生的高考分数基本都在600分以上,艺术类考生则只有300多分。在校园的人群中,北北的学生和别的院系的学生显得不太一样,他们漫不经心而又无可奈何。

可是,没有点画画的天赋,怎么考得上美术类专业呢?多年以来,辅导艺术生考试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辅导老师可能就是报考学校的出题老师。一间大教室,坐着数百名学生,跟着一位老师学画画。老师说,照着我的样子,在这里画一笔,再在这里画一笔。画画变成了流水线。一屋子学生跟着老师机械地作画。有时候还有猫腻,比如,交上来的肖像画,耳环的旁边打了个小叉叉,老师就能认出,这是自己教过的学生。

艺术类学生就业很难,但很多学生对就业毫无兴趣。北北组织了几位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回学校做讲座,来的学生寥寥无几。他们连从宿舍楼到隔壁的楼听讲座都懒得动。还有更尴尬的。有一次学院老师请人做讲座,一个学生都没来。老师只好临时抓差,硬拉了几个学生坐在下面。坐在下面也没人听。他们从兜里掏出手机,手机是横着拿的——他们在打游戏。

一个毕业班的女生在走廊遇到北北,还没等北北开口,女生就说:“老师你别管了,我不着急找工作。我妈都说了,毕业了回家准备考研。”考研他们也不会全力拼搏。有的学生在家啃老,已经啃了10年。

还有一次,北北找一个学生谈心。她问学生:“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干啥?”学生说:“我毕业之后准备退休。”一句话把北北噎住了。她愣了下神,说:“啊,那你跟老师想的一样。要是退休了,你想干啥?”

学生说:“我想有一片林子,养一群鹿。”

北北很好奇:“你是从农村来的吗?农村现在流行养鹿了?”

学生说:“不,我是在修仙小说里读过这种浪漫的场景。”

是这一代学生生活优裕,所以都有了松弛感吗?

北北说,其实他们内心是焦虑的。学生们虽然不爱学习,但一听说暂缓返校,一片嗷嗷叫。回到学校,不许他们外出,那些想要出去实习的学生,还有影像专业要出去拍片的学生就炸了锅。刚进校的学生就想着考研,刚考研的学生就想着考博,似乎这是唯一确定的人生路线。学美术的学生还流行去教孩子画画,来学画画的十有八九是到了高一、高二,感觉高考分数不够,想换个赛道,找条捷径。就像从清华、北大毕业的学生去教孩子怎么考清华、北大一样,艺术培训形成了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

也有自己冲出来的。有个学生喜欢游戏设计,大二参加腾讯的比赛拿了奖,腾讯让他去实习,实习完就签约了。这个学生学习很认真,但并不按照学校的节奏上课。学校到了大三才上专业课,他大三已经在外面自己干了。还有个学生不喜欢美术,但喜欢写网文。班上同学都是他的读者,催着他更新。他一开始模仿日本风格,后来觉得不满意,想改欧美风格。于是,一个原来最讨厌学英语的孩子,现在天天都在学英语。

北北说,学生们的分化越来越严重。最明白的学生早早就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大三就能拿到特别好的offer(录用通知)。有个女生大四上学期拿到了心仪的offer,终于松了一口气。有一天,她在宿舍里,忽然有人破门而入,大声嚷嚷,要找工作啦!怎么办啊?怎么写简历啊?她很奇怪,问室友,这人是谁?室友说,就是咱们年级的。女生特别惊讶,我offer都拿到了,她连第一步怎么做还不知道。要不了四年时间,他们中的一些人就足以成为另一些人的老师。

北北已经工作了10年,却常觉得又回到了刚工作时的困惑状态。年轻一代和上一代好像已是不同的物种。北北在微信群里给学生发通知,没有人回应。她在群里@所有人,还特意把通知里的重要事项标粗标黑,还是没有人回应。只有遇到问题的时候,学生才在群里找老师问。他们根本不看别人的提问。已经回答过多少遍的问题,上一个学生才问过,下面又有学生再问一遍。他们想起一件事就马上问老师,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不管是半夜12点还是凌晨两点。问了问题之后,他们期待精准回复,而且要秒回。老师回答得晚了,就会发现学生已经把她拉黑了。

