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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秤是小米的产品，轻盈、简洁、素白、冰凉，而且无情。70.5公斤。他妈的，我骂了一句。我朝外张望一下，关上门，把T恤衫、短裤和内裤都扒下来，再站上去。一样的，还是70.5公斤，净重，比原来重了18斤。我的体重又回到了起点，就像历史陷入了轮回的宿命。2022年把我打回了原形。
我在2018年发愿，用30年的时间写30本书，记录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这件极有使命感的事也改变了我自己。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大变化是我开始跑步了。在人生的前40多年，我从未有过任何体育爱好，跑800米都跑得快吐血。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像我这样又懒又笨的人会爱上跑步。从跑完5公里、10公里，到跑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我的进步让我自己都感到很吃惊。
我觉得这件事情能证明我是个很有毅力的人，再一想，并不是这样。如果我真的很有毅力，在中学的时候我就应该是体育健将了。影响我行为的真正变量是外部因素。时代的加持给了我一种笃定、踏实的力量，就像太阳的光芒让万物生长。假如太阳出现了异常，比如说，太阳黑子的活动冷清了，地球上的气候也会随之变化，气温下降，灾难天气更多，农作物歉收，饥荒、动荡和死亡接踵而至。你不得不承认，外部因素难以察觉，但影响更大。
我是一个偏乐观的人。追根溯源，这种乐观来自我的好奇心。出于好奇，我每年要做很多实地调研：新疆、云南、吉林、四川、宁夏、福建我一直都在路上。这是件好事。如今，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手机上获取信息。手机上的社交媒体有一种暗黑的魔力。流量如同流沙，让人陷在其中，不可自拔。疫情期间，自我隔离在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刷手机的时间超过了10个小时，这才突然意识到不对劲。少刷手机，多出去走走，对身心健康都有好处。我想，我之所以更乐观，就是因为我到处跑、到处看，总能看到黑暗中的闪光点。虽然看也是走马观花地看，但看和没有看，还是很不一样。
一个人的气质和他对时代精神的理解有很大的关系。乐观让我更自律，自律让我更自信。2020年12月13日，我在广州跑完了自己的第一场马拉松，成绩是4小时43分26秒。2021年4月11日，我在无锡跑完了第二场马拉松，成绩是4小时26分06秒。我想，接下来应该是每跑一次马拉松，就能刷新一次个人最好成绩，跑进4小时指日可待。于是，我报了银川马拉松、兰州马拉松、郑开马拉松、哈尔滨马拉松，还幸运地抽签中了上海马拉松。这还不过瘾，我还报了莫干山越野赛、高黎贡山越野赛和喀纳斯越野赛。一个刚刚破了戒律，到风月场上寻欢作乐的和尚，大概也不过如此痴狂。我的体重下降到了61.5公斤，距离我的目标60公斤只有三斤之遥，达到了难以隐藏的人见人夸的减肥效果。我终于能跟卖衣服的说，不，我要买的是修身版。
2022年，那些马拉松比赛和越野赛都取消了。
我还在跑步，一周三次，寂寞地在操场上刷圈。我已经失去了在朋友圈晒跑步记录的兴致。每次跑完，筋疲力尽。太阳下山了，没有风，街道冷清，连广场舞的音乐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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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一种幸运，我在2021年夏天从上海搬家到了深圳，没有赶上2022年的上海疫情。这也是一种不幸，我能感受到一种幸存者的负疚。因为不在现场，所以我无法体会。我无法体会买不到菜的煎熬，或是出不了门的郁闷。我没有做过小区的志愿者，也没有当过采购团的团长。我没有遇到过小区里有阳性病例的紧张情况，也不曾被送进方舱医院隔离。我没有给被困在宿舍里的学生们运送物资，甚至没办法回到上海给学生们上课。我记忆中的上海和疫情后的上海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城市。邻居发来的照片上，能看到小区外马路上的围栏，隔壁国际学校的操场上疯长的草。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
因为疫情，我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订一张机票就出发。当疫情爆发的时候，我去不了长春、瑞丽、东兴、三亚、成都、郑州。当森林失火的时候，我去不了重庆。冬奥会举办的时候，我回不了北京。台海危机的时候，我去不了福建平潭。和街边咖啡店的老板、高速公路上的司机、想回国的留学生一样，我被困于凝固的时空，如同猎豹被困于动物园的牢笼。
不在现场，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写。现场感不仅意味着真实，也意味着丰富。魅力都在细节之中。举个例子，我在《变量：大国的腾挪》里讲到自己去宁夏西海固的时候，写过一段话：
