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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

作者:何帆 当前章节:15383 字 更新时间:2026-6-22 18:51

《变量2: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出版书)》

作者:何帆

内容简介:

“这套书的写作跨度是30年,我会每年写一本,一共写30本,记录中国历史上一段激动人心的时期。”——何帆。从1949年到2049年,中国将走完一个百年。中国的未来将取决于未来30年,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站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上,一系列重大变化将挑战我们的认知,何帆老师计划用30年去记录这段当代历史,意义非凡。《变量: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是何帆老师在2019年对中国社会细致观察的总结。在过去的一年中,何帆团队奔赴30多个城市,采访了200多位各行各业的人,把发生在中国当下的真实故事写进这本书里——南墙效应、代际革命、苟且红利、互信网、混搭时代。

这本书让你看懂基本盘,基本盘是那些哪怕失去了也还能再拥有的东西;这本书让你学会演化算法,演化算法是让你见招拆招的武*秘籍。你会看到,教育领域出现了更多的“微创新”,适应中国市场的企业将收获巨大的“苟且红利”,年青一代站在代沟的另一边,带来小趋势的突变,中国的技术创新正从四面八方集结,马上就要爆发……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变。看到基本盘,看到那些失去之后还能拥有的东西,这是你做出重大选择的关口。用演化算法定义生长。

目录

生于2019年

调查过失业的失业者

逃离委内瑞拉

好消息9坏消息

乌镇模式

演化算法

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一所可以通宵打游戏的学校

刘校长

黄宗羲教育改革定律

1T年职校

为什么这一代父母如此焦虑

汤敏的故事

南墙效应

穿女装的码农老板

杨超越编程大赛

全村的希望

饭圈女孩

河两岸

贫穷动力和嗨动力

接班人

莆m鞋

小镇之旅

断裂的循环

假货终结者

苟且红利

回头浪子

越南故事

中国是怎么上船的

从链条到网络

互信网

万里长城建造时

全球化绿洲

九又四分之三车站

卫星和火箭

一条长长的跑道

我和2035年有个约会

华为狼

混搭时代

丰田的故事

奋力游泳

十四亿分之一

这是我的30年报告系列丛书的第二本。

2018年,我启动了一项长达30年的研究项目。每一年,我 会用一本书,记录我实地调研的所见所感,记录中国从2019年到2049年这30年的变化。这30本书的主书名都叫《变量》,只是每一年的副书名不一样。按照我的写作构想,这30本书的体例应该都是一样的。在每一本书里,我会回答一个中心问题,提出自己研究这个问题的方法论,并按照我的方法论找到最重要的5个变量。

《变量: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记录了我在2019年的调研和 思考。我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我的方法论是:从演化算法解读中国经济的基本盘。这个方法论是我在去年提出的小趋势概念的延伸,在这本书里,我更清晰地讲到,小趋势就是基因出现的突变。我们只有了解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以及这种环境提供的选择机制,才能理解小趋势是如何变成大趋势的。只有那些最能适应中国国情的小趋势,才会被选择机制放

VI I变量

大,迅速地成长起来。

从小趋势和演化算法入手,能找到一种观察中国经济的新视 角:我们过去讲中国的优势,都说是规模优势,能够集中精力办大事。我看到的另一个角度是:在中国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出现“复杂红利”,而复杂红利会驱动演化算法。

那么,从演化算法的角度来看,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 盘呢?

一个国家不可能什么时候都有好运气。我们会遇到经济低迷、 保护主义、技术变革、贫富差距等挑战。当我们去审视中国经济的基本盘时,就要去问,假如我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东西,那些我们觉得是优势的东西,或是我们觉得很熟悉的东西,会怎么样呢?

在这种情况下,演化算法的作用就是以不变应万变。演化算 法中的5个重要招数是:试错、突变、适应、协作和混搭。我会从5个变量入手,为你解读这5个招数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我会讲到教育。在教育领域出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微创 新”,这些微创新并不一定是完美的,很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这些五花八门的创新避免了整个教育体制变得更加僵化。我也会讲到,这一代父母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变得无比焦虑,而这种军备竞赛式的教育投资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由于这种“军备竞赛”,久被诟病的应试教育很可能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还很难彻底改变,而且带来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凡是不可持续的东西都不会持续。危机是改革最好的动力。未来应试教育改革的真正动力来自全社会终有一天会认识到教育出现了巨大的危机。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这就是“南墙效应”在发挥作用:今天我们遇到的教育问题,会在未来改变教育的模式。教育,是演化算法中的一个“试错”案例。