北北要崩溃了。

刚毕业的学生告诉她,您别焦虑,我们见到他们一样崩溃,他们是亚人类。虽然都是年轻人,但“90后”习惯在网上搜索,而“95后”期待客服回复。这么一说,北北恍然大悟:哦,原来他们把我当成了淘宝客服啊。

在“95后”眼里,学校不是学校,而是淘宝店。你是为我提供服务的,我当然就要一对一。我都问你了,这个东西怎么样,你怎么能让我自己去店里看呢?我体验不好,当然要投诉,给你个差评。

在“95后”看来,老师也不是老师。他们不会因为老师这种身份就听命于人,他们要看人选人。学生喜欢某个老师,可能是因为他的颜值、口才和幽默感。他们像选idol(偶像)一样选老师。

在学校里,除了像北北这样的老师,似乎并没有人和学生直接接触。领导们从一线老师这里了解些学生动向,在民主生活会上讲。任课的专业老师上完课就走,不跟学生交流。一位专业课老师听北北讲她和学生的故事,说,你讲的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

毕业季到了。领导对今年毕业生找工作的事非常重视。学校给今年毕业生就业率划了道及格线,要求达到96.5%。领导特意讲到,不许有水分,如果查出有水分,就作为反面典型批评。

大学把孩子们领到知识的海洋边上,但没教他们如何航海。老师教他们的是天文学,但没教他们如何应用。家长告诉孩子要出海去发现新大陆,可是家长自己也不知道新大陆在哪儿。一群迷茫的孩子被困在沙滩上,像马上要被送到前线的新兵。老师就像没有火力支援的前线指挥官。上级只有一个命令:必须打胜仗。北北越来越焦虑了。

其他艺术院校的老师和她一样焦虑。为了给学生找工作,老师们想尽了办法。他们听说,有一个线上平台叫Artand,不少刚出道的年轻人在网上卖画,就能养活自己。

居然还有这样的好事?于是,他们慕名来找Artand。

◎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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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Artand自己都朝不保夕。

经济下行,收入下降,买画的人少了。过去一些出手大方的收藏者移民去了海外。就连艺术家好像也失去了创作的热情。年初的时候,Artand的创始人刘强给大家打气,说,我们今年的目标销售额是超过1.5亿元。现在看来,能到5000万元就谢天谢地了。

都到这种地步了,Artand还能帮到刚毕业的艺术生吗?

先要解释一下,Artand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了理解这一点,你必须知道艺术家们原来是如何生存的。当个画家,说起来浪漫,倒出来的都是苦水。在出道之前,他们要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考验。北京郊区有个宋庄,是著名的画家村。那里有租个小院,养花喝茶,怡然自得的成名画家,也有很多穷困潦倒、一天两个馒头一包榨菜配白开水的画家。宋庄之所以成为画家村,不仅是因为这里清静、房租便宜,更重要的是这里离艺术市场近。最早,有几位成名画家来到宋庄,后来,就有收藏家慕名拜访。这些成名画家带着收藏家去旁边的小院转转,给他们介绍几位穷哥们儿。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多买画的人都知道要去宋庄了。

如果运气好,画家能找到签约画廊。不过,即使有了签约画廊,也不一定能挣到钱。画廊要算账。画廊的空间是有限的,一米展线能摆几幅画,都要精打细算。画廊的房租和其他开支都要摊到画价上。这样一来,画价就不能太低,太低就要赔本。于是,画廊把画价抬得很高,价格高,自然曲高和寡,买的人就少。