六盘山北麓是黄土高原的延伸。大地的起伏，就像静止的波涛。远山和旷野上，零星的树木和低矮的植物努力地生长。一阵干燥的风吹过低丘浅谷，吹过一丛丛瘦弱而又顽强的长芒草、冷蒿、角蒿、百里香、戈壁针茅、糙隐子草、油蒿、苦豆子、猫头刺、星毛委陵菜……眼前弥漫的这一片黯淡绿色，依然掩盖不住荒凉的沟壑。这里的风景很像是刚刚脱贫的农民，傲然自得，却又胆怯紧张。
这段话是怎么来的？我坐着车到处参观，每到一处，就用手机把路边的野草拍下来，回到住处，再用几个识别植物的App辨认出每一种杂草，选出其中最有荒野韵味的名字，连缀起来。细节是千淘万漉之后，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展示给读者的最美的东西。好的厨师只把做好的佳肴呈现给你，并不带你去参观他的厨房。
但是，没有厨房，厨师又怎么做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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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深圳的居家生活平淡无奇。几乎每个下午，我都会做电话采访。各行各业、天南海北的朋友给我讲他们的故事，其中有飞行员、货车司机、街道办主任、企业家、刚入伍的新兵、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学计算机的、学画画的、当水手的、卖芯片的……我听到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就像见到了许许多多的面孔。但就在我想把它们摹画出来的时候，它们又倏忽而逝。“人群中这些脸庞的隐现；湿漉漉、黑黝黝的树枝上的花瓣”--我抓不住它们。
没有电话采访的时候，我就读书。我在2022年读的书比往年更多、更杂：《技术陷阱》《漫长的20世纪》《全球产业链重塑》《酷的起源》《娜塔莎之舞》《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必需的遗忘与不容推卸的记忆》《恐慌帝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波斯人信札》《张医生与王医生》《党员、党权与党争》《欧洲之门》《我在核战争边缘的历程》《难民革命》《野蛮大陆》《知识机器》《文化失忆》……活到2022年，我才突然明白，自己过去50年的人生经验完全不足以理解这个剧烈变化的世界。我想从别的时间、别的地点和别的学科中找到理解这个世界的线索。我就像是一只在迷宫中的老鼠，一刻不停地奔跑，想要找到出口。要命的是，我根本不知道出口是不是随时在变，甚至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出口。我到处碰壁，然后刻下一个标志，提醒自己此路不通。
读累了，我合上书，抬眼眺望窗外的青山。一层又一层的山，像氤氲的青花瓷。山与山之间的距离模糊难辨，但山色深浅分明，越远的山色彩越淡。白云在空中纹丝不动，它们的影子覆盖了一部分山林，没有躲在阴影里的山林被晃眼的太阳晒得心服口服。山无语，云无语，树无语，连鸟也不叫。苍茫的群山，虽然生机勃勃，却无声无息。
在家里跟孩子相处的时间忽然多了不少。先是上网课，然后是放假。从理智上，我告诉自己，孩子一天天长大，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能多陪就多陪陪他，但情感告诉我，只要和孩子在一起，时间就会变得格外漫长。比方说，你让他定20分钟的游戏时间，之后，你就会不停地看表：这20分钟怎么过得这么慢？他怎么还不去写作业？
只要孩子在家里，你就不由自主地想和他一起做些事情。让他背单词，让他读书，找个电影一起看，就像行星总是要绕着恒星转。但我们家这颗恒星的运行轨道是随机的。他正上着网课，突然想起来要去睡觉。到了晚上11点，他又突发奇想，要去刷题。
只有等家里人都睡着了，我才能静下心来，想一想怎么写《变量5》。书桌上摊了一大把笔，一摞空白的纸。我枯坐在那里。一个灵感又一个灵感发芽，又迅速地枯萎。我感到自己的才华像水蒸气一样蒸发掉了。我夜夜失眠，不管吃不吃安眠药，都要熬到凌晨3点才睡。
睡得晚了，肚子就饿。不怕。疫情期间，我囤了一大批货。在家里随便一翻，就能找到果干、蜜饯、椒盐花生米、午餐肉罐头、泡面。马无夜草不肥。我减下来的体重就是这样长回去的。2022年，我所有的努力似乎都在证明自己的愚蠢。
◎ 引自庞德诗歌《地铁车站》，裘小龙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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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中国人依然相信他们一直相信的信念：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繁荣，而繁荣会带来幸福、进步和公正。