我会讲到代沟。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在很多想法上迥异 于60后、70后和80后。从60后到80后,大体上都是一代人,这是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的一代。这一代人的驱动力是“贫穷动力”。而90后和00后已经感受不到生存的压力,他们的驱动力是“嗨动力”。我会讲到,这种变化会带来一场代际革命。我们的员工、顾客和子女,越来越多的人都会站到代沟的另一边悬崖上。这会对组织管理带来严峻的挑战。代沟,是演化算法中的一个“突变”案例。

我会讲到市场。中国经济面临一个巨大的断裂带:强大的生 产能力和旺盛的消费能力之间缺少一个桥梁。我们在2019年调研了中国的很多小镇,它们往往是某个产品或者某个产业在全国甚至全球的生产基地。在这些小镇,我们也能看到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呢?不是现在的“苟且者”,而是能够消灭苟且者的新生力量。我会讲到,中国经济的最大红利是“苟且红利”,也就是说,只要你比别人多付出一点努力,就会轻松地淘汰掉数不清的苟且者,从而赢得属于自己的市场机会。想要获得苟且红利,你不仅要认真,而且得是有信仰的认真:你

VIII I变量

要相信这个时代的进步,你要相信藏在自己心里的创造力,你 要充分地理解和信任你的用户。苟且红利,是演化算法中的一个“适应”案例。

我会讲到全球供应链。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仅没有 下降,反而在提高。中国的制造业不是对外迁移,而是对外扩张。但未来的全球供应链会出现变形,也会受到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等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我也会讲到,其实全球供应链已经从链变成了一张网,这张网将越来越依赖于各国彼此之间的信任。面对这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一个国家要更多地关注国内的社会政策,维护一国内部的和谐与稳定,而企业和个人需要更多地加强国际经济联系。在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沙漠里面,仍然存在着全球化的绿洲,这些绿洲连成一条线,就是新的“丝绸之路”。全球供应链,是演化算法中的一个“协作”案例。

我会讲到技术创新。新技术革命还没有到来,我们仍然处在 两次技术革命中间的高原区。混搭是这个时代技术创新的主题。混搭也是中国最擅长的技术创新方式。我们会看到,中国原有的工业和技术基础慢慢出现了溢出效应,曾经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已经内化到中国市场的血脉之中,而庞大、快速变化的市场不断刺激着技术进步。中国的很多企业会像当年日本丰田重新定义了美国发明的流水线一样,重新定义制造业,重新定义互联网,甚至重新定义新技术革命。技术创新,是演化算法中的一个“混搭”案例。

前言丨IX

我们的教育会绝地逢生,我们的年轻人会登上历史舞台,我 们庞大的生产能力和不断提高的消费能力会引爆商业创新,我们的企业会进一步地融入全球供应网络,我们已经并将继续重新定义很多从别人那里学到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失去了之后还能拥有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生于2019年

起初,她就像汪洋大海中的一条小鱼,但她是唯一游到彼 岸的小鱼。30年后,到了 2049年,当初夏的一阵细细的风吹来,当她在忙碌生活的间隙,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中,突然有一刻走神,回想起当初这段经历,她会感到得意,也会暗觉侥幸。那一天,天空非常晴朗,但也和其他晴朗的日子一样索然无味。当然,那是30年之后的事情了。现在,她面临更急迫的挑战。她需要一次转型。她在成长速度最快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一块温暖的水域里自由漂浮,体会着一点点膨胀起来的乐趣。如今,她的个头大了,开始感觉到来自外界的各种刺激。她所在的生存空间太狭窄了,她时常会感到一种压迫。她隐约能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光亮,也能听到高高低低的声响。她对外面世界的渴望犹如浪潮袭来,一浪高过一浪。关于这次转型,她犹豫了很久。虽然转型不过就是一次转身,但一旦选择了方向,就不能逆转一一据说,人生总是如此。终于,她下定决心,把身体翻转过来,头下脚上。这个姿势确实有点别扭,她有点不安地活动了一下身体。更让她感到不安的是未来的命运,一想到这个她就躁动不已。她要像朝日一样喷薄而出,她要像航船一样露出桅杆。为了安抚自己的焦虑,她学会了吃手。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她—边吮着自己的大拇指,一边告诉自己,要耐心等待。那一刻很快就会到来。

她是一个在母腹里待了7个月的胎儿。爸爸妈妈给她取名叫 “登登”。古人云:“从善如登。”毛主席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i其实,她最早的名字叫“灯灯”,电灯泡的灯。最初,爸爸妈妈还没有做好迎接她的准备,她就像夹在人家小两口中间的电灯泡。