如果是这样,艺术就会变成一场赢家通吃的游戏——少数明星高居塔尖,多数画家零落成泥。

Artand的创始人刘强觉得不应该如此。他是个不安分的人。刘强曾在吉林艺术学院学雕塑,但上大学期间,他把时间都花在了泡网络上,是几个BBS(网络论坛)的版主。2006年毕业之后,刘强被破格留校,担任美术学院的院长助理,负责学院校园论坛的宣传和网络建设。干了不久,他觉得不适应,就辞职去了一家艺术网站。2009年,他又进了新浪,一开始被分配在一条最边缘的产品线上,但他来得巧,正赶上新浪要搞微博,不到一年时间,他被提拔为最早的微博产品经理之一。在新浪三年,他看着自己的团队从几个人到上千人,日活跃用户数量超过1亿。那真是激情澎湃的岁月。

那是创业的黄金年代。刘强和微博的工程师马海东商量,要一起出来创业。刘强一直有个情怀,想做艺术品电商。在他看来,这是一条又长又宽的赛道。他的想法很简单,中国人的收入水平提高,当然就会增加对艺术品的需求,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他也知道,从画家到收藏者手中有很多环节,如果能够把中间的环节打掉,不就是用互联网思维发动了一场革命吗?这个想法听起来很有说服力,刘强拿到了创新工场的一笔投资。创新工场的创始人李开复是Artand的第一位藏家,他花几十万元为自己的新家定制了三幅画作。进入这条赛道的不止Artand一家,当时闻风而动,想做艺术品电商的不下1000家。很快,这些竞争对手就退出了。

这不是一条又长又宽的赛道。实话说,Artand做得高不成,低不就。成名的画家不会来,他们有自己的渠道,想卖更高的价格。来到Artand的大多是走投无路的草根艺术家。刘强自己开玩笑说,Artand是艺术界的拼多多。艺术家们一听,都不乐意了。Artand确实不是艺术界的拼多多,互联网的逻辑无法在这里复制。

这是一片野花地。

这里有起伏的山冈,漫山遍野开满了鲜花。这里没有名贵的品种,也看不出园艺师的匠心,但姹紫嫣红,粉白金黄,开得热闹,开得自在,开得有趣。

有一批艺术家在Artand上成长起来,形成了自己的群落。有的画家在边陲小镇的厨房里画画,有的画家是大庆的石油工人。有的画家曾是公务员,有的画家做过游戏设计。有的画家在海外留学,参加不了画展,作品销路奇差,到了Artand上,挂出来的画第二天就被卖掉了。有一位聋哑画家叫陈建周,一直默默无闻,到了Artand上,慢慢有了名气,不仅作品上了Artand的畅销榜,还成了与苹果中国公司最早合作的本土画家之一。他的作品成了首款苹果智能手表的屏保。

他们不一定是绘画技艺最高的。他们为兴趣画画,也为市场画画。画家和买家之间有了互动。你们喜欢什么,我就画什么。这给艺术家开了一个新的呼吸的口子。买家七嘴八舌地提意见,有的画家照着做,创作更有激情,画作越来越受欢迎。市场影响了画风,犹如气候影响了花令。中国当代艺术中一度有名的是政治波普,外国买家居多。年轻一代不喜欢这种风格,他们看不懂哪里来的这么多愤怒。买家的成长经历影响了他们的喜好。“80后”喜欢卡通艺术,“90后”喜欢潮流艺术,现在最流行的是元宇宙。有一位学院派画家原来是画国画的,现在改画卡通了。这能叫艺术?难道凡·高、毕加索会听买家的?