2022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大干一场。中国人特别喜欢流动的生活，他们坐着飞机和火车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找工作。卖东西的人，做投资的人，出去旅游的人，甚至做学问的人，都连轴转似的天天在天上飞。城市的大街上经常能看到外地打工者，他们大多做绿化、保洁工作，年纪看上去都不小了。2022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在上海的街头总是能看到悠闲自得的外国人，而一位考古队员在皖北看到的是，负责翻土的工人中有贵州、柬埔寨和越南嫁过来的女人。很多孩子还在家里上网课。下课的时候，小区里能见到三三两两的出来玩耍的孩子。如果你随口唱一句陈奕迅的《孤勇者》，可能就会招来一群孩子扯着喉咙和你对唱：“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这群孩子似乎早已在这首歌里看到了多年之后自己必然要面对的命运挑战。除了在小区里，孩子们很难到别的地方玩。城市里的足球场、篮球场很少。仅有的足球场上，踢足球的中年人和玩飞盘的年轻人互不相让。城市里的地都拿来盖房了。2022年，楼盘的名字大约是这种风格：时代新城、金尊府、滨江左岸、丽景花园、名门翠苑、半岛名邸、国府壹号……想买房的人太多，房子不够卖，所以出现了一种预售制：有的楼房还没有盖完就拿出来卖掉了。郑州一对年轻夫妻买了房，他们最开心的事情是一起散步去建筑工地看自己的楼。虽然这两年他们的工作受到影响，钱挣得比以前少了，挣钱更难了，但眼见着自己的楼一层层起来，新家就要建好了，生活就有了奔头。女孩乐观活泼，很爱笑，眼里有光。直到有一天，他们又去工地散步，发现工地停工了。他们的楼盘成了烂尾楼。女孩脸上的笑消失了，眼里的光消失了。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人忧心忡忡，到处传来的都是要裁员的消息，但很多孩子还在学计算机编程，更多的孩子一心梦想长大了当直播网红，一夜暴富。2022年刚开始的时候，真正的直播网红还没有红，他也做直播，但没多少人看。这是他人生的低谷。深夜难眠，他绕着北京大学的校园一圈一圈地转。他叫董宇辉。直播网红的兴起和手机有关。每个人花费时间最长的事情是刷手机，和亲友联系、向上级汇报、听歌、打游戏，全在手机上。2022年，手机还多了其他功能：做核酸检测需要用手机，到哪里都要用手机出示健康码和行程卡。小孩子几乎个个都有网瘾，老人用上智能手机之后网瘾更大。走在街上的行人不看路，只看手机。天色已暗，小小屏幕上的蓝光照在行人的脸上，脸色发青，笑容疹人。2022年绝对不缺堪称历史分水岭的事件：俄乌战争、通货膨胀、全球热浪、人口负增长，但这些都不如在网上吃瓜热闹。丑闻让吃瓜群众陷入癫狂。大学教授引诱女学生，随后剧情反转，原来是女学生勾引老师不成倒打一耙；开豪车的女子在车库里和人打架，躺在地上撒泼，而站在她旁边的男子是和她办完酒席却未登记结婚的丈夫，一位国企高管；中学老师和初中男孩谈恋爱，而她丈夫是同一所学校的老师；著名的大师拿的博士文凭原来是个野鸡大学的，有了丑闻之后，她的名气比没有丑闻的时候更大。丑闻是一种解构主义，它象征着宏大叙事的没落。一切道貌岸然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2022年，依然有很多家长坚信，孩子成才的唯一路径就是考大学，而且要考上好的大学，毕业之后再考研、考公务员。2022年，喜欢运动的人并不多，但运动服却卖得很好。运动服中的一个顶级品牌始祖鸟，被很多有钱人买去当休闲服穿着上班。2022年，中年人依然坚信，年轻一代长大之后会和他们一样爱上喝茅台。他们熟悉的规则是：吃饭是为了喝酒，喝酒是为了交朋友。男人们交朋友的方式是用一种很难喝的东西让人喝得很难受。
2022年刚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没有察觉，时尚出现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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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随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让人们越来越迷惑不解。到了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搞不清楚，他们是不是已经跨越了什么界碑，进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更准确地说，人们之所以困惑，不是因为看到了他们从未见过的新生事物，而是因为看到了很多熟悉的事物出现在不该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就像一个长途旅行的游子，抵抗不住深入骨髓的疲倦，昏昏沉沉地在路边倒头就睡，也不知道睡了多久，等他醒来，看见太阳正在地平线上，但一时之间，竟分辨不出这是日出还是日落。
2022年和别的年份都不一样。以前的年份听得到生长的声音，那声音很清脆悦耳。再往前的年份听得到断裂的声音，那声音很响亮震撼。2022年与众不同。这一年，有断裂的声音，也有生长的声音，生长的声音并不响亮，不在万籁俱寂的时候，你很难听得清楚。2022年，还有一片沙漠一般辽阔的沉默，这沉默中有雷鸣般的喧嚣。生活在2022年的人们，对这一年的了解可能还不如他们的后人，就算身临其境，他们也未必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大多数人习惯了待在家里，每天都在刷手机。各种小道，消息在手机上的朋友圈里流传，光怪陆离，普通人无从判断真伪。很多故事，这一代人都是事后，甚至是多年之后才会知道。