登登的妈妈叫孙立婉。立婉生于1993年。那一年,中国取 消了粮票。立婉的老公闫数生于1992年,是她的大学同学。2018年,立婉刚刚考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博士生,闫数进了一家外企做码农。二人世界的生活刚刚开始,登登不期而至。

立婉老公的同事们都很吃惊:你这么年轻就结婚生孩子了? 他的主管已经30多岁了,在北京混了十来年,收入比他高,有房有车,可还是没有生孩子。立婉在北京有一群小姐妹,她们的大姐大是许扣扣。扣扣本科读中文,硕士读国际新闻,博士读经济学,博士后研究社会学。扣扣至今未婚,也没有考虑过生孩子,她每天快乐地“擔猫”。当然,扣扣并非拒绝结婚生子,她只是觉得,结婚生子并非人生旅途中必须首先打卡的景点。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到过这个景点,但他们可能去了很多其他的地方。立婉为了贴补家用,还在一家网上英语教学学校教孩子们英语。那里有个跟她年龄相仿的姑娘,辛辛苦苦做销售,一个月赚8 000元。她的老公也是码农,赚的似乎比立婉老公还多,当然也更辛苦。那个姑娘最近也怀孕了。老板一听,二话不说,就把她解雇了。

立婉和老公原来打算生个龙年宝宝,那意味着他们要等到 2024年才生孩子。刚刚测出怀孕结果时,空气凝重,立婉和闫数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扣扣姐拿了一张A4纸,咔嚓在中间画了一条线,让立婉在左边写好处,右边写坏处。坏处写了密密麻麻一大片,好处只有一个:年轻时生娃身强力壮。

为什么最后决定留下这个孩子呢?

立婉说:“我怕疼啊,不敢去做人工流产手术。要是怀孕的是 他,我肯定让他做掉了。”立婉脸庞圆圆的,说话很快,微微带点挑衅。

其实,真正让立婉下定决心的是她妈妈的一句话。她妈妈说, 如果你们都养不起娃,那谁还能养得起啊。

是啊,如果他们都养不起娃,谁能养得起呢?立婉和闫数从 小就是学霸,一路上的都是实验班。大学毕业之后,俩人一个到英国留学,一个到美国留学。立婉读的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闫数读的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立婉夫妇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两个年轻人的奋斗。在他们的背后,是两家父母的支持。两个家族,如同两条河流,汇合在一起,出高峡、入平原,星垂平野、月上东山。立婉来自福建建瓯,一个曾经偏僻贫瘠但在最近三四十年繁荣起来的小镇。闫数来自包头,一个原本辉煌风光但在最近三四十年逐渐没落的城市。立婉的父母白手起家,闫数的父母来自国企。无论经历的是起还是落,他们两家都抓住了机会,都是被挤上车的人。

或许,像立婉夫妇这样的年轻人,是最后一批被挤上车的人 了。这是中国最富庶、祥和的一代。如果这一代人都养不起孩子,那谁还能养得起啊。

这一代人,理论上乐观,现实中焦虑,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 是一种无力感。

立婉夫妇在上海有一套房,首付是闫数父母付的。他们还想 在北京再买一套房,立婉说:“那肯定还要父母扒层皮啦。”两家父母都盼望着登登的到来。产检和生产的钱,父母包了。立婉嫌在公立医院建档麻烦,直接选的是美中宜和,一家私立的高端妇幼医院。产检和生产的费用算下来,估计总共要7万多元,还能接受。月子中心住48天要十几万元,太贵了。立婉和闫数现在租的是一套四五十平方米的一居室,孩子出生之后,他们就会换到一套更大的房子里,房租肯定要涨。立婉的妈妈早已答应,会过来照顾她。生一个娃,就像是一次战争总动员,全家的人力物力都搭上了。

我问立婉:“假如有个算命师,知道未来的一切。假如你只能 问这个算命师一个问题,一个关于登登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你会问什么呢? ”

立婉想了想说:“我会问,登登有没有过上一种跟自己的兴趣 一致的生活? ”

登登长大后会是什么样呢?立婉也不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她内心里希望登登长大了做个科学家。闫数马上正色跟她说:“你可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

有一天,立婉和闫数一起上楼,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他们 互相望了一眼。闫数突然若有所思地说:“你知道我希望登登长大了是什么样吗? ”

他说:“我希望她能像扣扣姐一样。”

调查过失业的失业者

在2009年之前,中国只有一个关于失业的统计数字:登记失 业率。顾名思义,这意味着失业者必须自己到劳动保障部门登记。可想而知,没有到劳动保障部门登记的失业者就被官方统计忽略了。多年以来,不管中国经济涨落,登记失业率这个数字一直停留在4.2%左右。从2009年开始,统计部门开始尝试采用一种更为准确的失业统计,即调查失业。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的不同在于,调查人员要走进失业者的家里,一家一户地去问。

统计部门从2009年3月开始调查失业状况。李增永当年9月 考入北京市统计局。他是第一批参与调查失业者的统计人员。

我问增永:“第一次见到失业者,是什么感受? ”

增永说:“会感到很开心。”

怎么会感到开心呢?