其实,他们会的。艺术家也是人,他们也要生存。Artand无法让他们一夜暴富,一夜暴富的艺术家也无法保持长久的创造力,但Artand可以为他们营造一个微小的生态系统。科技作家凯文·凯利称之为“1000铁粉规律”。一个艺术家,只要有1000个铁粉愿意为他的创作买单,不需要太多,假设每一个粉丝一年肯拿出300元支持——300元,大概就是一个大工在工地上一天赚的钱——那么,这个艺术家一年就能有30万元的收入。30万元,不会让艺术家获得财务自由,但可以让他放心去做自己最想做的创作。

这就是Artand可以帮到年轻学生的地方。刘强告诉我,他们正在筹备为艺术院校的学生上线一个新平台。学生们无须交佣金,就可以上传自己的作品,展示自己的才华。Artand上的艺术家来了又去,就像山野中的花开了又谢。总要有新的花。2022年,Artand或许能储备一批新的苗子。

假如无法在温室里生长,为什么要拒绝在野地里开放?

是花就要盛开,哪怕开在幽谷。

春去秋来,花开花谢。但没有一朵花会死亡,因为,花的一部分将变成种子。

68

种子有一种神奇的特性:它们会休眠。

想想好像很简单,只要有阳光和雨水,种子就应该发芽。不,不是这样的。在什么时候发芽这件事情上,种子顽固地坚持必须自己说了算。用灯光去照,用水浸湿,并不能骗过所有的种子。种子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比如,虽然秋天和春天一样温暖、潮湿,但大部分种子都拒绝在秋天发芽。它们仿佛冥冥之中听到了一种指示,能预感到秋天之后就是寒冬,一旦在秋天破土而出,很快就会遭遇灭顶之灾。于是,它们耐心地等待。它们知道,在适合发芽的季节到来之前,必须熬过一个漫长的冬天。这就是命运。

用蛮力也征服不了种子。黑胡桃的种子包着一层坚硬的壳,用锤子都砸不开。曾经有人把干燥的黑胡桃放在马路上,让货车碾碎。有的种子要求更苛刻,比如,要用火烧。这是因为森林大火烧过之后,土壤变得更肥沃,而且竞争对手没了,是最适合生长的时候。有的种子可以休眠很久。埃及法老墓里面的麦粒,被封存了几千年,但被带到地面上之后,依然能萌发出来。

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无法完全破解种子休眠之谜。大致来说,有三个变量很重要,可以帮助种子终止休眠并刺激萌发:一段时间的低温、光照,以及适合的温度。至于哪种因素起作用,要取决于具体的植物。其他变量也会起作用。比如,大多数植物都不喜欢厚重、板结或过湿的土壤。很多种子不喜欢过于肥沃的土地,因为丰富的有机质容易产生过量的二氧化碳,这会阻碍萌芽。更神奇的是,种子藏在地下,看不到地面上发生的事情,却能在黑暗中捕捉到外部环境的变化。没有什么秘密是种子不知道的。

这就是种子的力量。种子天生知道自己肩负着延续种群的责任。经过长期的演化,时至今日,种子已经学会避免在不恰当的时候发芽。这一代种子可能会遭遇灾难,但它们会保存力量,同时把生命的信息传递给下一代。每一代种子都带着来自远古、代代相传的神秘记忆。生命循环不止,终结也是开始。

每一代种子都要准备好应对艰难的挑战。没有谁能保证每一颗种子都能发芽长大。植物播撒了千千万万颗种子,但其中绝大部分都在竞争中被淘汰了。它们看不见太阳,吸收不到雨水,被猝然降临的霜冻或高温摧毁,被淹死,被毒死,被吃掉,被烧焦,被连根拔起,被割草机斩断……但每一颗种子都有自己的贡献,它们滋养动物,增加土壤肥力。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会间接地补偿那些牺牲了种子的植物。

每一代人都是一批种子,都有自己的使命:要活下来,要留下种子,要把经验和智慧传给自己的种子。

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被刻录下来,祖先们经历过的所有苦难对我们都有启发。每一代人的人生,都将凝结为一段家族记忆,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会影响到未来几代人的命运。

轮到我们的下一代了。

我从来没有像2022年这样为孩子们担心。我担心未来将变得更加严酷,而他们却如此脆弱。他们这一代人怎么会如此艰难呢?他们的未来会变得更好吗?