即使是未来的历史学家，也未必能还原2022年的真相。历史学家是历史的劫掠者。他们成群结队地闯入已经发生过的普通人的生活，搜刮一切可以帮助他们构建宏大理论的素材，并把用不上的弃之不顾。他们看重的是素材，而不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普通人出于生存的本能，会刻意地保持沉默。他们不愿意暴露在聚光灯下，也不希望被过往的事情反复骚扰。他们不会按照历史学家的心意主动地保存文字和音像。他们的记忆是碎片化的，具体而微的。当我采访人们，试图了解疫情期间的上海生活时，一位飞行员告诉我的故事是，在小区封控一个月的那一天，他剃了个光头。
一位上海的年轻人在2022年4月10日那一天剃了个光头，这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这只是一件小事，一件对历史的演进没有任何影响，也不会被其他人关注的小事。像绝大多数个人生活中的琐事一样，它早就应该被丢弃，就像搬家时带不走的旧物，在匆忙之中被扔进垃圾堆。但是，也就是这件小事，无名无由而来，又很可能会被无名无由地留下来，就像逃亡的时候，在离开家的最后一刻，顺手抓住的一件小东西，一条项链，一块纱巾，一个笔记本。这件旧物很快就失去了原有的用途，变成了一件纪念品。从那一刻起，颠沛流离的人生旅途中，这一件小小的纪念品便具有了对个人历史而言的珍贵意义。
多年之后，当这位飞行员跟他的儿女、他的孙子和孙女讲述2022年的时候，他很可能还会讲到自己剃光头的故事。这件事情很有趣，能把孩子们逗乐。
于是，2022年的真实历史，就会散落在民间，凝聚在一块又一块的碎片之中，闪烁微光，散发余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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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短视频在2022年流传甚广。或许，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它从信息的汪洋大海中打捞出来。这段视频讲的是一位民工大叔的故事。
这位民工大叔正坐在路边吃午饭。他已经50多岁了，头发如杂草般凌乱，脸上的皱纹如沟壑纵横，嘴角上火，指甲缝发黑，上身穿一件褪色的迷彩服，里面还套了两三层衣服，下身穿一条土青色的裤子。他捧着一个塑料快餐盒，用筷子在浑浊的汤汁里捞面条，没有肉也没有菜。这是他一天里最丰盛的一顿饭，花了五块钱，买的是最后一份。卖饭的说，剩下的都给你吧。每天早晚，他只买一个馍，到加油站接免费的开水喝。挎包里有一罐白糖，喝水的时候加一点，也算饮料。
大叔从洛阳到郑州，来了五天，只干了一天的活儿，挣了两百块钱。平日里，大工一天能挣三百。这不都找不到工作了吗？工头就压低工资。两百块，去不去？大叔也不懊恼。他说：“咱身上没钱，就得去啊。”来的时候带了两百多块钱，如今只剩五六十块了。
晚上，大叔睡在大桥下面。大桥下，四处漏风，像个废弃的工地。当年，是一群和他一样的工人修建了这座高架桥。工人们没有想到，这座桥还能为一位处境艰难的兄弟提供寒夜里的栖身之地。大叔的被子装进袋子，和别人的袋子摞在一起。睡在这里不冷吗？“没事儿。这里还有别人睡。旁边的桥下也有人睡。”
大叔说，来打工的都50岁出头了，60岁的也有。大叔有两个孩子。大娃22岁，小娃11岁。大娃老让他租个房子住。小娃刚上五年级。会不会跟小娃讲自己五块钱的午餐呢？大叔说：“小孩们太小，我不想跟他们说那么多。”
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这段视频随手放在自己的文件夹里。但是，她还是不能理解。
这是一群多么好的人啊。
可是，他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累呢？
7
我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吃泡面和花生米的时候，都在想着2022年。琢磨2022年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1492年。
1492年8月3日，天色未亮，哥伦布率领一名皇家公证人、一名医生、几名仆人、90名水手，还有随船而行的各种私人冒险家，一共120人，登上了三艘即将远航的船只：“圣玛利亚”号、“平塔”号和“尼娜”号。
船员们唱着颂歌向上帝祈祷，跪在地上领取圣餐。附近的拉比达修道院传来悠扬的钟声，岸上送行的人们满脸愁容。在微风中，巨大的绿色十字风帆慢慢展开。朝霞为船帆镀上一层玫瑰色。早上8点，船队启航。海风吹着桅杆和帆脚，吹过绷紧的缆绳，发出刺耳的尖啸。三艘帆船的身影越来越小，驶向海天一色的远方。
这一天是星期五。很多水手抱怨，这个日子太不吉利。哥伦布装作没有听见。这是他的航行。他为这次航行准备了很多年。
从1484年游说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算起，他已经等待了8年。从1474年开始萌生向西航行、寻找东方大陆的想法算起，他已经筹划了18年。从14岁开始航海算起，他已经准备了将近30年。他为这次航行付出了自己的青春。他对这次航行充满了自信。当然，他也有过困顿的时候，低落的时候，但那是在过去，可不是现在。1492年，历史属于哥伦布。