原来,刚开始做失业调查的时候,统计局总是怕数据有遗漏。 如果每次去登门调查都能发现一两个失业者,恰恰说明统计工作做得很认真,那统计局就能放心了。增永说,他们见到一个活生生的失业者,就像狮子见到了猎物。

增永发现,失业者大多是北京本地人,外地人里失业者反而 很少。外地人要是没了工作,会立刻找一份新的,而北京人就没有那么迫切。政府给的活儿,比如看大门、在公交站维持秩序,他们都不愿意干,就在家待着,让家里的女人出去找活儿。增永还记得,有一次遇见一位中年北京男人在家抽烟看电视,客厅烟雾缭绕。他自称在一家公司上班,薪水高、工作时间灵活,所以想待在家里就待在家里。增永问他干什么工作,他支支吾吾答不出来。陪着来的居委会大妈都看不过去了,一出门就悄悄跟增永说,这肯定是没工作,要不然谁会上班时间在家看电视!

李增永出生于山东淄博高青县陈南村。一个山东农村的孩子, 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京城的公务员,这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在统计局工作的日子很快乐,也很惆怅。公务员的收入太低 了。刚进单位的时候,增永都不知道自己的工资有多少,他也不好意思问。第一次看到工资条上的数字,他倒抽了一口凉气。他刚入职的时候一个月1 800元,后来升了主任科员,每个月6 000元,再加1 500元公积金,一年的收入不到10万元。

增永离婚了。女方也是山东人,在北京的日子越过越灰暗, 坚持要回老家。他们原来买过一套房,离婚后房子归女方,房贷增永还要继续还,还要付孩子的抚养费。增永的经济负担陡然增加,没办法,换工作吧。

2015年7月,增永离开北京市统计局,进了一家互联网金融 企业。这家企业给增永开出的待遇是年薪30万元。增永进了这家公司的数据中心,办公地点在北京长安街延长线上的金地中心。这是一个高端写字楼,周围都是卖各种奢侈品的购物中心。这家公司的数据中心在金地中心占了整整一层楼。这里一眼望去都是密密麻麻的办公桌,不像统计局那样有一间间办公室,人们来去匆匆。同事之间不说话,大家埋头各干各的事。增永的工作是用大数据做精准营销。

这家公司叫e租宝。

在进公司之前,跟增永一起来应聘的一个小伙子说:“这个公 司靠谱不靠谱啊?说是做融资租赁,怎么查不到项目呢? ”增永还劝他说:“这么大的企业,不会有事的。”

这家企业很快就出事了。12月初,媒体上就开始出现关于 e租宝的各种负面新闻。按照公司领导的说法,这是竞争对手在造谣。

12月9日,增永还和往常一样上班,和往常一样下班。刚刚 到家,他就收到公司微信群里的通知:明天不用上班了,后天上不上班另行通知。事发蹊跷,第二天,增永还是去了公司。往日热闹紧张的办公室,如今空空荡荡。主管早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保安。还有几个员工跟增永一样来了,来了也没用。增永拿走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几位同事就在金地中心地下一层的汉堡王吃了一顿最后的午餐。大家互相安慰:应该没事吧,过一段时间就能回去了。

增永再也没有回去。e租宝的24名高管集体入狱,被罚款19 亿元。e租宝从2014年6月起步,上线505天,吸金高达747亿元,投资用户超过90万人,无数投资者的血汗钱灰飞烟灭。从7月到12月,增永在e租宝工作了不到半年。朋友打趣说:“你刚入职就搞垮了一个公司。”

原来这就是失业啊。这样的念头只在增永心头一闪而过。怜 悯自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他需要的是尽快找到另一份工作。当天晚上,增永就在猎聘和智联招聘上投出了自己的简历。很快,他又去了一家号称要做智慧城市的企业,但没待多久,增永就主动辞职了。有了e租宝的教训,他不敢在一家看起来不靠谱的公司长待下去。他想要找一个更传统、更可靠的行业。