2022年,我和儿子有一段对话。

儿子上网课,偷偷开了小窗跟网友聊天,被妈妈发现了。妈妈气得大吼:“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争气!俄罗斯都打乌克兰了,你还不好好学习!”

儿子抬头望着妈妈,一脸懵懂:“俄罗斯打乌克兰,跟我学习不学习有啥关系?”

来,我给你讲讲,为什么俄罗斯打乌克兰,你就要好好学习。

你这一代人,是在和平年代长大的,从来没有见过战争,也没有见过社会动荡,甚至连经济危机都没见过。你这一代人,享受了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不知道什么是物质匮乏,更不用担心吃不饱、穿不暖。

但是,这些对你来说,未必是好消息。以后,你一定会经历很多想都没有想过的变故。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为什么俄罗斯打乌克兰,你就要好好学习?因为发生在几千公里之外的这场战争,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格局。就像撕开了一道口子,会有更冷的风吹进来。也像你玩过的桌球,一个球会碰撞另一个球。在真实的世界里,战乱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社会。一连串细微变化,很可能最终导致巨大的灾难。

父母和老师教你的,无法帮你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为父母和老师的观点早已受到他们那个时代的桎梏,他们还在刻舟求剑。你的同时代人也无法帮助你找到事情的真相,因为人在网络中待的时间越长,就会变得越肤浅、偏执。

能够帮助你的,只有刻在我们这个家族的基因中的危机感。你的太奶奶,几乎经历了20世纪中国遇到的所有动荡: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饥荒、文革。你的爷爷,每次见到我都要问我挣了多少钱,他生怕有一天我没有收入,养不活你。我们是中国普普通通的一个家族,不知道命运会把我们带到何方。这种恐惧,让我们保持警醒,对周遭的变化格外敏感。这种恐惧,也让我们不得不学会达观,学会凡事都从最本质的层面寻找逻辑。我们都是种子。我们改变不了太阳、河流和风。我们不像鸟一样能飞,也不像野兽那样能逃,我们只有立身的土地。我们只能把根系顽强地扎进大地,在黑暗里默默地伸展,一代人支撑着下一代人,坚持下去。

孩子,记住,你只是一颗种子。

幸好,你还是一颗种子。要相信种子的力量。

69

哥伦布临死也不知道自己发现了新大陆。

他一生共有四次远航。第一次远航,几乎没有人真的认为他能成功,但他成功了。第二次远航,所有人都认为他会成功,但他无功而返,让人失望了。第三次远航,他满心希望能扳回一局,但结果比第二次更差,还是一无所获。而且,种种迹象表明,哥伦布船长的领导力和航海能力已逐渐衰竭。他不仅被革职,还被戴上镣铐押送回西班牙,这种不公正的羞辱为他赢得了同情。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他执意进行第四次远航。这次远航以惨败告终。他的船在牙买加岛附近搁浅,他在岛上被困了将近一年才获救。终于回到西班牙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地位、财富、权势与尊严。

一直支持他的伊莎贝拉一世去世了。她的丈夫费尔南多二世对哥伦布莫名地反感,冷淡地打发走了前来汇报的哥伦布。其实,西班牙王室早已失去对哥伦布的信任,并逐渐剥夺了原先赐予他的种种特权。他们先解除了他伊斯帕尼奥拉岛总督的职务,并允许其他航海家自行前往美洲探险,打破了哥伦布对贸易和远洋探索的垄断。

新的冒险家登上舞台,老英雄被抛弃了。哥伦布的意大利同乡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几次远航到西印度群岛,他总是从哥伦布的日志里剽窃内容,但这片新大陆最终却以他的名字命名。美国哲人爱默生愤愤不平地说:“真是奇怪,这片广阔无垠的大陆竟然背负着一个窃贼的名字。”1531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带领168名西班牙人击溃了庞大的印加帝国部队,生擒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1620年,载着清教徒的“五月花”号抵达普利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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