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当然，地球确实是圆的。但有很多人，尤其是牧师们，也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根本就不信这一套。1486年，哥伦布站在萨拉曼卡大学一个专门的委员会面前，接受专家和神职人员的审查。牧师们咄咄逼人地向哥伦布提出挑战。他们引用了《诗篇》第104篇中的一句：“铺张苍穹，如铺幔子。”在宗教狂热方面，西班牙超过了所有其他基督教国家。这个国家刚成立了宗教裁判所，任何被视为异端邪说的观点都会让其主人遭到迫害。有人相信地球是圆的，但不相信哥伦布。一个热那亚羊毛梳理店店主的儿子，自学成才的穷酸船长，凭什么自称能找到东方大陆，还要求封他为海军上将、新世界的总督，享有贵族的称号？
地球是圆的，并不代表哥伦布是对的。他向西航行去寻找东方大陆的计划完全基于狂热的信念和错误的计算。哥伦布热爱黄金，也热爱上帝。说起黄金，他就像在谈论恋人。哥伦布曾经说过，“谁拥有黄金，谁就拥有世界上他所需要的一切，同样也可以从炼狱拯救灵魂，重新享受天堂的快乐”。但是，如此贪财的哥伦布在觐见当时西班牙的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二世和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的时候，居然提出要用从探险中获得的取之不竭的财富资助一次十字军东征，从异教徒的手中夺回耶路撒冷的圣墓。国王和女王不禁相视一笑。人越老，越会对年轻时的信仰执迷。晚年哥伦布坚信他是被上帝选中要做大事的，还在遗嘱里郑重地写进了光复圣墓的计划。
哥伦布对地球的理解来自罗马帝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托勒密。他根据托勒密的理论，对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距离做了测算。哥伦布估计，印度地区的最东部与加纳利群岛之间在经度上差了135度，距离略大于地球周长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欧亚大陆之间经度相差180度，距离相当于地球周长的二分之一。如果哥伦布知道两大洲之间的距离如此之遥，他一定会打消向西航行的计划。哥伦布也有一些志同道合者。来自佛罗伦萨的一位医生兼学者保罗·托斯卡内利寄给哥伦布一张地图。他鼓励哥伦布，只要沿着北纬28度线一直向西航行，就会到达亚洲。但是，托斯卡内利的地图错误百出。
哥伦布对亚洲的了解来自《马可·波罗游记》。这可能是一本伪书。马可·波罗讲到，中国的东部有一个国家叫西盘古，也就是日本，但他并没有去过那里。马可·波罗是这么描写西盘古的：“西盘古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哥伦布远航，其实是一个离奇的错误创造出来的历史伟绩。没有几个人愿意追随哥伦布。1492年4月17日，西班牙的费尔南多二世国王、伊莎贝拉一世女王和哥伦布签订了协议。伊莎贝拉一世曾经说过，她甘愿典当自己的首饰珠宝，为哥伦布的远航筹款。但王室的吝啬和狡诈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西班牙王室转手把筹备任务交给了帕洛斯港，理由是帕洛斯港曾经犯过某项轻罪。王室命令，帕洛斯港要在10天之内为哥伦布提供两艘武装轻帆船，还要配备好船员。哥伦布则需要自己想办法搞到第三艘船。
这道皇家敕令让帕洛斯港小镇陷入了恐慌。小镇居民认为王室的惩罚是不公正的，而哥伦布的想法就像坐着热气球去太空寻找一颗新的星星一样不靠谱。被征用的“平塔”号船主想方设法阻挠哥伦布的计划。填塞船板缝隙的捻缝工故意磨洋工。船员们躲了起来，甚至有人逃走。西班牙王室不得不发布公告：加入哥伦布远征队伍的人可以免除刑罚。原本计划10天，结果准备了将近三个月。
出师不利。航行到第三天，“平塔”号发出遇险信号。船舵折断脱落，船还漏水。哥伦布怀疑是船主故意使坏，不想参加远航。所幸，经验丰富的“平塔”号船长用绳索临时固定好船舵。船队来到加纳利群岛休整。找不到新的船，只得给“平塔”号重新做了船舵。
1492年9月6日，哥伦布的三艘船驶出加纳利群岛，进入一片未知的水域。强烈的阳光如同尖刀刺向海面。鱼群无声无息地从船底游过。船的影子在海面下摇曳不定。在这之前，欧洲的船只从来没有航行到过这么远的地方。
我忽然想到，如果是一名哥伦布的水手，这时候，他在想什么？
◎ 转引自〔英〕理查德·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沈汉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 〔美〕爱德华·埃弗雷特·霍尔：《哥伦布传》，方华文译，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 〔法〕沙海昂、〔法〕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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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没有记载过哥伦布的水手的故事，他们大多都根据哥伦布本人的描述，把船上的水手视为总是惊慌胆怯，偶尔无法无天的群氓。