2017年6月19日,增永进了一家房地产龙头企业:华夏幸 福。华夏幸福给他开出的年薪是53万元。增永上班的地点在三元桥南银大厦。整栋楼都是华夏幸福的办公室,而且华夏幸福在

10 I变量

北京可不止这一栋楼。在增永的眼里,华夏幸福是一个“高大上” 的企业:装修富丽堂皇,有自己的餐厅、咖啡厅和洗衣房,咖啡免费供应,据说还有自己的农场。职员大多毕业于名校,北大清华出来的一大把。华夏幸福的薪酬也很高。就拿增永所在的部门来说吧,头儿的年薪300万元,副头儿的年薪150万元,增永是他们部门里薪酬最低的。

当时,华夏幸福正处在扩张期。增永所在部门的任务是建一 个关于产业新城的大数据平台。人人摩拳擦掌,想大干一场:招人,加班,买华为的服务器。可好景不长。增永刚刚入职,华夏幸福的资金链就出了问题。大数据平台项目被砍掉了,增永他们着急想找到新的事情做。没事情做,一定会被裁员。但决定命运的不是你努力不努力,而是公司的钱够不够。增永是部门里第三个被裁的。2018年11月25日他被叫去谈话,3日离职。

增永又失业了。

在华夏幸福的那段时间,增永收入最高,但也最迷茫。同事 们大多是搞房地产的,跟增永这样的“理工男”风格迥异。增永发现自己常常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虽然收入不菲,但增永心里很清楚,这个工作并不能提升自我。50多万元的年薪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已经拿到了中产阶级的资格证。其实,自己依然无力而脆弱,就像一根迎风招展的芦苇秆。增永的一个朋友跟他说:“增永,你就是在为钱工作。”是啊,朋友说的一点没错。增永自己也知道,一个人只有找到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才能做得更投入,最终才能有更大的成就。成就感是增永最渴望的东西,但金钱是他最需要的东西。

接下来怎么办呢?

继续找呗。增永已经向几十家企业投了简历,但这一次找工 作比上一次更困难。增永对自己收入的预期更高了,但很多互联网企业不景气,能开出的工资反而没有以前高。增永已经去了十几家企业面试,都不理想。

我问增永:“你想过退路吗? ”

增永说:“我哪里有什么退路。要是钱用完了,人就全 崩了。”

我又问:“那你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个时间,比如说多长时间之 内一定要找到下一份工作? ”

增永说:“最多一个月。”

逃离委内瑞拉

一个国家由盛转衰、由治转乱,需要多少年的时间?委内瑞 拉的经验告诉我们,也许10年都用不了。

在荀春晖的记忆里,2014年是委内瑞拉局势最为动荡的一 年。2014年之前,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还行,旅游收入较高,外汇储备比较充足。2014年之后,国际油价下跌,委内瑞拉有一批外债集中到期,外汇储备一下子捉襟见肘。经济萧条很快点燃了政治骚乱。2014年的示威游行中有学生死亡,路上都是军车,打砸抢事件非常多,但2014年的骚乱美国参与很少,所以国际影响没有那么大。

荀春晖1984年出生于辽宁鞍山,现任宇通在委内瑞拉的业 务代表,也就是宇通在委内瑞拉的总经理。宇通是一家总部在河南郑州的客车生产企业。这是一家非常低调的企业,但从2013年起,宇通的客车销量就已经是全球第一。

荀春晖身宽体胖,身高一米八左右,体重应该在90公斤以 上。他肤色黝黑,看得出来经常跑外场。棕色衬衫,深色裤子,黑色皮鞋,皮鞋没打油,蒙着一层灰尘。他很健谈,但讲话时轻声细语、慢条斯理,不时露出当领导的人特有的那种微微抿嘴的动作,手势也很有领导的派头。

从2015年开始,中资企业陆续撤出委内瑞拉。宇通撤不撤? 宇通的老板汤玉祥说,委内瑞拉是长期市场,困难的时候帮人家一把,困难过后有了新的机会,人家第一时间会想到你。宇通想要在委内瑞拉做百年企业,做老字号。荀春晖说:“原来我们有20多人,现在还是20多人。客车是民生需要的东西,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派上台,你都得用吧。”