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过一位胆大心黑的水手：巴斯科·鲁涅茨·德·巴尔博亚。他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为“黄金国”传说发狂的冒险分子之一。他把自己装进一个木箱，偷偷上了一艘探险船，又用自己的胆识说服船上的水手，让他们跟着他去了巴拿马的伊斯特姆斯河边的达里恩，建造了一片新的殖民地。他的功绩是带着一队西班牙人穿过巴拿马地峡，找到了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他的结局是被自己的竞争对手，另一位更胆大心黑的冒险家弗朗西斯科·皮萨罗送上了断头台。
我想起了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白鲸》写的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海上复仇。“裴廓德”号捕鲸船的船长是亚哈，他高大魁梧，阴郁傲慢，从脸上到脖子到身子，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他的一条腿没了，装了用抹香鲸的颚骨制成的假腿。他的这条腿是被一条叫莫比·迪克的白鲸咬掉的。亚哈船长一心想要复仇，为此不惜追到天涯海角。最终，他发现了莫比·迪克，杀死了这条巨鲸。巨鲸在死之前撞向捕鲸船，大船和船上的水手，包括亚哈船长本人，都和巨鲸同归于尽，只剩下一位幸存的水手以实玛利，向世人讲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白鲸》的主角是谁？你可以说是那条神秘的大鲸鱼莫比·迪克，也可以说是亚哈船长。在文学史上，亚哈船长是一个谜一样的角色。该怎么评价他呢？他是一位悲剧英雄，还是一个反派角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可以算是一种高贵的、值得称颂的品质吗？如果不算，那么，忍辱负重，自甘退让，在愤懑中孤寂地度过余生，会让人肃然起敬吗？
《白鲸》里最吸引人的是船上的水手们。别忘了，“裴廓德”号捕鲸船上可不只亚哈一个人。亚哈船长还统率着一船水手。他们桀骜不驯，漂泊无依，孔武有力。每一位水手都有自己的故事。大副斯达巴克沉着坚定，有一颗虔诚的心，粗犷的外表下藏着一股柔情，那是他对远在家乡的年轻妻子和孩子的思念。他是个勇敢的水手，但痛恨冒险和逞能。对他来讲，捕鲸是为了生计，而不是为了复仇。和亚哈船长不一样，斯达巴克对海洋和鲸鱼充满了敬畏。斯达巴克酷爱喝咖啡。当星巴克的三位创始人为自己的品牌想名字的时候，他们选的就是《白鲸》里的这位大副。星巴克的英文（STARBUCKS）读音就是斯达巴克。二副斯塔布乐天知命，随遇而安，早已看淡生死。在和鲸鱼生死决斗的时候，斯塔布满不在乎地吹着口哨，哼着小曲。他的床边架子上搁着一整排装满烟叶的烟斗，到了床上，他就心满意足地一支接着一支，把烟斗全都抽完。标枪手魁魁格是个剽悍的蛮族人，看起来凶恶粗野，其实是部落大酋长的儿子。他有高贵的血统，犹如野生的乔治·华盛顿。他有泰然自若的智慧，犹如苏格拉底。他为了学习文明人的知识离开了自己的部落，在外面漂泊，好似隐姓埋名到欧洲学习的俄国沙皇彼得。水手以实玛利独来独往，酷爱海上的生活。如果有段时间不出海，他就觉得自己要得抑郁症。虽然到了船上，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水手，总是被船长呼来喝去，但他觉得这很对，因为“从形而下或者形而上的观点上”，人人都是这样那样受人奴役的。当水手自有当水手的快乐。以实玛利说，多数情况下，新鲜的空气总是先让船头楼上的水手呼吸，然后才轮到后甲板的船长。但是，船长却自以为是自己先呼吸到的。“老百姓在其他许多别的事情上也差不多是这样领导他们的领袖，而那些领袖却对此莫知莫觉。”
哥伦布的水手难道不是一样吗？我想，在哥伦布的水手中，一定也有斯达巴克，也有斯塔布，也有以实玛利，甚至可能会有魁魁格。“裴廓德”号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上了船，他们马上同仇敌忾。“有哪一条由大船拖着的小艇能停着不动呢？”
如果没有上船，你当然可以抱怨。如果上了船还有机会再下去，你当然可以旁观。但只要你来到并且必须待在船上，一切就变得简单明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不让船沉下去。风暴到来的时候，船上所有的人都要行动起来。舵手只能根据风势随机应变地掌舵。水手们要调整桅桁，该收拢篷帆就收拢篷帆，该升起风帆就升起风帆。船在浪里颠簸起伏的时候，水手要紧紧抱着桅杆，不让自己掉进海里。船舱灌进了水，要把它舀出去。风浪过后，要修补船身，检查设备，清理甲板。绝大部分航程，与其说惊险刺激，不如说单调乏味。再勇敢、再有远见的水手，如果最终上不了岸，也不是真正的赢家。
这就是水手的哲学。这种哲学就是一种祷告：
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
给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
赐给我智慧，分辨这两者的区别。
◎ 〔美〕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曹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
◎ 同上。
◎ 〔美〕赫尔曼·麦尔维尔：《白鲸》，成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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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祷告是美国神学家尼布尔在1934年撰写的宁静祷文。我最早是在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五号屠场》里读到的。引用完这段祷文，冯内古特在后面加了一句：