宇通的人还在坚守。虽然他们也知道这是个漫长的冬天,但 他们希望能够等到春天再次到来。

一个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如果一直生活在国内,

他对衰退和骚乱几乎是毫无感知的。委内瑞拉到底乱到什么程度 呢?荀春晖说,极端恶性的事件也有。2017年,陕西汽车的一个员工自己开着车和他媳妇到委内瑞拉的内陆去出差,结果在几十公里都不见人的高速公路上被绑架了。绑匪当着他媳妇的面儿把他一枪爆头。跟2014年相比,如今大规模有组织的暴乱少了,但游行示威很常见,人们见怪不怪了。不过,委内瑞拉现在的社会治安要比2014年差一些,偷偷抢抢的事情经常发生。华人餐厅和超市经常被抢,抢了就抢了,第二天照常营业。一家国企的经理告诉我,他们公司有一次换了一箱现金,让人护送到驻地,离楼门只有几十米时,还是被劫匪抢了。被抢的箱子里一半装的是现金,另一半装的是一头羊。劫匪乐坏了--头羊比一箱钞票还 值钱。人们开车出去,经常会在公路上被警察拦下罚款,所以中国员工都会在后备厢装一箱可乐,被拦下来就送。如果认识交警,逢年过节送一瓶威士忌,被罚就找他,管用。

今非昔比。过去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委内瑞拉人拿着护照就 能吃大食堂,有饭有面有肉有菜,现在却要到垃圾桶里找食物。能到超市买东西的人,是家里有积蓄的,或是政府、国企员工。

为什么委内瑞拉会变得这么乱呢?

荀春晖说:“这个国家没有太多纯正的委内瑞拉人,很多人的 爷爷辈都是外国人,他们很难有中国人对祖国的那种感情,我们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啊。"在委内瑞拉,一有风吹草动,很多人揣着两本护照——我爹是意大利人,他爹是西班牙人——拍屁股就走了。没走的都是走不了的社会底层。这个国家的人其实是闹不起来的,没有那个狠劲儿。2014年闹得最凶的时候也就是街头占领运动,他们坚持了一个多月就完了。就算是在街头占领的时候,到了周末,大家该聚餐就聚餐,该开派对就开派对,寻欢作乐完T,才继续闹事。

在别人的国度里,反而能把国家的兴衰和个人的命运看得 更为透彻。荀春晖感慨地说,一旦危机到来,富人还是富人,没啥影响,穷人一直就穷,也没啥太大影响,最痛苦的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以前想买什么香水就买什么香水,想买个包就买个包,想喝酒就喝酒,但是一夜之间可能就什么都没了。他想了想,补充说:"每一个地方都一样,社会要是乱了,最惨的就是中产阶级。”

2019年5月,荀春晖乘坐AF381航班,从加拉加斯出发,经 停巴黎,转飞北京。从加拉加斯市区到机场大概需要40多分钟时间。穿过一个隧道,两边是绵延的山丘,山坡上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都是贫民窟。快到机场的时候,能看到加勒比海,蓝天白云,还有一艘邮轮在海面上游弋。

荀春晖在机场的免税店里随便买了一些委内瑞拉国产的酒和 巧克力,然后拐进洗手间里。机场原本是不让抽烟的,但塞给门童一点小费,他就能带你到一个比较封闭的区域,抽一根。

从委内瑞拉到北京,大约要飞20多个小时。荀春晖找到自己 的座位,戴上降噪耳机,拿出iPad (苹果平板电脑),开始一部接一部地看电影。这样来来往往的航班,他已经飞了 12年。最早的时候如果能够回国,他心里就会非常激动,现在,他已经飞到麻木了。

当飞机在北京机场上空开始降落的时候,荀春晖揉了揉困乏 的眼睛,看了看窗外,心里想的是,落地之后要赶紧吃一碗面。

好消息9坏消息

登登憧憬着未来。未来似乎注定辉煌,但仍看不到一点微光。

增永回味着过去。过去原本像是到期就能兑付的汇票,到头 来却发现是一张找不到借款人的欠条。

春晖掂量着现在。现在变得更加变幻莫测,仿佛在高速公路 上突然撞进了团雾,瞬间失去了方向。

他们都一样迷茫。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描述2018年,那应该是:恐慌。

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坏 消息接踵而至:美国对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产品加征关税;美国下令禁止向中兴通讯出售产品;美国又宣布对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稅;特朗普再度加码,宣布对2 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随后又上调为25%。不仅如此,中美关系急转直下,反对中国成了在美国的新“政治正确”,几乎没有人敢为中国说话。中美会脱钩吗?会有一场新的冷战吗?没有人知道。

经济增长下滑。2018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6.6%,这是过去 10年来的最低纪录。资金链条断裂、经营成本上涨、政策前景不明朗,这让很多民营企业感到悲观。

事实证明,这都是过度恐慌。我去年讲过,不能低估特朗普 打赢一场贸易战的决心和能量,但不能高估他的战略判断力和执行力。我也讲过,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慢变量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进步,循着这三个慢变量,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这棵大树仍然在抽枝发芽,不断涌现出新的变化。换一个角度思考,即使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6%,但由于基数扩大了,保守估计,如今6%的增速创造出来的GDP也大大超过2009年10%的增速。$我讲过,慢变量是一旦打开就没有办法合上的趋势。中国还会退回到计划体制吗?那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描述2019年,那应该是:迷茫。

2019年,我们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好消息,什么是坏消息。

虽然2019年发生了很多事情,但选出其中的两件事,就能大 致把握这一年的脉络。这两件事,一件是华为制裁,另一件是香港事件。

2019年,贸易摩擦仍然硝烟未散,美国瞄上了华为。2018 年12月1日,华为首席财务官、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转机的时候被捕。美国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要求。2019年5月,华为被美国商务部列入限制进口的“实体清单”,理由是可能造成国家安全问题,华为则否认自己的通信设备有任何后门。但是,3个月后,华为推出了鸿蒙操作系统,作为安卓系统一旦断供的备胎。事后来看,会不会恰恰是美国的贸易封锁,反过来加速了中国的技术升级呢?

华为事件之后,很多专家指出要加强自主研发,大量资金涌 入芯片行业。但是,这会不会造成重复建设呢?会不会出现骗取国家资金支持的丑闻呢?如果芯片技术不再是未来主导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呢?如果技术本身构建不出整个产业的生态系统呢?华为董事长任正非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讲道:“从5G到核心网一系列产品,华为完全不依赖美国也能生存得很好。” 3这句话讲得非常硬气。的确,中国的发展已经不再受制于某一个国外的企业,某一个国外的政府,但是,离开了全球供应链,中国还能做得优秀吗?在全球供应链未来的变化之中,中国的地位是会上升,还是会下降呢?

2019年夏天,香港出现了示威游行,然后,示威游行演变成 街头暴力。为什么在中国的实力日益壮大、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人民自信心逐步上升的时候,反而会出现离心离德的暴力乱港事件呢?香港人到底觉得缺少了什么?香港机场和地铁多次被迫关闭,零售业和旅游业受到的冲击比2003年遭遇SARS (非典型肺炎)疫情时还要严重,有人甚至担心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一去不复返了。香港人最终会失去什么?

中央政府一直保持了极为克制的态度,绝大部分中国人对嚣 张狂妄的暴徒都感到无比反感。身穿黑衣,戴着头盔,蒙着脸,拿着雨伞,挥舞着美国和英国国旗的所谓“勇武派”,还有一批号称跟他们“永不割席”的支持者,阻断交通、占领机场、破坏公共设施。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了他们的立场一一这哪里是在追求民主和自由。没有愿景、没有纲领、对政治无知、对历史无感、没有更高的道德追求,甚至不懂得克制人性中隐藏的恶,这一代示威者的水平,刷新了新的底线。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香港局势至今还在可控范围之内。随着问题的暴露,我们逐渐能清楚地看到各方的身份、背后的博弈、事实的真相。就像一位网友所说的:“香港事件必定载入历史,它还能帮助我们从更立体的、横纵向结合的维度看待我们国家的发展,甚至人类社会这样更宏观的主题。” °

于是,华为不倒,香港不乱,会成为理解中国命运的两个切 入点。你会发现,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好消息有时候可能是坏消息,坏消息有时候可能是好消息。

我再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还是要提到贸易摩擦。细心的 观察者发现,中美贸易摩擦到了今日,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节奏:凡是美国提出出人意料的新的要挟,市场上一片恐慌的时候,反而是建仓的时候,因为要不了多久,特朗普就会把口气放缓;凡是中美之间似乎要达成协议,市场上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反而是出仓的时候,因为要不了多久,美国一定会在另外的地方找磴儿,带来新的恐慌。

另一个例子和2019年最热门的另一个话题有关,那就是消费 下沉。据说中国有十几亿人没有坐过飞机,五亿人还没用过马桶。这是个好消息吗?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市场潜力巨大?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你同样可以讲,中国有十几亿人没有买过LV (路易威登)的包,没有买过私人飞机一一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这是个坏消息?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高估了中国的市场潜力?居民收入增速还在下降,沉重的房贷压力让很多年轻人无力承受,收入差距仍然不断拉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期待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迅速提高?但是环顾世界,到哪里能找到一个像中国这样规模巨大、增长迅猛的消费市场呢?