比利·皮尔格林所无法改变的东西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有段时间我反复在读《五号屠场》。冯内古特是个德裔美国人，本来是反战青年，珍珠港事件之后投笔从戎。他1944年参军，1945年被德军俘虏，关押在德累斯顿的一个废弃屠宰场。1945年2月13日至15日，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对德累斯顿发动了4轮空袭，投下3900吨炸弹，把这座城市炸成一片废墟。冯内古特躲在屠宰场的地下肉窖里才逃过一劫。战俘们从地窖里走出来，看到整个城市都不见了，就像月球表面，除了石头一无所有。石头热得烫手。
冯内古特一直想把这段故事写下来，但迟迟没有动笔。他害怕自己记得不准确，就去拜访当年的战友伯纳德·奥黑尔。奥黑尔的妻子玛丽对冯内古特很冷淡。她把冯内古特和奥黑尔带进厨房。厨房里只放了两把直背椅子，没有酒，只有一个玻璃杯。屋顶一盏两百瓦的灯泡，照得房间就像是手术室。冯内古特和奥黑尔聊天叙旧的时候，玛丽在厨房水槽边叮叮当当地敲打做冰块的冰格，发出很大的噪音。
冯内古特问奥黑尔，是我说错做错了什么吗？
奥黑尔说，没事，跟你没任何关系。
玛丽终于忍不住了，她冲进来气愤地质问冯内古特，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战争的书？战争中你们只是些不懂事的娃娃，但你一定会把自己写成男子汉，以后还拍成电影，让娃娃们看了热血沸腾，都想上战场。
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冯内古特举起右手宣誓，绝不会粉饰历史。他说，对你这么说吧，我把书名叫作《儿童圣战》。
冯内古特没有写出来《儿童圣战》，但他写了一部科幻小说。他让主人公比利·皮尔格林摆脱了时间链，可以自由地从一个时间点跳到另一个时间点。冯内古特让比利被外星人劫持，外星人把他放在动物园里裸体展出，还抓来了一位女影星做他的配偶。
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冯内古特写到的外星人的时间观。他说，这群外星人来自特拉法玛多星球。和地球人不一样，特拉法玛多人可以感知整体时间，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一次看到所有的时间节点。他们看到的时间不是像一条河流那样从上游流到下游，而是像绵延起伏的山脉，过去、现在和未来连在一起，同时呈现。特拉法玛多人是这么说的：
我们特拉法玛多人同时阅读这些信息，而不是一个接一个地看。这些信息之间没有任何特殊关联，但作家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裁剪下来，这样，当你同时看到所有这一切时，它们会产生出一种美丽的、出人意料的、深奥的生活意向。小说没有开头，没有中间，没有结尾，没有悬念，没有道德说教，没有起因，没有后果。我们喜欢我们的书，是因为能够从中同时看见许多美妙瞬间的深处。
这就有意思了。其实，人类的历史真的就像群山。人在山中，看不出山外有山，看不出山脉的头和尾，也不知道山的另一边有什么。2022年，我们不就在群山之中吗？
有一天晚上，当我刚刚躺下要睡觉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冯内古特明明经历过德累斯顿事件，为什么不直接写这段经历，非要写成科幻小说呢？是为了炫技吗？不，是因为他知道，越是真实的记忆，越是切肤的伤痛，越不好写。
我忽然有了灵感。我也可以把2022年写成一部科幻小说啊。不，我要写得更酷，我会把它写成一部科幻悬疑小说。
◎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虞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 〔美〕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虞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10
这个科幻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时间是2072年，距离2022年已经过去50年了。有一个女孩，是一名历史体验师，要做一个关于2022年的项目。
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历史体验师。
到了21世纪50年代，中国逐步推行了全民基本收入制度。无论年龄、地区和收入状况，每人每月可领100元新人民币。这笔收入足够保障每个人的衣食。20世纪的工作概念已经消失了，因为所有的人都痛恨“工作”这两个字。但人总是要找事做的，于是，到了2072年，人们会干三种事：职事、趣事和闲事。做职事的人其实就是找了一份工作。有人去工厂，有人管农场。职事的薪酬更高，也不愁找不到事做。闲事就是自己找个乐子。有人钓鱼，有人冲浪，有人想创造世界上年龄最高的做爱纪录。趣事介乎两者之间，而且做趣事的人越来越多。你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同时想办法用自己的兴趣爱好赚钱。
这个女孩做的历史体验师，就是一种趣事。大部分趣事都跟体验有关。历史体验师是带着人们回到过去的岁月，体验当时的场景。他们跟历史学家不一样。历史学家是一种职事，拿的是固定的薪酬，做研究，教书。历史体验师要自己设计项目，吸引更多粉丝关注，这样才能有钱赚。
女孩虽然只有23岁，却已是历史体验师里吸粉最快的一位。她对历史年代格外痴迷，设计的项目都是找到一个特殊的年份，还原那一年的历史场景，让人们去体会当年人们的感受。她有自己的哲学，她相信历史年份就像人，每一个都有独特的性格。她的客户既有游戏公司，也有电影公司，总之，她做一个项目就火一个。
为什么女孩要选2022年呢？因为，这一年刚好过去了50年，而且，也是她爸爸妈妈出生的那一年。她的爸爸妈妈同年出生，一个出生在深圳，一个出生在上海。
这部小说其实讲的是她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的故事。他们每一个人职业不同、性格不同，都带着时代的烙印，在2022年都遇到了人生转型的关键时刻。我的构思是，通过他们四个人的故事，把我采访到的事件串在一起。
所以，严格来说，这不是一部小说。他们四个人，是我采访的很多人融在一起塑造出来的。除了这四个人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之外，书里写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如有虚构，纯属巧合。
这个故事的悬疑之处在于：女孩的一个闺蜜跟她建议，让她参考一下《变量》，因为这套书特别强调现场感，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女孩去翻《变量》系列，别的年份都有书，唯独没有写2022年的《变量5》。但是，她找到了一条线索。《变量5》有个副标题——在中国这艘大船上。那么，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变量5》根本就没有写出来；要么，《变量5》写出来了，但没有流传。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故事里还有个男孩，一个又聪明又腼腆的科幻迷。是的，在男孩和女孩之间，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情愫，至少，对男孩来说是这样的。最后，男孩终于帮女孩找到了一本幸存的《变量5》。
如果你是个文学爱好者，你会在这部“非虚构小说”中读出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伊恩·麦克尤恩的《甜牙》和E.L.多克特罗的《拉格泰姆时代》的影子。
按照我的构思，《变量5》是这么开头的：
这是4月的一天，天气晴朗而寒冷。当她低头走进历史大厦的玻璃门时，他正匆匆地朝外走，他们几乎撞了个满怀。
全书是这么结束的：
女孩打开《变量5》，翻开第一页，读到了开头的一句话：“这是4月的一天，天气晴朗而寒冷。”
11
这将是一部构思严谨、在细节上精益求精的作品。我征用了很多高人的才华。举两个例子。
我想写女孩和男孩在咖啡馆里见面。2072年，他们会喝到什么样的咖啡呢？我问极飞的联合创始人龚槚钦。我知道他在高黎贡山种咖啡。龚槚钦说，哈，这太有意思了，我要好好想想，给我两天时间吧。
那天晚上，他就写了一大段话发给我。太有启发了。
2072年的咖啡是这样的：
她从角落里的橱柜中取出一罐楼兰咖啡。这是在2033年全球锈病爆发之后仅存下来的少数自然咖啡品种之一，像国宝一样被移植到靠近新疆星星峡的半封闭的山谷里，在干燥热风和湿润冷风交替吹拂下茁壮生长。戈壁咖农如同地下矿工一样在这里默默工作，远离喧嚣的外部世界。她手中的这一款楼兰咖啡尤为不同，它叫“雪芽”，据说在大雪初融的春天，一位咖农意外地发现在咖啡山谷外堆放废料的晒场上长出来了一棵咖啡树。每年春天，“雪芽”都是第一个发芽和开花的。
我想写在墙上挂的一幅画。这幅画应该是一幅名画，但又不像《蒙娜丽莎》那样滥俗。该选什么样的画呢？我去征求油画家尤勇的意见。这是他帮我挑选的一幅画：
这是一幅彩色铅笔素描，爱德华·蒙克在1905—1906年画的尼采肖像。这幅画不算很大，71cm×91cm。蒙克在尼采的侧面轮廓上勾了又勾，绿色的复线像网一样慢慢收拢。尼采蓬松的大胡子盖在光滑的下巴上，头发卷曲，如山起伏，如雾弥漫。这位19世纪末的哲学家坐在花纹座椅上，手托着腮，焦虑地凝视着什么。远处是两个窗户，窗棂是十字形，窗外能隐约看出有云穿梭。一道金黄色的阳光洒在尼采的身后。
为什么这幅画到了中国呢？接下来就是经济学的科幻：
这幅画原本收藏于奥斯陆博物馆。21世纪中叶，新能源革命爆发之后，石油价格暴跌。依靠石油出口的中东国家和委内瑞拉陷入了从未有过的经济危机，就连挪威也出现了财政赤字。一位海外华裔商人收购了这幅画。这已经是一个传统。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美国及其盟国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资产，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渐走上衰败之路。手上有美元的国家或富豪，都开始购买黄金，储备原材料，也有到处收购艺术品的。数十年后，中国很多镇上的博物馆里都能见到来自各国名家的真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