到了 2019年,历史的河流突然变得湍急,绕过一个弯,忽然 飞流直下,跌落山崖。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涌动,礁石嶙峋。那些对历史缺乏敬畏的人,可能会撞上暗礁,粉身碎骨。有些站在岸边看热闹的人,也可能被卷入浪涛,再也回不来了。历史从来不分对错,如果你把视野拉得足够长,历史也不分善恶。历史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情感、行为形成的合力,这种合力反过来又会作用于我们每一个人。5

你其实知道这些,但你并不在意。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上班、带孩子、照顾老人。你觉得历史就像一团野火,只要不靠近,它就不会烧到自己。你错了。除了极少数与世隔绝的人,我们都无法逃避历史的洪流。你在意不在意历史并不重要,历史不会豁免你的命运,也不会豁免你的伴侣、你的孩子的命运。就像城里突然停电了,除非你是那个在山顶的茅屋里看星星的隐士,否则,你住在东城还是西城,你住在别墅区还是棚户区,都不重要。黑暗会在一瞬间吞噬整个城市。

你说,这不公平。

历史什么时候说过要公平?

为什么过去看起来熟悉而温顺的历史,如今突然变得不可 捉摸?

历史还是历史,但我们的认知模式出了问题。我们进入了一 个“新盲人摸象时代”。旧的盲人摸象故事告诉我们,一群盲人想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子,他们有的摸大象的鼻子,有的摸大象的腿,有的摸大象的尾巴,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感知真实的大象。我一直觉得,这个寓言故事是对盲人的侮辱。一个盲人,正是因为知道自己看不见,才一定会懂得谦卑,不敢妄自尊大。他虽然看不见大象,但会虚心地问明眼人。那么,如果是一群明眼人呢?他们自恃有眼,可能会变得非常傲慢。我所说的“新盲人摸象时代”,讲的就是明眼人反而不如盲人看得更清楚的故事。

明眼人为什么看不清楚大象呢?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大象变 大了。想象一下,如果大象突然变大了,大得高入云端,超出了一个普通人的视野,这个普通人可能还会自负地认为,自己能够看得清的那4条腿就是大象的全貌。再假如,由于这头大象变得太大,绕着它走一圈需要很长时间,很多懒惰的人就会只从自己

所在的位置去看。那么,站在大象面前的人和站在大象背后的人 都会以为自己看到的才是真相。

我在去年的《变量》中讲到圈层社会的出现。今年,我们更 为明显地感受到圈层对认知固化的负面影响。隔着一条河,我们的认知可能就不一样。那么,如果隔着一道海峡,甚至隔着太平洋呢?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年龄,彼此间的认知差异越来越大。我们在2019年发现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底层的人比高层的人看得更准,钱少的人比钱多的人看得更准,读书少的人比读书多的人看得更准,墙里的人比墙外的人看得更准。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许,就是因为底层的人、钱少的人、读书少的人、墙里的人更知道自己的局限性,他们就像盲人一样更为谦卑,而高层的人、钱多的人、读书多的人、墙外的人,更容易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傲慢和偏见,更容易被蒙蔽双眼。

明眼人之所以看不清楚大象,第二个原因可能是:大象变化 了。或许,大象到了海里;或许,大象到了树上;或许,大象学会飞了;或许,大象已经演化成一种全新的物种,但我们对这种新的物种一无所知。你的眼光决定了你能看到的事物。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不是天气的变化,而是气候的变化。

环境的巨变会带来物种的变化。比如,在距今约365亿年 的晚泥盆纪至早石炭纪之际,出现了一次物种大灭绝,80%以上的海洋物种灭绝。那么,如果你回到当时的现场,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一群一群死掉的鱼的尸体,还是会看到第一条上岸的鱼?

近些年来,我的很多博学的朋友、成功的朋友都在感慨,这 个世界错了。我们过去熟悉的那个世界不复存在了。2008年金融危机动摇了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改变了我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解;互联网重新定义了新闻;人工智能将重新定义工作。我们原本接受的教育,无法帮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出现的新动向。其实,这个世界不是错了,而是变了。据说,丘吉尔曾经嘲笑凯恩斯,说他总是改变自己的观点。凯恩斯反唇相讥说:“是的,事实改变之后,我的观点也会改变。那么,您呢?先生!”

事实改变之后,我们的观点必须改变。

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开头当属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篇。 《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是:“许多年以后,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面对着行刑队时,准会想起他爹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多年前的下午。”其实,更“牛”的是其后的一句话:“那时,世界太新,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名字,要提到时得用手指来指指点点。” 6

这个世界太新,我们还在用手指来指指点点,而且,我们还 在用别人的手指去指指点点。

欢迎来到一个万物需要重新命名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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